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他的家庭中的人员,所取的名字,都很奇特,简直像是一连串的谜。古人视命名为大事,这些奇特的名字,当然不可能是随便取下来的。李白的家庭,从他的上代起,就已具有较高的汉族文化的修养,他们为子女所取的名字,为自己所取的别号,当然是有所考虑,赋予一定寓意的。推究起来,似乎也可发掘出某些踪迹,从而察觉其用意之所在。今将李白父子三代的名字略作考辨如下:
“客”的内涵
李白的父亲叫“客”。大家知道,古书上所说的客,只是一个代号,犹如五四时期的作家称某人为×先生一样。以人们日常用语的习惯称呼而言: 对于外地来的人,可称之为客,《古诗十九首》之十八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而对远方来此的人来说,则是他乡作“客”。李白父亲的称呼,看来寓有上述双重涵义。联系他的具体经历而言,可说这种称呼是很恰当的。因为他本来居住在西域,直到武后时才携家入蜀,定居绵州昌隆县。从他的出身之地而言,万里跋涉至此,可谓他乡作客;而从本地人的眼中看来,则是“客从远方来”了。由此可知,这个“客”字不能作为姓名看待,它只是一个标志其特殊身份的代号。
李白之父自始至终没有正式的名字传世,享大名的儿子也没有留下先人的正式姓名,真是一大奇事。陈寅恪说:“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非自称之本名也。” (1) 这种假设有其道理。但后人仍应严格按照文献上的记载仅称之为“客”,因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旁人有称之为“胡客”的。
李白的姓名字号
在现存的各种文献记载中,这一家庭中的人员都坚持自称是李氏的子孙,而且明确地说,李白是凉武昭王嵩的九世孙。李阳冰《草堂集序》: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李白晚年,以永王璘事获罪,穷途末路,往投当涂令李阳冰。临死之前,请李氏为其文集作序,因此《草堂集序》中的这一段话,当是李白自叙其世系,具有可靠的文献价值。而这与范传正所见到的伯禽手疏所叙世系相符。这就说明,李白父子坚信他们的这一家庭出自陇西李氏。唐代的人经常有冒称出自某一著名郡望的习气,但像李白这样訚訚言之,就不太可能说这也是一厢情愿的假托之词了。
范传正在《新墓碑》中申明李白的“名之与字咸所取象”,从上下文来看,这是伯禽手疏中申明的原则,颇有启发意义。它为后人了解李白家庭人员的名字,提供了一把钥匙。范传正的文字也正是依据这项原则而书写的。
所谓“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和“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涵义相同,说明这一家庭中的“李”姓,直到李白生后,归蜀之时始行恢复。他的父亲当然认为自己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八代孙,但他或因长期流寓在外,居住西域,原来的名字不类汉人,因而不便贸然自称宗室子孙;或因沾染西域胡人的习气太深,作风有异,因而不便公开申言自己为宗室子孙。到了李白一代,也就可以不必顾及这些障碍,正式宣布“复”姓了。
唐代天子以姓李之故,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李白要复姓,也得自称老子之后。这里李白的父亲采取了一种不寻常的措施,把李白的名字与老子诞生的事迹联系了起来。
葛洪《神仙传》中记叙了许多李耳诞生的传说,中云: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赖乡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云: 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艺文类聚》卷七八引)
把李阳冰、范传正二人有关李白诞生的记载和葛洪《神仙传》中有关李耳诞生的记载加以比较,可知前者乃从后者脱胎而出,并且改动甚微,简直是活脱的翻版。这样做,寓有多种用意,目的似在说明:
(一) 他们的这一个家庭,原来确是姓李。这是他们所一再坚持申言的。《赠张相镐二首》之二曰:“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这也就是说: 他们的始祖是李耳,远祖是李广,族出凉武昭王李暠,渊源有自,并非虚构。
(二) 李唐皇室也自称是李暠之后,因此李白的这一家庭,出于皇室同一族系。只因远窜西域,与中原久失联系,从而与皇室无法联宗,只能暗中引为憾事。范传正在《新墓碑》中说到“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实则范氏到李白的孙女家中了解情况时,距伯禽去世之时不远,伯禽之子外出不归亦仅十二年,如有谱牒流传,不会遽尔泯没。伯禽手疏十数行,还保存了下来。如果家中原来藏有李氏谱牒,恐怕不大会片纸无存。于是李白之父也就只能在李白的出身问题上做文章,假借神话传说中李耳诞生之事作暗示,所谓“指天枝以复姓”了。“天枝”即“天支”,内寓皇室支族之意。李白《化城寺大钟铭序》云此钟为邑宰李有则之所创,李公“系玄元之英蕤,茂列圣之天枝”。范传正之用语与此一致。
(三) 老子本居中原,后西行,《史记·老子列传》曰:“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裴骃《集解》引《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这里说的“之流沙之西”,不是与李白上代的情况相同的么?
(四) 李白之“白”,五行方位属西。李白字太白,太白即金星,亦即长庚星。《神仙传》上叙老子之生乃因“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李白的父母把大流星改称“长庚星”,当有其用意在。《诗经·小雅·大东》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长庚亦寓出自西方之意。《唐摭言》卷七《知己》:“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又李白在安禄山初反时,制《胡无人》乐府曰“太白入月敌可摧”,虽是托言天官家占验之法,然亦寓有比喻义,认为自己在剿灭安禄山叛军的行动中可大显身手。《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可见时人颇以西方明星目之,而他自己则以西方明星自居。
(五) 李白自号青莲居士,见《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又《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曰:“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杨慎《丹铅续录》卷三:“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其诗云‘青莲居士谪仙人’是也。”此说似是而非,前人已加驳正。《唐诗纪事》卷十八《李白》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学者多疑太白为山东人,又以匡山为匡庐,皆非也。今大匡山犹有读书台,而清廉乡故居,遗址尚在,废为寺,名陇西院。”可见李白的故居名叫清廉乡,作青莲乡者误。王琦《李太白年谱》释青莲曰:“青莲花出西竺,梵语谓之优钵罗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太白自号疑取此义。”西竺之地,古时也认为属西域,《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浮屠〔经〕》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故后世有唐僧西天取经之说。青莲花亦生西域,岑参《优钵罗花歌并序》有记载。
由上可见,李白的姓、名、字、号都有寓意。这一家庭中人坚信自己出自陇西成纪一族,乃凉武昭王暠之后,只是移居西域已久,谱牒无存,回到中原之后,不能与皇室联宗,因而只能比附李耳故事,说明本家族之迁徙经过。这些故事之中反映出了一种偏执的逆反心理,“客”与李白在无法证明原属陇西一系之后,采用隐语的手法,定要说明这一家族出自西方的李姓,于是在李白的姓、名、字、号中,或寓来自西方之意,或寓本姓李之意。尽管言词闪烁,但统而观之,仍有其线索可循,从而有可能逆探其用意之所在。
释“月圆”
李白有个妹妹叫“月圆”,亦见上引《彰明逸事》。
月是李白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天象。今知李白之父为女儿取名“月圆”,可见这一家庭中人都对“月”有偏爱。
古时的人都喜欢将日月对举而言之。日生于东,则月生于西。《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说:“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可见月与“西”方联系之紧密。
为什么“月”与“西方”会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呢?这是因为: 古人认为日出东方的扶桑,月出西方的月窟。扬雄《长杨赋》曰:“西厌月,东震日域。”李善注引服虔曰:“音窟,月所生也。”(《文选》卷九)梁简文帝《大法颂》曰:“西逾月窟,东渐扶桑。”(《广弘明集》卷二十)唐人持同样的认识,岑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曰:“荷戈月窟外,擐甲昆仑东。”《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诗曰:“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刘禹锡《送工部张侍郎入蕃吊祭》诗曰:“月窟宾诸夏,云官降九天。”……都以月窟为西域远地。
李白在《上云乐》中说:“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李白坚信自己乃李姓之后,与胡人无涉,但从他对月的称颂中,可知其用意亦与月窟有关。他所说的“月”,原来寓有出自西域极边之地的寓意。
李白在《关山月》中动情地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联系李白家族的身世,再来考察这首诗中的情绪,应该认为,李白之咏月具有比喻义。如此读去,则可发现李白笔下的“月”,以及他的妹子名字叫月圆,原来都寓托着对远西出生之地的怀恋。
在李白的集子里,有一首难得确解的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诗中说:“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王琦注:“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这两句诗,确是很难解释清楚,但传世各本均如此,后人只能根据“安西”本义作出解释。或许这里文字前后有佚,但联系李白的身世,则不能不承认它是绝对正确的自白。于此可见,李白一家对于他们的出身之地,抱有极为深厚的感情。
又李白在《寄远十二首》之十中说:“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因为这一户人家到绵州定居时,李白已是五岁的孩子了,对于西海故地,理当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而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域文化色彩的家庭中,也就有其可能运用月支书来表达衷肠。由此可知,在李白的笔下,不论是有寓意的月,还是明确提到的“安西”“月支”,都反映了这一家庭对流寓西域这一段历史的深深怀念。
但李白在有一些诗中,则又说到月出蜀地,《剑阁赋》曰“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峨眉山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诗曰“月出峨眉照沧海”……不论月出月窟或天山,还是月出峨眉或剑阁,都指月出李白一家的出身之地。这种对明月升起的地方的歌颂,反映出他心中某种缠绕不清的思绪,所以在笔下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伯禽、明月奴、颇黎诸名考辨
李白还替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明月奴。这也是与众不同的命名方式,一直引起人们的惊诧。
按“奴”为贱役之称。此词唐前已习用,《晋书》卷六《明帝纪》:“〔太宁二年〕六月,〔王〕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而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贵族官僚家中经常拥有自南海贩运过来的土著昆仑族人,习称之曰昆仑奴。显然,这是以中南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的古地名结合“奴”字而成的专用名称。 (2)
这一时期的人在为子女命名时也常缀一“奴”字。如刘裕小名寄奴,《宋书》卷一《武帝本纪上》:“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这是因为刘氏原为彭城县绥舆里人,至其曾祖刘混始迁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刘裕北人,寄生南土,故曰“寄奴”。又如任忠小名蛮奴,《陈书》卷三一《任忠传》:“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汝阴人也。”则以生长之地有蛮族居处,故曰“蛮奴”。明月奴的命名方式与寄奴、蛮奴二名有一致之处。“奴”乃昵称,由贬词转来,是小名的后缀词。明月寓西方之意,二者合称,犹如说此儿乃是西方来的小家伙。
明月奴的大名叫伯禽,这个名字也是非常奇特的。
众所周知,伯禽是周公的长子。李白的性格虽然狂放,但也不大可能自比周公,而且从他的诗文中来看,似乎也没有自拟儒家圣人的兴趣。当然,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也不会去捡拾别人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
看来这里也是运用了隐语的手法。《刘宾客嘉话录》中一则曰:
唐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也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读,何乃相轻?”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太平广记》卷二六〇引)
唐兰释“伯禽”曰:“按此所谓廋词也。‘伯禽’名鲤,谐‘理’或‘李’,指司法也。” (3) 这就可以明白了。李白之子名“伯禽”,原来寓托着姓氏所出的意思。这与其父“指天枝以复姓”的用意一样。
伯禽一名暗寓“李”字,和他的小名一样,还暗寓“西方”之意,因为古时还有李出西方的说法。沈约《咏李诗》曰:“青玉冠西海,碧石弥外区。化为中国实,其下成路衢。”可见李白给他的儿子取名时,寓有希望这一西方之宝来中国结实的用意。
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说他还曾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颇黎”。这也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在汉人的名字中,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命名。
按“颇黎”即“玻璃”,原来大约只是一种天然的水晶石,古时归之为玉类。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二曰:“玻璃,亦西国宝,此云水玉,千岁冰化。亦书作颇黎。” (4)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即说波斯出玻璃,《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载太宗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颇黎、绿颇黎、石绿、金精等物”,高宗上元二年“拔汗那王献碧颇黎及蛇黄”。唐人甚为重视这种远方而来的珍宝,屡见之篇什,如《松窗杂录》言李白作《清平调》词三章,“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曰“灵液屡进颇黎碗”,李贺《秦王饮酒》歌曰“羲和敲日玻璃声”,温庭筠《菩萨蛮》词曰“水晶帘里颇黎枕”等均是。
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序》曰:“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辨,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数语不甚可解,似有夺误。“天然”二字,用作形容词,则与前后文字缺乏有机的联系;用作名词,与伯禽并列,则当是李白的另一个儿子的名字。此儿不见其他记载,或许是“颇黎”的别名,但二者孰为大名,孰为小名,已难确说。前面提到,颇黎“原来大约只是一种天然的水晶石”,所以取义于此的吧。
颇黎即玉,乃西方之特产,在李白笔下,也就与明月结合了起来。《古朗月行》曰:“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原来他的两个儿子的命名,都寄寓着他对出身之地的系念。
“平阳”的寓意
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中说:“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可知他的长女叫做“平阳”。
“平阳”一名又有什么涵义?
熟悉唐诗的人,立即就会想到王昌龄的《春宫怨》诗,内云“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这里说的是汉武帝到他姊姊平阳公主家中遇到舞姬卫子夫的事。卫子夫以歌舞得宠,甚至做到了皇后,后世即以平阳歌舞指称能歌善舞的女子。
以这样的词汇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在具有正统观念的古代文士中,也是难以看到的。
李白毕竟出身于一个由西域迁来的受胡族文化影响很深的家庭,音乐歌舞,成了他特殊的爱好。当时的乐舞,传统的清乐多用于宗庙祭祀,虽然古雅,但已难邀时人的赏识;风行朝野的,主要是西域和西南地区的音乐歌舞,李白的喜好,当然不会例外。
他在诗中多次提到胡姬的美貌和擅长音乐,《前有樽酒行》中说“胡姬貌如花”,《少年行》中说“笑入胡姬酒肆中”,《白鼻》中说“挥鞭直就胡姬饮”,《猛虎行》中说“胡雏绿眼吹玉笛”,《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中说:“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醉后赠王历阳》中说:“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因为他长于西域的胡化家庭,从小培养起对歌舞的爱好,于是他为女儿命名时,也就采取“平阳”这一罕见的名字了。
过去曾有人主张,李白本身就是一个胡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在很多地方无法讲通,因为他在有些地方对“胡”地的东西并无好感,甚至还有诋斥胡人的言词,提出过讨伐胡人的主张,假如他是一个胡人,也就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情绪了。但李白的家庭与胡人毕竟关系甚深。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当他们在广陵见面时,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有人就以为这种相貌“有些和古书上所说的什么‘碧眼胡僧’等差不多” (5) ,这可是流于求之过深的臆断之词。但是这一记载可以用来说明李白的长相颇与平常的人不同。李白的血液中,当有胡人的成分,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自李暠始,有好几代的人一直生活在当时国际交往最为频繁的丝绸之路上。在他的上代,难免会有与异族通婚之事。只是如上所言,这一家庭中人坚信自身出自陇西成纪的李姓之后,这是与纯粹的胡人颇不相同的;而他在给子女命名时又热烈地反映出了对西域文明的爱好,这种情绪,则又是无法在盛唐时期的其他诗人中见到的。
李白家庭人员何以喜用隐语命名
看来李白的父亲对于汉族文化已有较高的修养。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云:“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可见他们父子二人都很喜爱司马相如的辞赋。从上面的某些引述中,也可看出他们受到了《子虚赋》的影响。
《子虚》《上林》,原为一赋。 (6) 司马相如通过子虚公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反映他内心一些隐微的想法,子虚、乌有,也就成了虚构的代词。李氏家族中人的命名,什么伯禽、平阳等等,不也是承此而来,曲意虚构的么?这里不是采用了类似司马相如的同一手法么?
《上林赋》中说到“月生西陂”,应该说与月圆、明月奴等名字的出现有关。
《子虚》《上林》中侈陈珍宝的文字,可以激发颇黎等名字的产生。
在李白的创作中,《大鹏赋》等文字的产生,固然与《庄子》中的文字与思想有关,但从文体与创作手法的渊源来考察,应当说是直接导源于《子虚》《上林》等赋。
由此可见,李白深受辞赋的影响。司马相如等人常用的一些创作手段,在李白一家命名之时也被采用了。因此,李白家人名字之中都有寓意,揭示其中的隐微之处,也就可以发现许多有关李白家世和个人特点的新鲜信息。
(1)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一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3) 见《<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载《文史》第四辑。按理、李二字古代经常通用。《礼记·月令》:“孟秋,命理瞻伤。”郑玄注:“理,治狱之官也。或借作李。”《史记·天官书》:“左角李,右角将。”司马贞《索隐》:“李,即理,法官也。”《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故其书曰《李法》。李与理音同。”
(4) 此说原出陈藏器,见《本草纲目》卷八《金石之二》引。《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丙部“医术类”录陈藏器《本草拾遗》十卷,原注:“开元中人。”
(5) 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载《逸经》1936年第一期。
(6) 有关《子虚》《上林》二赋之间的关系,参看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七《司马长卿子虚赋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