内容提要：既有的大国关系对全球治理影响的讨论往往聚焦于主要大国间或超级大国间，对其他类型大国关系关注较少。百年大变局下，“发展中大国关系”已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边际力量，将显著影响全球治理变革方向。
中国、巴西分别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长期坚持发展导向务实合作，通过密切沟通、扩大贸易、增加投资、尊重彼此意识形态等方式，成功打造了“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
全球治理视角下，中国—巴西合作增强了南方国家实力，提振了南南合作信心，推动了全球治理多元包容，捍卫了“全球南方”在国际关键议题中的立场，提出了符合“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治理观，初步展示了发展中大国关系对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影响。
中巴两国已确定“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双边关系新定位，在其中明确设置了全球治理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双方需更多务实合作，克服美国在拉美遏华制华的障碍，减少中巴经贸合作中的潜在风险，弥补中巴彼此了解的不足，进一步深化两国政治、经贸、人文关系，加强全球治理协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
关键词：发展中大国关系 全球治理 “全球南方” 南南合作 中巴关系
自1974年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长期坚持发展导向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在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全面向好，在彼此外交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即便是在被认为秉持“全力追随美国”理念的博索纳罗政府时期，中巴关系仍然取得了实质性深化。2023年卢拉第三次出任巴西总统，中巴关系呈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势。
2024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对中巴关系而言具有跨时代意义。年中，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对中巴关系做出重要论述：“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有着广泛共同战略利益，两国关系远远超越双边范畴，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及世界和平稳定具有示范意义”；中巴关系“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发展，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树立了两个发展中大国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典范”。
11月，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双边关系定位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目标直接置于双边关系的定位之中。这一关系定位与2024年里约二十国集团峰会主题“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一致，也与2025年在巴西举行的第十七届金砖国家峰会的两大优先事项“全球南方合作”“金砖国家间伙伴关系推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一致。这样的双边关系定位在世界范围也属罕见。2025年第四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共同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主张“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认为“中巴关系是发展中大国协作的典范”。
发展中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国际关系，会对全球治理产生哪些影响，能否推动全球善治？本文拟以中国—巴西关系为案例，探讨中国—巴西双边“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的形成、表现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意义。
一、发展中大国关系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边际力量
以往大国关系对全球治理影响的讨论往往聚焦于主要大国之间，或超级大国之间。近年来，西方战略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超级大国与主要大国、中等强国之间的互动，但往往将其视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竞争的一部分。国内外对“发展中大国”间关系及其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研究较少。随着全球南方国家集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实力显著增长，发展中大国自身及发展中大国关系都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边际力量。
（一）什么是“发展中大国关系”
“发展中大国关系”由“发展中大国”与“大国关系”两词组合而成。尽管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但国内外各界几乎一致认同，“大国”指已经具有强大实力（capability）的国家，尤其是指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上有明显优势，已经或随时能按照意愿（will）将实力转换成国际权力（power）的国家。国内外战略学术界围绕大国间权力对比，进一步发展出“超级大国”（superpower）、“主要大国”（major power）、“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等细分概念。
当世界出现一个权力远超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时，肯尼思·奥肯斯基称之为“主导性大国”。在中文学术语境中，单独使用“大国”一词时，往往指代超级大国。中国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对“大国”的界定与国内外各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大国关系”即大国之间的彼此互动。
国际上，对大国关系的重视与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431—404年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中国，相关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27年决定晋、楚、秦三个春秋时代大国关系走向的崤之战，甚至可以再往前追溯至公元前1200年前后商国武丁时期的商周关系。
尽管国内外各界对“大国”的认知高度相似，但对“发展中大国”的认知却出现了显著差异。在中国，“发展中大国”原指人口、资源等特定发展要素规模或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对中国当时的状况做出评价：“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 在国内学术文献中，“发展中大国”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频繁使用，当时主要指因人口、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规模大而发展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强调资源禀赋丰富带来的发展潜力而非实际权力大小，但如今这一术语包含了更多的实力与权力意味。
在英文语境中，至今并无一个术语能与“发展中大国”完全对应，较为接近的概念是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指已经具有较强综合实力且实力仍在相对增长，在一方面或几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如当下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随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差异性进一步加大，国际政治与战略学界也开始在表述上进行创新，称印度是“新兴超级大国”，与“新兴中等强国”相区分。
印度自身认同这一称谓，认为其自身实力已经超越了中等强国，尽管还称不上超级大国，但比中等强国拥有更多塑造世界秩序的力量。巴西战略学术界过去称巴西是“外围大国”，当前多自我认同为一个“中等强国”或“主要大国”。2023年卢拉政府提出，巴西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人权、科技合作等议题上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并以此塑造自身世界大国形象。
新的称谓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结合当今世界各国综合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站在国家分类视角，的确可以将“发展中”与“大国”进行组合：发展中大国应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大国”的双重含义，前者由人均收入、社会发展水平界定，后者主要界定国家已经拥有的实力或权力总量。
从人均收入等角度而言，“发展中大国”应处于全球中等及以下位置；从国家实力或权力角度而言，“发展中大国”应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有较高的全球影响力，能够对全球治理、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发展中大国关系即两个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当前，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大国”，并在对外签署的一系列联合声明中先后将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称作“发展中大国”。
（二）百年大变局下的发展中大国关系现状
百年大变局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整体提升，这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大国相对实力的提升。与此同时，发展中大国关系也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发展中大国间政治关系总体平稳但复杂多元。以被普遍认可的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四个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六组官方双边关系定位为例，其中至少有五组处在“战略合作伙伴”及以上级别（见表1）。
近年来，在未经事先协调的情况下，这些发展中大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持有相似的立场，如都呼吁乌克兰危机、加沙危机和平解决，而非跟随美西方对冲突当事方进行单方面的谴责或声讨。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发展中大国间的关系往往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发展中大国之间。例如，印度与中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对全球南方国家间应如何开展合作等全球治理方案也有分歧。
其次，发展中大国之间往往经济竞争与合作并存。如发展中大国间存在产业竞争，各国都需争取发达国家投资和全球消费市场。中国与印度之间在工业生产和软件服务上都出现经济角力。与此同时，发展中大国间货物贸易绝对份额小但增速较快。
1995—2023年，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大国之间货物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由0.1%升至2.4%，同期发展中国家间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由9.6%上升至23.9%，发展中大国贸易占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未来发展中大国间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有望进一步提升。
最后，发展中大国关系受到守成大国的密切关注。近年来，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特别是几个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崛起，传统美西方大国对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关系如何影响全球治理的关注日益密切。美西方大国普遍关注发展中大国之间能否形成同盟并对抗目前由其建构并主导的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同时还关注通过拉拢一部分发展中大国以制衡另一部分发展中大国的可能性。
（三）发展中大国关系影响全球治理变化的方向
目前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尚无统一的界定，已有文献的定义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定义最为宽泛，只强调实际影响，认为全球治理是一切有意识主动改变全球秩序、世界格局的行动，无论是否有明确的规则，也不限制参与对象。詹姆斯·罗西瑙提出，“（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明显相互关联。（全球）治理是旨在规范、维持世界事务安排的有意识活动，显然塑造了全球秩序。” 芬克尔斯坦认为，罗西瑙是在强调“全球治理就是全球范围内任何旨在‘控制’或影响其他国家或行为体的有目的活动”。
第二类定义强调明确的规则和规范。如迈克尔·祖恩在其著作《全球治理理论：权威、合法性与论争》中提出，“‘全球治理’既指跨国界的权威行使，也指超国家、共同认可的规范与规则，而二者在共同利益或跨国问题的基础上获得正当性。”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英国学者托尼·麦克格鲁、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等。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概念的界定多在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相对更加强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地位。
第三类定义强调参与对象的全球性。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天涯若比邻》报告中认为，“（全球）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管理事务的各种方式的总和”，强调全球治理不能只是国家政府间的互动，还必须由传统国家政府以外的机构和个人共同参与完成。
可见，三种定义都关注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等概念之间的高度联系，普遍将全球治理视为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动态过程。回顾历史现实，大国更有能力左右全球治理，进而影响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大国、大国集团的力量对比和关系变化构成了世界格局的重要基础，是国际格局变动的决定性力量。”
站在当下，从不同类型大国关系对国际格局、全球治理的影响大小来看，相较于其他类型国家间关系，发展中大国关系有望对未来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起关键作用，发展中大国也将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一方面，既有大国间关系难有转变。尽管大国间相互竞争形势短期内或有所缓和，但从中期来看，未来3～10年难有根本性改变，因此难以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边际变量。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大国实力显著提升，但单个国家力量相较于美国、七国集团等传统大国或大国集团仍较为有限，发展中大国力量如何组合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边际变量。
如果发展中大国能够形成相互间积极合作乃至更紧密的关系，就能更好地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反之，如果发展中大国间关系疏松甚至敌对，则一旦美国经济恢复元气，完成制造业回流、人工智能革命等关键经济事项，缓和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美西方主导的冷战后全球治理体系或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二、中国—巴西“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的形成与表现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无论从人均发展水平还是综合国力来看，中国和巴西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巴通过密切沟通、扩大贸易、增加投资、尊重彼此意识形态、接纳包容侨民侨胞、协作推进多边合作等方式，成功打造“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为其他发展中大国间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一）密切沟通，构建政治与战略互信典范
“政治互信”“战略互信”从20世纪末开始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场合中的常用词。战略互信指两方愿意与对方开展合作甚至自愿把自身利益的命运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巴自建交以来持续积极建设相互信任关系，双方认同自身与对方的全球南方国家身份，在政治与战略互信上具有天然的亲近，并在过去中巴各层次沟通与交往中不断提升，逐渐形成高度政治与战略互信。这一历程为其他发展中大国间建立信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中巴高层互访频繁，为两国政府间密切沟通和协调作出了表率。从1984年若昂·菲格雷多开启巴西国家元首访华至2025年卢拉访华期间的10位巴西总统里面，有8位是在任内到访中国。同期，中国国家主席也先后7次到访巴西。1993年，巴西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2004年，双方创造性地设立了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定期制定《中巴战略规划》《中巴执行计划》并持续至今，为国家间携手制订实施共同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更多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快速现代化进程视为本国发展机遇。巴西既没有像少数发展中大国一样得“红眼病”，也没有配合西方战略阻碍中国发展。巴西认为，“巴西必须尽快学会如何在一个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中运作”，越发重视对华合作并积极从中国发展中吸取经验。2012年双方进一步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彼此合作意愿进一步加强，合作内容进一步丰富。
2023年卢拉第三次就任巴西总统后，中巴政治与战略互信持续提升。4月，卢拉率巴西政商界领袖访华并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共同深化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特征的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中巴战略互信再次升级。
这一年，双方高层开始更多以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视野开展双边合作、审视双边关系。5月，中巴两国达成《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8月，习近平主席同卢拉总统就中巴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时强调，中巴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卢拉总统在评价中巴建交50周年时指出，中国是巴西主要的商业伙伴，对巴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巴关系在战略层面的成就超越了在商业领域的成功。9月，中巴借助联合国平台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十余个国家加入，两国在国际关键议题中进一步展现出高度政治契合与深度合作。
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前往巴西参加二十国集团里约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明确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拥有相近立场”。这些表述与此前联合声明中“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表述相比有了进一步提升。2025年5月，卢拉总统再次访华期间，两国进一步强调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中巴政治与战略互信升至新高度。
（二）扩大贸易，树立经济互补增长典范
中国和巴西不断增长的货物贸易往来表明，发展中大国之间存在长期可持续的大额贸易关系。海外观点普遍认为，紧密的货物贸易往来是中巴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巴货物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对华出口占巴西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2%升至2023年的30.7%（见图1）。
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15年成为巴西出口货物第一大购买国，2023年巴西对中国货物出口额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的2.8倍、第三大贸易伙伴阿根廷的6.2倍。2017年以来，巴西每年都从中国获得可观的贸易顺差。2023年巴西创纪录的 870 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中有483亿美元来自中国，占比55.5%。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4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巴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3.5%，再创历史新高。
对中国来说，巴西为中国庞大的人口与产业持续提供可靠、 高质量的资源支持。巴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农作物供给国和第二大矿石供给国。对巴西来说，中国是其农业、矿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及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2009年以来，中国常年购买的矿石占巴西全部出口矿石的38%～59%，近三年有进一步升高的趋势（见图2）。巴西某大型矿业公司人员曾向笔者表示，“尽管公司每周花费大量时间讨论除中国以外的矿石需求，但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具有同样潜力的国家。” 在新能源时代，巴西的矿业潜力有增无减，巴西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锂矿生产国之一，同时在铜、镍等清洁能源矿产上加大投入。在农产品贸易方面，2023年中国购买了巴西全部出口农产品中的39%（见图2），购买了巴西全部出口大豆中的70%以上。
（三）增加投资，构筑经济互助发展典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西方跨国公司长期成为跨国投资主导力量，是增强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削弱东道国主权与文化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中国对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并与时俱进投资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行业，越发成为受到巴西当地欢迎的海外资金来源，成为又一股驱动发展中大国间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
一般以2006年中资企业在巴西承建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巴西卡塞内天然气管道开工建设作为中国对巴西投资的标志性事件，将2010年作为中国加速对巴西大规模投资元年。2019年之前，中国对巴西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能源等传统行业基建上，如圣路易斯港、巴拉那瓜港等标志性项目较好地融入了巴西的经济活动。近年来，为响应巴西政府控制气候变化、振兴工业、发展高端制造业等目标，中国对巴西的高端行业、新兴行业投资项目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风力水力可再生能源发电等行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巴西税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已经在巴西金融、商业等部门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企业在巴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得到巴西政府与媒体广泛好评。
据巴中商务委员会报告，2007—2023年间中国对巴西累计投资金额达733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另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后，中国对巴西投资基本保持了每年2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但不同年份波动较大（见图3），这或与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巴西单笔投资金额大、大额并购重组案件多有关，也与近年来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波动有关。根据巴西中央银行提供的《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在巴西的直接投资存量7654亿美元中，中国实控投资金额为226亿美元，排在美、西、法、比、英之后，位居第六，在金额上已经和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老牌西方国家差距不大。
（四）尊重彼此意识形态，形成务实合作典范
对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大国来说，国内政治方向常有波动，但良好的发展中大国关系不应受各自国内政权更迭影响。中巴双方都能够妥善处理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共同维护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国内外主流观点通常认为，拉美左翼相比右翼对华态度更为积极。但这种观点将现实过于简化，难以准确描述现状。事实上，并非所有拉美左翼都亲华友华，不同右翼团体之间利益差异巨大，也不宜用“右翼”简单一概而论。就巴西而言，自中巴建交以来，无论左右翼执政，巴西各界高层与精英都重视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巴西对外战略受左右翼政治摇摆影响相对较小。在巴西，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一直保持相对独立，巴西外交部在对外政策上有较高话语权。过去十年，尽管巴西政坛出现了两次政治左右翼“大转向”，但双方辩论的焦点是移民、税收等国内事务，鲜有涉及对外政策。
二是巴西右翼对华态度较为务实。例如，尽管博索纳罗政府执政初期的一系列“右翼意识形态外交”一度造成中巴关系“风波”，但其影响也仅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博索纳罗执政不仅没有破坏中巴务实合作，而且采取了不少推动双方经贸人文往来的举措，令中巴关系在其当政期间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博索纳罗在2019年就任总统当年就率团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政策和‘一带一路’等国际倡议与巴西的发展政策和‘投资伙伴计划’等投资规划可能实现对接”的观点。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中国5G项目成功进入巴西市场。巴西政府也正常采购了中国安保设备。巴西军队虽然中右翼力量声势浩大，但仍在2024年邀请中国军队开赴巴西参加“弗莫赛行动”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此外，巴西右翼政党选票核心区是巴西东南部主要工商业“富裕区”，考虑到存在对华利益，很难认为该群体有实施实质性反华政策的动机。
三是巴西各界愈发重视当今中国的世界地位与作用。“对巴西来说，中国在本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增加无疑是 21 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近年来，巴西主要智库如瓦加斯基金会、应用经济研究所、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等都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尤其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经济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巴西也赢得了不少认同。巴西商界更加关注中国，如淡水河谷公司首席执行官柏安铎表示，“离开了中国，世界连‘半球化’都实现不了。” 而就在几年前，巴西很多精英还远不觉得中国对巴西如此重要。
（五）接纳包容侨民侨胞，打造民心相通典范
巴西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让旅居巴西的华人华侨社群对中巴关系发展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华人华侨是中巴经贸关系发展的先锋群体，他们通过产业升级、积极的人文交流成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分界线，可将在巴西的中国移民分为传统移民和新移民，新移民中又可分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赴巴西的台湾地区新移民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赴巴西的大陆新移民。大陆新移民传承传统华人职业，主要从事餐饮业、杂货业（含食品和日用百货）以及进出口贸易等。
据圣保罗华人介绍，正是由于巴西国家与社会对华人华侨高度包容，才有了许多大陆新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后来到巴西并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2002 年前后，不少巴西华商抓住中国轻工业崛起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机遇，通过从事小商品贸易成为颇具实力的商人。由于巴西社会对华人华侨的包容，以及华人华侨在巴西社会工作生活的良好表现，该群体表现出了对发展中巴关系的极大热忱。一位在当地从事20多年箱包生意的华商表示，希望子女能在融入巴西社会的同时，学好中文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便更好地在中巴之间从事经贸、文化活动，为中巴关系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六）携手开展多边合作，共促“全球南方”集体发展
中巴不仅注重通过加强彼此合作提升双方福祉，还越来越关注双边合作对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利益的潜在影响，逐渐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福祉纳入双边关系目标。双方既重视联合国等传统多边舞台，又在新的合作平台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金砖国家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中巴携手开展多边合作、共促“全球南方”集体发展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认为，自金砖国家机制建立以来，在中巴相互配合与支持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了中、印、俄、巴、南非五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与新兴市场大国间的经贸合作。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不仅致力于促进内部合作，还通过“金砖+”等方式积极为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支持。
2014年金砖国家共同设立的新开发银行成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建立并主导的全球性金融机构。新开发银行采取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不同的平权治理结构，即“不同股权出资、相同投票份额”等多项制度创新，尽最大程度保证各成员国权利，积极采用本币发放贷款，提升成员国货币地位。近年来，新开发银行逐渐吸纳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成为新成员，并为孟加拉国、埃及等国发放贷款。
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开发银行时指出，新开发银行应“放大全球南方声音，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走好现代化道路”。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芙表示，“新开发银行将坚定践行其指导原则和使命，持续为所有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新开发银行有着明确的机构宗旨，即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DC）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拨资源，而且不排除未来向“金砖+”及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发放贷款的可能性。2024—2025年，金砖国家机制完成新一轮扩员，将对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中巴双方积极推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助力更多有意愿的南方国家共同发展，这一模式目前主要在拉美地区推行。2014年，中国、巴西、秘鲁三国发表《中国—巴西—秘鲁关于开展两洋铁路合作的声明》，就共同建设“两洋铁路”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5月，三国进一步签署关于联合开展两洋铁路项目可行性基础研究的谅解备忘录，推进项目可行性基础研究。2025年4月，中方代表团先后与巴方和秘方商议项目具体方案，中、巴、秘三方合作的“两洋铁路”有望开工在即。
三、中国—巴西“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中国和巴西作为东西半球各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导向务实合作不仅构建了“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也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实力基础、合作方式、机制机构、议题设置和治理观念。
（一）增强南方国家实力，提振南南合作信心
中国与巴西通过密切沟通、扩大贸易和投资、开展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力基础。双方各界多数观点认为，中巴合作对促进各自国家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对全球南方国家间经贸合作起到了积极表率与推动作用。
回顾历史，中巴经贸合作开局顺利并高速发展，这在发展中大国间并不常见。从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如前所述，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更为复杂。在“全球南方”范围内，中巴经贸合作开展早、程度深，较早打破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障碍，在南南国家经贸合作中处于领先位置。早在1973年，巴西就首次对华出口数万吨铁矿。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其官网上显目位置标识“淡水河谷是中国的长期伙伴，是全球最先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的公司之一”“淡水河谷在两国建交前一年就向中国运输了第一艘货船”。如前所述，如今两国产业链通过贸易、投资等高度融合，已成为两国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推动全球治理多元包容，捍卫“全球南方”立场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西方的一批国际关系顶级学者和政府官员就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为了自身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并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制度反映了大国和富国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不符合普适性的伦理标准。近年来，中国与巴西积极协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多元包容改革。随着两国沟通日益密切，在面对重要全球议题与全球问题时，中巴两国通过开展双边协作，捍卫“全球南方”在国际关键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
在全球安全治理议题上，中巴长期协作维护“全球南方”立场。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上，中巴先后联合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在联合国成立的“和平之友”小组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响应，两国还签署并发表《中国巴西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中巴两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集中体现了中巴为解决国际重大安全问题，以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开展充分协作。
在全球经济贸易治理议题上，中巴联合其他发展中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借助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等组织与机制，倡导开放、公正、公平立场，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发声。面对2025年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在关税、贸易准入等问题上的霸权行径，中巴坚持共同立场并分别在多个场合予以坚决反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显示，2024年11月和2025年5月两国元首两次会面期间，中巴新增80多份合作协议，成为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外关税与贸易政策的共同强力回击。
在全球环境治理议题上，中巴在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开启多边合作行动，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发布《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等专业报告，坚决反击发达国家试图利用不公平的全球环境治理责任安排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企图。近年来，尽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巴两国根据气候变化治理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签订了《中国—巴西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确定了“构建可持续星球”目标，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进了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在全球金融治理议题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全球后，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国于2009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上共同提出“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反映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2014年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创立并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中巴积极推动双边贸易及对其他南方国家贸易计价和结算本币化，对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金融治理能力发挥积极作用。
（三）提出符合南方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观
经过长期磨合，中国和巴西在全球治理观上已经形成高度共识，既反对大国对外实施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也不支持新兴大国之间搞“结盟或对抗”。
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3年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巴西期间指出要“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治理，妥善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六大阶段性目标。
自20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阶段性缓和至今，巴西长期以“在国际事务上奉行自主”理念指导其对外政策，并将其视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式。2003年卢拉总统第一任期时，巴西提出“互惠互利的多边主义”，强调在各国互动及国际机制设置中应考虑绝大多数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利益，而非仅考虑少数国家或发达国家小集团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罗塞芙政府进一步发展了“良性的世界多极化”“包容的世界多极化”等概念，强调接受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的既有权力结构，但要求发达国家尊重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博索纳罗政府时期，巴西出现了对独立自主政策的摇摆以及对多边主义立场的动摇。2023年，卢拉总统第三次上任后再次调整巴西对外政策理念与实务，重新致力于通过独立自主与多边主义恢复巴西世界性大国身份与全球影响力。
2024年，中国与巴西在“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的已有成就基础上，确立“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关系最新定位，其中包含构建“更公正世界”与“更可持续星球”两大全球治理目标，令中巴关系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
双方通过特点鲜明的双边关系定位，向世界明确了中国—巴西发展中大国的全球治理观：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目的不是合谋成为新的霸权国家集团，而是要在政治上有力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经济上有效形成更多正外部性，促进世界长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四、深化中国—巴西“发展中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与挑战
尽管中巴关系如今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确认了通过发展中大国合作、携手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的宏伟蓝图，但中巴关系的未来发展仍面临潜在障碍与挑战。
（一）“特朗普2.0”将拉美作为遏华制华优先区域
拉美地区是美国争夺海外霸权的首个区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本盘与重要象征。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到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逐渐认为中国对其主宰西半球已产生实质威胁。当前，在拉美地区遏华制华已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美国的拉美战略已与遏制中国高度绑定。在拉美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欠发达的背景下，未来中巴关系、中拉关系将面临愈发复杂的美国因素挑战。
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等国最大贸易伙伴感到压力，提出与拉美国家开启“新的合作篇章”。“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曾派出多位高官密集出访拉美，污蔑中国在拉美行动“不透明”、搞“债务外交”、是“新帝国主义列强”，并推出“美洲增长”计划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政府为争取拉美国家及拉美裔的支持，大幅放宽拉美移民政策，实施《美国根本解决中美洲移民问题战略》等政策，并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拉拢拉美，称将比中国给予美洲“更实实在在的好处”。
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均将拉美议题与中国挂钩。美国南方司令部2024年度在国会所作《态势声明》中称“中国是来拉美攫取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华尔兹强调：“需要一个新的门罗主义，专门用于阻止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 同期，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麦考尔表示：“中国正在我们的后院发动进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侵入西半球所带来的危险。”
特朗普第二次胜选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美洲项目主任瑞安·伯格撰写长文《结束战略真空：制订一个在拉美应对中国的美国策略》，列举了钱凯港等中国在拉美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新政府立刻着手在拉美“夺回美国立足点”。
2024年12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登文章警告美国面临失去拉丁美洲的风险，要求“华盛顿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北京逐渐控制其传统势力范围”。特朗普先后提名长期从事拉美事务的“鹰派”人员鲁比奥、华尔兹任国务卿，提名毛里西奥·克拉韦尔任拉美事务特使。《美洲季刊》主编布莱恩·温特对此点评道：“毫无疑问，有不少拉美国家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关注感到高兴。” 然而，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即宣称“巴拿马把运河送给了中国”，意图“收回”巴拿马运河。
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务卿鲁比奥尤其强调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他在任职前接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时就曾声称，“中国用投资和贿赂困住拉美国家，让巴拿马‘效忠北京’，肆意买下铜和锂矿，不断在古巴扩大军事存在。” 正式就任国务卿后，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美国外交长期关注其他地区而忽视了自己所在的地区，听任问题恶化、错失机会，忽视合作伙伴”。
随后，鲁比奥第一时间首访中美洲，成为美国自1912年以来第一位将首访地选在中美洲的国务卿。他在危地马拉指责中国“痴迷于通过华为主宰电信领域”，并强压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倡议。2025年3月，鲁比奥再访加勒比三国，体现了其贯彻“美洲优先”外交策略的决心。新任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4月1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美国和巴拿马将成为‘合作伙伴’，共同遏制中国。”
遏制中国是今后美国对拉美战略的长期目标，为此美国国会两院共同提出了《美洲法案》。该法案是近年来美国首个系统性的美拉合作法律文件，意在全力对抗《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法案内容要求美国在电子政务联通、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全面加强美拉合作，特别包含了“对在华企业回流和近岸外包的激励措施”等章节，旨在引导美国企业将其中国供应链迁至拉美。该提案目前已进入国会贸易小组委员会评审，极有可能在2025年签署生效。
（二）中国—巴西合作成为美国重点关注对象
作为“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典范，中巴合作具有代表性，美国愈发担忧中巴日渐紧密的关系。
其一，美国认为削弱中巴合作将有利于阻挠中拉合作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美国将巴西列为美国对拉美战略的“关键国家”之一。美国重要媒体和智库广泛宣传“巴西不能把筹码全部押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正把自己塑造成美国和欧洲的可行替代伙伴”。美国在反思为何中国与巴西关系突飞猛进，而美国与巴西关系的发展却低于预期，同时不断加强宣传美国与巴西关系的重要意义。
其二，巴西对美国存在高度经贸依赖，美国在巴西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国长期是巴西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对巴西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远超其他国家。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截至2023年年末美国在巴西直接投资存量达879亿美元，当年对巴西直接投资总额100亿美元，且近年来对巴西投资强度有所回升（见图4）。巴西国内对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存在争议。巴西外交部认为，加入“一带一路”不一定能给巴西带来更多好处，但却更容易招致美国报复。正因如此，在签署相关合作文件时，巴方明确表示，这是一份加强双方合作的“协同声明”而非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
其三，美国对巴西政治影响力持久而巨大，对巴西精英对华认知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巴西国内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精英对美国的看法，还通过各类国际机构、培训项目等形成了支持美国利益的当地精英阶层。例如，巴西著名的瓦加斯基金会从创立到运营都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西圣保罗管理学院的大楼直接以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命名，美国与巴西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其四，美国媒体在巴西诋毁中国形象与中巴合作，恶化巴西民众对华态度。美国对巴西文化输出时间长、渗透力度大，二战后美国将巴西等拉美国家作为实践文化外交的“试验场”，以“道德外交”“人权外交”等话语拉拢拉美国家，主动培养当地民众对美亲密关系。如今美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巴西开展文化宣传，根据巴西受众的特点为巴西量身定制宣传方案。在圣保罗的主要街道和建筑中，随处可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英国广播公司（BBC） 等美西方电视媒体的直播与转播，显著影响了巴西民众的认知。据当地华人介绍，巴西媒体在报道中国内容时，除了纯粹的中国国内事务，绝大多数都是引用经过美西方主流媒体加工过的二手内容，包含大量经筛选包装后的信息，错误展示中国形象。
（三）中国—巴西经贸合作存在潜在风险
当前，巴西对中国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等持广泛欢迎态度，但不应忽视中巴经贸合作中的潜在风险。
一是中巴贸易关系有潜在脆弱性。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新兴大国间容易因利益分配而产生冲突。中巴贸易中的潜在变化可能引起对“不平等南南合作”的讨论，甚至可能引发对中国“发展中大国”身份的质疑。近年来，巴西对华货物贸易存在大幅顺差，并且巴西从中国获得大量直接投资，使得中国成为巴西的资金净输出方，这极大支撑了中巴关系。
但应当看到，这是建立在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高且中国外汇储备较为充裕的前提下，一旦巴西对华出口商品价格向下波动、巴西对华顺差减少，中巴关系难免受到负面影响。2024年，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滑等原因，巴西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仅746亿美元，较2023年大幅下降近1/4。随着2025年非洲西芒杜等铁矿项目投产，未来巴西主要出口产品铁矿石的价格或大幅下降，巴西外贸顺差将可能进一步缩小，从而影响中巴关系。
二是巴西警惕中国直接控制农矿业关键资源。2018年，博索纳罗在竞选时称“中国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正在买下整个巴西”“不能允许中国到巴西来购买土地和铌”。尽管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在巴西的农业土地购买量远远不及发达国家，但巴西国内仍广泛存在类似担忧。2022年以来，巴西愈发强调其核心矿业的开采和加工环节、跨国贸易环节等均由本国掌控，并颁布了相关法令。
三是巴西担心中国部分行业扩张扰乱其国内民生与就业。巴西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且反倾销执行率和反倾销税率都很高。近年来，中国与巴西民生相关的新兴行业贸易被重点关注，如跨境电商。巴西政府认为由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的超低价小商品直销缩短了巴西国内小商品供应链，冲击了当地从业人数众多的小商贩零售生意。因此，从2024 年 8 月 1 日开始，巴西对价值50美元以下的小额跨境包裹征收20%的进口关税，未来相关政策仍将趋严。
（四）中国—巴西彼此了解不足甚至存在误解
相较于其他地区国家，中国各界对巴西及其所属拉美地区的了解远不及与该地区紧密的经贸联系，与对美欧、日韩、东南亚等地区的了解相差甚远，甚至不如对中亚、西亚、非洲等地区的了解。这不利于中巴关系长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中国对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研究资源投入不足导致相关成果数量下降。在中国知网以“巴西”为篇名、以“政治”为主题进行搜索，共得到期刊文献2824篇，年度发文数量在2017—2020年达峰后显著下降，2024年仅有74篇，跌回2009年水平。以“巴西与中国”为主题搜索，2024年发文量仅为顶峰时期的20%（见图5）。研究数量的减少可能导致中国国内无法充分掌握巴西当地情况。
二是普通巴西人对中国文化多有误解。由于巴西在经历欧洲殖民后本土未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加之人均资源占有率高，因此巴西人很难理解当前中国人的工作生活状态，甚至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如中资企业的巴西同事对中国员工不带家属只身前往巴西工作感到疑惑，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冷酷”“过度关注工作”。这反映了中巴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亦使当地民众容易陷入部分美西方媒体制造的针对中国的恶意宣传陷阱。
三是普通中国人对巴西社会存在较多认知偏差，如“社会混乱”“动荡”“不安全”等刻板印象。以巴西贫民窟为例，其多由黑帮团伙等组织控制并隐匿了贩毒等恶性事件，但居住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底层劳动人民，知名球星贝利、罗纳尔多等便是从贫民窟走出。贫民窟（研究人员称之为“法维拉”）是当前发展阶段下巴西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着广泛社会认同，不应被“妖魔化”。仅通过网络不能准确认知巴西当地普通人的生活，里约热内卢600万居民中有20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此外，双方人员往来不够密切可能导致认知偏差。例如，2019年到巴西旅游的中国旅客不足7万人次，数量明显偏低，如中国每年赴土耳其出游有约40万人次。
四是部分中资企业未能充分适应巴西经商环境。中国企业不善于应用当地通行的商业方式开展业务。当地资深华裔律师曾向笔者表示，大多数中国公司仍然通过开会或借助使馆的途径来解决需要由大型政府公关团队进行专业处理的复杂问题，这限制了中资企业在当地业务的拓展，阻碍了中国在巴西影响力的提高。
五、对进一步深化中巴关系的思考
打造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需要更多实干。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巴双方需紧紧围绕“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作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善治。中国可采取协助巴西成为综合实力大国、增强双方政治互信与人文交流、加强全球治理实务协同等方式与巴西进一步加强合作，以此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实力上对国际霸权形成更多制约，在思想上对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形成更多共识，推动初步形成一个由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主导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逐步形成全球善治，最终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协助巴西成为综合实力大国
一是落实中巴已有合作文件，推动双方产业链融合。进一步扩大对巴西农产品的购买规模，扩大农业深加工合作；配合巴西化石能源增产计划，加大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购买，同时扩大对铜、镍、锂矿石等新能源矿产的采购，促成中巴企业建立价格长期稳定的供需关系；向巴西提供优质重工业产品，如大型车辆、重型机械、矿用设备等。进一步扩大中国工业企业对巴西投资力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对接巴西再工业化战略，加大对巴西新能源发电、电动汽车等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产业投入，灵活采用绿地投资、合资公司等多种投资形式。
二是扩大双边本币结算规模。建议摸排企业实际需要，组织双方企业与银行对接，促成中巴双方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鼓励重点企业在大额交易中尝试采用本币或多货币混合报价，如美元+人民币+雷亚尔混合报价，对使用双边本币的部分给予一定优惠；加大在外汇储备中对巴西雷亚尔的持有比例；对接巴西贸易金融面向亚洲的需要，在华形成巴西雷亚尔离岸市场，支持巴西在华设立雷亚尔清算行，鼓励巴西银行在华开展更多业务。
三是开展全球南方国家间三方合作。中巴两国可协作开展对其他南方国家的投资与援助，共同对第三国进行有效投资，加大对第三国当地配套投入及在当地利润再投资的比例。为应对全球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匮乏的现状，中巴两国可共同在非洲、中亚等区域开发矿产，参考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等项目中的多边开发形式，分摊各方成本与风险。中巴可共同培育全球南方国家统一大市场，提出南方国家间更加公正合理的贸易与幼稚产业发展规范，共同设计和实施对南方国家的援助方案。
四是协助巴西补齐军事短板。积极开展与巴西军队及军事院校的交流，加大两军人员互访及互派学习，组织与巴方或多方小型联合军演，接洽联合研发生产武器装备的可能。
（二）增强政治互信与人文交流
一是支持巴西国家核心发展战略与诉求。回应巴西经济社会发展核心诉求，响应卢拉政府在减贫、改善基础设施、扩大本土制造业、绿色发展等经济领域的核心关切，提供案例经验或成熟方案；加强两国财政、金融部门交流合作，相互借鉴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经验，相互帮助应对财政与汇率风险；促进与阿根廷、秘鲁等国家的三方对接，积极策应巴西推进南美及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行动。
二是加大中巴人文交流频次与深度，加大对巴西文化外交力度。积极开设葡语课程，推动文化相互了解和沟通；鼓励华人华侨在中资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对接当地迅速增长的华人教育需求，吸引华人华侨子女作为巴西籍华人回国留学或工作生活以感受中国的发展；支持中国学者加强与巴西地方政府、高校、智库等联系交流，不断了解对方最新观点和核心诉求，以满足巴西各地方最关切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的研究，鼓励相关期刊开设专栏、创办专刊，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科研机构人员前往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开展实地调研。
三是鼓励支持中国在巴群体深度融入当地社会。进一步鼓励在巴中资企业融入当地社区，通过开展扶贫、教育、技能培训等活动，深度了解巴西不同社区的实际诉求，构建中国人在巴西人眼中的良好形象。
（三）加强在全球治理实务中的协同合作
一是建立有关国际重大事务立场的事前协调、即时调整机制。如建立对特朗普关税政策、乌克兰危机战后重建、以伊冲突等国际重大议题的第一时间沟通协调机制，力争在多边表决前达成事前共识，为全球南方国家确立风向标。
二是推动全球组织与多边合作机制向中性制度及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改革。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就份额分配公式达成共识，共同提议增设亚洲办事处和拉美办事处；在推动世界银行改革中，共同提出更加明确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如致力于根除全球绝对贫困；共同推动更加科学、更具共识的合作项目，为项目完成度高的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加大对不守约国家的惩戒力度；共同推动联合国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金融治理权。
三是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争取国际融资。参考全球环境基金（GEF）、绿色气候基金（GCF）的经验，与巴西共同倡议设立“消除绝对贫困与最低收入保障基金”（EPAMIPF），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参照中国“以工代赈”经验、巴西贫民窟治理等经验，初期专注于用实体项目消灭全球绝对贫困，后期致力于防止返贫、提升全球最低生活标准等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