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23: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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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  

   内容提要: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关 键 词:集体意识  社会团结  现代性  个体化  共同体重建 

  

  

   一、社会团结何以可能:集体意识概念的出场

  

   自近代社会科学兴起伊始,尤其是霍布斯提出“丛林命题”之后,学术界对“社会团结何以可能”这一议题就一直兴致盎然,并且形成了众多的解释学说。譬如,早期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德·梅斯特尔和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都以社会团结式的改良为其立论之基,只是在具体改造策略上主张迥然相异。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①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协同劳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结,②与此相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都是在构建一种社会团结式的理想秩序。此后,依据不同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以及研究范式,各种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不断出场,向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人们对社会团结这一主题不断丰富、深入的认识。

  

   在这一理论谱系中,作为西方社会学始祖之一和首位社会学教授的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的探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其189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涂尔干集中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分工和合作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集体意识”这一概念。从此,对集体意识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论探析就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领域。依照涂尔干的描述,集体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它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③集体意识“代表集体类型,故而也代表社会,因为没有社会它是不可能存在的”。④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意识,“有机关联”就会导致社会的解体。⑤因此,可以认为,集体意识是小至家庭、社区,大至职业群体、利益群体、社会阶级阶层,甚至是整个民族国家、国际性组织等这些社会共同体中,独立于个体而在集体层面形成的一种共同理解。集体意识在制度层面上通常会表现为一种物质力,它借助法律或纪律等形式来呈现,并对社会行为加以规范和调节。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西欧社会持续巨变,其变迁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涂尔干对于当时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前途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正是建基于他的一个基本判断:由于形成了超越了利益考量而在伦理层面沉淀下来的集体意识,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社会能够形成新的稳定的社会团结状态。

  

   在解释“社会团结何以可能”这一议题上,涂尔干使用的主要是“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等概念,这说明他是从“传统—现代”转型的视角出发来分析社会团结转型问题。涂尔干认为,“有人总喜欢把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社会与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对立起来看,认为前者具有一种道德特征,而后者只是一种经济群体,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⑦进一步,涂尔干指出,在劳动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型集体意识,如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等,可以推进大转型的社会顺利地实现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也就是说,“分工不仅变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同时也变成了道德秩序的基础”。⑧当然,涂尔干也不否认各种层面的集体利益如群体利益、阶级利益等在社会团结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从决定论意义上看,他更青睐于集体意识,认为集体意识所发挥的作用是最为基础的、最具决定性的。

  

   在涂尔干之后,作为西方社会学中解释社会学创始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提出了新教伦理促成理性资本主义秩序的议题。1908年,韦伯的好友、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提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How Is Society Possible)这一更为宏观的命题,使人们对社会团结问题的兴趣持续增加。此后,在有关“集体意识如何促成社会团结”这一问题上,塔尔科特·帕森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等社会学家在其著作中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述。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的生活年代和理论论述的时间跨度将近一百年,而且都没有形成专门的著作,因此身处不同时代的区隔感和理论表述本身的碎片化等,都导致人们对这一议题缺乏一个历史维度的系统认知。也就是说,很少有致力于构建“集体意识促成社会团结”知识谱系的努力。为此,有必要从团结角度出发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集体意识变迁史进行描绘,并且,我们期望这种描绘对健全当代中国的社会团结秩序有所助益。

  

   二、从西方实践中抽象出的经典集体意识

  

   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镇化和世俗化等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适应现代社会团结秩序需要的各种集体意识逐步生发,西方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凝练。

  

   (一)适应社会大转型需要的职业伦理

  

   在现代性拓展的早期,社会组织方式开始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社会如何顺利实现再组织化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议题。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继承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确立的分析传统,认为社会分工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事实,不仅具有经济意蕴,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重建过程。为此,涂尔干提出“职业伦理”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新生的职业伦理,与其他集体意识一起促成西方社会在大转型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规范的公共生活。

  

   经过深入探究后,涂尔干坚信,职业伦理在大分工的背景下一定能够承担起社会重组的使命。这是因为:一方面,职业伦理使职业群体的所有成员从中获得相互认同和沟通的关系纽带,职业分殊和社会分工“能使互有差异的人们结合起来;使互相分化的人们聚集起来;使相互分离的人们亲密起来”,⑨从而培植了他们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相互依赖与协作”的个体需要依赖职业伦理的约束,职业伦理“可以减弱和调节他们彼此间的竞争,使这些竞争不像今天这样,时常卷入像战争那样残酷的冲突”,⑩进而避免出现彻底的社会解组。也就是说,职业伦理也成为一种遏止个人利己主义膨胀、防止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肆意横行的道德力量。

  

   但是,职业伦理并非“社会团结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全解,因为职业伦理是基于具体职业而生成的,它必须有群体组织的保护,其权威来源于功能性的职业规范的要求,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基础。(11)涂尔干认为,考虑到不同职业间的规范和要求可能会相互冲突,职业伦理还需要与建基在对普遍的个人权利和共通人性的承认之上的、体现和维护个人尊严的“人格崇拜”或者说“人性宗教”相结合,即职业伦理要与公民道德相结合。(12)

  

   为了形成和维系职业伦理并实现与公民道德的有效结合,涂尔干对于20世纪初的人类道德教育及其制度化赋予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他认为,现代职业伦理建基于道德教育并以制度规范为表达形式,因此,要不断推进道德的世俗化,构成一个以纪律精神、牺牲精神和知性精神为主的世俗道德体系。也是自涂尔干起,如何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逐步地、进阶式地结合起来,从个体上升为群体,从群体上升为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甚至是全球,从而形成越来越高阶的社会团结状态,就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13)

  

   (二)适应理性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教伦理

  

   如果说涂尔干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集体意识这一概念并且从一般意义上将之具体化为可操作化的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那么与涂尔干几乎同处一个时代的韦伯的理论雄心则在于论证生发于西方文明的集体意识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韦伯期望传统宗教伦理现代化所形成的新的集体意识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团结的基本动力来源。韦伯对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以及对儒教、道教、印度教等世界主要宗教所进行的社会学讨论,都是力图向世人证明,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新教伦理”这一新生的最为重要的集体意识推动整个西方社会以团结的样态不断发展进步。

  

   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来发展生产,是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科学家思想的主要交汇点和交锋处。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资本家以极具冲突性的方式,通过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剥削、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来获取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非合作性的对抗型社会。但是韦伯却认为,资本家主要是通过“人世禁欲”这种具有明显团结意味的方式来获得资本。具体而言,受“命定论”的影响,信奉新教的资本家为了最终成为上帝的“选民”,与其他普通工人一样,都在“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14)但受禁欲思想的约制,资本家得到大量财富后却不敢享用,为了荣耀上帝就只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这是资本积累的根本源流。韦伯因此而欢呼,新教伦理通过强调命定论、天职观、恩宠论及入世禁欲主义等,以社会团结的方式提供了理性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两大基本要素——辛勤的劳动力与不断累积的资本。韦伯认为:“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15)因此,“当救赎意义及先知教示的内容发展成一种伦理之际,此一伦理原则上越是合理,就越能促成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16)韦伯甚至断言,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意识,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成为一种促成团结局面的集体伦理共识,而且也必将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巨大动力。

  

   韦伯一生并没有完成其理论宏愿,即论证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和宗教都不能适应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新教伦理”这一概念在其生前也没有在现实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反响。但韦伯去世后,在自认为承其衣钵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人的持续推动下,全球范围内先后形成了三次“韦伯热”,“新教伦理促进社会团结”这一观点得以普及。时至今日,“新教伦理”“上帝选民”与“山巅之城”等理念一起成为西方社会自以为具有先天优越性的基础性理念,也成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要完成上帝赋予其所谓的“世界使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适应晚期现代性发展需要的交往伦理

  

如果说前面两种集体意识是传统现代性即“第一现代性”的产物,那么“交往伦理”这一新生集体意识就是为“第二现代性”即晚期现代性而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社会急遽变迁这一全新场景,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遍及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抗争运动,如黑人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等,都使反思现代性的后果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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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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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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