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迪，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 要] 20世纪之交，马汉与麦金德相继提出“海权论”与“陆权论”，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思考，构成当今西方社会理解海洋与海权问题的基本视域。然而，这一以军事征服为底色的认知框架，不仅有失偏颇，更是对此后半个世纪的劫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在当代“世界历史”视域中，重塑对海洋的认识？吴于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世界历史观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强调的“游牧—农耕”二元结构，对中古欧亚大陆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如何进一步将海洋作为与游牧、农耕并置的第三种文明形态，以此检省现有海洋观念演进中的得失，指出其中可能蕴含的历史意义，是亟需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 吴于廑 海洋 游牧 农耕 唯物史观
吴于廑（1913—1993）是新中国世界史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历10年之功以4篇宏论为当时中国学界构筑起相对完备的世界史知识框架。[１]该体系以唯物史观视角入手，从描绘距今约1万年前游牧与农耕分野开始，首先讨论公元前2000年中叶至公元14世纪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从而形塑出中古欧亚大陆的基本格局；继而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欧自农本而重商的转变，解析现代世界的诞生；随之又以“冲击—反应”结构分析自易北河以西向易北河以东，并继续向中亚、东亚推进的“西学东渐”。其中两大主轴是中古游牧与农耕的二元格局，以及15、16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对现代世界的建构。以此为起点，如何进一步理清历史上游牧、农耕以及后起之海洋文明形态间的关联与互动，或许是吴于廑留给后人的一个重要思想课题。[２]
15、16世纪以后，随着地理知识的逐步完善，人们愈发意识到海洋与人类文明整体进程间的紧密联系。其中非常关键的，便是“海权”观念的发展。所谓“海权”（sea power），既指称人类群体与海洋的整体关系，也指称借由海洋所体现的人际或国际关系。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以及学术表达中，往往将对海洋的认识，深嵌于对“海权”概念的阐释之中，致使两者在诸多历史语境中很难彼此剥离。英国海洋史学者格罗夫（Eric Grove）便指出，“海权”在当今已被视作“综合了海洋各类军事、民事运用形成的体系”。[３]
现代意义上“海权”与“海洋”思想的典型表述，出自1890年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在马汉看来，“海权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敌对以及往往以战争作为终结的暴力的叙述”。[４]此论甫一提出便风行于世，尤其受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人的青睐。但自20世纪伊始，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针锋相对地提出“陆权论”，认为掌控世界的关键并非海上冲突，而是对大陆核心地带的控制。自此引发的地缘思考，始终以军事征服为底色。不过，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相关区域国别研究的日益推进，在当今“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视域中，我们已具有跳脱上述地缘政治理论束缚的可能。历史学中也出现以海洋为对象的“海洋史”分支学科，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５]但因受制于其前身海军史著述的持续影响，仍存在诸多局限，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虽然如今学者已将海洋提升为一种超越具体国家限制的“区域性”观念，却依旧未能真正将“世界性”的海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全局性把握。加之此类研究关注的重心，多为借鉴历史学方法，服务于对特定海域的现实利益分析，而非以海洋视角，服务于整体世界史书写，因而在宏观层面上，究竟应该如何重塑对海洋整体的当代认识，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时代课题。本文旨在借助吴于廑提出的“世界历史”视域，通过分析当今海洋与海权观念形成背后的机理，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西方古典世界的海洋认知与海权意识
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人类的海洋与海权观念，自有其发展过程。无论是幼发拉底河畔孕育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人类早期主要文明中心大都发源于临近河流的陆地，是依“河流”，而非“海洋”创生的文明。虽然长期以来，埃及学界基于文本研究认为，在公元前12世纪前后，便出现包括非利士人（Philistine）在内的“海上民族”（Sea peoples）入侵埃及和东地中海地区，但“海上民族”提法本身，是1855年法国东方学家德鲁热（E. de Rougé）在阐释拉美西斯三世铭文时的“发明”。最新考古成果表明，上述文献记载基本属于“国王神迹”之类的虚构，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活跃于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民族”。所谓“海上民族”，只是对异族势力的含混称谓。[６]
即便此后被视为古代海洋文明典型的古希腊（尤其是雅典），也主要依靠从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为埃及与两河流域运输木材、金属、油等重要物资得以发展，[７]它更类似“河流”文化圈的附属产物，且在古希腊本土社会生产中，依然是以农业耕作为主体，[８]这一特征至少到16世纪还有所保留。只是由于古代希腊社会自身条件限制，使得希腊人不得不借鉴腓尼基经验，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19世纪中叶，英国史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在《希腊史》中沿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使用的“thalassokratia”概念，将此类发展模式称为“海权国家”。这一认识深刻影响了帝国主义扩张时期西方世界对古希腊历史的基本判断。换言之，并非临近大海就会天然形成海洋文明，后者首先是一种有意被塑造出来的文化身份。这一特征使得在概念界定上，“海洋文明”的提法与直接由于生产方式得名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并不完全相类。
由于古代希腊世界自身不够强大，致使地中海沿岸始终保持两个甚至多个世界。在人种与民族上，至少存在闪米特人与印欧人两大族群。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又与陆上强国波斯爆发冲突，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基于海洋形成的民族认同。由于海岛国家彼此分割又相互影响的特征，它们很难认同陆地大国统一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故而这场希波战争，在当时就被人解读为“民主”与“专制”间的博弈。政体差异，也因此成为希腊民族建构其海洋身份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于是，海陆问题不再单纯是自然地理问题，而是与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更紧密联系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海洋意味着另一套迥异于陆地秩序的社会价值体系。
然而，随着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建立，古希腊世界的海洋意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暂时悬搁起来。罗马人的策略是凭借强劲的陆上兵团，彻底占领地中海沿岸全部领土来消弭海上争端，直至亚克兴海战将地中海变为“我们的海”。至今仍有西方学者不无自豪地沿用着犹太人的命名，将这片海域称为“伟大之海”（Yam gadol）。[９]时至恺撒时期，罗马人开始远征英格兰，使英吉利海峡也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以西塞罗为代表的一批罗马知识人鉴于上述历史经验，自信地得出基于海洋的国家发展模式多半会走向灭亡的判断。[１０]在随后的奥古斯都时期，红海北部也被罗马人控制。虽然如此一来，已经形成从地中海出发，途径红海进入印度洋的开放式水路网络，但古罗马人对海洋的认识，依旧内嵌于帝国的陆地扩张影响之下。
至此，无论是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西欧世界具有的陆地性特征已基本确立，尤其是在公元7世纪撒拉逊游牧部落占领地中海东岸与南岸的重要港口后，伊斯兰教徒便开始了将近800年的对近东至地中海贸易路线的封控，[１１]红海由此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央海”与西欧世界的“边境海”。所谓海权争夺，至此演变为思想观念上亚伯拉罕一神教内部两种不同形态的宗教对抗，其物质基础依然是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游牧与定居之争。
可以说，从奥古斯都开始到东罗马覆灭，罗马帝国都是西欧史上陆地性霸权的现实载体，故而无数西方政治家不断将各自的强国梦想命名为“再造罗马”，有其深层的内在逻辑与明确指涉。由于欧亚大陆本是一体，自罗马帝国后，建基于此等地理结构的广义“世界观”（Oikumene），也必然回归到以陆地为主线的思想脉络中。只有在这一现实条件下，游牧与农耕的二元互动才会成为中古欧亚大陆文化发展的主轴。因此，自斯堪的纳维亚沿水道而来的北欧海盗，在整体欧洲文明史主流叙述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１２]就海洋本身而言，至少在15世纪绕过好望角的欧亚航线成型以前，外部海洋对西欧人、波斯人、埃及人来说，只是陆地的“边界”，这或许是吴于廑在讨论中古欧亚大陆时不涉及海洋的原因。所谓“航海”，在中古时代不过是沿着大陆架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旅程。若非工业革命后创造出机械动力船，海上航行的主要动力只能依靠季风。这不仅决定了每年可顺利通航的时间非常有限，且这一动力因素还变相决定着船只的持续巡航能力与沿途补给点的位置。所谓的“航道”十分固定：自东非至印度洋流域，依次铺开的索法拉、蒙巴萨、亚丁、霍尔木兹、卡利卡特、古里等著名港口皆由此诞生。这也使得14—17世纪各类海图（如著名海图集成“波多兰地图”）上的航线往往高度重合。甚至在东亚世界，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跨洋航行所采用的航道，同样是上述几条基本路径。直至19世纪末，德国政治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对海洋的关注，也仅仅出于海洋“是两个大陆点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交通连接线。[１３]
由此可见，自西欧古典世界以来，海洋作为特定的政治身份认同，并非完全基于地理要素，它更多是古希腊世界有意采取的文化建构。明确将其强化为一种特定文明形态，则是19世纪西方社会发展与史学观念演变带来的结果。在实际历史发展进程中，基于海洋的文明意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之，以罗马帝国为原型的基于陆地的身份认同，才是欧陆发展的主轴，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世界的尽头”。[１４]“海洋文明”的出现，是西欧历史发展的结果，而非构成其原初状态的自然条件。这也使得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真正产生影响，需要等到15世纪以后。“海洋—游牧—农耕”的三元互动并非共时性的逻辑构架，而是在缓慢演进中渐次展开的历时性变迁。
二、地理大发现与近代海陆争端
对海洋认识的实质改观，无疑来自“地理大发现”时期世界各民族在不同层面的“努力”，只是西欧民族走得相对更远。虽然从捕鱼到香料，从寻找约翰王到武力征服，西欧诸国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现实目的，以至最终的地理“发现”，似乎只是附带性的影响，但正是基于此类非意图后果的相互叠加，使得诸多平行的“全球化”探索过程，最终融合为统一的“全球”认识。现代“全球”观念诞生的过程，就是“海洋”彻底被发现的过程。[１５]这也正是以海洋为视角，理解“世界历史”的内在合理性之所在。海洋并非此前认为的区域性范畴，而是全局性的历史现象。带来这一剧烈观念变革的决定性事件，无疑要归功于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跨大西洋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向东开辟欧亚航线以及1519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环球航行。这翻天覆地的30年，彻底重塑了未来世界的格局。而且，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发现”过程本身，绝非西方主流史学叙述中所描绘的，完全是人类伟大探索精神的体现。
以葡萄牙人达·伽马的两次航行为例，自1497年船队抵达东非莫桑比克开始，他们便不顾当地业已形成的商业规范，下令通过武力直接抢夺港口上的淡水与物资。这一做法被他们一路从好望角带到印度。1502年，达·伽马率领20艘船组建的舰队，再次前往东方获取香料。他们不仅在当时最繁荣的东非港口基尔瓦齐鸣大炮向那里的国王示威，还蓄意在印度西海岸的坎纳诺尔设下埋伏，劫掠由此驶向卡利卡特的商船，这才是“印度航线”开拓者的实际所为。[１６]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被意欲构建“海上帝国”的葡萄牙国王奉为圭臬，后者仅用不到15年时间，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海域大部分港口城市，形成“葡属印度”（Estado da India）。葡萄牙人通过设立名为“通行证”（cartaz）的纳税制度，来重塑阿拉伯海到印度洋的商贸秩序。但以当时葡萄牙王室的财力，根本无力实现对“海上帝国”的实际控制，在各地的葡萄牙人实则自行其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无政府状态”。[１７]于是，非官方的民间活动（走私、海盗、通婚等），才真正发挥着改变世界的作用。这同时也是葡萄牙在上述地区的控制力在17世纪后无力抵抗荷兰东印度公司严重冲击的原因。较之葡萄牙人的松散无组织，荷兰人的行动规模更大，也更接近现代国家行为。到17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直接雇用劳力，已经达到12000人的规模。
随着1571年菲律宾群岛上的马尼拉被西班牙人所控制，跨大西洋航线与跨太平洋航线找到了彼此的交汇点。在此之前，由于1494年罗马教会出面调停，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大致将世界一分为二。自此，居住在美洲以及欧亚大陆两端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真切感受到来自异域的饮食、物产与信息。[１８]对普通人而言，此类“非冲突”过程带来的影响，绝不逊于“发现世界”时的暴力行径。羽田正曾以18世纪初法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对这一互联过程有过生动的描绘：“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特征是针对东印度、西印度和非洲的贸易实行一体化管理，用以棉织品为代表的东印度的物产来购买西非奴隶并将其运到西印度，把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园生产的糖运至欧洲销售获得白银，再用得到的白银购买东印度的物产，从而使各地之间的经济活动连为一体”。[１９]所谓“香料的全球史”“白银的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等，都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不同解释。[２０]直至今日，相较于圆锥投影法、等位投影法等技术绘制的平面地图，墨卡托圆筒投影地图仍是世界政治地缘分析中的首选，因为只有它（以及在此基础上修正的盖尔图、米勒图），才能更精准地描绘出处于中纬度上的太平洋地区与大西洋地区。
当然，上述洲际交往格局的产生，还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是亚洲海域中主要陆上国家（中国）的官方态度。在15世纪上半叶郑和下西洋后，明王朝便断定海上不会有任何威胁，从而放弃设立常备海军。明清之交，满洲人为防范盘踞海上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1656年颁布禁海令，并于1661年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界30里，从而使地理大发现的关键200余年间，从南海到印度洋海域几乎很少存在中国正规军事力量，并导致来自欧洲的船只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远东地区。[２１]历史证明，这一艘艘不大的船只，最终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欧亚大陆东岸中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面貌。
上述西欧社会自16世纪以来的变化，不仅标志着西欧民族实现了环球航行与国际贸易网络的构建，更是在观念上，使海洋再度实现对陆地的“反包围”。由此，在游牧与农耕的二元结构中，真正开始出现海洋这一新元素。三者的现实互动，也正式在欧亚腹地开启。马汉从中看到的是实施海权战略的现实基础；麦金德更是发现欧洲农耕社会已获得摆脱亚洲内陆游牧民族侵袭的历史契机。当然，这一转折的内在机理并非如二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是由开辟新航道这个单一要素引发的，其实质诚如吴于廑所言，是15世纪以前随着游牧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已经造成欧亚大陆整体上游牧世界的萎缩与农耕世界的扩张。[２２]加之凭借中世纪晚期起于易北河以西的农业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封建经济体进一步加速农耕社会内部“耕、织”的分离，直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被带入传统社会结构中，从其内部产生“资本主义”这一否定自身的新要素。[２３]伴随着“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与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新要素更是得以走出欧洲，真正展现其无限扩张的威力。资本增值的经济学逻辑，同样构成国家扩张的帝国主义逻辑。于是，海洋对农耕的冲击，逐步超越游牧对农耕的冲击，对游牧世界也产生深刻影响。传统游牧世界的“流动性”与“扩张性”，在与农耕世界的接触中逐步被消解后，又被海洋在更大地理范围上继承。如此一来，就使得包括麦金德在内的西方人，意识到“世界变成欧洲人的世界”。[２４]凭借海洋提供的连接性，西欧社会发现他们的国家地处之欧亚非大陆，不过是横跨在英格兰与日本之间的大海角，或曰“世界岛”。所谓“陆权论”，更准确来说，其实是“岛权论”。海洋，正是重新定位世界的参考坐标。这一观察在20世纪上半叶，深刻影响着包括詹姆士·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内的一批欧陆知识阶层。[２５]尤其是在一战后的德国，以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为代表的“德国学派”地缘政治学家，进一步将之与19世纪以降李特尔（Carl Ritter）、拉采尔等人为首的德语系“人文—政治地理学”传统相结合，彻底把拉采尔首创的“生存空间”概念置于地理学核心地位。豪斯霍弗明确指出，地缘政治学的主题，就是围绕争夺生存空间进行的斗争。[２６]他甚至认为，希特勒便是能为德意志民族实践这一主张的现实手段。自此，以海陆关系为视域的地缘政治学，开始与臭名昭著的法西斯扩张纠缠不清。但正如多尔帕伦（Andreas Dorpalen）指出的，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扩张的现实目的与对北美势力的忽视，即便在政治与军事意义上，作为内陆德国人的豪斯霍弗，也没有真正理解海洋的意义。[２７]
在欧洲范围内，真正充分利用这一海洋世界性的民族，还是16世纪以降的英格兰。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崛起已初见端倪。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皇家海军一举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更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明确界标。英格兰的民族国家神话，也由此与海洋神话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一进程并非自然而然。首先，发源于地中海的桨帆船，无法适应英吉利海峡的海况。直到荷兰人发明了三桅横帆船后，才使英格兰人获得利用海洋的可能。[２８]其次，在观念上也需要改造。至少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的“船税案”争论中，议会派重要代表亨利·帕克（Henry Parker）依然主张英格兰不应在海上投入太多精力，其理由是海洋绝非大陆，面积更大，且随时会遭遇风暴等不确定因素。企图掌控大海，无疑比掌控陆地需要投入更大的治理成本，这绝非岛国英格兰所能承受。[２９]与其认为海洋是需要去征服的领地，毋宁将之视为避免被征服的屏障。这一看法的实质，不仅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外交政策的延续，更是17世纪初自低地国家兴起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后者本是年轻的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因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维护荷兰截获葡萄牙船只“凯瑟琳号”而发明的辩护词。但他将涉及海洋的讨论，与方兴未艾的民族国家“主权”问题相联系，阐释出海洋具有“共有性”特征，使之具有了超越一时一事的世界历史意义。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任君主詹姆士一世曾试图禁止该论调在英国传播，但1613年格劳秀斯随荷兰贸易使团来到英国，还是令该论调在英国社会中掀起波澜。抛开英荷两国间的实际利益纠葛不论，格劳秀斯强调的实则有二，一是海洋不可能被全盘占有（“海洋抵制所有权”）；二是对海洋的使用只能是共享形式，且“使用不会使海洋自身枯竭”，其性质与人们无时不在呼吸的“空气”异曲同工。[３０]这一论断针对的是“托尔德西利亚斯体系”，意在主张任何国家（尤其是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垄断海洋。
虽然葡萄牙、西班牙两国也是英国在海上的重要对手，但与格劳秀斯试图进一步为荷兰争取东印度海域的通航权不同，17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多数议员，是在相对保守的意义上成为“海洋自由论”的拥趸。因为英国通过国内农业生产以及与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取得的收益，远大于远洋贸易。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英国向海外扩张的关键时期，海洋舞台上的主角多为自发的海盗，而非正规的国家军队。若进一步将17世纪几乎同时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1年）与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前者更类似一个标准的民间贸易组织，后者则具有接近国家性质的诸多政治权力。
然而，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与移民潮的到来，英国不断通过殖民贸易获得丰厚财富。这一兴起于民间的贸易成果逐步引起政府的重视，最终在国家与“社会”的合力下，使英格兰民族逐步完成海洋性身份构建。1650年代初的“英吉利共和国”时期，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要求被击败的荷兰舰队向英国国旗致敬，以宣告英格兰对海洋拥有主权。被弥尔顿（John Milton）称为“最博学者”的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早在1635年就出版了《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一书，他站在斯图亚特国王的立场，反对帕克等议会派人士及其背后的荷兰人格劳秀斯。在塞尔登看来，无论出于自然法还是国家法，海洋就如同陆地一样，只能私有而非共享。[３１]在1655年占领牙买加后，英国更加明确这一发展方向，并将塞尔登之于英吉利海与北海的构想，彻底提升为覆盖全球的海洋策略。由此也深刻揭示出，彼时英格兰人以“共和国”（commonwealth，直译为“共同财富”）之名，却主张将“共有”之海视为私产的历史悖谬。
在此后的汉诺威王朝，英国继续巩固其全球性帝国海洋秩序，并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世界性知识体系。现代“博物馆”制度的出现，便是这一进程的缩影。那些看似中性的“知识分类”与鉴别标准，本质上沾染着通过海上勾连而进行的等级制世界政治划分。尤其是在1774年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成为首任孟加拉总督后，英国与殖民地国家间的等级体系已趋成熟。随着《1784年东印度公司法》的颁布，英国更是将原本以东印度公司贸易为名目的海外殖民活动，正式在法律上转变为国家行为。这一过程的巅峰，便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与滑铁卢战役后至一战前的大约100年——这也正是格罗特明确强调“海权国家”意识的时期。彼时，英国人已彻底将从英吉利海峡到印度洋的巨大海域，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内海”。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连通大洋上零散的岛屿和港口，组建起跨大西洋环形商业势力圈，巧妙绕开与陆上强国的正面冲突。这一战略在东亚世界的典型案例，就是通过签订《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割让香港。这是英国的商人群体率先摸索出的不同于麦金德以“大岛”为核心的“小岛”战略，后者对欧亚大陆的理解，更类似20世纪上半叶荷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３２]通过这些小岛，英帝国得以实现与各殖民地间的不对等海外贸易与世界产业分工，在“重商主义”旗号下迅速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还能被国人在道义上视为促进国家“富强”的必要手段。[３３]借助“民族国家”利益与海洋商业网络的结合，英国人率先发现海洋具备包含全部外部性因素的“全球”特质，并将这一特质狭隘地理解为商业的“全球性”与威慑的“全球性”。
由此给人类社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将海洋视为全球贸易的纽带，对落后国家进行进一步掠夺。新大陆彻底沦为可以肆意“狩猎”的法外之地。[３４]全世界提供的只是“原材料”，唯有英国能将之加工为“产品”。18世纪后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贸易自由主义”，看似以批判“重商主义”自我标榜，其基础却建立在后者取得的原始积累之上，其内在理据是由于获得工业革命的助力，使英国工业化产品完全可以通过“自由竞争”战胜一切对手。[３５]另一方面，将海洋本身也视为全球贸易的对象。17世纪中叶塞尔登《海洋封闭论》中海洋战略的重要指向，便是北海海域的鲱鱼资源，这一点甚至得到其对手格劳秀斯的认可：“海洋为众人之共产，但是鱼却是捕获者之私产”。[３６]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渔业资源捕捞到深海矿藏开发，无一不被纳入世界性攫取的范畴。正是基于此等现实，才使得马汉在19世纪末提出前述关于海权的判断。英帝国贸易旗帜背后隐藏的，无非是竞争与猜忌，并最终展现为赤裸裸的暴力。马汉论调的最终落脚点，不过是希望美国走出“门罗主义”藩篱，建立更强大的海军，以应对英国人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本是比英国条件更优越的大海岛，更“应当”从英国手中夺取制海权。而彼时的英国人，同样深谙“商业”地理布局对世界地位的影响，不会轻易让渡出紧握在手中的航道。只是在麦金德、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等人看来，海上的摩擦终究是表象，争端的真正解决，仍旧立足陆地。故而在冷战（又一场海陆之争）背景下，格罗夫等学者提出的“新海权论”，无非是对马汉观点进行“麦金德—科贝特”式改造，以确证陆地资源对海权的决定性影响。[３７]若将此论置于“世界历史”视域下进行解读，无疑是在呼吁农耕世界借助海洋世界，联手实现对游牧世界的征服。近代以来的“海陆之争”，被进一步细化为海洋与农耕对游牧的合围。
由此，再以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去思考世界格局，便会发现，传统游牧区域在20世纪上半叶被一个完整的俄罗斯继承以后，西欧以及北美诸国究竟是希望将此间不平等逐步缩小，还是进一步扩大？答案恐怕不言而喻。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与俄国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便是鲜明的例证。而这一切，最后只能以包括日俄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为终结。
三、地缘政治以外的海洋之思
上述的地缘政治，如若只是作为单纯的地理知识，或许仍属中性。但现实恰恰是其中蕴含的斗争观念，成为20世纪至今国际争端的底层逻辑。可以说，马汉的见解揭示出西方文明对海洋理解的竞争性底色；麦金德的判断虽有助于摆脱西欧中心论，却又陷入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斗争泥潭。用施米特如下判断，为西方世界的海洋认知作总结或许更恰如其分：“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３８]从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世界中不乏敏锐的思想家，已预感到这一进程的不可持续，[３９]且其中原因绝不单纯是施米特笔下由于飞机出现而引发的新一轮“空间革命”。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海洋”本身存在着认知偏差。19世纪末以来的地缘政治倾向，实为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对海洋进行竞争性解读的必然结果，以至从贸易（匮乏）开始，即便不时披上“文明”的外衣（传教），但最终只能以战争（掠夺）终结。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在与波斯对抗中逐步被唤起的海洋自觉，本就诞生于特定区域的斗争语境之中。罗马帝国式的“内海”观念，更是成为此后西方社会以陆地为中心理解海洋的基本范式。自公元7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对抗，对海洋的争夺也被置于宗教思想观念的框架中得以正当化。其后经由地理大发现作出的调整，依然无法突破固有认知框架。有所改变的，不过是将建基于地中海的“内海”争斗经验，放大到世界性大洋的尺度上重演。17世纪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格劳秀斯与塞尔登之争，便是这一历史经验在近代早期的具体表达。在400余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相继试图构建的海上秩序，都是同一套逻辑的不断迭代。20世纪初，马汉与麦金德的海权或陆权战略，更是使海上势力扩张，并发展为“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一国之“和平”，需建基于对他国海路的“武力”封锁。若不能跳出这一观念束缚，历史的悲剧恐怕还会重演。
站在东方民族的立场，更不应忽视地中海地区持续2000余年的斗争格局，在世界其他海域，尤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从未有过的。[４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后继者乔杜里(Kirti Narayan Chaudhuri)已意识到印度洋世界与地中海世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４１]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以“朝贡体系”为切入点的亚洲区域研究，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海洋视角下，迥异于地中海世界的社会交往体系。[４２]1659年9月1日被归档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塞尔登藏书中，有一份被命名为“塞尔登地图”的地图。令研究者大为惊讶的是，这幅绘制于中国的地图甚至不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整个南海为中心。中国是这一体系的起点，却不是重点。[４３]遍布其上的航道，以及它所展示的沿岸各国大陆架轮廓的准确性，无疑彰显着有别于同时代西欧的海洋认知。东亚民族本不应以西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自己进行判断的直接根据。基于政治与宗教的竞争性海洋认知，绝非正确的理解，更不是唯一的理解。由此重新检省当今海洋与海权观念发展史，不难发现，它首先是欧陆文明特有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并不存在天生的海洋民族，这一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古希腊人（以及19世纪的英国人）有意为之的文化构建。其次，自地理大发现以后，这一文化认同具备了连通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海洋文化，必然要兼容人类所有的异质性、多元性。中世纪两大亚伯拉罕一神教的冲突，以及近代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对抗，只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向确证。再次，这一历史横向发展一旦展开，便成为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全世界都将参与其中。面向海洋的生存方式，已是全人类共有的特征。各民族的原有特性与思想框架，也随着“全球之海”的确立，在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
以中华民族为例，且不论当代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解读，以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国家”，“中华文明是农耕、游牧、海洋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等论断，[４４]至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在经历一场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全新变革。陈旭麓曾指出：“怎样认识海洋和逾越海洋，是横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巨大课题，《海录》《海国四说》和《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都是为此发愤而作”。[４５]例如在谢清高口述的《海录》中，记录过世界上93个国家和地区。即便在今人看来，谢清高的认识不免粗陋，但这已经代表着当时国人在认识世界上的自我突破。1874年，李鸿章更是在上奏同治帝之《筹议海防折》中写道：“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４６]世人熟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本质上揭示的正是由于海陆观念转变，导致对“道器”“体用”“本末”“工农”等重要思想范畴的系统性反思。1894年黄海海战战败，以及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出，更是用一连串枪炮声，迫使国人意识到发展海洋的重要意义，从而引发20世纪上半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清算。虽然这一进程由于应对侵略战争与实现国内统一的迫切需要，一度转为潜流，但正如王赓武指出的，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便是又一次通过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崛起，来调整中国原有的内陆属性。[４７]今日之中国，依然处在这条适应海洋性调整的延长线上。
诚然，现代海洋与海权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海洋本身却是人类以及其他生物共有的财富。从吴于廑带有鲜明唯物史观底色的“世界历史”视野出发，不仅要看到现代海洋与海权观念与西方社会发展间的历史关联，更要在深层次上，看到上述观念背后同样蕴含着世界从分散到统一的“横向发展”力量。后者超越了具体的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政治构想，使它既带有源自西欧历史语境的特殊性，也具备超越其上的普遍因素。它是人类发展达到特定阶段，即以生产力更替为特征的“纵向发展”后的必然产物。在笔者看来，正确理解这一点，是充分认识“海洋文明”的基本前提。
由此不难发现，西方世界所强调的海洋与海权观念以及历史解释，不仅未能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且如前文所述，即使在文化构建层面上，也无法体现海洋自身包含的多元与统一。海洋的世界性特征，必然会超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地缘政治解读。这就要求我们在客观立足于“历史事实”而非“历史解释”的基础上，跳脱出现有民族国家框架去思考未来。历史事实已不断告诫我们，17世纪以降，任何民族国家意欲“占有”海洋的地缘政治构想已相继破产。罗马帝国式的内海战略，在“世界之海”的尺度上绝非可取之选项。如何重新审视作为整体的海洋，并进一步将它作为与农耕、游牧并行的另一种人类生活与生产方式加以理解，在“三元”交互影响中，勾勒出人类历史演进更宏阔的发展蓝图？吴于廑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世界历史”观，至今依旧是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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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这4篇文章即《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1982）、《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1983）、《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1987）、《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1992）。参见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２]国内海洋史研究前辈学者杨国桢对如何以整体史理解海洋问题也有一定论述，并且也提出海洋史的问题意识，应在于帮助人们理解海洋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位置。但是，杨国桢对整体史的理解主要是指如何将海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以便与农耕和游牧所构成的陆地世界相对应，这与吴于廑将整个世界历史中的各个要素作为整体来考察的做法，仍有一定差异。参见杨国桢：《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
[３] [英]埃里克·格罗夫：《海权的未来》，王哲文、吕贤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４]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5, p.1.
[５]年鉴学派代表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他首次以（区域性）海洋作为研究对象，从长、中、短三个时段对其进行历史梳理，此为海洋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史与社会史方法的介入，海洋史研究的论题有了极大拓展，开始逐步体现其超越国别的“区域性”分析特长，进入快速发展期，乔杜里、本特利等人的研究都为此中代表。到1990年代，随着“全球史”的兴起，催生出所谓“新海洋史”的第三阶段发展，包括大卫·阿米蒂奇的“跨大西洋”比较史学研究皆属此类。相关发展史可参见Jonathan Raban, The Oxford Book of the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ank Broeze, ed., Maritim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Historiograph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Braddick,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John Hattendorf,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ria Fusaro and Amelia Polonia, Maritime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eregrine Horden and Sharon Kinoshita, eds., A Companion to Mediterranean History,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14.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与引介可参考周谷城：《要重视太平洋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张丽、任灵兰：《近五年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夏继果：《海洋史研究的全球史转向》，《全球史评论》第9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李鹏涛：《“黑色大西洋”：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王涛、黄世顺：《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
[６]金寿福：《文明兴衰视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论》，《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７] [英]安德鲁·兰伯特：《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龚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８]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吴于廑文选》，第37页。
[９] David Abulafia,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xxiii.
[１０] [美]多尔帕伦：《地缘政治学的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方旭、张培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7页。
[１１]H.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9, pp.55-56.
[１２]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70, no.4, 2004, pp.304-305.
[１３] [美]多尔帕伦：《地缘政治学的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第71页。
[１４] Maurice Copisarow, “Ancient Egyptian, Greek and Hebrew Concept of the Red Sea”, Vetus Testamentum, 1962, vol.12, Fasc.1, p.4.
[１５]王赓武：《中国再连接：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青元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21年，第8页。
[１６] [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毕世鸿、李秋艳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１７] [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第54页。
[１８]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全球史讲稿》，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9页。
[１９] [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第250页。
[２０]相关研究于2010年后也在中文世界多有译介，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林满红：《银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美]欧文·拉铁摩尔、埃莉诺·拉铁摩尔：《丝绸、香料与帝国：亚洲的“发现”》，方笑天、袁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２１]王赓武：《中国再连接：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第103页。
[２２]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第80-81页。
[２３]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106、107页。
[２４]H.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p.61.
[２５] [德] 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２６] [德]卡尔·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勇、张培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第7页。
[２７] [美]多尔帕伦：《地缘政治学的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第343页。
[２８] [英]安德鲁·兰伯特：《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第272页。
[２９] Henry Parker, The Case of Shipmony Briefly Discoursed, 1640, p.12.
[３０] [荷兰]雨果·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马忠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1、33、45页。
[３１] John Selden, Of the Dominion or Ownership of the Sea, 1652, E2v.
[３２]虽然斯皮克曼的构思主要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所形成的“美国中心视角”，亦即从西半球出发，描绘了美国被欧亚大陆、非洲以及澳洲合围的地理形势，这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视角”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的理解，其实与麦金德以来的战略分析一脉相承。参见Nicholas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4, pp.19-34.
[３３]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112页。
[３４] [英]欧地瑟乌斯、佩蒂托编：《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恐怖、自由战争和全球秩序危机》，郭小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年，第13-14页。
[３５]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115页。
[３６] [荷兰]雨果·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第32页。
[３７] [英]埃里克·格罗夫：《海权的未来》，第7、292页。
[３８] [德] 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7页。
[３９]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70, no.4, 2004, p.298.
[４０]王赓武：《中国再连接：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第102页。
[４１]向荣：《世界史视野中的亚洲海域》，[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第iv页。
[４２] Takeshi Hamashita, “The Intra-regional System in East Asia in Modern Times”, Peter Katza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13-135.
[４３] [加]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刘丽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
[４４]杨国桢还提出，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前，东夷与百越已经创造出独立的海洋文明系统。在他们融入华夏民族的过程中，便将海洋文明特质带入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是晚唐、宋初以来才出现的历史现象，而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参见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及第一卷前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杨国桢：《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史研究》2015年3月。
[４５]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409页。
[４６]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４７]王赓武：《中国再连接：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第16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