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报道了两位中国籍青年数学家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立刻成为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我与老伴也不例外。我们不但仔细阅读公开报道，还兴奋地交流从不同渠道得来的各种小道消息。到了最后，我开玩笑说：“我当年参加数学竞赛获奖的时候，邓煜和王虹还没出生呢！”此话虽是玩笑，所说的事情倒是千真万确的。我的记忆由此回到一个甲子以前。
六十四年前，正在江苏省太仓县璜泾初级中学读初三的我，被学校选拔出来参加全县的数学竞赛。璜泾是太仓县最偏僻的小镇，紧靠长江，离县城六十多里。璜泾中学是全县中学中很不起眼的一所，不但与沙溪中学、太仓县中、浏河中学那三所兼有初中、高中的“完中”不可同日而语，在同样性质的二十多所初级中学中也没有优势。一句话，璜中就是一所平平常常的乡镇初中。不知何故，1962年秋天，太仓县文教局史无前例地举办全县中学生的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消息传来，老师们都很兴奋，事前一个月就进行动员，并选拔学生准备参赛。我的语文成绩平平，只有作文差强人意。数学则是我的强项，代数、几何都学得不错。有一次几何老师进行学期总结，在班会上宣布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两次阶段考加上期中考和期末考，每个同学都有四个分数，老师便一一报来。轮到我，老师报的是“四个一百”！所以当我被学校列入两项竞赛的参赛名单后，我对作文赛不作非分之想，对数学赛则暗怀希冀。果不其然，不久竞赛结果公布，我在作文竞赛中名落孙山，数学竞赛则以唯一的满分获得全县第一名。我得到的奖励是一张盖着县文教局公章的奖状，以及父亲请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支亮晶晶的不锈钢圆规，我从此便不用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圆规了。
我在数学竞赛中夺冠还有一点余波。次年5月，我们毕业班的同学要在中考前到县医院去做体检。璜泾镇与县城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是一艘“噗噗”冒汽的小火轮，六十里水路要走半天。全班同学在数学老师高宏远的带领下坐船进城，当天来不及回家，便在城厢中学借宿一晚。高老师从前曾在城中任教，一年前刚调来璜中，他在城中师生中有不少熟人。那天下午，我们正列队前往县医院，带队的高老师被一群城中学生围住说话。到了傍晚，高老师对我说：“刚才城中的同学围住我，打听哪个是莫砺锋！”原来城中初三班有一个数学尖子，被数学老师评为“教了几十年数学从没见过的好苗子”，没想到他在数学竞赛中仅获第二名，第一名竟被璜中学生夺走，这使城中师生啧啧称奇，所以他们想看看这个夺冠的璜中同学是何许人也。
我絮絮叨叨地叙述参加数学竞赛的陈年旧事，并非为了炫耀，在县级竞赛中获奖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想说明，我这个以钻故纸堆为业的古代文学教师要来讲数学家的事，不是胡思乱想。换句话说，我想亮明身份：我在少年时代曾经做过数学梦，我要报名参加数学家的粉丝团，多半能通过资格审查。以下言归正传。
我见过的第一位数学家是华罗庚先生。1964年春天，我正在苏州高级中学读高一。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说华罗庚先生要到苏高中来讲学了！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师生莫不奔走相告。我也一连兴奋了好几天，事先便写信报告父母和我的初中同学。华罗庚！就是“三钱一华”中的“华”！（《南方周末》编者注：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合称“三钱”）我在璜泾读初中时，早从书本上和老师嘴中得知“三钱一华”的大名。听说自学成才的华罗庚曾在金坛县的小商铺里当过伙计，这对我们生活在偏僻小镇的少年尤其具有震撼力。讲座的日子到了，华先生在校长等人的簇拥下走上讲台，全场掌声雷动，我也使劲鼓掌。幸运的是，座位是按班级划区的，我们高一5班的区域在前排居中，我离华先生的距离不足十米。这可是华罗庚啊！我曾从书本上看过他的相片，如今他本人竟然出现在我面前！那天华先生讲的内容并不深奥，像蜂巢为何是六边形等例子，我都能听懂。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华先生，竟然时时走神。那次讲座以后，我学习数理化的干劲更足。到1966年5月，我便在高考志愿表上把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填为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清华的电机工程系，那是父亲严令我必填的）。虽然我还没走进考场便遭遇“废除高考”的晴天霹雳，我的数学之梦从此烟消云散，但见过华罗庚仍是我人生记忆中的一件大事。
我见过的第二位数学家是陈省身先生。2004年10月，叶嘉莹教授八十寿辰庆祝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我与同仁张宏生一起应邀前往。21日上午庆祝会在南开东方艺术中心开幕，到场的嘉宾以文艺界人士居多，但也有陈省身、杨振宁等科学家。陈省身先生是我久闻大名的数学家，他因坐轮椅而没上主席台，被安置在讲台下的最前方。坐在第二排的我离他很近，得以仔细地瞻仰他的侧影。等到来宾致辞，大多说得简短得体。只有长髯飘飘的文怀沙发言冗长，东拉西扯言不及义，后来竟然自吹自擂。听众多不耐烦，会场里“嗡”声渐起。文怀沙见势不妙，便向台下的陈省身打招呼说：“陈老以为如何？”只见陈先生挺起身体，声如洪钟地怒喝：“我以为老年人应该少讲话！”话音刚落，文怀沙的唠叨戛然而止。那天陈省身没有登台发言，但那句呵斥，我至今难忘。那是否体现了数学思维的简洁明快、直凑单微，我说不清楚。我只觉得陈先生说话很像佛家所云菩萨狮吼，仅此一言，便胜却凡语万千。
我见过的第三位数学家是丘成桐先生。我早知丘成桐是最早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但不知其详。2021年，译林出版社赠阅《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我得到此书后爱不释手，多次阅读，这才知道丘先生不但是获奖多次的国际大数学家，而且是能诗善赋的高雅之士，还是关心国内数学教育的教育家，心中更加仰慕。心诚则灵，2026年8月20日，我竟然得到与丘先生促膝交谈的机会。南京琅玡路小学请我去为语文教师做讲座，正巧丘先生也于同日到琅小参加《我们的爷爷丘成桐：以形筑梦的数学魔法师》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邂逅，相谈甚洽。丘先生的年龄长我四天，早期学历则同样是1966年高中毕业，我们是真正的同代之人。不同的是丘先生随即考进香港中文大学专攻数学，从此在学术道路上高歌猛进。我则随着数百万的“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使用镰刀、锄头种了十年庄稼。但我能在有生之年与大数学家丘成桐见上一面，并与他交谈十分钟，总算满足了一个粉丝的心愿！
一千五百年前，《神灭论》的作者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在南京城里谈论命运的话题。子良问范缜：“你不信因果报应，那怎会有富贵贫贱的差别？”范缜回答：“人生就像树上随风飘堕的花瓣，落到何处纯属偶然。”我年轻时曾钦佩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豪言壮语，进入老境后便更加信服范缜的论断。当然，我一生中有幸见过三位大数学家，看来我这朵东西飘荡的花瓣也曾有过闪亮的瞬间。
原载《南方周末》2026年8月27日B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