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祥 周贤润: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谱系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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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郑杭生   社会学中层理论  

杨发祥   周贤润  

摘  要: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郑杭生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其社会学中层理论是宏观社会学理论的下行与应用。基于一种理论自觉的高度使命感,郑杭生及其学术共同体立足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实践经验,通过一次次深入调研,对其宏观社会学理论开展应用、检验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学中层理论。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内在结构。理论自觉、理论建构与理论应用,是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发展逻辑。开展郑杭生中层社会学理论谱系研究,对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思想谱系;学术史;社会运行学派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需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既要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又要有本土特质和草根情怀。作为社会运行学派的奠基人,郑杭生率领学术团队立足中国实践,先后提出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宏观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①,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②。本世纪初以来,郑杭生带领他的学术团队一次次深入基层调查,对其宏观社会学理论开展应用、检验和自我完善,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学中层理论,体现在他近十年来出版的系列研究报告中。这些中层社会学理论,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内在的逻辑关联,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都是与“五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谱系。


一、理论自觉与理论建构: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谱系结构

一般而言,社会学理论包括社会学元理论与社会学本理论这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学本理论是对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后所形成的一种规律性认识,既包括宏大理论也包括中层理论。而贯穿在元理论、本理论和经验研究过程中的是社会学家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即社会学的认识论。③1984年,郑杭生从英伦学成归国,即参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中来,为社会学学科的“合法性”正名做出了卓越贡献。基于一种理论自觉的意识,郑杭生大力倡导建构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展现出独特的理论抱负和不倦的追求。从总体上看,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谱系结构,主要包括社会学元理论、宏观社会学理论和中层社会学理论等三个层次。这些中层社会学理论,是宏观社会学理论的下行,来源于转型中国的鲜活经验,在多维视野与方法中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践行着理论自觉意识。

第一,关于社会学元理论的探讨。郑杭生毕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其思想谱系折射出其理论探索与现实关怀的不懈努力。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经历“文革”的洗礼,中国社会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事实,迫切需要社会学者对社会运行和学科建设做出科学回答。郑杭生通过论证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社会学元问题的全面探究,以及对社会学发展进程的梳理,对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积极回应,为社会学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④郑杭生立足现实,借鉴传统,把中国历史上前辈思想家们有关“治乱兴衰”、“去乱求治”等社会变迁与运行的管理思想,结合对当时中国社会运行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将社会学定位于“有关现代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在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的背后,是社会学家的元理论命题。一直以来,社会学元理论成为社会学的核心内容,要清晰全面地呈现社会学的结构层次和理论体系,元理论的探讨离不开对元层面的元问题关注,元问题涉及一个学科的根本和根基。从当代世界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动态来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元问题(meta-problem),是社会学的“阿基米德点”,亦即构成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及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或依托。⑤在西方,元命题是基于对社会学理论的不满,是对现有社会学理论危机的反思结果,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学理论缺乏实践的根基。⑥因此,“社会学元理论不对社会学问题作实质性的探讨,它主要是通过形式化研究来分析、检验和拓展社会学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社会学元理论可以通过利用审视、批判、革命等,使整个社会学学科跳出既定的问题域,实现‘波普式’的跨越;它甚至会使整个学科摆脱旧范式的束缚,实现‘库恩式’的飞跃,从而为学科合法性的基石更为牢固坚实。”⑦ “社会学元命题(meta-proposition/ meta-statement)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的、直接导源于元问题和元预设的普遍判断,也是关于社会学元事实之间关系的理论性陈述。作为元命题的判断或陈述,它是理论性的而非经验性的,并能衍生出其他社会学命题的陈述。”⑧针对西方社会学自现代性以来所遭遇到的危机,郑杭生通过对社会学元理论层面的探索性思考,突破了西方长时段的二元论定势思维,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从而开创了社会互构论的认识论传统。郑杭生没有停留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辨层面,而是把目光更多地聚焦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梁漱溟、潘光旦、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本土化探索,创造性的确立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这是社会学理论元层面和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同时为社会学本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价值取向与方法论基础。

第二,关于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社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快速转型时期,如何回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视角来做出阐释和回答。同时,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的社会学应该做出何种选择,也是关系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议题。正如曹锦清所言,社会科学表面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立场问题,即民族的立场。⑨中国知识分子从现在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摆脱出来,弱化边陲思维。郑杭生提出,中国社会学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既要走本土化、中国化之路,又要有迈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从开发传统中“建构本土”与“超越本土”相结合的特色之路,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提指明了前景。对西方的学说,提倡“学习借鉴,跳出国外”,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树立“顶天立地”的精气神,保持“前沿意识”和“草根精神”相结合的研究意识。同时,倡导学术研究要做到接“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才能对“中国经验”有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提升,最终达至“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郑杭生自198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创立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30年来,先后创立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五大宏观社会学理论,开创了具有东方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理论自觉意识日渐增强,为提升中国社会学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学术话语权不遗余力,彰显了一代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理论探索、应用和拓展的过程,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和梯次推进、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其中,社会运行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基石;社会转型论和学科本土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展开;社会互构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新境界;而实践结构论则是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新突破。“五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转型社会的理论概括,是立足于现实的,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成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出与宣传,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制定社会政策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⑩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是郑杭生在宏观社会学理论领域的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增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自信心,为建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垂范。

第三,关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探索。学科发展是为了更好的解释社会现象,促进社会研究,服务社会发展。从方法论角度看,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梳理,“理论自觉”思想是贯穿郑杭生“五论”及中层社会学理论命题的主线。在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形成了多个学科意义上的认识论传统。最早形成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与主观主义认识论建基于近代哲学的预设主义,至今仍是社会学家认识社会和构建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到20世纪中后期,基于哲学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形成了相对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传统以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和解构主义认识论这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由郑杭生等人提出的社会互构论以新型现代性为现实基础,对以上社会学认识论传统进行了批判性吸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社会与获得理论知识的路径。11

如何有效解释社会事实,中层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工作策略”,这也是理论自觉的实践表达。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中层理论领域的实践建构功勋卓著。他亲自带领学术团队,脚踏实地,深入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城镇和乡村等实地走访调研,形成了一批对经验现实非常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学中层理论。当然,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并不仅限于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在本世纪以来基于调查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探索。从历时性角度和中层理论的内在结构来看,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形成,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社会运行与中层理论的初创阶段(1984―2003),主要代表性理论有运行机制论、社会指标论、转型“度―势”论、共同理想论、社会阶层论、农村发展论、犯罪控制论和义利选择论等;第二,“理―实”互构与中层理论的成熟阶段(2004―2008),主要代表性理论有社会学深层理念论、社会化新论、社会学两维视野论、广义转型论、社会矛盾论、社会协商论、社会自治论、个体安全论、国家关系论等;第三,“理论自觉”与中层理论的扩展阶段(2009―2014),主要代表性理论有社会资源论、复合主体论、“国家―社会”论、合作共治论、社会建设论、社会治理论、利益协调论、现代民政论、同城化理论和城乡统合论等。⑫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核心和深层要义,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权,推动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稳步走向中心的过程。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体系建构,夯实了其宏观社会学理论的知识基础。


二、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关系建构

作为一种建基于中国本土之上的社会学中层理论,对转型中国的经验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本土特色与世界眼光,是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基本内核。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自觉的情怀,郑杭生指出,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建构中,必须面对和处理好“中西”、“古今”、“理实”这三大基本学术关系,从而提高“理论自觉”的基本功力。

首先,建构本土与超越本土:中西关系再评判。“中西关系”在三大基本学术关系中处于最前面,是一种支配其他关系的关系。中西关系的提出,是致力于社会学这门来自“西学”的学科,关系到中华民族独立和自信心的提升,以及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西方的产生和建立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者一直强调本土性的价值取向,强调“洋为中用”,从我出发。对中国社会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描述和理论诠释,是一种可资借鉴的价值取向。社会学中国化,应是要在“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中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才能真正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至高点。⑬社会学元理论、社会学二重属性论、理论自觉论、人权新论等中层理论,便是基于一种中西关系的视角所作的理论概括。

在中西关系上,郑杭生提出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批判反思、世界眼光等核心概念,阐明了中西之间开展理论对话的立场,成为中国学术话语概念的重要部分。中西关系的再评判,是“理论自觉”意识的一种先导。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中西方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强中弱”的世界社会学格局中,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自信心大为增强。中西关系的再评判,就是要在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建构中,“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⑭说到底,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就是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从而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⑮因而,对西方学说有分析、有识别的主体意识的确立,逐步打破了西方“学术话语”霸权,这对于弱化边陲思维,展现理论勇气,建构新的社会学世界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西学术对话和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中西关系的理念已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广为接受,并成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取向。

其次,开发传统与超越传统:古今关系再认识。中西关系的再评判,是古今关系再认识的基础。正如曹锦清所言:“现在东西方变动太快,目前我们都无法定下来。东西方关系的判断是梳理古今判断的先决条件。这个判断不稳定的话,中国人对自己近代的叙事就不能稳定起来,对未来的预计也会动荡。所以,国内思潮的混乱都跟这有关系,东西判断不清,古今叙事不明,大判断不明,很多微观研究无法进行。”⑯因而,“古今关系”的再认识,就是告诫我们要立足“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能一味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和分析中国社会,拔高甚至神化国外理论,这将使我们缺乏主体评判和意识转换,割离或遮蔽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资源。郑杭生站在历史和民族的立场,从中国的具体情境出发,既洞察过去又解释现在,既立足当下又回归传统,阐明了传统与现代的互构关系。新世纪以来,郑杭生多次提出与阐释了“古今关系”的深层内涵,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蕴含的“经世致用”、“治乱兴衰”、“去乱求治”等核心理念和思想资源,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而开发传统并超越传统。“传统―现代”论、社会治乱论等中层社会学理论,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灵感所做出的理论抽象。

从学术传统与学科发展角度看,中国社会学的传统思想资源可以分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这两大类。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学传统思想资源,关系到如何从中吸收理论养分,也关系到如何总体观照中西方的理论共性与差异,这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中如何开发传统的重要航标。传统是现代性话语的修辞。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如何正确看待自身传统显得更加难能可贵。郑杭生提出,开发传统,就是通过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重新建构来实现,即是以“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超越传统。例如,他综合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以及西方观点,对社会公平这一概念进行重新解读,认为社会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这一更可接受的社会学定义,为开发传统和超越传统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最后,立足现实与提炼现实:理实关系再提炼。“理实关系”对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逻辑关系的系统阐述,实现了中西关系与古今关系的有效链接。在理实关系的理论铺陈之后,理论关系并没有停留在抽象概括层面,而是更加立足现实,对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实践及其困境与挑战做出积极回应,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现实,使理论建构成为源头活水。郑杭生认为,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风险、熟人陌生化、价值多元化、社会急剧分化和环境恶化等“社会事实”,所有这些正在发生或已然发生的社会事实,都是“在一个具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千年文明的巨型大国中发生的。”研究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离开了中国这个社会转型的现实,都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提炼或理论解释,都是从这样那样的经验事实和实地调研中总结、提炼而成的,从而避免理论的“无根”性。社会学深层理念论、社会自治论、社区建设论、社会治理论等中层理论,便是从理实关系的视角,基于转型中国的社会事实所提炼出的理论命题。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大背景,郑杭生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亲自带领学术团队深入到地方和部门以及城乡社区,通过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总结并提炼出基于地方经验和部门层面的社会建设理论。在城乡社区层面,通过走近“历史现场”,从“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自下而上”的基层经验中,发掘并提炼出一系列社会学中层理论。典型的有“杭州‘复合创业主体’或‘复合治理’的经验,郑州推进城市现代化‘三化两型’,广州深圳和谐社区建设理论,以及北京的‘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⑰郑杭生认为,从鲜活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提炼,必须具备学科前沿意识和草根情怀这两个基本素养,二者缺一不可。“缺乏前沿意识的草根情怀,往往是狭隘的;而缺乏草根情怀的前沿意识,则往往是无根的。”⑱只有草根意识和前沿意识兼具的理论提炼,才是符合“从现实和实践中来,到现实和实践去”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才能避免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后面亦步亦趋,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创新和学术特色创造。


三、理论应用与学派传承: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实践探索

社会学元理论和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中层理论的思想基础;转型中国的鲜活经验,是中层理论的现实基础;而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传承,则是中层理论的团队基础。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体系建构,正是因为在实践中不断提炼而成,又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检视、验证和完善,才具备了常论常新的魅力。理论应用与学派传承,标志着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自成一体。

第一,中层理论与中西方经典理论的对话。“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创新话语,创造特色”,是郑杭生“理论自觉”意识在理论建构中的生动体现。如何在理论建构中,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既能同中西方经典理论展开对话,又能很好地解释本土经验现实,是一种理论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标尺。正如杨念群所言:“我们尝试着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梳理出若干可以作为‘中层理论’依据的古典概念,其目的是尽量回避盲目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规范概念所导致的理论偏失,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味地拒绝西方观念的借鉴和利用,否则就会陷入传统主义抱残守缺的僵化困境。”⑲郑杭生及其学术共同体,根植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轨迹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本着站在中国的立场借鉴国外,跳出西方的理论思维,反思性地提炼出自己特色的理论观点,用西方经典理论的精华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建构出中国气派和世界眼光兼具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经得起实践与事实、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派所具备的软实力。

郑杭生宏观社会学理论比较自觉地同中西方经典理论有效地开展了学术对话,其中层理论更是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具有解释力的基本假定”,就是一套可论证、可检验的“中层命题”。在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建构历程中,郑杭生同他的学术团队,本着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敏锐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将其放置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比较,从而对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做出具有解释力的基本判断,对宏观社会学理论加以深化,形成了丰富的中层理论体系,并逐步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些中层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推进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推动了学术和学科的发展。”⑳例如,治理理论的研究要以“中层理论”为现实抓手,避免宏观层面的价值宣扬与理念假设,避免微观层面的就事论事与隔靴搔痒。同时,治理理论的研究要注重叙事的一贯性,从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剖析,这样才能够避免理论建构的碎片化问题。21

第二,中层理论与地方经验阐释。郑杭生的中层社会学理论,是来源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经验,因而对地方经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如果说是不断与中西方经典理论的展开对话,使中层理论始终保持前沿意识的话,那么,不断在地方调研中总结、提炼经验现实,则是使中层理论一直保持草根精神的源泉。正如郑杭生所说,社会学研究中,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所谓全面接地气,至少要做到在三方面:一是要接现实中国的地气,二是要接历史中国的地气,三是要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其中,接现实中国的地气无疑是最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22本世纪以来,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一边探索理论前沿走向,一边积极深入调研现场,在多个城市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也是不断深化和检验理论的过程。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通过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的实地考察,总结出了社会建设的“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杭州经验”、“北京经验”、“郑州经验”、“中山经验”等地方社会发展模式,出版的系列丛书为提炼社会学中层理论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共同组合了“中国经验”的地方案例。

社会学中层理论是从不同地区基层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案例中抽象出来的,为探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找到了理论与经验的契合点。理论提炼不断阐释经验现实,经验现实又不断验证理论提炼。从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来看,理论建构与理论拓展、理论应用是同步的。“从宏观理论研究到分支理论和中层理论研究,研究关注也从理论构建越来越走向了实际应用。”23例如,郑杭生认为,所谓社会公平,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这也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在社会建设系列丛书中,围绕社会公平这一社会学的重要命题,一个新的中层理论——“社会资源论”逐渐形成。又如,中层理论在解读地方经验的过程中,以社会互构论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从“国家-政府-家”向“国家-企业-社会”转变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的交互建塑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24,这正是社会学中层理论中“国家-社会论”的核心要义。再如,个体安全是从个人与社会这一基本关系中逐渐延伸出来,是人类安全中最为基本的、本体性的安全。个体安全论正是以社会互构论为方法论,对个体安全的内涵进行操作化,通过经验层面的验证,以理论自觉过程中“多棱透镜”为方法原则25,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学中层理论。

第三,中层理论与分支社会学研究。中层理论与分支社会学的研究,核心是把理论自觉思想在分支社会学的应用,这是对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传承与应用。一是将理论自觉意识与环境社会学研究。把环境与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从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立场,借鉴国外这一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正好契合当前中国社会提倡“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现实理念。26二是理论自觉与法社会学研究。针对当前中国法治化社会建设的背景,重点聚焦法治建设、民间纠纷、犯罪等问题,探索如何建构起一个符合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理论体系,需要充分的“社会学想象力”。只有立足中国社会生活的实践,剖析中外法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双向视野,并尝试挖掘出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才能展开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得出真正具有中国经验的理论解释与创新,既能指导中国的实践,又能建构起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理论”27。三是中层理论与其它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社会治乱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社会自治论与城市基层社区建设研究、社会建设论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河北定州长期跟踪研究,产生以失地农民、农户消费结构、农民医疗行为、农户经济行动、农民家庭结构、农村动员等为主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是与中层理论研究同步的。

学科的交融发展中,是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学科之间的融合贯通成为一种常态。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这三门学科,都是经历着同样的发展命运,都共同关注于文化及其价值观,对于维系共同生活、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经验及社会与文化转型做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诠释。但三门学科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艰巨任务,急需增强理论自觉意识,勇于创造出适应自己本土的解释概念和理论工具,才能真正提升学科的话语地位。28在一定意义上,中层理论的实际运用,昭示着中层理论的新发展。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否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学派理论观点来指导实践和检验理论,是这个理论体系能否枝繁叶茂的基础。中层理论在各分支社会学的传承和应用,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四、简短的结语

“理论自觉”不仅是郑杭生晚年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其整个社会学思想谱系的核心元素。作为中国当代最活跃的社会学家,郑杭生对理论自觉的现实追问与身体力行,唤醒了中国社会学界对本土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探索与认同。作为一位扎根中国现实、立足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家,郑杭生的理论反思能力也是非常独到的。“承前启后,铺路搭桥”,是郑杭生先生的自我定位。但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过渡性一辈的典型代表,他的社会学思考和探索又是全方位的。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思想宝库。他的理论自觉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的集体记忆和行动动力。郑杭生的社会学中层理论内容丰富,匠心独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本土关怀。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研究郑杭生的社会学中层理论,科学评估其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是社会学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为学术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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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3王道勇:《郑杭生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王道勇:《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载社会学视野网,2012年2月13日。见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519427.htm

5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594页。

6文军:《论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及其元理论化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7王道勇:《郑杭生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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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发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及其内在关联》,《河北学刊》2006第1期。

11王道勇:《社会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传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2杨敏等:《社会运行学派的中层理论研究——在路上:理论自觉的中国社会学》,内部资料,2015年3月15日。

13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4杨建华:《经验与启示: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5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6曹锦清:《对社会复杂性心存高度的敬畏》,《时代周报》2013年1月31日。

17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8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7月20日。

19杨念群:《“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20郑杭生:《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21郑杭生、邵占鹏:《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2期。

22郑杭生:《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在南开大学“新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4年3月15日。

23杨敏:《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24郑杭生、杨敏:《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5杨敏:《个体安全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社会学传统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一种兼容汇聚》,《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创新》2009年第11期;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26洪大用:《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林兵:《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借鉴与反思》,《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潘敏、卫俊:《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综论——兼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9期。

27郭星华:《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郭星华、秦红增:《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法人类学)再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胡平仁:《法社会学的百年历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8郑杭生、陆益龙:《增强理论自觉 促进学科发展——谈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0日;杨敏:《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2日;赵旭东:《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研究”(15ASH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发祥,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周贤润,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消费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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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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