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一年。那一年，我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到北大讲学，给我发聘书的就是汤一介先生；那一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创办人之一也是汤一介先生。倏忽间，已整四十年！
我与汤先生的相识，始于 1983 年 4 月。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研究，汤先生夫妇应邀到美国讲学。在伯克利，我见到了汤先生，当晚我们一起餐叙。那时，我们从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聊到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再从魏晋玄学聊到道家哲学，相谈甚欢。虽然汤用彤先生的书在台湾一度是禁书，但我们同学之间都在传看。我们对魏晋玄学、五四运动等问题的认识都受汤用彤先生观点的影响。后来，我又见到了北京大学国政系教授赵宝煦，他回国时，把我的尼采和老庄著作带到北京大学，并推荐我到北大哲学系任教。
1984 年秋，因为一个学术项目，我在多年之后回到大陆。不久之后，我获聘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当时，作为中哲组主任，汤一介先生亲自为我颁发聘书。这样我就有机会走进北大学堂，讲授尼采和老庄。那之后，我和汤先生不仅成为同事，他更如我的兄长一般，我们一起做道家哲学研究，一起举办很多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三十年来，结下了深厚情谊。
一、创办和主持中国文化书院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创办和主持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1984 年 10 月，中国文化书院开始筹办。那是“十年动乱”之后百废待举的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成为学界的一个大聚会，因为汤先生主持的缘故，许多德高望重的学人会集在一起，比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任继愈、侯仁之、戴逸、朱伯崑等，我也有幸成为书院的“导师”之一。
那时候，正好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十年动乱”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太大了，所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可谓正当其时。
书院主张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以“儒道”文化为主，邀请学者们到各地讲学，大家用自己的所学来讲课，深受学员欢迎，人数最多的一期，报名学员竟达到一万多人！中国文化书院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文化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特殊时期的震荡，我们致力于依托新的时代对古典文化做出新的诠释。
汤一介先生的了不起不仅在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他还能够把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学者会集起来，把当时破碎的知识界重新整合起来，共同为弘扬中国文化做一些事情。每个学者的观点，其实都各不相同，但汤一介先生富有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家，形成一个热烈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大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繁荣。中国文化书院那个时候还经常照顾老一代学者，为他们过生日、借机研讨学术等。汤先生不仅细心照顾学术界的前辈，对我这样一个初来北方的人，生活上不太习惯，他都会帮我雇一个助理。
我们共同操持过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比如 1987 年，我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际儒家学术会议，那是一次真正的儒家学术盛会，全世界研究儒学的著名学者都聚集到了曲阜。我和杜维明、张灏等还跟随汤先生一起爬了泰山。台湾地区提倡传统文化多年，但没有开过这样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改革开放不久的大陆却开成了，我作为研究道家的学者也参与了这次盛会。那次会议之后，我和汤先生又组织和参加过多次学术会议，比如在 1996 年、1998 年，我们共同组织过道家、道教国际学术会议，当时参会的学者多达百余人，像柳存仁、饶宗颐、季羡林、施舟人这些泰斗级的人物统统到会，这样的学术规格以后好像没见过，这都是在汤先生的主持下做到的。
二、“有容乃大”的人格和学术精神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学者，他秉持“有容乃大”的为人、为学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本人不是留美派，学历没那么“硬”，我当初回到国内教书，有质疑的声音，但汤先生还是把我留下来。他是一个极其宽厚的人，甚至可以说极其老实，他甚至不懂如何“对付”恶人。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经见过他被一个人气得直哆嗦，那个人真是太不像话了，但汤先生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发火，他真是海量。
有一年，汤先生、叶朗、赵敦华和我一起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一天在旅馆吃过饭后聊天，汤先生对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我 75 岁了，一路走来，老子讲‘有容乃大’，我觉得我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有容乃大’。”汤先生这个人，他不停留在话语层面，他更重要的品质是勤于践行。大家都知道他主持编纂《儒藏》，研究儒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带了四十多个博士，他们不仅研究儒家，其中研究道家的也有十几个。汤先生在道家哲学方面影响很大的，像张广保、韩国的崔珍熙等都是他的学生。汤先生的学术真是“有容乃大”。
汤先生恂恂儒者的风范和有容乃大道家的学术人格令人由衷敬佩。中国传统有“文人相轻”的说法，我经常往返于大陆、台湾及香港，对此有深刻感触。学术界“文人相轻”常常是较为严重的，但汤先生不是这样，他绝对不会因为观点不同而排斥人，汤先生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是由衷地尊重。他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一生从不讲别人的缺点，他对学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在学界真的很少见。他总想着能帮别人什么忙，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今年是中国文化书院成立 40 周年。我又不由得想起与汤先生的很多过往，特别是他宽厚待人，真情付出。他将情感和关怀给予每个人，很真诚地面对每个人。记得我每学期末返回台湾与他临行告别时，他总是会对我说：“希望你还是能够回来。”他不是说说而已，甚至和现任北大副校长、时任哲学系主任的王博教授一起想办法，为我安排职位、寻找机会。我想，他的这种真诚、热心不只对我，对别人也是一样。他在海内外学人的沟通上，也尽了很大的心力，热心地为他们搭建来往交流的学术平台，只有像他这样宽宏大量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勤勤恳恳，不厌其烦。汤先生能够团结大家，从这一点讲，他是真正的学界领袖。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他家学渊源，从汤用彤到汤一介，父子两代都是令人敬佩的大学者，学界的很多学者是汤用彤先生的学生，他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二是他个人的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三就是他的学术人格。第三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汤一介先生还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有一次，我和梁从诫在华侨大学开会，我们住一个房间。因为当时谈到金岳霖，梁从诫对我讲：“陈先生，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你听后一定会吃惊，金爸爸遗嘱的第一条是感谢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问题。”我听后很是吃惊。回到北京我就和汤先生讲起这件事，汤先生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我提这件事是想说什么呢？是想说就是像汤先生这样的学者、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意识，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一方面他们渴望精神自由；另一方面，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家国情怀。
三、晚年不遗余力，勇挑重担
2003 年，汤先生发起、主持《儒藏》工程，组织数百位学者参与儒家典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希望将儒家文化瑰宝予以系统、全面地收藏，使之“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对于《儒藏》的编纂，从我个人感情讲，我觉得汤先生晚年可以不做这个辛苦的事。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些自己的事，比如写写文章。但汤先生是一位有着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心境的学者，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所以他在晚年，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文化重担。我想如果他不亲自去做这么繁重的编纂工作，有可能不会积劳成疾。
2011 年底，我和王博倡议设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道家研究中心主办“第一届严复学术讲座”，第一讲邀请的就是汤先生。他以“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为题发表演讲，讲救亡与启蒙，他的观点很有创见。汤先生晚年写了不少东西，听说有些已经陆续整理结集出版，如《汤一介集》《汤一介散文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他思想和生活的窗口。
现在社会各方都非常重视文化的问题，优秀传统文化能为时代提供滋养。传统文化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当下民众最关心的“反贪腐”，可以说就和老子“为而不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思想是一致的。“为而不争”是发挥创造的动力，收敛占有的冲动；“不有”“不恃”是不要把生产资料贪婪地据为己有。学习传统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结合，创造出新的中国当代文化，所以我赞成汤先生“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理念。
2014 年的五四，当时我刚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就听说中央领导访问北大，特意看望了汤先生，向汤先生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的贡献，我听后很受触动，那时他已经生病了，还在劳心于他的工作，不忘他的使命，这一点更让人敬佩！
四、重修治贝子园
自从 1984 年我来到北大，至今已整整四十年。中国文化书院创立之时，地址就设在北京大学东南方的治贝子园内。治贝子园，对于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不仅是学界诸贤讲学的地方，更是学人们的心灵家园和精神栖息地，其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 1990 年代以后，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中国文化书院一并入驻治贝子园，邀请了诸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在此讲学，促成了至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
其实，自 1952 年北大迁入燕园以后，僻居一隅的治贝子园就长期未得修缮。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治贝子园的环境依旧如故，可谓颓败不堪。来到北大后，我便有了将其重新修缮的念头，也开始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直到 1995 年，我从老同学雷永泰校长那里募得二十万美元，重修了治贝子园。于是，治贝子园焕发新颜，得以重新起用。一直以来我从未向外界告知过此事，一是因为感念汤先生和北大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之情，二是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容易沉湎自我，与其讲述做了什么，不如把事情本身做好。我更想记录下来的是师长、同道与学生对于自己的帮助。
借着治贝子园重新起用的契机，汤先生还在治贝子园门外树起了一尊老子像，以向学道、问道的道家文化学者致意，这更让我满怀感动。我想，治贝子园门前矗立的老子像，不仅见证了我和汤先生二十多年的情谊，更是一代代学人传承文化的见证。
现在，我常常怀念和老一辈学人在一起的时光，那些日子不仅让我感受到回国之后，曾经被割断的学脉关系的重新缝合，也让我有了更加宽松的学术研究空间，最重要的是，让我有了“群”的概念。这种学术间的交流，正如《庄子·秋水》中所讲的那样，是河伯奔向海若的一个汇流。
在中国文化书院成立 40 周年之际，我们深情感念老一辈学人弦歌不辍、孜孜不倦的治学风范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理想，铭记他们的贡献和奉献，继续传承和发扬他们宝贵的精神品格，并鼓励和带动新一代的年轻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做出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