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岳，新疆文艺评论中心（伊犁师范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和当代文艺思潮。

摘要：张光芒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数十年深耕而形成了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内核统一的“三位一体”学术研究范式。其学术体系可划分为启蒙现代性理论建构、文学史—学术史与地域文学实证研究、文学—文化—伦理多维批评等三大板块，各板块内部又自成“小型三位一体”结构，彼此相互融通、层层递进、共生互补。他以启蒙精神为核心主线，以理论思辨与史料实证双向结合及间性—关系思维为研究方法，以人的现代性觉醒与文学人文价值为终极指向，共同构筑起系统化、本土化、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学术整体。张光芒“三位一体”学术架构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精神内核，其研究范式的学术特色与内在关联，是一个值得学界挖掘、总结的学术论题。张光芒的学术研究对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原创、跨界融合、体系建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启示与价值，其学术范式在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中具有典范意义。

关键词：张光芒；学术研究；启蒙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伦理批评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经百年发展，逐步形成多元视角、多样方法、多重领域并存的学术格局。在理论引进泛滥、研究碎片化、选题跟风重复、人文精神弱化等学科困境凸显之际，一批坚守本土问题意识、深耕长线学术论题、构建自身独特研究体系的学者脱颖而出，张光芒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他围绕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现代性理论、百年文学史及学术史、地域文学发展、当代文化伦理与文学审美批评展开持续探索，逐步凝练出高度系统化、内在自洽统一的“三位一体”学术研究格局。

从整体学术架构出发，探讨张光芒以启蒙文学研究为主轴和核心的整个学术研究的理论、历史、批评三者合一的范式特征，对学界是一个有益的论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整体性学术视野梳理张光芒的文学研究脉络，厘清其“三位一体”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构内涵、内在融通逻辑与当代学术价值，把握当代人文学者立足本土、坚守启蒙、贯通古今、借鉴西学、连接文史的学术路径，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学术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本文的缘起。张光芒最早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1992年的《“真”是文学世界的最高品格——论“五四”文学的求真精神》，次年3月份，他又发表《符号学阐释：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语言艺术》。那时张光芒才二十六七岁，而我刚从东北大兴安岭调回老家济南在某大学工作，就开始经常读到还在山东师大读研究生的他所发表的论文和散见于报刊上的评论文章。此后不久，我和张光芒就第一次见了面，那是在济南张清华家里。后来，我们都到了南京做博士后，他在南京大学，我在南京师大，而且出站后分别留在了流动站所在学校任教。所以，我和张光芒教授很有缘，这种缘分既是地域文化上的，更是学术精神上的。

启蒙现代性是张光芒全部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思想内核与价值轴心，是串联其所有研究领域、统摄其各类学术命题的灵魂主线。不同于照搬西方启蒙思想范式、简单套用外来现代性理论，张光芒立足中国社会转型语境、百年文学发展历程与本土文化思想传统，对启蒙内涵、现代性演进、国民精神觉醒、人性伦理建构进行本土化重构与原创性阐释。

从梳理晚清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到溯源五四启蒙文学精神，再到反思当代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张光芒始终围绕中国文学启蒙如何发生、演进、重构及其困境展开深度思考和论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混沌的现代性”的原创学术概念，打破西方线性现代性叙事，贴合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曲折、复杂、矛盾、混杂的现代转型之实际；同时延伸至人心文化理论、文学伦理批评体系，将启蒙从思想、思潮延伸至国民精神、个体心灵、社会道德与文化生态层面，让启蒙不再局限于文学史范畴，而是成为贯通文学、社会、人性和文化的整体性精神追求。

无论是宏观思潮研究、中观地域文学史梳理，还是微观文本细读批评，张光芒的启蒙主义立场始终未曾偏移。他以哲学理性反思批判国民劣根性，以人文关怀守护文学人学本质，以现代性视角梳理文学史和学术史变迁，以伦理意识审视当代文学与文化乱象，从而建构起他的启蒙学术思想的完整脉络。

二

启蒙思潮与原创文学理论研究作为张光芒学术研究的宏观层面，可视为其“三位一体”学术特征的第一层构架。张光芒以哲学理论思辨为核心，聚焦中国百年启蒙文学思潮溯源、现代性理论建构、本土文学思想体系提炼。他一方面系统梳理晚清以来社会启蒙、思想启蒙、文学启蒙的演变脉络，厘清不同历史阶段启蒙文学的内涵差异、时代特征与精神局限；另一方面立足中国文学的特殊现代化路径，提出可称得上具备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学理论概念，构建起区别于西方文论、契合中国经验的现代性阐释框架。其理论研究立足历史文本、依托文学实践、回应时代问题，避免空洞玄思与纯粹概念推演，从而实现了理论高度、历史厚度与现实温度的统一。

一个人的名字与其事业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系，这在这个名叫“张光芒”的学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启蒙”（Enlightenment）就是理性之光芒烛照进人的心灵。启蒙文学便是去除蒙蔽，启发读者/大众建立起为自身立法的、具有现代性价值观的文学。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经过了福柯的后现代阐释，至今仍然不过时，其三个条件即理智或理性的建立、独立思考、运用理性的勇气。而福柯针对康德的启蒙观点，进一步指出，“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即当人作为具有理性的、在公共视域中的主体进行推理时，理性的使用才是自由的。因此，只有“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时”，才有“启蒙”。于是，“我们看到，‘启蒙’不应当仅仅被设想为影响着整个人类的总过程，不应当仅仅被设想为个人应尽的义务，它已显示为政治问题”。由之，无论在康德那里，还是在福柯那里，启蒙都涉及个体和公共/政治领域，因此它既与个体自由密切关联，也与制度选择与设立密切相关。在国内康德研究者看来，“康德指出它（指人类的‘不成熟状态’）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就对理智的运用感到无能为力，而自愿地屈从于他人的权威，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意志的状况，在于懒惰和怯懦”。因此，关于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的理论建构，就是以理性精神来建构的文学理论。理性精神即启蒙文学的要义或主旨。这方面，朱德发先生写过《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元性》。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光芒开启了自己对启蒙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启蒙思想的学术研究。在研究李辉的纪实文学时，他曾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用理性的火焰照亮那历史深处的黑洞，以心灵的火花将疑团点燃。”数年后，张光芒出版了三部关于启蒙或启蒙文学思潮研究的专著——《启蒙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为其后来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启蒙的深入和变异，关于启蒙的理论言说愈来愈复杂，产生了感性启蒙、灵性启蒙等说辞。即如张光芒的启蒙文学理论的建构而言，除了从康德、福柯等西哲那里汲取基本概念和范畴之外，他还着重从朱德发、董健、范伯群、丁帆等本土前辈学者那里汲取关于中国启蒙文学的独特理路，即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理论研究路径：鲁迅、茅盾、胡风等严肃文学和鸳蝴派等通俗文学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的理性和感性之两翼。当然，张光芒关于中国自近代到当下的启蒙文学理论建构主要是他自己上下求索、精心探究、独立运思的结果。

张光芒在研究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同时，发现了近代已经孕育、形成的启蒙文学思潮，但他不满足于将启蒙的资源或源泉仅仅推至近代，而是越过数百年的满清，把目光投射到晚明时期，他对王夫之、黄宗羲、李贽、“三袁”等晚明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进行过系统的、基于启蒙文学思潮的研究和透视。接着他对清末民初的启蒙文学理论资源进行考察和梳理，涉及严复、林纾、黄远生、杜亚泉、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陈寅恪等学人思想中的启蒙性问题，其研究极具开放性。在启蒙文学及其理论建构过程中，张光芒展现出由启蒙他人到自我启蒙之自觉；由最早的文体意识、语言表达艺术到反思五四文化，再到对整个近代文学的现代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混沌的现代性”特征的论析，以及对伦理、人性、人心文化与推进启蒙文学探索等问题的探讨，他最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和体系。

随着对启蒙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张光芒将其深入到现代性及其张力、伦理和人心文化等论域，推进和拓展了启蒙文学理论大厦的建构进程。现代性及其张力是研究启蒙文学思潮和理论的应有之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二分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张光芒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和论证了“混沌的现代性”概念和理论。所谓“混沌的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性视野下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中国化的现代性”展开方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其一是错位的现代性前提，即与西方现代性的“分化”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恰恰是政治、道德、审美等一切层面与力量的“统一”；其二是误读的现代性资源，即中国现代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读、误植与误用；其三是暧昧的现代性矛盾，这既表现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也表现在现代性内部；其四是混浊的现代性哲学，其主要表现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混浊，在深层则表现为一种含混的整体思维与重统一而回避对立的“中和性”。

在康德那里，伦理或道德之维是其启蒙思想的目的之一，甚至在其《判断力批判》前半部即《审美判断力批判》中，专设第五十九节《论美是道德的象征》，从而把审美和艺术问题同道德建构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张光芒的启蒙文学理论研究中，这个维度同样作为目的而被赋予重要的价值，由此，他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思考、批评实践，甚至参与了一些热点讨论。譬如，他对伦理和欲望叙事之关系的研究，对道德实用主义的批判，对自恋文学的反思，等等。从对近代以来文学的思考中，他总结出属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启蒙理论，提出了中国启蒙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建构图式”（见图式1）：

立人的境界，即为自律的、创造的自我，这个自我拥有自由意志，其处于激荡中的理性与情感，来自于接近动物本能欲望的肉身之存在。反之，一个具有本能欲望的肉身的高级动物般的存在，通过理性和情感的激荡，获得了自由意志，然后通过自律和创造而诞生出生命自我，最终达到立人的目的。这个复合图式便是启蒙在个体维度的完成。由此，张光芒还论证了“社会启蒙”正是在个体启蒙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三

第二个层面，即在中观层面上，张光芒以其百年文学史与江苏地域文学实证研究展现出相当的活跃度以及与研究现状的互动性。这一层面以文学史及学术史梳理、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史料考据为核心实证支撑，恰恰构成了又一个“小型三位一体”。张光芒深耕中国现当代百年文学史整体脉络，把握思潮更迭、文体演变、作家群落、审美走向的整体规律；同时聚焦江苏文学、南京地域文学，挖掘江南文学的现代基因、启蒙传统与地域文化特质，填补了区域文学某些系统性的研究空白。首先，大量的文献整理、作品细读、史料考证、脉络梳理，为其启蒙理论提供坚实史实依据，让抽象的现代性理论落实在具体文学现象、作家创作与历史进程中，有效地规避了纯理论演绎的悬空化、空泛化，从而形成了理论引领历史、历史印证理论的良性循环。

其中，文学史编撰是这个“三位一体”的引擎。张光芒数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文学史，其中，《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尤显功力。该书充分体现了张光芒将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与文学史写作联系起来的学术意图，系统探讨了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互动过程、运行逻辑及发展规律。“社会启蒙”指中国在近一百年来的社会转型中，从社会制度到文化意识等层面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在历史背景与思想溯源的框架下，该书以两千多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阐发了社会启蒙与文学的多重互动关系，勾勒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互动关系的发生、发展及演进的全过程。该著彰显了张光芒作为现代启蒙思想家在文学史撰述中的鲜明特点和杰出贡献。

与此同时，在文学史研究和撰述中，张光芒贯穿一种对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贞观与性爱、道德恐怖主义、崇高与卑鄙的互转等相互纠缠或构成悖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辨析和论证，又极具建设性地论证了“人心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他认为，文化研究存在着重概念而轻生活、重表象而轻内心、重群族而轻个体的弊端，不利于真正考察当下文化的深层结构。个体人心文化的异化与社会人心文化的畸变，分别表现为“‘人心向背’的畸变、整体性文化心理机制的畸变即恐惧心理的弥漫，以及人性/国民性内在结构的畸变即庸俗主义人性结构的定型化”。这一认识在其随后的批评实践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中枢作用。从普泛的文学的人学论到人性话语探讨，再到文学中的人心论和“人心文化”论，这是张光芒启蒙文学理论探讨的学术路径和一种深化的结果。由启蒙理论的建构出发，到对文学和社会文化中的种种道德滑坡和伦理乱象的批判，张光芒的启蒙思想越加深广和接地气。

在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和批评中，张光芒继续发挥了文学理论家的思辨力。为此，他将前面提及的一系列新创概念，围绕启蒙文学和文化语境建设，对相关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和批评，做出了具有个性化的探索。“人心向背”的畸变与道德恐怖主义的盛行，是当代文学和文化中的一大特征。如卑鄙者能够盗用“高尚”的名义和形式（如程序正义、道德正确）作为其行为的“通行证”；而高尚者反而被系统地、不公地污名化为“卑鄙”，并被迫接受“卑鄙”作为其“墓志铭”。这构成了一个“高尚/卑鄙”的既有的价值评判体系被彻底颠倒的荒诞现实，“从‘道德的暴政’到‘道德的敲诈’，从网络道德恐怖主义到纸媒道德恐怖主义，再到被误导的流言蜚语，等等”。这深刻地洞察到当代社会和学术讨论中那些打着道德和崇高的大棒打压异己的精神丑陋现象，并能够从理论上对其内在逻辑加以归纳和描绘，从中显示出张光芒标识度极高的学术个性和才情。

地域文学研究与地域文学史撰述，以及他目前正从事的百年文学学术史研究，为张光芒的文学学术体系建构，增添了新的维度。自2013年至2025年，他一直关注江苏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类似于19世纪别林斯基之于当时俄罗斯文学的“年度一瞥”式的观照。这一方面缘于他在江苏省会工作，对江苏尤其是南京的文学创作尤为关注，而文学苏军和南京文学界恰恰又是在全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域文学的代表；另一方面则基于他试图通过对地域文学和研究路径的探讨，来观照文学史写作中普遍性的学术问题。他指出：“文学创作中地方路径的文学史价值远远高于文本所蕴含的普遍价值或现代性意义，后者是概念化的，前者却是鲜活的；后者是可以想象和屈指计算的，前者却是细微到存在的每一个毛孔中去的，是不可复制的。”文学恰恰以其地方性、具体性、形象性和独特性来赢得其在人类审美和精神世界的应有位置。为此，张光芒主编了《江苏新文学史·小说编》《江苏新文学史史料选·小说编》，并合作出版了《南京百年文学史》《南京文学地图》等著作。

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史料学建构，为张光芒及其所指导的青年教师及硕博研究生团队的新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他编著、主编的大型文学史料集《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全五卷），以及《赵本夫研究资料》《铁凝文学年谱》等，为当代文学史料学建构提供了扎实、严谨的文献资料。

四

第三个层面表现于微观层面上，即当代文学、文化现象与伦理价值批评领域的积极实践，这也是张光芒学术研究中最为鲜活和充满张力的存在形态。在这一层面，他立足当下文学现场、社会文化生态、大众精神现状开展具体的文本和现象批评，以文本审美批评、作家创作评析、文坛现象研判、文化伦理反思为主要内容，直面市场化、娱乐化、碎片化时代文学精神弱化、人文信仰缺失、道德伦理失序等现实问题。

这类微观层面的批评实践中，张光芒以启蒙理性批判低俗文化、浮躁文风与功利化创作，以人文立场守护文学精神品格，以伦理视角反思当代的人性困境与社会精神问题，以学者姿态观照现实、介入时代，实现历史研究向当代关怀延伸、理论建构向实际落地。理论建构、历史实证、现实批判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内部各自形成逻辑闭环，共同组合成完整宏大的学术整体，构成张光芒又一标志性“三位一体”的研究结构。

张光芒的批评工作大致涉及三个层次，即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和伦理批评。其文学批评主要在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所涉及的著名作家有数十位，如王蒙、韩少功、赵本夫、叶兆言、苏童、莫言、张炜、铁凝、马原、麦家、刘醒龙、范小青、叶弥等，而赵德发、刘仁前、吴克敬、罗伟章、徐风、王尧、李新勇等近年颇为活跃的作家，都伴随着张光芒不可或缺的跟踪批评的身影。这些文学批评或揭示作品独特的文学性，或指陈其思想尤其是其道德的僵化和教条化，或为新生的作家作品做审美辩护，不一而足。他投入了大量精力，仅知网上的相关论文、评论就有数十篇。他还出版了《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混沌的现代性》《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文学回到人本身之后》等多部批评文集或专著。这些论著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是如何将经由自己思考而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与作家作品批评结合起来的。

张光芒的文学批评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前提，即在启蒙主义和现代性及文学史的大框架下，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加以观照。但是，他不是那种把某种理论和概念往批评对象身上硬贴的机械主义批评，也非要评论就无限拔高和无原则评价的批评，而是一种带有现象学的、从事实出发的诊断式批评，常常通过望闻问切，便能点出其文本存在问题的实质，有时候还下一副猛药，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批评家应该批评什么？——我的批评观》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统一的思想观点、审美标准与批判立场，他必须面对大众、文坛与自我，进行多层面的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他认为，“大众、文坛与自我”三个批评的对象，“人性和审美”两个批评的方面，都需要被置于批评家作为批评主体拥有的统一批判立场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其中，张光芒在21世纪特别提出了批评家必须面对“自我”，即按照其既定的高标准对自我进行剖析和反思。这种意识，在我看来颇具“元现代主义”的自反性。

在独具特色的中国启蒙文学理论的烛照下，张光芒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和伦理批评三者往往是互渗在一起的，其“混沌的现代性”“人心文化”论等理论和方法正是在与其文化和伦理批评的碰撞中提出来的。和他的文学批评文本一样，这些批评打上了其关于人性—人心文化的思辨色彩，渗透着批评主体强烈的人性思辨和伦理审视的光辉。当今，“人心文化”畸变、“互害型文化”“道德双标”“道德恐怖主义”及民族主义等社会、文化中的乱象，可谓充斥于社会文化领域甚或学术界。在张光芒看来，某些不公不义诞生的真正源头有时候仅仅是一个人以及他的“人心”而已，体制只是手段，而人心却是根本。人心坏了，什么体制都可以被利用起来以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任何体制一旦被这种“人心”所利用，就会发生指鹿为马的实践，这就是当下中国“人心文化”及其异化畸变的状况。张光芒站在“新启蒙”的立场，对此进行了深刻和独到的剖析与批判。这些乱象的产生和蔓延，源于群体启蒙的缺席和偏差，同时又与个体自我启蒙的淡漠和缺失息息相关。那种处于“混沌的现代性”状态中的群体和个体往往很容易陷入前现代的怀旧和幻象中。

五

从启蒙文学思潮的溯源与建构，到“混沌的现代性”原创理论的提出，再到人心文化、伦理批评的深度拓展，启蒙主义理性与非理性，包括自我启蒙等维度及其关系，始终是张光芒学术思考的“元命题”和“元话语”。他没有照搬西方启蒙理论的现成框架，而是立足中国的文学、文化与社会现实，将康德的理性启蒙、福柯的现代性反思与中国晚明以降的思想资源结合，完成了从“西方启蒙理论中国化”到“中国启蒙理论原创化”的跨越。

这一主线贯穿其所有研究维度。在文学史研究中，他以启蒙为标尺梳理百年文学思潮的演进逻辑；在地域文学研究中，他以启蒙视角阐发江苏、南京文学的现代性内核；在文学批评中，他以启蒙立场诊断文本的人性、伦理与文化病灶。可以说，启蒙既是其研究的起点，也是其学术追求的终点，更是连接三个“小三位一体”的精神纽带。

张光芒的学术研究始终平衡理论思辨与实证考据，避免了纯理论的空疏与纯史料的碎片化。他认为：“关系思维的新型研究范式意味着，先在的理性主义与单纯的理性思潮，并非中国现代性的‘元叙述’之所在。”在启蒙理论建构中，他以大量文学文本、思潮史料为支撑，让“混沌的现代性”“人心文化”等原创概念和理论扎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在文学史、地域文学与史料建设中，他以启蒙现代性的理论框架统领史料梳理、文本解读，让零散的文献、个案研究升华为体系化的学术成果。这种方法互补体现在：理论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如《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以两千余部作品为实证依据；实证研究以理论为引领，如江苏地域文学研究跳出地方文学的局限，以启蒙现代性阐释其文学史价值；批评研究以理论与实证为双重支柱，既保持理性思辨的深度，又贴合文本与现实的温度。张光芒所有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人的现代性觉醒与文学的启蒙使命。从五四文学的“求真精神”到当代文学的伦理反思，再到社会文化的道德批判，他始终关注文学如何塑造人心、启蒙民众、推动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其研究将文学研究、理论探讨与时代精神、社会现实、人性建构紧密结合，彰显了人文学者的责任与担当。这种价值指向使其“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拥有了灵魂，其启蒙理论是思想引擎，文学史、学术史与地域文学研究是历史根基，文学—文化—伦理批评是现实回应，三者共同服务于“以文学启蒙人心、以理性重构文化、以审美塑造人性”的学术理想。

张光芒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以三个“小三位一体”为基础，进而构建一个“大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极具个性与价值的学术创造。其研究既坚守了文学研究的学术本位，又彰显了人文学者的时代担当；既深耕理论创新，又扎根实证研究；既梳理历史脉络，又回应现实问题。从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理论奠基，到文学史、学术史与地域文学的实证探究，再到文学—文化—伦理的多维批评，张光芒的学术之路始终贯穿着对理性、人性、真理的追求。其“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也为当代学者如何构建体系化、本土化、人文性的学术话语提供了深具个性的范本。

张光芒的启蒙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文化批评，思想深邃且具有跨学科性。张光芒曾在《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第一章《当下中国“道德文化”及其现实逻辑》中，将自己的启蒙理论思考、文学史考察、文学批评意识转移到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方面。他从道德的维度发现了诸如北岛诗中“崇高”“卑鄙”等概念/语词的能指和所指的完全统一状态，在现实和文学/文化中被整个颠倒或构成悖论/反讽的堕落状况的变迁，揭示了一个语言和现实均进入荒诞状态的令人震惊的现象。在《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第二章《当下中国‘人心文化’及其异化畸变》中，他把文化反思的笔触深入更具中国现实特色的层面。在他看来，正是人性的畸变和人心的恶化，才导致了许多历史悲剧与现实悲剧的发生。正是在此处的论辩中，张光芒对体制好坏与人心好坏进行了反思，认为“任何体制总是有着不好的一面，体制从来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从而专注于对人心及其文化的剖析。由此，他倾向于新的文化（人心）决定论。而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物质层面改革到制度革命及其失败，再到培养文化精神的“五四”启蒙，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中国近现代启蒙的环节或追求。

然而，福柯在对康德“何为启蒙”的阐释中强调了启蒙与理性的普遍、自由和公共使用之间的关系，认为启蒙“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时，便有‘启蒙’”，同时，他解释康德启蒙思想中关于人要摆脱未成熟状态而确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既是精神的，也是体制的、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恰恰张光芒引用了福柯的上述话语。这说明，较之2013年写作和出版《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一书时，张光芒关于启蒙的思想有了新的进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于1917年写道：“他（俾斯麦）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这段话也被中文学界广泛概括为：一个国家政治上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其实，这句话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即一个国家政治上的优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优点。从现代性分蘖为社会政治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亦可看出，启蒙由前一个现代性分化出后一个现代性，最后这两个现代性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如张光芒所言的理性和非理性、自由意志与本能欲望之间辩证和动态的逻辑发展，如此才能真正揭示中国近现代启蒙理论和实践的特性，进而为未来无论作为个体的自我启蒙还是作为群体的民族启蒙探测方向和路径。

纵观张光芒的整个学术研究，他的文学史及后来的学术史研究，以及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学尤其是南京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批评、文学与道德伦理之关系考论、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探究等，均以启蒙主义为根柢和内在线索，这彰显了张光芒学术理路的基本点。从晚清民初到20世纪末文学，再到21世纪文学，张光芒对百余年文学史的研究及对近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体现出了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研究者宏阔的视野和强烈而自觉的本土知识体系建构意识。而其落实到具体的学术著述实践，就呈现为对近代以降的学者、作家作品和批评家的批评与研究，这构成其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的某种准备或补充；对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学的研究，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翼；对文学或文化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则成为张光芒整个学术探索的价值指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数字赋能新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创新与多模态传播策略研究”（25XXW003）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