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历史观问题上，斯密摆脱了近代政治学说对历史的种种臆想，确立了考察历史的经济视角，并以此对制度与规范作出历史说明，这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斯密总体上停留于对历史的经验观察而缺少对内在过程的揭示。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深刻地呈现了斯密的该项局限，既明确了历史的过程性特征，还建立了对历史的自我理解，但这种理性的历史实为精神与观念的历史。在肯定斯密和黑格尔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框架内重新安放斯密思想的经济元素，并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人的活动构建世界历史。更为关键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本身是由人生产的，它通过人的活动而获得了能动性意义，马克思也因此实现了对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关键词：唯物史观；世界历史；分工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认为，斯密主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而国外的很多斯密研究者却认为仅强调黑格尔历史观的影响无法解释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因此认为唯物史观主要受到斯密影响，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运用。实际上，斯密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必过于夸大，其影响可以通过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对斯密元素和黑格尔元素的吸收、批判与超越得到呈现。因此，研究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研究马克思对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既可以正确呈现二者的主要内容与根本特征，凸显斯密思想常被忽视的维度；还可以系统性地厘清马克思与二者的理论关系，凸显马克思对二者的根本超越。基于此，本文将主要研究如下几个问题：（1）斯密思想的历史维度及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积极影响；（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呈现的斯密历史观局限以及黑格尔对唯物史观的积极影响；（3）唯物史观是如何对斯密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展开批判并实现根本超越的。

一、斯密思想的历史维度及其影响

当前，一方面，学界主要在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上考察斯密对马克思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哲学或历史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英美很多研究者较早关注到斯密对马克思的影响，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主要来自斯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就曾提出，马克思“借了斯密的社会性观念，而用一种化身出现”（克罗普西，第138页），而另一名研究者温奇（Donald Winch）则进一步主张“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包含有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温奇，第17页）。那么，斯密的历史观能否成立，斯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其影响是否如当前英美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重要，这是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斯密的思想是有历史维度的，这首先体现为斯密对其他政治学说在历史真实性问题上的批判。斯密在批判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约理论时特别指出，契约论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契约理论主要流行于英国，但在很多没有契约理论的地方也有政府，“即使在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政府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坎南编，第38页）。这就说明订立契约并非人们成立政府的前提。当然，在斯密看来，社会契约理论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不符合历史事实，还在于其研究方法是静态的和抽象的，即“‘先验的’和非历史的方法”（温奇，第12页），其理论模型是人们凭空杜撰的。而斯密重在通过经济与社会发展说明政治制度的变迁，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制度变迁的根本性作用，他认为，政治制度总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具有历史性而非永恒性。不仅如此，斯密还把道德规范问题还原到历史情境之中，提出“一个人行为的合宜性，不是依靠它适宜于他所处的任何一种环境，而是凭靠它适宜于他所处的一切环境”（斯密，1997年，第256页），其言下之意在于，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行为规范，行为的合宜性总要依社会环境而定，同样，“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容易使生活在这些时代和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形成不同的性格，人们怎样看各种品质，认为各种品质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责备或称赞，也随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同上，第259页）。

这样说来，斯密思想的历史维度是较为确定的，而且就如大部分研究者关注到的，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就“已经非常熟悉斯密的著作”（里格比，第90页），这就说明其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是可能且真实的。斯密对历史的实证考察首先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扫清了初步障碍。在契约论批判问题上，斯密仔细考察政治起源的真实推动力，指出“有两个原则使人们参加文明社会，我们把它们叫做权能原则和实利原则”（坎南编，第35页）——前者指首领人物所具有的智力、体力、财富等支配力量，后者指人们加入政府可获得的收益，政府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而非通过契约产生的，这就如当代学者洪特（István Hont）指出的那样，其目的在于“用一个貌似更加真实的历史叙述来取代法律和政治规范性的契约历史”（洪特，第51页）。斯密的契约论批判揭示了同时代思想家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主观臆想，指出其缺少历史真实性，这与马克思非常一致，马克思同样批判这些学说在历史问题上的抽象与虚幻不实，指出只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才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分工问题是斯密考察历史的重要关注点，斯密通过分工研究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历史，这一研究视角同样值得肯定。在《国富论》中，斯密考察了罗马灭亡后欧洲农村衰败与都市勃兴的过程，逐一考察包税制、自由贸易、城市自治、国王与市民的结盟等事件的历史影响，内容翔实，其对社会历史的考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多处援引斯密的经济素材并标明“见亚·斯密”（同上，第565页），依据分工进一步揭示了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他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同上，第556页），并强调在分工问题上“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同上，第619页）。这一评价既吸收了斯密思想中的经济元素，还肯定了斯密在分工问题上的深入研究，更肯定了分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

斯密的历史观进一步体现为社会阶段理论，他依据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把社会发展划分为渔猎、游牧、农耕、商业四个阶段，提出“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渔猎时代；第二个是游牧时代；第三个是农耕时代；第四个是商业时代”（斯密，2017年，第52页）。这一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从思想史来看，划分不同历史阶段是当时苏格兰思想家们的常见做法，弗格森（Adam Ferguson）就曾提出了野蛮、商业、文明等不同阶段的划分，提出“不仅个人要从幼婴阶段进入成人阶段，而且整个人类也要从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弗格森，第1页）。但斯密明确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区分标准，相比于弗格森等文明-野蛮的道德评判的划分标准，斯密以经济方式为标准的社会阶段分类无疑与马克思的视角更为接近。

斯密诉诸社会经济关系来考察制度与规范的方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考察欧洲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时，斯密并未把历史进步都诉诸观念的进步或制度的设计，而是诉诸社会经济和商业活动，揭示出社会经济活动在塑造政治制度方面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在斯密看来，一方面，政治制度总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经济与社会的作用才是根本性的，它远超过观念或政治的作用，因此他才会指出“封建法制凭一切强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却由国外商业和制造业潜移默化，逐渐实现”（斯密，2014年，第390页）。不仅如此，斯密把社会看作比政治更为根本的要素，就如研究者指出的，在斯密这里“与政治相对立的基本概念是社会”（Wolin，p260），社会不仅不同于政治，还决定着政治。马克思认可斯密对社会的强调，同样不再诉诸观念考察政治，而是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对于政治的决定性意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政治结构，提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当马克思开始追问政治共同体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时，他遗憾地发现，“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同上，第536页），“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同上，第531页）。而此时以斯密为代表的学者们虽然受意识形态局限，但还是“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同上）。因此，马克思只得放弃德国的抽象理论转而向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寻找帮助，而斯密的学说恰好具备丰富的历史素材与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成了斯密历史观能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重要契机和主要原因。

总体而言，斯密揭示了近代理论对待历史的抽象臆想之弊，确立了考察历史的重要方法，根据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区分不同社会形态，并通过考察社会经济活动来认识政治变迁，这些观点和方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体现了斯密在历史观上的深刻见解，也确立了其在推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黑格尔历史观的意义与影响

卢卡奇曾对斯密与黑格尔思想作出研究，认为“黑格尔终其一生都停留于斯图亚特的观点，而从未达到斯密和李嘉图洞悉资本主义的规律性曾达到的高度”（卢卡奇，第308页）。这一论断肯定了斯密在探索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对黑格尔的评价却有失公允。黑格尔虽然未像斯密那般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的规律，但还是对这些经济现象作出了哲学提炼，并在其哲学体系中安放了斯密思想中的经济素材，他的哲学体系与结构体现出“巨大的历史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2页）。这实际上说明，在历史观问题上，不能忽视整体性结构的优势而停留于经济素材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黑格尔与斯密的主要差异，进而讨论黑格尔对唯物史观形成所具有的意义。

在黑格尔看来，斯密思想的历史内涵虽然丰富，但其历史尚未成为一个整体，斯密既无意建立历史发展的一般学说，也未去揭示不同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根据，更没有建立对历史的自我理解。黑格尔恰恰要从历史素材中找出一般规律。在他看来，这些事件并非杂乱无章的，它们是世界历史用以实现自身的手段，“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个目的具有意识，并且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黑格尔，2001年，第25页）也就是说，这些素材要通过世界历史的框架将自身表达为历史的不同阶段，这样才能体现历史的隐秘逻辑和“理性的狡计”。在这方面，黑格尔以自由为依据，揭示了世界精神从东方到普鲁士的发展过程，各个国家与文明成了历史发展的不同环节，历史成了世界精神有意识、有目的的运动，他由此建立了理性的历史。就如德国当代学者宽特（Michael Quante）指出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这样一种结构性分析，它借助主体性理论的构想，从目的论层面加以建构。马克思直到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一直致力于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论设计。”（宽特，第18页）

当然，黑格尔历史观不仅凸显了斯密的不足，其深刻之处还体现为，把历史看作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过程，建立了对历史的自我理解。黑格尔历史观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动态的设定。黑格尔历史观不同于启蒙时期典型的静态历史观，后者以康德为典型，主张人类不断地“朝着世界的美好前进”（康德，第157页）。黑格尔不认可这种静态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历史没有固定不变的目标，历史不断提出更高的原则，也不断实现更高的原则。“在它一部分保全、一部分变化的原则里，乃是一个更新的、事实上又是更高的形态的发源地和诞生地。”（黑格尔，2001年，第78页）因此，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各个民族依次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身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对历史的“动态”设定，在他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历史既不静止，也没有静态的目标，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之中，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也因此，马克思才会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在其面前没有静态之物，一切都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甚至一切事物都只是历史性的，因此当然不会存在终点性的历史目标，“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黑格尔的更深刻之处在于整体性历史观以及对历史的自我理解，这也是其“历史感”的主要体现。在黑格尔这里，世界精神推动形成了世界历史，世界精神在既有的基础上萌发出更高的原则，这个更高原则会成为下一个文明的代表，它们依次交替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因此，黑格尔眼中的历史不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素材，而是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马克思也把历史看成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整体性的世界历史，指出黑格尔不但“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还进一步把自然、社会融入他的世界历史体系之中，“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9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讨论印度等古老秩序崩溃时也肯定较高程度文明对较低程度文明的超越，并先后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区分了狩猎、农耕、商业等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提法虽然也受到斯密的影响，但其对历史发展内在过程的揭示已经超出了斯密。此后，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之区分方式与斯密有了明显差别，在他这里，社会形态前后相续，具有内在发展逻辑，其理论更多体现了黑格尔的影响，只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还有差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严格来讲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才真正开始，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则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成了世界历史的全部环节。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框架和对历史的自我理解彰显了他的“历史感”，这使得他的历史理解超越了斯密而不再是经验材料的堆砌，黑格尔也因此把历史称为理性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黑格尔预设了历史的发展逻辑，也建构了历史发展过程，正因为有了黑格尔的影响，历史素材才会如阿尔都塞等指出的那样“被安置在整体的整个结构之中”（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17页）。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超越了经验的理性历史观，为马克思准备了观察历史的分析框架，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三、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主要局限

在历史观问题上，斯密与黑格尔都对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二者的角色有别且都存在局限，因此，我们需要透过马克思的视角，揭示斯密与黑格尔历史观的主要局限所在，展开对斯密与黑格尔的批判。

斯密的历史观批判了近代契约论的种种抽象臆想，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学说，“斯密的历史是真实的”而非“逻辑的”（洪特，第63页），而且他确立了考察历史的经济视角，确立了社会对于政治的优先地位，这些都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斯密的历史观依然存在着诸多局限，他既缺少一以贯之的分析范畴，也缺少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其历史观最终还陷入了他曾批判的抽象性困境之中。

斯密较早提出了分工，论证了人天生具有的分工倾向，把分工看作诸多进步的来源。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2014年，第3页），斯密的这些分析揭示了分工对于增进生产的意义。但是，斯密并未依据分工来论述中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他更多依据城乡贸易的阻断、城市自由的扩展等历史事件来讨论乡村的衰弱和城市的兴起。马克思则始终依据分工来讨论中世纪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分工先后带来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工场手工业直至大资本所有制，分工在马克思这里成了用于分析历史的关键概念。他因此指出，分工不仅“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1页），还带来了不同社会所有制形式，塑造了国与国的交往形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同上，第520页）。相比之下，斯密眼中的分工在更多情况下只是用来提高工场生产效率的手段，其分工对应的是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他虽然提出分工，但对分工的论述表明其方法仍停留于经验，他既没有把分工确立为分析全部社会经济史的关键范畴，也没有通过分工提炼出新的重要范畴；既没有逐一考察历史上的历次重要分工并作出归纳，也没有构建分工的前因与后果——分工对所有制的依赖以及带来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可以说，斯密的方法中缺少“因果关联”——既没有揭示分工的社会根源，也没有通过分工提炼出新的分析范畴“交往形式”，其关注点因此也只能停留于作为18世纪经济现象的分工。

除了未确立关键范畴和因果关联之外，斯密还缺少过程性的历史理解。斯密固然研究了中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也研究了不同国家、民族的经济史，但他缺少的是具有内在动力和延续性的“世界历史”，在斯密这里，世界可以因为贸易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世界并未成为一个前后连续的世界。在他的视野中，世界只有被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和贸易的不同形式，并无先后相继的发展与演化，“他们没有把各个时代作为不同的时代同整体的结构联系起来，而整体结构却支配着各个不同时代的产生”（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04页）。在此意义上，斯密的历史观也成了一种保持自身位置不变的静态观察方法，相比于同时代学者们对历史的抽象臆想，斯密的历史观的确更为客观真实，但它主要体现为分析财富增殖过程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却不能建立真正的历史，“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页）。

斯密虽然也批判了同时代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但他本人还是陷入了那个时代常犯的“非历史性”错误之中。在斯密那里，作为分工前提的是人的自私，因此他对人性作出了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但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此处颠倒了因果关系，“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同上，第240页）。斯密从18世纪英国的商业交往形式出发来设定普遍的人性自私，但这种自私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它在根本上体现的是18世纪商业交往中的人性。同样，斯密也考察了分工、信用等经济现象，认为它们亘古如此，但马克思同样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同上，第598页），在此意义上，就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斯密的批判正在于后者将价值规律移用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殊同，第152页）斯密虽然批判近代政治思想对历史的种种臆想，但他还是陷入时代局限之中，他把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之物当作了永恒之物，而这一切其实在根本上只代表他所处的18世纪。

黑格尔建立了整体性的历史，确立了对历史的自我理解，“在他的理论中，所有的现实，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是主体的还是客体的，都由实践所建构——更准确地说，是由主体化的精神（Geist）的实践，由世界历史的主体所建构”（同上，第83页）。这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但是，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实现过程交给了精神却远离了经济生活，因而也缺少真正的现实性，甚至其部分洞见也未能得到坚持，而这些不足也体现了他的时代局限。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虽然建立了普遍的世界历史，但其历史在根本上是精神与观念的历史，在黑格尔这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3页）。而真实的历史发展显然不是观念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专门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同上，第541页）也就是说，黑格尔以抽象观念的发展过程取代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而且，黑格尔在讨论历史时所提出的重要观念是非独立和被决定的，这些观念的形成深受其时代限制。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进一步认识其局限：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其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真正前提，“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同上，第582页）；另一方面，也是常为人们所忽视的，被黑格尔当作客观精神重要环节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同上，第583页），它并不是亘古就有的，如今却被看作历史发展的独立阶段，似乎成了所有国家的逻辑前提。黑格尔历史观虽具有过程性特征，但是未被贯彻下来，在分析普鲁士时，他同样暗含着“历史终点”和“历史目的”的预设，并未始终秉持“过程性”的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才会批评“黑格尔本人的观点也不是首尾一贯的，而这种首尾不一贯就是迁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9页）。在将其理论运用到德国时，黑格尔就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让理论迁就德国的现状，最终使得其理论失去了一贯性。

因此，黑格尔在历史发展问题上的不足不仅在于其唯心主义色彩，还在于自身的首尾不一及其浸染的时代特征；其历史不仅是观念的，最后还进一步体现为18世纪的观念，其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历程最终依然没有跳出他的时代，其抽象观念表达的只是18世纪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正基于此才会认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斯密和黑格尔不但有共同的正确之处——他们都反对抽象的历史观，他们还具有共同的局限——他们都陷入了另一种抽象，他们代表了18世纪的思想，既未能跳出他们的时代，也未能跳出他们各自的国度，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18世纪的意识形态。

四、马克思历史观的超越与确立

马克思对斯密与黑格尔历史观的缺陷作了深刻分析，但批判代替不了重建，唯物史观还需要真正超越二者并确立自身，真正做到“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宽特，第17页）。这是马克思要进一步完成的工作，也是我们要进一步重点讨论的问题，马克思历史观超越二者并确立自身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斯密历史经验的理性重构。斯密为马克思提供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和丰富的经济素材，既说明了经济的决定性意义，也描绘了经济视野下的欧洲中世纪发展历程，但遗憾的是，斯密提供的经济元素并不连贯，也未产生新的突破，它需要通过一以贯之的范畴予以整理，并产生新的关系范畴。就如学者指出的：“马克思对理论的批判方式不再采取一种反驳的形式，相反，他将这些理论嵌入他自己的理论之中，用他自己的分析范畴赋予这些理论以合理性。”（普殊同，第159页）马克思最终在自己的框架内重新安放了斯密思想中的经济元素，并在其自身立场上进行了理性化处理。

马克思选取了斯密所使用的劳动、分工、社会等话语，把它们变成一以贯之的分析范畴，由分工讨论整个人类的历史，揭示分工对人类历史的推动，说明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根本关联。马克思在对分工所起作用作出全面考察之后，进一步把分工与经济交往的关系上升为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一对关键范畴，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密则总体上处于空白。可以佐证的是，在劳动与价值的问题上斯密也存在类似局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虽然斯密已经认识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起源过程，但他“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的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5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最终在斯密提供的经济元素基础上提出新的范畴进行统摄，如果未经历这一步，它们就只能是材料的混乱堆砌，阿尔都塞对此也强调，只有确立了这样概念，才有可能发生真正的理论革命，“这个概念同一切概念一样，必须被生产出来，被建立起来”（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10页）。唯有如此，马克思才能实现对斯密学说的改造。

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斯密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则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及其作为人类有意识活动的根本意义；斯密讨论了社会对于政治的优先地位，马克思则进一步探讨社会与社会交往形式，指出市民社会实为经济活动的全部，揭示经济基础对于国家等上层建筑的根本意义，建立起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稳固关联。在此，马克思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并不直接等同于斯密的劳动与分工，生产力并不是直接的质料性材料，它是已经被思维加工过的“哲学事实”（阿尔都塞语），哲学事实不同于经验现象，“这一事实对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着绝对的、决定性的作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11页）。因此，马克思在斯密提供的经济元素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范畴、构造了哲学事实，从而具有突破性意义。

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斯密所提供的素材基础上，看到“这些理论的具体论证所依据的‘材料’，是一个更深刻的、历史特定的结构的具有误导性的外在表现”（普殊同，第160页），因此进一步通过历史过程呈现了其经济元素的历史性特征，并在其基础上赋予了这些历史素材以本质性关联。用来呈现各元素的历史发展过程、被建立起来的本质性关联，恰恰体现了唯物史观对斯密的根本超越。

第二，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考察。黑格尔建立起了整体的世界历史并把它称为理性的历史，但其历史只是世界精神的外化过程，始终缺少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要在黑格尔基础上，保留其历史的过程性特征与“历史感”，为世界历史填充质料性内容，真正确立世界历史的起点。在他看来，仅凭逻辑范畴并不足以说明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历史作为延续的过程都离不开坚实的起点，“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因此，马克思需要深入社会生活，考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正如他指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并进一步揭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参见同上）由此，马克思以人类分工所推动的交往形式变化来重新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以此说明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它何以是世界性的历史。在马克思这里，人们的交往方式及生产关系政治变迁背后的推动因素是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不是精神发展的逻辑结构。虽然马克思的生产力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斯密的质料，生产力是经过范畴加工过的“哲学事实”，但生产力毕竟是具有客观性内容的，已不再是纯粹精神性的活动。马克思以人类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互动代替了世界精神的发展，揭示了真实的历史过程，丰富了历史发展的内容。

当然，在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征问题上，当前学界也特别强调费尔巴哈的作用，认为是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征，恢复了唯物主义地位。这一观点固然正确且重要，但是，在历史观问题上，费尔巴哈的不足在于他不仅如斯密一样缺少“历史感”，还缺少斯密所具备的丰富的经济素材。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特征并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在推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他缺少丰富的社会经济分析材料，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看作对斯密的经济素材与黑格尔的历史框架的结合和重构。

第三，赋予历史过程以能动性。在完成了对斯密和黑格尔的批判与改造后，马克思还需要考察历史中的人，以此进一步凸显其与斯密、黑格尔的区别，也以此真正确立世界历史的起点，赋予历史过程以能动性，确证历史的属人意义。

斯密的历史观虽相对于抽象臆想更为真实，但是，他的历史观总体上是经验和旁观的。斯密总结的历史变迁过程和经济决定制度与观念的分析方法源自对历史的经验总结，但它缺少人的参与，历史也未能产生主动精神，因而缺少属人的意义。而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时就曾指出：“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8页）确实如此，黑格尔自己就明确指出，对于自我意识来说，“世界是它自己的现实世界”（黑格尔，1979年，第155页）。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在马克思这里则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理解，世界历史不能仅仅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实现。为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改造，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过程性与自我理解两个重要因素，但与其存在重要差别。在马克思这里，真正的历史必须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开始，这就不仅确认了对人类活动之自我认识的重要地位，还进一步把人的活动确立为世界历史的前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第196页）。世界历史通过人的活动得以可能，并通过对自我活动的理解得以形成。具体而言，世界历史的前提是人的生产活动，只有当生产具有世界意义时，也就是只有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真正的世界历史才开始，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同上，第182页）如果说，黑格尔主张通过世界精神的自我理解，世界历史才有可能；那么在马克思这里，这个命题就被进一步表达为：只有立足人的活动并深入理解、积极参与人的活动，世界历史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生产活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而世界历史才真正开始。

马克思把世界历史从精神、从对精神的自我意识转化为对人类历史与当下活动本身的理解与自觉，建立了历史过程的能动性，让世界历史植根于当下社会现实并实际改变社会现实，这是具有了不起意义的重要转变，它对推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挥唯物史观的现实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同上，第525-526页）马克思由此既克服了斯密的外在经验，也克服了黑格尔对历史的抽象，他不仅没有停留于任何一方，而且吸收并超越了二者。在马克思这里，历史首先必须立足人类真实的社会生活。斯密关注社会经济生活，这是唯物史观的坚实基地，但历史最终还得是与人相关的历史，斯密思想中的经济元素本身不能赋予历史以能动性，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才真正具有意义。唯物史观因此要立足人作为主体的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具备自我理解——对人类活动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唯有如此，世界历史才是关于人的历史，而不是一种对外部变化的旁观描述，世界历史也才具有意义。这个过程需要借助黑格尔哲学予以进一步表达，黑格尔把自然与人类社会都纳入了世界历史之中，形成了对于历史发展的自我意识，唯物史观则进一步立足人类的活动来建立世界历史，这样的历史不再是对历史事件的旁观，更不再是对历史过程的想象与杜撰，而是人类参与其中不断创造与发展的历史，在此意义上，它才与我们的当下生活真正发生根本性关联，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具备了过程性，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只有通过人的自我理解和真实参与，历史才是与人相关的历史；只有立足当下时代的人类活动，历史才是真正世界性的历史；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才可能真正洞悉人类活动规律、指引人类实践活动，从而成为与人相关的历史并因而成为能动的历史。

五、结 语

斯密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在应对近代诸种历史臆断、建构历史发展过程等方面各具优势，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但是，唯物史观并未停留于借鉴吸收，还深刻揭示出其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它既摆脱对历史的臆想而扎进真实历史之中，还建立对历史活动的自我理解，更立足人类现实生活开启世界历史并使之具有意义，这每一步理论探索都非常重要，最终唯物史观在批判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二者的根本超越，这是唯物史观至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当前，英美的斯密研究者认为斯密和马克思并无差别，这实际上把唯物史观变成了特定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它既无法说明历史作为整体的发展过程，也缺少对人类自身活动的理解与自觉，它把历史变革全部交由经济发展来说明，人类最终成了历史发展的描述者与记录人，这种研究和定位虽然相较于主观臆想似乎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但它始终缺少“能动性”与“历史主动精神”，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和引领伟大的社会实践。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就如学界长期以来批评的那样，它缺少真正的社会现实根基，如果只套用其哲学体系的一些术语并以此来定位历史，只会让历史远离现实，变成了一种与社会现实相分离的自我演绎。在马克思这里，世界历史是通过人类活动建立起来的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历史，人类生活才是世界历史真正的前提。因此，要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根本超越，要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的现实指导，还须回到唯物史观真正开始的地方——人的生产与实践活动中，立足当下，理解当下，积极参与并有意识地改变当下，从而真正开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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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