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实现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共兴，是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以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为个案，基于共生理论和协作场域的视角探讨民族地区跨区域协作的实践路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构建“经济发展—生态保障—民生福祉—新质生产力”四维协同框架，创新区域利益联结机制。在共生理论的指导下，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川藏铁路和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双轴驱动，整合川渝经济圈的技术、市场资源以及涉藏地区的生态和民族文化资源，形成跨区域结构性资源共生共享体系。第二，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依托“川藏数字贸易港”建设，搭建产业数字化协作平台，实现跨区域经济区生产要素的跨域配置。第三，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创新“川藏+援藏省区市”协同机制，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共建格局，为破解民族地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提供实践方案。研究表明，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构建共生型发展机制，不仅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而且在物质共兴和文化共融的辩证统一中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社会基础，为新时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关键词：川藏经济协作/ 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化认同/ 共生理论

作者简介：张文娟，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202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区域经济（四川 成都 610225）；张友，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宋鹏云，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通辽)2026年第3期 第34-43页

一、问题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做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以及“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①。区域协调发展是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支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保障以欠发达的民族地区为代表的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协同共进，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撑，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力”②。从西部大开发到区域协调发展，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全力发展西部地区，彰显了党和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和战略定力。为强化西部区域协作共兴，打通成渝向西开放通道，加快区域的资源流通，建设好民族团结示范区，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在雅安市应运而生。在历史背景和时代机遇下，雅安市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有利于贯彻落实优势互补、协作共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部署；有利于探索创新区域“飞地”经济合作，创新跨区域援藏新模式、开创涉藏地区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有利于丰富和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广度、深度，打造民族文化交流平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学界面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民族地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产业竞争力式微、对内对外经济联动程度不活跃的窘迫困境时，不断探寻实现跨区域协作共兴的路径，主要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经济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视角出发，探讨区域经济协同共兴发展策略。

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方面，不同区域既注重发展经济硬实力，又高度重视地方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作用，发挥区域特色资源，构建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协同治理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石黎卿、石裕祖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协同效应研究——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大理白族大型民俗传统仪式活动‘秧賩会’和‘田家乐’是一种经济组织与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古老的‘秧賩会’与‘田家乐’之间具有螺旋式互相推动的协同效应”③。王莉在《羌族建筑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一文中认为：“对于当代少数民族而言，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无疑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羌族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具备发展工业的基础，但是其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羌族传统寨落建筑更是蕴含着浓厚的古风遗韵。所以如何保护并开发羌族建筑资源将成为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④宋春颖在《区域协同视角下辽宁高铁经济发展策略》一文中认为：“高铁经济是把双刃剑，发展好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反之将加速资源流失。利用辽宁高铁网络优势实现高铁与经济耦合式发展，是辽宁经济实现逆袭的历史机遇。”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的民族地区跨区域协作共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界围绕经济共同体展开了多学科、多方法、多视角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吴本健、罗玲在《数字经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一文中认为：“从农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进程中，技术进步使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增强”。“数字经济以其广覆盖性、高渗透性、高互动性与强黏性、高度智能化特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契机。”⑥许珂、熊坤新在《新征程以民族经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文中认为：“新征程促进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实践中的努力方向，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民族政策等方面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提供制度保障。”⑦郑洲、索吉甲在《放牧配额权交易视角下川西北高寒牧区经济共同体建构的系统审视与制度创新研究——以若尔盖县T村为例》一文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对川西北高寒牧区经济共同体建构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川西北高寒牧区经济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创新。”⑧周盈、王丽娜在《基于共生理论的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关系研究》一文中认为：“提升我国商贸流通体系合作和交流水平，就要秉持协同发展的理念，全面促进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的协同进步，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化发展，提高市场运行的统一性。”⑨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协作发展背景下实现民族地区跨区域协作共兴，既离不开历史、文化软实力、特色资源的支撑，又要关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人力资源的关键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实践是新的参考体系。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作为从共兴视角研究跨区域协调发展的个案，具有理论典型性和现实实践性的特征。笔者从共生理论和场域协作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地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促进多地协作共兴的发展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共生理论与协作场域

德国真菌学家、植物学家海因里希·安东·德巴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共生”(Symbiosis)概念，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类生物在一定的环境中按照某种形式形成的某种关系。自此之后，“共生”概念逐渐被引入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袁纯清界定了“共生”的三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形成共生理论。共生理论提出，合作是共生本质的关键特征，与传统竞争不同，共生基于相互吸引与合作，促进各方面特性的保留和继承，而非相互替代。共生理论内的竞争是通过创新提升各方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这一过程虽然包含竞争和冲突，但是更重视建立创新合作关系。共生强调竞争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积极互动，视为参与方的共同进化过程，强调各方在共生系统中的互动，建立无法凭借单方面力量达到的高水平关系。在共生进化过程中，各单元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可能形成新的共生形态和结构。袁纯清在《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一文中认为：“对共生现象的研究，已广延到生态、社会、经济的领域。尽管后者的研究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但无论是共生方法在医学上、农业上的应用，还是施用于经济管理，均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展示了广阔前景，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⑩民族地区尝试跨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在于以共生和协作模式实现地区共兴发展，由此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共生理论对研究民族地区跨区域协作共兴，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适用性。

基于已有的共生理论，笔者引入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尝试构建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发展分析框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场域”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的子场域构成的大型场域，具有自身独特逻辑和必然性的网络结构(11)。在场域理论中，社会空间是位置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关系网络。在每个场域中，参与者拥有各自的习惯等，而且只有在特定的场域才能显现价值和影响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试图打破结构和个体的二元对立，提供全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框架；考察事物或者现象在所处场域的角色和影响，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社会问题(12)。

笔者结合共生理论和协作场域理论，构建“共生单元—协作机制—发展产出”的分析框架。共生单元是指跨区域经济协作中参与互动的各方主体(例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协作机制包括多主体互动模式、垂直制度参与、跨区域资源流通模式；发展产出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协作共兴的具体经济、生态、社会结果方面。

(二)协作场域：构建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分析框架

笔者在理解和应用共生理论和协作场域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区别于国家战略布局和其他各大城市群与合作协作区等形态，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一体化发展呈现地域特性，这些特性既来自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又源于区域内多民族共生的历史文化积淀。

雅安市在经济协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促进川藏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关键节点。这一战略地位，使建立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成为可能，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和文化支撑。

协作场域作为构建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一场域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成为前提；以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突破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发展过程中，多方利益的联结至关重要，不仅包括政府之间的合作，而且涉及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广泛参与。多元主体的协作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和民生软实力。联合区域结构性资源共享，例如人才、产品、技术、医疗、市场等硬实力资源互通有无，能够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的共生、共享、共兴。

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二元互动、多层叠加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下，川藏地区共兴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在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发展模式的推动下，川藏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各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不仅有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朝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迈进。

基于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的分析框架

三、案例选取与呈现

(一)案例选取

笔者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探究在共生理论和场域协作的背景下，通过发展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实现四川省和涉藏地区民族经济的协同共兴发展，阐述进行此现实研究课题的原因。

基于典型性原则，笔者选择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作为个案进行分析。

第一，选择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有利于协作场域下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分析框架的理论构建和验证，符合“案例研究设计与理论抽样方法”(13)。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川藏铁路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全面开创涉藏地区团结进步、繁荣发展、长治久安新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能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雅安自古以来与涉藏地区地缘相近、文缘相通、经济相融，是川藏地区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为了进一步加快跨区域联动发展，雅安市以川藏铁路等交通干线、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例如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服务业及贸易互联网)为驱动轴，以“川藏援藏省区市”协作新机制为支撑，建设国家“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有助于协同打造涉藏地区数字化跨区域经济增长极，探索新时代涉藏地区产业振兴和“富民兴藏”(15)的体制机制。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为笔者提供了较好的分析窗口。

第二，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雅安市居住着多个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协作发展和民族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发展和成效可以作为国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政策实践的缩影，在理解和深化中国国内区域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推进区域一体化等方面都具有普遍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案例呈现：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拥有良好的现实发展基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色、自然环境根基。政策先机和发展基础是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在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示范意义和战略地位，既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又是促进民族团结、加快提升涉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推动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既是将长期文化传统和现代发展趋势的有机结合，又是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潜力、实现共同繁荣的关键步骤。文化底蕴是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精神内核，繁盛的茶马古道展示了雅安地区扮演的关键角色，不仅是物资往来的渠道，而且为文化的互通互鉴提供了沃土。这一历史线索为当今的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培养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土壤，勾勒出地区合作的底色。雅安市和西藏自治区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为两地的密切关系注入了活力。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产业不仅助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而且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区域文化力量的强大支柱；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是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不可忽视的发展基础。随着川藏铁路与雅西高速公路的完工，互联互通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为经济方面的密切合作与文化方面的持续交融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物理通道，成为区域成长新引擎的动力源泉；独特的过渡性气候使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适宜的农业生产环境为地方特色产业尤其是茶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而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奠定了地区品牌。良好的天然环境成为促进旅游发展和经济多样化的关键因素。要冲之地的位置条件使得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独具地理优势，雅安市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衔接(过渡)地带，在自然资源的互通有无、文化价值的交流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撑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发展目的是打造川藏经济合作枢纽，通过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平台加速本地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推进数字技术与“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16)深度融合。计划形成健全产业链，提高民生服务，支持边远地区发展，通过开放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强化内地与涉藏地区联系的同时推动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稳定发展，使国家战略方针落地有声。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又是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有力支撑的现实意义；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是四川省和涉藏地区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对《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17)的贯彻落实。

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核心在于“一体双翼”：“一体”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双翼”是先行示范与协同机制。

第一，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格局进行建设。以“川藏+援藏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协同打造支撑国家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战略要地领跑驱动支点，全面推动涉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涉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打造国家“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领跑驱动发展区及核心开发建设区先行示范工程；依托川藏铁路和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服务业及贸易互联网)为支撑，协同构建“川藏(雅安)数字贸易港”，建设产业数字化平台和数字化贸易协作平台，提升跨区域经济协作发展水平；协同构建川藏数字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涉藏地区、环喜马拉雅旅游(雅安)“补氧储能”和高原旅游装备集散地及旅游服务贸易体系；依托川藏铁路和“川藏(雅安)数字贸易港”等平台的驱动功能激活西藏及涉藏地区的矿产、新能源、数据存储、民族医药、农牧产业、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的属性，充分发挥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区位聚合效应，构建川藏(雅安)现代数字化工业产业集群。

第三，运用“川藏+对口援建省区市”协同机制，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协同打造“富民兴藏”和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支点，全面开创涉藏地区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事关国家总体安全与社会稳定。基于“川藏+对口援建省区市”协同机制，由中央直属企业主导、对口援建省区市参与，联合发起组建“中国川藏协同(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开发建设企业平台，按照总体规划、分段建设的思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组团式招引项目持续落户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保障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效率市场化运营。

四、案例实践分析

(一)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场域发展路径

以特定区域作为探索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是基于一定条件构建的新经济生态系统实验基地，具有突破性、系统性、组织性的特点。基于这种理念，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改造、跨区域经济协作共兴等理念都可以付诸实践。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窗口，肩负着为涉藏地区实现跨省合作、资源整合、民族地区经济协作发展的重大使命，体现了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重要意义。在探索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共兴方面，相关部门应当坚持结合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地缘优势和发展基础，走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创新之路，夯实物质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作为实现地区民族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发展路径主要围绕生态、新质生产力、经济、民生等方面展开。

第一，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将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确立了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逾越的地位，严格限制任何可能损害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为了激励生态保护行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合理补偿生态保护区的居民和企业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与周边地区开展深入的环境治理合作，共同打击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第二，新质生产力既是实现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场域发展的主要突破点，又是引领跨区域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契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基于生产力要素的数据可拓展性，保证了要素组合在中观层面具有变革能力，依托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区域中心的优质生产力要素提供支持，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围绕前沿科技的创新和应用采取跨区域引进和自主研发双管齐下的模式，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改变传统的先进科技和大数据由东向西、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的固有路径。罗银新、王奥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挑战及策略》一文中认为：“职业教育与地区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在规划职业教育发展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深入了解区域的实际特点和需求。”(18)根据新产业的结构化分工的差异性，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高度重视培养本土化新型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途径提升劳动力的素养和技能水平，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除此之外，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集结和运用丰富的资源和坚实的产业基础，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例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打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第三，经济发展是建设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直接目标导向，通过基金支持和园区共建等多种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设立专项经济发展基金，为区域内的重大项目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灵活应用共享经济模式，与周边地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兴发展。在此基础上，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尤其注重园区的规划和建设，通过园区共生系统共建推动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第四，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将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致力于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增强幸福感。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以和合乡村与社区共建治理作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19)，通过促进园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产品加工升级，引入高新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协调主体促进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等模式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注重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事业，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加强跨区域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居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在协作场域围绕生态、新质生产力、经济、民生等方面进行跨区域合作探索和民族经济发展实践，构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涉藏地区、组团式支援的援藏省市为发力主体的区域利益联结单元，发挥各自在基金支持、人才供给、科技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资源与环境保障的组织协调作用，以跨区域民族经济合作与发展为重心，在保障和维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抓住新质生产力这一突破点，以区域民生发展为落脚点，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发展储蓄了生态保障力、经济硬实力、文化软实力、民生发展力。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不仅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有力支撑，而且可以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跨区域民族经济共兴的共同体向量

笔者提出的“共同体向量”是指在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过程中由多主体协作互动产生的、具有明确方向和推动效能的关键资源与行为的组合。这些具体行为和资源相互作用，指向跨区域经济共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从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实践出发，将“共同体向量”界定为五个维度：技术协作向量、产业融合向量、人才流动向量、医疗卫生服务共享向量、市场一体化向量。具体测量维度包括联合技术创新项目数量、产业合作规模与跨区域投资规模、跨区域人才流动规模、跨区域医疗服务合作项目数量、区域贸易额增长与市场联动程度。这些维度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共同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抓住宏观经济布局和涉藏地区协同发展的政策契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应运而生，承载并且推动了地区深度合作与共同繁荣，发展和规划机制高度嵌入共生理论思想，强调在生态系统中实现跨区域、多民族的相互依存和协同发展。笔者基于共生理论引入解析几何中欧几里得向量(Euclidean Vector)概念，即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量。以此分析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产生实际效果或者质量的向心力举措，即“共同体向量”。构建共同体向量体系，紧密联系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共生体系。共同体向量以共生共享为出发点，通过技术创新交流、产品互通有无、医疗资源联动、市场拓展合作、人才流动培养等关键领域的深度协作，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优化利用，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技术维度的共同体向量方面而言，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数字贸易港等数字技术平台积极推进跨区域技术创新合作和成果共享，加速了技术在区域内部的流动和转化，体现了技术协作向量对区域经济共兴的推动效能，不仅增强了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的技术融合水平，而且有助于形成协作区域内的技术利益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济基础和认知支撑。

第一，技术维度的共同体向量。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呈现跨区域、跨民族的技术合作与共享趋势，促进了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内部和外部的技术创新、交流和高效利用。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搭建创新平台、整合研发资源、推动技术交易和产学研合作，加速技术的市场化应用、产业化落地和扩散，提升了区域内技术水平，加强了技术人才的流动和交流，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产业融合维度分析，“共同体向量”具体表现为产业链的跨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例如以“川藏数字贸易港”作为主要载体，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共同推动建设数字产业链和跨区域配置资源。这种产业链协作实践增强了区域内部产业联动的强度，促进了经济利益一体化，为区域民族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一步巩固了跨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建设。

第二，产品维度的共同体向量。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产品创新和共享；通过加强研发合作、品牌推广、质量监管、流通渠道拓展、文化交流，促进内部产品和外部产品互通有无，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人才流动维度的共同体向量表现为跨区域的人才培养和交流合作，通过政策支持和人才项目的实施，推动人才在川藏区域实现高频率流动和互动。这种人才流动机制有效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思想沟通。

第三，人才维度的共同体向量。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以人才的共兴共享发展为核心战略，通过优化人才政策、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人才共享机制、注重继续教育培训等具体措施，构建充满活力、高效协作的人才生态系统。这些举措旨在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最大化发挥潜力，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在医疗卫生服务共享维度，共同体向量体现为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跨区域医疗合作项目，有效实现医疗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社会服务资源的跨区域联动，使居民切实感受跨区域协作带来的社会福利。

第四，医疗卫生服务维度的共同体向量。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推动实现医疗的共兴共享发展，旨在通过资源整合、协同合作、服务创新、公平保障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普及，促进医疗事业的协同发展；要求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跨区域合作，利用现代技术提升服务质量，致力于保障人们公平地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市场一体化维度的共同体向量主要体现为区域市场的高度融合与经济要素频繁的跨区域流通。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政策机制和搭建数字平台有效推动市场统一化建设，形成商品和服务更加顺畅流通的格局，切实增强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实效。

第五，统一市场维度的共同体向量。市场的共兴共享发展是系统性的过程，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倡导市场主体协同合作，推动市场平台的共享和创新，注重共建市场规则和市场监管。这一过程旨在通过整合商品、技术、信息等关键资源，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市场主体协同合作既可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又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市场的繁荣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的共享平台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升服务效率，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共同维护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市场的共兴共享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努力合作推动市场的高效运行和共同繁荣。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落地实践有效验证了共生理论在指导跨区域民族经济共兴方面的可行性。从构建共同体向量的视角而言，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的协同发展、市场的共同开拓、技术的创新突破、文化的交流互鉴，既为中国继续推广经济协作试验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又为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新的实践路径。

五、结论与启示

在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和实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实现跨区域民族经济共兴是时代的新命题，需要先行、先试，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因此成为关注实践的新参考体系。笔者以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共生理论和协作场域的分析视角，构建“共生单元—协作机制—发展产出”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区域协作的多维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通过数字平台引领、制度机制支撑、资源要素流动实现了跨区域民族经济协同共兴，有效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验证了共生型发展机制在民族地区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在协作场域中，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建设重心是跨区域民族经济合作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生态既是前提也是红线，民生发展是最终的落脚点。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作为内地与涉藏地区交流的重要窗口，联结着区域之间多方的共同利益，承载着涉藏地区实现跨省合作、资源整合、民族地区经济协作发展的重大使命。笔者通过分析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场域发展的路径，从生态、新质生产力、经济、民生角度找到案例建设主体在基金支持、人才供给、科技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资源与环境保障方面的支撑点，认为这些支撑点形成了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融合发展的硬实力。笔者基于共生理论，利用向量工具解释了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具有的跨区域民族经济共兴的共同体向量。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将以成渝地区为桥头堡的内地和涉藏地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共生体系。向心力举措以共生共享为出发点，实现在关键领域深度协作以及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优化利用，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形成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融合发展的软实力，构成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共同体向量。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启示，以求为民族地区跨区域协作提供实践参考。

第一，先行试点、规划落地的民族经济协作试验区是建设跨区域协作机制的重要抓手。以雅安市为节点城市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既有利于打通成渝向西开放通道、推动西部地区协同共兴，又能够为涉藏地区的资源流通、民族交往、平台嵌合提供制度与空间承载，具备推广和复制的实践潜力。

第二，跨区域民族经济协作应当摆脱单一的“要素支持”模式，转为探索“多方协同+机制嵌入”式推动路径。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发展既离不开经济、科技、人才的支持，也不能脱离涉藏地区本地生态资源的保障和组团式援藏省市的跨地域、多领域支援。

第三，协作机制应当坚持“物质共兴”和“民族共荣”双向发力。相关部门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将“共同体向量”作为协作机制的设计逻辑，通过技术协同、产业共链、人才互通、医疗共建、市场共享等路径实现在跨区域民族经济共兴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作目标。

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区域协作应当从“政策推动”迈向“机制创新”，从“资源支援”迈向“共生治理”。川藏(雅安)经济协作试验区既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样本，又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的样板。相关部门未来可以在更多具备地缘基础和文化共生基础的民族地区复制这一模式，系统构建“发展有载体、协作有机制、共兴有共识”的民族区域协作新格局。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3875.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

③石黎卿、石裕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协同效应研究——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启示》，《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3期。

④王莉：《羌族建筑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2期。

⑤宋春颖：《区域协同视角下辽宁高铁经济发展策略》，《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第S1期。

⑥吴本健、罗玲：《数字经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⑦许珂、熊坤新：《新征程以民族经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学刊》2023年第5期。

⑧郑洲、索吉甲：《放牧配额权交易视角下川西北高寒牧区经济共同体建构的系统审视与制度创新研究——以若尔盖县T村为例》，《中国藏学》2023年第4期。

⑨周盈、王丽娜：《基于共生理论的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关系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24期。

⑩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改革》1998年第2期。

(11)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137—141页。

(1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21—136页。

(13)毛基业、陈诚：《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艾森哈特的新洞见——第十届“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6)”会议综述》，《管理世界》2017年第2期。

(14)新华社：《习近平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20-11/08/content_5558795.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

(15)新华社：《习近平：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15-08/25/content_2919704.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

(17)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

(18)罗银新、王奥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挑战及策略》，《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6年第2期。

(1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x9popbpxwxcu6v5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ngbao/2024/issue_11186/202402/content_6934551.html，访问日期：202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