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的世界变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在国际体系层面长期积累的结果。世界体系具有强烈的结构刚性，国际体系则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围绕着权力、制度与认同展开动态的博弈，两者间的耦合与断裂构成国际秩序演变的核心机制。在唯物史观框架下，结合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双重视角，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的世界变局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主要矛盾外化的表现，其实质是霸权周期更迭及霸权力量与反霸权力量的博弈。这一变局究竟仅仅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周期存续或霸权更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环节，还是成为建构另一种世界体系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反帝反霸权斗争及其与社会变革的结合，而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关键词：唯物史观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国际体系 世界大变局 美国霸权
世界格局之大变动是当前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所谓世界大变局，指的是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发生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转变。人们对全球秩序大变动的集中探讨并非始自今日，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时，尽管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化充满乐观预见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论、保守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混沌期”警告等。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肆虐、保守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全球多边主义框架遭受冲击、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经济对立愈演愈烈……后冷战秩序加速动荡的这些表征又具有怎样的历史和时代意蕴？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之，时代乱局或世界变局背后都有相对稳定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因此唯物史观强调要揭示表象之后的历史规律。反映历史规律的结构性行为体贯穿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下简称世界体系）的发展始终，这些行为体包括主导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大国、大国中的霸权国家、国家背后的垄断资本集团以及针对它们的反抗性力量和替代力量。结构性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推动着世界体系的运动发展，使资本主义出现不同的历史阶段，并在这些历史阶段形成不同的国际体系。如果说“世界体系”侧重于对世界历史处于资本主义时期的总体概述的话，“国际体系”则落足于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国际体系是世界体系的中观层面，是资本主义历史性的世界积累过程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表现。
基于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两个视角，考察结构性行为体及它们之间战略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洞悉世界变局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从而深刻理解当今世界格局之大变动并非突如其来。在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时代事件背后，它不过是20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延续。
一、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双重逻辑
世界格局的总体性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它从根本上由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自身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来决定。
（一）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
世界体系具有内在的高度不平衡性，其建构过程包含着资本主义对异己的生产方式（如奴隶制、小生产）及采用异己生产方式的国家和地区的强制吸纳，形成资本主义主导下多种生产方式、多种经济政治制度的互联共存，并建立隶属于资本积累的殖民结构，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的不平衡；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上，建立从“中心”“半边缘”到“边缘”的等级结构（简称“中心-边缘”结构），导致不同分工层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及它们之间价值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中心国家即处于分工等级最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平衡关系。每一个经济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追求在世界市场上拥有优势地位，力图占据最多的资源、牟取最高的利润，这必然离不开军事、科技、金融、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综合较量，胜出者则取得对世界市场和国家间体系“国家间体系”的控制力，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
世界体系的高度不平衡造就了诸多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资本集团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附属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它们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在这些基本矛盾中起主导作用、影响或决定其他矛盾的发展、规定历史发展方向的那一对矛盾，则是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自16世纪以来，尽管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在其扩张过程中遭遇形形色色的反抗者，但从“殖民帝国主义”时代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真正具有全局支配性的是这些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即帝国主义矛盾），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争霸都构成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史更表现为新旧世界经济中心不断转换、霸权不断更替的历史，这是列宁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结果。此规律表明，霸权竞争、大国战略竞争是资本主义强国间永恒的矛盾表现形式。
（二）中观的国际体系维度
世界体系主要矛盾的每一次演变都体现为世界大变局。对于资本主义强国，霸权竞争的原则无非是依据实力进行统治，实力对比改变了，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的权力大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并最终引发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行为。但战争并非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在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实力对比处于相对均衡态势的情况下，为了调和霸权竞争的矛盾，缔结暂时的协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依据这些条约和协定，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确立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原则、机制与政策，建立一定的权力分配格局，从而形成协调矛盾的统治秩序（“国际秩序”）的框架，即国际体系。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近现代以来国际秩序建立在势力均衡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共识性的秩序概念。这表示，世界体系下的国际体系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东亚国际体系和伊斯兰国际体系，它是由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国际体系奠定基础并逐渐向全球推行和适用的“被称为国际关系的东西可以说在古代就业已存在。但是，古代国际关系在空间上局限于一定地域性文明圈，在时间上则限于必要的接触，缺少常设性的关系。同格的国家以对等的资格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并因此创设出被称为‘国际社会’的秩序，这些大约是发生在16世纪以后的欧洲。”。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根植于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所内生的制度性需求——即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载体和运作中介，去构建并维系一套有利于自身积累的国际关系。当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积累的逻辑并非唯一的主导力量，还有资本积累逻辑与旧帝国专制权力的积累逻辑的结合，直至前者将后者完全排除。
国际体系不仅是协调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维持国际秩序的外在结构，在漫长的资本主义霸权竞争史中，还体现着具体的大国间矛盾。每一次国际体系的改变，也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17世纪40年代诞生的欧洲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质上是为解决新兴民族国家如荷兰、法国、瑞典与西班牙长期争夺贸易霸权的矛盾。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是拿破仑帝国谋求欧洲霸权的战争失败后，反法同盟的列强间彼此妥协、重新瓜分欧洲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是英、法、美、日几大战胜国进行分赃和协调各自的全球掠夺、争霸计划而妥协的产物。
截至目前，各个国际体系长则达至上百年，短则仅存数十年。借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世界历史的时间尺度的观点，国际体系不过属于“中时段”的历史，比起历史长河中如萤光闪现的具体事件，虽非转瞬即逝却也并不漫长恒久。每一个国际体系只是某种“局势”，它能反映世界体系结构的某些调整和变化，但并非决定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因素。譬如，霸权国家的更迭、大国间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具体准则的改变，既没有取消霸权竞争的规律，也没有消除中心-边缘的对立结构。反过来，世界体系是长时段的历史，不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不同国际体系的根本性质。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之间又非简单对应，而是存在深刻的互动与张力。世界体系具有强烈的结构刚性，国际体系则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围绕着权力、制度与认同展开动态的博弈。正是这两者间的耦合与断裂，构成了国际秩序演变的核心机制。因此，在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两个层面上，世界大变局指向两种不同的根本起因和深层含义：一指旧国际体系衰亡，新国际体系逐渐确立的总体性过程；一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代表新世界体系方向的力量所动摇、瓦解的过程。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双重视角，则有助于分别把握世界大变局的具体形态和本质属性。
二、20世纪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20世纪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但其世界格局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出现了世界体系层面上的大变局；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仍然影响着21世纪初的大变局。要深刻理解当今大变局的根源和实质，离不开对20世纪大变局的追溯。
（一）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与雅尔塔体系的双重属性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是20世纪最大的世界变局，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首次遭遇了它的制度性替代力量。这一力量倡导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关系准则，不仅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结与统一导致世界体系内部殖民体系的瓦解，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脱离出来，努力在既有体系外部建构另一个“世界体系”，从而形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解构，哪怕这一解构只是局部性的，另一“世界体系”还处于不成熟的萌芽状态。帝国主义完全统治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由此受到最强烈冲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体系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
基于这一重大变化，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雅尔塔体系具有与之前的国际体系的本质区别，即它不是对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调和，而是对两大反法西斯力量——“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矛盾的调和。苏联作为世界主要政治力量，首次参与了国际体系的建构，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进一步上升，这是对世界格局的根本性重塑。冷战开始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矛盾，相应地，在国际体系层面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两个“世界体系”的对抗。
然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基础，即美苏两个新兴超级大国以各自势力范围为核心，来安排战后国际秩序，又决定了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并因社会主义国家首次成为国际体系的谋划者和建构者，雅尔塔体系被赋予了历史进步性。例如，它确认了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正义性，顺应了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与普遍安全”的要求；它提出尊重各国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原则，及对苏联势力范围的认可，促进了东欧、东亚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雅尔塔体系不可避免体现了大国的强权意志，从而也打上了霸权的烙印。基于苏联与以美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列强间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雅尔塔体系对国际秩序的安排首先从大国国家利益出发。其中，美国将自身霸权的全球扩张置于其外交战略首位，而苏联作为长期身处西方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遭受过孤立、封锁甚至侵略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它自身生存的保障，即地缘政治上的国家战略环境安全问题。为达到双方目的，大国协定中包含了对美苏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民族利益的强制安排，包括对弱小国家民族利益的侵害和牺牲。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为苏联提供了周边的“安全地带”，但这却以其势力范围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遭帝国主义扼杀为代价。冷战期间作为两大阵营盟主的美苏对其内部成员国的强权政治，推动了美苏均势格局的出现。与此同时，为扩大它们的势力范围和争夺它们对世界格局的主导权，两国在各自阵营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展开激烈竞争，从而也强化了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两大阵营对抗由此不断演化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
（二）冷战格局的逻辑延伸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存和美苏主导下，雅尔塔体系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基本机制。
一是以“大国合作”的共识为基础，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组织机制。联合国的特征是成员国覆盖范围最广、最具普遍代表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得以参与国际事务的治理和决策过程，有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阵营形成显著优势的世界格局中，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应运而生。其制度支柱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45年成立的美国拥有决定性控制权的两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1947年美国作为第一大出口国与22国签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美国从货币-金融-贸易方面建立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了它的世界体系霸主地位。
三是在美国霸权治下，西方资本主义实现了内部和平。美国通过雅尔塔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实施直接控制，并通过极力渲染反共意识形态和苏联对欧洲的安全威胁，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西方阵营实行军事领导，从而首次实现了霸权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和对抗的约束，将整个西方世界统合起来，去对付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可能性由此大为减少。
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世界变局。从世界体系角度看，它标志着探索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道路的暂时失败，国际秩序又重归资本逻辑的整体性支配中。但从国际体系视角来看，由于两极格局是以和平方式终结的，因而雅尔塔体系并没有随着苏联一极消失和冷战结束而彻底消亡，其残存或衍生性因素依然塑造着后冷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一方面，联合国仍然充当着国家间体系最大的协调合作组织，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至少形式上）仍然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大国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另一方面，雅尔塔体系下的霸权逻辑同样发挥着较大作用：首先，尽管西方各国垄断资本集团间的世界市场竞争从未停止，但在国家间体系层面控制欧洲和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盟国，依旧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内容。其次，随着冷战结束，更多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美国继续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支柱，通过贸易、投资、汇率、债务增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控制和垄断，进一步扩张其金融霸权。最后，后冷战时代，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消除了意识形态和制度替代上的巨大威胁，但由于社会制度迥异的俄罗斯和中国都继承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地缘政治遗产，同样被视为美国霸权和西方阵营势力扩张的最大障碍。反过来，美国也需要通过持续塑造中俄的“西方世界挑战者”形象，来延续其“离岸平衡”战略。由此可见，雅尔塔体系时代所确立的国际机制和规则、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仍构成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亦是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基础。
三、后冷战的世界变局：雅尔塔体系的裂变与过渡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缺少了与之匹敌的对手，这给予了它实现世界单极霸权的绝佳历史机遇，但其单极霸权国家战略又与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普遍的多极化期愿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悖。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变化的一条主线就是霸权与多极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反霸权力量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阵营处于时而加速、时而回退的曲折历程，使得体系参与者力量平衡的变化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并呈现矛盾和斗争的不同阶段，这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持续的失衡和较不稳定状态，其背后同样是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双重规制作用。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后冷战的世界变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国际体系视角看，则表现为从雅尔塔体系向新的国际体系过渡。
（一）美国霸权的扩张及其双重机制
美国单极霸权的扩张不仅源于后冷战时期苏联的退出，而且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全球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重塑。这一进程可追溯到冷战后期。有历史研究者提醒我们：恰恰是亚非拉国家在冷战中后期追求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推动了两极格局的瓦解，还为美国的单极霸权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
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后苏联东欧国家进入了经济缓慢增长期，制度日渐僵化，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在下降，其社会主义模式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失去吸引力，后者向西方寻求资本和技术支持的愿望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对苏联经济体制不断增多的质疑和批评与对苏联强权政治的批评结合在一起，结果只是单方面导致苏联东欧阵营在国际地缘政治斗争中日益孤立，从而不断丧失竞争优势——这是冷战走向终结的一大诱因，但并没有相应提升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地位与能力。
另一方面，从冷战后期开始（即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陆续抛弃所谓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向，迎合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滞胀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的结构调整，即在政府放松资本管制条件下，加速过剩资本向外输出、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过剩资本和产能，为发达国家提供规模更大的廉价生产基地、原料供应地及消费市场，并在资本短缺和债务增加的压力下，将国家优质资产（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私有化，出售给国际债权人和跨国资本集团，从而帮助发达国家恢复和提升利润率，世界体系严重失调的经济循环再度得到平衡，由此增强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资本积累逻辑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彼此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断趋向过剩，美国则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特殊地位，成为为全球中低端过剩商品提供出路的核心市场，同时还为由高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过剩美元外汇提供关键的资本市场，形成了全球资本循环的闭环。发展中国家日趋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对美西方依附性不减反增，加上原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市场，致使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逐渐得到“全面重构”，美国霸权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苏争霸以来的颓势。由此，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深入发展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强化了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
在这一阶段，美国不仅是军事和政治意义上的霸权国家，也是全球资本积累体系的核心节点。这一特征完美体现了霸权的双重属性。什么是霸权？它既是支配力又是领导权，前者是对他国的权力强制，后者则意味着能被看作领导其他国家追求“共同利益”，或具有“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的能力。对于世界霸权，这两种性质缺一不可，只是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此消彼长态势。只要霸权国家（无论通过制度建构或是价值观灌输）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对他国的强制符合所有国家或特定国家集团的利益，那么强制就会被不同程度地认可和接受。
该双重逻辑解释了为何世纪之交，即便美国（及其控制下的北约军事集团）频繁实施单边军事行动，严重侵害他国主权，如轰炸南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利比亚和阿富汗，其领导下的霸权秩序仍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大体稳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并非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一些国家的GDP高速增长就是最直接的反映。发达国家巨额投资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发展中国家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再加上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使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代工制造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有利于广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帮助劳动者获得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发达国家高端商品的出口，也大大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官僚阶层、中间阶层等特殊阶级阶层的消费需要。因此，尽管创造的大量经济价值流向国际垄断资本，且承担着资源和环境过度消耗等巨大代价，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愿从这种全球经济秩序中“脱钩”，在政治与观念上也产生“结构性依赖”。从国际体系视角看，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及制度建构——如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三大金融贸易组织、标榜维护“民主自由”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长期充当美西方政治工具的国际仲裁机构和NGO组织等——则进一步将这种依赖关系制度化。以上两个视角都凸显了霸权的领导权，从而使美国单极霸权具备一定“合法性外观”。
（二）“东升西降”的萌芽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一直发挥着作用，使世界体系出现新的不平衡。在中心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打压手段，已经成功遏制了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的上升势头，其与日本、欧盟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更在新技术革命中处于绝对引领位置。在后冷战时代的发达国家经济较量中，美国的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从世界经济总体格局看，全球各主要地区的增长差异更为明显。如图1所示，自冷战结束后将近30年的经济全球化深入期，苏联东欧国家年均GDP增长率最低，成为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少的地区，欧盟与此相接近。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超过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较大不平衡：拉美国家长期处于相对低增长状态，中东非洲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刚过3%，不及全球3.6%的平均增速，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则达到8.4%。中国2001年加入WTO并成为“世界工厂”，产生了对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更是为原料和能源出口国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这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原料和能源市场上彼此竞争的情形。
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产生了“东升西降”趋势，无疑标志着世界体系开始出现结构性松动。然而，“东升西降”趋势的形成与局限，同样需要置于双重体系的视角下加以审视。
在国际体系层面，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联合国、国际经济组织等国际机制以提升自身话语权的要求和行动普遍增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积极构建新型制度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及“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国际秩序迈向更加包容、开放的方向。这些平台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攀升，有效制衡了美西方主导的制度霸权，反映出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正趋于分散化。这一趋势进一步侵蚀着雅尔塔体系残存的霸权逻辑，加速其衰变。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霸权扩张的双重机制表明，尽管世界体系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其属于资本主义的结构刚性（即以资本积累和等级分工为根本逻辑）并没有改变，这意味着全球化高涨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GDP指标反映不了一国产业结构和实际发展水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加工贸易或代工制造业，使外国资本创造的经济产值构成了本国很大一部分GDP，并极易受世界市场的动荡和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图1可看出，1992年—2018年全球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恰恰是加工贸易集中的亚太和南亚地区。在跨国公司实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出口替代问题”，即相当一部分出口产品的所有权、销售权和管理权实际处在跨国资本的强力控制下，从而会抑制其国内战略性产业的起飞和成长，使既有国际不平等分工得以存续和稳固。其次，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也基本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按2010年—2020年出口商品结构反映的产业层级显示，金砖五国中，中国的产业层级最高，既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印度以低端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俄罗斯、巴西、南非则主要依赖农、矿、能源等初级产品生产。换言之，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核心竞争力、金融自主性、科技话语权并没有伴随GDP总量快速攀升而发生根本性转变。
结构性依附同样体现在政治与战略空间的选择受限上。发展中国家多边合作机制的一个特点是：普遍未形成有力的集体行动。包括东盟、金砖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区域合作组织更多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而非对美西方秩序提出挑战，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机制内部成员实力的不平衡、具体利益差异和竞争。“发展中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集群。相反，它包含着多样化的政治制度（从君主制到议会民主制）、不同的发展层级（从最边缘的贫困经济体到半边缘的中等收入偏上经济体）、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其内部差异显著，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基本建立了独立的国民工业体系，拥有培养高素质技能劳动力的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对中心国家程度不一的经济和政治依附，这导致各国外交战略上产生分歧，包括反帝反霸权方面的分歧从而使其存在相当程度的内部分化。
上述多重因素决定了冷战结束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发展中国家阵营对美国霸权秩序的抵抗即便一直存在，但总体上较为消极和被动，反映了该时期的“东升西降”还处于萌芽阶段。
四、当前世界变局：霸权和反霸权新的博弈阶段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持续实施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并首次正式在官方纲领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从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华开展全方位战略进攻和遏制，宣称要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制造基地、第一贸易国和主要消费市场“脱钩”，这不仅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明确转向，也标志着美国从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领导者朝瓦解这一秩序的保守主义角色转变，大国博弈和全球地缘政治对立正式拉开序幕。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大变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全球化退潮与国际秩序失稳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周期意义上的危机，更是世界体系积累模式的结构性危机，世界经济自此进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双双呈下降趋势的长期性危机阶段，标志着以金融化和全球外包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入衰退期。
依照世界体系的逻辑，全球总需求萎缩与资本过度积累并存，使各国间、各阶级间的分配矛盾日益尖锐，不仅各国垄断资本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加剧，致使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与发展中国家民族资本间的矛盾升温，包括同一产业链或关联产业链上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本土中小企业在剩余价值分配上的矛盾；新兴经济体开始向外输出产能和资本，引起地缘政治关系变化带来的矛盾；新兴经济体的资本集团在新兴产业领域对西方（尤其美国）资本集团垄断地位的挑战等。二是经济全球化带给发达国家的负面效应，如产业空心化、生产成本上升、失业率高企、中间阶层衰落、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冲突频发，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对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恰恰首当其冲。受金融经济危机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自2012年左右经济逐渐恶化，增长放缓，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情况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甚至出现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
各国资本集团间矛盾和本国国内社会矛盾的加深，在一个持续积累过程中逐渐逆转了全球化方向。而美西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科技封锁、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等措施，实质不过是以国家权力干预全球资本循环，企图重构有利于维持其垄断地位的中心-边缘结构。
世界体系的深层矛盾和危机并不会即刻反映到国际体系上来，因此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才开始加速，最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政府霸权战略的转变。国际体系层面的制度与规则系统也日益松动，显著表现为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风雨飘摇：发达国家正抛弃自由贸易规则，世界贸易组织陷入停摆；关税壁垒严重抑制美元循环，美元霸权因滥用金融制裁而信誉动摇，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受损；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权威性削弱，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多边主义金融机构的区域影响力则在上升。与此同时，欧洲、拉美、非洲、中东、南亚、亚太等各区域军事冲突或潜在军事冲突热点日渐增加，区域性战争有可能超出霸权可控的程度（即仅仅作为大国“代理人战争”），彻底颠覆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多边治理机制调节矛盾和解决冲突的效能却在下降。这表明国际制度作为美国霸权领导权的重要载体，正因美国霸权衰落及其战略的转向日益丧失合法性，后雅尔塔体系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加速瓦解。这种制度危机又非单纯的功能失调，而是世界体系的危机在国际体系层面的投射，反映出原有体系已难以容纳新的力量结构和利益诉求。
（二）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反霸权力量
在霸权稳定期，国际体系的制度安排与权力结构服务于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利益，形成一种“体系兼容”的状态；而在霸权衰退期，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则会试图打破原有制度束缚，推动国际规则的转型，但这却可能促发霸权的强制，同时可能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支配逻辑产生冲突。
中国正成为制衡美国霸权的最重要国家。从经济地位看，近十年来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增速偏缓，一些国家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而2021年、2023年中国GDP分别约占发展中经济体规模的43.4%和42.5%，且两年皆为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国。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之所以还在上升，一定程度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对世界体系的运行逻辑构成一定挑战。如前所述，与其他边缘或半边缘国家不同，中国始终保有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因而在参与全球分工中，能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自主科技体系，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心-边缘”依附结构。随着中国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此轮全球化早中期阶段与西方国家产业结构互补的状况，与后者形成一定的竞争态势。尤其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中高端制造（如汽车、大飞机、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领域飞速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已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不仅在原材料、零部件及设备等中间品上为发达国家所高度依赖，而且在中高端市场和全球价值链上又有打破后者主导之势，从而威胁到美西方资本集团的超额垄断利润。全球性长期危机叠加地缘政治固有矛盾，使得美西方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其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将中国作为其头号打压和遏制目标。由是观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衰退期，作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主要矛盾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将逐渐集中体现为美国所代表的西方霸权力量与中国所代表的反霸权力量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尽管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动仍处在雅尔塔体系向新体系过渡的进程，是过渡的某个新阶段，但对于中国却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未有”可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作为前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发展中国家首次实现群体性崛起，这引发了自近代以来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深刻变革；二则指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民族屈辱抗争史之后，中国再次成为被美西方视作能够与之抗衡的最重要国家。
（三）国际秩序重构和体系转型的可能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退潮和国际秩序加速失稳不光揭示了东西方力量对比及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更表征着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入了显性阶段。在世界体系主要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过渡性的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再分配与制度竞争也进入高强度时期。而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中美为代表的反霸权与霸权力量的矛盾交织下，世界格局势必出现主要政治力量间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不断组合与变化。
就美国作为守成霸权国而言，一方面，严厉压制竞争对手及潜在竞争对手，是巩固其垄断地位的关键手段，因此美国要全力削弱中俄两国的实力。列宁指出，大国争夺霸权，“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只要竞争对手遭受损失，对己方就是收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坚持零和博弈观念，为了压垮战略竞争者，不惜动摇自身构筑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根基，甚至牺牲一部分本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无论是拜登政府大力推行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还是特朗普政府竭力鼓吹的“在岸生产”，都反映了美国重新主导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意图。
另一方面，美国大力改造盟友体系，并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分化、拉拢和控制。诚然，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盟友关系与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策略和具体手段上有较大差异，由此也增加了结构性行为体间关系的变数和重组的可能。例如，与拜登更为重视同盟的小多边主义相比，特朗普强调大国政治的单边主义做法扩大了西方阵营内部的裂痕，使内部分化和向外分离趋势增强。但在处理盟友关系上二者的根本立足点高度一致——即维护美元霸权与军事霸权。先前美国单极霸权的过度扩张，使其在巨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财匮力绌，无力支撑其庞大的盟友体系。为此，美国正通过战略收缩加快调整全球伙伴关系和国际机制，很可能彻底抛弃雅尔塔体系残余，重构一个符合其霸权利益的新国际体系，实现霸权修复——无论是通过发动“新冷战”，或是地区热战乃至世界大战。但是，美国霸权强制性的增强无疑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前景，并将不断削弱后者的认同。正因此，近年来不少国家在大国战略竞争、区域军事冲突、全球金融和经济合作等议题上采取了与美西方不一致的政策，加快谋求战略自主的步伐。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鲜明表现，也是推动世界走向均势的重要因素。
面对美西方的战略遏制，中国事实上处于双重体系博弈的前沿：在国际体系层面，中国需要应对美西方的联盟围堵、规则排斥与军事威慑；在世界体系层面，则需要摆脱技术封锁、金融依附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甚至需要颠覆资本全球积累逻辑。这意味着中国所代表的反霸权斗争不能仅仅停留于国家间体系的权力政治上，还必须以新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模式重构国际秩序，更积极主动地推进双重体系的转型。在此背景下，中美的大国战略竞争并不止于惯常的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权力博弈，更是不同发展逻辑与体系构想的深刻对立。具体而言，从发展理念上，是强调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与互联互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立于强调本国优先、零和博弈、由垄断资本积累逻辑支配的等级式竞争理念；从国际关系建构上，是倡导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平等包容的去中心化模式对立于基于集团政治、“民主vs威权”意识形态叙事建构的霸权主导的阵营式对抗；从全球治理上，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完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的多边主义模式对立于维护美西方制度霸权的单边主义或选择性多边主义模式。
世界局势愈动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帝国主义霸权政治”两条道路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会愈加凸显。世界主要政治力量能否被整合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中？尤其是作为反帝反霸主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社会变革与阶级动员，来抵御霸权转嫁的危机？这或许是推动体系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中美在第三世界中的博弈，也将是世界格局未来演变进程中的核心张力之一。
结语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演变表明，世界大变局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资本主义霸权周期更迭与反霸权力量崛起的双重结果。从国际体系视角看，当前的动荡源于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诉求的结构性冲突；从世界体系视角看，当前动荡的根源则在于资本积累逻辑引发的中心-边缘矛盾深化与全球性危机积累。
20世纪的历史表明，系统性替代力量的存在方能有效制约霸权扩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获得暂时巩固，但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仍对既有秩序构成持续性挑战。只是这一挑战的局限性不容忽视：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深陷依附性分工体系，内部团结性与自主性尚未形成质变。当前中美博弈的激化，既是美国转嫁体系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折射出世界体系核心矛盾的集中爆发，即垄断资本对超额利润的攫取需求与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诉求间的不可调和。
自由主义经济支柱的崩塌与地缘冲突的蔓延，标志着雅尔塔体系的残存机制在失效；而美国维系霸权的种种强制举措，正加速全球南方的战略觉醒。这种矛盾态势揭示出国际体系过渡期的特征，即旧秩序解体与新秩序萌发并存。随着世界经济长期性危机的发展，世界体系几大基本矛盾的加深和斗争激烈化都将不可避免。
世界大变局无疑会导向新的国际体系，但其能否改变世界体系根本结构，则取决于双重斗争的交织：一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依附性发展模式的自主性探索，二是全球范围内反帝反霸力量的联合实践。历史经验证明，真正的多极化不可能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实现，只有通过打破国际垄断资本对技术、金融与规则的操控，才能重构平等互利的全球治理框架。这一过程注定充满反复性与长期性，毕竟霸权国家会垂死挣扎，新旧力量消长从来非须臾之事。因而，世界变局将呈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深化与替代性力量成长的持久拉锯。
作者：陈人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8期
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