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白的一生中,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发生的重大冲突,计有三次: 一为安史之乱,二为哥舒翰的攻打石堡城,三为杨国忠的攻打南诏。这些都是牵动全国人心的大事。许多文人在诗文中叙及这些事件,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可以看出,李白对待这三次事件的态度与众不同,这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归根结底,则与他出身家庭的特殊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联系。
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胡人,母为突厥巫师,史思明是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他们的军队中,虽有大批汉人参加,但以同罗与奚、契丹等东北边疆各族人民为主。安禄山曾筑垒于范阳之北,屯雄武城,储兵积谷,养上述诸族八千人为假子。安史乱军之所以剽悍,就因北方游牧民族尚武善战的缘故。安史乱军余部转为藩镇,又因文化背景不同之故,得与唐军相持,割据东北诸镇,其影响直至唐末。
这支军队攻入洛阳、长安,由于民族成分不同,其特点容易辨识。一般汉族文人,大都接受过儒家传统中严夷夏之防的教育,这时大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情绪,不论是起兵抗争的颜真卿,还是陷敌后乘机脱走的杜甫,抑或被迫投降的王维,都持对立的态度。杜甫《北征》中说“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彭衙行》中说“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搆患”,他们的拥护王室,抗拒安史乱军,正是继承了儒家尊王攘夷的传统。
李白也反对安、史的叛乱,就在《永王东巡歌》中,第二首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第十一首说“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这是因为安、史乱军攻入了长安,而他对安禄山的作为早就有看法,《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追叙他于天宝十一载到达范阳郡时之观感曰:“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说明他早已认识到安禄山有异谋,这时正在培植力量,准备夺取天下。结果不出所料,安禄山兵入两京,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李白也避乱南下,隐居庐山。他的反对安禄山,与其时广大士人一致,但却没有什么尊王攘夷的色彩。他只是反对胡人的入侵中原,给人民带来了苦难。
哥舒翰攻打石堡城
哥舒翰是开元、天宝时期著名的战将。在他镇守西陲时,曾因抵御吐蕃的侵袭而博得时人的讴歌称颂,但在他的主持下也有一件激烈的战事,引起过人们的不同评价。那就是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六万三千人之众,攻拔吐蕃石堡城,结果死去士卒数万。按诸实际,哥舒翰是奉玄宗之命进行这一场战争的,但在封建社会中,人们议论政事,往往不便牵涉到决策者的皇帝,只能把执行者作为议论的对象。大家对哥舒翰的看法也就反映出了尊王与否的问题。
哥舒翰虽以勇武著称,但也并非一介武夫,《旧唐书》卷一百四本传上说:“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在他的幕府中,集中了一大批文人。他曾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適为掌书记,另一文人萧昕也曾任掌书记之职,其中当以高適的名声为大。他曾写下过许多诗篇,叙及他入河西、陇右节度幕府中的经历,抒发了他对哥舒翰的尊崇之情。
当他自长安西去,初入哥舒翰幕府时,作《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诗,中有句云:
顾见征战归,始知士马豪,戈耀崖谷,声气如风涛。
隐轸戎旅间,功业竞相褒。献状陈首级,飨军烹太牢。
俘囚驱面缚,长幼随巅毛,毡裘何蒙茸,血食本膻臊。
汉将乃儿戏,秦人空自劳。 (1)
在此前后,他还作有《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一诗,内云: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
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
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
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
尽管哥舒翰也起于边疆的少数民族,但在其掌书记高適笔下,叙及他的战绩时,却总是把哥舒翰攻打的对象,那些属于另外系统的边疆民族,描写得很不堪。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了儒家教育中夷夏之防这一观念所培养出来的大汉族主义的狭隘心态。
储光羲有《哥舒大夫颂德》诗,基调与上述二诗相似,也明确地提到了石堡城之役。内云:
戎人昧正朔,我有轩辕兵。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
河湟训兵甲,义勇方横行。韩魏多锐士,蹶张在幕庭。
大罪肆决轧,石堡高峥嵘。攻伐若振槁,孰云非神明。
嘉谋即天意,骤胜由师贞。
储光羲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就要强烈得多。他对哥舒翰的攻打石堡城,持歌颂的态度。“颂德”之“德”,正包括这次战役在内。
王维在天宝九载二月之前,仍官库部郎中时,作《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2) 众所周知,王维以佞佛著称,这里他却是赤诚地宣扬道教神仙之说,为哥舒翰攻取石堡城作涂饰。他先介绍天宝八载绛郡太平县百姓王英杞的报告,云是“于万春乡界,频见圣祖,空中有言曰:‘我以神兵助取石堡城。’”据说当时地方上具经郡县陈说,且有文状申奏;其后又于梓州威洞挖得一龛尊像,亦符老子的垂示。因此王维说:
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以道理国,以奇用兵,先天而法自然,终日不离辎重,故得仙君居九霄之上,屡降中州;圣祖在千古之前,还临后叶。视之不见者今见,听之不闻者今闻。仍敕神兵,以助王旅,天丁力士,潜结鹳鹅,星剑云旗,暗充貔虎。遂歼逆命之虏,果屠难拔之城。
恬淡寡欲的王维,面对儒家所谓“夷夏”的问题时,也就情绪激昂,持论偏颇了。可见这次攻拔石堡城之役,对于当时的文士来说,波动很大,其反应则相当一致,大都站在正统王朝的立场,赞扬哥舒翰的用兵,而对其牺牲的惨烈,所花的代价是否值得,则存而不论。
在这方面李白的情况颇为不同。他曾作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诗,曰: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3)
这里他对哥舒翰的战功只是泛泛地作了歌颂,并不涉及对战绩的评价。这与其他文士是有区别的。
又李白《古风》其十四中有“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等语,反对边疆战争,萧土赟以为“此诗专指北边而言,当是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徐祯卿等人均表同意。此说虽未能定其必是,但可见李白之反对残民拓边战争,乃是一贯的主张。
又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有云: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这当然是在这一战役之后才写的诗,可以看出其时哥舒翰仍在高位,威名尚未受损,而李白有此评论,更能说明其见解的高超。当广大的文士尚在陶醉于哥舒翰的战功,竞作颂德之作时,李白却有反战的言论,对此事件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且谴责哥舒翰的邀功黩武。这一特殊的现象,正可说明其立场观点的异于常人,而这又可追溯他承受的文化背景不同。这也就是说,他所受的教育,有异于一般汉族文人。
鲜于仲通攻打南诏
如果说,唐王朝与吐蕃争夺青海地区的战争,是非曲直,一时难于判断的话,那么唐王朝与南诏的战争,是非曲直比较容易看清。唐代的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南诏阁罗凤也及时树立《南诏德化碑》记载此事。 (4) 二者除因立场、观点不同而词气有异外,基本事实却出入不大,原因之起,在于唐王朝的边疆官吏腐败蛮横。天宝九载,南诏的云南王阁罗凤去谒见上属都督,路过云南郡(姚州)。该族习惯,南诏王出行则与妻子同行,但太守张虔陀竟与他妻子私通,且对他进行敲榨勒索,阁罗凤不答应,张虔陀就屡次羞辱他,并且密报他的“罪”行。阁罗凤忿怒,发兵攻杀张虔陀,夺取了云南城等地。鲜于仲通于是年十二月出任剑南节度使。他虽是高车族的后裔,但已汉化。为人暴躁,不能采取正确的政治策略,也就出兵攻打。南诏向来臣服于唐,这时仍想委曲求全,乃遣使者谢罪,愿还虏得人口物品,改过自新,重筑云南城。但阁罗凤也表示,如仍进攻,则将归附吐蕃。鲜于仲通囚禁使者,进攻白崖城,遭到激烈反抗,大败而还。南诏遂向吐蕃称臣。其时唐王朝由杨国忠执政,自不甘罢休,乃于天宝十三载命剑南留后李宓再次发兵攻打,结果又在太和城下遭到惨败,李宓被擒,七万大军死者十之七八。至此前后战死者已达二十余万人。但阁罗凤后来还在太和城中建立《南诏德化碑》,表示叛唐非其本意,告诫臣属,后世可能还要归唐,应当把碑指给唐使者,明白我的本心。可见此事之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唐王朝的腐败和处置不当。
西南边疆上的这一重大事件,中原地区的人当然不可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此事经历的时间前后达数年之久,骚扰全国,朝野震动,中原文士必然也有所知。然而在存世的一些诗文中,却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愤恨之词。这也可以举些作品来分析。
高適于天宝十二载作《李云南征蛮诗》,序曰:
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
可知李宓前后攻打南诏两次。天宝十一载,曾从水路自交趾进攻过南诏,高適描述战争的情况,有云:“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梯近高鸟,穿林经毒虫。……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描写甚为具体,可知其时中原士人对于南诏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高適在诗的开端写道:
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
俨然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可见高適的立场,坚定地站在中央王朝一边。
储光羲作《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从开头和结尾来看,就可以发现其情绪之激烈:
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天星耀铁锧,吊彼西南方。
……
邦人颂灵旗,侧听何洋洋。京观在七德,休哉我神皇。
由此可见,那些汉族文人遇到与外族发生战争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就表现出强烈的仇恨情绪,高適和储光羲在鲜于仲通云南出师丧败的一两年之后,又对李宓的攻打南诏大发颂词,充分反映出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情绪。联系上述诸人对哥舒翰的歌颂之词,这种特点应该更易看清了。
储光羲创作此诗,题曰“同诸公”,可见一起创作同类诗歌的人不少。因为这是同一文化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士人共有的情绪,亦可推知这些没有流传下来的诗歌内容相同,词汇也有相同处,只是技巧水平有高下之分罢了。
对待南诏问题,李白又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特点。他对唐王朝的攻打南诏而带给广大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多次声讨这场不义之战。
他在《古风》其三十四中说: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他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诗中,抒发了同样的情怀:
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秦旗。 至今西二河,流血拥僵尸。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
李白对征南诏之役持批判的态度,这与同时的文士截然不同,与上述诸人的诗作相比较,不难看出其特异之处。他在诗中也没有什么丑化南诏的词语,甚至连大家习惯用的“蛮”字也不出现。李白的这一特点,除了与他出身胡化家庭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外,还应与其早年生活在蜀地接受到南蛮文化的影响有关。
李白无“夷夏之防”的观念
通过上述三项历史事件,可知李白考察民族纠纷时颇有其与众不同的个人特点。这就是: 众人反对安史之乱,他也反对安史之乱;众人对石堡城之战和云南战事持支持的态度,李白则持反对的态度。可知他既反对外族的扰乱华夏,也反对中央政权的对外扩张,进行残民的战争。
自唐初至玄宗执政的前期,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唐王朝的声威远播各方,但也埋伏着衰败的各种因子。其时的许多文人,却仍然沉溺在一统天下的美景之中。唐代文士以从军为出身正途,像高適等直接从事军旅生活的人,与主将或王朝持同一的观点,容易理解,但像王维、储光羲等本与军旅无缘的文士,这时却表现出了强烈的仇视外族的情绪,从而与李白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这当然与各人的出身、经历与所受的教育有关。一句话,李白此举说明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
《春秋》严夷夏之防。鲁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曰:“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这是儒家学说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后人一直信守弗渝。《春秋繁露·王道》篇曰:“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后人论及边疆民族问题时,无不遵循这项原则以立论。《汉书·匈奴传论》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
从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上述诸诗人对待边疆战事的态度来看,也可将之区分出两类,王维、高適、储光羲等人所持的态度,以及表现于诗文中的言辞,都与李白不同。他们依据《春秋》以立论,以为边衅之起,乃因对方乖逆顺之理。王维《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中说:“遂歼逆命之虏,果屠难拔之城。”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诗中说:“戎人昧正朔,我有轩辕兵。”因此他们以为唐军之攻吐蕃与南诏,乃是出师讨伐,高適《李云南征蛮诗序》曰:“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诗曰:“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诗曰:“攻伐若振槁,孰云非神明。”均可看出这些诗人依据儒家教义而抒发的敌忾之情。
《文心雕龙·征圣》篇曰:“《春秋》一字以褒贬。”上述“伐”字,就体现出了《春秋》大义。
《春秋》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公羊传》:“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这里是说齐桓公与山戎不能并列,所以用一“伐”字。《春秋繁露·精华》篇曰:“《春秋》慎辞,谨于明伦等物者也。是故有小夷言伐不言战。”高適等人这里也贬吐蕃、南诏为“小夷”,体现出大汉族主义的骄横情绪。
儒家的夷夏观念,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一般说来,儒家中人更为重视文化问题,并不纯从种族血统等方面区分夷夏。如果华夏中人的行为违反了伦理,儒家中人也视之为夷狄,而边疆民族中人能按伦理办事,则也视为同类。但华夏地区与边疆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往往并不一致,而各地的习俗也往往呈现出差异。假如边疆上某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进犯中央王朝管辖地区,那汉族文人常是采取激烈的抗拒态度,为维护或挽救正统王朝的命脉而抗争,然而民族之间的纠纷往往一时难分清是非,而汉族文人常是激于片面的情况介绍,加以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这时便往往在儒家夷夏观念的激励下,作出种种偏激的反应。
在王维、高適、储光羲等人的笔下,使用了很多污辱边疆民族的言词。如上所云,高適《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诗有“俘囚驱面缚,长幼随巅毛。毡裘何蒙茸,血食本膻臊”之句。《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有“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之句。这类边塞诗中,虽然亢扬着从军诗人的激奋情绪,却使用了很多从生活方式上蔑视对方的言词。 (5)
储光羲与王维友善,后代有归之于田园诗人一派者,施补华《岘佣说诗》曰:“储光羲《田家》诸作,真朴处胜于摩诘。”然而他在上述有关边疆战事的诗歌中,其情绪之激昂,措辞之激烈,都可列为诸人之冠。例如上述《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中的一些词句,不妨重新引用一下:
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天星耀铁锧,吊彼西南方。
……
邦人颂灵旗,侧听何洋洋。京观在七德,休哉我神皇。
按“蠢尔”一词,出于《诗经·小雅·采芑》。《采芑》一诗,记叙周宣王命方叔南征之事,有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京观”一词,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楚人大败晋人,“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杜预注:“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这也是战胜者夸耀战功、羞辱对方的一种措施。储光羲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他同仇敌忾的情绪,中间还说:“封豕骤跧伏,巨象遥披攘,回谿深天渊,揭厉逾舟梁,玄武扫孤蜮,蛟龙除方良。雷霆随神兵,硼磕动穹苍。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余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几乎是从头到尾使用了丑化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更表现出他狭隘的仇视外族的心理。
为什么储光羲在南诏战事上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呢?这也应当与他熟习儒家经典教义有关。
在盛唐诗人中,储光羲的儒学修养或可列入上乘,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叙储氏著作曰:“璠尝睹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 (6) ,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可知储光羲其人,不同于一般只能吟诗作赋的文士。他在经学方面有著作,因此能熟练地驱使经典中的典故和文字,那些表现正统观点和丑化外族的词汇,摇笔即来。储诗之有上述异乎寻常的特点,也就可以理解了。
通过对上述几位诗人的作品的比较,可知基于儒家夷夏之辨而出现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各人的儒家修养成正比。各家为大汉族主义的情绪所驱使,在对待边疆纷争时往往丧失理性的分析,而对事件本身往往不能作出客观的考察。
在李白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这种偏激的情绪,对于石堡城之战和云南的战事,他持批判态度,矛头指向势要人物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没有什么污蔑对方的言词,这是异乎寻常的思路。所以如此,看来只能用李白其人具有不同于其他汉族文人的文化背景来作出解释。而他受儒家的影响较小,并不遵循儒家的教义以行事,或用以判断是非,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许有人会从李白的诗文中找到一些仇视“胡人”的字句,例如《胡无人》中的描写即是。言词最为激烈的,或许要以《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为最甚,其词曰: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
丈八蛇矛出陇西,弯孤拂箭白猿啼。
破胡必用龙韬策,积甲应将熊耳齐。
月蚀西方破敌时,及瓜归日未应迟。
斩胡血变黄河水,枭首当悬白鹊旗。
根据专家的研究,此诗与《胡无人》一样,都写在安史乱中。诗中发泄了对乱军的仇恨,不能以此作为仇视边疆民族的例证。
李白喜游侠而不喜从军
李白好游侠,这是人人知道的事,当时人就有明确的记载。魏颢《李翰林集序》曰:“少任侠,手刃数人。”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曰:“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这种作风贯彻他的一生。
李白在很多诗歌中歌颂游侠儿的豪迈不羁,但分析其内容,可知他的歌颂对象,大都是历史上的豪杰,例如《侠客行》中歌颂朱亥、侯嬴,《结袜子》中歌颂高渐离、专诸等均是。他常是用乐府的形式抒发这方面的感情。由于乐府诗有承袭的传统,李白所抒发的感情也常是少见个人的独特感想。
战国时期的一些游侠,慷慨激烈,所作所为,确非常人能及。司马迁《史记》辟有《游侠列传》一门,经过他的生花妙笔,更把这些人的壮举描写得光彩四溢。李白性好任侠,歌颂这些历史人物,也是理所必至。但李白的感情只沉溺于前代,则又似与时代有所悬隔。
唐代是文治武功至为辉煌的时代,自从唐初抗击突厥始,直到开元、天宝之时,边境战争常起,并且不断取得胜利,这对不求文学进身而又想建功立业的人来说,从军边塞,自然是一条很好的出路。高適出任哥舒翰的掌书记,杜甫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说:“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其时许多著名诗人,如岑参、王昌龄、王维等,都有边塞生活的记录。
边塞的军队中吸引了众多的游侠儿。高適《送浑将军出塞》诗曰:
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
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
孟浩然《凉州词》其二:
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
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
王昌龄《塞下曲》其一:
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移用王诗的评价来看,李白的游侠之风就是停留在锦衣大马偏于个人纵乐的一类,而不是那种寄身锋镝立功边塞的壮士。
就像岑参这样一位“三代相家”之后,具有典型文士风格的诗人,从军边塞之后,也对自己的身份转变感到欣喜,《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曰:
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
自逐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
奇怪的是,素重游侠的李白却只停留在“矜夸紫骝好”的阶段,而不想从军边陲。如把这一特点和他反对边疆战争的立场联系起来,那就更可看出李白的个人特点了。
李白在《行行且游猎篇》中说: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
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
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
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
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这里只是泛泛地抒发豪气,而无从事拓边战争之意。他在《白马篇》中说: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情况与上类同,此诗没有什么现实的内容。他在《塞下曲》其一中说: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这里虽说是希图立功边塞,实际上只是追慕傅介子之为人,而与从军拓边或抗战御敌的内容不同。
李白好游侠而不从军边塞,这种有违时尚的动向,恐怕只能归结于他少长边塞,与边疆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殊的原因中去探寻。
总的说来,李白追求的是边疆平静无事,各族之间和好相处。他对开元、天宝时期边疆战争的看法,反映在一首乐府诗中,《战城南》曰: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1) 此诗有甚高之文学与史料价值,而不见传世诸高適诗集,敦煌伯二五五二唐诗选残卷存此佚诗。
(2) 陈铁民《王维年谱》(载《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张清华《王维年谱》(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均系于天宝八载。参看金丁《王维丁忧时间质疑》,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此诗古今都有人疑为伪作。朱谏《李诗辨疑》卷上曰:“述德则有之,无有陈情之辞,疑当有阙文也。”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驳之曰:“不知投赠即是陈情,此疑所不必疑。”又此诗见于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四,署名正作李白《赠哥舒翰》,可证宋人见到的文献也明白表示这是李白的投赠之作。
(4) 《南诏德化碑》,阮福《滇南古金石录》亦载,可参看。
(5) 《论语·宪问》记孔子评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也对北方边疆民族的发式服饰表示异议。因为儒家向视服饰为礼制的一部分。后代文士反对异族时,也就往往从服饰方面着眼,而表达其夷夏之辨的感情。
(6) 《唐诗纪事》卷二二引作《九经分义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