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楠: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建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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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认同  

● 金德楠  

金德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有其特定的建构逻辑。从价值逻辑看,它是全球化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呼求,是文化多元化时代抵御外来文化渗透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要求,是社会转型期培育公民国家认同与塑造国民价值秩序的理论诉求;从问题逻辑看,它需要破解如何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如何认知传统文化的“源”与“流”、“清流”与“浊流”的关系,如何定位传统礼仪文明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关系等问题;从方法逻辑看,强化作为文化认同方式的价值观教育,优化作为文化认同主体的大学生教育,美化作为文化认同场域的生活环境等是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认同;建构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认同”两个基础概念的合成概念。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首先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认同”做出明晰的概念界定。从文化的生成、特性与功能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为民族成员提供巨大心灵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的思想文化,涵盖“天下一统的国家观、人伦和谐的社会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勤俭耐劳的生活观”等主要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精神所在和气魄所在。“认同”译自英语identity,除了译成“认同”,还可以译成“同一性”“身份”等。从“认同”的原初含义看,它是在人的心理、思想与信仰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知。然而,人是以社会的方式并非以孤立的方式存在的,因此,这种自我认知往往以群体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习俗为基础,显现为人们对其所属的文化和文化群体形成承认感和归属感。由此,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承载的仁义诚信、和实生物、道法自然等优秀文化理念的认可与遵循,并由此产生个体和群体的归属感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质言之,它是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性体认,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精神基因。

 

一、价值逻辑:明晰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大现实意义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生活,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所在,为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实现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但是,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中的价值实现程度,往往取决于这种文化所属族群对它的认同状况,而这种“认同”本身是一个历史与现代相连续的长期建构过程。

(一)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全球化进程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呼求

全球化导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形态之间激烈碰撞和相互竞争,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人都可能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因为没有人生活在同质性的单一(亚)文化语境下。”同这种文化认同危机相伴而生的是,强势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造成的文化秩序破坏与文化生态失衡。多种文化形态对主流话语的竞争以及异质文化之间的对抗,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认同错乱与认同缺失等现象,带来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解构与重构问题。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思想理念、价值体系、集体记忆、审美符号、语言文字和思维行为模式,是建构我国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息息相关,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与遵循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向心力。所以,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呼求。

(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文化多元化时代抵御外来文化渗透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要求

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态势中,外来文化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西方文化。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主导权实行对外文化渗透政策,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解构的可能性,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商品出口能力助推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则处于被压制地位。同时,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个体和群体文化认同的地域和族群界限,使得中华民族个体文化身份认同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人既自认为是中华本土文化价值信奉者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认为自己是遵循西方价值理念群体中的一员,这种状况增加了我国文化认同分裂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纽带,是防止共同体内部冲突并实现共同体内部和谐统一的粘合剂。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突和交融,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和民族意识的形成,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则为萌生这种文化自觉和民族意识提供了重要前提。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赞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才得以确立和巩固;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连结和行为遵循,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整合的统摄力、吸收力和包容力。总之,无论是从外来文化渗透威胁与内部文化认同冲突的现实看,还是从文化自觉与民族意识的生成看,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显然已经成为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

(三)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培育公民国家认同与塑造国民价值秩序的理论诉求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分化与个体化不断增强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正致力于建构制度与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国家。”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度转型,逐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日益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消解了我国文化认同中最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传统文化基因,打破了社会固有的文化认同模式和文化认同格局,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文化的断裂,进而影响了公民的国家认同。须知文化认同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不仅是中华民族凭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据,而且是中华民族团结其成员的核心力量,反应到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这种文化认同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国家的认可。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解构,也增加了我国社会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不同文化影响下的族群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造成了存在于不同文化形态之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价值秩序紊乱问题。为此,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进行文化与价值观整合,发挥民族成员共享的蕴含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经典文本、社会风俗习惯、心理情感方式等个体文化认同资源的作用,则能加强民族文化认同与重塑国民价值秩序。

 

 

 

二、问题逻辑:澄清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主要理论问题

 

认同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奠基于该族群对其所属文化形态生成、发展和流变历程的科学认知之中。据此而言,如何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如何认知传统文化的“源”与“流”、“清流”与“浊流”的关系,如何定位传统礼仪文明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关系等,是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需要破解的主要理论问题。

(一)如何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其需要破解的首要理论问题

价值观是文化内核,人们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认同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对这种文化形态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发展阶段,蕴藏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杂家等在内的诸子百家分途发展而又相互碰撞交流吸收的文化成果之中。尽管其体用各异,然而其所承载的根本之“道”却是一致的,即如朱熹所言,“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那么,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即“生生之道”。《周易·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正是对“生生之道”的经典阐释。对此,蒙培元先生释为:“易”之根本精神是“生”,即生命问题。质言之,《周易》不是一般地讲世界的辩证法,也并非单纯地讲宇宙模式,而是落实于生命上,所谓乾坤、阴阳、变化等都要落在“万物化生”上。《周易·系辞下》也曾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再次阐明了天地以“生”为“德”的价值理念。这种“生生之道”在孔子之外的先秦诸子思想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老子主张以百姓的想法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基本依据,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同时,他认为“人”是“天地人”三和自然秩序中最值得称道的,提出了“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的观点。孟子认为保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即“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同时,他强调民生的重要性,认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这种贯穿于中华文化生成、发展和流变的整个时空过程之中的“生生之道”,才是构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文化基础。

(二)如何认知传统文化的“源”与“流”、“清流”与“浊流”关系是其需要破解的核心理论问题

近代以来,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乃至社会范围内出现了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把传统文化“流变”历程中,政治上出现的自秦王朝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极权专制主义,文化上出现的魏晋玄学的空谈之风、理学的禁欲思想、明清以“八股文”和“文字狱”等为代表的文化禁锢主义,经济上出现的重农抑商、扼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科学技术上出现的“轻自然、斥技艺”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等现象,全部归结为传统文化本身的缺陷。尽管这种文化思潮看到了传统文化流变中的问题,但是用传统文化流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否定整个传统文化的致思路向实际上混淆了传统文化中“源”与“流”以及“清流”与“浊流”的关系。从“源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蕴含于先秦诸子的思想之中。周公“服惟弘王,应保殷民”的敬天保民思想,孔子“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的“仁”“礼”思想,老子“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的无为思想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文化分化与综合、流变与交融的“源”。从“清流”上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的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流变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价值观基础。总之,这种反传统的文化浪潮,不能科学地认知传统文化的“源”与“流”、“清流”与“浊流”关系,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解构,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大理论遮蔽。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能有效地建构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三)如何定位传统礼仪文明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是其需要破解的关键理论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礼仪文明的传播演化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为,礼仪文明与华夏民族之间的互生耦合关系。一方面,传统的礼仪文明促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族群身份认同正是建构在以礼仪文明为核心的由共同信仰、共同传统以及共同心理所形成的共同文化资源基础之上。“在商周之际,逐渐被黄河、长江中下游各社会上层人群接受的共同文字书写系统与由此传递的历史记忆,成为凝聚华夏的文化共性基础”,随后,秦统一中国,“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政策巩固了华夏各民族成员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再后汉承袭秦制,最终形成了文化与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夏一统”格局。对此,有学者指出,“事实上,通常所谓中国古代区别夷夏界限之文化观念,其内在的重要因素是华夏政治文化上的礼仪文明……即‘夏’不仅指一个国家政治领域及民族范围、界限,也指一个民族所服膺的政治礼仪与社会文化习俗,同时亦指华夏以‘礼仪’文明为主的文化心理内容。”另一方面,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特别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礼仪文明在政治权力保护和支持下,不仅成为了维系华夏民族共同体内部和谐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且成为了区分“夏”与“夷”的最高标准。对此,章太炎曾指出,“孔子作《春秋》,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显然,秉持礼仪文明作为华夏民族共同体内部个体之间彼此关联的身份标识与符号表征,在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理念引导下,在文化层面推动了“夏”与“夷”共同迈入华夏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破解传统礼仪文明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能够更清晰地回答“我是谁”与“我们是谁”的问题,有利于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三、方法逻辑:找准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基本实现路径

认同并非是天生固定的,而是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后天人为建构成分。尽管,中华传统文化早已融入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与生活实践之中,融进国家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伦理之中,成为民族融合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融通性、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其在建构对内认同与对外接纳、融合其他文明方面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时代发展整合多种力量进行认同建构。

(一)就文化认同对象而言,强化作为文化认同方式的价值观教育是其基本实现路径

文化认同问题从深层次来讲属于文化心理现象,其核心是价值观问题。文化本身作为一个价值观体系,人们所选择的特定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理念。人们只有对某种或某类价值认可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才会有基于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从根本上讲是中华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可与践行。换言之,人们只有具备这种价值取向的高度一致性,才能奠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最稳固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深度挖掘和高度凝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并做好相应的价值观教育。正如有学者所言,“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关于文化认同的教育,我们甚至可以把全部价值观教育所涉及的问题都归结为文化认同问题。在这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某些特定文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强化作为文化认同方式的价值观教育,一方面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涵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融入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种教育类型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多种教育内容之中,做好价值观灌输工作;另一方面,需着眼于培养国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性认识能力的目标,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破解国民思想困惑和迷茫,促使国民在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中实现价值澄清。总之,在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实事求是、开物成务和天人合一等价值内涵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过程中,培育国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性体认。

(二)就文化认同主体而言,优化作为文化认同主体的大学生教育是其基本实现路径

从广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主体应该包括中国公民、华裔侨胞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等三种人群组成的各种社会群体。其中,大学生群体则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关键力量。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首先,大学生群体的年龄、身体和所处教育环境、文化氛围等优势,使得他们拥有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条件和旺盛精力,对隐含在各种文化形态之中的价值理念具有较强的辨别、批判和吸收能力;其次,大学阶段是个体逐步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从依赖走向独立,从个体融入集体的过程增强了这一时期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可塑性和易构性;再次,大学生群体是整个青年群体中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担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使得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对青年乃至国家、社会都具有重要示范引领意义。此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传统优势,把对大学生的国家精神教育、乡土情感教育、国民道德教育等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从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可操作性来看,建构大学生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当代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基本实现路径。

(三)就文化认同环境而言,美化作为文化认同场域的生活环境是其基本实现路径

认同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特定场域中形成的,是人们生活经验的产物。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离不开对人们生活环境的塑造,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民生活环境的融合共生。有学者指出:“文化世界构建价值意识就是通过无数‘文化场’、‘行为场’、文化环境、情境、生活细节,在人的心理机制上不断发生意义、意识、知识的过程。”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具有特定的文化价值优势,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礼仪精神、生活哲学与家庭社会伦理观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了文化基础。加之,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迅猛发展,增强了文化流动性和可选择性,改变了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生存环境,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塑造整合作用和规范引导作用。因此,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不能单纯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为全体社会大众所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如何塑造人们日常生活与日常行为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只有让优秀传统文化融进人们日常行为和日常习惯才能形成社会的整体和谐。齐美尔曾指出“‘即使是最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显然,对人们生活形态的关注,特别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蕴含的思想理念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之中,才能更好地建构起国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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