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莫砺锋教授2025年11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再版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据录音稿整理。
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的历时性的存在；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是一种主观的叙述、阐释和评价。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第四章中所论述的“文学史”是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的一种研究方式，当然应是指第二种而言。像所有的学术研究一样，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有所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其实他想问的并不是文学史是否可能存在，而是问写好文学史是否可能。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的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某种文体内部前人对后人的影响等，都是文学史研究应予关注的内容。我们今天来讨论文学史问题，当然应关注怎么撰写文学史。
在20世纪初期，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在提倡“新史学”时就说过“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经陈旧的历史”。话说得平淡无奇，却是不易之论。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重新编写文学史，才能体现其当代性和主体性。正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也应有一代之文学史，所以必须不停地重写。所以“重写文学史”是毫无疑问的，需要深思的是怎样重写。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都渴望着在总体水平上有所突破，写出超越前人著作的新著来。但是要想实现超越，谈何容易！大家公认，从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国恩‘史’”）、科学院文学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所‘史’”）是最流行和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的。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两句话，对此大家的看法相当一致。既然已经看清了缺点，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克服它们，努力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给予更正确的解释。同时应对文化、社会心理等其他文学背景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更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流程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还应该放弃罗列作家、作品的拼盘式结构，而把厘清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作为主要的论述方式，等等。然而，正像俗话所云，空说容易动手难，要将这些明白清楚的观念付诸实践，绝非易事。文学史的轨迹是一条乃至数条没有一定规律的、时断时续的曲线，要想用文字把它表达清楚，首先应确定一些最重要的轨迹点位置，也就是要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充分的论述，并把它们放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然而仅仅有几个孤立的点尚不足以体现曲线的全貌，于是又必须兼顾构成文学整体风貌的次要作家、作品，并厘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即使仅在单一文体的研究范围内，已很难做到兼顾周全且主次分明，更遑论包含形形色色、互相影响、演变又不尽同步的诸多文体的通史型文学史！
所以我认为，与其空谈文学史理论或文学史编写应该达到的学术境界，不如切切实实地讨论如何编写合格的文学史著作。时至今日，由一人之力成一家之言的文学通史已经难以实现了。因为随着学术的发展，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多，以一人之力根本无法穷尽所有资料，又怎能总结学界的研究成果并推陈出新？如今要想编写一部文学通史，必须采取集体编著的方式。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而且集体编撰的文学史可以避免个人观点的偏颇性，比较适宜用作大学教材，教材毕竟应将已成公共知识的说法介绍给学生。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应该集中在如何编撰出超越前人的新文学史来。
从表面上看，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300种，真可谓洋洋大观，但是这些文学史著作往往是适应各类特殊学生的教科书，陈陈相因的情况非常严重。试把80年代以来问世的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文学史教材其实都是游国恩“史”和文学所“史”的改编本，或者曾参考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真正有资格成为讨论对象的其实也就是这三部著作。其实，在90年代新出现的几部较有质量的文学史，也确实是针对这三部著作而重写的。比如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术个性分明，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脉相承，而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与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脉相承。我本人参加了袁行霈“史”的编写，记得我们举行第一次编写会议时，便请费振刚先生前来介绍当年他参加游国恩“史”编写时的具体情况。而且无论从主要内容、章节设置等方面来看，袁行霈“史”都与游国恩“史”有着较大的相似性，那便是比较适合用于大学中文学科的文学史教学。
至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即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则是在60年代《中国文学史》基础上的一脉相承。参加上一部文学所“史”编写工作的多位学者，如曹道衡、乔象锺、吴庚舜、邓绍基等也是“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主编，更加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主持前一部文学所“史”编写的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三人，都是学术各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他们都不在高校担任课程，所以相较于游国恩“史”，文学所“史”体现出较强的学术个性。虽在章节设置上仍以作家、作品为序而与游国恩“史”相差不大，但具体论述似乎更适于一般的文学史爱好者，并不刻意适应大学中文学科的课堂讲授。同样，这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显然也不以大学课堂为主要考虑对象，单是篇幅，便不是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所能消化得了的。在目前的大学中文系内，文学史课程的课时是有限的，教师不可能讲完这么多的内容。同样，学生也接受不了这么复杂的内容。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除了供一般的文学史爱好者阅读外，也对大学中文学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用途。我曾阅读其中的几部，深感印在每一部封底上的董乃斌先生的评语说得相当中肯：“这部文学通史执行‘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编写体例。分期按朝代，立章或立节则按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另设‘概述’介绍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概况，又设综述性章节叙述时代相近的作家群。除写入公认的大作家，给以较大篇幅，全书涉及的中小作家数量远超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学史，故有‘大文学史’之称。”这说明编写者并没有设置高而不切的新标准，他们并未像某些文学史著作自诩的那样“创建全新的体系”或“体现全新的阐释标准”，而只是沉稳平实地追求学术进步。正如董乃斌题在封底的另一段话：“叙述内容的要求是力求稳妥公允，不简单化，不贴标签，对具体作家的叙述要能够反映、体现当时研究的水平和一些最新成果。考据的结论、借鉴他人成果或尚有争议的问题，正文无法容纳，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因此，这部文学史每章的注释数量多，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文字表达则要求客观平实，明白简练。”正是这些优点使这部文学通史不但是一般的文学史爱好者的高端读物，同时也对大学中文学科的文学史教学有着重要的价值。
首先，“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是讲授文史学课程教师的优秀教学参考书。俗语说：教师要想教给学生一碗水的知识，自身必须具有一桶水才行。“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优点正在于此。试以我比较熟悉的唐、宋两部文学史来看，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人都各设两章，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陆游与辛弃疾也都各设两章。于是唐宋时期的这几位文学大家便得到较充分、深入的论述，虽说教师在课堂上不可能讲得这么细致，但如果他们想在某一个知识点上讲得更充分、更深入一些，则此书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其次，如果有学生不满足于课堂学习所提供的粗线条的文学史脉络，而想要获得更精细的轮廓，则此书也可以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此书还能给选择古代作家作为论文题目的本科生乃至研究生提供选题指南。由于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大，也由于学位论文数量的不断积累，现在的学生在选题时往往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大作家留下的学术研究空间比较狭小，学术训练远远不够的同学们比较难于着手。而中、小作家虽然数量繁多，但学界尚未对他们进行基本的文学史定位，同学们想要寻找新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感到迷茫，即使他们的导师也不一定能给予准确的指导。这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论述的中小作家数量特别巨大，而且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比如唐代的王绩、王梵志、张说、张九龄、元结、刘长卿、韦应物、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人，以及宋代的晏殊、张先、晏几道、贺铸、陈亮与刘过、吴文英等人，皆设专章。至于专设一节的中小作家，则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如唐代的苏味道、崔融、寒山、拾得、崔国辅、卢象、贾至、独孤及、吕温、吴武陵、刘轲、鲍溶、雍陶、李涉、施肩吾、刘沧、刘得仁、司马札、来鹄、崔道融、吴融、陈玄祐、刘蜕等人，以及宋代的司马光、潘大临、夏倪、田为、曹组、陈克、扬无咎、袁去华、邓肃、洪皓、朱弁、曹勋等人，都在其他文学史中不见踪影。我觉得这些小家都能成为本科生毕业论文甚至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相关论述都能起到对同学们进行选题指导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此书既是一般的文学史爱好者的高端读物，又是对大学中文学科的文学史课程具有切实作用的教学参考书。一身而二任，使这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在林林总总的文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
那么，“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就是没有完成全帙的遗憾。此书较早的七种九册大多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仅有《秦汉文学史》出版于2024年，至今仍有《明代文学史》《清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三种没有完成，全书仍是一个半成品。在近代学术史上，“半截书”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那往往是个人著作，由于著者个人原因未能完成全稿。“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是一部集体著作，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集体著作，它没有任何理由长期停留在“半成品”的状态。况且没有完成全书，书名中的“通”字又落实在何处呢？我认为，以文学所的地位与实力，它在设置课题与获得经费两方面都具有优势，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尽快启动续完“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工作。此书当年在组织编写队伍时并未局限于文学所的范围，现在更可以把编写人员的名单扩大至相关高校或其他单位。我相信，各大学中文学科的师生以及广大喜爱文学史的读者都期盼着十种十四册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早日问世，那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文学史”。
原载《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