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峥，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外中共学与世界中国学、区域国别学与全球技术政治。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8期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供应链武器化作为国家之间博弈的一种新现象，对当前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性权力、相互依赖武器化等理论出发，对供应链武器化这一现象进行界定，分析其表征，并提出节点优势、替代成本、耐受程度为其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半导体行业是中美之间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关键战场。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美国对华实行芯片出口管制，引发中国进行稀土反制，这一典型案例揭示出供应链武器化如何进行及其成效。供应链武器化引发广泛且深远的地缘政治效应，不仅使国家围绕供应链“卡脖子”节点的争夺更加激烈，还加大了供应链阵营化风险、推动各国“去风险”与战略自主，同时促进全球供应链治理规则的深度调整。

关键词：供应链武器化；结构性权力；地缘政治；半导体出口管制；稀土反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供应链（supply chain）超越传统经济要素，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当大国竞争从贸易领域延伸至金融、能源与新兴技术领域时，供应链关乎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总体安全。2025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近年来，随着国家之间贸易争端、供应链断裂、出口管制等事件频发，“供应链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supply chains）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供应链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分工合作的纽带，更是国家之间进行博弈的筹码。当一国控制了全球经济网络关键节点的技术、资源、平台、中间产品等要素时，就拥有将这种要素转化为战略优势和国家权力的可能性。这一新型权力工具体现出强烈的地缘政治属性，一方面，它依赖全球市场长期形成的“复合相互依赖”结构；另一方面，其实施和反制又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网络调整乃至重构。因此，一个重要但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供应链武器化能够发挥有效的地缘政治影响？反之，在什么情境下，它会因反作用、自伤或自主替代而失效？本文发现，供应链武器化策略往往短期内奏效，在中长期内由于对方国家寻求自主替代或全球市场调整而效果递减，现有研究尚未对此现象给出充分解释。相互依赖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既有研究较好地解释了供应链武器化为何发生，却难以解释其效果为何衰减，尤其无法说明在中长期互动中原本占优势的一方为何无法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地缘政治权力。针对这一不足，本文试图对供应链武器化现象进行界定，对其有效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地缘政治影响。

一、结构性权力、相互依赖武器化与供应链武器化

随着供应链的日益地缘政治化，供应链武器化已成为国家竞争中的新现象。供应链指的是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及最终消费者等环节，通过与上游、下游的连接组成的网络结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相互依赖武器化等概念为解析这一现象奠定了理论基础。

1.1 结构性权力与相互依赖武器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两类，并将后者定义为“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包括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算力的巨大需求，半导体技术、稀土等要素的重要性堪比工业革命后的煤炭与石油。

作为结构性权力概念的延伸，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与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在2019年提出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理论认为关键的全球经济网络已经趋同于“中心辐射”系统。在高度互联的全球网络中，一些节点作为链条中的“枢纽”（hubs）而存在，明显比其他节点更为重要和关键。不对称的网络结构造就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可能性，在这种相互依赖中，一些国家能够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来胁迫其他国家。国家可以通过“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两种策略从相互依赖武器化中获得优势，前者指优势国家利用其网络地位来获取相对于对手的信息优势，后者则可以通过切断对手与网络的联系来实施制裁或威慑。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等人指出，在全球化高度嵌入的条件下，大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关键经济和社会网络的武器化深感兴趣。孙成昊等探讨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机制，即掌握节点优势和潜在断线能力的国家能够通过市场型、资源型和通道型三种类型的权力制定和实施各类政策措施，将相互依赖真正转化为一种国家博弈工具。以上研究将关注点放在施动国一方，强调节点优势如何转化为结构性权力，却忽视了目标国的差异及其不同反应。

有学者对该理论的解释范围进行了检验，如讨论美国如何利用在国际产业链、金融体系等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将经济关系“安全化”以维护霸权。或观察新型网络化制裁的使用由于网络本身的复杂性、替代效应和联盟局限性而存在的局限，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何时容易面临相互依赖武器化和国家在寻求运用这一策略时所面临的限制。此外，相互依赖武器化能否奏效还取决于其他的因素，比如国家间商品贸易的武器化能否奏效，取决于商品可替代性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牢固的政企关系和国家间联盟等因素。这些研究为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理论拓展至实体经济领域提供了重要启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将权力理解为一种静态优势，未能对武器化行为的时间维度进行考察。

学界还从“地缘经济”（geoeconomics）、“地缘技术”（geotechnics）等视角进行探讨。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与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将“地缘经济”界定为“运用经济工具促进和捍卫国家利益并产生有利的地缘政治结果，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行动对一国地缘政治目标所产生的影响”。围绕具体产业链，研究聚焦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与医药供应链，指出在高度集中且替代成本较高的环节，供应中断更容易被转化为战略杠杆。“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学者探讨了美国如何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以拉大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围绕着关键矿产的智库研究则显示，资源集中虽可形成谈判筹码，同时也可能刺激替代投资与供应多元化，从而削弱长期控制力。“相互依赖武器化”概念也应用到美国出口管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等具体案例研究中。

以上研究为理解供应链如何转化为国家权力提供了丰富洞见，但是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多数研究侧重于信息或金融网络，对实体供应链尤其是关键技术和原材料的系统分析仍显不足。其二，现有理论更多解释供应链武器化发生的原因，而对其后续进展，尤其是对中长期互动效果关注不够。其三，现有研究关注全球经济复杂网络中拥有节点优势的施动国的行为及动机，忽视了目标国的不同反应，因而对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成效缺乏分析框架。本文通过选取节点优势、耐受程度两个核心变量，同时引入时间变量，构建起用于解释供应链武器化成效差异的分析框架，重点回答在什么条件下，供应链武器化能够转化为持续的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境下会削弱效果甚至失效。

1.2 供应链武器化的主要表征

供应链武器化现象反映出国际关系从传统贸易争端转向对关键技术和资源的竞争。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指出，供应链是“生产各阶段在不同经济体间分布的跨境分工网络”，由此“供应链武器化”可以定义为：国家或权威行为体利用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的关键节点优势，通过断供、管制、抬价、延迟或剥离合作等方式，向目标国家施加战略性压力，以达到政治、安全或经济目标的行为。

一是施动者占据供应链的枢纽位置。当前全球互联的经济网络是高度不对称的，某些国家或企业处于供应链的中心节点（即枢纽位置，或称轴点），掌控着关键材料、技术、标准等“咽喉要道”（chokepoint），因此享有独特的结构性权力。美国对半导体设备和EDA 软件的全球控制、中国对稀土金属的高占有率、日本在氟化聚酰亚胺材料领域的优势都是典型例子。这种结构性权力意味着一国能够决定供应链能否正常运行，甚至决定其存续状态（供应链是否中断）。国家因此在互动博弈中能将这一权力变为可用的战略资产。

二是施动者实施出口或进口限制。占据供应链关键节点可以让国家实现从经济合作到战略遏制的功能转换。供应链原本是为了促进全球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而建立起的经济网络，但当某方有意将其作为战略杠杆时，其功能便发生转化。“武器化”既可以是显性的，比如官方出口禁令、制裁清单、关税壁垒，也可以是隐性的，比如延迟审批、技术标准设限、降低供应优先度。一般而言，施动国往往会双管齐下，同时采用技术出口限制与技术进口限制措施。在面临军事竞争时，它更多倚重技术出口限制；在面临经济竞争时，则更多选择技术进口限制。在限制竞争者的同时，它往往会加大对合作伙伴的技术支持力度，以增强盟友实力、巩固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竞争者挑战。

三是武器化成效具有条件性和时间性。供应链武器化的目的通常包括胁迫、遏制、惩罚等，一般通过国际谈判和施压等方式发挥作用。供应链武器化的实施始终具有条件性和时间性，因为这一策略受到替代成本、国内政治等因素影响，往往在短期见效。在中长期，这一做法可能会引发供应链重构风险，甚至削弱施动者本身具有的显著优势。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封锁虽在短期内遏制了中国的产业发展，但从长期来看，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加速自主研发和本土替代的决心，这样反而削弱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结构性权力。

综上所述，供应链武器化既不是单纯的贸易制裁，也不同于全面“脱钩”，本质是一种基于不对称权力的战略性博弈。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能够超越传统军事工具的物理限制，以网络化、碎片化与更隐蔽的方式发挥出胁迫效果。同时，它也带来链条断裂、规则分裂、自主替代等反向风险，是理解当代地缘政治竞争中新型权力博弈的重要切口。

二、供应链武器化与国家间博弈

在供应链武器化现象中，供应链优势被作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筹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制力量，也不同于显性的外交制裁，而是一种以节点优势为基础、间接胁迫的战略资源。拥有关键材料、核心设备或不可替代技术的国家，在全球经济网络体系中掌握更多的国际谈判筹码，并可在特定情势下通过断供、封锁、监管等方式，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具体政策。然而，这种效用并非静态，还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2.1 供应链武器化成效因素

围绕着供应链的是一场至少有两方参与、节点互联、彼此制衡的博弈。供应链武器化的有效性取决于施动者能否在动态博弈中维持优势，节点优势和耐受程度两个核心因素影响其实施成效。

（1）节点优势

节点优势指的是施压方在供应链中掌控关键节点而形成的结构性优势。节点（nodes）和连线（edges）这两个要素是全球经济网络中国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基础。在这一网络中，如果某个节点特别“引人注目”，则被称为“轴点”（hub nodes）。“网络效应推动市场走向赢家通吃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只有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与最终用户的关系占据最大份额，从而获得利润和权力。”节点优势与“枢纽性”高度相关，若没有枢纽节点优势，供应链武器化便无从实施。节点优势可以通过三个可观察的指标加以判断：一是市场占有集中，即某一国家或企业在特定供应链中的全球市场占比，判断其是否呈现高度集中状态；二是替代成本高昂，即该节点是否对下游产业连续性具有不可绕过的影响，判断其一旦中断是否难以替代；三是断供能否实现，包括能否说服盟友协调断供行动。若某国在产业链中具有高度集中度的供应份额，对上下游产业具有系统性影响且能够实现断供，那么就可能实施供应链武器化行为。节点优势意味着高替代成本，断供或封锁只有在目标国家无法迅速找到替代供应源或替代所需成本足够高的前提下，才能施加实质性的压力。

（2）耐受程度

由于供应链具有高度的嵌入性，施动国和目标国的企业、市场、盟友等都可能因武器化行为而蒙受损失。因此，供应链不仅包括施压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还包括双方的承受能力和战略决心。例如，一国是否愿意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以换取长期战略压制？国内集团是否支持其实施封锁措施？是否有足够盟友愿意持续支持断供行为？这些因素都决定供应链武器化的战略意图能否最终达成。本文将耐受程度界定为对供应链武器化所引发后果的综合承受能力，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一是产业承受能力，包括受冲击产业在GDP、出口、就业中的占比、政府财政能力与产业补贴规模；二是自主替代能力，包括国内相关领域研发投入占GDP或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是否存在国家级替代计划和产业政策、技术替代的时间预期（以年为单位）；三是战略稳定性，决策集中度与政策执行稳定性、国内关键利益集团（企业、军工、科技部门）对承压政策的支持程度、是否有盟友分摊成本等。

（3）时间维度

供应链武器化效果受时间影响。随着断供持续进行，目标国可能会进行反制，进而启动自主替代机制，加快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寻求关键产品的多元化供应，甚至参与引领重构供应链等。面对目标国的自主替代和多元化措施，施动方也会通过制度化安排、联盟协调与技术壁垒升级等手段，主动延缓或对冲这一递减趋势。由此，供应链武器化呈现出短期奏效、中长期效果递减的动态特征。比如，微软公司长期以来在中国不禁止盗版软件，其主要目的就是避免产生反向激励，并借此拖慢中国自主研发软件的速度。供应链武器化既可能是短期成功，亦可能成为丧失长期优势的催化剂。

2.2 供应链武器化的效用机制

在对供应链武器化现象的分析中，传统的胜负逻辑难以切中本质。在全球供应链高度网络化与不对称分布的背景下，供应链武器化可被理解为一种以节点优势和耐受程度为关键变量，并随时间持续博弈的动态机制。

首先，施动方利用“节点优势”发起武器化行为。当施动方在特定供应链环节中占据关键节点，且该节点对下游产业运行具有不可替代性时，供应链才具备被武器化的现实基础。节点优势之所以能够转化为供应链武器化的结构性权力，关键在于高度不对称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形成了难以绕开的“制高点”，即相互依赖武器化理论中的“扼流闸阀效应”。当某一国家或行为体在特定供应链环节中具备高度集中的市场占比与不可替代的地位时，施动方就能够在不直接施加传统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压缩对方的选择空间，从而迫使其在既定框架内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使目标方在对潜在风险的担忧下提前修正行为。

其次，目标方面对断供压力采取让步或反制措施。节点优势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其效果取决于目标方对断供或限制的耐受程度。当目标方耐受程度较低、替代能力有限时，供应链武器化在短期内对其政策选择形成压力，使目标国被迫让步（施动国目标实现）；反之，若目标方具备较强的产业承受能力、替代动员能力和战略耐心，其回应更可能表现为暂时的妥协，也可能表现为实施反制措施，同时加速自主替代与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面对武器化行为，目标国通过自主替代、供应链多元化等方式降低替代成本、提高战略自主水平，进而削弱施动国的节点优势，供应链武器化效果则显著下降。

最后，施动方和目标方进入长期博弈阶段。随着目标方启动自主替代、供应多元化等措施，施动方原有的节点优势面临边际递减；施动方也会通过制度化安排、联盟协调与技术壁垒升级等手段，主动延缓或对冲这一递减趋势。施动方可以通过出口管制、许可制度等将既有市场节点优势转化为持续性制度安排，从而提高目标方获得替代资源的制度成本。施动方通过与盟友协调政策，压缩目标方可选择的空间，将单边胁迫扩展为多边压力，这些都成为中长期双方博弈的较量点。施动方还能通过控制关键技术、设备与软件生态，不断抬高追赶门槛，使目标方的替代进程面临新的技术壁垒。可见，在供应链武器化的中长期是施动方延缓递减与目标方加速替代并围绕时间展开的持续博弈。供应链武器化最终能否发挥效力，取决于哪一方更能“做时间的朋友”，将时间转化为自身优势。

以上框架将在后文通过案例分析予以验证，并进一步探讨供应链武器化对地缘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施动方在利用节点优势时往往也面临国内压力，因此其耐受程度对施动方也存在影响。供应链武器化通常伴随施动方企业市场损失、声誉风险、执行压力等潜在成本，因此可能削弱其长期控制力，诱发网络或链条脱嵌并导致目标国强化战略自主。

三、案例分析：半导体供应链武器化及其反制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背景之下，半导体产业被誉为“现代技术社会的基石”，已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领域。半导体供应链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设计、材料、生产设备、组装芯片。本文选取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与中国对美稀土禁运反制措施这一案例，以验证其解释力。

3.1 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

半导体供应链是高度专业化的跨国网络。从2018年起，美国先后将若干中国实体（华为、中芯国际等）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禁止向其出口先进设备并限制与其合作。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又出台了新一轮出口控制措施，明确禁止向中国出售用于制造特定芯片（14纳米或以下）、128层以上NAND、18纳米等DRAM芯片制造设备；向中国提供关键设备的美国及外国厂商必须获得出口许可。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继续对24种半导体制造设备、3种开发软件工具和高带宽存储器（HBM）实施新管控；新增140家实体清单企业。此外，美方还联合荷兰、日本等国共同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设备。以上美国利用其节点优势并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卡脖子”的行为，是典型的供应链武器化现象，下面就其核心变量进行分析。

在节点优势方面，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枢纽地位。半导体供应链设计和前端制造高度技术密集，美国及其盟友不仅控制着制造设备本身，还控制着软件、光掩膜、工艺设计、检测设备等附属体系。以美国英伟达高性能图形处理器（GPU）芯片为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节点优势。在市场集中度上，在用于数据中心和大模型训练的加速计算芯片领域，2025年GPU市场显著增长至1250亿美元，英伟达独占约92%的份额，在市场上占据支配性地位。在功能关键性上，英伟达的GPU芯片深度嵌入人工智能、云计算与高性能计算体系中的核心算力节点。其CUDA生态系统与软硬件协同架构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事实标准。一旦该节点发生中断，不仅会影响相关企业的生产活动，还可能对下游产业造成系统性影响。正是在市场高度集中与功能关键性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下，英伟达GPU芯片所在的供应链环节才具备“武器化”的基础条件，进而为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对他国施压提供了支点。

在耐受程度方面，从经济与产业结构看，中国在芯片断供冲击下承受的短期效应十分显著。2024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总量达5492亿颗，同比增长14.6%。集成电路（或称微芯片）年度进口总额达3850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加速采购芯片现象凸显了人们对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不安。尽管如此，半导体贸易制裁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冲击尚未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半导体及其下游制造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并非单一支柱产业，为缓解冲击提供了空间。从自主替代能力来看，中国研发投入持续上升。2024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占国内生产总值2.69%，其中半导体被列为优先突破领域。通过新型举国体制，设备、材料、工艺、人才培养等环节都有所提升，尽管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但已在成熟制程领域取得渐进式突破。“尽管封锁初期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造成冲击，但中国仍在推进自主研发路径，自主替代可能正在加速。”从战略稳定性看，中国在面对芯片断供时展现出较高的政策连续性与政治稳定性，是耐受程度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芯片问题被明确上升为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产业政策具有跨周期的稳定性，不会因短期经济波动出现逆转；另一方面，大型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在总体上形成战略自主共识，即使承受阶段性损失也要尽快实现自主研发。

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国政府以“对华遏制”之名推动芯片出口管制，但没有得到以英伟达、高通等为代表的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的支持。国内科技利益集团不断说服美国政府放弃将芯片“武器化”的做法。比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表示，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导致美国失去全球一半人工智能开发者的政策，从长远来看对美国没有好处，反而会损害自身利益”“中国将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从最新发展来看，中国芯片国产替代已进入“从0到1”向“从1到N”的质变阶段。行业测算显示，2025年，国产光刻胶在28nm制程的验证通过率提升至65%，国产CMP抛光液在逻辑芯片市场的份额突破30%，晶圆厂生产成本降低22%。2026年3月，华为公司推出最新国产芯片950PR，实现了“里程碑”式的提升。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自主替代能力不断增强，部分解释了外部技术封锁在中长期内对中国供应链威胁的削弱趋势。

由此可见，中方通过自主研发、产能扩建、人才培养、国产替代等方式削弱了供应链武器化效果；对此，美国采取制度化安排、联盟协调与技术壁垒升级等手段，延缓或对冲这一递减趋势。2025年11月，英伟达准备向中国出售降配特供的B30A的芯片，遭到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意识到出口管制的反作用，因而开始加强联盟协调。2025年12月，美国与日、以、澳、新、韩、英签署建立“硅和平”（Pax Silica）伙伴关系，围绕计算、硅、矿产和能源等共享战略资产加强盟友合作。

3.2 中国对美国稀土反制

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 REEs）是一类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化学元素，在导弹导航、风电电机、电池材料、智能传感器、电动汽车磁体等战略技术中至关重要。稀土对制造设备的精度与稳定性起到关键作用。面对美国对华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中国采取了稀土反制措施。2023年，中国商务部先后将镓、锗、石墨等关键原材料纳入出口管制清单。2025年初，中国的部分关键矿产对美国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同一时期，美国加速推进稀土链条“去中国化”，通过国防拨款与盟友项目对冲潜在的断供风险，例如美国在得克萨斯州规划重稀土分离加工线，但项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025年10月9日，中国商务部宣布扩大对稀土及相关技术的管控，美方智库研判，一旦稀土出口许可延宕或拒发，将在汽车、电机、军工与数据中心等链条引发连锁反应。在此紧张氛围下，同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中美围绕稀土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在即将生效的新一轮稀土及相关材料措施上同意“顺延一年”或对特定品类发放“通用许可证”，并对先前的个别调查与执法采取降温处理，以换取美方在部分半导体产品销售与谈判议程的“窗口期”安排。换言之，双方围绕着半导体供应链武器化及其反制产生的紧张关系，暂时得以缓解。

从节点优势来看，稀土作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设备等的关键原料，其供应链高度集中。尽管稀土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储量分布较广，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逐渐在稀土市场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从产量上看，2025年全球稀土矿产量达39万吨，中国为27万吨，占比69.2%，排名第一，美国位居第二，占比达13%。从加工环节来看，这一高度集中格局体现在分离、冶炼、初级加工等各个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市场，稀土精炼和分离能力全球领先，冶炼分离产能占全球90%以上，其中中重稀土元素加工能力甚至达到99%，形成了“卡脖子”控制力。这一节点优势是反制美国供应链武器化的基础。

从耐受程度来看，美国2024年有80%以上的稀土消费依赖进口，其中约77%来自中国，依赖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短期成本风险。一旦供应受限，美国汽车、电动设备、风能、国防装备等产业链在关键材料上将面临成本上升、生产延迟甚至停滞的直接冲击。2025年，中国限制对美国出口重稀土，美国供应链短期内难以实现本地供应替代。从替代能力来看，虽然美国早在2010年中日稀土争端后就开始推动稀土供应链的“本土化”，但稀土供应链重构的环境、资本与技术投入成本都很高，路径依赖使其各环节替代进程十分缓慢。比如，美国国防部为芒廷山口材料公司（MP Materials）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扩建其加利福尼亚州工厂，该稀土矿在停产数十年后重启，项目建成后将供应全球约15%的重稀土元素。虽然扩大了稀土开采规模，但由于加工能力不足，只能将开采出的产品出售至中国进行精炼，仍不能实现本土替代。因此，芒廷山口材料公司获得美国国防部股权投资和10亿美元商业融资建造“10X”工厂，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届时该企业每年的稀土永磁产能将达到1万吨。从战略稳定性来看，美国在盟友协调层面展现出较强耐心，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正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新的稀土矿和精炼厂。如澳大利亚政府投入16亿澳元贷款，支持伊卢卡资源公司在西澳大利亚州建设澳大利亚第一座稀土精炼厂，同时承诺提供11.6亿澳元支持阿拉弗拉资源有限公司（ARU）在北领地建设精炼厂。2026年2月，特朗普总统宣布价值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新储备计划，就是要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但美国稀土战略一致性有限，国内政策在扶持本土稀土矿业的同时，利益集团（尤其是环保组织）对稀土开采、加工的环境影响意见不一，双方协调成本显著上升。

从时间维度来看，尽管稀土资源优势给中国提供了反制的底气，但也伴随着“去中国化”的风险。2010年中日稀土争端引发日本供应链震荡，导致日本通过南非供应合作、技术回收体系建设、功能替代材料研发突破等构建“去中国化”体系。稀土反制不仅会促使目标国家加快“去依赖化”进程，还可能引发针对中国的跨国博弈。2025年10月，特朗普总统在访日期间签署了一项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与稀土供应的合作框架协议，“协助两国实现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包括采矿、分离和加工）的韧性和安全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稀土不适合作为反武器化的手段，相反，中国可以通过有限度的调控来实现短期目的。例如，2023年中国对石墨、镓等战略材料采取出口许可制调整，短期内起到了反制作用。

中国利用稀土对美国芯片遏压进行反制是一种合理选择。尽管节点优势不一定迫使美国立刻调整其半导体政策，但可在中长期内提高美国供应链成本，形成间接的战略压力。此外，通过渐进式、差异化的出口管制，中国提高了稀土在国际博弈中的议价能力。供应链武器化不是单次行动的博弈，而是在“武器化”与“反武器化”之间的长时段较量，成效取决于各自的节点优势与耐受程度。如果目标国同样占据供应链枢纽节点，则可能进行有效的短期反制。

四、供应链武器化的地缘政治效应

随着全球经济网络化程度加深，供应链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日益重要的支撑杠杆。“在全球生产分工高度专业化的条件下，技术权力空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通过技术要素流动联系在一起”。中美科技竞争、俄乌冲突冲击粮食与能源流动、欧盟强化供应链韧性战略等重大事件，使供应链武器化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分析对象。因此，有必要探讨供应链武器化及其反制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和未来趋势。

4.1 “卡脖子”节点争夺更加激烈

供应链武器化的首要地缘政治后果是国家从比拼传统军事或经济“硬实力”转向争夺供应链枢纽节点的控制权。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对“卡脖子”节点的控制能力，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供应链的不对称性和技术资源垄断使某些国家可以利用其节点优势对他国施加压力、威胁或战略封锁。在传统的全球化叙事中，随着多国参与和跨国企业活动的增长，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无论强国还是弱国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因此权力逐渐扩散，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然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下，国家围绕着少数“卡脖子”技术进行争夺，呈现出“枢纽节点”集中的现象。

正如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所揭示的，控制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咽喉要道，在无形中给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带来极为有效的战略筹码，使其手握有力武器。半导体技术是典型例证。2022年以来，美国联合荷兰、日本限制阿斯麦（ASML）等设备企业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技术，明确将供应链节点优势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和武器，标志着“美国正坚定地致力于控制全球半导体技术供应链中所谓的卡脖子技术”。与供应链中技术密集型节点相比，供应链的原料供应部分（如稀土等关键元素）也呈现类似逻辑。由于中国在稀土供应中拥有重要优势，稀土在新兴技术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使得稀土作为反制措施亦是有效的。因此，美国正加快将关键矿产纳入以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的系统性国家战略。

这一变化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供应链关键性部分，如半导体设备、关键矿产、知识产权、能源输送线路等正在成为新的“卡脖子”节点，在这些领域拥有高度控制力的国家或区域能够将结构性优势转化为权力，通过供应链断供、准入限制等方式影响他国政策。另一方面，供应链的地缘政治意义使跨国企业从单纯市场理性主体转变为节点支撑，其决策越来越需要考虑政治风险并决定是否与国家战略一致。“卡脖子”政治正在取代过去“权力流散”式的全球化逻辑。

4.2 供应链分裂化与阵营化风险加大

供应链武器化的地缘政治后果还体现在全球供应链的分裂化趋势上。供应链武器化不仅局限于双边对抗，更引发区域甚至全球性的供应链“联盟化”“阵营化”。在21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中，供应链一般按市场效率自发演进，产品各环节由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参与。然而，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导致供应链的安全逻辑和政治逻辑被置于全球化经济逻辑之上。

供应链武器化不仅对既有全球分工体系产生冲击，更推动全球经济向区域化与集团化方向重构。这一趋向体现在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供应链正向“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可控脱钩”等方向转型。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要求台积电、三星等亚洲企业将晶圆生产关键环节转移至本土或盟友国家，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2022年，美国与日本、荷兰达成协议，保证日本和荷兰不允许本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目前禁止的各类设备。“友岸外包”政策将供应链迁往政治盟友国家，越南与墨西哥成为主要“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对象，它们的美国进口市场份额正在快速增长。

供应链武器化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小多边”合作不断涌现。2022年6月，美国联合加、澳、法、德、日、英等国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声称为关键矿产资源建立“多元化、安全且可持续”的供应链。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生产国、第三大稀土生产国和第五大钴生产国。2022年12月，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组建“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SCMA），以统一关键矿产生产、采购和监管标准。2023年2月，美国又推动与七国集团和欧盟建立“关键矿产买方俱乐部”，以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美国构建矿产供应链联盟的策略包括将重要盟伴关系延伸至关键矿产领域并建立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新联盟。2023年5月发布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公报》强调“矿产供应链安全”，要求“构建具有韧性、稳健、负责任和透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2024年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供应链韧性协定》（简称《供应链协定》）生效，“旨在建立一个更深入的合作框架，以防止、减轻和应对供应链中断”。全球供应链治理正从普遍性多边主义向选择性、功能性合作转变。供应链武器化不仅是冲击变量，更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结构重组的重要驱动力。

4.3 国家“去风险”与战略自主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及可能面临的中断风险越发明显。鉴于此，“去风险”成为多国政府与企业应对的重要策略。“去风险”并不是完全“脱钩”，而是在高度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回应，以确保供应链关键节点、关键原料、关键技术等的多元布局与战略自主。各国纷纷加强战略自主并加大研发投入，或通过产业政策扶持以降低对外依赖。

近年来，美国通过“关键矿产安全化”持续性政策升级、扩大公私伙伴合作、强化国际合作与供应链重构等方式推进其稀土产业战略重建。比如，美国国防部向芒廷山口材料公司（MP Materials）投入4亿美元股权投资并额外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扩大国内分离和精炼产能，这是联邦政府重建美国“端到端生产”能力的一部分。比起美国，欧盟更强调“去风险”和战略自主。半导体、人工智能、5G技术是欧盟认定的战略技术，尤其是“微芯片，包括处理器，是为所有电子设备和机器提供动力的关键技术”，因此需要一个工业联盟确保“到2030年，欧洲能够设计和生产最先进的芯片，同时通过将其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提高至20%，来减轻整体战略依赖”。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在对华政策讲话中明确欧盟对外经济安全的“去风险”四个支柱，分别是“提升自身经济和产业的竞争力和韧性”“运用现有贸易工具”“明确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敏感高科技领域的未来关系”“与其他伙伴保持一致”。欧盟将医药、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纳入战略自主核心领域，通过《芯片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净零工业法案》等重要法案，加强欧盟在能源、医疗和药品、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等领域的供应链韧性和自主性。其中，《芯片法案》在关键技术领域汇集政治、产业、技术和财政支持等多种资源，提出明确的产业和科技能力建设规划，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最终实现对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的战略控制。总体来看，各国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和战略自主是面对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一种回应，虽然强化了各自的供应链韧性，但事实上却加剧了供应链的分裂。

4.4 全球供应链治理规则的调整

全球供应链治理规则是一套规范跨国生产、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制度性安排，其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供应链分工协作、风险管理与价值分配。这些规则涵盖贸易机制、投资与产业政策、技术与标准体系以及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制等多个层面，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致力于取消半导体关税的《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简称ITA）。在“去风险”背景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南北分化，是当前全球供应链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首先，全球贸易与制度体系的合法性正在面临重大挑战。供应链武器化往往突破世界贸易组织等贸易机制，采取基于“国家安全例外”的临时措施，导致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受损，供应链武器化脱离自由贸易与多边协定逻辑。例如，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芯片封锁以及对特定企业的制裁行为，均处于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议的框架之外。“半导体治理日益游离于多边贸易体系之外。随着单边出口管制和产业政策的激增，现有的全球规则秩序似乎难以应对这一转变，这不仅对中国，也对供应链治理的韧性构成重大影响。在现有的多边规则体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其次，全球供应链治理成为比传统多边贸易制度更复杂的高阶议题。供应链不再只是跨国企业策略问题，还涉及治理权的争夺。因此，未来治理制度可能从双边协定转向“供应链治理架构”（chain governance frameworks）。供应链武器化进一步导致国际制度的竞争。以半导体和数字供应链为例，新一轮跨国制度协定并非由世界贸易组织发起，而是由政治联盟如七国集团、美国—欧盟技术与贸易委员会（TTC）或“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发起，这些新机制旨在为供应链治理塑造新型技术、数据与贸易标准。最后，供应链武器化从根本上推动全球治理话语转变。各国既无法回到完全相互依赖的传统全球化模式，也难以实现完全“断链式”的民族主义做法。因此，未来供应链治理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平衡安全与开放的结构中维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综上所述，从权力博弈角度来看，“卡脖子”节点带来的权力竞争引发了国家之间的激烈博弈。从经济视角看，全球网络从效率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出现供应链区域化、阵营化趋势。从治理视角看，它正在瓦解传统全球治理框架，引发价值体系与规则体系调整甚至重构。这些影响相互交织，重新定义了21世纪地缘战略竞争的新场域。

五、结  语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供应链武器化已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新现象。供应链武器化作为一种新型战略工具，反映出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从理论层面看，本文印证并扩展了斯特兰奇关于权力源于结构的判断，指出供应链节点优势确实具备结构性权力，并通过武器化行为说明这一优势是如何转化为权力的。此外，本文在法雷尔与纽曼提出的“相互依赖武器化”基础上，将分析对象从金融、信息网络拓展至供应链，构建了包括施动国和目标国在内的武器化作用机制。本文还通过引入时间变量，揭示了供应链武器化在中长期内可能出现效力递减甚至反转，从而对既有文献中偏重短期胁迫效果的研究形成补充，为理解当代地缘政治中经济技术权力的动态演化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供应链武器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化内部矛盾的一种新表现。相互依赖既可能推动国家间合作，也可以成为各国博弈的杠杆和抓手。其未来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全球围绕供应链的竞争加剧。国家通过国内战略争夺关键供应链节点的控制权，同时通过地区机制加强供应链韧性；二是全球供应链治理规则进行调整。从出口管制法规、数字技术标准到产业补贴规则，未来供应链治理将出现制度竞争；三是相互依赖与战略自主并行。“去风险”不意味着“脱钩”，“战略自主”也不是“彼此孤立”，国家之间仍可能在低敏感领域维持有限合作。供应链武器化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传统现实主义或双边关系视角都难以全面捕捉其动态。因此，构建供应链武器化理论框架、探索供应链风险治理方法、重构全球供应链治理规则，都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不论大国竞争如何延续，未来供应链治理都将在效率和安全中寻求平衡。在此意义上，供应链武器化不仅是对传统全球化叙事的挑战，更是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