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始，在中国自下而上掀起一场持续五六年之久的“文化热”，其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中国百年来文化史、思想史上罕见的“历史事件”。

中国文化书院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本文从这一角度陈述其与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关系，或许可以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可供参考的材料。

八十年代“文化热”，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为“文化热”的酝酿阶段。其二是从一九八四年底至一九八九年上半年，为“文化热”高潮阶段。这场历史戏在高潮中结束了，“曲终人散”。（“文化热”中北京地区形成三个主要文化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其中后两个团体的主将都“乘桴浮于海”。）但是否可以说，这一历史戏的第二幕，在一九九二年又以“国学热”的面目徐徐展开？

八十年代“文化热”发源于一九八一年末的两次学术讨论会，一是十月十五日至廿一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一是紧随其后十月廿七日至十一月二日在桂林召开的“中外哲学史比较讨论会”。这两次讨论会是“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术讨论会。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一批学术前辈都亲临盛会，与四十年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的海外学者［美国的陈荣捷、狄培理（旧译为“狄百瑞”）、日本的山井涌、西德的余蓓荷、加拿大的秦家懿等］共桌讨论，可谓学术界的“改革开放”。会议讨论理学的性质、特点，理学与民族精神，理学的再评价等问题，“文革”时代言必称马列的教条束缚已经较少。多位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儒家思想是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主流。“宋明理学”乃代表了民族精神的自觉。读过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观点在二十年代是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调的，而在八十年代则意味着“开放”。因为，此种观点与四十年来对于传统文化采用的严峻批判立场迥然不同。从来都被人们视为“封建糟粕”的儒学，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被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标志着“传统文化”的研究立场、方法的转移。这无疑对后来“文化热”中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观念上的“资源”。

杭州“理学讨论会”之后，一批学者移师桂林参加“中外哲学史比较讨论会”。此会意义也非同寻常。多年来研究中外哲学的学者都是“分而治之”，且“比较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尚属新课题。而此会于中外哲学异同、比较哲学方法展开热烈争论，从比较中认识中国文化，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文化批评理论，形成多数学者的共识。应该说此次讨论会开启了日后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的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史学、比较美学、比较教育学等比较研究之风实滥觞于此。当然，一九八二年以后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更是为“比较研究”推波助澜。

进入一九八二年，十月在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十二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两个会的讨论主题，就显示了一九八二年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讨论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成都会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在批判理论上选择了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立场，从中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对比，观察中国科学于近代落后的原因，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重农抑商、重文轻技、八股取士、闭关锁国、文化专制政策等）进行了严峻批判。成都会意味着文化讨论已扩展至自然科学界。同时，此次会的学术进路也孕育出日后“文化热”中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取向的“二十一世纪研究院”。

上海座谈会的与会学者则多为“学术权威”。经历数十年曲折学术生活的这批学者意味深远地指出：只讲政治、经济，不谈文化研究，不可能全面反映历史的真正面貌。上海座谈会突出“文化”主题，是对“新传统”的深刻反省，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取同情的了解，认为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此会的“权威意见”对日后“文化热”中讨论的各方面观点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上述四个学术讨论会，以其在深层次的理论反省给全国学术界吹来了强劲的春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全国各地相继召开的有关“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接二连三，如“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孔子思想座谈会”“中西美学艺术比较讨论会”“中国近代文化史讨论会”“魏晋玄学学术讨论会”等，有关“文化”研究的文章有百多篇，有关“文化史”的丛书陆续面世，有关专门研究文化的民间学术团体在筹划成立。凡此种种，在文化史研究、传统文化探讨，中外文化比较等方面都别开生面地提出许多研究课题，加之新闻舆论的宣传、学术团体的运作，已为“文化热”拉开了序幕。不过，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在“文化”舞台活跃的仍是以学者为主，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还限于“雅人深致”及知识界的“坐而论道”。但到一九八五年初“文化热”骤然升温，其最明显特征即是，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迅速成为全社会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造就这种声势的原因，与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不无关系。

一九八七年三月，中国文化书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该讲习班为文化书院设计的“文化系列讲习班”的第一期，主讲人有梁漱溟、冯友兰、侯仁之、任继愈、汤一介、杜维明、张岱年、孙长江、吴晓铃、丁守和、陈鼓应、牙含章、戴逸、庞朴、袁晓园、何兹全、阴法鲁、虞愚等资深教授二十余人。参与讲习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科研机构、工厂、农村、部队、商业部门、新闻单位等，共二百余人，主讲者就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文字、音乐、史地、比较研究方法等不同学科，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就重新认识、重新反省、重新估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提出的观点，在学员中引起了广泛的热烈反响。沉寂三十多年的梁漱溟先生登台宣称，在物支配人的时代之后，必定会出现一个人支配物的时代，因此世界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先生的演讲仿佛是七十年前，他在“东西方文化与哲学”中的文化三期重现说的“老调重谈”。然而讲者与听者都非昔日“拥经问疾”之人。梁先生作“狮子吼”发“海潮音”，给八十年代人带来的惊诧、振奋，无疑是赋予了人们某种强烈的“主体性”和参与感。

此次讲习班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美国《美中交流通讯》、新加坡《新明日报》等国内外二十余家报纸、电台作了报道宣传。

当然，中国文化书院的影响亦招来非议、“国骂”。某人斥责中国文化书院参与者为一群封建余孽，所作所为不仅不合时宜，甚至是倒行逆施，此文以“花边新闻”刊在某报上，倒也反映为八十年代“文化热”开始就孕育着由学术背景不同，由历史经验不同，由个人体验不同，由审视角度不同，或许还有更多其他的不同，而必然导致的不同观点、不同结论。

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从成立之际就没有设置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甚至也未规定一个“统一的学术观点”。但参与书院活动的人开始却有一个共识，那即是：承继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学者的往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四句话，乃是文化书院基于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史深刻反省而为自己确定的努力方向。书院同仁们清醒地看到：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总在“传统”与“现代”的高度紧张中展开，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并未带来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而八十年代的今天如仅仅高扬“传统”，也恐怕走上另一歧路。文化书院共同相信的是：加强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研究国故”，“融汇新知”，才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文化书院的此种认识即体现在“文化系列讲习班”的第二期“中外比较文化讲习班”（1986年 1 月）、第三期“文化与科学讲习班”（1986 年 8 月）和第四期“文化与未来讲习班”（1986 年 12 月）。这三次讲习班邀请了数十名外国学者来介绍“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西方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从东西文化比较看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中日古代文化会合轨迹”“香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文化与未来讲习班”还特邀“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的数名学者来演讲“技术进步与文化变迁”“电子高等技术文化”“东西方科学差异”“太平洋共同体文化的未来”和“从中国看未来学与文化变迁”。这些国外学者所讲的并非都是“真理”，却讲出一番“道理”，这对长久习惯于用一种视角看问题的人来说，不无教益。

四次讲习班学员总数约三千人。文化书院开创了一九四九年以来大规模民间讲学的先河，随即全国各地的类似“讲习班”纷纷开办起来。毋庸讳言，此类讲习班良莠混杂，甚至有的徒有虚名，完全流于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

正当全国争相举办“讲习班”时，文化书院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于一九八七年五月正式开学了。函授班开设了“文化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比较科学方法论”“中国文化概论”“日本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美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共十五门课。该班执教人员，除书院导师之外，又特邀海外知名学者共五十余名，共同进行教材编写、面授辅导、答疑解难、指导研究，为学员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咨询。

这次函授班招收一万二千余名学员，遍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中有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军队政工干部、企业领导、机关干部、农村基层干部。经两年的函授、面授、学习研讨，送交上来的八千多篇结业论文，普遍受到导师的赞许。这批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文化书院学员，成为“文化热”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八十年代这场“文化热”浪潮在一九八七年迅猛发展到高潮。文化书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不仅因文化书院倡导“会通古今中西文化”的理论是“文化热”的主旋律，恐怕文化书院的办学方式为文化争论提供一种“场所”亦是“文化热”的外在因素。当然，这里无意否认尚有某些学术团体和其他一些因素对“文化热”的形成起到的重大作用。

“文化热”在一九八九年消退下来，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课题，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会再度成为热点。不过，可以预见到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会再有八十年代的“躁动”，但一定会比八十年代文化讨论得更加深入、更加深刻。

中国文化书院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则以“平常心”进入学术研究阶段。或许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书院将再度为中国文化贡献出新的学术成果。

——本文选自《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