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自觉”是郑杭生晚年提出的标志性理论范式，也是他的学术生涯和理论创新工作的最好诠释。积极回应党中央对社会学的新期待和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宏阔实践，要求中国社会学通过增强创新自觉来践行理论自觉。增强创新自觉的前提是客观认识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成就，途径是通过观照现实需求、呼应政治思想、提供整体解释进行理论创新。创新自觉的核心是，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时代社会发展”带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提出并研究事关发展全局的理论新议题，如党领导社会发展与治理的体系、中国人的需求结构变迁规律、相对丰裕社会的治理方案、“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运行新样态、中国社会治理技术的理论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沉淀等，通过开拓学术新疆域将“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社会学各个领域。

关键词：理论自觉/ 创新自觉/ 新时代社会发展/ 自主知识体系/ 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王道勇(1978- )，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第27-34页

标题注释：2024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重点科研项目(24ZD005)。

社会学“理论自觉”是郑杭生晚年提出并全力倡导的标志性理论范式，他用自己一生的理论创新工作完美地诠释了“理论自觉”的丰富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承续“理论自觉”的学术精神，要求增强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自觉，更好回应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一、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提出与发展

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现代社会科学，社会学自西方引入中国后，就一直存在着本土化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是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吴文藻、孙本文、许仕廉等传统的社会学学院派学者，“让社会学为中国社会服务”一直是人们的最大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有关社会学学科自主性和中国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化。1982年，费孝通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1]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议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发展进入新阶段，“如果说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议题带有某种居于守势的自我辩护色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则具有更为积极、开放的进取姿态”[2]。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过程中，除了费孝通之外，郑杭生(1936-2014)及其倡导的社会学“理论自觉”贡献尤为巨大。

(一)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发展阶段及内涵

根据郑杭生的自述，可以将社会学“理论自觉”这一理论范式的提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式提出前的长期探索阶段，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08年。这一时期郑杭生进行了大量与“理论自觉”直接相关的研究，并且有意识地以“理论自觉”为自身学术活动的圭臬。在20世纪80年代，集中体现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社会学研究对象等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体现为他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眼光、本土特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全面系统地提出社会学学科本土论；在21世纪之初，集中体现为他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长沙学术年会上提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新命题。第二个阶段是社会学“理论自觉”命题的集中阐发阶段，时间跨度为2009-2014年。2009年7月，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会西安学术年会上作了题为《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命题。2010年，郑杭生出版了两部著作，即《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深化——“实践结构论”提出与“理论自觉”轨迹》和《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集中呈现了其数十年深邃思考的成果。在人生的最后数年间，郑杭生高度重视“理论自觉”，从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高度对其基本内涵和实践路径等进行了充分阐发。

从基本内涵看，郑杭生强调，“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即“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二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是“建设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3]。

从实践路径看，郑杭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研究路径是“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4]。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主要是对“两类挑战”(即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的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为此中国社会学要处理好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即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西方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评判”，对中国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认识”，对中国实践不断进行“再提炼”[5]。

郑杭生不仅是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最重要倡导者，也是最重要的践行者。郑杭生强调，“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思想集中表达了我的学术追求和抱负。”[5]他的学术人生和理论创新工作就是一个追求“理论自觉”的范例。他用30多年时间提出和论证的社会运行学派的“五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5]。具体而言，这“五论”都是在充分吸纳和反思中国和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都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共同构造出一种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思维范式，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新样式，让整个社会体悟到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魅力所在，有力增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新发展

2014年郑杭生逝世后，有关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化。这种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关于“理论自觉”的价值

这些研究集中在2014年郑杭生逝世当年、2019年郑杭生逝世五周年、2024年郑杭生逝世十周年、2026年纪念郑杭生诞辰90周年这几个时间段，众多社会学者通过出版专著、发表学术演讲或发表纪念文章的形式充分肯定了“理论自觉”的学术价值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引领作用。其中，在研究专著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气派社会学理论建构是一个不断“在自觉中批判”和“在批判中自觉”的理论创新过程[6]。有学者从解放(批判)的视角提出，理论自觉是社会学中国化并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认为秉持理论自觉的学术胸襟和理性态度是中国社会学处理古今中外关系的成熟表现，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繁荣的不二选择[7]。有学者在长期深入研究、继承和弘扬郑杭生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刻画了郑杭生作为理论自觉先觉者、倡导者、先行者、推动者的形象，以唤醒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自觉，助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8]。

2.关于“理论自觉”的运用

这些研究主要是将“理论自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运用到社会学各具体领域中。例如，有学者运用理论自觉的思维考察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派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构建等问题，并结合“定县再调查”强调农村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9]。有学者讨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自觉，并从理论自觉视角切入深入讨论了费孝通的理论创新历程[10]。

3.关于“理论自觉”的再创新

这些研究受“理论自觉”的启发，进一步提出了具有反思性和启发性的新命题。有学者提出“实践自觉”的命题，认为“‘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有益补充。增强实践自觉，要求社会学者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巨变，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11]。时至今日，有关“实践自觉”的讨论已经被公认为是对“理论自觉”最为成功的理论发展。有学者提出“表象自觉”的议题，即“在社会生活快速而大规模网络化、数字化的新形势下，网络表象已经成为网络实践或网络经验的重要内容，应当对网络表象做出积极的理论评析，实现清晰而广泛的表象自觉”[12]。还有学者基于“理论自觉”提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派自觉”[13]的新命题。

二、践行“理论自觉”要求不断增强创新自觉

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学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2016年和2020年党中央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方向性的指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14]344，要求“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4]345。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15]从这两次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功能发挥寄予厚望，要求社会学者全面把握社会生产生活的生动实践，提供更具确定性的理论新知，发展出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具体而言，中国社会学学科及学人需要扎根于巨变的中国和世界，探察出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和治理的基本规律，提炼时代快速发展的宏大理论议题，提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有效建议，全面回应当代中国的“人民之问”“发展之问”“社会之问”。

从行动的视角看，对“理论自觉”最好的继承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学的殷切期望为动力源泉，不断增强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自觉。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自觉”是“理论自觉”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实践自觉”的一种具体样态。所谓创新自觉就是指社会学者行动起来、社会学学科行动起来，承续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传统，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成就，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意志和行动进行新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沉淀，从而使中国社会学日益具备向全世界宣示自主性和科学性的理论自信。

(一)增强创新自觉的前提：客观认识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成就

郑杭生认为，社会学“理论自觉”的一个基本面向就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和别人的理论进行深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成果丰硕，对此应有更加客观的认知，既要充分认识既有成果之巨大，也要全面反思存在问题之要害，这是增强理论的“创新自觉”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构建中，中国社会学在基本理论和方法等层面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对这些成果要“高看一眼”。目前，有关费孝通的贡献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围绕社会发展主题提出了“社会转型”“社会运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等极具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对当代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科学判断和理论总结，在分支社会学领域提出了社会变迁“双轨制”“单位制”“项目制”“运动型治理”“文化反哺”等极具辨认性的理论概念及相关理论假设，提出并运用了口述史、结构-制度分析法、过程-事件分析法、强关系分析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与此同时，也应当承认，实践中的社会学理论创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例如，在社会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领导力量的作用分析不深入，对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党的创新理论关照不足，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精致化、平庸化和内卷化的问题，对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存在能动性不足、构建思路不清晰、知识创新零散化等问题。

(二)增强创新自觉的途径：在观照现实中进行理论创新

郑杭生认为，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首要任务和最终目标是努力建设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学所处的范式变革堪称学科重建以来最为关键的阶段，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成员理应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各展其长，协同推进基于范式变革的理论创新[16]。这就要求中国社会学直面理论创新现实，不断增强主动性，更加深切地观照现实，勇于进行更多的理论创造。

一是观照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发展成就，如彻底消灭绝对贫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些空前的社会发展成就需要社会学以严谨的学术理论进行科学的概括和论证，全面呈现出其作用机理与理论价值。面向未来，从一定意义上看，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置性要件，也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亟须社会学理论提供前瞻性、战略性、预测性的理论参考。

二是呼应政治理论。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提出并成功践行大量有关社会发展的新理论。例如，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并发展出完善的社会治理思想：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学问，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要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处理好活力与秩序、自治-法治-德治等基本关系；系统地构建起党组织领导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等等。这些已经为新时代实践验证其有效性的治理思想，是总结提炼形成中国社会学新理论的“富矿”。

三是提供整体解释。要从整体高度出发，将影响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全部要素纳入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思维框架。例如，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加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最重要的制度密码。此前，有学者已经提出要“将政党带进来”并形成了一些研究共识，而进一步从理论上全面解释“政党—国家—社会”这一主体关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基因及其运作机制，将推动政党社会学理论的大发展。再如，社会运行学派强调“治乱兴衰”是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新时代以来，“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标志性符号，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基础上的高度稳定，成功回应了“托克维尔之问”，证明所谓的“亨廷顿悖论”[17]并非必然的发展规律，打破了现代化的“转型悖论”[18]。从整体和宏观层面有力解释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善为，是中国社会学向世人展现其理论阐释力的重要契机。

三、创新自觉的核心是提出和研究宏观理论新议题

发问是构建理论的基础，提出理论议题是创新理论的基本途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抽象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场景，为社会学的理论验证提供了极为完善的实践场域。因此，社会学理论创新自觉的核心是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时代社会发展”带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提出并研究事关发展全局的宏观理论新议题，通过开拓学术新疆域将“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社会学各个领域。

(一)党领导社会发展与治理的体系

按照西方学者的契约论观点，社会是自治的，政党不能直接规划和领导社会领域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巴黎公社的运作时，讨论过一些人民参与治理的场景，列宁分析过人民民主和人民治理议题，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政党领导社会发展与治理的论述较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历代国家政权一直在参与基层治理；而“两个先锋队”的定位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部分的政党”，必须具有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主动。因此，研讨政党领导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必然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人的需求结构变迁规律

马克思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9]“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20]这说明人类社会正是在满足人的真正需要的过程中获得解放的。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社会学者围绕西方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丰裕社会”“健全的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物质主义”“风险社会”“好社会”等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概念，引导了西方社会发展趋势。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讲清楚了人民需要变化的新趋势。当前，中国人民需要的质量在迭代、需要的领域在拓展、需要的功能在位移，中国社会学应自觉概括提炼出当代中国人民的需要理论，如美好生活论；并以此为基础从总体上概括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如从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社会[22]，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沃土。

(三)相对丰裕社会的治理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讨论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论预设是“匮乏”。当前，中国正从匮乏型社会转向相对丰裕社会。可以预见，在共同富裕实现之前，丰裕中仍有匮乏将是一种常态，这要求中国社会学深入研究相对丰裕社会的运作规律和治理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治理方案的探索已经进入理论的“无人区”，因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处于第一梯队，通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的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给就业和收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并将彻底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这是一种并无经验可资借鉴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因此，探讨智能时代相对丰裕社会的治理将是一个极具理论生长力的研究领域。

(四)“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运行新样态

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组织状态可以简要概括为“解构—个体化—再嵌入”。当前，中国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传统社会关系解构的同时个体化明显加速，现在急需的是“再嵌入”。这种“再嵌入”可能并非真实的物理意义的再嵌入，而仅是虚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再嵌入，或者是心理层面的再联结。在这种复杂的“再嵌入”机制作用下，重新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如何运行?其行动逻辑、制度逻辑及背后的社会自运作逻辑等都是急需研究的理论新议题。

(五)中国社会治理技术的理论提升

在治理技术方面，中国社会学已经进行了不少创新性的提炼，提出诸如“简约治理”“上下分治”“多中心治理”“运动型治理”“技术治理”“压力型体制”“行政发包制”“锦标赛体制”“项目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选择性政策执行”等学术概念，这些学术概念都分别指向中国社会发展和治理进程中的不同问题，又共同绘制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技术的基本图景。未来，需要对其中有潜力的概念进行命题化连结，以概念为基础形成命题，将几个命题融为一个整体，进而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社会学中层理论。

(六)中国社会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沉淀

随着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强大的学科学术保障体系对这些成果进行制度化的沉淀。例如，在社会学史方面，要扩大中国社会学史的书写范畴，系统化地新增有关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史料史实及相关理论创新，让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叙事更好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全貌。在价值立场方面，要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倡导形成政治与学术交融的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具体而言，社会学者要突破政治理论与学术自由、价值中立与价值相关、道统与法统、“朝”与“野”等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树立“民之所需，我之所向”的价值立场，将个体的知识创造热情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人民需要变迁紧密结合起来，在参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在学科创新方面，要积极论证基于新时代社会发展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建设学、民生学、社会治理学、中国特色减贫学、共同富裕学等新学科是否成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现在就应当对这些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五脏六腑”建设展开深入的探讨。

理论创新极具难度，每一位学者个体的力量有限，但经过无数人的协力推动，经过无数次新理论新命题新概念的“提出—质疑—否定—沉淀”过程，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会持续增强，原创性社会学理论智识将更具吸引力，中国社会学也将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而达到空前的强盛。这些应当是郑杭生提出社会学“理论自觉”时最为期待出现的学术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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