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深刻调整，与此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单边主义通过单方面改变政策，谋求排他性利益结果，严重破坏了国际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进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单边主义起源于孤立主义、例外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盛行西方的冲突世界观；作为一种政策倾向，单边主义主要渗透着美国政治传统的影响。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上升是国际权力格局变化、超级大国霸权护持、冷战思维重现和零和博弈加剧的结果。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具有对抗性、胁迫性、强制性与投机性等特点，同时带有极端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色彩。部分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对国际规则及合作机制“合则用、不合则弃”，破坏国际秩序稳定、制造对抗冲突，滥用强制手段、滥施国际制裁，严重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则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单边主义/ 中国外交/ 真正的多边主义/ 世界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张峻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6年第6期 第3-23页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的动荡变革交织叠加，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抱守实力至上的霸权逻辑，坚持恃强凌弱的霸凌政策，施行唯我独尊的霸道行径，在国际事务中背离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奉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严重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单边主义的抬头，怎样认识单边主义及其成因与特点？国际社会应如何有效应对单边主义？这些已经成为当下国际关系实践中迫切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坚持人类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国际公平正义，在反对单边主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表率。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的：“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①
一、单边主义的界定与内涵
单边主义概念广泛存在于美国国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在美国国内法研究中，单边主义主要是指不经与其他正式决策部门协商单独做出法律行为，从而破坏美国宪法规定三权分立原则的行动。②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可以利用特定行政命令绕过国会立法，实现对外动武与加征关税等政策目标。在国际关系领域，单边主义的内涵和概念边界相对模糊，但其行为实践后果日益突显，迫切需要明确的理论阐析。
从词源演变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领域单边主义的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单边主义最初运用于核裁军谈判领域，意为在不等待其他国家采取对等行为的条件下先行削减本国核武器的政策。在逐渐从军控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后，单边主义内涵也从单方面采取核裁军政策演变为“在不涉及另一个团体或国家的情况下决定一项政策或行动的过程或事实”。③单边主义最初展现的是拥核国家在核军控过程中的负责任态度，但随着拥核国家行为偏好的单方面改变，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无视和忽略其他各方的行动或坚持推进其他各方可能不同意的政策，由此单边主义在国际社会逐渐被赋予了贬义和消极的意义。④
单边主义的施动者主要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实力或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时，国际关系行为体外交政策的单边改变才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其行为规范或模式也才可能形成深刻的意识形态或政策体系，进而被冠以“主义”之名。同时，随着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社会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凭借单一力量实现自己追求的所有政策议程和政策目标，即便是大国在做出单方面政策改变时，同样需要得到联盟或联合阵线成员的支持。⑤因而，单边主义的施动者也可能由多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例如，美国、英国和法国在2018年叙利亚危机中未经联合国授权单方面发起空袭行动，并对叙利亚实施单边制裁。这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家单方面做出的政策改变，体现了单边主义内涵中的实力和影响力原则。
就行动结果和行为逻辑而言，单边主义所指涉的政策行为通常会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国际社会产生排他性的消极影响。如果一国实行的是单方面利好或利他的政策，则不能称其为单边主义。⑥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使用了“单边开放”的概念表述，强调“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⑦对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扩大开放属于中国单方面做出的政策决定，但这一政策没有违反现行国际规则，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发展，为最不发达国家带来减贫实效，受到普遍欢迎。⑧可见，一国单方面的政策改变是否属于单边主义需要判断其行为动机及国际影响。如果一国主动做出的单方面政策改变的动机利他、过程合规、影响积极，那么显然不能被称为单边主义；反之，如果一国主动实施的单方面政策行为在目的上是利己的、在过程上是非法的、在结果和影响上是消极的，那么这种政策行为就可能被认为属于单边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一国对另一国单边不利政策的对等反制不能被归为单边主义范畴。一方面，对等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元规则，旨在通过调整具体的对等相互关系实现整体国际关系的协调；⑨另一方面，对等原则也是维持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途径，一国对其他国家施加的单边政策予以对等反制，往往是为了制止加害国侵害其国家权益的行为。⑩因此，对单边政策的对等反制在动机上是国家应对损害行为的被迫之举，是为了尽快终结单边政策的负面影响。这种行为属于被动防御，同时也适用于国际法对等原则的构成要件，即便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结果，也不能被归为单边主义。
综上，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主要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未经协商，主动通过单方面政策改变谋求排他性利益结果，并导致国际秩序失范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政策行为。判断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单边主义属性主要依据四个标准：其一，单边主义的施动者是国际关系或某一特定议题领域中具有广泛且重要影响力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体。其二，单边主义的实施过程是由国际关系行为体单方面做出决定，不寻求或不重视与其他行为体的沟通与协调。其三，单边主义的行为逻辑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主动采取行动而非被动应对。其四，单边主义的性质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行为后果或国际影响是消极的且带有破坏性。
虽然单边主义概念的演变具有不同的学术源流，但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主要指向美国的外交传统。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单边主义需要强大的实力支撑。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置身事外不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具有明确的全球战略利益，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不受束缚的全球干涉。(11)因此，凭借强大实力采取单边行动或强力施压成为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的主要手段。单边主义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外交的主导意识形态，强调通过不受盟友、敌人或中立国约束的单一行动，在执行外交政策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12)甚至将其作为最高标准。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自由主义霸权”的单极秩序，霸权地位和美国利益至上的外交传统决定了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特征。但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及近年来西方政治中的“特朗普现象”证明，所谓“自由主义霸权”是极其脆弱的，尤其容易受到来自霸权国国内政治的冲击。虽然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重要创立者，但在其看来，现行国际秩序和多边规则都只能用来约束其他国家的行为，对美国自身来说则是“合则用，不合则弃”。以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直言不讳地承认：“单边主义的本质是——我们不允许其他人，无论多么善意，阻止美国追求自身和自由世界的根本安全利益。”(13)
考察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单边主义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并有蔓延之势。在国际和平问题上，对战败国的处理是两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的核心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西斯主义上台、军事扩张大行其道，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在经济上以邻为壑、高筑关税壁垒，在政治上采取“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单边绥靖政策。(14)近年来，日本不断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单方面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其本质仍然是否认战后国际秩序、破坏世界和平发展的单边主义。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使得各国偏爱加强对各种经济形态的垄断和控制权，(15)单边主义甚至成为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选项。如2026年1月，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中资企业参与巴拿马运河港口建设“违宪”，巴拿马政府随之强行夺取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巴拿马在国际航运领域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影响力，这为其实施单边主义行为提供了必要条件。
总的来看，在国际关系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背景下，单边主义主导的政策逻辑和政策行为出现了全球范围的扩散。单边主义已成为一些国家在面对霸权衰退和权威流散时强化控制、突显国际影响力的政策工具。不过，相较于美国历史上长久的孤立主义传统和高度政治化的单边主义原则，其他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大多具有即时性，主要追求短期收益，且在行为逻辑与外在政策表现等方面与美国单边主义具有诸多相似特征。因此，本文主要聚焦美国的单边主义，据此分述单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特点。
二、单边主义形成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6)从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到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诸多单边行为来看，单边主义已经成为实力、自利与专横的“混合体”，并直接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17)当前，单边主义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美国等部分国家的政策选项，正成为影响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和国家间交往原则的重要变量。有西方学者认为，国际行为体之所以选择退出多边框架或单独行动，是因为它们不希望受制于正在谈判和执行的普遍行为原则或发现这些原则有损其利益。(18)然而，单边主义本身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代表一种政策倾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一脉相承；作为一种政策倾向，单边主义又与国际竞争新态势紧密相关。单边主义形成的原因实际上远比西方学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更为复杂。
首先，单边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孤立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单边主义被西方学者称为“美国外交关系工具包中最古老的意识形态工具”。(19)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便认为，应该“避免与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永久联盟”。(20)这不仅为美国外交设定了孤立主义的基调，也暗指在国际事务中“行动自由”对美国的重要性，成为支持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同法国、西班牙签订了不单独媾和条约，但仍与英国在1782年11月达成妥协性和约。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放弃条约义务，也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源头。自美国建国至今，内向化的孤立主义和外向化的国际主义以25—30年为周期循环往复，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21)孤立主义也从未真正淡出其历史舞台，反而衍生出“美国第一”“重建美国”等政治主张，并逐渐内化为美国人深层意识中的文化积淀；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孤立主义将以不同形式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影响。(22)自2018年特朗普首度执政以来，美国持续处于新孤立主义主导的外交政策周期中，主要体现为因霸权领导地位受损而反对全球化、拒绝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等。孤立主义强调需要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新的方式重塑对外关系体系，而巩固美国霸权的前提是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23)单边主义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思潮在全球化转型时代的新表征和新形式。
其次，单边主义是西方宗教“例外主义”国际秩序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历史上，诞生于耶路撒冷周边的亚伯拉罕诸教始终带有“山巅之城”“天赋使命”“牧羊人”等弥赛亚情结。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一跃成为世界中心。宗教文化与近代国际关系史共同造就了西方国家对其器物、制度和文化优越性的偏执。向非西方国家进行单向的技术输出、制度输出和文化输出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惯常现象。在文化优越心态和“布道者”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仅仅是表象。就其本质而言，西方语境下的“主权平等”只是西方文明共同体内部的平等，在对待非西方国家时西方始终居于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这就决定了西方宗教“例外主义”国际秩序观念影响下的外交不可能是平等的外交，必然形成对他国外交地位的蔑视，并导向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行径。
最后，单边主义代表西方文化情境下的一种思维方式，根植于西方的冲突世界观。从古希腊的矛盾律、同一律到19世纪欧洲的冲突辩证法，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始终是西方冲突世界观的底层逻辑。面对国际合作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差异，西方国家首先追求的是以一项普遍原则、一套普遍理论、一种普遍制度与一系列普遍政策来解决问题，(24)而不是通过协商与求同存异的方式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矛盾难以调和的冲突世界观强化了西方政治文化对“好”与“坏”、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的本质主义理解，进一步强化了与非西方文化的对抗倾向。西方情境下做出的单方面政策改变往往带有“善恶二元论”的价值评判标准，总是将自己标榜为“正义”的，将他者定义为“邪恶”的，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单边主义具有固化敌友意识的对抗性特征。(25)
除世界观、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外，单边主义作为一种战略理念和政策工具，还与特定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当代国际关系特征密切相关。
第一，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单边主义政策体系形成的重要来源。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单边主义的形成和扩散过程被打上深刻的“美国印记”。孤立主义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单边主义也有着美国特殊的本土宗教渊源。1823年诞生于美国的《摩尔门经》及后来形成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美国右翼中的力量不可小觑，其信徒遍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该教会教义宣称：“为要救赎人类脱离堕落，除了在最后的大日子……可以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26)《摩尔门经》的教义来自美国本土文化，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历史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思想观念。“可以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的教义原则堪称美国单边主义的“宗教起源”。
“普世价值”是美国政治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其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价值内核。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价值观理想是“普世”的，因而“推进美国所制定的政策和行动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27)在所谓“普世价值”的支撑下，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有效手段。自小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表现为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以推广美国式“民主”“人权”观念为工具，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想象中的敌人”，并不断强化“民主价值观联盟”。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单边主义则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核心是鼓吹以“互惠”待遇取代最惠国待遇，利用在双边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强迫他国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让步。(28)总的来看，美国的单边主义把所谓“普世价值”等同于人类共同价值，把美国规则等同于世界规则，把美国利益置于他国利益之上，把美国意志通过制裁、施压与军事干涉等手段强加给其他国家。
第二，单边主义受到国际政治格局中权力变动的影响。冷战期间，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介入全球事务的重要政策工具，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单方面从土耳其撤出“土星”导弹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两极格局下单边主义的政策体现。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形成“一超多强”新格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拥有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社会缺少制衡力量，形成了所谓“单极时刻”。(29)霸权兴衰的相对变化也决定了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单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30)单边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复兴”既是所谓“进取的结果”，也被标榜为“应对威胁”的需要。(31)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霸权在21世纪初达到顶峰，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相对衰落。美国单边主义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两波高潮。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绝对优势”新愿景，小布什政府退出或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公约，试图以一己之力重塑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加速的世界格局。(32)第二波高潮出现在2017年特朗普首度执政后，美国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视为“威胁”，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为施政准绳；拜登政府则利用西方联盟优势，在经济金融与高科技领域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利用贸易战、关税战和科技战等手段，将遏制中国作为最明确的目标。
第三，单边主义的政策根源在于冷战思维再现与零和博弈加剧。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对霸权衰落的焦虑推升国际意识形态纷争，因而其试图通过挑起“新冷战”塑造外部敌人、转移国内矛盾，达到“内病外治”的目的。(33)在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思维持续作祟的背景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美国维系霸权和打击竞争者的重要抓手。凭借在高科技与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的垄断优势，美国大搞“小院高墙”的单边歧视性政策，通过组建“价值观联盟”强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单边遏制和打压，企图利用经济与科技等领域的“去风险”和“脱钩”，将中国排除在“小多边合作”体系外。近年来，国际社会冷战思维回潮强化了单边主义所固有的对抗性和强制性，单边强制措施大行其道扩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风险。
世界经济低迷不振，零和博弈助长了歧视性单边行径。一些国家秉持绝对收益观，忽视发展共同性，将国家间合作视为“淘汰赛”，不断加剧资源竞争。由于美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所固有的实力和技术优势，“加税”“断供”和不平等的贸易调查等单边主义行为自然成为高效率的竞争策略。一些国家将国际合作视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为一己私利背信弃诺，实施单边制裁。在这种氛围影响下，单边主义的政策实践在国际合作中大量出现。如自2024年以来，法国政府将国内农业集团的意志凌驾于欧盟共同贸易政策之上，单方面抵制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的谈判及签署。(34)法国的单边抵制行为有损欧盟作为整体进行贸易谈判的信誉，破坏了欧盟与拉美国家多年来的谈判成果和互信。又如2025年9月，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安世半导体公司经营决策，造成全球汽车芯片供应链动荡。一些西方国家的单边不遵约及违约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造成国际乱象丛生。也有一些国家对国际合作和扩大开放的疑虑加深，对国际合作的收益预期也因美国频繁发起的贸易调查和“对等关税”等单边政策变得更加保守，零和博弈与单边主义之间陷入螺旋式恶性循环。
第四，单边主义反映了美国霸权与经济全球化深化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主要体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对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等方面的控制。(35)在国际体系中巩固支配性权力、实施霸权护持战略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霸权主要以军事干预为特征，单方面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工业产业链价值链深度扩散。全球南方国家正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成为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然而，美国依靠第三次工业革命积累的经济霸权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调整而走向相对衰落，产业外流与工业空心化现象日渐突出。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加快重塑，美国不愿面对和接受其全球经济支配性地位的下降，利用多种单边主义政策工具护持其经济金融霸权。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与经济全球化历史大势背道而驰。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预示着经济全球化逐步迈向普惠包容的新阶段；另一方面，美国推动其霸权护持战略转向经济金融与产业资源等领域，不断加大对新兴经济体的打压力度。特朗普执政期间采取的“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为体现了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发展的担忧和对自身霸权衰落的焦虑。(36)美国固守“实力至上”的丛林法则，凭借其在世界经济循环中的关键地位，出台排他性补贴法案，推出单边关税措施，意图单方面重塑世界经贸体系，继续维系美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往来的绝对控制。这些做法严重干扰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损害了各方利益，也使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沦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破坏者。(37)
三、单边主义的主要特点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复杂严峻形势，国际秩序加速调整重构。近两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变本加厉，大搞“脱钩”“断链”“退群”与废约，单方面发起全球关税大战，特别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未经联合国授权即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侵犯了主权国家的生存权与尊严，严重破坏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一步突显单边主义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危害。考察美国单边主义的历史演进和当前国际关系中单边主义的实践表现可以发现，单边主义具有五个鲜明特点。
一是对抗性。单边主义将全球资源、权力和影响力看作固定有限的“蛋糕”，将国家间关系视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对国际协调与谈判协商持消极和不信任态度。单边主义指导下的国家对外政策忽视共同利益和共同规则，追求自身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安全，在国际关系中易于形成紧张对立的关系，破坏双多边谈判协商进程，增加国家之间的冲突风险。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提出“先发制人的打击”和美国历届政府单方面推进北约东扩进程实际上都是将美国的行动自由置于主权平等原则之上，将美国的自身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破坏了安全的共同性。“国际安全不可分割，牺牲别国利益、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最终会伤及自身。”(38)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地区冲突的激化实质上都是美国及其盟友单方面改变地区安全平衡的结果。对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与委内瑞拉等国的单边制裁或军事打压无法给这些地区带来长久和平，反而加剧了西方内部的共识分歧和政治裂痕，增加了相关地区乃至世界的动荡不安。
单边主义的对抗性通常带有极端的敌友意识，会固化国家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将竞争和冲突视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形式。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通常采取非友即敌的二元划分，强迫他国选边站队，导致国际关系阵营化，对不服从或持不同意见的国家进行无理打压和污名化，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由此造成价值观差异和制度竞争绝对化、安全化，人为制造和加大了意识形态鸿沟，严重破坏了不同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基础。单边主义在目标上追求“赢者通吃”，在策略上依靠单方面强制，在行动上基于实力施行强权霸道，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趋势存在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单边主义天然具有破坏稳定、制造对抗的倾向，成为当前国际乱局和冲突频发的重要根源。
二是胁迫性。利诱威逼、滥施制裁和极限施压是单边主义的惯用手段。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与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地位紧密相关。以实力为后盾的霸权主义心态一直是美国单边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根基。(39)霸权内在地具有干涉性质，总是试图在国家间形成多种形式的权力依附关系。(40)对于追随霸权的国家，单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其经济、军事与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控制，形成中心—边缘或轴辐式的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依附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施压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实际上就是美国霸权在美日经济—安全复合关系中的体现，本质是美国利用绝对实力优势提供安全承诺以限制和打压日本经济发展的单边获益行为。
对于一些没有追随或有意制衡霸权的国家，单边主义则主要表现为进行武力威逼、国际制裁和极限施压，迫使其接受单边政策的改变。霸权的对外干涉性质决定了以霸权为基础的单边主义总是迷信军事实力，这种武力胁迫行为破坏着世界和平稳定。从“门罗主义”到“反恐战争”再到军事介入中东地区冲突，美国无视国际法原则，凭借其军事实力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成为国际和地区动荡的重要根源。单边主义的胁迫性还体现在随意使用或威胁使用国际制裁。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美国联合西方盟友依据其国内法对俄罗斯施加的单边制裁数量接近2.9万项。(41)对他国滥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选择性使用并试图篡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严重削弱了国际法和国际体系的权威性。(42)在使用和威胁使用制裁过程中，一些国家常常无视道义原则，采取极端态度和议题联系策略对他国施加压力，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人道主义灾难。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围绕盟友防卫分担、对华经贸关系与区域热点问题等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美国加剧了其联盟内部的冲突性风险、信任赤字以及集体认同困境。(43)
三是强制性。单边主义以权力和力量为基础，从实力地位出发，试图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和国际社会，无视甚至拒绝接受国际共识和国际法授权，实现对既有规则和秩序的强制改变。(44)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常常在经济、金融、军事与技术等领域具有优势，政策强制成为这些国家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实际获益的主要方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强推“石油美元”，以美元信用体系绑架全球信用支付体系。以色列倚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偏袒纵容，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将约旦河西岸大片区域单方面划为所谓“国有土地”，破坏“两国方案”的政治基础，加剧了中东地区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往往认为多边协商效率低下，妥协成本更高，因而倾向于凭借不对称的实力优势直接对他国采取“长臂管辖”等强制性手段。单边主义依靠这种非法的强制性措施，突破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程序的制约，往往导致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低效甚至失效。
单边主义的强制性还表现在对“大国责任”的曲解上。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普遍认可美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不断炮制“美国治下的和平”“仁慈霸权”等美化美国霸权的概念。(45)“单极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让美国自诩“世界警察”，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四处宣扬其“保护的责任”。在绝对实力的支撑下，美国拥有在国际社会自由行动的能力。(46)美国既可以依据其意图随意创造和更改规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又可以依据它所认定的规则标准肆意打压其他国家。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多次威胁通过单边立法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加沙地区的运作，借此清算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美国则在以伊和美伊冲突中利用其他各国无法匹敌的军事强制力、制度强制力和金融强制力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造成中东地区冲突症结难解、人道主义灾难加剧。当前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日趋严重，单边强制措施带来的“寒蝉效应”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以色列及一些西方国家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将单边制裁作为“经济战”武器，对当事国平民实施“集体惩罚”，通过制造经济困境和人道灾难，引发受害国内部混乱，实现阻遏发展、政治施压甚至颠覆政权的图谋。(47)西方国家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已经给巴勒斯坦、古巴、朝鲜、叙利亚、刚果(金)和委内瑞拉等大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伤害。
四是投机性。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西方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常常与均势联系在一起，并将多边主义实现的原因归结为正统秩序观念、自我克制、霸权协调以及短期损失和长期收益的平衡。(48)西方语境下的多边主义与意识形态、利益权衡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只是对利益分配的妥协，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普惠包容。有美国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当美国处于弱势时会倾向于采取间接和软弱的策略，随着实力的增强就要开始像强大的国家那样行事。(49)甚至在多边合作的选择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反复无常。如索菲娅·克莱门特(Sophia Clément)指出：“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大多是一种‘精心伪装的单边主义’，美国只是需要多边主义这样的外部政治支持使其单边行动合法化。”(50)以此观之，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的多边合作往往只注重以制度手段确定利益分配，缺乏稳预期、利长远的政治安排，这些多边机制常常沦为特定时代大国为瓜分既得利益所达成的临时妥协，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政治退化为大国政治而非世界政治，遑论“全球政治”。(51)
在利益分配面前，一旦出现矛盾和国际危机事件，因利而聚的多边合作就可能崩溃，西方主导下的多边合作也可能成为霸权国施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幌子，或退化为封闭的“小集团”。同样，建立在利益算计基础上的多边主义也会演变为“小圈子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虚假多边主义形态，甚至在多方外交角力中滑向单边主义。七国集团曾是发达国家间重要的多边协调机制，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下，2025年6月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未能达成共识，也无法发布联合公报。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盟友关系和伙伴关系当作投机获利的工具，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表现出政策的“朝令夕改”和谈判中的双重标准。从长远来看，美国这种极具投机性的政策变动将有损国际协定和国际规则的权威性，势必会动摇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52)
五是功利性。当前美国外交正由“改造世界”向“美国优先”转变，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三届政府在“一切都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这一点上殊途同归。(53)无论是拜登时期的“价值观同盟”还是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外交”，都充分展现出美国单边主义背后的狭隘国家利益观。“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4)美国的单边主义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甚至全球利益之上，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不符合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发展大势，其结果必然是恶化国家间资源竞争，人为割裂世界大市场，进一步加剧国家间冲突和猜忌。单边主义政策也导致国家间复合相互依赖的退化，甚至出现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武器化”以及国际关系安全化趋势。
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采取“选择性遵守”，加深了国际信任赤字，既有国际机制的运行出现“破窗效应”。从根本上而言，单边主义只会侵蚀集体准则，破坏国际合作，进一步损害国际机制的合法性。(55)美国以极端利己的态度看待现行国际机制，在对外事务中展现出极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对国际机制采取有利可图就加入、无利可图就退出的策略。自2017年至今，美国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态度反复，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多个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系统、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多边机构在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影响下陷入失灵困境。联合国因美国拖欠会费面临裁员危机，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因美国否决停摆至今。与此相对，美国却热衷于建立维护其霸权地位和特殊领域领先优势的小多边机制，胁迫日韩组建“半导体联盟”，拉拢加拿大和阿根廷等国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甚至组织所谓“和平委员会”试图取代联合国。对于联合国体系框架下的合作机制，美国则选择性忽视。当国际社会酝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美国却通过《深海底硬固体矿物资源法》建立单边开采体系，在国际深海资源保护这一敏感领域打开“不遵约”的先例，对其他国家遵约决定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单边主义有其固有特征和形成原因，同时也与多边主义激烈博弈，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趋势。单边主义政策及思潮无时不有，但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盛行则需要特定条件。从体系层面来看，当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经济震荡徘徊时，单边主义主导的政策逻辑和行为极易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在体系转型时期，全球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国际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既有多边规则和国际规范的约束力减弱，实力政治回归，一些国家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策成本预期出现偏差，单边主义更容易逆势而动。(56)从国家层面来看，单边主义建立在国家实力或影响力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因此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肩负特殊责任，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走向。
历史上，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单方面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一次次突破《国际联盟盟约》和国际法原则底线；英、法、美等大国却各自为政，或祸水东引、转嫁战争风险，或隔岸观火、固守孤立主义路线。最终，单边主义的盛行导致世界在经历危机四伏的20年和平之后再次坠入大战深渊。当前，单边主义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谋求竞赢优势的“武器”，人类命运又一次面临与单边主义的较量，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认为“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57)
四、反对单边主义的中国立场与担当
“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58)历史证明，单边主义违背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如任其肆意发展，终将走向自噬。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全球性关税壁垒，加剧了美国经济大萧条；2017年美国发动对华关税战和贸易战，加剧其国内通胀压力；2025年美国实施“对等关税”严重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美元信用削弱。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逆流持续上升，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遭遇严峻挑战。中国致力于以自身确定性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正能量，坚持同各国一道坚决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在互利互惠中实现共同发展，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第一，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多边合作。“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9)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人间正道。两次世界大战警示人们：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只会将世界拖入深渊，世界和平需要多边主义的守护。(60)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中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务实高效的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以“同球共济”的精神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商合作，汇聚经济增长动力。中国与中亚、东盟、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提质升级，中非、中阿、中拉合作关系快速拓展，形成了遍布世界各区域的紧密合作网络。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为应对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不断充实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平台，携手各国共谋发展。
反对单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关键是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坚持平等协商的基本原则。“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61)中国始终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致力于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超越冷战思维、凝聚各方共识力量，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同德、相知相亲。“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62)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在国际事务中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通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争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63)
第二，始终站在人类进步一边，坚持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64)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逆风和回头浪，但始终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不会因一时一事一国的阻碍而改变。“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65)面对当前世界经济问题和发展难题，面对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矛盾，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聚焦资源全球配置过程中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与全球发展项目库等务实举措不断凝聚国际发展合力，共同做大并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的“蛋糕”，真正让经济全球化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66)充分彰显了中国促进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意志。
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历经十多年，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新平台。中国持续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深化与共建国家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人民交往“心联通”。面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单边主义行径，中国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推进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降低关税和通关便利化举措，以自身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开放。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出中国方案，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达成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同时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国际合作平台，努力让开放合作与多边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世界发展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过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增强全球发展动能、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67)面向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成中国与世界各国更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纽带，已成为破解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实践平台。
第三，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多边主义的重要开端。(68)联合国成立以来，在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弱化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导致联合国系统部分失能、全球治理低效运转的严重后果。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69)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秉持正确二战史观，高举多边主义合作旗帜，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联合国重整行装再出发，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虽然多极化已经成为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多极化趋势的加强并不必然带来多边主义的自动加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多边合作，必须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70)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却滞后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国际上要求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不断加大，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势在必行。“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71)中国参加联合国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倡导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作用，有利于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有利于提高联合国机构的执行能力和管理效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运营和筹资的能力和效率，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72)中国坚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致力于让每个国家都能在全球多极体系中找到位置，打破多极化等于几个大国主宰世界的错误叙事。近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中亚机制和国际调解院等平台相继建立，为国际多边合作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第四，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加强团结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73)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与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世界经济发展困境形成鲜明对照，中国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呼吁发达经济体减少政策单边调整的负面外溢效应，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中国始终坚守国际道义，秉持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国家扩大合作，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模，有序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2024年12月，中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带动相关国家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74)中国积极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持续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单边主义的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75)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中国奇迹”不仅为各国发展带来宝贵机遇，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现代化的典范。中国不断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推动南南合作走深走实，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行繁荣开放的共同现代化之路。在西亚、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等区域，中国与地区各国建立了多层级对话机制，签署稳定合作的政策文件；在二十国集团、“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拓展，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面对国际关系中不时泛起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促进各国文明共兴，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力驱散单边主义阴霾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结论
单边主义概念的发展经历了复杂过程。在世界变局深入演进的今天，单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成为部分国家维护霸权、打压他国的政策工具。反对单边主义，既要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单边主义，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又要反对作为政策手段的单边主义，倡导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美国建国之初，签署《独立宣言》的十三个北美英属殖民地代表痛斥英国国王：“切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未经我们的同意就对我们征税。”(76)当前，美国政府逐步与其立国理念背道而驰，单边主义一度成为美国外交的底色。以冷战后确立的所谓“自由主义霸权”为支撑，美国在政治上坚持“美国优先”，在安全上信奉“绝对安全”，在经贸领域追求“赢者通吃”，在科技领域“筑墙设垒”，不仅没能解决货物贸易逆差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反而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付出沉重代价。
中美同为世界两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治理关键行为体，也是推动国际秩序稳定、全球经济增长与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的支柱力量。从经贸问题到全局，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再次说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77)在两国元首共识引领下，一系列经贸磋商成果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中美两国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就能够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基础上实现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78)“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越以邻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多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79)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蔑视国际制度、损耗国际信任、破坏多边合作，其结局必然是义利尽失。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竞争不是阵营对抗，国际发展也不是零和博弈。打破单边主义的桎梏，必须以计利天下的博大胸怀打破地缘政治小圈子，以立己达人的宏大格局超越冲突对抗小集团，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更新和改革国际合作。(80)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征，为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筑牢机制保障。(81)中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断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3页。
②Frédéric Gilles Sourgens,"Curious Unilateralism," The Federal Courts Law Review,Vol.13,2021,pp.124-126.
③剑桥词典线上版对unilateralism一词的释义有两个例句：(1)the process or fact of deciding a policy or action without involving another group or country; (2)a policy of getting rid of your country's nuclear weapons without first waiting for other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参见"Unilateralism,"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unilateralism。
④董向荣：《中国的多边外交实践与多边主义理念》，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第122页。
⑤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56页。
⑥陈玉刚：《单边主义与美国霸权》，载《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3期，第64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5页。
⑧《坚持胸怀天下，支持全球发展事业——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载《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8日。
⑨Francesco Paris and Nita Ghei,"The Role of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6,No.1,2003,p.94.
⑩王欣濛、徐树：《对等原则在国家豁免领域的适用》，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27页。
(11)王联合：《美国单边主义：传统、历史与现实的透视》，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第51页。
(12)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Unilateralism as Ideology," in 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David Milne,eds.,Ideology in U.S.Foreign Relations:New Hi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2,p.188.
(13)Charles Krauthammer,"Unilateral? Yes,Indeed," 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4,2002.
(14)陈传刚、江月：《擦清历史的镜子，走好未来的路——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载《解放军报》，2025年5月8日。
(15)苏珊·斯特兰奇著，肖宏宇、耿协峰译：《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17)王存刚：《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8日。
(18)David M.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Unilateralism and U.S.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David M.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eds.,Unilateralism and U.S.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p.3.
(19)Christoper McKnight Nichols,"Unilateralism as Ideology," p.187.
(20)George Washington,"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sen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resources/pdf/Washingtons_Farewell_Address.pdf.
(21)Frank L.Klingberg,"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4,No.2,1952,pp.239-273.
(22)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71页。
(23)刘颜俊、董佳欣：《特朗普回归与美国孤立主义的再兴》，载《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1期，第113页。
(24)唐士其：《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0页。
(25)储昭根：《布什“单边主义”的文化传统》，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第80页。
(26)The Book of Mormon:Another Testament of Jesus Christ,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1981,p.59.
(27)J.Boone Bartholomees,Jr.,ed.,"The U.S.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 https://webdoc.sub.gwdg.de/ebook/p/2005/army_war_college/www.carlisle.army.mil/ssi/pdffiles/pub409.pdf.
(28)孙南翔：《美国经贸单边主义：形式、动因与法律应对》，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181—182页。
(29)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
(30)约翰·伊肯伯里著，赵明昊译：《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1页。
(31)John Lewis Gaddis,Surprise,Security,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07-110.
(32)储昭根：《美国单边主义历史溯源》，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111页。
(33)吴志成、徐晓芳：《论冷战思维与中国担当》，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1期，第14—16页。
(34)《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前途难卜》，载《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9日。
(35)李巍：《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未来》，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36—38页。
(36)李泽生：《特朗普政府的防御性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第163—164页。
(37)《美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破坏者》，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2日。
(38)习近平：《团结协作谋发展 勇于担当促和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4日。
(39)袁征：《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冲击国际秩序》，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1期，第24页。
(40)佩里·安德森著，李岩译：《原霸：霸权的演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41)"Western Sanctions on Russia Near 29000 Since 2014," https://www.azernews.az/region/241276.html.
(42)赵隆：《深刻理解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时代意义》，载《人民日报》，2025年5月21日。
(43)陈先才、苏炜彬：《特朗普2.0美国亚太联盟结构性矛盾及其发展趋向》，载《东北亚学刊》，2026年第1期，第29—43页。
(44)廖凡：《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第63页。
(45)Stephen G Brooks,"Can We Identify a Benevolent Hegem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5,No.1,2012,p.27.
(46)G.John Ikenberry,"Is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in Declin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No.3,2003,p.537.
(47)《耿爽大使在“单边强制措施的人道影响”阿里亚模式会议上的发言》，https://un.china-mission.gov.cn/hyyfy/202412/t20241219_11505788.htm。
(48)约翰·鲁杰主编，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5页。
(49)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No.113,2002,p.4.
(50)Sophia Clem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A Selective Approach to Multilateralism," in David M.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eds.,Unilateralism and U.S.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pp.413-414.
(51)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第12页。
(52)《单边主义得不到“通行证”》，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28日。
(53)樊吉社：《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2期，第32页。
(5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4页。
(55)Kathleen Claussent,"Old Wine in New Bottles? The Trade Rule of Law," Th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nline,Vol.44,No.61,2019,pp.61-62.
(56)Charles William Maynes,"US Unilateralism and Its Dange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5,No.3,1999,p.516.
(57)《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62页。
(58)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59)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60)《世界需要多边主义》，载《人民日报》，2025年1月22日。
(6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21页。
(62)《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87页。
(63)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64)吴志成：《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担当作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6期，第3—5页。
(6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7页。
(66)《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
(68)吴志成：《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载《光明日报》，2025年5月16日。
(69)参见《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载《人民日报》，2025年5月8日。
(70)《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载《人民日报》，2024年3月26日。
(7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126页。
(7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
(73)习近平：《勠力同心 携手同行 迈向发展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5日。
(74)任平：《践行自由贸易理念，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载《人民日报》，2025年5月16日。
(7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76)"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GO/GO00/20220929/115171/HHRG-117-GO00-20220929-SD010.pdf.
(77)《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写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载《人民日报》，2026年5月13日。
(78)国纪平：《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会晤，达成丰富成果》，载《人民日报》，2026年5月16日。
(79)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
(80)《重振多边主义携手应对挑战》，载《人民日报》，2024年9月30日。
(81)吴志成：《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载《光明日报》，2025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