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末五代作家张泌，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其实张泌是一位在诗、词、小说三大文体领域均取得较高成就、兼具独特艺术风格的全能型文人。张泌古体诗取法温庭筠浓艳密丽的体貌，又兼求语言通俗条畅，近体诗吸纳杜牧风流俊爽的神韵，其七言律诗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张泌的曲子词师承温庭筠，却突破温词纯为闺阁代言的范式，形成浓厚的抒情诗化、自我抒怀特质，词作多以男性主人公为叙事与抒情视角，与温庭筠艳词固守女性视角的创作路数形成鲜明分野。张泌于诗、词创作中皆精于炼字炼句、推敲章法，足见其贯穿一体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在唐末五代文学演进的关键转型期，张泌的创作具备无可替代的典型文学史价值：其一，他的艳情曲子词与艳情诗歌高度融合，是唐末诗词文体互渗、题材合一最具代表性的个案；其二，他既是唐末诗词一体化潮流的终结者，为这一长达百年的文体融合历程画上句点，又是五代西蜀花间词绮艳化、专业化发展方向的核心开拓者之一。身处唐末五代战乱频仍、文学传统断裂、文体格局重构的特殊时代，张泌以诗、词、小说兼擅的创作实绩，串联起晚唐与五代、中原地域文学与西蜀地域文学、传统诗体与新兴词体的发展脉络，成为这一文学大转折阶段的枢纽型作家。
一、 不应被忽视的唐末重要作家张泌
唐末五代作家张泌，长期以来不被文学史家重视，研究晚唐五代诗者，极少有人提及他，研究晚唐五代词者，也很少注意他，研究唐五代小说者，就更未见有将他纳入视野。整个20世纪研究张泌的专题论文只有一篇，而且是考辨性质的，未见有对其创作成就和特色进行综合研究的。其实张泌是一个具有较高创作成就和独特风格的作家，是唐五代文学研究中 “被遮蔽的名家”。从作品传播、历代选录、名家评点等维度来看，张泌的文学影响力在唐宋至明清历代从未断绝，绝非可以忽视的文人。他的七绝名篇《寄人》入选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作为蒙学经典流传近三百年，家喻户晓；七律《洞庭阻风》被清代诗坛领袖沈德潜列入晚唐典范之作，反复品评；曲子词名篇《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被鲁迅先生翻译成白话小品后取名《唐朝的钉梢》，并收入《二心集》，以现代视角解读其生动的市井情致，让这篇千年词作再度走进大众视野；《浣溪沙》（独立寒阶望月华）得到王国维极力推崇，被视作晚唐五代小令的幽艳典范；文言小说名篇《韦安道传》，又名《后土夫人传》，被唐末陈翰收入小说集《异闻集》，是唐末五代传播范围最广、受众最多的传奇作品之一，两宋《太平广记》《容斋随笔》等大型典籍均全文收录、援引评述。以上作品横跨雅文学与俗文学、诗歌与词曲、文言小说多个领域，足以证明张泌创作的广度、深度与生命力。而且，张泌的创作恰好跨越唐末和五代初，又是少有的诗词创作并重的作家，在唐末五代文学演变史中颇具典型意义。
张泌，字子澄，唐末五代重要作家，生卒年约为公元844—914年，亲历了唐王朝覆灭与五代乱世。这里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延续千年的文史讹误：唐末张泌与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张佖并非同一人。南唐张佖之“佖”与唐末张泌之“泌”字形相近、读音完全相同（均读bì），自宋代起便出现了传抄讹写、身份混淆的问题，后世甚至衍生出“唐末五代有三位同名张泌”的错误说法。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初步察觉二人生平、时代、作品的差异，但未作详细辨析；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将南唐张佖事迹附会于唐末张泌名下，进一步加剧混淆；明清两代《全唐诗》《全五代诗》《花间集补》等总集亦多混收二人作品、杂糅生平。李定广《千年张泌疑案断是非——各家张泌考证平议与辨正》一文，结合五代碑刻、地方方志、词集版本、职官史料进行缜密考证，彻底区分二人：唐末张泌主要活动于中原、湖湘、桂州一带，晚年依附马殷楚国；南唐张佖为南唐后期文臣，入宋后任职史馆，二人时代相隔近百年，无任何交集。这一考证成果现已成为学界定论，也是研究张泌创作的基础前提。陶然、李定广的最新研究成果《诗词名家张泌与张曙是否同一人？——“张泌即张曙”说补证》证明张泌与唐末诗词家张曙为同一人，张曙在唐亡后易名张泌。留存至今的署名张泌作品数量清晰可考：今存曲子词 28 首，诗 19 首，小说 2 篇即《韦安道传》和《妆楼记》。 张曙，南阳(今属河南)人，唐昭宗大顺二年(891)登进士第，与诗人崔涂、杜荀鹤有交往唱酬，曾任拾遗，唐亡前官至右补阙。署名张曙的作品今存诗3首，词1首，文1篇。由于唐五代典籍散佚严重，张泌（张曙）别集早已失传，作品主要依靠后世总集得以保存，也因此出现大量作品窜入、篡改、伪托现象，这也是研究张泌必须面对的版本难题。北宋陈世修为其外公冯延巳编《阳春集》，胡乱地将《花间集》中温庭筠、韦庄、薛昭蕴、牛希济、李珣、顾敻、孙光宪等人共十多首词收入。张泌的《江城子》（碧阑干外小中庭）（窄罗衫子薄罗裙）两首，皆误入《阳春集》，均被改动三五字。而《浣溪沙》（马上凝情忆旧游）一首，在《阳春集》中整个上阕三句“马上凝情忆旧游，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被改换成“醉忆春山独倚楼，远山回合暮云收，波间隐隐认归舟”。五代词版本之乱，莫甚于冯延巳《阳春集》，张泌佳作遭割裂篡改，实为词坛一憾。这一版本乱象，也从侧面反映出张泌词作在五代至两宋流传极广，才会被反复转录、误收。
张泌的正史传记已然失传，其生平行迹只能依托本人作品中的地理意象、人事线索，结合唐末藩镇格局、科举制度、文人幕府生态进行梳理。综合作品内容来看，张泌一生主要辗转于四大地域，地域轨迹也对应着他人生的不同阶段。
第一，湖湘、桂州一带（今湖南、广西地区），相关作品共计8首，是其创作数量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区域。代表作品有《洞庭阻风》《春日旅泊桂州》《晚次湘源县》《秋晚过洞庭》《岳阳楼》，以及词作《临江仙》（烟收湘渚）、《南歌子》（柳色遮楼暗）等。其中《晚次湘源县》与《临江仙》（烟收湘渚）同咏湘妃祠，一诗一词，题材、意象高度呼应；《南歌子》（柳色遮楼暗）提及“桐花”，桐花树为岭南桂州、粤西特有树种，印证其足迹抵达广西。唐末此地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的核心管辖区域，马殷治下广纳文人、振兴文艺，唐亡之后马殷建立楚国，以潭州（长沙）为都城，坐拥三湘、控制桂容二州，成为南方文化重镇。结合唐末文人“游幕”的普遍生存模式推断：张泌在唐亡前后进入马殷武安军幕府，楚国建立后出任舍人一职，终老于湖湘。这也意味着，张泌属于《花间集》中西蜀以外的花间词人，与温庭筠、皇甫松、薛昭蕴、和凝等人身份相近，并非西蜀本土文人。
第二，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相关作品5首，全部创作于唐朝灭亡之前，对应其早年科举求仕阶段。词作《酒泉子》（紫陌青门）提及长安三十六宫、杏园、未央宫等标志性建筑；《满宫花》（花正芳）吟咏洛阳上阳宫女，而上阳宫建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唐末战火中彻底损毁，由此可判定此词作于唐亡前夕。《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以“凤城”代指长安，记录京城市井风情；诗歌《长安道中早行作》书写科举举子的壮志与奔波之苦；《题华岩寺木塔》则抒发长安落第后的失意与感慨。综合可知，张泌早年长期滞留长安，核心目标便是参加科举、博取功名。
第三，成都（西川），有词作《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1首，还有署名张曙的七绝《下第戏状元崔昭纬》涉及此地。浣花溪为成都名胜。结合署名张曙的《击瓯赋序》自述，张曙为避广明元年（880）的许州兵乱而逃至成都，随后在中和元年（881）的科举落第，中和四年（884）至巴州投奔时任巴州刺史的叔叔张祎，并在宴席上受命作《击瓯赋》。
第四，边塞地区，仅存七律《边上》1首，写战乱导致边关封锁、城乡荒芜、百姓流离，山河残破，暗含对战争的厌弃、对乱世的哀伤、对苍生苦难的悲悯。未详述具体边塞地点，结合唐末藩镇混战的背景，应为漫游途中短暂游边所作。
纵观张泌一生，他是唐末典型的落魄文人。长期执着于科举，年近五旬才登第；王朝崩塌后失去入仕正途，只能辗转各地、依附藩镇幕府“传食诸侯”，在乱世中艰难求生。唐末文人面对家国倾覆、个人理想破灭的时代悲剧，衍生出数种精神自救与情绪消解的方式：其一为讽刺骂世，以罗隐为代表，借诗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其二为冷眼避世，以司空图归隐、郑谷避居山林为代表，疏离现实、静观时局；其三为遁入空门、皈依宗教，借佛道消解精神痛苦；其四便是沉迷艳情、寄情幻想，以情爱书写、神幻故事慰藉孤寂失意的灵魂，张泌正是这一类文人的典型代表。
检视张泌现存全部作品，诗、词、小说大半围绕艳情、相思、遇仙等题材展开，其中小说《韦安道传》（又名《后土夫人传》）最能折射其内心世界。小说讲述落魄举子韦安道偶遇地位尊崇、神通广大的后土夫人，神女直言二人“冥数合为配偶”，主动以身相许。二人成婚之后，韦安道携神女归家拜见父母，韦氏父母畏惧神女神力，又忌惮武则天的权威，上奏朝廷。武则天派遣高僧与方士施法镇压，反被后土夫人轻松制服。后来韦安道迫于家人压力，恳求神女离去，后土夫人坦然应允。临别之时，山川河海诸神、列国君王纷纷前来朝拜后土夫人，连武则天也亲自谒见。后土夫人下令武则天赐予韦安道钱财五百万、五品官职，事后武后果然依言照办，韦安道一朝得财得官、平步青云。
这一故事在唐末五代风靡天下，流传广度远超同时代多数唐传奇。从精神内核来看，这是失意文人一场极致的“白日梦”：一个仕途无门、生活困顿的举子，幻想绝世神女主动垂青，既收获美满情爱，又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财富与高官。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诗人与白日梦》曾提出经典论断：“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不满足的人才幻想。未得满足的愿望，是一切幻想的原动力，每一场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虚拟实现。”这一理论恰好可以解读唐末“文人遇神女、女鬼、狐仙”类传奇小说盛行的文化现象。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唐末此类小说：“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亦云：“晚唐士人处藩镇、宦官乱政之世，科场困顿、仕途阻塞，多借仙鬼幽欢故事寄托失意愤懑，纾解胸中牢愁。”唐末五代，“落魄文士与异类相恋”成为传奇小说的主流母题，与同期艳情诗词的繁荣形成双向呼应，本质上是战国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巫山神女情结”在乱世文人阶层的集体爆发。李定广、徐可超《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一文指出：宋玉塑造的神女意象，历经汉魏六朝、盛唐演变，至唐末五代彻底变形，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审美符号，而是失意文人逃避现实、补偿人生缺憾的精神寄托。张泌的《韦安道传》以及他大量的艳情诗词，正是这一文化思潮最鲜活的文本载体。
二、 张泌诗词的艺术渊源和个性风格
（一）诗歌：兼师温、杜，自成一家，七律七绝最佳
张泌的诗歌创作取法多位晚唐大家，核心师承二人：一是古体学温庭筠，习得其秾艳密丽的体貌；二是近体学杜牧，吸纳其风流俊爽的气韵。同时他并未一味摹仿，而是融合二家之长，又融入自身追求，形成“浓而不晦、艳而能清、通俗条畅”的独家风格。
首先论其对温庭筠的继承。张泌的十几首艳体歌诗（均见《才调集》）从体裁、意象、措辞、意境上均明显效仿温庭筠。排律体《碧户》乃效温庭筠的《洞户》，以闺阁庭院、女子情态为核心意象，铺陈细密、辞藻华美；歌行体《春晚谣》乃学温之《春晓曲》《春愁曲》等，以暮春景物烘托闺情，句式灵动、氛围柔婉，若混入温集，几可乱真。但二人又存在清晰差异：温庭筠、李商隐的艳诗辞藻典奥、用典繁密、意境晦涩，偏向贵族文人的雅化书写；而张泌在保留浓艳格调的同时，刻意化简语言、追求通俗流畅，剥离了温、李诗歌的艰深晦涩，让浓艳的题材具备了更强的可读性与传播性。
其次是对杜牧风流俊爽风格的学习。《才调集》卷四以杜牧诗作压卷，张泌作品紧随其后，五代选家如此编排，绝非偶然，恰恰说明二人诗风一脉相承。以张泌七绝名篇《惜花》为例，可清晰看到杜牧诗的影响：
蝶散莺啼尚数枝，日斜风定更离披。看多记得伤心事，金谷楼前委地时。
此诗写落花的令人心痛，凄美悲凉中不乏风流清雅，可与韩偓“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哭花》）媲美，尤其是将落花比作堕楼金谷的美女绿珠，以美人殒命喻鲜花凋零，意象凄绝。这一典故的运用，直接承袭杜牧《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杜牧颇喜用此典故为喻，其《题桃花夫人庙》绝句也有“可怜金谷坠楼人”之句。可见张泌对杜牧诗作研读极深，且能化其典故、自出新意。丁仪《诗学渊源》认为张泌绝句水平与杜牧、许浑相当：“张泌……为诗清雅绝尘，绝句犹楚楚有致，虽杜牧、许浑不能过也。”虽有过誉之嫌，也未为无见。宋代《优古堂诗话》认为北宋诗人宋庠著名的《落花》诗即效法张泌的《惜花》诗：“前辈称宋莒公赋《落花》诗，其警句有‘汉皋珮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之句，盖本唐张泌《惜花》诗‘看多记得伤心事，金谷楼前委地时”。张泌诗歌创作在唐末五代确实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冯班、冯舒在《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中也认为：“此君端己对手。”即认定张泌诗与韦庄诗不相上下。
张泌诗歌的最高成就集中于七言律诗。其七律诗情调悲凉，刻画细腻，善于炼字炼句，尤多警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选了张泌七律诗达10首之多，在所选唐代诗人中名列前茅，可见元氏对张泌七律诗的看好。清代沈德潜推张泌七律《洞庭阻风》中的“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亦曰：“张泌……七言律如‘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 ’‘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桥斜日照咸阳’‘鸡唱未沉函谷月，雁声新度灞陵烟’‘千里晚霞云梦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风送雨过秋寺，涧石惊龙落夜潭’等句，亦晚唐俊调。”除此之外，《春日旅泊桂州》中“好花争奈夕阳天”一句，情景相生，道尽羁旅愁思，亦为传诵名句。相较于同时代韩偓、郑谷的七律，张泌的作品更擅长融情于景，画面感极强，炼字灵动而不雕琢，意境开阔而不空洞。韩偓七律多写身世漂泊、家国之痛，风骨凛然；郑谷七律偏于浅切平淡，格局偏小；张泌则介于二者之间，以山水羁旅、艳情愁思为载体，将个人失意融入天地景物，形成“景阔、情浓、语工”的七律特色，是晚唐后期七律的重要代表。
（二）曲子词：师承温体，诗化为魂，兼融民歌，炼字精工
1.关于体制与写法对温庭筠的继承与突破
张泌的曲子词创作，起步于对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全面学习。从词调选择、句式结构、题材取向、表现手法来看，张泌前期词作基本未跳出温庭筠的创作范畴。
词调层面，温庭筠是晚唐词体的开拓者，首创、改制多种小令词调。《花间集》中温庭筠创制单调二十三字《南歌子》七首，形制为五言绝句末尾增三字，句式灵动、节奏婉转，在花间词人之中，唯有张泌接续创作三首同调作品，可见其对温词体制的刻意效仿。此外，温庭筠常用的《酒泉子》《江城子》等末尾带三字短句的词调，也是张泌最喜爱的体裁。更具创新意义的是《柳枝》词的改造：唐代《柳枝》本为七言绝句体，温庭筠作《新添声杨柳枝》，仅增加演唱的虚声，歌词文本依旧是七绝；张泌则将演唱的虚声直接填为实字，把齐言绝句改制为长短句词体，完成了《柳枝》由“诗”到“词”的彻底转型，这是他在词体形制上对温庭筠的继承与发展。
写法与题材层面，温词以闺阁艳情为核心，描摹女子容貌、情态、心理，辞藻绮丽、刻画精细，张泌早期艳词明显沿袭这一路数。其代表作《浣溪沙》：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词作记录长安市井一幕：黄昏时分，词人追随女子的香车穿行京城，春风掀开绣帘，车内佳人回眸浅笑，风情万种。词人欲传情而无门，只得佯装醉酒一路跟随，耳畔隐约传来女子嗔怪“太狂生”的娇语。全词场景鲜活、神态逼真，叙事性极强。鲁迅将此词译为白话小品《唐朝的钉梢》，收录于《二心集》，以现代视角解读其趣味，也让这首词广为人知。追根溯源，此词的创作构思直接取法温庭筠《南歌子》：
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
温词结尾以极简笔墨勾勒“暮天逐香车”的场景，如同《春秋》笔法，简略含蓄；张泌词作则铺展情节、刻画心理、补充对话，如同《左传》叙事，详尽生动。二者一脉相承，但核心差异已然显现：温庭筠词作全程以旁观者视角写楼上女子的腰身、皮肤之美，以及她卷帘看大街上男人追逐香车的情景，暗示女子的心思，但隐去了词人自我；张泌词作将自身作为核心主人公，直面抒情、直写心事，这便是张泌词作“抒情诗化、自我抒怀”的开端。
2.关于抒情诗化：男性视角与真情抒写，介于温韦之间
与韦庄一样，抒情诗化是张泌词作最核心的艺术特质，这也让他跳出了温庭筠“纯闺阁代言”的局限。近代词学家李冰若《栩庄漫记》指出：“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采，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张泌词盖介乎温韦之间而与韦最近。”所论颇有眼光，精准点出张泌词的定位：取温词的绮艳体格，承韦词的抒情内核，偏向韦庄一路。张泌现存 28 首词作中，《浣溪沙》一调便有 10 首，是其用力最深的词牌，其中两首名篇最能体现其“男性视角、自我抒怀”的特征：
马上凝情忆旧游，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
早是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 晚风斜日不胜愁。
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
两首词作均以男性主人公（词人自身）为叙事与抒情主体，彻底区别于温庭筠词作通篇站在女性视角、代女子言愁的模式。第一首写词人漂泊羁旅，于马上追忆昔日欢会，离别经年，秋风落日之中愁绪万千，将羁旅之苦与相思之情融为一体，格局开阔，不再局限于狭小的闺房庭院。清代谭献评曰：“开北宋疏宕一派。”点明其对后世宋词豪放、疏宕风格的先导作用。第二首写深夜望月、怀思故人，“仙家”为唐代文人对歌妓居所的隐语，词人感叹欢爱难再，人间无缘相见，只能寄希望于魂梦相逢，情思缠绵幽艳。两词情感比温庭筠词更真挚、更深厚。王国维对此词推崇备至，在《张舍人词跋》中直言：“沈文悫（德潜）赏泌‘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然此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较前语更幽艳。”后世《浣溪沙》别名《小庭花》，便源自这一名句。
再看张泌的佳作《河传》：
渺莽云水。惆怅暮帆，去程迢递。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
梦魂悄断烟波里。心如醉，相见何处是。锦屏香冷无睡，被头多少泪。
词作上片写景，云水苍茫、暮帆远去、夕阳千里、归雁声声，铺展万里羁旅的苍茫意境，抒发词人漂泊天涯的孤独与惆怅；下片转入梦境与相思，想象故人深夜无眠、垂泪思念自己，双向的相思让情感愈发深沉。全词意境苍凉悲咽，情景浑然一体。李冰若《栩庄漫记》评此词道：“起句飘然而来，不亚别、恨二赋首语，可谓工于发端。而承以‘夕阳、千里’三句，苍凉悲咽，惊心动魄矣。”在整部《栩庄漫记》中，如此极致的评语极为罕见，足见此词的艺术感染力。
将张泌与晚唐五代花间词人对比，其风格差异一目了然：温庭筠词“绮艳无我”，重物象、轻情感，精于描摹女子体态服饰，词人自我完全隐匿；韦庄词“清浅有我”，直白抒写身世、离别、家国之思，语言质朴，情感外露；牛峤、薛昭蕴词固守温派传统，以闺情描摹为主，自我抒情色彩薄弱；孙光宪词兼具风土与抒情，格局开阔；而张泌词介于二者之间，物象取温词之绮艳，情感承韦词之真挚，视角坚守男性自我，形成独有的“幽艳深情”风格。相较于韩偓《香奁集》以及和凝的艳词，张泌词作少了几分狎昵轻佻，多了几分羁旅沧桑，增添了清雅韵致。
3.关于民歌特质与炼字艺术，诗词创作理念合一
张泌一些曲子词还有民歌风格，亦类似于皇甫松和韦庄，如《江城子》：
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秋水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此词用民歌常用的对话体，还用俚语“来得么”，显得活泼可爱，敦煌民间词中多有这种形式，文人词中极为少见。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评曰：“风流调笑，类李易安。”可见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等词的确受到张泌此词的影响。
炼字炼句是张泌诗词共通的艺术追求，也是历代词学家、诗学家公认的亮点。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评价：“张舍人泌词如其诗，《花间集》所载，皆可入选，更工于用字，如《浣溪沙》云‘翠钿金缕镇眉心’，又‘断香轻碧锁愁深’，‘镇’‘锁’二字，开后人无限法门。”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进一步剖析其炼字之妙：“张泌词，其佳者能蕴藉有韵致。如《浣溪沙》诸阕。又《河传》云：‘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又云：‘斜阳似共春光语。’只是不尽之情，目前之景，却未经人道。”又云：“张词句‘杏花凝恨倚东风’，又‘断香轻碧锁愁深’，妙在‘凝’字‘碧’字，若换用他字便无神韵。‘碧’字犹为人所易忽。”可见张泌词的善于炼字炼句的特色早已为古代词学家注意。再如张泌《浣溪沙》（枕障熏炉）名句“黄昏微雨画帘垂”以白描炼句，展现雨锁重楼、帘闭春心的意境；《浣溪沙》（小市东门欲雪天）结尾有“马嘶尘烘一街烟”之句，李调元考证认为宋代词人大量使用“烘”字，源头便是张泌此词。李冰若《栩庄漫记》直言：“一‘烘’字形容闹市极似，再无他字可代。此之谓工于练字。”徐士俊认为张泌《南歌子》之“衬斜阳”的“衬”与孙光宪《八拍蛮》之“背斜阳”的“背”，属于“争妍一字”。张泌词擅长炼字炼句的特点也为宋人学习和继承，如《词征》卷五“毛泽民词”条曰：“毛‘愁倒眉峰碧聚’乃张泌《思越人》‘眉黛愁聚春碧’。”张泌诗中也多警句，可见他对于诗词创作的相同态度。
综合来看，张泌在诗歌与词作中同步追求炼字、炼句、炼意，创作理念高度统一，这也是唐末诗词文体深度融合在创作技法层面的直观体现。
三、张泌在唐末五代文学发展中的典型意义
唐末五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划时代的转型期：盛唐、中唐建立的文学传统在战乱中断裂，诗、词、文、小说等文体格局全面重构；诗体由巅峰走向转型，原本依附于燕乐、地位低下的曲子词快速崛起，逐步取代诗歌成为文坛主流文体；文学中心由中原长安、洛阳向西南西蜀、江南南唐转移，地域文学流派纷纷形成；文人的身份、心态、创作题材、审美风尚也随之发生颠覆性变化。
在这一宏大的文学变局之中，张泌凭借诗、词、小说三体兼擅的创作能力，以及横跨中原、湖湘、西蜀的人生轨迹，成为串联晚唐至五代、中原文学至西蜀文学、传统诗体至新兴词体三大脉络的枢纽型作家。下文结合文献考证、同时代作家对比、文体演变规律，逐一展开论述。
（一）艳情诗与艳词深度一体化，唐末诗词互渗的极致形态
张泌是唐末诗词一体化程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其艳情诗歌与艳情曲子词几乎无边界可分，题材、意象、风格、笔法完全同轨，这也是他区别于韦庄、温庭筠、韩偓等同时代大家的核心特征。韦庄词虽有抒情诗化倾向，但由于他的艳情诗作数量较少，在唐末艳情诗词一体化的典型性上远不及张泌。首先从作品收录与题材分布来看。后蜀韦縠所编《才调集》收张泌歌诗18首，大半为艳情诗；后蜀赵崇祚《花间集》收他曲子词27首，绝大部分是艳词，大抵与其艳情诗同一机杼。两大五代总集的收录情况证明，艳情是张泌诗词共同的核心题材，二者取材完全重合。其次从文本形态与风格来看，张泌的艳情诗具备强烈的 “词体特征”，好几首都是以女子为视角的“代言体”，如《碧户》《春晚谣》《春江雨》等，请看其《春晚谣》：
雨微微，烟霏霏，小庭半拆红蔷薇。钿筝斜倚画屏曲，零落几行金雁飞。萧关梦断无寻处，万叠春波起南浦。凌乱杨花扑绣帘，晚窗时有流莺语。
全诗以叠字开篇，句式长短错落，节奏婉转柔媚，意象选取（蔷薇、钿筝、画屏、杨花、绣帘）全是花间词的经典意象，氛围柔婉缠绵，完全脱离了传统古诗“庄雅”的审美要求，与张泌《浣溪沙》《江城子》等词作风格如出一辙。把这首诗混到他的曲子词里，无法辨别。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价：“南唐张泌《春晚谣》云……《春江雨》云……。二诗字字清润可爱，然大可阐入《花间》《草堂》词选中矣。”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更是直接断言：“张泌无全集，仅《才调集》及《鼓吹》《品汇》所录二十余篇而已。其七言古一篇，乃诗余之调也。”“诗余”即词的别称，两位明清诗论家不约而同指出：张泌的诗歌在句式、节奏、意境、情调上，已经完全贴近词体。再如他的名篇《寄人》二首风格也类似：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酷怜风月为多情，还到春时别恨生。倚柱寻思倍惆怅，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两首绝句意境幽婉、情思缠绵，以梦境、月色、落花写离别相思，笔法、意象、情感基调与张泌的相思词毫无二致。北宋晏几道《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一联，直接化用《寄人》第一首前两句，足以见得此诗“词化”的特质对北宋婉约词的深远影响。
对比温庭筠、韦庄、韩偓三人可知：韦庄诗词题材分流，韩偓艳诗独盛、词作不足，温庭筠视角、语言二分，唯有张泌做到了题材、意象、风格、视角、笔法全方位的诗词合一。他既以词的情调写诗，又以诗的笔法写词，艳情诗与艳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唐末诗词互渗潮流中发展到极致的范本。
（二）唐末诗词一体化的终结者，五代西蜀绮艳词风的开拓者
如果说“诗词高度合一”是张泌承接晚唐文学传统的体现，那么“终结旧潮流、开启新风气”，则是他对五代文学发展最核心的贡献。张泌是唐末诗词一体化潮流的终结者，同时也是五代西蜀花间词绮艳化、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开拓者，一身承担着文学转型的双重使命。
1.唐末“诗词无界”时代的落幕
从中唐白居易、刘禹锡依调填词开始，到晚唐温庭筠、韦庄大力推进，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诗歌与曲子词始终处于不断交融、边界模糊的状态：文人随心切换文体，同一题材既写诗也填词，诗歌可以词为格调，词作可以诗为章法，不存在严格的“诗庄词媚”的文体分工。这一潮流在唐末张泌笔下达到顶峰，也随之走向终结。
唐亡之后，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天下分裂、藩镇割据，文学中心西移至四川（西蜀）与江南（南唐）。以西蜀赵崇祚编纂《花间集》为标志，“诗庄词媚”的文体观念正式确立：诗歌回归传统雅正、言志载道的正统地位，风格偏向庄重、写实、讽喻；曲子词则彻底脱离诗歌的束缚，专职书写艳情、闲愁、风月，走向绮艳化、女性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诗与词从此划清界限，文体分工彻底固化，持续两百年的“诗词一体化”潮流正式落幕。
而张泌恰好站在这一历史分界点上：他是最后一位将艳情诗与艳词彻底混同、打破文体边界的主流文人。在他之后，西蜀、南唐词人几乎不再创作大量艳情诗歌，诗与词各司其职、泾渭分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泌就是唐末诗词一体化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终结者。
2.引领西蜀花间词的绮艳化发展方向
五代西蜀是花间词的大本营，《花间集》收录十八家词人，其中十四位为西蜀本土文人，西蜀词坛主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走向。西蜀词坛的整体审美取向为绮艳柔婉、闺情为主、精工典雅，这一风格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唐末中原词人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张泌便是影响西蜀词风的关键外来词人。
张泌现存28首词作，除《河渎神》一首为祭祀神祠之作外，其余全部为艳情词，题材集中于男女相思、闺阁情态、市井风情、羁旅怀人，风格深婉绮艳，笔法精工细腻。这一创作路数被西蜀本土词人广泛效仿，《浣溪沙》《酒泉子》《江城子》等他常用的词调，成为西蜀词人创作的主流词调；他自创的《蝴蝶儿》《临江仙》二调，也被西蜀第一流词人孙光宪直接继承、发扬光大。
在西蜀词人群体中，孙光宪是学习张泌最为深入、受其影响最大的一位。孙光宪词作有两大核心特征：其一，情感真挚深婉，偏向男性自我抒情，跳出温派纯女性代言的框架；其二，精于炼字炼句，雕琢意象、推敲字眼。这两大特征完全承袭自张泌。横向对比西蜀本土词人：薛昭蕴、顾敻、牛峤、毛熙震等人固守温庭筠传统，词作以描摹女子容貌、服饰、情态为主，视角局限于闺阁，自我抒情色彩薄弱，风格浓艳而缺少真情，是温派风格的纯粹延续；而孙光宪另辟蹊径，在西蜀词坛形成“花间别调”，保留男性视角、自我抒怀的特质，这一路数正是承接张泌而来。西蜀多数词人刻意规避张泌词作中鲜明的男性主体意识，一味走向女性化、闺阁化，将词体彻底限定在“艳媚小道”的范畴；而孙光宪则坚守张泌开创的抒情传统，让西蜀词坛保留了“以词写心”的脉络，也让花间词不至于彻底沦为浮华艳曲。
整体而言，张泌从中原传入西蜀的绮艳题材、精工笔法、抒情范式，成为五代西蜀词坛的主流发展方向。西蜀词放弃了唐末诗词交融的模式，专门深耕艳情词创作，实现了词体的专业化、独立化，而这一发展方向的开拓者之一，正是张泌。
（三）乱世文学转型的枢纽，串联时代、地域、文体三者
唐末五代战火频发，李唐积淀数百年的文学传统、文人体系与地域文学格局彻底瓦解。中原长安、洛阳屡遭兵燹，文人流离四散；传统儒学衰落，诗歌“言志”的正统功用持续弱化，而依托市井乐舞文化的曲子词蓬勃兴起，文体地位大幅提升。在传统断裂、文学格局重构的乱世，漂泊流转的文人成为维系文学传承与传播的核心载体，张泌便是这一文学转型期的关键枢纽人物。
张泌的人生行迹，精准贴合唐末五代文学的地域流转路径。他早年扎根长安、洛阳等中原文学核心地带，习得晚唐主流诗、词创作范式；中年漫游湖湘、桂州，依托地方藩镇幕府开展文学创作；后旅居西蜀，将中原正统文学风格引入西南地域，以个人辗转轨迹完成了中原文学向湖湘、西蜀的跨地域传播。
文体层面，张泌实现了多文体贯通融合。他熟稔律诗、绝句、歌行等传统诗体，承袭杜牧、温庭筠的晚唐诗歌正统；深耕新兴曲子词，推动词体摆脱诗歌附庸地位、走向文体独立；同时接续唐传奇文脉，开展文言小说创作。一人兼擅诗、词、小说三大文体，促成了不同文体间艺术技法、审美风格的互通融合，推动了乱世文体的革新转型。
与同时代文人对比，更能凸显张泌独一无二的枢纽价值。中原文人阵营中，比如韩偓常年固守中原两京，创作影响力局限于本地，唐亡后隐居，未能实现中原文学的对外传播；韦庄晚年入蜀扎根西蜀，却偏重诗歌写实传统，对西蜀主流艳词风格影响不大。西蜀本土文人孙光宪、顾敻、牛峤等人，自幼生长于西南，未受晚唐中原正统文学浸润，创作拘泥于本土风尚，无法衔接晚唐文学正统脉络。南唐冯延巳、李璟、李煜等词人崛起较晚，创作主要承袭西蜀花间词风，与晚唐中原文学几乎无直接关联。
唯独张泌兼具中原文学底蕴、南方漫游经历与西蜀创作轨迹，深谙晚唐诗词艺术精髓，长期活跃于五代前期南方文坛，成为衔接晚唐中原正统文学与五代地域文学的核心纽带。他既不固守中原一隅，也不拘泥于西南、江南地域局限，更不盲从后期花间词风潮，稳居唐五代文学转型核心节点，串联起完整的时代文学发展链条。
后世文学史多尊温庭筠、韦庄为花间词两大宗师，长期忽视张泌在文体过渡、地域文学传播、风格演变中的核心作用。事实上，若无张泌这类跨时代、跨地域、跨文体的枢纽型作家，晚唐诗词交融的文学传统或将彻底断裂，西蜀花间词也将失去文脉根基，沦为无源之水。
张泌的文学史地位长期被遮蔽，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作品散佚严重，无完整个人全集传世，篇目零散收录于各类总集，难以构建系统的研究体系；二是身份姓名千年以来与南唐张佖混淆，考证难度极高，学界鲜有深耕研究；三是身处晚唐、五代的时代夹缝，文学史研究常割裂两代文学脉络，致使这类过渡期文人极易被边缘化。
如今，随着唐五代文献整理、版本校勘与文史考证工作日趋完善，张泌的生平履历、作品风貌与创作脉络已清晰可考，重估其文学史地位具备重要学术价值。其一，可补全唐末五代文体演变脉络，厘清诗词从交融共生到文体分立的转型细节；其二，打破花间词研究“温韦独尊”的单一认知，丰富花间词多元风格谱系的研究维度；其三，以张泌的诗词、小说为样本，精准窥探唐末乱世失意文人的精神世界，解读当时的文化思潮与文人心态。
重审张泌的文学价值，不仅是为被遮蔽的文人正名，更能完整梳理唐五代文学从“诗主词辅”到“词兴诗变”的关键转型，厘清古典诗词文体迭代、风格流转、地域传播的真实脉络。在唐五代文学研究不断细化的当下，张泌理应回归核心研究视野，获得其应有的文学史定位。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