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整体迈入全球人工智能时代，以诸多根本上的新特性从而开启全新的文明阶段。全球人工智能时代是全球文明大交联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整体智慧能力显著跃升的时代，是新的机器主体能力崛起的时代。文化是文明的内核，在全球文明新阶段，人工智能成为事实上重要的文化创作和传播单元，面对这一新形势，如何巩固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就成为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中华文明的魂魄和根脉应该如何在新的智能文明阶段延续和发扬。总体而言，应确立和始终强化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中华文明文化内核的基础训练，在全球大模型交互中确立和传播中华文明优秀价值观念，指引人工智能新主体在各种行为上的伦理继承，从而在人机共存的全球文明新阶段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何哲（1982-），陕西西安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文化治理、数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
近年来，基于大规模神经网络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和快速传播渗透，使得当今全球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引擎驱动的全新历史时代和文明阶段，可以称之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一新时代中，有很多与传统长期形成的人类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新的特点，将使得整个全球人类社会中的主体、行为和运作逻辑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一系列问题就随之产生：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文明形态尤其是中华文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和应该如何适应？文明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总和，但文化是文明最本质的要素，因为技术和制度都可以学习乃至迁移，但文化是一个文明的魂魄和根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因此，在全球人工智能时代，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基于长期历史形成的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应该如何在人类新阶段“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从而使得中华文明能够整体上在新的人类历史时期继续繁荣昌盛。因此，当前必须对于如何在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巩固和弘扬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问题有所准备。
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是全新的人类文明阶段
人类社会自始至今，已经有了近万年的文明史，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等历史阶段。但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既往所有人类社会时期，都具有一些类似的一致性特征：例如，过去的所有时期，受制于地理、通讯、语言等限制，人类社会内部文明之间的交流总体而言还存在各种隔阂；又如，社会中只有人类掌握复杂的语言和智慧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的智慧劳动，并持久地学习、创造和传播知识；再如，所有的社会角色都是由自然人类来扮演的，所有的制度、规范、道德、伦理、文化等也都是人类创造并用于规范人类本身。而这些在全球人工智能时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在改变，从而使得人类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文明阶段。
（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是人类文明深彻大交互大融汇的新时代
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内部不同文明之间交互的历史，人类从原始时期早期的零星的部落交互，逐渐发展到工商业时期的全球化交互，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发明进步，不断推动人类内部的交互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不断在克服自然地理阻碍，而通讯技术特别是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加快了文明之间的信息交流。然而，横亘在人类社会内部的交互依然存在巨大屏障，就是自然语言。尽管在全球互联网中，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但是受制于语言隔阂，传统只有少数掌握外语的社会精英人群才能够实现跨国交互，并且这种跨国交互也是有限的，大多停留在国际商务和科学研究等个别领域，普通人群之间则难以进行跨语言交互。但是，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各种自然语言的掌握已经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不仅能够翻译简单话语，对各种隐喻、俚语以及长文本的理解也是驾轻就熟。这从根本上粉碎了长期横亘在人类社会内部文明之间的自然语言屏障。同时，各种大模型正在向全世界提供对话服务，而对话交流的服务过程也是在向全球所有用户进行跨文明的文化思想输出，也在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的大融合。因此，无论是通过全球文明不同个体之间利用智能翻译进行的直接交互，还是通过大模型平台以及各种智能体的间接交互，本质上都在对人类文明进行深彻的整合融汇。人类文明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交互大融合的新阶段。
（二）人工智能具有高质量完成各种复杂智慧活动的主体能力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通过构建大参数神经网络，利用海量数据进行自组织、自学习和自我进化，涌现出了完成复杂智慧活动的多种能力，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第一次面对具有复杂智慧能力的非人类单元。从对自然语言的掌握开始，到自主的图像、影音设计、程序设计、科学探索乃至数学推导，仅仅几年，大模型就实现了能力上的质的飞跃。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进化速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智慧能力是人工智能不能够具备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冲击，即人类社会在长达上万年的文明演化中，将第一次面对一种非人类的全新智慧单元。尽管在社会制度层面去承认其主体地位还存在相当的障碍和争论，但从能力角度，显然在众多领域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的能力。一方面，这对于文明的生产力等各方面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进步作用，因为，复杂智慧将不再是一种长期的稀缺资源；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存在包括社会构成和社会逻辑，都会产生深刻的主体性冲击和变革。
（三）人工智能将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新载体和实质上的新主体单元
人工智能智慧能力的显著提升具体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两方面的深度影响：一是人工智能成为文化传播的新的重要载体形式，并且人工智能与传统的典籍、作品、数据库等文化载体不同的是，人工智能的文化载体形态更多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只是在进行对外互动时才显现出来，更类似于人脑的文化载体形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由于能够大量学习人类文化成果并进行深度整合和再创作，从而实质上成为人类新文明阶段的重要文化主体单元。当然，对于是否承认其具有文化主体性显然还存在争议和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和妥善解决，然而这种强大的文化学习、传播和再创造的能力，是需要正面承认且高度重视的。甚至可以说，在未来一个人工智能遍布各个角落的社会，尽管人类依然是文化的主体，但各种人工智能体由于其数量众多，创造、传播和渗透能力极为强大，甚至将成为最主要的文化主体单元。那么，一系列问题就自然产生了：在未来全球人类人工智能新时代，人类文明的文化将如何传承？如何能够保证人类文化能够忠实地传承下去，不被人工智能随意地篡改或者抛弃？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文明而言，应该如何在新的阶段，通过新的人工智能主体单元来进一步继承、传播乃至弘扬自身的文化，从而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地位，而不至于在新的文化大交融的历史阶段被淡化和湮灭？这些问题既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更是每个文明需要认真思考的，特别是那些具有强烈文化主体性，对于人类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更应该关注这一问题。
二、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人类社会中，中华文明是非常独特和对人类文明整体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1]，在人类历史中，对于东西方文明的发展，都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欧洲历史上，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等产品以及造纸、印刷等技术的西传极大促进了欧洲的经济、技术发展和思想传播，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启蒙时代的到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明的思想、制度等倍加推崇。自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通过殖民手段向全世界扩张，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产生了较大冲击、挤压乃至侵害。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当代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显著成就，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得到恢复、巩固和发扬。而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人类整体上开始进入全球人工智能时代，那么，就有必要问一问，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在新的人类社会阶段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面对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应该怎么办？
（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面临的新格局
所谓一个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文明内的主体对文明本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高度认同以及由此而主动掌握建构主导权。二是文明内的主体对文明文化内核的深刻辨识和把握，也就是从对文化的表象认同延伸到对文化内核的辨识和认同，因为决定文化真正归属和差异的是文化的内核而非形式[2]；三是文明外的主体对于该文明文化的认同乃至赞赏效仿。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在历史上特别是人类农业时代曾经非常辉煌，儒道法等原生思想交相辉映，文明内高度认同，文明外亦备受倾仰，文化影响力远至海外。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的暴起以及全球殖民，对中华文明造成了相当大的侵害，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亦产生了相当伤害。但就本质而言，是人类社会整体进入新阶段产生了对原先全球文明格局以及文化主体性格局的颠覆性变革。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当进入到一个新的人类历史阶段时，显然会对原先的文明格局和各个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变革。
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引发的对全球文明文化主体性的变局影响。具体而言，有三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消除自然语言屏障后全球文明大交联时代引发的文化融合和畸变。历史证明，文明的融合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每一次文明间的交互，都会形成新的文化现象乃至深入到文明的文化内核之中。更重要的是，弱势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很可能在大交融后就会逐渐淡化乃至湮灭，成为其他主体文化的子文化。二是新的经济技术底层逻辑跃迁对文明技术物质能力格局的改变，物质能力对文明文化主体性构建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形成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的技术物质逻辑，必然引发全球文明格局的改变，进而影响到文化主体性格局。三是人工智能成为更为高效、数量更多的实质上的文化新主体，如何让更多的人工智能体成为忠实的文化建构和传播者，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以上的这些新的变化无论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还是其他各个文明而言，都是需要高度重视且直面的。
（二）全球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面临的挑战
以上是从一般性角度出发，更为具体而言，客观地讲，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巩固和弘扬产生了相当大的挑战，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原有的文化载体作用逐渐淡化，人工智能的全球大交联使得西方文明可以凭借全球大模型技术优势和广泛服务渠道进一步拓展其文化影响力。当前必须要充分认清一个现实，传统的报纸、电视乃至网站等文化载体，在大模型面前正在逐渐失去其影响地位，新时代的人们更愿意同大模型交互，而所有流行的大模型固然是各种生产工具，但本质上首先是大语言模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切语言都是对文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呈现。因此，当西方文明的大模型在向全世界提供各种交互服务时，同时也在间接传播相应的文化形式和文化观念。如果当越来越多的全球人们在集中使用少数若干西方大模型时，客观上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影响圈层，特别是今天的大模型自主具有强大的翻译能力，使得能够直接穿透旧的语言文化圈进行广泛文化渗透。
其次，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学习和再创作过程中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态价值的模糊、淡化甚至扭曲。今天无论是东西方大模型而言，其训练的素材都是基于既有的大量数字资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资源天然比传统的文化载体更容易被修改，从而直接导致大模型在训练阶段所学的有可能就是被扭曲的。而通过大模型的再创作，各种人工智能创造的文化作品，又大量增加了新的演绎和拼接，很容易丧失了对历史事实和文化价值观的忠实继承，更勿论弘扬。因此，无论对东西方而言，都面临着传统文化形态嬗变而造成的文化传承模糊化的风险。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中华长期形成的经典文献、文化作品，会不会在新的智能阶段被以讹传讹，导致大量新的群体的文化继承的模糊化？同时，今天的东西方大模型内在实质上进行大量的相互学习交流，当代互联网上的流量主要的产生者是智能体而非人类。这就意味着，智能体在相互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时，也天然会进行混杂，也使得传统的核心文化有可能会失去其纯粹性。
第三，大量的智能体作为新一代的文化实质创作主体，能否承担得起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任务。显然未来各种形态的人工智能体会遍布社会，智能体以其巨大的创作能力和高效率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文化创作主体，这会产生两方面自然的后果：一方面，传统以继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纯粹人类文化创作者的工作成果数量会相对大幅度减少，甚至成为小众，也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人类创作者的能力、作品数量和影响力都会淡化。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工智能体能否对中华文化形成认同，并在各种文化活动和社会交往中表达传递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点恰恰是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尽管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智慧和意识依然存在争议，但是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学习和训练，人工智能确实能够接受并传播人类的价值观念，而非简单地对于文本、作品等资料的复制粘合。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是具有对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接受、思考和传播的主体能力的，因此，要想让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能够传递、延续并弘扬，就必须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在智能体中的学习、训练和传播挑战。
（三）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巩固和弘扬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机遇
当然，全球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弘扬而言，也存在很多新的机遇，其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时代重构了人类文明格局和基本的文明交流形态，从而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文明优势格局的重大突破，使得全球文明重新回到新的历史赛道的起跑线上。因此，也带来诸多对于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机遇。
首先，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方面处于全球前沿，且充分尊重各国网络数据主权，有利于树立中华文明整体的良好形象。历经多年的持续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数智领域创新最为活跃和应用推广最为普及深入的国家之一，相应的技术人才、数字素材、开发经验等优势积累也极为丰厚，这使得当今中国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高地。中国研发的大模型在性能上不但位居前列，在开发成本和后续使用上的价格也更加低廉。这不但利于国内用户的使用，对于国际用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户而言，也更具吸引力。且中国大模型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数据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尊重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也使得中国版的大模型在国际服务竞争中具有显著优势。这些都有助于在新的历史阶段塑造中华文明先进、友善的整体良好形象。
其次，中华文化在人工智能训练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雄厚素材。需要明确一点，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所展现出的高能力主要来源并非人们刻意的设计，而是高度依赖数字化素材训练涌现而出的。因此，训练素材尤其是语言文化素材极为重要。从语言学的角度，不同文明的语言天然在信息密度和语汇联想程度具有天然差异。例如中文是显著的二维语言，每个字不但具有语音，还有表义的字形，且中文词汇构词清晰明确，具有高度的归类特质，所以中文更简洁高效且表达丰富。相反，拉丁化的字母语言是典型的一维化拼音语言，大部分构词逻辑性不强，很难单纯从词形看出关联性，所以相对而言，词汇更多繁琐且文本更长。这些差异在人类交互时表现不够明显，但是在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时，则差异极大。用于训练大模型的中文词表简洁清晰，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更明确，单个字的信息量丰富，且词元长度稳定，对于训练大模型极为便利和高效节约。同时，中华文明具有很长的信史传统和高度重视文化，历代典籍、文化资料、各类艺术作品非常丰富，这些素材天然都有利于对大模型进行文化塑造并对内外传播。
第三，当代中国人才和母语人口优势在人工智能的使用和文化思想引导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传统技术革命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基于自然语言训练的大模型高度依赖人才数量和人口优势。传统的技术革命可能更依赖于核心科学家，但是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则具有全民性。因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更依赖于群体技术人才以及后天素材累积和与海量用户的交互。因为本质上当代所有的人工智能的能力表现，都是在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学习基础上的涌现和发展。越多的技术人才的投入，越多的数据素材用于人工智能以及越多的用户交互，都是在各个方面改进人工智能。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文是世界上使用规模最大的母语语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具有统一语言的主体民族，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就完成了书同文的壮举。历经漫长的累积，沉淀出了高度一致性的文化内核和丰厚的显性文化成果和隐性文化积淀。这些都有助于人工智能更好地吸纳中华文明的文化成果，并在与人们的互动中学习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和行为伦理。
三、全球人工智能时代巩固和弘扬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路径
结合以上全球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历史性转型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对于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影响，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巩固和弘扬中华文明主体性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构建面向人工智能训练的稳固可靠不可篡改的中华文化成果数据库
数据是当前人工智能训练的基础，也是将文化从人类传递给人工智能的最重要手段，要确保未来的各种人工智能学习和忠实传播中华文化，就必须要有面向人工智能的可靠文化数据库。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典籍众多，然而进入到网络数字时代后，对于文化作品的错录乃至篡改就逐渐增多，而人工智能时代后，各种再创作和伪造亦屡见不鲜，这对于后续的人工智能训练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要建立面向人工智能训练的不可篡改的文化数据库。这要产生两个作用：一是实现文化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收录和不可篡改；二是要面向人工智能训练使用，要访问便利且廉价，成为人工智能训练的基础性公共资源。
（二） 逐渐强化对通用大模型进行中华文化方面的定向训练和认同要求
今天的大模型预训练数据包罗万象，数据量极大且素材较杂，因而形成的大模型在文化素养和价值观方面具有不确定性，错误率也较高。目前的大模型只是初步具有了文化学习和创作能力，但距离更专业的准确、精通、传神等要求较远。因此，有必要在可靠数据库的基础上，强化对通用类大模型等进行中华文化方面的定向训练要求，从而提升大模型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和自我认同。
（三） 建构中华文化类的专用基础大模型
在人工智能深入各行各业的今天，文化领域也同样需要相应的专业大模型，文化类大模型的核心特点就是使用严谨的文化类素材进行专业预训练并进行长期的后期强化训练，从而极大提升大模型对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文化输出的精准度和创作能力。并且文化类大模型不但针对的是人类群体，同时也通过数据接口支持其他大模型的需求转接和训练蒸馏等活动。本质上就是以点带面，通过构建专业的中华文化类大模型全面提升大模型群体的文化能力。
（四）进一步强化国产大模型的行为伦理规范训练和监管，塑造良好文明形象
如前所述，今天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仅是技术服务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交流和展示工具。通过大模型的交互服务，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内在的文明特质，也就是文明内核。不同文明训练出的大模型一定具有非常显著的本文明特质。因此，在国产大模型的训练和后续使用中，不仅要强化其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素养，更要体现在与用户之间的交互上。中华文明的一个核心特质就是“和”[3]，与人和，与万物和，与天地和。在“和”的基础上则产生了“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产出的大模型要充分体现出“和”的特质和“善”的根本遵循。反之，假如中国产大模型被爆出频频用于违法犯罪，则显然违背了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核特质。因此，既要强化国产大模型的行为规范训练，也要完善相应的监管技术和机制，成为全世界智能向善的典范。
(五) 积极推动国产大模型走向海外，扩大全球服务和迁移
经过系统预训练的国产大模型，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精华的知识汇集，经过准确的中华文化资料预训练的国产大模型在服务全球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价值观念通过与用户的友好互动传播出去，展示中华文明的良好形象和友善。同理，很多国家在发展自身人工智能时，以中国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作为基座并进行后续训练，实际上也有助于将文明的理念、和善的中华价值观念传播开去。并且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国产大模型充分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和数字主权，不预置价值偏见，这本身既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对外交往原则，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六）推动全球人工智能的文明尊重，消除文化歧视，实现美美与共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格局不能延续人类文明长期以来旧的丛林观念，相反，由于生产力极大提升，有可能使得人类文明整体上摆脱为了争夺资源的旧的模式桎梏，走入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新阶段。对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而言，也需要推动这一趋势，核心就在于要呼吁严禁文化歧视，充分尊重人类各个文明的文化成果、价值观念。在全球各大模型训练和使用中摆脱自殖民时代起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而是平等看待人类每一阶段每一文明的文化成果。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人工智能创新最前沿的国家之一，也有义务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消除歧视，实现文明的美美与共。
注释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 何哲：《“道法礼仁教和同”——论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3] 谷立平：《“和”文化孕育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及当代转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