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7年2月至1989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北京）组织的学习（以函授为主），当年受教育的美好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其中有不少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记忆片段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入学与毕业
我对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学习，从入学到毕业都有具体、真切的记忆。
我1987年2月2日下午，上邮局向中国文化书院函授部汇去学费80元，报名参加该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的学习。我1987年2月16日收中国文化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的学号为“018-10306 ”。各位学员都有正式的学号，可见当时中国文化书院的组织和管理是比较正规、比较规范的，工作程序也是颇为严谨、严格的。
我1989年7月22日收到中国文化书院寄来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写明：“余三定自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就读于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毕业论文合格，准予毕业。本研究班系大学后教育。”毕业证书上有时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的签章。毕业证书还附有所设课程、执教导师名单，印制颇为精美。我的毕业证书保存至今。
参加函授
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的教学形式主要是函授方式（即非面对面的教学方式），根据我的记忆，主要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或曰三种渠道）进行。
其一是，发放书面教材。我1987年5月15日一次性收到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学员证 ”、《中国文化书院学报·函授版》第1期及三本教材《比较教育学》《比较法学》《印度文化概论》，甚感高兴，爱不释手。除了第一次收到的上述三本教材外，后来我还陆续收到了《比较史学》（1987年9月15日收到）、《比较哲学》（1988年6月15日收到）、《中国文化概论》（1989年2月2日收到）、《比较美学》（1989年8月28日收到）、《日本文化概论》（没有在教材上记载收到时间）等教材。上述教材每本的封面和扉页上方都清楚地标明“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封面下方还有“中国文化书院”的篆刻印章，书前有署名为“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编委会”的《总序》，然后依次是扉页（扉页的书名下标有著〈编〉者姓名，著〈编〉者全部为北京大学或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目录、正文。教材虽然是内部印刷，但非常精致、正规，没有印刷错误。这些教材我不但当时认真阅读了，而且至今珍藏着。
其二是，发放《中国文化书院学报·函授版》（报纸型）。在我的印象中，这份报纸大概每个月收到一期，其主要内容是阐述有关中外比较文化的重要问题，回答、解释学员的提问。学习结束后，我曾将所有报纸装订成册，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现在我怎么也找不到了。
其三是，发放导师讲课磁带。导师讲课磁带的数量甚多，讲课者都是学术界的大家和教育界的名师。当时，我除个人订购了一部分磁带外，由于我1985年初开始担任我们学校中文系副主任、1987年初开始担任中文系主任，于是我为中文系订购了近百盒讲课磁带，那时候每周二下午在开完中文系的例会后，我就组织老师们在电教室听讲课磁带，很受老师们的欢迎。这样前后大概听了两年多。
参加面授
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虽然其主要教学形式是函授，但也认真组织了面授，我参加了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的湖南学员的面授，时间是1987年8月11日至8月15日。
我于1987年8月11日晚从岳阳坐火车到长沙，住长沙饭店。8月12日上午，我在长沙办事并到袁家岭新华书店购书；中午，赶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下午，在岳麓书院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的面授，听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常林教授讲“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后一部分（前一部分他已在上午讲了），我感觉很有思辨性，很受启发。当晚及以后住宿都被安排住在湖南大学幼儿园内，吃饭则被安排在湖南大学的食堂，报到时每人领一个饭碗和一双筷子，学员自己购买餐票，开餐时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8月13日，全天听北京大学历史系范达人副教授讲“关于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感觉很有新意，很有条理性。8月14日，上午听人民出版社哲学室主任金春峰讲“汉代经学”，感觉非常严谨、扎实。当天下午，我逛书店去了，第二天（8月15日）结束学习离开长沙返回岳阳。
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的面授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讲课者都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等重要学术单位的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其二，所讲的主题都是有关文化或文化比较的内容，可以看出讲课者是专门为这个班准备的；其三，学员吃住等生活方面的安排比较到位；其四，就我的记忆而言，听课者比较踊跃，当时的课堂是安排在能坐一百多人的大会议室，每堂课都有一百多人参加听课，大家都被讲课者的精彩讲课所吸引。
接受论文指导
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的学员毕业，没有其他考核方式，就是提交一篇论文。为了帮助学员较好地完成论文撰写，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论文指导班”，我参加了“论文指导班”的学习。
我于1988年11月18日晚坐2次特快出发往北京，于11月19日晚到达北京，被安排住在北京大学48号学生宿舍楼3单元1层，4人住1间；11月20日上午到北京大学4号教学楼报到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的“论文指导班”。11月21日上午，参加“论文指导班”开班典礼，中国文化书院“论文指导班 ”上午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102教室举行开班典礼，张岱年、季羡林两位重量级的大学者出席并讲话。我记得张岱年、季羡林两位先生并排坐在讲台上，身板笔挺，精神很好。季羡林先生穿着汉装衣服，他讲话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他除了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书院的看法外，还特别谈了对文风的看法，尖锐地批评当时创作界和评论界有些人用佶屈聱牙的语言写作，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他颇为激动地明确提出要大家不要学习这种文风。张岱年先生主要是谈对中国哲学史的看法。张岱年、季羡林两位先生讲完后，是由著名学者庞朴先生作“怎样写论文”的辅导报告。我的论文题目是《试比较菲尔丁与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下午在宿舍修改已完成的论文初稿，并编拟出论文提纲。
“论文指导班”安排了多位著名学者的讲座。11月22日上午我们在“论文指导班”听焦树安老师讲“比较哲学”；下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听李光中老师的“西方文论”课。11月23日上午、下午都在“论文指导班”听乐黛云教授讲“比较文学”。乐黛云教授出国多次，曾在美国从事学习和研究，待过三年，非常了解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动态，讲课时很能展得开，很有吸引力。11月24日上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听黄子平教授的“当代文学”课，下午在“论文指导班”听李中华教授讲“中国文化概论”。11月25日，全天在“论文指导班”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宋凤翔（30岁）讲“社会学”，宋凤翔老师既有理论，又能联系实际，讲得很好。11月25日晚上，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召集的座谈会，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到会并讲话。汤一介教授讲话平易亲切，语言精练，他着重谈了为什么要开办中国文化书院及关于中国文化书院的未来设想，他娓娓道来，声音富有磁性，我当时就成了他的“粉丝”。后来，1992年下学期至1993年上学期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跟随叶朗教授做访问学者期间，一直坚持听汤一介教授当时主要面向博士生的专题课“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文化”，获益甚大。11月26日上午，在“论文指导班”听陈其南博士（原在台湾任副研究员，当时在香港任教）讲“文化的理念”（人类学的研究），陈其南老师讲中西文化的比较很扎实，很有新意。他用了较长时间回答学员们的提问。11月27日上午，在“论文指导班”听冀建中老师讲“方法论”；下午、晚上在宿舍看《比较文学简编》（陈挺著）。11月28日上午、下午，在“论文指导班”听叶朗教授讲“现代美学的基本观念——更新美学体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叶朗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体系构架，具有开创性，他讲课逻辑性很强，很严谨。叶朗教授讲课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大部分时间不是正面对着听课者，而是双眼看向侧面，给人一种若有所思的感觉。我当时对叶朗教授佩服得五体投地，下决心以后要好好向他学习。终于在3年多后的1992年下学期至1993年上学期，我争取到了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跟随叶朗教授做访问学者的机会，那一年的时间内，叶朗教授对我耳提面命，让我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收获多多。此后至今我与叶朗教授一直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他每出一本著作必定题签寄赠给我，他2010年5月12日题签寄赠给我的《美在意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的扉页上用漂亮的钢笔字题书了“追求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赠余三定”。我也写作过多篇向叶朗教授学习、研究叶朗教授治学的文章，如《美学史的研究与美学的创作——叶朗教授治学侧记》（载《云梦学刊》1993年第2期）、《美学要关注人生关注艺术——叶朗教授访谈》（载《文艺报》2013年1月21日），上述两篇都是一万多字的长文，此外，我还为叶朗教授写过几篇短书评和专访发表在《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11月29日，到《求是》杂志社等处拜访几位学者。11月30日上午，在宿舍看书；下午到中国文化书院院部（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内）参观，购买书籍；晚上，应约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接受论文指导老师张文定老师的指导，随后到了张文定老师家里坐（张文定老师当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任编辑，住在北京大学东门外喜洋胡同，住室比较简陋）。张文定老师待人极热情、诚恳，和他交谈几句就消除了距离感，他针对我的论文主要做了一些启发、开拓性提示，获益很大。他还热情地借给我两本书。我12月1日上午，坐9点发车的145次快车离京返岳。回家后，我根据张文定老师的指导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改，然后邮寄给中国文化书院。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自那次接受张文定老师的论文指导因而和张文定老师相识后，我们建立起了很好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真诚好友，他后来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休的），一直至今联系非常密切。我每次去北京必定和他相聚，每次相聚他必定送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书给我；他也应邀到我所在的湖南理工学院来过多次，他每次来我这里也必定带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书给我，加上北京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黎明等几位朋友的赠书，我的南湖藏书楼内专门设立了一个特色藏书室“北大版典藏室”，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学者杨辛教授题书室名（顺便补充一句，《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龙协涛教授为我撰写了《南湖藏书楼记》，《南湖藏书楼记》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由于张文定老师的牵线和帮助，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本书，其中一本《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是由他亲自担任责任编辑；我兼任《云梦学刊》主编期间，主持召开过12次有关“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学术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合肥、石家庄、岳阳等不同的城市轮流举行），他为了支持我挤出时间至少参加了其中的8次会议，并多次提供书面发言稿，其中有一次其书面发言稿在《云梦学刊》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全文转载。
结语
2014年12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30周年庆典，并被安排在庆典上以学员代表的身份发言，深感荣幸。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现在，离我1989年7月收到中国文化书院的毕业证书已经过去30多年了，离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文化书院30周年庆典并发言也有11年了，但我在中国文化书院受教育的点点滴滴，至今印象深刻，至今让我感到特别的温馨和温暖。我要由衷地感谢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者（主办者），由衷地感谢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和工作人员，由衷地祝愿中国文化书院生命之树长青。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