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论，包含了对这门学科重要属性的理解，对它存在形态的分析，以及学科知识系统的主要类型等方面。本文意在构造区域国别学科知识论的初步框架，提供持续培育这门新兴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关键线索。本文提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灰度”思想，旨在借用光谱学的术语，描述区域国别学科现阶段的外观特征，更好地理解和拓展相关的知识范围。

关键词：知识论/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形态/ 灰度学科/

作者简介：王逸舟，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季刊)主编。

原文出处：《国际关系研究》(沪)2026年第3期 第3-21页

在探寻区域国别学科主体性的基础上，①本文将主要围绕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形态展开探讨，包括这门学科的基本性质、构造形态等，核心问题是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由何而来、有什么样的类型及特点，并借用光谱学中的“灰度”概念解析区域国别学科富含潜质但尚未成熟的态势，以呈现这门学科特有的知识色泽。

一、知识的本质和气性

(一)知识与知识论

知识论旨在探究知识的本质、形态和存在背景，以及知识者的自觉意识(或称“气性”)，兼顾对知识的“正思”(由何来、有何用、如何做)和“反思”(回顾、评估、改进)。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意义上的知识，是人对自己如何认识问题做一种有系统的思考(反思)。②

平日人们讲的知识，是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知识论则是探讨知识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来源(如何获得知识)、知识的结构与限度、知识生产和传承等更具基础性和共通性的问题。“知识论”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解，或对话语性质的研究。知识论提示，要把对知识的审视置于合适的情境中，探究知识由谁、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提供，知识的培育和传播如何影响知识创造(者)本身，如何带动知识的分选、淘汰和迭代，进而帮助人们理解获得知识的过程如何得到实践确证、看似碎片化的素材之间有什么联系。用福柯略为晦涩但意涵深刻的说法，这种知识考古的工作是“在实证性、知识、认识论形态和科学之间，揭示差别、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的整个作用和它们各自的历史性彼此连接的方式”。③

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下探讨知识，是知识社会学的重要提示。这种思考方式把各种社会思潮、流行观念、意识形态、学术规范等作为特定的知识，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构造、社会群体、社会动员等)联系起来，探讨的对象包括：知识有什么样的社会性，社会因素如政治权力、经济状态、对外交往、文化传统、大众心理、环境状况等如何塑造知识，知识及其分类如何通过教育传媒、内外交往、财政手段等方式得以确立并制度化。知识社会学尝试建立评估知识效能和成熟度的标准，观察检验知识自洽性的专业标准和社会政治经济意义的多重尺度；重视知识反映时代、回馈社会、助推政治的路径，注意不同知识生产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研判貌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中，被称为世界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主观成分”如何与现实的不同社会组织状态的结构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④

对知识性质的这种解释，启发人们静心思索当下正在建设中的区域国别学科知识体系。有关世界各大区域及重点国家变动趋势的解说，占据这门新学科知识的重要部分。在整个构建区域国别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叙事”成为引导知识体系生成的关键线索，折射出知识生产者、引导者及受众对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评估认知。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科被视作时代与历史的产物，其学科知识体系含有强有力的政治导向，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决策咨询都紧密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因此，区域国别学也被界定为“大国之学”“一带一路学”“中国特色的全球学”等，充分表明这一新兴学科的底气和国家战略对这一学科的迫切需求。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蓝图指引下，区域国别学科迅速扩展了学科整合范围，吸收了传统学科的大量概念与研究工具，建立起交叉融合的多个平台，响应了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科再布局的大趋势。观测区域国别学科的形态，既要看学理和技术的指标，更要观察新的激励机制以及宏观背景与趋势。

(二)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

与日月星辰和潮水起落等普通人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不同，亦有别于科学家基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地外宇宙的客观观测，区域国别学科的对象并非纯粹“客观的”“自然地域的”“物理层面的”，而是夹杂着人的情感、带有“自我”“他者”身份辨识、影响认同的政治方针、塑造决策层精英言行的背景与民族心理、沉淀国家内部的族裔和文明基因等因素。例如，关于美国或日本是否“衰落”的认知，关于非洲或南美大陆是否“落后”的论点，关于中国所处的东亚究竟正在“裂变”还是“融合”的见解，关于极地、大洋、外空这类“新疆域”造福或威胁人类的判断，关于互联网、科技金融、量子态、核聚变等“非常规域”对国际社会潜在后果的争执，诸如此类的追踪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知识”，如不放置于特殊的时境下，就无从判别其适当性。因为它们都处于言说者不能超越的历史框架下，体现实在性知识生产的深层次互构。知识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舍勒指出，知识论探究的是“群体的、时代的精神”，它“追溯知识从社会最高层(精英所具有的知识)向下扩散所经历的各种法则和节律，以发现知识本身如何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层次之间适时分布，以及社会如何调控这种知识分布过程”；这种东西仿佛“某种固定不变的法则始终如一地存在于人类意识以及相关的各个对象领域中，决定着我们关于实在知识的起源，也就是说，决定着我们关于那一般说来‘造成各种结果’的东西的知识，决定着个体知识领域的完满状态”。⑤

鉴于画出全面完整的知识图谱不易，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会优先考虑那些较有分量的因素。例如，就中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区域国别学科而言，研究者们经常提到的“三种底色、两大支柱、一个方针”是构成知识谱系的核心要件。它们分别是：第一，“中”“西”“马”三种底色，“中”是指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价值、国情需求相关的内容，如几千年沉积的历史传统、儒家思想塑造的民族性、拥有的地理幅员及自然资源等；“西”则涉及近代欧美列强攻破长城后带来的深重冲击，如资本主义对中国农耕文明的改造、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法则对中外关系的形塑、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等；“马”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且经过实践改造充实的那些成分，如早期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的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等。第二，两大支柱分别是对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不仅有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包含治国理政层面)、对外迈向全球强国位置(特别是应对新形势下的主要大国竞争态势)，为此做好知识储备。第三，所有这一切最终服务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和方针政策。上述“三种底色、两大支柱、一个方针”，从源起到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从作用到影响都值得分析比照，然而它们即便加总也未必能反映“当代中国”的全貌，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出现重大变局的条件下。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学科分支和研究项目里。例如，“外交知识”通常可分为外交起源和外交史的知识、外交演进和转型的知识、外交语言与外交规范的知识、外交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知识，但如今外交研究仍在分层化并涌现新的命题，包括许多无法完全被传统认知涵盖的小领域新空间；教材里的“美国研究”包含了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美国历史、美国外交等领域，可是若再往下细分还有数不清的线索，譬如“美国历史”可分早期建国史、拓展扩张史、现当代称霸史、走向式微进程的新周期等不同阶段；“美国文化”可分为核心价值/主流文化与非核心价值/非主流部分，又或流行文化(大众娱乐)、体育文化、艺术文学、饮食及生活方式、宗教与节庆文化、教育与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观察各类区域学说也是如此，比如，不同路径的“南亚研究”源源不断产生着大相径庭的成果：有人做的是区域各国情况调研和数据更新的类似“数据库”的研究，有的强调以殖民时代和非殖民时代作关键参照系展开跨时代不同特征的分析，有的比较区域国家内部的军政关系、政体架构、经济发展、族群构成、社会文化及话语系统，有的从文明史的角度捕捉印度文明古往今来的线索及其与其他重大文明之间的比较，有些论作以知识论为工具捕捉并呈现出南亚知识谱系的关键变量，所有这些角度虽不同却共同烘托出对这个次大陆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更多空间。

即便在专业群组讨论“区域国别学”概念本身，战略运筹人士关注的是学科整体相对于其他学科的自立前景以及学科交叉协同的知识；注重实际效果的专家们强调的是这门新兴学科的战略性、全球影响、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的知识；更多教师关心的是传统专业和课程转型或融合的知识；很多专攻不同区域或国别的研究者考虑的是不同专题与新学科形态对接的知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每个个体都无法避免认知的局限。这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认知清单，是一个可无限延展的知识圈层。从知识形成的角度观测，多重性知识各自构成整体的局部，对应动态认知的不同阶段。理论上，完善的知识系统应吸纳尽可能全面的成分，集成后的认知做出有层次感、立体性、全方位的呈现。理解的关键在于把对象知识看作嵌套式样，一个系统(结构和过程)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系统(结构和过程)之中，形成不同层次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个过程如恩格斯所说，“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⑥本质上正是不同层次及环境交互作用下的知识合成。

(三)知识的限度及盲区

今天，当越来越多人谈论“全球南方”和欧美之外的“本土知识”时，当主导性西方思想理论逐渐式微、传统中国文化的去粗取精工作日益深入时，当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给各学科各领域不断增加新知成分时，人们明显感到有更多隐性的见识逐渐显现，核心知识外的构件开始发力，知识光谱的可见光部分和不可见光部分都得以显示。通过这种辩证法，既会看到“真理颗粒”，又会留意不同知识类别的各自限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分，“解释世界的知识”与政治抱负“改造世界的知识”的区分，经验知识、超越经验的知识与推理得出的知识的区分，“关于事实的知识”与“关于事实关联性的知识”的区分，“关乎信念的知识”⑦“实证的知识”“形而上类型的知识”与关于“历史描述的知识”“现实追踪的知识”“预测未来的知识”“评估进程的知识”的区分，概莫能外。事实上，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如火如荼的探索争论，无论是关于外部具体地域和国家的区情国情知识，还是各区域和国家自身研究状况的知识，或是中国与对象区域或国家关系的知识，乃至区域国别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知识，都必然存在各自研究的长短与需求，存在对他者有形无形的吸收和相互间可能的互补。对于学科发展而言，重要的是洞察和驾驭整体知识的形成态势。正如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曼海姆指出的那样，某些类型的知识含有本质上是视角的成分，尤其在历史社会知识领域：“特定的研究结果带有认知者的社会地位的痕迹，我们应该把这一点看作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要尽力隐藏这些视角或为它们辩解，而是要探究在有这些视角的情况下，为何仍然可以获得知识和客观性。从一个物体在空间的视觉图像中，我们实际上只能得到一个透视图，但这并不是产生错误的根源。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一幅未经透视的图像，而是如何把各种视角并列在一起，承认每一视角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客观水平。”⑧

我们还须承认，研究死角或认知盲区的存在会让人不自觉地狭隘看待或错估对象知识。“盲人摸象”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说法，就是认知盲区的形象表达。理论上讲，由于受各种惯性思维、灌输或预设的说法或环境条件所限，研究者无法全面和恰当地收集、提炼和处理信息，就会出现思维扫描的死角，即认知的盲区。认知盲区的成因很复杂，有的来自外部的约束，有的源于自身的不足，有些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什么因素造成的，人在认知盲区的作用下，对接收到的意外信息及不同见解，可能要么缺乏欣赏意愿、要么做出有偏差的判断。

在区域国别学科范围中，当大量的资源集中于少数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可能使大片其他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无人问津。中国有众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却鲜有从事小国研究和边缘区域分析的专家，就是一种认知盲区。另一类认知盲区是如王缉思教授注意到的，媒体和公众容易根据本国与对象国的外交关系，来判别对象国的“好”“坏”，从而形成与实情相偏离的或片面的认知。⑨用心观察就会发现，隐蔽的认知盲区还有很多。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区域很多依靠想象，如在研究民族国家和更大的地区，国际社会及全球村，充斥“丛林法则”的对抗集团，国内的政治经济架构和社区层次，阶级、族群和人种，国际国内的双层博弈等的过程中，分清什么是对错？为何爱憎？怎样判断近远？形而上的欣赏与形而下的利益考量孰轻孰重？诸如此类的评价深植于个体想象、习得过程和舆情变化。看法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完整深入，很大程度取决于研究者认知盲区的大小。经验表明，对此自觉还是无感，将导致在同样环境成长、掌握同样资源的研究者，产生水平相差甚远的认识。在一些小国，人们对外部的压力比较敏感，听到的声音来自多个方向，不得不掌握除本国语言之外的更多信息源。而大国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超大国家，人们天然可不依赖外部的供给，从物质到观念自成一体，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较低。多数美国人不习外语、对他国法律与风习无感，便是一例。知识论提醒人们，当你谈论某个边界时，自己可能已被囿住。对于研究对象知识的掌握是否清晰，在于观察者的感知能力。中文“知识”其实是一个合成词，“知”的核心在于觉察，强调即时的感知理解，“识”的要义在于对事物的区分记忆，尤指分析积累的学识，即所谓的“博闻强识”。“知识”不仅是观看事物，更讲究辨识能力。好的知识气性是，知识工作者保持对认知盲区的警觉，把自觉自省和自我批评作为知识构成须臾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知识的叠加、迭代和涌现

说完知识的性质，我们再来讨论知识的形态。在区域国别学科背景下，也就是探讨知识如何生发、扩展和改变。

(一)知识的叠加

知识的叠加，是知识形态中首先呈现的侧像。我们常听到对同一主题的多层次解说，它的一个优点是让研究对象变得丰富且立体。以对“东亚”的多重解释为例：首先有地理学和人类学角度的解释。“东亚”泛指欧亚大陆地理板块靠近东部的部分，尤其是今日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东南亚所在位置，居住着黄皮肤黑眼睛的“蒙古人种”，其生活习性和家族传承方式有“东方人”气质。作为毗邻西太平洋的东部亚洲，其人口、资源、气候、幅员具有与其他区域(如中亚、南亚、西亚)显著的区别。其次是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的分析。古代“东亚”植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之中，它定义了国家间的政治等级关系，体现区域内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如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等的传播)。近代以来，受到外力和内部双重影响，传统东亚观撕裂。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源自欧洲的现代“世界地理”观念渗透到亚洲，欧美列强将中国、日本、朝鲜一带定义为“远东”或“东亚”，也即一种基于大西洋中心的向外延伸。冲击与抵抗的磨合，颠覆了东亚地区旧有“天下观”，刺激这一区域的人重新认识自我；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东亚各国被“落后遭挨打”的危机感捆绑在一起，抗争、内战、动荡、革命、自强等形成起伏的交响乐章。从经济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东亚逐渐崛起为世界重要板块之一，一批“小龙”“小虎”开始活跃，尤其还有中国快速崛起，但区域内发展并不平衡，整体上存在不稳定性。政治上，东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区域，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南北朝鲜之间、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存有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一地区还具备军事对峙和地缘冲突的风险，有多个拥核国家的危险博弈，存在小火星酿成大灾的可能。从社会层面分析，东亚地区有全球最多样性和差异化的族群、社区、基层单元及民间组织，有毛细血管般的相互渗透与依存，国家与社会构造独一无二。国家间利益的依存与安全关系的对峙，历史文明与近代屈辱的落差，被殖民和奋起反抗的多重印记，各国内部改革、发展、稳定诸因素的互构，叠加出对东亚研究的多维无限空间。例如“人类学的东亚”“地理学的东亚”“历史学的东亚”“经济学的东亚”“政治学的东亚”“社会学的东亚”“传播学的东亚”“全球史的东亚”等，一个个领域知识叠加起来，构成东亚研究的整体知识图谱。它们之间既有横向的联系、又有纵向的穿插，还有大小不一的交汇。

理解不同知识点的叠加形态有助于把握整体知识，但整体又不等于部分之和。福柯建议，要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成的特殊性和间距中，找到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揭示为何在相似规律下形成截然不同的知识成分，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些规律能或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应用，不同的知识概念怎样在它们的实证性序列分支中占据各自位置，同类的甚至唯一的概念如何包含两个以上不同的知识要素，隶属的或互补的关系如何得以确立。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的目的，不是区分因果机械论，不是做解释学的工作，而是“确定这个整体所隶属的形成规律”。⑩

(二)知识的迭代

知识的迭代，是分析的更深层次。这里讲的“迭代”，指特定知识的阶段性更新，是哲学家常说的那种扬弃。以区域国别学科重要分支之一的美国“地区研究”为例，它包含两条相互穿插、相互增强的线索：一是对崛起时代的美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支撑性思想理论的研究，体现不同时期美国霸权的实力及意图，比如19世纪后期的“门罗主义”、一战末尾的“威尔逊主义”、二战结束以来的“霸权稳定论”、美国称霸世界的百年间先后问世的“海权论”“空权论”“天权论”“网权论”，以及“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二是花样翻新、路径各异的分析范式，如所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第一场大辩论”、经验主义与行为科学的“第二场大辩论”、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流派与传统理性主义学派的“第三场大辩论”。它们有不同的研究项目，有各自的改进路径，有跨学科的交叉，有明确的方法论，以及诸多较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和论坛，在学术上形成“新旧功能主义”“地区主义分类学”“比较政治学”“相互依存论”“国际公共产品学说”“多轨外交分析框架”等流派。显然，如果缺少战略目标和用户、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及企业赞助，美国的地区研究不可能维系如此长久的活力；如果没有范式创新和学理支撑，美国的学术系统也不会得到传承并产生深远影响。这种以战略和政策应用为核心、辅助以精致的学术包装和教育灌输的系统，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色，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可忽略的软实力优势。

从知识学的角度观察，迭代的知识形态之所以更加复杂和难于判别，是因为它不能像叠加的知识那样被加权衡量。因此就触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问题，即如何将互不相干的各种理论派系当作整体知识架构来审视？福柯提出的(知识)话语“派生树”有一定启发性。在这里，“知识体系”被视为参天大树——有庞杂的根系、粗大的枝干、众多的分杈、繁密的枝叶甚至缠绕的藤蔓，各分枝“不是一个统一的同时性网络，而是有着一些在时间上属于中性的关系、分枝和派生，还存在着一些包含确定的时间方向的关系、分枝和派生”。研究者不能循着“同时性的纯逻辑上的图表，也不是事件的线性连续，而是试图指出存在于必然连续和不必然连续的关系之间的交叉现象”。福柯建议，把整体轮廓及叙事的掌控作为指导性陈述放在树的根部，然后依次是“那些关于确定可观察的结构和可能的对象范围的陈述，那些保留着描述的形式和它可以使用的感觉的规则的陈述，那些揭示特征化的最普遍的可能性和因此打开有待我们建立的整个概念范围的陈述，最后是那些在构成策略选择的同时大量地让位给以后的选择的陈述”；到末了时，把“发现”、概念的转换、新概念出现、关键技术的调整(如集合的构成原则、分类和术语分类的方法)，“置于树枝的顶端或至少把它们放在整个树丛之中”。在他看来，“这棵以指导性陈述为基础的派生树，不能同某种建立在一公理基础上的演绎法混淆起来，也不应该同某一普遍观点或某种哲学核心的萌芽混同起来，因为观点和哲学核心的意义是在经验或者精细的概念化中逐渐发展而来的。”(11)重点在对研究的研究，是话语先于学科的追溯；这种被称作“知识考古学”的方式，不做传统的解释学工作，而是研究学科形成的话语。(12)

(三)知识的涌现

时至今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于宇宙发生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关知识生成、知识演化、知识突变的探索，也与时俱进地出现新的拓展和新的结论。比如，关于太空、极地、大洋深处这些物理新区域的解说，关于网络空间、“金融海啸”、地缘政治冲击波等国际社会面临新挑战的判断，关于全球化时代国内社会与国际政治间蛛网般密集且黏性的关系解释，研究者们提出诸如“涌现”说、“混沌说”“复杂现象学”等，令知识形态转变为富有魅力的展示。与传统知识的静态特征不同，新疆域的外貌和内涵跳脱出常规政治学的框架，紧盯新现实的奇特形态，给出整体系统源自简单个体的关键线索。

以“涌现”理论为例。它告诉我们，观测的某些“异常”系统对象，部分源于其组成的各个部分机械相加，但到特定时境却突然生成奇特性状、能量与效果。比如鸟类、蚂蚁、神经元等，在没有集中指令的情况下，生成精巧且有机的形态：单只鸟遵循简单的规则，如保持距离、跟紧前只，成千上万只鸟一起飞，便形成了灵活而壮观的队形，个体的鸟只会避障、对齐，没有领头鸟的鸟群却能如流体般在空中瞬间转向、躲避天敌；解剖一只蚂蚁并不知“蚁群智慧”由何而来，单只蚂蚁仅会觅食和触碰，而作为超级有机体的蚁群却像“超强有机体”一样建巢穴、种庄稼、抗外敌，表现出远超单个蚂蚁能力的智能；解剖单个神经元找不到“意识”的存在理由，大脑单个神经元只能测出微弱的放电/不放电现象，而千亿个神经元的连接和互动却生成意识、情感和逻辑推理；一般的人工智能模型用于写代码与参数，可当参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模型突然会创作、写诗、推理、编写新代码和自我调适。对系统进行拆解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解释。高层次的规律(如生命、社会经济等)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低层次的物理或化学定律。在系统科学中，“涌现”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具体过程。当系统中的个体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或者互动频率增加时，系统会发生“相变”，突然产生一种全新的属性。“涌现”理论其实是在探讨知识形态的跳跃变形、复杂性的美，混沌现象的不知所措却诱人无比；平淡无奇的个体简单联接一体时，在某个临界点，便会“变魔术”般生出全新结构和惊人智慧。《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作者沃尔德罗这样形容：“在混沌边缘发生的复杂、调整和剧变——这些共同的特征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在一系列仅仅是顺理成章的科学类推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近几十年来的知识热潮，在神经网络、生态平衡、人工智能和混沌理论这样一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使研究人员初步掌握建立这个复杂性理论框架的工具，从过去无人知晓的角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自发、自组的动力世界，“凌厉地冲破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的、还原论的思维模式”。(13)

在重大变乱交织的当下，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回答常识性的问题，更应当探讨日益增多的突发性、非常识范围的现象成因，理解背后的逻辑以及分析人员面对新课题时的困惑挑战。比如，为什么个别国家的政局改变会突然造成全球油价、金价或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为什么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忧所谓的“明斯基时刻”(即资产价格突然崩溃的转折点，或市场从长期繁荣转向突然衰退的临界点)，却无人有把握准确预测危机显现的节点？为什么人工智能日益广泛的应用可能潜藏引爆重大危机的“奇点”(比如有反叛自主意识的机器人或具身智能体在某个无法预料的时刻造成重大伤害)，以及如何预测这类“奇点”的出现？为什么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能让超级大国的情报机构失灵、发动了重创美国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为什么在俄乌冲突伊始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俄方将取得压倒性胜利，实际进程却大相径庭？为什么在世界贸易组织积极作用得到普遍认可、经济理性广泛普及的今天仍有霸凌反智的政客强势崛起？为什么谁都懂得和解是比杀戮更好的道理，世界各地却不时爆发血腥冲突？为什么看似资本市场听凭适者生存逻辑主宰，这个世界仍存在一些与残酷竞争毫不相干的品格或事态(如良善、信任)？为什么曾为冷战时代两大世界霸主，存续70多年的苏联及其卫星国体系突然分崩离析、开启一段掉头向下的漫长历程，已有250年扩张史的美国近年来也出现内部社会严重撕裂、盟友体系裂痕扩大的局面？为什么西方主流学界有关当代中国的重大预测一再出错，从各式“崩溃论”到种种“威胁论”的多次轮演、反复被证伪却仍不绝于耳？为什么从知识形态层面很难确定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视域下的那些“黑天鹅”“灰犀牛”究竟属于一次性的重大突变，还是由一个个断裂事件构成的“连续性中断”？它们涉及关于人性、情感、人类本质和认知学的更深层问题：难道人类不能像其他高等动物须合作完成种群的更续而要自相残杀最终灭亡？难道不同周期的各地族群及其政治代表的价值和情绪永远不能给出单一解释和规范？难道未来关于知识的理解将越来越像“薛定谔的猫”那样无法定性、无从判别？这个疑问清单可以无限拉长，它们的共同提示是：实际生活的复杂性远超已有知识和认识水平，看似无序的突变背后藏着未知且难以捕捉的法则。置之不理的态度既不能满足用户和公众的需求，也不符合研究的性质与标准。“偶然性”“非理性”“反智”“反常识”等贬抑说辞的不断出现，正是凸显了分析工具的匮乏与学人视域的局限。这里无意否定过往的努力，仅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多数研究工作可能比较适合解释平稳过程、一般规律和显性事实，却不太适应解说带有结构震荡并伴有深重后果的“巨变”；若研究者无法预测形势变乱，至少要能够理解事物的个中原委，做好止损准备，研究时不说过头话。

类似的分析线索，可助力拓展思考空间，开发更多的研究命题，提供富有想象力的知识，让分析过程变得有趣。难点在于如何捕捉造就“涌现”的时刻或节点。如今验血便可知体内癌变的可能性，查DNA能获悉亲子关系，生物基因工程师正从去世物种(如猫狗)身体中取样培育其后代。那么，个体的遗传密码是如何传递给整体的，一根头发可能包含一个人的全部信息密码吗？幼雁到雁阵的进程，多大程度上源自原初基因、又有多少来自后天习得，如何找到涌现节点？消灭天敌或筑造巢穴或驾驭船只的蚁群，分别需要何种规模才能涌现“蚁群智慧”？单细胞向智人演化的漫长历程，是在什么温度或环境下涌现真正的智慧？这一个个案例中间是否存在某个临界点，还是由无数次尚未被我们识别的条件构成了涌现？联系到区域国别学科的对象知识，上述讨论尽管没有提供解疑释惑的密钥，却打开了更多窗口，激发新的想象与思考。讨论至此不禁联想，各个领域知识对整体知识的构成是否存在某种“机缘”？叠加重合的知识点、“派生树”形态的知识点、迭代换新的知识点、混沌涌现的知识点等，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平行的、交错的、反向的延展或纠缠)？知识的合成及最终的形态，是表现为哲学意义上的连续性的过程，还是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也许无从得知的断裂？福柯甚至认为，知识考古学所要追踪的，主要就是这类断裂、缺陷、新形态和突发事态，“断裂不是一个停滞的、无差异的、可能插入(哪怕瞬间)两个明显阶段之间的时间，它不是隔离两个时代和从某个缺陷的两个方面开展两个异质时间的无持续状态。断裂永远是存在于确定的实证性之间的由于某些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简言之，是描述不连续性本身的扩散”。(14)由此观察，那些表面上分歧、争吵、孤立的概念理论，乃至貌似无联系和时常脱钩的学界画面，实则是知识系统的不同刻度，是对象形态的多维呈现。过去我们对这类断裂关注不够，而现实逼迫研究工作者需加强相关努力。

三、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灰度

从知识光谱学看，作为成长中的一个学科门类，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具有“灰度”色彩。

(一)“灰度”概念

光谱学表明，白色是光的极致，黑色是光的缺失，灰色则是光与影之间那条无限宽广的光谱区带。灰色不是单一的颜色，而是色彩世界中最多样、最富层次的类型。理论上，它包含了黑白之间所有的明暗过渡，以及渗透各种彩色后的丰富色调，既有感觉清爽、理智、现代风的“冷灰”，也有混杂微量棕色或红色、给人柔和且有质感的“暖灰色”，还有代表沉稳和力量的中性灰色。按明暗深浅、黑白比例划分，灰色可分成无数明度层级，如浅灰色系(银灰、珍珠白、烟灰)，中灰色系(标准灰、大象灰)，接近黑色的深灰色系(炭灰、沥青灰、铁灰)。在现代生活和工艺设计里，调配出的各类灰色层出不穷。灰色之所以被称为“高级色”，是因其包容性强，能通过邻近色彩获得不一样的属性，即所谓“近暖则暖，近冷则冷”。

由此延伸出的“灰度”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生出宽广多姿的意涵。它既可以是计算机图像处理的名词，也可以衍生有关企业管理的哲学，还可以指某个不定型系统的认知。灰度由纯黑到纯白之间的一系列灰色调组成，灰度图像中每个像素的亮度值是连续的，可通过算法得以量化。灰度通常被分为256个等级(0-255)，0代表纯黑，255代表纯白，中间的数值表达不同深浅的灰色。黑白图像(二值图像)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0或1)，灰度图像则包含从黑到白的过渡，自带细腻的层次感。简言之，灰度可当作衡量认知不确定程度的术语，体现谈论问题时的某种包容、灵活的态度。灰度越低，说明已知的信息越确切，对有关对象的了解越充分；反之，灰度越高，则说明系统的不确定性越强，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少。灰度思想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态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在数字图像处理、摄影和设计中，灰度指的是没有色彩，只有亮度变化的图像模式；艺术家通过控制颜料的混合比例，创造出不同深浅的灰色，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光影变化和空间层次；工程师和厂家让消费者对包括汽车在内的现代消费品颜色做个性化选择；管理学则用它讲授智慧和高情商的组织与管理技巧。例如，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提出“灰度法则”，强调在精准控制与自然生长间寻求动态平衡；任正非给华为制定“灰度管理哲学”，认为华为决策的关键是把控方向感和节奏，管理者需要具备在不确定和模糊地带引领队伍的素质，灰度最能体现这种要求。其核心在于，追求一种介于是非对错之间的中间态，反对那种“非黑即白”的思考与行为逻辑，体现出管理的高超智慧和辩证思维。好的领导力在于承认世界的多元和复杂，善于妥协和包容，不主张完美或纯粹，且在面向“无人区”的探索路上，在困难重重和充满矛盾的局面下，坚忍不拔地寻找解决方案。现实里，华为正是在灰度思想的引导下，不管遭遇什么样的高压和挫折，始终保持着向上的运势与韧性。

(二)灰度的区域国别学科

依照“灰度”思维，区域国别学科恰似一个灰色系统，其形态、性质及演化都有灰度呈现。在这里，知识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和具体知识点的掌握，更是综合的历史学习、政治认知和识见构造。“灰度”让人懂得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感悟解读知识的“社会情境”“历史语境”“政治约束”“学术圈层”“个人局限”之多重性。它不仅让学人跟进和服务于国家民族的需要，搭建话语架构和培训科目，亦能自觉自身局限与外部约束，学会在稳健前行中发掘“灰色地带”。“灰度”视角承认知识边界的模糊性，拒绝非黑即白的教条，重视不确定性对研究工作的价值，努力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尤其要在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间发现公约数，同时意味着信息的不完备、数据相对贫乏、生态位不清晰等起始条件的长期伴随，意味学科平台需要与其他领域交叉互动互鉴。

因此，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无论是明确具体的追踪目标还是构建整体的学科形态，还是确立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直到进行学科内部的分层分科和交叉融合，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看待、培育或处置。首先，灰度学科的定位特别适合新兴的区域国别学科。尤其是需要依照灰度思维去发掘、充实和完善区域国别学科的主体概念、学科分支、课程设置、方法论乃至整个系统。特别是，把“区域国别”分作“区域”“国别”两个板块就能读出一个学理含义：国别是相对确定的、有资源地理人口等清晰要件的成熟目标，既有学科已存在较现成的国别史和专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分析路径；区域则是一个更加立体、多维的范畴，既有传统的固定边界(如地理层面的五大洲及邻近的海洋区位)，也可根据需求拓展“灰度”的大量新疆域。瞄准区域学说的灰度特征，有利于筛选现实国际关系的小切口专题和微理论，如“全球南方说”、非洲本土知识体系、欧洲左翼的“新葛兰西理论”、中等强国的“卡尼主义”等；有利于建构新疆域的方法论，如学科间性理论、知识重组理论等。其次，灰度观念时时提醒研究者，既要观测那些相对表态和成型的知识点，更要注重灰色地带的识见。例如，公众和媒体通常把欧亚大陆视为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传统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学也不太深究它的内涵；但是比较区域学中越来越多的研讨揭示，欧美、俄罗斯、中国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词汇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和解释，反映深厚而差异的三大历史观、文明观和世界观。(15)

就中国当下的学科建设而言，区域国别学科的灰度观念实际上已经催生出不少有益的尝试。例如，在多学科工具箱利用方面，一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当下国内各高校区域国别学的培育中逐渐得到重视。如历史学科下的比较史观、全球史观、断代史分析、大时段对照、原始文献与新认知结合研读，社会学领域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场景观察和统计法；国际公共事务分析和外国经验研究经常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分析法、地缘政治学、选举政治与多党制解析等；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常用的文化比较方法、翻译学方法论、跨文化多族群比较、不同语种的质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语言文学传播论等。不少高校适应新的时代特点，融合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乃至心理维度和科技维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增设了很多新课。这类动向在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与国际事务和全球发展相关的院系中愈发明显。这反映出国家在确立区域国别一级学科后的重大效应，给高校学子提供了更多选项。再如，在跨领域交叉应用方面，区域国别学科起着黏性作用。作为新建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的学位，培育具备全方位视野的综合型人才。从学科目录清单可知，经济学位里包括财政、金融、贸易投资、经济学原理等大类；法学学位包括了法学、政治学(含国际事务、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大类；文学则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等分支；历史学囊括了历史学原理、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等方向。区域国别学科在借用经济学方法时，不仅可以使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分析，还可以借鉴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区域国别学专业中的新闻传播课程，不光有新闻学原理(新闻价值论、访谈方法论、形象塑造理论、软实力说等)，更有“异类和非主流认知分析”“关键事件追踪法”和“以中国为方法”等新命题。还有很多区域国别研究院结合时政热点，推出了面向全校范围的模拟联合国和外交谈判、学术挑战杯竞赛，鼓励学生自由组合、跨专业参赛，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又如，在学科专属方法领域，区域国别学科的实践调研显然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它要求教师和学生对于特定的国际区域和目标国家有深入的认识。近些年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家高层近年来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区域国别学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类是“区域”作为核心范畴衍生出的新议题和研究路径。“区域”作为学科主体范畴，用不同类别的“区域”关联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它讲究整体性，重视跨领域互动，感知科技进展。该研究范围不仅包含传统的各大洲大陆大国的自然地理资源人员等，也越来越多涉及深海、洋底、极地、太空等高疆域，直至非物理层面的网络空间、算法高地、虚拟货币等新区域，以及全球南方、不同文明圈之类观念区域等。不过，所有这些方法都处于摸索状态，与“灰度”定位相符合。正如秦亚青教授关于方法论多元性的观点，即从长远看，只有在多元方法竞争的思想市场上才会发现最适切的方法。(16)

“灰度”的特殊定位，将助力这一新学科内涵充盈的层化过程。“层化”原本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意指岩石沿垂直方向变化所产生的层状构造，它通过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和颜色的突变或渐现，表现沉积岩的不同年代、生成环境、沉积作用和结构特点，在各层间构成特殊的层理。地质学家对其分类解说，展示地质构造及周围大气空间环境的特性，解析宇宙发生和演化规律。它启发我们：有无丰富且差异化的层化结构和剖析层理，有无自觉的学科整体意识又分门别类，是确立学科知识形态的关键。懂得国家大局方针、社会经济需要和学术学问发展之间的关系，懂得区域国别研究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系，懂得一门学科的本体和支撑性科目的互动，懂得学理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区分，都可视为培育学科知识形态不可或缺的“学”与“问”。层化概念很好地证明了灰度科学的价值，它对于掌握更多的“勘探仪”“监测仪”，愿意吸纳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工具的年轻一代学人尤有吸引力。不难设想，当新时代这片大地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叙事，既有权威部门的顶层规划和重点高校的布局，又有不同地区院校的品牌及年轻学者的创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象会显得更加立体、充盈、独特。自然，“灰度”也像是一种提醒，即被称作“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并非传统意义上边界清晰、内涵确定、架构固定的样式，而是一个相对活泛、富于弹性、混沌熵增的学科系统，它在已有认知与未来期许之间建立创造性关联的工作远未完成。因此，灰度的区域国别学科更像是一门动感的艺术，一个富有探索性质的项目，一个有关世界政治和全球版图之“知”“智”“制”“秩”合体的学问。如同哲学家罗素指出，这类“‘知识’是一个远远不及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精确的概念”，“我们的分析引导我们得出逻辑上的基本假定，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是一长系列改进的终点”。(17)

注释：

①王逸舟：《探寻主体性：区域国别学知识论的几个问题》，《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5期，第3～16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3页。

④[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4页。

⑤[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第145～146页。

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582页。

⑦[英]罗素著，张金言译：《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8～195页。

⑧[德]卡尔·曼海姆著，李步楼等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3～344页。

⑨王缉思：《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

⑩[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8～181页。

(11)[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3页、第187页。

(12)同上，第198～199页。

(13)[美]米歇尔·沃尔德罗著，陈玲译：《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连续的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14)[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0～191页，第194～195页。

(15)Дaй Bэйцзин.《Eвpaзия》в политичeском дискуpce Poccии,Китaя и CIIIA:cpaвнитeьный aнaлиз//Pоссийский жypнaл пpaвовыx иcслeдовaний.Tом 4,№ 3,2017,C.100～104.

(16)[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7)[英]罗素著，张金言译：《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