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族互嵌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国家安全社会基础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川藏茶马古道重要起点的成都蜀汉街社区为案例，考察多民族互嵌社区如何实现从“地理互嵌”向“心理融通”的深层转变。研究发现，蜀汉街社区的实践根植于茶马古道的历史积淀，这一千年商道沉淀的文化基因与社会网络，为当代互嵌提供了深厚根基。在此基础上，社区通过产业协作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通过符号共享与节庆共办培育文化认同，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共居共乐、守望相助的社区生态。蜀汉街社区的经验表明，基层社区的民族互嵌实践能够有效转化为国家安全的社会根基，这一模式对内地城市民族工作具有参考价值。蜀汉街社区的经验表明，将历史遗产的现代转化、经济利益的包容互嵌、文化符号的共建共享、治理机制的多元创新相结合，是边疆与内地联动、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关键路径。本研究为新时代多民族互嵌社区、城市民族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乃至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基层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启示与可复制的模式参考。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川藏茶马古道多民族交流中的共生经济文化研究”(23AMZ010)；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川滇民族文化数字化与传播实验室项目，重大项目“数字化技术推动成都平原传统村落非遗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CDSZCBZD202503)。

关键词：民族互嵌/ 共同体意识/ 社区治理/ 国家安全/ 茶马古道/

作者简介：张文娟，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国家安全现代化治理；刘毅，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与区域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四川 成都 610041）。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26年第1期 第211-221页

引言

民族团结、社区互嵌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十四五”收官之际与“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态势持续深化，城市多民族互嵌社区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国家安全社会基础的前沿阵地。面向“十五五”，如何深化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重大论断，并深刻指出“要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中，民族领域的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因其独特性凸显了其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2]研究表明，民族互嵌式社区通过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能够有效增进民族团结、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国家认同，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层阵地。[3][4]可见，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尤其是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基层阵地，其治理效能与融合深度，是开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观察国家认同建构、检验安全政策成效的重要微观窗口。

成都蜀汉街社区就是这样的窗口。它既是唐宋以来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驿站之一，千年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在此沉淀了丰厚的互嵌传统，又是当代城市化进程中藏、汉、彝、回等多民族深度交融、共居共乐的典型现代社区。历史上，《成都通览》所载“洗面桥每日驼马上千，汉藏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奠定了其作为民族交往的枢纽地位。[5]四川茶马司总部记载于《宋会要辑稿》《都大茶马司新建燕堂记》，推测遗址位于今成都市蜀汉街社区。[6]当下，社区面对“一齐三多”(聚齐56个民族，民族机构多、少数民族商户多、流动人口多)的复杂局面，正积极探索一条富有成效的多民族交融共生路径。

既有研究对民族互嵌的概念认知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拓展的演进过程。早期研究侧重空间维度，强调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杨鹍飞将民族互嵌型社区界定为各民族在地域空间上相互嵌入的社区形态，并依据空间属性和精神属性将其划分为区隔式、接触式、融洽式和交融式四种类型。[3]此后，学界逐步突破空间视角的局限，郝亚明提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结构相融、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的多维共同体，强调互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居住空间到社会心理的全方位融合；[4]吴月刚将互嵌功能拓展至思想、文化、经济、生活等领域；[7]王希恩明确指出，相较于居住格局的互嵌，文化和心理的互嵌更为根本；[8]高永久进一步论证，民族互嵌的深层目标在于培育共同体意识，形成情感与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9]由此，民族互嵌的内涵从空间相邻拓展为涵盖空间、经济、文化、心理的多维交融过程，其本质在于推动各民族从地理相邻走向心理相融。在实践路径层面，研究者探索了推进互嵌的多种模式。梁静主张校地共建，将高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治理实效；[10]李伟等从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出发，提出政府、社会与居民协同参与的实现路径；[11]陈纪探讨了公共资源整合配置与支持保障机制；[12]来仪强调应从居住格局、社会交往、文化融合等多维度系统推进互嵌。[13]

本研究试图继续沿着上述探索前行，并与既有研究展开对话。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关注点下沉至基层社区，通过蜀汉街社区的微观考察，揭示民族互嵌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在空间选择上，本文聚焦内地城市而非边疆地区，以期拓展民族互嵌研究的空间视野。更重要的是，本文尝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下审视民族互嵌，探讨社区层面的互嵌实践如何转化为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这一视角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或可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进路。

本文认为，民族互嵌社区建设不仅是一项社会基层治理工作，更是一项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它通过历史铸基、经济赋能、文化铸魂与治理固本，可以在基层社会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巩固国家安全的民心根基。基于此，本文从历史传承、经济协作、文化认同与社区治理四个维度展开分析。这四个维度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茶马古道的历史遗产构成整个分析的起点。千年商道沉淀的文化基因与社会网络，为当代民族互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前提，使互嵌实践得以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根。经济协作则是维系各民族联结的现实纽带，当不同民族的居民通过产业分工形成利益共享格局，命运共同体便获得了坚实的物质根基。进而言之，文化层面的认同能够触及更深层的心理结构，符号共享与集体记忆的塑造使各民族在精神世界中形成共同归属，构筑起抵御分裂渗透的内在防线。而有效的社区治理则为上述成果提供制度保障，多元共治机制的创新增强了社区应对各类风险的韧性，使互嵌格局得以巩固延续。四个维度并非孤立并列，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历史为经济、文化、治理提供传统资源与合法性基础，经济为文化认同和有效治理奠定物质条件，文化为经济协作和治理参与提供价值引领与情感纽带，治理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制度保障与秩序支撑。四者共同构成民族互嵌转化为国家安全社会基础的完整链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成都蜀汉街社区为个案展开考察。研究者于2025年3月至6月进行了总计1个月的田野调查，对社区工作人员、少数民族商户、普通居民等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并收集了社区工作汇报、年度总结等内部文献资料。本文旨在揭示蜀汉街社区如何将历史积淀的互嵌智慧转化为现代基层治理资源，为在基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供鲜活可及的实践样本。

一、历史活化：茶马古道国家安全遗产与社区嬗变

据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资料，成都武侯区蜀汉街社区得名于1994年，因地处“蜀汉三国城”附近，且临近武侯祠这一三国文化重要地标，为彰显当地的三国文化底蕴而命名。社区成立于2001年，东与西南民族大学相邻，西与武侯区人民政府相望，南与中国海关高升桥办公区相邻，北与三国文化胜地“武侯祠”遥遥相望，因56个民族学子汇聚的西南民族大学而成为一个多民族集聚地，同时还居住着多个外国友人。蜀汉街社区今日的民族格局与互嵌传统，深植于川藏茶马古道的历史肌理之中。这条古道不仅是一条经济通道，更是一条维系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的战略通道和安全纽带。理解当代蜀汉街社区的民族互嵌实践，必须回溯这段历史：川藏茶马古道在政治、文化、社会三个维度构筑的复合安全体系，为今日社区的互嵌格局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而作为古道重要起点的洗面桥，从驿站到社区的千年嬗变，则将历史上“流动的”民族交往成功转化为现代“稳定的”互嵌共生。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传统智慧在此转化，共同铸就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安全功能

“茶马古道”是一条古老而又现代的古道，它的存在已有两千多年，但是它的命名却只有短短几十年。据史料记载，“茶马古道”一词最早由木霁弘等六位学者以笔名“格玛明珠”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中首次使用。[14]此后这一名称逐渐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对古代以茶马互市为核心的西南地区交通网络的统一称谓。在具体研究和表述中，又根据地理范围进一步细分为“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青藏茶马古道”等，以明确不同的路线区域。茶马古道的形成源于高原与平原之间巨大的资源互补性与生存需求。自唐代起，茶叶作为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的战略物资，成为高原民族的“生命之饮”；而中原王朝则急需高原地区的良马以充实军备，巩固国防。“以茶易马”的贸易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川藏茶马古道，从四川成都(雅安)到西藏拉萨，在茶马古道线路中起源最早，历史最久，易马最多，运输量最大，道路最遥远复杂，社会政治地位最重要，自古就是一条“官道”。[15]随着岁月的更替，这条连接川藏的千年商道逐渐开始承载起远超经济贸易的战略价值，它在政治、文化、社会三个维度构筑了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的复合安全体系，其内在逻辑和运作机制为当代民族互嵌社区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其一，在政治安全上，川藏茶马古道首要的战略功能在于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通过中央政权实施“羁縻”政策、维系边疆稳定的“控制通道”。北宋熙宁七年(1074)，在雅安名山县设置买茶场，并“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事宜，将茶马贸易正式制度化。[16]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朝廷通过垄断茶叶供应链，控制茶叶产地、规定交易地点、严禁私茶流通，既而实现对藏区的间接管控。宋代正式设立“茶马司”，将贸易制度化。[17]明代“以茶治边”政策达到顶峰，通过《茶法》严格控制茶叶流向，以达到“以茶驭番”的政治目的，正如《明史·食货四》中记载：“番人嗜奶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茶叶成为维护边疆安宁、巩固中央政权统治的重要战略工具。[18]通过控制茶叶这一战略物资的供应，中央政权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建立起对边疆地区的有效影响力。这种“以茶驭边”的政策实践，体现了中国传统边疆治理中“因俗而治”“经济怀柔”的政治智慧。清代虽逐渐放松严格的官营制度，转向“官督商办”模式，但茶叶贸易的政治战略意义依然显著。唐代蒙顶山茶、宋代雅州茶均以成都为集散中心，与此同时成都作为川藏茶叶贸易的起点，其集散功能空前增强，蜀汉街开始繁华起来。[19]清代《成都古旧地图集》显示，城内的骡马市、茶店子等街区专营藏区贸易，形成专业化市场集群。[20]成都开始成为中央政权维系藏区稳定的重要枢纽。这种通过经济依存强化政治归属的治理模式，实质上构建了一个“利益与安全”的互锁机制，边疆地区的经济福祉与中央政权保持联系，中央政权则通过满足边疆地区的物质需求维护统一和稳定。这种通过经济依存强化政治隶属的治理智慧，为当代蜀汉街社区以经济互嵌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历史基础。

其二，在文化安全上，它是一条汉、藏、彝、羌等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文化运河”。商旅、马帮的往来穿梭，促进了语言、宗教、习俗的相互了解与尊重，为形成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奠定了深层心理基础，有效抵御了文化隔阂与分离主义的滋生。商旅、马帮的频繁往来穿梭，促进了各民族在多个层面的文化交融。语言层面，长期的商贸交往促使各民族商贾相互学习对方语言，成都洗面桥一带的汉族茶商多能听懂藏语，而藏族马锅头也能用汉语进行交易，这种因商业需要而形成的语言相互理解，在日常交往中无形地打破了族群边界，降低了因语言隔阂而产生的误解和对立。宗教层面，古道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道教双向传播的桥梁，内地工匠画师入藏参与寺庙建设，形成了“汉藏合璧”艺术风格，这种宗教的交融互鉴，消解了教义差异可能带来的对立。习俗层面，茶叶流通带动了饮茶文化的传播，商业礼仪、节庆习俗在交往中彼此渗透，长期合作催生了跨越族群的社会交往网络，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各民族对彼此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种文化交融的安全价值在于，它从根本上贫瘠了文化分离主义的土壤。当各民族在语言上相互理解、在宗教信仰上相互尊重、在生活习俗中彼此借鉴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自然形成。这种在长期互动中积淀的共同文化记忆和相互认同，成为抵御外部分化势力、维系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纽带。

其三，在社会安全上，茶马古道催生了一个跨越族群界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基于经济互补的协作关系，将各民族的生计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维护社会稳定最稳固、最持久的安全结构。古道沿线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分工体系。汉族主要从事茶叶的种植、加工和初级贸易；藏族马帮承担长途运输的核心环节，他们熟悉高原路况和气候，拥有适应高海拔的牦牛和骡马；彝族则在川西南山区提供护卫、向导和补给服务。这种“汉人种茶、藏人驮茶、彝人护茶”的分工格局，使各民族的生计紧密咬合，汉人的茶叶需要藏人运输才能获利，藏人的运输依赖汉人的茶叶供应和彝人的护卫保障。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在经济层面将各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更深层的纽带体现在跨族群社会网络中。商业协作催生了跨民族社会组织，成都洗面桥一带聚集了众多这样的商业机构。在长期合作中，经济关系逐渐演化为超越血缘与族群的社会纽带，形成了基于信任与互惠的跨民族社会网络。利益共同体的安全价值在于其内生性与持久性。它不依赖外部强制，而是基于各民族的理性选择；当各民族的经济利益深度绑定时；破坏和谐就是破坏自身利益，维护稳定成为共同诉求。这种内生的稳定机制使利益共同体天然具有抵御外部挑拨、化解内部矛盾的免疫力，成为社会安全的坚实屏障。

(二)蜀汉街社区从驿站到互嵌共同体的历史嬗变

蜀汉街社区的前身洗面桥驿站，是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随着茶马贸易的长期发展，洗面桥从单一的商贸中转站逐步演变为多民族商贾的长期居所。茶叶贸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得部分商贾选择在此开设店铺和作坊，形成了“前店后坊、商住一体”的混合居住雏形。这种基于经济协作的“在地化”居住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族群聚居边界。汉族茶商与藏族马帮、彝族手工艺者在长期合作中建立起超越买卖关系的社会纽带，互嵌特征从流动性向在地化转变，为更深层的互嵌提供了最初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民族平等政策推动下，洗面桥地区从商贸区向生活社区转变。政府设立民族贸易机构和民族用品商店，保障少数民族同胞的生产生活需求。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不仅在此经商，更在此安家落户、子女入学，形成了稳定的居住格局。这一时期的互嵌特征从商贸性向生活性转变。各民族不再仅是商业伙伴，而成为邻里街坊。互嵌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区开始有意识地开展民族团结工作，促进各民族的日常交往和情感交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更多少数民族同胞为寻求发展机会迁入此地。社区依托原有的茶贸遗产，吸引了藏族茶商、彝族手工艺者等在此定居，传统茶叶贸易拓展为包括藏药、唐卡、银饰、刺绣等在内的民族文化产业，形成了涵盖生产加工、物流运输、展示销售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空间形态从线性驿站扩展为“茶马互市街区+民族融居院落”的复合结构，武侯祠横街民族文化用品街区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周边则分布着多民族混居的居民院落和楼栋。这一时期的互嵌特征从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居住格局更加融合。

这一嬗变过程，将古道历史上线上的、流动的互嵌关系，成功转化为社区面上的、稳定的互嵌格局，从临时聚集深化为长期共居，从经济互嵌拓展为全方位互嵌。茶马古道的历史遗产不仅为蜀汉街社区留下了物质空间载体，更沉淀了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网络，为新时代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和深厚底蕴。

二、经济互嵌：社区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的压舱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稳固的安全与团结。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经济安全是基础，而基层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则是防范社会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蜀汉街社区面对“一齐三多”的复杂格局，深谙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之道。社区辖区内年均超过100万人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既是社区活力的源泉，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蜀汉街社区通过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协作网络，为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筑牢国家安全根基的压舱石。

(一)互补性分工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社区经济格局深受茶马古道互补性经济”历史传统的影响，在长期的市场演化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分工格局。辖区内467家少数民族商家、38家民族地区办事机构，依托各自的文化资源、传统技艺和市场网络优势，在民族文化用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布局。这种分工格局并非人为设计，而是基于文化禀赋和市场理性的自然选择，避免了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使不同群体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身优势位置。

在武侯祠横街民族文化用品街区，这种互补性分工清晰可见。部分商户凭借对特定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与原产地的资源联系，在文化产品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另有商户发挥世代传承的手工艺特长，传统技艺成为其独特的文化资本；还有商户利用市场网络、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势，在市场拓展和现代商业运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分工的互补性在于，文化产品的专业性、传统技艺的独特性、现代商业的网络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

社区积极引导这种自发形成的产业分工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引入培育精准定位的民族文化创意项目26家，企业年营收达1667万元，税收37.2万元，创业带动就业50余人。这些数据背后，是各民族商户在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协作和利益共享。当文化产品的设计需要传统元素、制作需要手工技艺、销售需要现代渠道时，不同民族商户之间的协作就成为必然。这种协作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形成了“分工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纽带。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产业分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从社会学角度看，它将不同民族的居民编织进一个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当各民族的经济利益通过产业链深度绑定时，任何一方的利益受损都意味着其他各方的损失，维护和谐稳定因而成为各民族的理性选择和内在动力。这种基于利益绑定的自发稳定机制，不依赖外部强制，而是源于各民族的现实需求，因而更持久、更牢固。

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这种经济互嵌的价值尤为突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使各民族在利益层面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格局。当各民族通过经济协作实现共同富裕时，分裂势力的挑拨就失去了经济土壤，极端思想的渗透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蜀汉街社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民族经济协作网络，是维护社会稳定、筑牢国家安全根基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赋能于民与根基永固的创新平台搭建

社区治理者并未放任市场自发运行，而是积极引导，通过搭建创新平台，提升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的经济能力，从根本上防范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1.智慧商业联盟致力于信息共享与就业促进

智慧商业联盟是第一个重要平台，于2022年正式成立，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充分发挥智慧社区治理平台交流互动的作用，结合辖区机关单位、商家、居民、学校等多方力量，建立民族事项清单。该平台的运作机制体现了需求导向、资源整合、精准对接等特点。联盟围绕解决辖区居民问题、商家问题、社区治理问题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将商户、居民的需求进行统筹发布，形成辖区内资源共享循环机制，实现了群众诉求收集、线上信息推送、职能部门响应的闭环工作流程。蜀汉街社区资料显示，在就业促进方面，联盟截至目前已发布30余条招聘信息，为辖区群众提供了就业便利平台，据统计已有5名待业居民通过本平台获得职位。在商家服务方面，联盟已吸纳260余户商家加入，帮助近40户家庭实现再就业，成功孵化出本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直播商家12余名，培育新型高技术人才30名。近130家商家直接从道德素养、职业技能、公益活动以及商业合作中获益，近200家商家间接获益。

联盟还建立了信用激励机制，制定《蜀汉街社区商铺信用激励评价标准体系》，对联盟商铺实行信用激励评价管理，开展挂牌行动，亮明身份，进行民族团结、诚信体系建设政策宣传。建立荣誉奖励制度，每月对商铺进行综合考核打分并排名，年终对排名前三的商铺颁发民族团结诚信商铺荣誉证书，大力表扬先进，倡导周边商铺以先进为榜样，促进民族团结友爱。这种机制不仅促进了商业诚信，更在日常经营中强化了民族团结意识。

2.文创孵化与技能培训注重授人以渔

文创孵化与技能培训是社区践行“授人以渔”理念的核心载体。社区首先搭建孵化平台，继而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精准赋能，并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升级，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协同逻辑贯穿始终，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以“石榴花开·蜀汉吉彩”文创集市为核心的孵化平台，打破传统商业空间的单一功能局限，构建起多民族文化互动与经营主体生计赋能的复合型场域，自2022年以来已累计举办9期，联动武侯区跨民族、跨国界特色商家参与，直接为辖区经营主体创收超10万元；在经济层面，该集市通过集聚效应降低中小微经营者的市场准入门槛，为产业社区注入多元活力，而在文化层面，其以点面联动模式挖掘辖区内唐卡绘制、葫芦彩绘、传统剪纸、糖塑技艺等10类非遗及传统手工艺资源，通过文创艺人示范带动各族居民共同参与创作，推动民族文化从小众传承向大众共建转型，既契合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当代要求，更让参与群众在文化实践中掌握创收技能，实现“授人以渔”的初始目标。

基于少数民族群众与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构建的传统技艺与现代商业二元技能培训体系，通过15余场专项培训的精准化赋能，将“授人以渔”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能力培育路径，针对传统技艺传承与民生改善的双重需求，社区引入国家非遗棕编项目，不仅让棕编技艺实现活态传承，更通过居家灵活就业形式为少数民族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达成文化保护与生计提升的共生效应；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社区以直播间为物理载体，联合虎牙直播、抖音直播等平台为商家联盟提供直播策略咨询、技能培训及主播资源对接服务，截至目前已组织直播活动6场，为联盟创收超6万元，同时培育出色俄初等本土直播典型——其单场直播观看量稳定在1000人次以上，最高成交额达5000元，更通过优秀商户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经验交流与能力提升，带动更多商家拓展线上店铺与直播渠道，帮助更多商家掌握数字化经营技能，破解传统商贸的地域限制。

为进一步强化“授人以渔”的实效，社区启动技能培训平台提档升级工程，先后2次赴都江堰灌口街道南桥社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通过学习交流，再运用的新模式，打破单一社区的资源局限，推动各民族经营主体在技能共享与经验互鉴中深化互动，让“授人以渔”的能力培育体系更具适配性与可持续性，为民族互嵌社区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机制保障。

3.政策精准支持与协同帮扶织密保障网络

在校地合作层面，社区注重整合各方资源，逐步建立起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与高校多方联动的共建网络。目前，社区已与辖区内8家企事业单位、3家社会组织结成共建对子，累计开展共建活动6场，携手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等8所高校，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基地”“实习就业基地”等8个功能性基地，通过校社联办文化传播、心理疏导等各类创建主题活动10余次，同步推进智慧社区等课题研究5项，既实现高校智力资源与社区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又为社区治理创新与人才培育提供长效支撑，彰显政策支持的精准性与系统性。

在协同帮扶的产业支持层面，社区聚焦辖区各族商家、居民的创就业需求，以“高校智库和本土专业机构”为协同主体，联动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的学术与资源优势，依托成都雪域唐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工商业联合会、成都雪文利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本土专业机构的实践服务能力，持续为有需求的群体提供创就业公益服务，助力解决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难题，强化保障网络的产业支撑属性。

在协同帮扶的公益服务层面，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理事志愿者为核心，推动联盟构建“公益·商业”的融合运营模式，常态开展“解商户难题”“享公益生活”等志愿服务活动7场，通过实地走访慰问辖区低收入家庭、上门调研困难商家诉求等精准服务形式，充分发挥联盟的奉献友爱精神。截至2025年9月，该模式已直接帮扶16家低收入人群解决当下困境，间接助力近50家困难群众缓解日常生活难题，同时以联盟为纽带激活社区自组织效能，联合商家与居民开展民族舞蹈表演、民族手工艺基础教学等活动共计50余次，在强化公益帮扶实效的同时，既促进社区商家可持续发展，又推动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社区治理，进一步完善保障网络的民生服务与治理协同功能，实现保障网络的全方位覆盖。

这些赋能举措的安全价值在于，它们从根本上增强了各民族居民的经济安全感和发展信心。当每一个群体都能通过自身努力看到希望、改变命运时，社会矛盾的根源就被大大削弱。经济赋能不仅提升了生活水平，更培育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和对未来的信心，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筑牢国家安全根基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经济互嵌的实践表明，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共享是最实的稳定。蜀汉街社区通过构建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有效地将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落实为每一位居民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从而在最深层次上筑牢了人心防线。

三、文化共生：共同体认同与抵御风险的精神防线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重要组成部分。蜀汉街社区的文化共生实践，成功地将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转化为滋养共同体意识的资源，构筑起一道抵御分裂渗透、增进团结认同的精神防火墙。

(一)符号共享与空间融合构成可视化的一体格局

社区精心营造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空间体系，通过可视化的空间设计和符号共享，让民族团结从抽象理念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可观、可感、可触的具体场景。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甘孜民族民间手工艺协会打造的民族文化展厅成为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展厅充分提取扎寺与故宫多件国家一级文物的元素，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交融。这种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符号有机融合的设计理念，在视觉层面传递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使各族居民在日常参观和活动中自然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共同性。社区还设立了“代表会客厅”“格桑花调解室”“蓉城一家亲”等特色工作室。这些工作室的命名本身就富含民族元素和团结寓意，“格桑花”象征着藏族文化，“蓉城一家亲”则强调各族居民的共同归属，在细节处传递着尊重与包容的文化理念。

在多民族聚居的锦宏阁小区，社区通过申报“党建+”项目资金，因地制宜地利用现有小区办公用房，打造了“锦宏阁格桑花党员工作室”，建立了自治小组日间值守、线上联络、遇事互动、处理回复的工作机制。更重要的是，社区利用小区公共空间打造了“锦宏阁邻里中心”，设置了“书香阁”“健身阁”“歌舞阁”和“健身路径”等功能区，为小区各族群众搭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平台。这些功能区超越了其物理功能，成为各族居民日常交往的重要第三空间。在书香阁，不同民族的居民共同阅读学习；在健身阁，各族群众一起锻炼身体；在歌舞阁，藏族的锅庄舞、汉族的广场舞、彝族的达体舞交相辉映。小区外街边每日激情广场锅庄舞的场景，已成为社区民族团结的生动画面。在制度层面，社区也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理念。锦宏阁小区建立了汉藏双语居民公约，实现了制度文本的多语化，不仅方便了不同民族居民的理解，更是一种文化平等的制度性宣示。

这些空间和符号的营造，在日常生活中无声地浸润着居民，强化着“我们是一家人”的集体认知。当各民族居民在同一个文化展厅欣赏共同的文化遗产、在同一个邻里中心参与共同的文体活动、在同一份双语公约中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了坚实的空间基础和心理基础。

(二)节庆共办与记忆共塑助力动态化的认同建构

文化共生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动态的实践过程。社区定期举办“石榴花开蜀汉街·中华文化交流”活动，每月一次的学术报告、美术展览、非遗展示、美食交流等，为各族居民搭建了常态化的文化互动平台。社区以联盟为纽带，联合商家与居民开展民族舞蹈表演、民族手工艺基础教学等活动共计50余次，各族居民在共同参与中自然形成文化认同。文体团队立足社区广场开展“激情广场·天天歌舞”活动，每日的广场锅庄舞吸引各族居民参与。小区内常态化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弘扬了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浓厚的共居共乐环境。在这些活动中，本民族的文化不再是他者的奇观，而是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共同体验的文化盛宴，在日常性的文化互动中增进了相互理解和认同。更具深度的是集体记忆的共建。社区已形成民族文化故事集，这些鲜活的个体叙事共同编织了一部属于蜀汉街社区的、多元一体的“共同历史”。2024年9月，社区举办“民族团结共融日”活动，锦宏阁小区张良田爷爷向青少年儿童讲述发生在小区里的民族团结故事，孩子们在听故事中加深了对民族团结的理解。这种跨代际的故事传承，从历史记忆的源头强化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这些动态化的文化实践，其安全价值在于从根本上削弱了文化分离主义的土壤。当各族居民在日常文化活动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记忆时，“我们还是他们”的对立思维就失去了文化基础。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相互认同，成为抵御外部分化势力、维系多元一体格局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纽带。这些看似日常的文化活动，实则是在基层社会构筑抵御分裂渗透、增进团结认同的精神防火墙，为形成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奠定了深层心理基础，有力驳斥了任何试图割裂历史、制造对立的叙事，从意识形态层面筑牢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安全防线。

(三)数字化传播拓展文化安全新阵地

在数字时代，文化安全的阵地也在向线上延伸。蜀汉街社区高度重视主流媒体宣传，整合人民日报、人民网、今日头条等互联网主流媒体资源，通过线上精准宣传塑造社区积极正面的形象。目前已有近22余条媒体宣传发布，其中人民网1次、人民日报1次、今日头条18余次、腾讯新闻2次等。这些权威媒体的报道不仅提升了社区民族团结工作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主流媒体的传播渠道，向社会展示了各民族和谐共居、团结互助的生动画面，逐步形成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石榴花开·蜀汉吉彩”品牌特色，提升了社区产业圈的品牌影响力。这种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正面报道，为社区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中树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标杆形象。

社区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日常文化传播。微信公众号自媒体、抖音账号不定时推送社区动态和民族文化内容，利用新媒体优势传播优秀民族文化，倡导民族文化和工艺的保护与传承。联合直播平台，社区将民族手工艺、文化活动等内容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打破了物理边界，让积极融合的社区形象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中传播。

这些数字化传播实践的安全价值在于，它们在网络空间占据了话语权，传播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正能量。通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协同传播，社区成功地将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真实图景展现在公众面前，有效抵御了可能的错误认知和负面叙事，为构筑清朗的网络空间、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做出了基层贡献。数字化传播将蜀汉街社区的文化共生实践转化为可传播、可复制的经验，为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在网络空间的话语建构提供了鲜活样本。

四、治理多元：协同固本与社会韧性提升

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国家安全的神经末梢，是社会韧性的基石。蜀汉街社区将茶马古道历史上“多元协商、互利共赢”的治理智慧，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显著提升了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

(一)党建引领与嵌入式服务筑牢组织堡垒

社区党委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据《蜀汉街社区民族团结工作汇报》，按照微网实格要求，社区划分了8个网格党组织并细化126个微网格，实现了党组织全覆盖和服务的精准化。这种网格化管理体系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社区党组织能够第一时间感知居民需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在多民族聚居的锦宏阁小区，社区打造了“锦宏阁格桑花党员工作室”，由11名来蓉党员组成流动党小组，其中有7名为来蓉少数民族老党员。社区建立了自治小组日间值守、线上联络、遇事互动、处理回复的工作机制，通过党员“双公开”发挥各族老党员在政治思想、人民调解等方面的经验优势。通过组织开展“党员在院落、服务作表率”活动，发动党员当好宣传员、劝导员、关爱员、守望员、调解员和信息员等六大员，确保了党组织在和谐宜居小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社区还精心打造的特色服务平台，不仅是解决纠纷的场所，更是收集民意、疏导情绪、凝聚共识的前哨站。社区锻造了一支有35名少数民族的志愿者队伍，协助开展文明城市创建、街面巡逻、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应急时刻尤为凸显。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院落党组织和各民族党员志愿者始终冲锋在前，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奋力抗击疫情，确保了小区稳定，社区平安。通过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蜀汉街社区在基层构筑起了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风险的坚强堡垒。

(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激活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绝非政府的独角戏。蜀汉街社区成功激活了各类社会主体，形成了协同共治的强大合力。

锦宏阁小区的民主自治实践是多民族共治的生动样本。于2011年物业公司退出后，小区在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依法选举产生民情议事会和自治管理小组，少数民族代表占比近40％。小区建立了汉藏双语居民公约、民主决策、财务公开等制度，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营造了各民族协商共事的氛围。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确保了各民族的利益和声音都能被听见、被尊重。在党组织领导和自治组织精心组织下，小区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无证家庭小旅馆、治安环境等难题。依法自治以来，小区未发生重大安全、治安和群体性事件，实现了绝大多数邻里矛盾不出小区，生动表明良好的治理能够直接将地理互嵌转化为心理融通。

法律服务体系为矛盾化解提供了专业支撑。社区与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武侯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建法律服务工作站和少数民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引入少数民族法律专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法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成为普法宣传员，区法院法官担任人民调解指导员和调解员。社区将法律服务功能延伸至小区，依托格桑花党员工作室建立人民调解室，充分依靠各族党员群众就地化解邻里矛盾，切实将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过民主自治和法治保障的有机结合，社区构建了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进一步提升。

(三)风险防控与韧性建设

这种精细、包容、协同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高效的社会安全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网格化管理使党员和网格员成为社区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社会情绪的细微变化。格桑花人民调解室和民情议事会成为社会的减压阀和稳定器，将小摩擦、小纠纷化解在协商过程中，避免其升级发酵。法律服务体系提供了专业支撑，确保矛盾化解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合规。

技术赋能进一步提升了风险防控能力。2016年，社区在锦宏阁小区率先开展“武侯e居卡”试点工作，集门禁、公交、购物为一体，既加强了小区治安防范，又方便了群众生活。通过落实“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小区依法自治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治安和群体性事件，促进了各民族团结互助保平安。

更深层的安全价值在于社会韧性的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构建了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各族党员、志愿者、自治组织成员、法律顾问、高校师生等共同编织起严密的治理网络，增强了社区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当每个居民都感觉自己是社区的主人，都愿意为社区的和谐出力时，社区就拥有了抵御一切风险的最强大免疫力。蜀汉街社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党建引领、民主自治、法治保障、技术赋能的多维治理创新，能够在基层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筑牢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五、经验启示：为国家安全筑牢基层基础

蜀汉街社区的实践，为通过基层社区建设筑牢国家安全社会基础提供了珍贵蓝本。其经验的核心在于，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文化认同与制度保障、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结合，实施了系统性、多维度的安全能力建设，成功地将茶马古道的历史智慧转化为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治理资源。

(一)蜀汉街社区的核心经验

蜀汉街社区实践首先在于对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茶马古道千年的民族交往史沉淀了宝贵的文化基因，社区成功地将古道流动的、临时的互嵌关系转化为稳定的、深层的共生格局，将历史上线性的商贸通道转化为当代网状的社区生态，为社区民族工作夯实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认同基础。

在经济维度，社区以平台搭建整合资源、以技能培训提升能力、以产业协作促进发展，形成了包容性的经济互嵌机制。智慧商业联盟已吸纳260余户商家，将分散的经营主体整合为利益共同体。文创集市与技能培训为居民搭建了能力提升的平台，一批本土高技术人才由此成长起来。社区还引入培育了26家文创项目，企业年营收达1667万元。这种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使各民族在产业链中找到优势位置。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培育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消除了因发展不平衡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在文化维度，社区通过空间载体营造文化氛围、通过节庆活动增进情感交流、通过数字媒介扩大传播影响，探索出文化认同建设的有效路径。通过民族文化展厅、锦宏阁邻里中心等空间载体营造“多元一体”文化环境。通过“石榴花开蜀汉街”文化交流活动等50余次活动在动态实践中增进文化认同。通过22余条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和新媒体平台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这些实践将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转化为滋养共同体意识的资源，构筑起抵御分裂渗透的精神防火墙。

在治理维度，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推进民主自治、强化法治保障，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通过8个网格党组织和126个微网格实现组织全覆盖。通过锦宏阁小区民情议事会实现民主自治，成功解决治安难题，实现90％的矛盾不出小区。通过法律服务工作站和人民调解室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这种治理创新显著提升了社区预防化解风险的能力，增强了社会韧性。

(二)对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深刻启示

蜀汉街社区的实践启示我们，发展是最大的安全。经济互嵌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通过利益共享培育共同体意识。当各民族的经济利益深度绑定时，分裂势力的挑拨就失去了经济土壤。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包容性经济结构，确保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所有民族群体，从根本上夯实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和民心根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反分裂、反渗透的根本防线。当各民族在日常文化活动中形成共同记忆、在数字空间传播正能量时，“我们还是他们”的对立思维就失去了文化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必须持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创造性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占据网络空间话语权，构筑起内心认同、精神依归的安全防线。

基层治理是国家安全的神经末梢，是社会韧性的基石。锦宏阁小区的成功自治表明，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能够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风险防范在源头。必须坚持和完善多元共治机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打造富有韧性的安全社区。

蜀汉街社区在历史资源转化、经济利益联结、文化符号共建、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探索，为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需要指出的是，蜀汉街社区的成功有其特定条件。茶马古道的历史遗产为社区提供了天然的文化认同基础，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存在带来了多民族聚集的独特格局，而社区党组织较强的组织能力则为治理创新提供了保障。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社区，可重点借鉴其经济利益联结与多元共治的核心经验，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则需因地制宜。特别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境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民族领域成为其重点渗透的领域之一，筑牢基层社区这一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显得尤为重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像蜀汉街社区这样“民心相聚、文明互赏、治理有效、天下安稳”的互嵌式社区，就是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最广泛、最深厚、最牢固的社会基础。这既是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更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工程。

*本文未注明出处的数据来自《蜀汉街社区民族团结工作汇报》《年度工作总结》以及宣传材料等内部资料和调研所得。

收稿日期 202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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