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宋诗研究是比较不景气的一个部分。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文学史分期的角度而言，宋代文学在总体上不如唐代文学或明清文学那样受学界注重。唐代被认定为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唐代文明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所以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也就被视为古代文学的精华。而宋代却一向被视为积贫积弱的时代，宋代文化的高度成就也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宋代科技的高度评价、陈寅恪认为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几乎不为人们所知。于是，宋代文学，尤其是宋诗，当然也就不受重视了。宋代文学与明清文学相比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原因是明清文学的重心已转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这些文学样式较多地反映着有关阶级矛盾等社会历史内容，也更符合现代文学界的文体选择，所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就受到学术界的青睐。而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显然不在这些方面，宋诗、宋词乃至宋文的内容走向与审美情趣都主要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政治风气以及学术风气的氛围中，它们受到冷遇是必然的现象。既然整个宋代文学不受重视，宋诗研究当然不可能很景气。

第二，从文体的角度而言，宋诗在总体上不如宋词那样受学界注重。王国维关于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的观点深入人心，唐诗、宋词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史名词。所以在宋代文学内部，宋词的研究几乎是一枝独秀，而宋诗的研究却十分冷落。如果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论著进行数量分析的话，恐怕关于宋词的论著数要比有关宋诗的多出许多倍，而事实上宋诗的数量却要比宋词多出十倍以上！再加上由来已久的宋诗不如唐诗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学界对宋诗的评价就相当之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关于宋诗的论文还常常在论证所谓“宋诗味同嚼蜡”的老命题。甚至到八十年代末期，还出现了题为《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的论文。而任何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写文章从整体上说唐诗或宋词是“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由此可见宋诗是多么受人轻视。

应该承认，对宋诗的轻视由来已久，并不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然而把这种倾向推向极端，却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学术风气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都有不利的影响，那种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意义、轻艺术价值的风气对宋诗研究造成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它除了使宋诗研究在总体上处于被冷落状态以外，还在宋诗研究的内部产生了不良结果。比如在宋诗的大家中，八十年代以前最受重视的是陆游而不是苏轼，而陆游近万首诗作中真正得到关注的也不过是有关爱国主题的几十首代表作。至于黄庭坚、陈师道诸人，则几乎不在学界的研究视野之内，偶然提到也是一笔抹杀。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宋诗研究到了五十年代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编选《宋诗精华录》的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诗有三元”即认为以“元祐”为代表的宋诗可与盛唐诗、中唐诗媲美的观点已被弃若敝屣。不妨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钱锺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小说《围城》中，借名士董斜川之口说“唐以后的大诗人是‘陵谷山原’”，即杜少陵、王广陵、梅宛陵、李昌谷、黄山谷、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陈散原，其中唐人只有三位，宋人倒有五位。这虽然是小说中虚拟人物之言，但确能反映当时诗坛风气之趋向。如果参照同样撰于四十年代的《谈艺录》，不妨说这也是钱锺书本人的看法。可是到了六十年代，钱锺书编著《宋诗选注》时，他对宋诗的总体评价却已大大下降了。《宋诗选注》是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宋诗研究最杰出的成果，但是前言中指责宋诗“把末流当作本质”云云，完全是受了当时流行的政治性话语的影响，并未搔着宋诗的痒处。而且此书选目中黄庭坚诗只有三题五首，仅及陆游诗的九分之一、范成大诗的四分之一、刘克庄诗的二分之一，这无疑是当时的学术风气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其实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黄诗相当重视，对他本人日后在《宋诗选注》中说成是脱离生活、仅从书本上寻找诗材的风气并无不满。由此可见当钱氏编选《宋诗选注》时，他的立场并不能反映他对宋诗的真实看法。尽管如此，当时的学界还是对《宋诗选注》感到不满，认为它“左”得还不够！连钱锺书都不能免俗，一般的学者就更难说了。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发表的宋诗研究论文总数不足二百篇，其中论陆游、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倒占了一半，这显然说不上是对宋诗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宋诗研究在五六十年代的状态太不景气，当八十年代之初整个学术界开始恢复正常并有所发展之后，宋诗研究的发展也未能跟上其它领域的步伐。比如说唐代文学研究在八十年代之初就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它不但每两年开一次研讨会，没有中断地出版研究丛刊和年鉴，而且还在组织全国的唐诗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唐诗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在文献整理、作家生平考订和背景研究、流派研究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可是宋诗研究却没有此般盛况，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直到2000年才宣告成立，比唐代文学学会晚了整整二十年。正因为如此，虽然本文涵盖的时间跨度是整个当代，但是当我谈到具体的成果时，主要关注的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四十来年。

二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宋诗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整理。北京大学主编的《全宋诗》的出版，是宋诗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清代学者编纂《全唐诗》时，不但有前人的几种唐诗总集作为较好的基础，而且唐诗总数只有五万首。而《全宋诗》一来没有较好的宋诗总集作基础，二来所收作品多达二十四万多首，其编纂难度远远大于《全唐诗》。虽说《全宋诗》仍是草创之作，不免有缺漏舛误，但是它毕竟为学界贡献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宋诗总集，而且学界对它的订补纠错的工作也随即开始，汤华泉所编《全宋诗辑补》即补收宋诗二万二千首。《全宋诗》与《全宋诗辑补》虽然还有缺漏，但已为宋诗研究者提供了基本完备的大型宋诗总集。与《全宋诗》堪称姐妹篇的《全宋文》也已出版，它为宋诗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宋诗背景（包括作者生平、历史背景等）的丰富材料。此外，程毅中的《宋人诗话外编》和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宋代诗学理论的丰富材料。别集的整理也有创获，比如朱东润的梅尧臣集校注、钱仲联的陆游集校注、白敦仁的陈与义集校注可称是校注俱精的名著，此外如陈增杰的林景熙集校注、傅平骧和胡问陶的苏舜钦集校注等的质量也相当可观。钱锺书的《宋诗纪事补正》所收宋诗虽然大多已见于《全宋诗》，但是其甄别考订之功仍很值得重视。可以说，今后的宋诗研究者所掌握的宋诗文献要比前人远为完整、准确，这就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学术基础。我觉得人们对上述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视仍嫌不足，其实它对整个宋诗研究的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无疑是学术水准很高的名著，但是由于它成书于六十年代，当时尚无关于宋诗的总集可作文献基础，所以虽然钱锺书学问渊博，但仍未能全面掌握材料。书中选了吕本中的二首《兵乱后杂诗》，注中说明是据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所收的五首而选的，并说这不见于《东莱诗集》。但是事实上原作本题为《兵乱后自嬉杂诗》，一共有二十九首，存于宋本《东莱外集》，方回当时已作过一次选择。当然钱锺书后来对《宋诗选注》进行订补，已经注意到《东莱外集》。由此可见资料的全面性是多么重要，要是当年就有《全宋诗》，钱先生选注宋诗的工作条件会有极大的改进。 

第二，专题研究。宋诗专题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于诗人研究和诗歌流派研究两个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苏轼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有关苏诗研究的论著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陆游诗研究，在近年来举行的宋代文学学会年会上，代表们提交的论文中关于苏轼的几乎每次都是独占鳌头，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回归文学本体了。孔凡礼的《苏轼年谱》长达百万字，学术质量已远远超过清人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总案》。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的《苏轼全集校注》则是一部八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其中对苏诗的注释堪称集众注之大成。王友胜的《苏诗研究史稿》则对历代的苏诗研究作了全面的观照。对苏诗成就及特征的研究与评价也有所突破，王水照、刘乃昌、曾枣庄、周裕锴、朱刚等人关于苏诗的论著都达到较高水平。对黄庭坚的研究较多地带有一些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味道，以往套在他头上的无非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等帽子，经过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的论述，现在大家不再围绕那些恶谥作无谓的争论了，我们已能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诗作和诗论了。关于黄庭坚的研究专著如黄宝华的《黄庭坚评传》、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钱志熙的《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已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可惜的是除了陈永正、何泽棠的《山谷诗注续补》之外，尚未出现新的黄诗新注本，这也许是因为黄诗难注，所以从宋注以后就没有出现过黄诗全集的新注。此外，关于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等人的研究也颇有成绩。关于宋诗流派的研究也有所突破，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昆写《宋诗派别论》以来，宋诗流派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宋诗流派之多、影响之巨是文学史上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到了八十年代，程千帆先生以非常敏锐的学术眼光主持进行“唐宋诗流派研究”的课题，其中关于宋诗的成果是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和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这是当代有关宋诗流派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如西昆诗派、四灵诗派、道学诗派等也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还有一些研究论著虽不以诗派为名，但其实质却很相近，例如程杰的《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对宋初欧、梅、苏等人的诗风革新及其在宋诗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澄清了有关史实，视野开阔，结论可信。当然，更主要的成果是相关的单篇论文，由宋代文学学会主办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每两年出版一期，从1997年以来从未中断，每期皆刊有宋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来查阅有关宋诗研究的最新论文。从年鉴刊登的论文目录以及论文摘要就可看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间，有关宋诗专题研究的论文是大大地增多了，其学术水准也远远超过了五六十年代。

第三，总体评价。由于关于宋诗的文献整理及专题研究有了较大的成就，关于宋诗的总体评价也比从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初还有不少学者对宋诗的评价囿于“味同嚼蜡”或“宋人不懂形象思维”之类谬说，那么现在此类观点已经基本被学界抛弃。如今学界注重的论题已经转向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征、宋诗与唐诗的异同、宋诗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比较实在的课题，当然大家对于宋诗的总体评价仍是见仁见智，但是很少有人对宋诗一笔抹杀了。已经出现了好几种关于宋诗的宏观研究的著作，例如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韩经太的《宋代诗歌史论》、许总的《宋诗史》、张健的《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张海鸥的《北宋诗学》、陶文鹏的《宋代诗人论》，此外如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和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等书虽然不是专论宋诗的，但是其中关于宋诗的部分却写得相当深刻。宋诗的专题研究也成果迭出，例如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周剑之的《宋诗叙事性研究》、张福清的《宋代集句诗校注》、卞东波的《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张振谦的《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杜若鸿的《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张立荣的《北宋前期七言律诗研究》、顾友泽的《宋代南渡诗歌研究》、曾维刚的《南宋中兴诗坛研究》、杨理论的《中兴四大家诗学研究》等。我认为上述著作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同类著作，例如周裕锴的书，不但建构了宋代诗学的体系，而且对宋代诗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论概括。这种概括体现了作者对宋代诗学的特征和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又善于用现代的术语和表述方式来叙说它们。此书作者对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两方面的材料都掌握得很好，从整体上呈现出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宏观的研究一般需要用专著的篇幅，但是这方面也有一些单篇论文写得相当酣畅，例如齐治平的《中国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争》对历代的唐、宋诗优劣论作了全面的总结，材料丰富，态度则不偏不倚，很有参考价值。

此外，宋诗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有较大程度的扩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学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大诗人和重要论题，一些中小诗人如释惠洪、张舜民、韩驹、郭祥正、朱熹、周紫芝、楼钥等都已有论文涉及，宋诗中的次要性主题倾向如咏花诗、题画诗、使辽使金诗、理学诗等都受到注意。另一方面是与宋诗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趋势，例如宋代的禅学思想与宋诗的关系，近年来受到多位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一批较高水准的论著。前人论述宋诗与禅学关系时一般仅限于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而现在学界对宋代禅僧的诗歌创作、宋代士大夫之禅学对其诗风的影响以及文字禅与宋诗风气之关系等论题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这就从总体上加深了我们对宋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把握。类似的论述有关于宋代理学思想对宋代诗学的影响、宋代党争与诗学之关系等，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综上所述，虽然宋诗研究与唐诗研究相比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但是它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至少可以说宋诗研究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了一席之地，它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那种在一部《中国诗史》中对五七言诗只写到唐代就戛然而止的情况大概不会重现了。

三

宋诗研究向何处去？它有怎样的学术前景？是否值得学界投入更大的力量？我认为我们所以要对以现代的宋诗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其最终目的在于温故知新，以便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首先应对宋诗研究的意义作一些说明。我们研究宋诗，不只是因为它数量巨大，也不只是因为它曾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它是古代五七言诗歌史上足以与唐诗媲美的唯一诗学现象。作为一代之文学，如果仅有巨大的数量而质量平平，那就并不具备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对象的资格。宋诗在这方面的情形非常特殊，它实际上是完全具备上述资格的，但是这种资格又常常被人漠视或否认，所以它不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样受人重视，时至今日，我们仍需对宋诗研究的意义大声疾呼。应该承认，对宋诗的现代学术价值的判断是与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宋诗的目的并不在于重启唐宋诗优劣之争，而是要通过对唐宋诗之异同来揭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丰富内涵及主导倾向。简单地说，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主要受其时诗歌写作的趋势或者说诗坛的风气导向的影响。五四以后，旧体诗的写作虽然仍在进行，但其诗坛主导地位早已让位于新诗，此时重提唐宋诗的话题，其意义便主要在于学术而不是创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像清末宋诗派诗人那样力争宋诗之造诣不亚于唐诗甚至更优于唐诗，我们要做的是说明宋诗在哪些方面异于唐诗，宋诗在哪些方面对唐诗有所补充、发展、革新，为什么唐宋诗足以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主导倾向，以及宋人何以能在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唐诗之外另辟新径等问题。也就是说，宋诗研究的意义其实是远远溢出于宋诗自身的，宋诗研究是有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宋诗自身的价值评判当然离不开唐诗这个参照标准，然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宋诗缺乏深刻的理解，那么对唐诗特征的认识也会流于空廓肤浅。由于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古典诗歌高峰，也是唐诗之后唯一可与它媲美的高峰，所以就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建构而言，它的完成是在宋代。或者说，在古代诗人建构完整的中国古典诗学的过程中，宋诗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和范本。离开了宋诗的实践，中国古典诗学就是不完整的、不成熟的。明白了上述道理，宋诗的研究价值也就不言则喻了。

当然，上述学术意义都是就整个宋诗研究而言的，它必须等到整个宋诗研究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后才可能凸现。在目前的宋诗研究的实际状态下，这个目标离我们尚是相当遥远。但是作为宋诗研究者，应该胸怀这个远大目标，否则有可能陷入目光短浅、课题琐碎的学术困境。另一方面，我们又应避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不应在目前学术积累尚未丰富的情境下就想要对宋诗作出宏观的整体的深刻阐释。或许可用下面两句老生常谈来表述我的意思：以远大的宏观意义为目标，从眼前的微观课题来着手。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对宋诗的研究意义有相当宏观的认识，但是仍应从实证性的具体课题入手来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应以一点一滴的功夫来进行学术积累，不宜有一朝一夕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幻想。

宋诗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当然很难预测，也不宜事先规划，不过也不妨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研究者各有各的特长和兴趣，当然可以自选研究课题。在宋诗研究范围内，大概还没有哪个方面可说已研究得很全面、很透彻了，所以从宏观到微观，从考证到理论，什么文章都可以做。但从全局来看，当务之急尚不是对宋诗作全面的、整体性的理论探讨，而应先把力量集中于文献研究。《全宋诗》虽然已经出齐且不断有人对它进行增补，但是不难预料，它的错误缺失不会比清人所编《全唐诗》少。既然学界对《全唐诗》的纠错订补工作至今尚未完成，那么对问世不久的《全宋诗》当然更应投入较多力量来做这项工作。此外，宋代重要诗人的别集急需整理，编年、校注的工作量很大。前辈学者朱东润、钱仲联等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继承他们的工作。比如王安石诗的编年、黄庭坚诗的校注，都是需要有心人来从事的重大课题。由于它们的学术难度较大，又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奏效，所以有待于沉潜深思之学者来完成。宋代诗话类著作数量巨大，彼此之间又有许多递相转述的情况，尚需进行细致的整理。凡此种种，都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所大学所能胜任的，希望中国宋代文学学会能够组织、协调学界来共襄大事，更希望所有热爱宋诗的人士都来关心此事，大家通力合作，来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快更好。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我觉得应注重对宋诗进行各种实证性的具体课题的研究，所谓实证性，即针对具体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答，无论是关于诗人生平的考订、关于诗歌本事的考证，还是关于诗歌意义的阐释、关于诗歌价值的评判，都可以而且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但是都应该在翔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说明，切忌托诸空言，更忌游谈无根。这本是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都应注意的共同准则，但是它对宋诗研究更加重要，因为宋诗研究的总体力量较小，学术积累较少，如此薄的家底，更加经不起浪费。在目前的情境下，宋诗研究者与其去追求对宋诗作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不如静下心来先对具体的枝节性问题进行解析。我说的枝节性问题并不专指题目很小的微观研究，而是包括一些宏观性质的专题研究，诸如诗派、诗史分期、诗坛风气等，总之课题必须非常具体，这种课题每解决一个都能具备学术积累的意义，日积月累，我们的宋诗研究便有可能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从而为整体性的突破做好准备。

宋诗研究既然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学术领域，它所蕴含的学术前景便十分可观。除了它自身的研究（或可称为内部研究）之外，宋诗的外向型研究也大有可为。传统的唐宋诗之优劣异同其实仍然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因为除了人们较多谈到的宋诗对唐诗的继承变革等课题外，我们还可从宋诗与唐诗的不同文化背景入手探讨它们的不同性质。此外如宋诗的哲理内涵，宋诗反映出的士大夫的复杂心理和深邃心灵世界，宋诗所包蕴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及其融合途径，宋诗与宋文、宋词之关系，宋诗与其它宋代文化形态如绘画、书法等之关系，宋诗在宋型文化之建构中的作用，宋诗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特征之形成中的作用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学术课题，并开拓了无限的学术空间。只要持之以恒，从事宋诗研究定会得到丰厚的收获。

宋诗研究还有一点潜在的学术优势值得注意，就是它在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最有资格进入现代学术思考的视野。宋诗有长于议论、长于表现理趣及以学问为诗等特征，就对诗歌艺术水准的影响而言，这些特征可谓有得有失。但是就后代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言，这些特征显然具有非常大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学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借鉴对象以后，宋代诗学的上述特征以其富于思辨性质的品格而成为最适宜于移植域外研究方法的试验园地。比如说西方理论中关于“影响之焦虑”的观点，与宋代诗人力图摆脱唐诗影响的努力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又比如接受美学的一系列观点，在宋代诗话类著作极为繁盛、诗歌评论与诗歌创作互相促进的现象中可以得到较好的印证。我认为，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范围内，最可能运用西方现代理论并得到成功的领域首先是宋诗，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很不够，所以留给将来的学术空间非常之广阔。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有关古典诗歌的学术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更好地阐释文本中蕴含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宋诗研究也不例外。因为古典诗歌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养。我们应该对宋诗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并做出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将那些经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从事宋诗研究的学者当然应有坚持坐冷板凳的精神，但我们的目光必须穿透学术象牙塔的墙壁而进入现代社会。一句话，宋诗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广大读者的宋诗阅读，是为了让读者拥有更完整、更可靠的阅读文本，并得到更准确、更生动的解释、讲解，衷心希望学者因此而做好宋诗研究，也衷心希望读者因此而关心宋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