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崇敬的心情拜读了陈越光著《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以下简称《书院》），心中颇多感慨。

一是越光是我们夫妇的老朋友。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他任《中国残疾人》杂志社社长、主编，我的夫人张霜是杂志社编辑，笔者是杂志的作者，曾在他们杂志上发过多篇文章。越光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敢负责、善任事的正人君子，读他的书，与他交流，会得到很多启迪和教益。

二是《书院》写作的认真态度。越光是1991年进入中国文化书院，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此前书院的全部资料装在一个铁皮柜中的200多个档案袋里，没有人翻阅和整理过。从2014年起，他用了两年多时间，分批借出这200多个档案袋，“逐一打开，逐页阅读，筛选出属于中国文化书院的几千份档案资料，全部复印，分类编号，整理汇集，常常一天工作10个小时。我汇编了《中国文化书院80年代大事系年（1984-1991》，完成了有17个大类656个文件目录的《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集（1984-2014）》的分类、编号、目录整理。在此期间，我穿插访谈，不断构思、调整全书目录，还根据资料或访谈以几百字、一两千字‘逐条写志’的方式，随时完成一些事件的追溯和分析。最后，集中3个月使《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成稿，前后共历时29个月”。从史料的扎实、叙述的清晰、分析的深入、思想的高度来看，《书院》是一部信史，是中国当代史中的佳作。

中国文化书院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建和活跃，说明了80年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它以改革开放为主调，是中国近百年，甚至是数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这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

首先，这是一个身心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年代。80年代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启蒙运动，各种各样的新思想理念扑面而来，中国文化书院等三家民办文化机构就是启蒙运动的先锋，出现了自由思想的春天。如梁漱溟，也以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的名义重上讲台，还召开了“梁漱溟思想国际讨论会”和出版了《梁漱溟全集》。

其次，这是一个走向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年代。知识界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出现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书院举办的多种文化讲习班和研讨班，经济学界举办的国外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大讲习班，成百数千甚至上万人参加，盛况空前。各种民间机构和民间出版物如雨后春笋。

第三，这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睁眼看世界，进而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和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中国文化书院开风气之先，与香港和海峡两岸、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近邻发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

第四，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精神焕发，充满理想和梦想，大家团结一致，社会具有共识，人人摩拳擦掌、积极行动、奋发向上的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80年代美好现实的缩影。

第五，这是一个劫后重建的年代，也是一个开拓创新、继往开来的年代。焕发了民间的活力，辨明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文化书院以重建中国历史文化为已任，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批民办书院、民办学校、民间社团和民办研究所等民间机构，先后创办了一些民间的报刊杂志和出版机构，民间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并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文化书院开风气之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1984年12月16日，20多位学者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是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正式成立，《光明日报》12月31日有134个字的新闻报道。在80年代的三大知识分子团体中，与《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中青年组成不同，“中国文化书院是跨代际文化的集合，在文化书院的发起人和最早的导师队伍里，年龄跨度整整60年。

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前的老先生一代，如‘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等；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年一代，如汤一介、庞朴、李泽厚、谢龙、孙长江、乐黛云、陈鼓应先生等；诞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青年一代，如鲁军、李中华、王守常、魏常海、林娅等，三代人将在一个大时代的变奏曲中共舞”。

正是由于这样有名和超强的班底和队伍，就有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行动起来一呼百应，国内学界成功和有为之士几乎尽收囊中，两岸三地以及欧美汉学界的不少名人也应邀参与，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教学研究大军，因而创造了辉煌业绩。

---“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第一期1985年3月4-24日举办，授课老师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19位著名学者和国外的杜维明、袁晓园和台湾的陈鼓应等，学员200余人，学费每人200元，占当年人均生活费支出的29.7%。

第二期“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讲习班。1986年1月1-16日开办，授课老师共18位中外学者，作了20场专题讲演，其中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近十名外籍教授。听讲学员700多人，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4%，其中毕业和在读硕士、博士185人，具有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称的130人，有的还是知名学者、学部委员。

第三期“文化系列讲习班”。主题是“科技与文化”；第四期的主题是“文化与未来”。这些讲习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展示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形象，奠定了其在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1987年5月开始举办了为期两年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开设了15门比较研究课程：文化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比较科学方法论，中国文化概论，日本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伦理学，并组织编写了这15部教材。第一年注册学生12754人，学费每人80元，除书院导师外，另邀集海内外知名学者50多人共同负责教材编写、面授辅导、答疑解难、指导研究，并为学员的未来研究课题提供指导咨询。是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函授办学。

---“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31日，梁漱溟先生94岁寿辰和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中国文化书院于10月31日-11月2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示祝贺。参加开幕式的600多人，参会研讨的70多人，宣讲论文和作正式发言的20多人，还有不少人即席发言，各述已见，热烈讨论，生动地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梁先生在开幕式致答辞，并到会听取发言。开会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予以报道，《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科技日报》《北京晚报》《人民政协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都做了报道。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讨会”。1988年10月7-9日举行，日本立命馆大学竹内实、东京大学松本三之介等及日本企业界代表出席，有13人作大会发言。

---“海峡两岸文学讨论会”。借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王拓来访，1988年1月30日上午，中国文化书院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2月12日为欢迎台湾学者王晓波，在西苑饭店举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5月27-28日，举办了“传统与现代化问题”讨论会。

---“‘五四’与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年5月1-3日，中国文化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共同举办，参会中外学者200人。

---“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研讨会。1989年5月20-24日，由中国文化书院与美国新基督教研究会联合主办，参会代表30多人，除我国儒、释、道、少数民族宗教、民间宗教的学者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荷兰等国家的宗教研究学者参加。会议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回应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关于中国儒道合一传统与现代性的负面关系的权威论断，二是回应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我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1990年12月4日，欣逢冯友兰先生九十五岁诞辰，为了庆贺，于4-6日举行，但会前11月26日，冯先生仙逝。此会便成了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追思会。参会学者130多人，除国内学者外，有来自美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苏联、日本、韩国的学者6人，中国台湾学者4人。

---“东亚地区文化与经济互动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文化书院、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福建闽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联合举办，1993年1月10-13日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举行，参会学者阵容“堪称一绝”，名流学者不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80年代的改革明星：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项南、秦川、宫达非、李慎之、杜光、林子力、吴象、吴江、童大林、吴明瑜、陶斯亮等参会。

---《梁漱溟全集》。为了海内外学者了解梁先生思想全貌，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国文化书院提出《关于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设想》，组成了编委会，确定了编辑方针，共编成8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5月-1993年6月出版发行。

---《中国文化研究年鉴》。从1988年4月开始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编辑《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89）》，由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丛书编辑部出版，大16开，855页。

---教学用书系列。《中外文化比较教学丛书》共23种，每种约40万字；“全国环境保护专业培训教学”丛书15种，总计500万字。

---《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7年4月10日创刊，每月10日出版，有函授版、科技版、读书版和《函授学报》。还有《中国学导报》。

---组织编写的几套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分8个系列，计划100种，1992年底由新华出版社出版70余种。“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共8种。“道家文化研究丛书”，计划40种，先出12种。“国学举要”丛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佛学史》，共14册500万字，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8年1月11日，书院院务委员会决定筹建中国文化书院图书馆。5月4日书院简报称，已购进图书1200余册，预定了《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等。书院导师等11位先生捐书1007册。

---1988年3月9日，书院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口述历史资料馆”。 “当前急需进行抢救性质的工作，即对高年龄层次较高的学者进行录音、录像，如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等。1989年6月，“当代中国著名学人电视系列”已完成《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计划拍摄吕秋逸、俞平伯、罗尔纲、钱钟书、金克木、启功等。

---1988年4月，给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北京市出版局打报告，申请报批中国文化书院编译馆为正式出版单位。与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商定，每年该理事会推荐30种西方国家最新出版的社科、人文著作作为编译馆译书选题的基础，还聘请了两位编审和两位编辑，并与翻译协会、南开同学会接触，准备组建译者队伍。

---中国学研究资料咨询中心，1987年9月7日和12月31日，给习仲勋、万里同志打报告，申请使用琉璃厂文化街工程的房屋建中国文化书院汉学研究咨询中心，后改“汉学”为“中国学”。1988年3月7日召开咨询工作会议，咨询中心已“搜集了国外450个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出版刊物，以及600余名中国学者的自然简历和学术简历”，创刊了《中国学导报》，并申请公开出版发行。

---购置和建设院舍。1987年4月29日，《中国文化书院简报》第8702期介绍了关于在昌平建院舍的情况，12月14日，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办公室向院务委员会提交《关于我院院舍远景方案情况介绍》，提出三个方案供委员会讨论。

“计划和未竟之业”——

---编纂《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的五年计划。包括论著类、讲演类、资料类、译文类、古籍类、教材类六大系列，共约100本。前三大系列的一部分已在1987-88年完成出版。

---未竟的私立大学梦。1988年8月15日，汤一介院长致信书院同仁和一些比较密切的朋友，提出由书院创办一所民办综合性大学，并附有他草拟的“中国文化书院筹建私立综合性大学的设想”。汤院长还组织了小型讨论、论证会。

---“《儒藏》编纂与研究”。最早在中国文化书院讨论进而使汤一介先生有了项目的雏形，后落实在北京大学启动，被列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纂包括《儒藏》“精华版”和《儒藏》大全，大全将收入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经典文献近6000部，约15亿字，计划2022年完成。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季羡林，院长汤一介为总编纂，学术委员会主席庞朴为总编纂之一，精华版13名顾问中，有书院导师多位。所以《儒藏》编纂也与文化书院有关。

从上一节的简述可以看出，在8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内，在一无正式建制、二无固定资金支持、三无自己固定办公场地的条件下，中国文化书院的业绩的确是无比巨大、辉煌灿烂的，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多项第一，大大超过了体制内不少机构。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一个学在民间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

这在《关于建立中国文化书院的设想》和《方案》中规定得非常明白，“书院的性质为‘民间教育研究机构’，宗旨为‘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承继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和学者的往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也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和建设开放社会的有生力量。中国文化书院从建院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学在民间、学术自由和公开开放的理念和宗旨，既向国内开放，也向国外和世界开放，它的一切学术活动、学术讨论和学术成果对国内外机构和一切人士都是公开的和开放的，可以自由参与，自由进出，自由往来，因而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并与国内外数百个学术机构、企业单位、政府部门、新闻出版和传媒机构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文化书院是什么？它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团体，是一段历史，但是我想，它更意味着一种传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大变局的冲击下，经历动荡、封闭、委曲，但毅然追寻着文化传统的尊严与梦想，依然坚持着文化回应时代叩问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文化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是当时有全国性重要影响而唯一保持活动至今的文化团体，代表了80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