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徐静，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欧美主流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走向直接影响理念的接纳进程。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尚未完全转化为稳定的国际共识，欧美主流智库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部分智库肯定理念在维护多边主义、贡献中国智慧、务实推进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智库对理念的执行效度、价值内核、战略动机存在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知分化不是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是由国际权力格局变动、中西文明价值差异、智库利益及运作机制、智库叙事动机与话语策略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为促进欧美智库形成理性认知，就需要以高质量实践故事引领叙事认同、以原创性理论阐释构建价值叙事、以常态化对话平台共塑互动叙事、以多层次分众传播体系精准叙事。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欧美智库；叙事建构；国际传播

引言

智库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在国际舆论塑造中充当着关键的“二传手”角色，常常将特定叙事包装为专业共识，不仅直接调控着国际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倾向，也间接影响当局政府决策。在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欧美主流智库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对华叙事框架。围绕中国崛起及全球治理实践，欧美主流智库一方面承认中国影响力上升，另一方面又多以“制度性竞争”“改写规则”等概念对中国进行战略化、工具化解读，形成了一套内在自洽但偏向博弈逻辑的话语叙事体系。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自身独立且具有说服力的国际话语体系便有了突出的战略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在深刻洞察人类发展大势中提出的综合治理方案，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叙事方式与评价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也正因为这一理念兼具价值表达与现实指向，其在西方语境中更容易成为观察中国的重要突破口。鉴于此，本文选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 [1] （GGTTI）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欧美智库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叙事解构逻辑，揭示中西认知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与应对之策。

一、欧美主流智库概况与样本智库选取

智库是全球治理话语的重要中介，常以专业知识生产影响政策制定与舆论导向。其中，欧美智库起步较早、积淀深厚，其观点构成观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接受状况的重要窗口。

（一）欧美主流智库叙事传播的角色与功能

长期以来，智库（Think tanks）凭借对政策方案的输出与国际关系的研判，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美国学者安德鲁·里奇 [2] 将其定义为“独立的、非基于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并指出“这些组织产出并主要依靠专业知识和理念来获得支持，同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如今，智库已被视为战略决策的潜在参与者，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中国学者任晓将智库界定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四权之后的“第五种权力”。 [3] 西方研究人员也普遍认为，智库已成为众多国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增长也明显加快。 [4]

智库在国际社会地位举足轻重，发挥着对一国外交理念赋义、定调的双重功能，对中国全球治理所做出的肯定、质疑乃至否定性评判也往往较官方声明更具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其内涵的开放性，恰好为不同类型的智库提供了多元解读空间，吸引了众多智库学者展开研讨。因此，在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于西方语境下的传播处境时，智库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二）样本智库的选取逻辑及特征分析

《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全球有超过47%的智库位于北美和欧洲。 [1] 欧美智库数量庞大且在诸多领域拥有顶尖影响力，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视角能折射出西方对华认知的基本走向。为确保研究的代表性，本文依据报告所列“2020年度全球顶级智库（美国）/（非美国）/（美国及非美国）”“2020年度最佳区域研究中心（独立研究机构）”四项图表，选取在全球范围内排名靠前，且持续关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与对华议题的15家智库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时间范围设定为2017—2025年，这一时间跨度有助于观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2013年正式提出后，在国际社会逐步深化的过程性影响。特别需要指出，该报告的创始人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教授于2021年辞世，此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既未续任编委，亦未公布后续版本计划，《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也由此成为该系列迄今最后一期正式对外发布的报告。尽管这一报告的发布年份较早，但考虑到近年来国际上尚无同等权威的替代性智库综合排名工具，学界仍普遍沿用其作为智库研究的参照基准，本文同样遵循了这一惯例。

样本智库的选取考虑了不同方面的代表性。组织属性层面，既涵盖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也平衡传统安全/跨学科智库，以保障立场观点的全面性。政策影响力层面，优先选取对欧美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高排名机构。地域代表性层面，以美国智库为主体（基于其数量规模与影响力优势），同时纳入英、法、德等部分欧洲机构，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这些智库机构普遍具备成熟的研究团队、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的议题方向，其研究报告既见于学术领域，也深入政策讨论及舆论场域，因而更具分析价值。

二、欧美主流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叙事

欧美智库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并未囿于单一论调，赞许与质疑往往并行出现。梳理样本智库的相关论述可见，其对理念的正反叙事均展现出较为清晰的共性特征。正向叙事多从功能性价值切入，肯定理念在多边主义体系维护、国际秩序革新以及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落地潜力。反向叙事则基本指向“执行效度”“价值内核”“战略动机”三个维度，大多带有西方霸权逻辑下的防范性色彩。

（一）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向叙事

从智库类型上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正向评价的，多为强调全球合作的建制派或政策理性型智库。这类智库尽管在基本立场上仍未脱离西方秩序语境，但在具体议题的讨论上却也承认中国的参与和贡献。有德国学者评价，“崛起的中国，通过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把讨论和思考全球发展的水平转移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5] 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向评价能够为该理念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争取对话空间，其主要见解可归纳如下。

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多边主义与联合国体系权威的肯定。中华文明自古秉持“和合共生”的哲学智慧，涵养出超越地域族群的天下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顺延 [6]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政策研究员顾德明（Fran ç ois Godement）等学者指出，“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积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坚定维护发展中国诉求，为联合国提供了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支持，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7]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王勇也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同构成了构建公平、包容、有效全球治理架构的重要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维护多边合作体系的积极姿态。 [8]

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国际秩序革新智慧的肯定。部分具有全球视野的智库已敏锐觉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中国对公正稳定国际秩序的追求，体现了中国在参与全球秩序建设中的独特思路。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的国际关系研究员马泰奥·迪亚恩（Matteo Dian）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包容和尊重非民主国家政治多样性的必要性，同时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不再满足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希望为当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9]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也强调，中国自2022年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支撑推进三大倡议，旨在巩固国内认同、扩大国际影响、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并与美国主导的自由规则秩序竞争，其根本意图在于参与调整而不是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10]

三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全球治理实践务实推进的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浸润着中国“言必信、行必果”的务实品格，一些智库也从功能性的角度肯定了这一理念在具体议题中的落地潜力。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RIE）的研究员马里奥·埃斯特万（Mario Esteban）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持连续性的同时强调建立互利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表现出一个愿意承担更多责任、推动并协调这种合作的行为者。 [11]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刘明的研究也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国际关系带来切实变革，只要转化为可理解、可操作的政策，便能显著提升全球治理的进步性。 [12]

（二）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偏见

任何新理念的传播都必然伴随审视与争议。正如恩格斯所言，进步常始于“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1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传统国际秩序的冲击触动了部分欧美国家的认知惯性与利益考量，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从审视、质疑到歪曲的层层反应。而在这类负面评价中，安全导向型与遏制对抗型的智库占据了主导。究其认知根源，这些机构大多困于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惯性，其批评背后深刻折射出对中国治理模式与话语体系的偏见，典型论调可归纳如下。

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执行效度的质疑。众多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批评首先集中在“模糊性”与“实践路径缺失”两个层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六名研究员联合发布的《2023年中国新兴角色评估》指出，“迄今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仍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模糊概念的驱动，缺乏具体的方案或实质性的想法”。 [14]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国事务负责人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提醒，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虽然在国际场合越来越多地使用“命运共同体”等相似的词语，但其实际含义却大相径庭。这种“定义上的鸿沟”往往导致“各国难以就一个精确、固定且可能具有约束力的定义达成一致”，进而降低接受度。 [15] 在操作性层面，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的研究员娜丁·戈德哈特（Nadine Godehardt）进一步表示，中国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参考依据”。 [16]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顾问萨宾·马斯卡特（Sabine Muscat）也强调，中国“对新世界秩序的愿景依然模糊不清”，“这使得人们难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或‘合作共赢’等官方词汇的真正含义”。尽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描述为中国外交的‘目标’，但并未具体说明其内涵，也并未说明北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17]

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内核的歪曲。在自由主义价值预设下，部分欧美智库惯以对抗性话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曲解为挑战西方文明秩序的构想。例如，美国进步中心（CAP）研究员梅兰妮·哈特（Melanie Hart）与布莱恩·约翰逊（Blaine Johnson）便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直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质是‘基于威权治理原则的体系’”，其实现将导致世界“变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繁荣，也不那么安全。” [18]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员余茂春（Miles Yu）则进一步从哲学根源发难，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归为对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延伸，指责其“本质上否定了个体性和多元性”，认为这种“渴望普遍和谐秩序的想法是危险的”且“已经造成了灾难”。 [19]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研究员达科塔·卡里（Dakota Cary）更是将批判矛头对准特定领域，把“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恶意歪曲为“服务于政治压制、言论管控、监控扩散的全球规范体系” [20] ，以此抹黑理念价值内核。

三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动机的审视。在诸多欧美智库的解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往往被视作中国竞逐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战略工具，映射出其对非西方国家引领范式变革的警惕。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阿比盖尔·格雷斯（Abigail Grace）就曾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目标的跨国延展。” [21] 2023年，美国知名战略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其研究报告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中予以审视，明确该理念与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存在根本冲突，认为“双方均难以想象彼此能实现核心利益的未来”。 [22] 这种将中国倡议解读为对美国领导权挑战的冷战式思维，在不同立场的智库研究中均有体现。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布的《国际秩序的竞争性愿景》报告中，十四名学者共同指出，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景，“但其提出是为了制衡美国的力量，并使自身利益、地位和影响力合法化”。 [23]

三、欧美主流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双重叙事的逻辑及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 [24] 毋庸置疑的是，若欧美智库对中国相关倡议的评析长期偏离公允立场，其后续判断本身将再难产生真正的政策学术价值。当前，欧美智库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做出的差异判断绝非偶然，其背后的成因尚需国内学界加以探究。基于现有讨论，本文将从四个层面进行初步分析。

（一）国际秩序重塑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

国际秩序的演化本质上源于不同国家治理原则的博弈。奥根斯基（A.F.K.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指出，当崛起国的综合实力达到主导国的80%时，国际系统将步入高风险的权利重组阶段。 [25] 现阶段，中国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增长，外交层面亦呈现出“奋发有为”的战略转向。在此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投身到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中，传统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由此受到冲击，而这正是导致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流于片面的首要原因。

不同时期，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呈现出阶段性演变特征，或将理念界定为“全球治理智慧” [26] ，或定性为“地缘政治工具” [27] ，但这并不是由于概念文本本身发生变化，而是西方对中国地位实力与未来秩序走向的判断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方面，当中国由西方眼中的依附者转变为对标者时，其主流媒体及相关机构便不得不重构话语说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合作倡议重构为“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叙事。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的研究中积极认可中国履行国际承诺、主动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事实 [28] ，在2022年则转而表示中方试图“扭曲现有规则和规范” [29] ，而在2024年发布的分析文章中，该机构却又再次承认“事实上，中国并未主张推翻或消除现有国际秩序” [30] ，这种评价摇摆恰恰暴露了其内在认知的深层矛盾。另一方面，力量上升往往带来的是评价分化，而不是单向地“洗白”。需要清楚，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带来的不是简单的集体唱好或集体唱衰，越依赖中国基础设施、市场空间的国家，其智库越倾向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为建设性的公共合作产品。反之，对美安全绑定越深或已嵌入对华遏制战略体系的国家，其智库则越易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权力话语。

（二）中西文明价值体系与治理逻辑的差异

哲学认知的深层差异是误解滋生的另一重要诱因。中西方在本体论层面的根本差异深刻影响了双方对“共同体”本质的理解。在国际交往中，西方承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质主义”的传统，认为世界由独立、离散、属性固定的实体所构成 [31] ，因而其文化高度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主，将高度统一视作对多样性的威胁。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就曾直言，“大多数人并不想生活在一个如此统一和一致的世界”“不同的社群都希望保持其独特的身份认同，有时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 [19] 受困于此类个体本位的国家观，欧美智库更容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误解为模糊国家边界、削弱个体自由的同质化方案。而与之相对，中国文明更为重视“互化互容”的传统，认为任何实体的身份与属性都是在互动关系中形成的 [32] ，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主张在差异中谋求共生。然而，这一柔性、非排他的共同体构想在欧美智库看来却显得目标模糊、意图难辨。西方学界往往难以接纳不以“敌我识别”为前提的国际合作模式，这一认识论上的脱节是导致他们惯于猜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动机的另一个深层根源。

此外，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轨迹造就了不同的治理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传播的接纳难度。西方现代治理体系深受工业文明影响，工业生产所必要的程序化、标准化准则也在西方治理实践中转化为对契约精神的尊崇。而契约精神又进一步催生了干预主义，一旦一国行为被判定为违反西方所谓的普世规范，外部介入便被视作合理。欧美智库在评析中国方案时，往往因其拒不接受西方的干预逻辑而感到不安。英国皇家事务研究所就在报告中举例称，“北京在管理或遏制中东冲突方面能力有限，且不愿在地区竞争中选边站队，暴露了与之合作的局限性” [33] 。在这种思维下，中国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也被部分智库片面理解成对国际责任的逃避。相较而言，中国的治理理念深受农业文明影响，注重依靠个体及社会内在的仁义礼智达成和谐。这一“为政以德”的传统延续至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突出地表现为对各国共赢共享的倡导。然而，在西方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中，普遍的道德原则并不能适用于国家的行为 [34] ，道德话语总是被用作掩盖其利益扩张的伪装，因而他们自然难以相信一个国家会为了理想化的“人类命运”进行大规模的公共产品投入。

（三）智库利益结构与运作机制的影响

资助者很少会为与自身观点相悖的机构、研究人员提供初始或持续性的支持 [35] ，智库生存于特定的权力与利益结构中，其研究视角不可避免地与资方立场存在关联。海外研究揭示，多数美国顶尖智库的运营都高度依赖本国政府、国防企业以及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而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往往都附带隐性条件，甚至衍生出付费定制等损害学术独立性的现象。此外，部分智库还存在研究人员任职于政府、国防企业等捐赠方，或智库董事会包含捐赠方高管的现象，这不仅模糊了公私角色边界，更造成了决策层的立场预设。 [36] 一位负责向这些机构拨款的资助经理曾表示：“受助方清楚，如果他们不够‘忠诚’，下次可能就得不到资助了”；有智库研究人员也坦言：“我们产出的不是研究，而是某种宣传”。 [35] 这种利益共谋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运作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作为美国核心外交政策智库，该机构长期接受来自国内外政府与军工企业的资助，动辄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刻画为“地缘政治渗透的威胁”，以据此提出强化美国在相关地区军事部署的建议， [37] 其目的是迎合资方政策倾向与提高自身政策影响力。

从研究人员个体来看，尽管智库内部容许多元发声，但机构的使命和利益往往框定了研究范围，个体发言很难跳脱出组织定位的约束。一方面，西方政策研究机构普遍设有多轮内部评审机制，虽然以提升质量为初衷， [38] 但在实际运作中也形成了严格的内容筛选，任何可能引发政治争议、触怒资助者的尖锐言论都会在层层审阅中加以修正。在部分持反华立场的智库中，即使研究员个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持客观乃至肯定的看法，但这种观点往往在内部审查环节即被消解。另一方面，青年研究群体虽在对华认知方面展现出更高的包容度，但仍较难摆脱职业发展带来的现实规约。实证表明，不少美国青年智库从业者抱有依托学术声誉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的期许，其政策议题的切入角度也因此以迎合美国政治精英圈的主流观点为导向。 [39] 对这部分研究者而言，在报告中渲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敌意被视作展现战略成熟度的方式，这也使得他们在分析中选择性地忽视其中的合作空间。

（四）主流欧美智库的叙事动机与话语策略

欧美智库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的过程中，往往通过看似专业且中立的学术表达完成叙事引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14] 与兰德公司 [22] 2023年的两份报告就较为典型地展现了这种话语建构的运作方式。

一方面，通过标题和整体结构进行基调预设。卡内基报告的标题《Assessing China’s Emerging Role in 2023》看似客观中立，但“Emerging”一词的使用实际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既有的平等行为体，反而是在暗示中国角色仍处于形成阶段，有待观察。报告借学者之口宣称沙特伊朗关系正常化是“中国的外交胜利”，似乎对中国的外交努力给予了肯定，但随即便用“But it is not a game-changer”（但这并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icing on a cake”（只是在阿曼等地区国家长期准备后的锦上添花）的表述弱化了肯定的分量，淡化了中国的主动贡献。同样，兰德公司的报告标题《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Designing a Shared Future》乍看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整个报告的重点都落在了“Designing”上，探讨的不过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中美共存方案。报告在开篇便为中美关系定下“正朝着潜在危险的方向发展”的主基调，将中国的一系列国际行动概括为“掠夺性贸易做法”“领土问题上的好战行为”“对多国的政治胁迫”，而美国的行动则被刻意模糊带过。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下，中美的共同未来变成了报告中所讲的需要靠“设计共存议程”才能勉强实现的东西，其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寻求平等的治理对话，而在于管控所谓“日益加剧的竞争”。

另一方面，通过修辞与关键词的选择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偏见。两份报告反复使用带有倾向性的特定词汇，潜移默化地将欧美读者对我国的认知导向预设好的方向。卡内基的报告在评价中国的外交行为时，高频使用了“cautious and selective”“ambitions”“quasi-mediation”（假调节）这类词汇，将我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硬生生曲解为“挑肥拣瘦”的功利主义，将我国正常开展的国际合作贴上了扩张野心的标签。而在讨论“全球安全倡议”时，更是直接声称这一理念“显然是从俄罗斯概念中照搬过来的”，将我国提出的独立外交概念悄然嫁接于俄方话语体系。兰德公司报告的战略色彩则更为鲜明，全篇贯穿“strategic competition”（战略竞争）、“hegemonic control”（霸权控制）、“security spiral”（安全螺旋）等负面词汇，直接将中美关系定性为两个“潜在霸权国”之间的较量，并断言“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变得更具挑衅性”。这类带有强预设的措辞先入为主地将我国的治理方案与潜在风险绑定，引导海外读者不自觉地站在风险管理的立场审视中国的任何行动。经过层层叠加的话语包装，这种叙事方式看似中立专业，却在无形中完成了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一步步矮化。

更为隐蔽的话语策略还体现在对该理念的翻译处理上。欧美智库在转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常刻意剥离其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共生逻辑，将“命运”一词译为带有宿命论色彩的“Destiny”。而在西方政治与宗教语境中，“Destiny”往往暗含着一种不可违抗的、强制性的意味，这与中国以“Shared Future”所表达的平等参与、合作共建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这种经由翻译完成的语义置换，实质上扭曲了中国致力全球和谐的善意初衷，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曲解为服务地缘政治目标的软实力工具。

四、推动欧美主流智库的认知转向及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任何治理理念的落地都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4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转化为世界共识，就必然要直面外界的误读与质疑，在回应中探寻共商共建的空间。为此，有必要从以下四个层面构建应对之策。

（一）以高质量实践故事引领叙事认同

事实提供论据，实力赋予分量。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判深受现实主义逻辑影响，其认知转变取决于对中国实际贡献及国际权力结构变动的评估。因此，推动欧美智库实现理性认知的关键就在于以新质生产力的突破筑牢战略自主根基，实现从全球体系参与者到贡献者的角色转变。过去十年间，中国依托系列全球倡议持续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与发展机遇，形成了众多可感可知的现实成果。从中欧“一带一路”绿色走廊到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这些案例本身就是最鲜活的叙事素材。因此，要用无可辩驳的治理成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事实支撑，讲好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故事，将中国在绿色发展、气候治理、公共卫生、减贫合作等关键领域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可观察、可比较、可传播的叙事资源。在这一事实基础上，欧美智库才更有可能将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判断从先验化的政治猜想拉回到基于证据的政策评估中，为建立客观理性的认知基础创造条件。当中国能够凭借自身的发展实力及治理成效站稳脚跟，便能真正在国际话语场中化被动为主动，展现大国应有的担当及形象。这种由实践累积而成的国际信誉，也使得欧美智库在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时，不得不正视中国作为不可或缺贡献者的客观现实，从而重新审视中国的治理效能。

（二）以原创性理论阐释构建价值叙事

针对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模糊性质疑，需要认识到这不仅是跨文明对话中的转译问题，更折射出东西方思维范式的差异。为此，有必要深化理论层面的原创性阐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价值内涵与实践逻辑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中澄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叙事。一方面，理论阐释应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共同体”的经典论述，据此与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进行对话。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推动的“世界市场”与“普遍交往”本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旨在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国家中心主义的外交理论。 [41] 基于这一真理性认识，有必要向国际智库阐明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40] 的立场，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全新思路。另一方面，理论阐释应充分运用中华文明的“和合”特质及辩证思维，讲清楚“你输我赢、赢者通吃不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42] ，在学术与道义层面抢占国际制高点。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论述正是回应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根基的关键所在。国内学者指出，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成为21世纪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靓丽名片，关键就在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阐释是否具有原创性。 [43] 但欧美智库常常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误读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故而必须向国际社会阐明其根植于全人类普遍实践的本源，讲透其包容性、超越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征，从而形成一套言之成理、动之以情的价值叙事体系。

（三）以常态化对话平台共塑互动叙事

据《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统计，欧洲与北美洲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两个地区（分别拥有2932家与2397家）；国家层面，中国以1413家智库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1] 中国与欧美均拥有庞大的智库资源，具备开展深度交流与合作的显著优势，若能有效深化智库间的智力协作，将有望化解西方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猜忌。

智库是“思想的孵化器、政策的智囊团、文明交流的桥梁”。 [44] 唯有搭建常态化互动平台，将全球治理的相关讨论多层次、多角度地融入具体议程中，才能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理性共识。为此，中国智库应主动作为，通过定期举办国际智库论坛、加强媒体与人文交流、开展中外智库联合研究培训，使欧美研究人员能够在开放、独立的学术环境中直接接触一线的数据资料、实践案例，而不是继续基于有限的公开资料与安全话语框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判断。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全球化智库（CCG）等机构先后举办多届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智库论坛，吸引欧美多地高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全球发展、文明交流等议题，在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达成了系列共识。这种持续互动不仅推动学术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中外智库研究报告的互认互用，还在平等对话中搭建起“命运与共”的跨文化叙事空间。与此同时，为深化这一进程，还需强化政府与智库间的互动协同，为智库开展国际交流提供充分的政策便利及资源支持，进一步增强其在政策制定与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力。

（四）以多层次分众传播体系精准叙事

认知转向同样涉及传播方式的调整。需要认识到，欧美主流智库在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关注点及表达方式并不一致。部分智库热衷采用对抗性的叙事模式，从风险防范的视角审视中国；另一部分智库则更加看重多边合作，对华立场也相对理性包容。鉴于欧美智库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生产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必须摒弃“一刀切”的做法，在深入研究不同智库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分层分类、精准触达的叙事传播体系。

一是针对不同智库群体，采取差异化的叙事策略。对于偏鹰派的激进智库及精英群体，应坚持以事实回应其安全秩序关切，定期发布具体的数据手册、实证案例，避免因空泛表态引发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误读；对于偏鸽派及其他合作意向较强的智库，则可侧重强调治理协同及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学者互访交流、学术合著、联合课题申报等一系列深度机制化合作，增强其对理念的理解和接受；而面对部分对中国了解有限但关注全球议题的公众群体，则应当从国际援助、减贫故事等具体案例场景切入，以日常化方式呈现“命运与共”的价值内涵。二是依托国际第三方平台，精准布局多元共述网络。分众传播的深层目标就是要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战略叙事能力，实现从被动回应外部质疑向主动参与意义建构的转变。为此，有必要依托国际第三方智库及各类跨国知识平台，通过联合发布研究、国际论坛合作等形式，吸引更多非中国背景的智库研究人员参与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的阐释与传播中，使理念在广阔的国际媒体网络中实现二次表达。

五、结语

从中国倡议到世界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必然要经历一个观念交锋与利益磨合的长期过程。必须认识到，观念的认同往往滞后于实力的兴替。拨开光鲜的排名表象便不难发现，西方智库在为世界规划未来的同时，也深陷于既有的利益格局难以自拔。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质疑，既源于制度文明差异带来的认知隔阂，也有因利益捆绑而产生的策略性误读，但其评价立场的摇摆恰恰折射出欧美精英阶层在“东升西降”大势下的焦虑心态。由此可见，质疑未必完全源自误解，认可也未必等同于价值认同，欧美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性解读有时只是为自身安全、利益与价值立场寻找合理性解释的结果。这一认知启示我们，推进理念传播的关键不在于消除所有分歧，而在于创造平等对话的空间，提升理念被国际社会认真审视的可能性。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面向未来的宏大远景，也是脚踏实地的务实行动，无需在被动附和中寻求生存，而应在直面审视中锤炼真义。在与多元文明的碰撞交流中，这一理念终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鲜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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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7期，总第263期

本文引用格式：王璐瑶，徐静.欧美主流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建构逻辑研究[J].东南传播，2026（7）：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