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终身仰慕纵横家的为人,喜好纵横之术,在唐代诗人中,可称绝无仅有。
李白重游侠,所作所为,与同时的诗人截然不同,也是极为罕见的事。
这些特点,在他青年时代即已形成。看来蜀地的区域文化在形成李白的独特个性时起过重大的熔铸作用。
纵横家的寥落与再现
研究李白的学者一致指出,李白深受纵横家的影响。在李白的作品中,就曾再而三地提到纵横家的事迹,而在他的向慕对象中,就有鲁仲连其人。据专家统计,李白“诗文中出现的战国人物——包括策士、谋臣、君主、卿相、门客、侠士——多矣!出现次数最多也是他最倾倒的,则是鲁仲连。共见于十九首诗文” (1) 。在他早期漫游四方时,就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中说:“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而他在从永王璘于九江,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时,则曰:“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其后永王璘兵败,李白遭到流放,步入他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时,还在《江夏寄汉阳辅录事》诗中说:“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报国有壮心,龙颜不回眷。”可见他一生都以鲁仲连的业绩为追慕的目标。
鲁仲连其人,史书上留下的事迹不多,仅在《战国策》及据之立传的《史记》中有所记载,这主要表现在说服辛垣衍不帝秦与助齐下聊城修书遗燕将二事上。从大处来看,此人致力于排难解纷,能出奇谋立回天之功,而又义不辱节,功成身退。若与苏秦、张仪之流热衷富贵荣禄而仅以权谋见长者相比,鲁仲连秉性高洁,迥异时流,确是纵横家中的杰出人物。
战国时期前后长达百年之久。是时周室王纲解纽,散布在中国各地区的政治力量进行着反复的较量,智术之士纷纷提出各种攻夺整治天下的学说,由是在我国学术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后人加以总结,提出了“九流十家”之说,其中就有“纵横家”一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纵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恰是没有鲁仲连的著作。可见李白对纵横家的好感,主要是对其中一些突出人物的品格和业绩表示歆慕。
从目录学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九流十家在后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中最为萧条的,就要算到纵横家了。《汉书·艺文志》中的那些著作,到了《隋书·经籍志》中时,均已荡然无存。《隋书》著录存世著作,只有《鬼谷子》三卷;而《隋书》对纵横家所下的评语,则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评语相似,曰:“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可知这一学派的声誉一直很差。从汉代的著名史家班固起,到唐初的开国名臣魏徵等人,都对纵横家中人物持菲薄的态度。
作为一个学派,纵横家并无固定的宗旨,不像儒、墨、道、法等学派那样,对政治、社会与人生有明确的主张与系统的论述。纵横家所着眼的,主要是政治,但对开创怎样的政局,形成怎样的一种体制,却无明确的主张。他们只着眼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利用混乱的时势,从中谋取私利。这一学派中人既无共同的学术思想,也不拘守某种学说而行事。所以纵横家的一些代表,与其他学派中的代表比较,其品格之高下,是不能相比的。 (2) 在这一流派中势难产生杰出的思想家来。
《汉书·艺文志》中的纵横家著作,没有一篇流传下来,因而无法寻求其内容。《战国策》中记载了许多纵横家的事迹,也没有提到他们学习过哪些基本著作,只是《秦策一》中叙苏秦游说失败,遭到家人的鄙视,“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但此书的性质怎样,后人也难明白。 (3) 《史记·苏秦列传》转录此事,作《周书阴符》,但对这一文献的性质也无所说明。
《苏秦列传》开端说到他曾“习之于鬼谷先生”,于是后代又有人把鬼谷子列为纵横家的始祖,而《史记·张仪列传》上也说他“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既然此人教育出了苏、张这两位显赫一时的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那么鬼谷子之作为该学派的始祖,犹如孔子之于儒家,老子之于道家,当是无可置疑的了。
依此推论,《鬼谷子》一书,当如《论语》《老子》一样,不管是他本人自著,还是学生的记录,当是纵横家的代表著作无疑。
传说中苏秦既有这么一位老师,后人自然又会想到《周书阴符》当是《鬼谷子》一书的别名了。因为《战国策》中有“简练以为揣摩”之语,所以《史记》裴骃《集解》即说“《鬼谷子》有《揣摩篇》也”。司马贞《索隐》则引王劭之说进而指出“《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这样似乎也就证实了苏秦研习的确是其师鬼谷子的著作。
但查《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的著作中并无《鬼谷子》这书。《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云“《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又“《鬼谷子》三卷,乐一注”。
乐一其人,情况不明,《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乐台《鬼谷子》三卷”,乐台(臺)当是乐一(壹)之误。《史记·苏秦列传》于鬼谷先生名下,司马贞《索隐》引乐一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则是二者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鬼谷子有无著作,在早期注释《鬼谷子》的专家中,就产生过疑问。
又据当代学者的考证,苏秦、张仪二人前后不同时, (4) 很难同事一师。因此纵横家中的宗师鬼谷先生,历史上有无其人,还有疑问。流传后世的《鬼谷子》一书,很难认为是先秦典籍。它的内容,也不宜作为纵横家的宗旨来看待。
《汉书·艺文志》于纵横家中首列《苏秦》三十一篇,后代书目中无记载,不知内容如何?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份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帛书,共二十七章,内中十四章记苏秦或苏氏兄弟的说辞与事迹,有的专家认为就是《苏秦书》的部分篇章。 (5) 由此可知,纵横家的著作着重记叙这一学派中代表人物的说词,作为扩大眼界、锻炼口才的参考。这一情况,与《战国策》中的记载相参照,可知这份帛书取名《战国纵横家书》,还是合适的。
《郡斋读书志》卷三上“纵横家类”中录《鬼谷子》三卷,晁公武引柳宗元曰:“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言妄,乱世难信。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言益隘,使人猖狂失守。”又引来鹄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滑之术,悉备于章。”可见此书只是授人阴谋权术,柳、来二人极力诋斥,代表了唐人对纵横家的认识。
情况表明,从汉代至唐初,纵横家的著作极为寥落,即以仅见的《鬼谷子》而言,也是藏头露尾,不敢明白宣示作者的身份,以致年代不明,传授系统不清。看来这书与先秦、汉初同一学派著作的宗旨不甚相合。即此可知,纵横家的传统可说早已中断,因此从汉代之后,历史上已不再出现这类人物。
但到开元、天宝时,蜀地却又出现了赵蕤的《长短经》一书。《新唐书·艺文志》录之于杂家类,云“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赵蕤的为人和这一部书又有很多问题可以提出讨论。
赵蕤其人,新、旧《唐书》无传。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曰:“赵蕤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可见《长短要术》即《长短经》。
从“长短”一词来说,此书当然是讲纵横之术的,内容也当与《苏秦》书中的记载有相通之处,但欧阳修等人为什么要把此书移之于“杂家”中去呢?
赵蕤此书一称《儒门经济长短经》,明言崇奉儒门宗旨,但原序中又言治世必须“随时设教”,不能处乱世而“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可知此书内容甚为驳杂,已与儒家宗旨睽违颇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为之作提要时说:“其源出于纵横家,主于因时制变,综核事功,不免于杂霸之学。”所以《新唐书·艺文志》中将之归入“杂家”的吧。
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原则问题引起了目录学家的注意。因为不论是战国时期的《苏子》《张子》等书,还是汉代的《蒯子》《邹阳》等书,对当时的纵横家及其后学来说,都有其实用意义;学习这些书中的说词,可以提高他们纵横活动中的应变能力和辞令水平。开元时期,社会上已无纵横家在活动,《长短要术》一书,没有什么实用意义。赵书的内容偏于总结历史上纵横家的经验教训,虽然讨论的是王霸大略,实际上是书斋中的产物。这类学术著作,与前代独标宗旨、旨在救世的“九流十家”著作性质有别,所以欧阳修等人将之重新归类的吧。
再以作者本人来说,赵蕤虽然注重王霸之道,按理来说应当积极用世,然而朝廷征辟之时他却“召之不赴”,仍然过着隐居的生活。可见他的钻研纵横之术,纯属出于学术研究的动机。或许他审时度势的结果,认为开元前后正是天下太平之时,缺乏施展纵横之术的条件,因而甘心缄默的吧。
纵横之术产生于乱世,只有天下分崩之时,才有可能出现一批奔走于割据地区从事纵横捭阖的人物,也才有可能产生纵横家类的著作。只是战国之后,虽然多次出现过天下大乱的局面,但自汉初之后,已经缺乏产生纵横家的条件。从具体人物来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应该说是三国时期纵横家的一篇绝妙说辞,但后起的政治活动家总要在儒、道、法等治国方略上有所建树,纯以纵横说辞名世已经不足鼓动人主,所以后世不再可能出现纵横家,也不再可能出现纵横家的著作。蜀地因其文化背景特殊之故,纵横家的传统仍然在起作用,到了唐代,还产生了这么一部《长短要术》,而它又不出现在隋唐之际纷纭扰攘的乱世,而是出现在天下太平的开元盛世。这一情况说明: 蜀地的发展,包括其文化的进展,比之中原地区,它的节奏总要慢上半拍。
杀人不偿命的地区
纵横家和游侠本是各不相谋的,但到汉代之后,二者开始结合,喜好纵横的人,每每也有任侠的作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司马贞《索隐》引《吕氏春秋·剑伎》曰:“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自此之后,蜀地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纵横游士和行侠仗义相结合的传统。
卢藏用《陈氏别传》曰:“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 (6) 陈子昂在《赠严仓曹乞推命禄》中也说:“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体现了蜀地文士兼综纵横之术和游侠风概于一身的特点。
《唐诗纪事》卷十八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叙李白早年在蜀时事曰:“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这段历史,对李白思想作风的形成当有直接的影响。
李白的任侠之风,在当时人的记载中,在他自己的诗篇里,都有记叙。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曰:“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李白在《结袜子》诗中则曰:“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可见他对古时的豪杰专诸、高渐离等人评价甚高,历史上的侠义之士,也是他心目中的向慕对象。
李白还曾对年轻时期的豪侠作风作过自我介绍,《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中说:
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 (7) 玉带明珠袍。
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
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
李白的这种经历,也是其他文人没有遇到过的。因为他与京城中的流氓集团发生了冲突,几遭不测。这些五陵少年,有北门禁军作后台,看来李白还被他们拘执于军中,因而引以为“耻”。幸亏陆调以监察官的身份将他营救出来。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不清楚,但可了解李白游侠活动的内容,并非全是排难解纷、风骨凛然的高义行动,他的任侠,已经带有唐代豪士的特点,如豪奢逸乐、纵酒狎妓、斗殴杀人等等。
李白《留别广陵诸公》诗曰:“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说明他平时的装束,就规仿侠士。但这或许还是唐代文士常见的装束。仗剑出游,表示他们有尚武的一面。不过李白时而袖藏匕首,这就像是专为斗殴杀人而准备的凶器,近于刺客了。
崔宗之《赠李十二》诗曰:
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
李白是真杀过人的,他还为此而感到自豪。魏颢《李翰林集序》曰:“少任侠,手刃数人。”这当是根据李白的自述而有此记叙的。李白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诗中也说:“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钦英风。” (8) 而他在《结客少年场行》中说:“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侠客行》中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白马行》中说:“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均以此为豪举而颂扬。
令人费解的是: 唐代建国至此已有上百年之久,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秩序早已稳定,法制的执行不可能很疏,武后时徐元庆为父复仇,手刃仇人,《春秋》重复仇,而陈子昂议此事,以为“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 (9)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载:“殿中侍御史杨汪既杀张审素,更名万顷。审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仇。三月丁卯手杀万顷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仇,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为作哀诔,牓于衢路。市人敛钱葬之于北邙,恐万顷家发之,仍为疑冢数处。”可见其时之重国法如此。为什么李白杀人之后还能若无其事?封建社会之中,虽然非法之事常会出现,下层小民更难受到应有的保障,但唐代律令已颇完备,因而个别遭害之事容或有之,李白在“手刃数人”之后不受任何追究,原因何在?仍值得探究。
《唐律》卷八《斗讼律》曰:“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疏议》:“为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依斗法。余条用兵刃,准此。”可见唐律于此规定得很严格。李白杀人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已难确说,但不管怎样,总是触犯了刑律,而他却不知刑律为何物,说明他的思想中根本没有什么法制观念。
李白“手刃数人”之事,看来发生在蜀地,不大可能发生在中原地区。西蜀边鄙,群山阻隔,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法令的执行也就比较松懈,这才可能出现杀人不受惩治之事。李白这种杀人斗殴、争强好胜的作风显与他人不同,不能不引起朋辈的诧异。
杜甫生长在中原地区,与李白早年相遇,有《赠李白》诗云: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这诗正好反映出了两种背景不同的区域文化中所培育出来的文士的不同观念。杜甫见到李白“飞扬跋扈”,也就提出了疑问: 痛饮狂歌,空度岁月,又有什么意义?飞扬跋扈,斗殴杀人,又称什么英雄?这种疑问,怕是当时大多数的文士都会提出来的。
按古来文士向视“跋扈”为贬义词,《后汉书·梁冀传》载,汉质帝目梁冀为跋扈将军,此乃古人习知之事;“飞扬跋扈”亦为含有贬义的成语,《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载高欢称侯景常有“飞扬跋扈”之志,《北史·齐本纪》同,当是这一成语的最早出处。杜甫自云“读书破万卷”,这些历史的往事,他不应不知,这里却用此一成语形容李白,也是以其过度放纵之故。
《通典》卷一七六《州郡六》曰:“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李白作风与此相合,可见其立身行事颇富巴蜀民风的特征。杜佑此处用上“跋扈”一词形容此地的豪杰之士,这与杜甫的用语又是何等一致。
蜀地多豪强
由上可见,蜀地的情况颇为特殊。这一地区的情况有别于中原,这一地区的文士自然会有其明显的特点。
纵观其地与李白同时的一些文士,不论是外地寓此的官员,还是本地出身的人员,常是具有豪侠的作风。若将这些人的事迹合在一起综合考察,更能看清蜀地的民情风俗,这对考察李白的特殊作风,可起参照作用。
郭震(元振)出身文士。新、旧《唐书》本传记载,当他任通泉尉时,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通泉属梓州,与绵州接壤,郭元振的年代介于陈子昂、李白之间,而先后相接。他的作为异乎寻常,很难设想中原地区也会出现这一情况。所以如此,当以蜀地仍然保留着掠卖奴隶的传统与风气,因此地方官吏也成了横行不法独霸一方的豪强。
鲜于仲通也是开元、天宝时期的一位文士。 (10) 他的为人,人们有不同的评价,但他的作风却也反映了蜀地文人的共通特点。他是阆州新政人。阆州属山南西道,与剑南道的梓州为邻境,其民情风俗,同样具有蜀地的特点。
通观陈子昂、鲜于仲通等豪族的情况,可以发现很多相同之点。
卢藏用《陈氏别传》曰:“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也。本居颍州,四世祖方庆,得墨翟秘书,隐于武东山,子孙家焉。世为豪族。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于是远近归之,若龟鱼之赴渊也。”
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曰:“〔鲜于〕匡赞生士简、士迪,并早孤,为叔父隆州刺史匡绍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简、士迪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徕宾客,名动当时,郡中惮之,呼为‘北虏’。士简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傥豪杰,多奇画,尝倾万金之产,周济天下士大夫。”
可见巴蜀之地有一批从外地移居来的豪族。他们以财富雄于乡里,颇有独霸一方之势。这与其时中原地区的一些世家大族面目大异。
隋唐嬗代之际,四方豪杰并起,其时力量最为强大的,有所谓“山东豪杰”“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 (11)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时至开元、天宝之时,中原地区已无此类豪强存在,但在僻处一隅的巴蜀之地,由于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社会发展缓慢,在许多家族中,却还存在着类似的豪强之风。这也是巴蜀地区的社会比之中原地区其发展的阶段总要慢上半拍的明证。
随着唐代政权建设的走上正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巴蜀地区豪强家族的子弟也不能不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准,藉以在政治上取得出路。陈子昂和鲜于仲通等人都经历了一个极为相似的转变阶段。卢藏用《陈氏别传》曰:
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
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保鲜于公神道碑》曰:
公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于然诺。年二十余,尚未知书,太常切责之。县南有离堆山,斗入嘉陵江,形胜峻绝,公乃慷慨发愤,屏弃人事,凿石构室以居焉。励精以学,至以针钩其脸,使不得睡。读书好观大略,颇工文,不好为之。开元二十年,年近四十,举乡贡进士,高第。……方及知命,始擢一第。
巴蜀地区居住着不少文化背景各异的民族。也有一些强宗豪族,是从外地迁来的胡族后裔,尽管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但仍保持着固有的豪侠之风,他们都经历着一段学习汉族典籍进而藉此谋求进身的过程。鲜于仲通的经历有其代表意义。陈子昂的家族虽然没有什么关于胡族血统的记载,但《唐诗纪事》卷八叙陈子昂事,引《独异记》曰: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 (12)
从这有趣的轶闻中,透露出一丝消息,陈子昂其人与胡族文化也有关系,这与他“驰侠使气”的作风也是一致的。
李白家族与陈氏、鲜于氏的情况相比也有类似的地方。李白之父从西域迁来,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上说:“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说明他汉化未深,还没有具备进入士大夫行列的条件,但家财富厚,已成僻处一隅的富豪。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上说:“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这种作风,在中原地区的文士中是见不到的。而他这种闲逸的生活,如无财力为后盾,则是无法实现的。其后他又说到“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如无巨大的财力,则其轻财好施也是无法做到的。
综上所言,李白在弱冠时“手刃数人”而不被追究,不受惩治,除了说明蜀地法网疏漏,异于中原地区外,也可说明他家本是地方上的豪强——一户从远方胡地迁来的豪强。
李白也有折节读书的过程。他在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时有异于其时一般文士的经历,并不在经史上下功夫。他顺情而动,喜任侠,学纵横术,走着与陈氏、鲜于氏相似而又有其异点的道路。比之鲜于家族,李客入居蜀地的时间要短得多,昌隆县又僻在一隅,处在群山阻隔而又接近西南其他民族的边壤,这些不同于上述诸人的特点,当对李白的成长也有影响。
蜀地区域文化的特点
近人有称四川一地的文化为“盆地文化”者。这是从四川一地的地形着眼,而论证其文化特点的。
众所周知,四川的东、西、南、北四方都有高山阻隔,交通极为不便,李白的《蜀道难》一诗之所以激动人心,正以其笔墨传神,道出了此地艰险的地形特点。这在古代来说,自然条件的限制,更易阻隔与外界的联系,从而显示其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居住蜀地的人,与中原地区的人相较,往往具有鲜明的文化上的特点。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叙及蜀地时曰:
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革,盖一都之会也。……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獽狿蛮,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
这里介绍的情况,后代仍然如此。而在唐代之前,历经战乱,曾有好几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四周还有多种民族杂居,这些都给蜀地的民风染上了特殊的色彩。
俗谚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这些话的内涵是: 蜀地的情况与全国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蜀地早已融入大一统的政局,因此它的政情已与全国的形势保持着一致,但由于它局处一隅,与全国的联系相对来说不太紧密,因此其发展的节奏要比中原地区的形势迟缓。或许由于此地的阶级、民族矛盾更为复杂,而在这封闭型的地区内积累时更少疏解的条件与机会,因此每当全国的政权出现危机之时,此地的矛盾总是先爆发出来,酿成祸乱;而当全国范围内矛盾缓解,出现新一轮的安定局面时,蜀地却还仍然陷于旧时的矛盾之中,还要等待一段时期才能与全国形势趋于一致。这项历史经验,是古人对蜀地的历史作了深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值得深入体察。
如上所言: 蜀地的历史进程,比起中原地区来总要慢上半拍。这也就是说,中原地区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时,蜀地则还常是停留在前一阶段,蜀地的文士,其学术思想、文化观念,还是热衷于前一时期的文士参与的活动。
例如今文经学,本是西汉时期的官方学术,文士可由此进入仕途,故不论在朝在野,均曾取得独尊的地位。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起,出现了马融、郑玄等著名经师,今文经学开始衰落。但在蜀地,却仍沿袭先时的传统,今文经学一直占有显要地位,《三国志·蜀书·尹默传》曰“益部多载经文而不崇章句”,其后也就形成了蜀地的地方之学与家族之学。 (13) 又如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谶纬之学,盛行于东汉时期,但到魏晋之后,各个时期的一些帝王出于防范他人利用谶纬进行政治活动,危及皇权,故屡下禁令,但在蜀地,此学却长盛不衰,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乐府·胡旋女》自注:“纬书曰: 僧一行尝奏玄宗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岁幸洛阳,冀充盈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乃叹谓左右曰:‘一行之奏其是乎?’”说明自盛唐至中唐时这一蜀地流传甚广之轶闻,亦载之纬书。
时至开元时期,天下大定之后,最后还有赵蕤的《长短经》一书出现,这也是该地区的文化有异于中原地区文化的明证。
上述种种,可知蜀地因自然条件的关系,文化上积淀的现象非常突出,这对了解唐代诗人李白的特点至关重要。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杜甫对李白其人的观感。二人虽然友谊颇笃,但由于家庭出身、居住地区和所受教育等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因而在思想作风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有关二人创作风格上的异同,也可结合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加以分析。
有关李、杜的情况,有一种矛盾的现象值得注意。一般人的印象是: 李白天才横逸,不受束缚,自然是偏于创新的人物;杜甫格律谨严,恪守绳墨,自然是偏于保守的人物。但据胡小石先生的分析,情况刚好相反,他对二者作了详细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
李守着诗的范围,杜则抉破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间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出语警人。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较李白为新阐,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 (14)
情况表明,李白本身正体现了蜀文化的特点,尽管他秉受蜀地山川的灵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天才之超卓,令人惊叹,但从文化背景方面去考察,却正体现了蜀地文化多层累与积淀的特点,与中原地区的文士有所不同。他的作为不同于杜甫等同一辈的儒生,而是体现了前代众多其他学派或其他社会阶层中奇能异才之士的特点。虽然有其灿烂多姿的一面,却并不体现社会与文化正常的发展历程,因而随后也就不见嗣响了。
(1) 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上)》,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2) 参看拙著《韩非子札记》中《韩非对纵横家的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崇文总目辑释》卷三录《集注阴符经》一卷,钱绎引原释曰:“太公之书,世远不传,张良本传不云著书,二说疑后人假托云。”粤雅堂丛书本。
(4) 参看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二文,附于《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之后,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5) 例如褚祖耿即持此说,见其《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名称问题》一文,载《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褚氏认为这些文字应正名曰《汉墓苏秦法书说存卷二十七章》。
(6) 载《陈子昂集》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刊徐鹏校本。
(7) 王琦注曰:“一本自‘腰间延陵剑’以下作‘骖红阳燕,玉剑明珠袍。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满堂青云士,望美期丹霄。我昔北门厄,摧如一枝篙。有虎挟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来组织,呵吓相煎熬。君披万人丛,脱我如狴牢。此耻竟未刷,且食绥山桃。’”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曰:“王注所云,即两宋本、缪本注语。”
(8) 此据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缪曰芑刊本《李太白文集》、玉海堂影刻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胡震亨《李诗通》,他本无此四句。
(9) 《复仇议状》,载《陈子昂集》卷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刊徐鹏校本。
(10) 参看拙撰《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中的“鲜于仲通”部分,原载《草堂》总第十期,后收入拙著《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按《独异记》当为《独异志》之误。《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独异志》,即此文,而叙事为详。《唐诗纪事》引文有节录。
(13) 参看贾晋华《蜀文化与陈子昂、李白》,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 《李杜诗之比较》,载《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