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思想资源。社会运行学派认为，传统具有动态性、建构性、实践性三重属性，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根基和源头活水。“传统”从“现代的对面”到“活着的过去”和“实践的重释”的跃迁，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维度丰富了“传统”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本土文化锚点和价值共识基础。社会运行学派通过文化传承与群学发轫、命名政治与本土关怀、文明互鉴与中西会通，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激活、社会学学科体系架构的系统性设计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全球性对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脉络与内在机理。文化自信、理论自觉与知识自主，则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演进逻辑。

关键词：传统/ 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运行学派/

作者简介：杨发祥(1972- )，男，安徽宿松人，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领军人才，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应用、城乡社会学研究；汪熹成，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兰州)2026年第4期 第15-24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才项目“共同富裕进程中县域乡村振兴研究”(22VRC177)。

一、引言

在全球知识生产范式深刻变革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追求主体性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超越一般的学科建设范畴而上升为关乎文化自信、理论自觉与知识自主的时代命题。中华民族在独特的历史底蕴、自然环境和绵延不断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文化是衡量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尺。知识体系涉及知识本质及其生产和运用的理解，应突出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体系建构和实践导向。[1]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迫切需要一套系统可行的方法论路径，以解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结合与转借问题。然而，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尚未在本土经验和普遍理论、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学科建制之间建立起有效贯通，亟需突破长期以来的“翻译式”或“应用式”研究路径，实现从知识转译到理论创新的根本性转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P19)作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者，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创立社会运行学派，通过对古今关系的再认识，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重新发现传统思想资源在社会学理论构建中的独特价值，为如何有效开发利用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既避免了“古今比附”的生硬套用，又使传统文化精髓有机融入现代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之中，从而孕育出既扎根中国文明土壤、又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原创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谱系。“如果没有对中国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再开发、再认识，有历史厚重底蕴的中国社会学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理论自觉也落不到实处。”[3]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范式在本体论预设、认识论判断、方法论架构和价值论选择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二、“传统”概念辨析：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文化锚点与价值基础

在社会学视域中，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不只是时间性形容词。“传统”的本体论内涵在文化范畴的映射，影响其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效用。然而，文化社会学的既有研究偏重以文化为核心的变迁历程[4]及其对行动的释义功能。[5]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并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原点。

(一)“现代的对面”与传统的哲思：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体论阐释

语义学中的传统，指的是统绪世代相续[6](PP.355-356)，而经典社会学的“古今之辩”侧重突出社会对“传统”的排斥，这是一种将传统客体化的观念表征。现代主义者将“传统”泛指为“前现代”的符号，认为传统发生了断裂便产生了现代[7](PP.35-42)，即传统是现代的前序，从而使“传统”赋予了时间意义。现代性的本体论讨论，常常被置于“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时空分析框架中[8]。现代社会科学根植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对“人性”与“凡俗世界”的判断与探讨，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认知域和建构秩序[9](P135)。作为现代性研究的重要奠基人，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是不可侵犯和改变的规范，被固化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固化的传统形态与社会权威相关联，权力的合法性正是源于历史的延续性和人们对于既定秩序的默认[10](P364)。然而，“传统”是理性化必须克服的障碍，理性化本身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11]在西方社会理论中，现代性演进具有一种能够系统性反传统的独特性，并沉淀为一种文化性机制。帕森斯认为，传统是现代的完全对立面，传统被扁平化为落后者的代名词，现代化则具有显著的进化论意志，“分化”和“演化”成为脱离过去而促成社会进步的现代“化”的基本轨迹[12](PP.558-786)。可见，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传统被定义为现代性的客体，具有工具性价值和历史性传承的双重属性。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体论观点肯定了传统的连续性价值，认为传统具有超凡的卡里斯玛(Charisma)特质并延续至今，全面否定传统易使现代性漂浮无根。“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和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或内部的分崩瓦解而中断，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13](P4)在韦伯的传统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提出“实质性的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认为传统不仅没有断裂，还因其具有超凡的卡里斯玛特质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现代国家存在的一种表征，这类特质反过来又帮助文明国家巩固社会秩序。这种传统以社会共识的形式将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绑缚为一个整体，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转化为统一连续谱上的表征展演[14](P8)。由此观之，经典社会学对传统的理解充满宗教意味，这种对传统的眷恋实则夹杂着保守主义的偏颇[15]。西方社会学对传统的认知，无法脱离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语境，始终建立在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知识谱系当中，“传统将在无形的理性化进程中被消灭，人们保持传统只是出于非理性的畏惧，否则人们会偏离正确的行为”[14](P2)，这正是西方社会学理论脉络对传统客体化漠视的表征。

(二)“活着的过去”与传统的激活：社会运行学派的本体论超越

社会运行学派的传统观同样源自对现代性的思考，不同之处在于其敏锐捕捉到既有的传统正在经历现代性的变迁，超越了西方断裂性动力的连续谱。郑杭生认为，传统不是静止固定的，而是“活着的过去”。“传统”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的延续继承和变化革新，是现代性对世代相传文化的扬弃式建构和借鉴式互构[16]。社会运行学派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动态性、建构性、实践性等维度，重新阐释何为传统并激活传统，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社会学传统观的本体论超越。

传统的动态性属性，根植于社会运行学派对社会本质的系统性认知，即社会并非孤立的现代性建构，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相互贯通的连续体。传统源于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也是“现代”，甚至是“未来”，因为其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17]。以少数民族的传统仪式为例，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文化仪式彰显地方社会独有的文化，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传统仪式的异质性成为地方文旅融合发展的契合点，被重新演绎为“新的”传统并传承创新。传统的本质不在于其发生年代的久远，关键在于其是否依然能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实践中持续互动，是一个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连续过程[16]。

传统的建构性属性，在于传统作为社会运行的一种动力并非社会发展的背景性或是阻碍性因素，而是社会结构、制度变迁以及个体行动的建构性力量。传统和现代的双向互构，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供本土根基与创新动能。从本体论意义上看，郑杭生思想中的传统概念，本质上也根源于人类为适应环境和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文化的社会选择结果[18]。因此，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机制[19]。传统为现代性提供本土适配性基础，避免现代转型陷入脱嵌化困境。郑杭生认为，传统是可以“被发明”的[20]，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传统、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传统的实践性属性，突出体现在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与社会运行学派“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中。这种实践性强调，传统并不是书斋中的抽象关系，而是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重构本土智慧。如吉登斯所言，传统不仅代表社会“所做的”，而且体现为一种发展的应然方向与路径[21](P19)。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实践性即指为现实需求服务的创造性转化能力。传统“活着”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回应现实问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应局限于文化记忆的怀旧式呈现，而是通过与现代社会发展实际的有机融合，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资源，并在实践中得以检验与完善。“顶天立地”的“立地”，正是要立足中国实践，强调学术研究必须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而传统的实践性正是其能够成为社会学本土资源的核心依据[22]。从社会运行学派的传统观可知，传统与现代不是简单的对立，传统以各种方式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当中[23]。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概念既有历时性，更有复杂的共时性。

(三)“实践的重释”与传统的验证：社会运行学派的价值论选择

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本土的传统文化相关联，实际是通过确立知识主体性的方式来夯实知识体系本身[24]。既有的本土经验是传统和现实动态互动的产物，根植于中国社会独特而丰富的本土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语境中，对“传统”概念的社会学释义，无意走向还原论的理论回溯和文化怀旧[25]。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在于，通过激活传统的本土实践属性，通过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当下转型经验的对话，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价值坐标、理论内核和实践素材，实现从西方理论套用到本土经验提炼，最终通过文明互鉴实现知识生产范式转型。

传统概念的实践重释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共识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预设，以天人合一的全局性世界观替代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以关系性本体替代原子式个人主义，以变通互构的历史观取代线性进步史观。传统文化再阐释的核心，是将传统还原为“活的实践资源”。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25]传统中的差序格局、礼俗规范、家国同构的行动逻辑，并非僵化的知识要素[26]，而是深度嵌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影响个体行动选择、塑造社会运行秩序的实践规则。

从古典到现当代的西方社会学以单一连续统模式推演[27]。中国传统文化经验验证旨在走出“中国特殊论”以拓展本土理论的解释力。不同传统背景的基础理论，不问西东，均具有“地缘性特色”，因为理论建构者在其所在全部可见世界进行观察时，不可避免站在自身所处的特定时空中，以自身所处时空为圆心观察自认为的全部世界[28]。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语境下，本土社会学以传统文化思想解读中国经验，从理论解释工具再到以“天命自我”[29]“做工作”[30]等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气质的代表性研究。通过“以中释中”的知识生产范式，在分析中国本土经验时比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简单裁剪更有解释力和生命力。同时，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还需要从概念要素、分析路径和理论范式层面通过“以中释中”探索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以中释外”[31]。当然，我们在突破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32]时，必须时刻警惕“中国特殊论”的阐释陷阱。以文明互鉴反哺本土传统文化的内生性再造，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支点。

三、何以赓续传统：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脉络与内在机理

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生活规范和人生意义上的德性价值[33]，这是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的表征。在社会学知识生产场域，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应然逻辑的重要向度[34]。社会运行学派从如何给社会学下定义、社会学学科体系架构和全球学术对话等三方面，回答了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何以赓续传统的知识生产发问。

(一)文化传承与群学发轫：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激活

作为一门舶来社会科学，社会学在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之时，最先面对的是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与中国深厚社会思想传统之间的契合性问题。社会运行学派始终以中国传统群学思想为重要溯源，深度吸纳其经世致用的文化底蕴。群学不只是“合群治学”，更是对社会本质、秩序建构和治理逻辑的深刻洞见。社会学的本土开发是“言必称群学”。严复在《群学肄言》中认为，“群学者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35](P122)。严复译述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隐喻手法转译西方概念。严复之“群”与日本学术界的“社会学”译法各有千秋，群学的“群”思想与本土社会学以期抓住的中国社会传统的团体性意志高度契合。群学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社会的本质是“群”的集合，个体只有在群体当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群己”的互动关系直接启发社会学的元问题架构。社会运行的关键，正是通过纲常伦理实现群体整合，从而维系群体内部的伦序与和谐。这种本土传统思想资源，突出了中国社会“集体本位”的传统结构性特质，有别于西方社会学以个体为起点的理论预设和研究范式，是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中概念体系的主体性表征。

社会学本土化回应的深层次问题不止于论证“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实用性，更在于学术源流层面的中西古今辩证[36]。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建构不是停留在对群学思想的简单复古与文本解读，而是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思想资源以当代学术生命力。在本体论层面，将传统群学的核心预设转化为现代社会学的系统性认知，确立社会是多元互构的有机系统，社会运行学派关于个体和群体的辩证关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这一理论前提，突破了西方社会学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范式局限；在价值目标层面，将群学的伦理追求转变为强调“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一核心理论命题，通过界定社会运行的理想形态、核心指标以及实现条件，将传统文化伦理秩序转变为可分析、可验证的社会学范畴，构建兼具本土适应性和学术规范性的理论目标体系；在分析方法方面，社会运行学派吸纳群学的分类思想，构建基于群体边界的分析框架，旨在追求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秩序问题的科学”[37](P117)，中国社会思想发展脉络基本以回应“秩序”问题为主线[38](P110)。群学思想中的“能群”“合群”“善群”等构成中国社会学的传统文化基因[39](P18)。社会运行学派将传统礼治秩序中的规范，根据条件、机制、目标等环节，整合发展为制度建设、利益协调、规范引导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机制的有机融合。

(二)命名政治与本土关怀：社会学定义与理论谱系的系统性原创

知识要素的确立过程肇始于知识生产的命名政治。知识要素的创造性生产，是扎根本土、赓续传统的思想转译。社会学的命名政治，是对学科根本问题的定义权之争。如何在自己的传统场域中给社会学“下定义”，本质是一个带有政治性意涵的行动。伴随社会学学科重建与学科本土化进程，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情的关联性阐释奠定了知识体系的生长空间。

从孔德开始，实证主义社会学自始至终以排除哲学、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断确立社会学的“科学”性质。这种排他性的哲学式审查方式，将自己的元理论研究扔给哲学思辨领域，直接导致社会学理论根基和社会学研究相互脱节[40]，使社会学从学科诞生之初就难以确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起点。郑杭生认为，如果社会学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那么其作为一门有吸引力的、热门的学科的状况也不能持久[41]。基于对现代性的认识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断裂性判断[42](P38)，社会运行学派对社会学知识范畴进行了更契合本土传统的概念阐释，统括性明确了社会学思考的是现代社会的性状与变迁，研究原点是实存的众多个人和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再由元问题拓展至构建学科研究的元理论、元命题，突破了西方长时段的二元论思维定势，为以“互构”为底层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谱系埋下了伏笔[43]。所有的定义和命名行动都是有指向的，即对一个学科的基础概念的梳理和阐释，通过重新命名改变权力关系，建构新的意义世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命名霸权，成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

中华文明是一个将他者的痕迹内化为自身要素，同时又保持独特生机的生生不息的包容性、统合性文明[44]。本土关怀不是狭义的民族情绪表达，而是中国社会学命名政治实现原创性突破的合法性根基和价值锚点。郑杭生提出，社会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这一界定既承接了中国传统中重视社会整体和谐与动态平衡的思维特质，又赋予了其现代科学分析的形式。社会学元理论是社会学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的结构性基础，而转型中国的生动经验正是社会学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的现实基础。可见，中国社会学史不应被看作西方社会学的中国传统和应用史，学科自信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社会学知识气质共生的过程[45]。中国社会学独特的解释架构，取决于中西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细致差异。不管是冯友兰之“以家为本位”与“以社会为本位”思想，还是费孝通之“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比较，抑或梁漱溟之“伦理本位”与“集团本位”概念，再到谢立中之“非亲属团体”与“亲属团体”的辨析[46]，不同时代的社会学者就同一议题的代际论述，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具有文化根基的理论框架，凸显了中国本土传统在学科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中的核心价值。

(三)文明互鉴与中西会通：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全球性对话

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推动和引领世界社会学发展为目标，以增强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重大议题的能力为旨归[47]。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肯定。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方法，是古今贯通与中西会通[48]。社会运行学派认为，“中西”关系是理论自觉的三大维度之一[49]，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全球性对话，关键在于以“古今”关系的辩证辨析为根基，以传统概念的现代阐释为纽带，实现本土文化基因和全球学术视野的贯通。郑杭生在剖析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基础上，从特殊经验理论层面指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与片面性[50](PP.844-846)。他认为，从全球现代化实践来看，各国的现代化之路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51](P1)，反映到本土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各国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建构路径也同样是多元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秉持话语多元主义立场，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又保持知识普遍性，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而非纯粹的复刻模仿[52]，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前序工作是重构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的重构需要知识分子始终秉持中国立场，即基于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充分理解传统思想，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53](P47)。当然，在引入新研究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25]。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学者们往往习惯于以西方已有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化修正或拓展版为引导，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循环互动，来完成理论建构，这种研究路径的优势在于可延续既有社会学理论预设，约束和避免因经验现象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的纯粹经验归纳，同时不存在和西方社会学理论雷同的问题[28]。然而，知识生产过程应当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来看待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合理吸收西方社会学的优秀成果，既要有本土特色，又要有世界眼光，既要有前沿意识，又要有草根精神。当代学者应将整体性学术话语体系落实到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当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以获得国际同行的兴趣和认可，再从“元素性承认”逐步上升至“框架性承认”[54]。

四、文化自信、理论自觉与知识自主：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演进逻辑

任何社会发展都不是纯客体的运动，而是包含特定文化、传统以及价值的转型变迁过程。社会运行学派的研究表明，在厘清传统概念基础上，如何科学赓续传统、推动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创新，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议题。文化自信、理论自觉与知识自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螺旋上升，共同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夯实了思想基础。

(一)文化自信与传统思想资源发掘：理论自觉与知识自主的本土底色

文化自信是知识转化创新的起始根基和前进方向，而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就是对自身传统的价值链评估与现代性重构。对自身文明主体有充分的自知之明，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前提。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正式提出“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55]，明确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托。文化自信是实践推动学界在知识论层面的自觉创新，不论哪一种文化自觉，都是一种对文化主体性的反思。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能脱离学科本身的支撑。西方社会学是以西方社会为主体的，其理论预设自然具备西方历史文明的特征。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真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的主体性是如何在中国社会学中呈现的[56]。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分两步走，先是“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再是“社会学知识体系之在地传统的建立”[57](P20)。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且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以及伴随中华文明而生的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孕育了厚重的文化底色。既有研究将群学直接对标为中国古典社会学，认为中国自古本就有社会学[58]，无外乎是“社会学”和“群学”的名称注册不同和所处的文化孕育环境不同[45]。中华文化场域的儒释道文明以及外来文明的互动交融，共同形塑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独特的文明符码和本体性支撑。

中国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是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核心本源与研究对象[59]。传统的建构性本质是对自身文明叙事和自身发展道路的合法性论证。只有确立文化自信，才能推动基于自身传统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形成与本土适配的理论范式与分析工具。基于儒家传统“和合”思想，社会运行学派超越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二元预设，构建了社会系统协调论分析范式，提出基于“制度—文化—心理”的多维协调动态平衡机制，在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实现了充分的“理实结合”，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实践中持续焕发出时代活力，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本土底色。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确立文化自信，更深层的是回到文化的主体性核心，即回到社会学对人的思想研究[60]。社会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本身，把“人”带回知识生产的中心，重视传统民生关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投资于人”成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命题。

(二)理论自觉与中国转型经验提炼：文化自信与知识自主的本土关怀

理论是文化的一个分支，又是对具体知识的凝练。社会学学科的反思性基因让社会学本身和它的研究对象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阐释”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在重构自身的同时，也在重构它所诠释的社会生活领域。知识生产“化特殊为普遍”的前提，是我们需要认清“特殊性”的“世界由来”。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经验的知识梳理，常表现为“以中国作为方法”的知识谱系独异性[61](P3)。事实上，这种非中即西的简单二分，导致了知识世界中“非中非西”板块在学界的缺位[62]。理论自觉是文化自信向知识自主转化的关键中介。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理论自觉需要增强学术主体性与反思性，弱化边陲思维。作为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的标识性概念，文化自觉实际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觉醒，而理论自觉则力图校准转型经验的提炼方向，是破解“传统文化如何服务于社会学”这一核心问题的关键。

在中西方格局重大变化、新旧动能重大转换的时间节点上，社会学人要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做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最终形成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即形成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53](P40)。以“转型社会”的提出为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学术话语建构的一对理想类型。然而，在全球变迁的复杂现实中，社会转型的中间形态逐渐超越并模糊了传统民族国家界限。作为一种集传统和现代、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形态，亟需提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转型社会”概念[63]。这就要求我们摒弃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理论知识库的刚性不足，跳出中西二元的研究框架想象，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用自己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自己的国家，将学术问题与时代经验相结合，不断重构自己的知识传统。

“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学科中的特殊表现[64]，是从文化自信到知识自主的关键环节。学科自信不是学术自觉的简单承接与延续，关键在于突破对西方理论“二次阐释”的路径依赖。回溯近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与流变，真正具备原创品格和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历史传承和文献考据，而是始终根植于对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演变趋势的把握。当代中国正处在快速转型阶段，正处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三种形态并存且同步演进的关键阶段。对中国转型经验的提炼，既是理论自觉的实践要求，也是文化自信从情感认同转向实践认同的应然环节。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转型经验的理论化过程，本质上是将本土实践升华为普遍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是从“解释中国”到“贡献世界”的范式跃迁。以社会关系为例，中西方理论分析工具的差异源于各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验。关系性信任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信任形式[65]。标识性概念和关键议题的关联耦合，既不可割舍学科传统脉络，又必然扎根于本土文化沃土。

(三)知识自主与三大体系整体构建：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本土旨归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66]的思路。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遣词表达与呈现知识结构的语言载体，而学科体系是囊括学科发展史、方法论、学术研究等中层领域的集合体，三大体系共同推动自主知识的体系化。

基于马克思经典知识社会学思想审视的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应遵照实践的宗旨，立足社会发展实践，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67]。思想资源的“内外之别”，取决于阐释者试图回应的社会历史语境。学科体系的成熟完善，核心在于形成兼具本土适配性和学理系统性的理论架构和思维逻辑。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68]。谢立中基于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模型，将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互构论归类为外源性一般理论[69]。社会运行学派借鉴西方学科建制，但将思想资源和对话范畴均指向中国传统和本土经验。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回溯、梳理与再开发，不是要将其固化为区域性的研究资源，而是通过比较、对话不同文明的社会历史思想或是不同文明体系下的理论结构，避免让地方知识体系误入“自说自话”的困境，以期实现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从而使理论工具更有解释力和生命力。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赋予知识生产以独特的本土属性，推动概念从要素形式走向系统。在三大体系的整体构建过程中，社会运行学派形成了“元理论—宏观理论—中层理论”三层级的理论架构。从本质上看，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在于以文化自信为坚实基础的思想自主，使中国社会学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独立概念体系、成熟理论框架、科学研究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以实现自主地解释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引领中国实践，同时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存在两种认知误区：一是将社会学视为纯粹的西方舶来品，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视作前现代的、非科学的历史遗存，彻底割裂本土学术传统与现代社会学的内在关联；二是将传统思想资源简化为西方理论的本土注脚，以简单比附的方式完成“本土化”的表面叙事，实则仍未摆脱西方社会学的问题框架与评判标准。事实上，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定是一场以本土文明为根基的学术主体性自觉。只有扎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坚守本土学术底色，在从“化中国”到“中国化”过程中确立真正的文化自信[70]，才能形成彻底的理论自觉，最终构建起既能够深刻解释中国实践、又能够为世界社会学发展贡献新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历史纵深的标识性概念体系，是基于对本土经验的深入理解，而非简单挪用套用[71]。

社会运行学派的知识生产以理论自觉为核心，甄别分析传统思想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标识性概念和学科理论，赋能传统以新的学科意义。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日渐完善，无一不是对本土经验的深入理解，“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72]。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生命力是原创性，而社会学原创性知识的核心来源，无外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社会发展实践。只有扎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坚守本土学术底色，真正确立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经验开展原创性的理论创新，构建既能深刻解释中国实践、又能为世界社会学发展贡献新智慧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结着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思想智慧与实践经验，是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宝贵思想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内涵、方法与路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两个结合”通过连接传统与现代、联通国内与国际，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新时代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根本路径与力量源泉。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P17)。对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思想解放，可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传统[73]。传统文化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转型中不断发展变迁的。中国社会学需以本土关怀为根本锚点，从文化谱系的转译视角和动态视野，从社会学想像力到社会学悟性的基础性话语转化[74]，持续探索、提炼具有适配文化传统和经验现实的自主知识体系，在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之间克服“理论短视”和“方法固执”[75]，逐渐形成理论共鸣和理论涌现。

知识体系形成于特定的文化生态中，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作为经世致用的实践性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植于社会转型与发展，源自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感知。当前，中国传统与现代并存交织，对话传统不是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单向历时性研究，而是将“转型中国”视作中国社会学研究对象，超越一般“传统—现代”的二分思维定势，开展持续的共时性研究。

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构建，就是重新发现与激活传统文化的价值，将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在数智时代全面来临和世界形势变幻交织的当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面临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社会学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科技快速发展也在持续生成新的“传统文化”，并对社会学研究提出全新的命题。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为核心的是扎根中国本土，以中国实践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借鉴全球思潮，融通古今中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人类知识体系的整体理论谱系中找到自己的坐标，持续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文化自信到理论自觉，最终走向知识自主，构建蕴含传统文化气质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是辩证而和谐的。只有立足中国社会的鲜活经验，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西方社会学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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