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最敬重的一位同邑前辈，是第二个为其《聊斋志异》作序的唐梦赉。
康熙三十七年（1698）六月，唐梦赉卒于家。蒲松龄代淄川众缙绅作《祭唐太史》文。祭文开头说：
呜呼！城郭犹故，人民顿非。眼看埋玉，昔人所悲，而况一木折而大厦倾，一人死而气运衰！即妇子之无知，犹辍舂而涕洟；矧亲承謦欬，悲见其脱屣而长归！
结末又云：
呜呼悲哉！老成凋谢，梁木摧崩；河山变色，风月无情！衣冠遂无领袖，里社竟绝典型！值大庭之公议，嘿相视而无声；乌爰止于谁屋，徒遗恨于冥冥！
可谓歌哭情深，至矣，极矣。
蒲松龄还写过两篇颇涉荒诞的故事，置入《聊斋志异》中，来颂扬唐梦赉嵚崎磊落，鬼神畏之。
一是《泥鬼》篇，写唐梦赉“童年磊落，胆即最豪”。一日在庙宇中游戏，竟抠取下泥鬼的琉璃眼珠，“怀而归之”。泥鬼有灵，不敢怪罪唐梦赉，而迁怒于一位同游戏的儿童。篇末“异史氏曰”：“登堂索睛，泥鬼何其灵也！顾太史抉睛，而何以迁怒于同游？盖以玉堂之贵，而且至性觥觥，观其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神且惮之，而况鬼乎？”怪哉！鬼土偶何能有灵？即使有灵，又何以会预知儿童时之唐梦赉后来会入翰林，并由于上疏得罪而拂袖归里之事呢？
另一篇是《雹神》，写唐梦赉晚年出吊日照县，路经安丘县雹神李左车庙，投石池中，误中龙族，惹得雹神怪罪下来，尾随着唐梦赉一行人之身后降雹。按情理说，这是雹神李左车对唐梦赉作警告。可是，蒲松龄却从背面作文章，一方面批评李左车：“业神矣，何必翘然自异哉！”意思是李左车根本不应尾随唐梦赉一行降雹；另一方面又自作解释：“唐太史道义文章，天神之钦瞩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于君子也。”仍然落到颂扬唐梦赉上。
不惜假神鬼之事以颂扬之，这就足见唐梦赉在蒲松龄头脑中形象之高大了。
一
唐梦赉字济武，号岚亭，别号豹岩。他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长于蒲松龄十三岁。入清后，他于顺治五年（1648）乡试中举，次年成进士，为庶吉士。顺治八年（1651）庶吉士散馆，授秘书院检讨。不久，皇帝命翰林院译《玉匣记》和道家的《化书》为满文，唐梦赉上疏谏阻，谓《玉匣记》乃卜筮占验之书，《化书》更“离奇怪诞”，“曲说不典，无裨书化。请移此以辑圣贤经世大训，以佐平明之治”（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十《请罢无益之纂修疏》）。疏入，留中。这就是《泥鬼》篇“异史氏曰”中所谓“上疏北阙”）事。这年，御史张煊，弹劾御史李道昌、王士骥等人巡方失职，李道昌、王士骥等人夺官，而张煊亦由此事而名列外转。张煊不服气，又反噬唐梦赉谏阻译《化书》事为“干重典”，唐梦赉遂成了朝中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被罢官。是时，詹事李呈祥诸人上疏为其申辩，唐梦赉却决意归田。这就是《泥鬼》篇末所说“拂袖南山”。唐梦赉一生事迹，见王士禛《带经堂集》卷八十五《敕授征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
唐梦赉罢官归里时，年仅二十六岁。此后四十馀年，优游林下，过着富裕、闲散的缙绅生涯。他读书广为博览，研讨理学，“究极朱（熹）陆（九渊）同异之辨，旁及二氏（释、道）之说”（《带经堂集》卷六十五《志壑堂集序》）。他自然也为文赋诗，生前刻有《志壑堂集》二十四卷、《后集》八卷。王士禛评之曰：“盖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云之行太空，如风之行于江海，入世出世，随所遇而发之，而未尝有所执也。故其文近于蒙庄，而其诗近于东坡，读者欲以拘墟之见，尺寸而测之，失其意矣。”（《志壑堂集序》）王士禛此评虽有过誉的成分，但也非凿空之言。唐梦赉确实以正直、能文，赢得了当地官绅、文士们的尊敬，颇有些名望，曾先后被推举出来纂修《淄川县志》、《济南府志》。
唐梦赉身居林下，却颇不甘寂寞，常关心当地的政事民瘼。王士禛所撰其墓志铭中又说：“先生虽潇然世外，而不忘经济，著《铜钞疏》、《禁籴说》、《备边策》，皆凿凿可见施行。尤加意桑梓，如《议革签报柜书》、《筹省漕粮折》、《解免西郭义集起税》，皆请于县令，力举行之。”《铜钞疏》、《禁籴说》诸篇，均载于《志壑堂文集》。
蒲松龄曾受命为唐梦赉作生志，志中还曾讲到他向当事建言的两件事，一是为平于七之起义而发，一为平定三藩之乱而发。关于前一件，蒲松龄说：
昔莱郡有于七之难，王师一旅，秉钺东征。燕巢危幕，至倾拔木之风；兵弄潢池，大惧炎昆之火。开府从军，与公有素。祖士雅澄清为志，喜从谏于转轳；唐子西世务咸通，得献筹于借箸。于是掠禁惟严，肤功立奏。纵俘擒之弱息，欢噪孤城；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
这是说胶东于七起义，清廷派大兵围剿，纵兵烧杀掳掠，唐梦赉曾向他相识的官员建议加以约束，并且生效了。这里所说从军之“开府”，是指当时来任山东总督之祖泽溥，照传统的行文法，用晋代名将祖逖之姓字指代，是取其与祖逖同姓氏。祖泽溥是明末降清的总兵官祖大寿之子，并以此曾授一等侍卫。唐梦赉曾为内翰林秘书院检讨，当与祖泽溥相识。唐子西是宋代人称“鲁国先生”之唐庚，这里自然是指代唐梦赉。唐梦赉曾向祖泽溥建言，虽然未必生效，但建言之事应该是实情，蒲松龄不会是无中生有。唐梦赉自然不会、也不敢同情于七起义，反对朝廷派兵围剿，但他不满意清兵滥杀乱虏，连老人儿童都不放过，还敢于向手握屠刀的刽子手建言，还是可贵的，比起那些慑于形势之险恶而闭起眼睛，以求保全身家的官员、文士们要好得多。
这里附带说明：蒲松龄为唐梦赉作生志，旨在显扬其德行，所以说他建言生效，百姓受惠：“纵俘擒之弱息，欢噪孤城；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这却未必然。且不说“弱息”未必使得“纵”，“娇婴”未必能“还归”，即便是有几分真实性，也就是清兵确实收敛了烧杀虏掠的暴行，那也必是先有“俘擒”，然后才会有“纵”，有“还归”，这岂不是反映了清兵在围剿之乱中诛连甚广，俘擒很多，镇压是非常残酷的！蒲松龄时已成年，对清兵镇压于七之乱，沿途烧杀虏掠的情况，自然有所耳闻目睹，印象很深。他在《聊斋志异》里的《野狗》篇中写道：“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值大兵宵进，恐罹炎昆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兵过既尽，未敢遽出，忽见缺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公孙九娘》篇首段亦云：“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这显然都是由其实际的闻见感受而生发出来的文字，其中就寓有蒲松龄非难之意，并非向壁虚拟，随意点染云云。这两篇均载于《聊斋志异》手稿第一册，当系早年之作，其时去清兵镇压于七起义尚不久远。
唐梦赉还以重义怜才，不吝推解，为当时人所称道。王士禛在为其所撰墓志铭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客武林，同年林副使嗣环前已客死，有子壮不能娶，先生倾囊为营葬、授室，手录其遗稿以归。
这是康熙十六年（1677）冬唐梦赉同高珩南游吴越时之事，唐梦赉《丁巳同游日记》中曾记及在杭州遇林嗣环二子，“少有所赠”（《志壑堂文集》卷二十）。事后，唐梦赉又写了《林铁崖大参传》，结末云：“余与林同谱，从未识面，但从诸集见其一诗一序。今搜其全集，尚存四册，皆曹秋岳侍郎所订正。余既为其子毕婚，乃葬之昭庆寺西五里龙潭上，因记所闻于王巢云副使者，志其居官崖异如此。”（《志壑堂文集》卷六）可证王士禛所言不虚。
林嗣环字铁崖，福建晋江人，顺治六年进士，所以王士禛称唐梦赉之同年，唐梦赉自称与之同谱。林嗣环曾官广东按察使副使，兼理学政，因性情放诞，与总兵互参，被逮至京下狱。适周亮工亦入狱，二人时从监房门隙中传递唱和诗句。遇赦后，客寓杭州，贫以死，境况甚惨，至棺柩暴露，无葬之者。他颇有些才情，诗文亦如其人，风格奇峭诙谐。唐梦赉为之营葬，为其子完婚，而且还手录其遗稿保存之，见得其对不幸之文人很有些同情心。
清初张潮编《虞初新志》，收署名林嗣环的《口技》一文，长期以来脍炙人口，惜乎近世罕有人知道林嗣环是何等人物。唐梦赉所作《林铁崖大参传》，正可补读其文而不知其人之缺憾。
蒲松龄特别敬重唐梦赉，也正因为唐梦赉身为本邑之衣冠领袖，喜欢汲引后进，提携寒士。他在为唐梦赉所作之生志中说：“若乃接引寒儒，提掖后进，拔十得五，好为美谈；齿奖牙褒，不惜馀论。徒行在道，脱韦少翁下仆之车；敝垢登堂，多王思远交帚之座。粗通文字，遂遭暖律之吹；略见品题，已定青萍之价。剩鳞残馥，沾溉不穷；景星凤凰，先睹为快。”唐梦赉死后，他代众缙绅写的《祭唐太史》中亦称唐梦赉：“雅爱文人，尤怜才士，苟一艺之微长，辄称扬而不置。”蒲松龄反复讲唐梦赉这一美德，无疑是因为他这个位卑家贫的穷秀才，就曾经受到过唐梦赉的礼遇、奖誉和帮助。他无疑曾“敝垢登堂”。当他为作《聊斋志异》受到一些亲友的非议，初步结集时于自序末端慨叹“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之际，唐梦赉继高珩之后为之作序，曲为辩说，谓其必传，他自然大有知己之感。他自然是不敢自喻为“景星凤凰”，而所谓“剩鳞残馥，沾溉不穷”者，则无疑包括他自己在内。
二
蒲松龄同唐梦赉发生交往，据现存有关资料看，是在蒲松龄南游作幕归来之后。
康熙十一年（1672）初夏，唐梦赉有崂山之游。《志壑堂文集》卷十二《杂记》中记：
壬子夏，游崂山，见海市。时同行者八人。
后文记述了当时所见海市蜃楼的情景：
再宿青玉涧，观日出。回至番辕岭，微雨初晴，东望海际，见一城在白云中，堞数十仞，炮台敌楼，历历可数。俄见一人青衣出，路南行，后一人肩挑雨具从之，向西望若凝目。吾辈诸同人方惊疑，云去时未见此城，且迁海以后宁复存此岛乎？询之土人从同行者，乃曰：“此海市也，是为沧洲岛。”一食顷，而埤堄渐低，青山露髻文，移时城山尽出，恍如梦寐矣。
此外，唐梦赉还另有《崂山看海市补赋》诗、《贺新郎·忆二崂山观日出，时海市见沧洲岛》词，及《双调新水令·游崂山看日出，回番辕岭，海市现沧洲岛》套曲，分见于《志壑堂诗集》卷五、卷十二。
蒲松龄亦有《崂山观海市作歌》一首，诗云：
山外水光连天碧，烟涛万顷玻璃色。直将长袖扪三台，马策欲挝天门开。方爱澄波净秋练，乍睹孤城悬天半。埤堄横互最分明，缥瓦鱼鳞参差见。万家树色隐精庐，丛枝黑点巢老乌。高门洞辟斜阳照，晴光历历非模糊。襁属一道往来者，出或乘车入或马。扉阖忽留一线天，千人骚动谯楼下。转眼城郭化山丘，猎马百骑皆兜牟。小坠腾骧逐两鹿，如闻鸣镝声飂飕。飙然风动尘埃起，境界全空幻亦止。……
我的学生邹宗良发现《淄川县志》卷七“艺文志”载张笃庆之父张绂所作《焕山山市记》一文，中间追叙到在崂山所见海市的奇观：
壬子初夏，偕同人游二崂山遇雨，假宿青石涧。凌晨晴霁，过番辕岭，矫首南望，倏见城郭楼台，旌旗人马，变幻顷刻，咸叱为异观焉。问之土人，曰：“此沧洲岛现海市耳。”
邹宗良认为三人所写崂山海市景象，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推断蒲松龄、张绂都在唐梦赉所说游崂山“同行者八人”之中，也就是说蒲松龄曾在康熙十一年随同唐梦赉游崂山，《崂山观海市作歌》并非向壁虚拟。详见邹宗良《蒲松龄崂山之行》（《蒲松龄研究集》第四辑）。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个情况，以资佐证。
一是蒲松龄有《超然台》七律一首，诗云：
插天特出超然台，游子登临逸兴开。
浊酒尽随乌有化，新诗端向大苏裁。
蛾眉新月樽前照，马耳云烟醉后来。
学士风流贤邑宰，令人凭吊自徘徊。
此诗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里，被置入无法系年的“续录”卷中。超然台，在山东诸城县北城上，原为宋代大诗人苏轼做密州太守时所建，见《诸城县志》卷八“古迹”。蒲松龄诗有“新诗端向大苏裁”、“学士风流贤邑宰”之句，正切合诸城超然台实况。诗中首云“游子登临”，末云“令人凭吊自徘徊”，当为亲临其台凭吊而作，不会是出自虚拟。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八有《诸城崇宁寺大威上人塔铭》，中云：“壬子岁四月，穷迹崂桑，探奇海市，往返皆经东武之崇宁寺，始知大威上人已示寂双树者一岁矣。”东武为诸城之别名。纵观蒲松龄一生，未发现他在其他时候有东游之迹象，现在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超然台》诗并非蒲松龄所作，那么认定这首诗是蒲松龄在康熙十一年随同唐梦赉游崂山往返经诸城时之作，是合乎情理的。反过来说，这首《超然台》诗的存在，也就为蒲松龄那年曾随同唐梦赉游崂山，增添了一个佐证。
可资佐证的第二个情况是：那年同唐梦赉一起游崂山的还有高珩。高珩《栖云阁诗集》有“拾遗”二卷，卷二有《赠济武太史》，首联云：“七年两度共君游，前送残春后暮秋。”后一次同游是指康熙十六年暮秋开始的吴越之游，唐梦赉《丁巳同游日记》详细地记述了他同高珩游吴越的情况。前一次暮春出游，当指康熙十一年四月开始的崂山之游。《栖云阁诗集》卷三《青萝洞行》前半部分云：
仆本野人宜岩壑，百种疏慵安落拓。揣分端寻樵牧宜，宿缘偶被冠裳缚。翩然掉首赋归田，十日疾看海上山。蜃楼依稀感海若，天吴紫凤嬉吾前。
这表明高珩在康熙十一年春天请急归里不多几日便同唐梦赉一起出游崂山，也看到了海市蜃楼。可以断定，唐梦赉所说“同行者八人”中，高珩也在其中。蒲松龄于康熙十五年写的《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中有“曾向三生联旧约”之句，大概就隐指他们在同游崂山时，曾经说过要相偕遁世、寄兴山林之类的话头。
蒲松龄确实游过崂山。这样，他的《聊斋志异》里，数次写到崂山，《崂山道士》、《香玉》两篇，都是以崂山为故事的地理背景，后一篇还具体写到崂山下清宫，“耐冬高二丈，大数十围。牡丹高丈馀，花时璀璨似锦”，就可以理解了。自然，虚构的花妖狐魅故事之发生地，作者固不必然曾亲临其处，但曾经到过的地方也往往成为创作的一种契机，容易出现于笔下。
唐梦赉游崂山之次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又有泰山之游。前引其《杂记》于崂山见海市一节后记云：
癸丑，登泰岱，宿岳顶公署。四鼓登日观峰，天宇穹窿，白云满地。已而，鸡声唱彻，东望白云中，火焰堆起三峰，初如红榴乍吐；渐高，云气如赤，叠锦拖绮，变现万状；朱盘轮囷，去天渐近，白云渐消，山峦村落渐出，而世界现矣。
《志壑堂诗集》卷一题曰《登岱集》，唐梦赉自序云：已往诗均散佚，“自癸丑《登岱集》以后七八年，复存旧稿”。《登岱集》第二题就是一首《看日出歌》，所写于泰山看日出之景象，与《杂记》一样。
蒲松龄文集有《秦松赋》，赋泰山之古松。泰山有五棵古松，在山半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于二十八年登泰山封禅，及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后世遂指称此五棵松为“五大夫松”。《秦松赋》极写此五松“苍柯磊落，古鬣鬅鬙，直枝百尺，斜影千层，霞侵纹起，日照斑生，貌与石而并古，色比黛而同青”之状，又就受秦封之说而生发，问古松：“大夫乎，大夫乎？秦之封有其乎，无乎？君以为荣乎，污乎？”显然，蒲松龄是登过泰山，登泰山也必凌绝顶观日出。《登岱行》便写到观日出：
瑶席借寄高岩宿，鸡鸣海东红一簇。俄延五更黍半炊，洸漾明霞射秋谷。吴门白马望依稀，沧溟一掬堆琉璃。七月晨寒胜秋暮，晓月露冷天风吹。顷刻朝暾上山觜，山头翠碧连山尾。
与唐梦赉《杂记》之记述颇相似。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里，《登岱行》正系于康熙十二年。那么，有可能这年蒲松龄亦曾与唐梦赉同游泰山。只是尚无佐证，不敢遽然论定。
三
蒲松龄曾受唐梦赉之命为作生志，题为《唐太史命作生志》，结末云：
松，一介寒癯，半生老鬓。赢縢蹑屩，频登玄礼之门；破帽残衣，叨连杜公之榻。耿光时炙，志跬步于杖履之馀；声气遥通，窥情怀于謦欬之末。
这段文字表明，他同唐梦赉之交往，不止于曾一二次同游，他还曾经常出入唐梦赉之门。惜乎文献不足征，难于详细考察，仅可以窥知其二三事。
残存之《柳泉居士词稿》，有《沁园春》一阕，题为《岁暮唐太史留饮》，词云：
锦绣人家，深沉院落，不染尘埃。看千章树外，君公第敞；万竿竹里，书舍门开。雪煮团茶，座延国士，何数浅斟低唱哉！尤难处，在世人欲杀，我意怜才。 登堂相与徘徊。又喜值葡萄泼绿醅。念穷途不偶，我狂似絮；幽芳自喜，君淡如梅。盼睐宠承，留连不尽，争奈城头落照催。勿留我，倘乐谈不倦，数日还来。
蒲松龄此词稿是依写作时间之先后逐次誊录的，经粗略考察，没有发现前后颠倒的情况。这阕《沁园春》前有《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喜迁莺·岁暮作》，甲寅为康熙十三年。其后之第三题为《少年游·戏赠韦仲》，韦仲为蒲松龄西铺馆东毕际有之子毕盛钜，可说是蒲松龄之少东家，其作当在蒲松龄初入毕家坐馆时。这样，这阕《沁园春》当作于康熙十四年至十八年这期间的一个岁暮。康熙十六年暮秋，唐梦赉同高珩南游，岁暮是在杭州度过的，自然不可能是这一年。又，此词后紧接《水调歌头》一词，题为《饮李希梅斋中作》，全词充满愤懑牢骚之语，如“梦亦有天管，不许谒槐王”；“漫说文章价定，请看功名富贵，有甚大低昂？只合行将去，闭眼任苍苍！”情绪颇为激动，显然是一次应乡试失败后不久之作。这期间，康熙十四年、十七年为乡试年。此《水调歌头》之作，若不在前者，必在后者，二者必居其一。再玩味此《沁园春》，先写唐梦赉宅第宽敞，院落深沉，后表“盼睐宠承，留连不尽”之意，似非前此蒲松龄已经常出入唐宅，成了唐府的熟客；若已成为熟客，就不会有这等感觉了。综合上述情况，推定此词作于康熙十四年，或大致不差。
值得注意的是，词中有“在世人欲杀，我意怜才”之句。“我”，是指唐梦赉，含独与众人不同之意。这并非泛泛而言，而是正反映着蒲松龄当时的困苦境况。这期间，蒲松龄正处在一生中最穷困、最苦恼的时候，数应乡试不中，写狐鬼故事又受到一些友人非议，更加上他秉性鲠直，常常仗义执言，得罪了一些人，境况很恶劣，心情自然很不好。所以，这期间所作诗词便多嗟叹贫穷，自伤不遇，篇中多牢骚、愤慨或凄苦之语。如《日中饭》、《示弟》诸诗，写家境贫穷，至不能养活妻孥，更无法照顾衣食不周的兄弟，还要为纳税完粮而忧心。上引《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作》及《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两词，直抒科举失意的愤慨，情绪至为激烈。更多的则是就当时的境遇而发的哀怨。如《遣愁》：
高斋独坐思依依，回首人间百事非。
狂态招尤清夜悔，强颜干事素心违。
沾霜槲叶寒犹湿，着雨桃花倦不非。
四壁萧然身欲老，少年那不羡轻肥！
——《聊斋偶存草》
《夜微雨旋晴，河汉如画，慨然有作》，情调更低沉。其一后四句云：
噫嘻此身何褴褛，把酒问天天不语。
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
其二后四句云：
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声呜呜。
歌阙粉绿扫重云，天开星眼泣露珠。
——《聊斋偶存草》
与此同调的还有《如水新酿熟，清夜见招》：
词赋人登百尺楼，狂搔短发看吴钩。
醉眠钟漏声交夜，痛哭溪山路尽头。
诗酒难将痴作戒，文章真与命为仇。
欲从缑岭寻歌吹，瑶水苍茫不可求！
直可以谓之作穷途之哭。蒲松龄处在这样的境遇中，身为当地衣冠领袖的唐梦赉独垂青目，对他示以同情、赏识，乐与之交，招与同游，确乎是“在世人欲杀，我意怜才”，他自然是感到“盼睐宠承”，特别高兴而感激不尽了。
唐梦赉《志壑堂诗集》卷十《己未庚申集》，有一首同蒲松龄相聚会的诗，题为《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留仙》。诗云：
烟雨秋堂卢橘香，夜阑云气护空床。
将闻鼍鼓闻蛙吹，却醉松醪醉缥缃。
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亦传觞。
道人不记星桥别，晚度溪柳一望洋。
这是康熙十九年（1680）秋所作，其时蒲松龄已入西铺毕家坐馆。“耆卿”，指蒲松龄，他自号柳泉居士，又喜度曲，故诗中用著名词人柳永之字以代之。“还度曲”，见得蒲松龄早年便喜欢当地俗曲，前此有所作，也能唱，现在依然。此句下接“同来苏晋亦传觞”一句，显然是写他们在毕家绰然堂夜饮欢快之情状，蒲松龄高兴地唱了一段俚曲。“苏晋”，唐玄宗时人，诏令多为其所草拟；这里是借以指代诗题中标出的苏贞下。苏贞下名元行，亦为淄川人，康熙十七年举人，年已四十馀，后上春官不第，老而选官山东濮县（今划归河北省），卒于官（《淄川县志》卷五“举人”）。王士禛所撰《敕授征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谓苏元行为曾经唐梦赉指授者之一。《志壑堂诗集·己未庚申集》之诗题中，数见其名，可知苏元行近年正居唐梦赉门下。这次显然是随同唐梦赉来毕家。唐梦赉来毕家宿于绰然堂，并无同主人毕际有唱酬之作，却与其家馆师开怀夜饮，非常欢快，见得他同蒲松龄交往已较深。
据文尾所署干支，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时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仲秋。序中云：
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闻见，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
这说明前此唐梦赉已读过《聊斋志异》已作成的篇章，自那以后蒲松龄又作成了许多篇。遗憾的是“向”字太虚，不知究竟是已往的哪一年。不过，如果只是前两三年，即康熙十八年蒲松龄作《自志》时，似乎用“向”字就不甚切。所以，再往前推到他们初交时，也就是康熙十一年前后，也不无可能性。看来，唐梦赉之赏识穷秀才蒲松龄，很可能就是由于蒲松龄“能为载记之言”，志“鬼狐怪异之事”，文章写得非常出色。
此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蒲松龄有《题唐太史借鸽楼》七律二首，显然曾过其家。康熙三十三年（1694），唐梦赉应济南以风雅自命的贵公子朱缃之请托，向蒲松龄借出其《聊斋志异》的原稿（说见《蒲松龄与朱缃》）。康熙三十五年（1696），唐梦赉七十初度，蒲松龄应命为作生志，并有《寿唐太史》诗，及《和唐太史五亩园诸咏即韵》十四首。这些情况表明，蒲松龄与唐梦赉的交情，并没有由于蒲松龄入西铺毕家坐馆，宾主甚相得，而疏远起来，也可以说是有始有终。
四
中山大学藏旧抄本《聊斋诗文集》，附录有总题“寄聊斋”的一部分书札。其中有仅署“唐”字而无名字的四札，就内容看，作书人无疑是唐梦赉。札中蕴蓄着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值得做一番笺释。
第一、二两札，显然是相联系的，故一并来谈。第一札云：
两诗笺歌哭情深，熟读再四，谨珍重藏之矣。年内如东归，幸过山斋。比来有咏五亩园十五景诗，将奉和章也。又，李左车一案，久不成，亦当有以示我矣。便启不一。
第二札云：
来什押韵奇险。《春台》一作尤谑，恐一时无出其右者乎！敬什袭之，俟汇成卷，当出而共世矣。何时过我林壑得深谈也？不一。
第一札邀蒲松龄和其咏五亩园十五景诗。五亩园，为唐梦赉宅第之园，在淄川城东南隅，园中构有志壑堂、林皋阁、画馀亭等（《淄川县志》卷二“续园林”）。唐梦赉咏五亩园景物诗，不见于《志壑堂诗集》、《志壑堂诗续集》，当为晚年所作。第二札所说“来什”，无疑是蒲松龄之和诗，今存，即《和唐太史五亩园诸咏即韵》。第十一首为《喜春台》，当即唐梦赉所说“《春台》一作”。诗云：
城中张灯火，街上游马逐。
村女入市廛，抱中婴儿哭。
道远将何归？暂借西家宿。
此诗写元宵登台俯视街上游人云集观灯，正切“喜春”二字，但取景很特别，专写一位怀抱婴儿的村妇，大约是贪看花灯，稽留甚久，婴儿呱呱啼哭，一时回不了家，便索兴借宿人家。这显然是拟想之景象，有调侃意，诙谐有趣，所以唐梦赉谓之“尤谑”。只是唐梦赉说是咏十五景诗，例应为十五首，不知何故，蒲松龄的和诗只有十四首。唐梦赉第一札邀蒲松龄和其诗，第二札便说收到了蒲松龄的和诗，可见两札时间相距不会太久。蒲松龄的和诗，路大荒据《聊斋诗集》六卷抄本，系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则唐梦赉此两札亦当作于是年。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一札末后所说“李左车一案”。李左车原是历史人物，初仕赵，封广武军，后归汉，韩信曾师事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后来被道家附会为雹神。本文开头提到的《聊斋志异》中之《雹神》篇，就是写雹神李左车对唐梦赉显灵事。唐梦赉札中所说“李左车一案”，指的是什么事情？难道当时淄川果有名李左车者，或犯罪，或被诬，吃了官司？这不大可能。因为，一般说来，人是忌讳与神重名的，那样对神是不敬，于己也不吉利。再说，唐梦赉的身份比蒲松龄为高，如果亲友吃了官司，用不着请托穷秀才蒲松龄去官府打点。由《聊斋志异·雹神》篇，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断：前此不久，唐梦赉曾向蒲松龄讲述了他出吊道经安丘时所遇的怪异事，并要蒲松龄记入其《聊斋志异》中。唐梦赉这时已达古稀之年，有此欲借蒲松龄志怪之笔显扬自己的念头，也不为怪。蒲松龄早年不就已经写了《泥鬼》篇，颂扬他“至性觥觥”，神鬼惮之吗？大约是蒲松龄由于早年已经写过一篇《雹神》，见于手稿第一册，记明人王筠苍遇雹神李左车事，而且唐梦赉所述之事如何立意，亦颇费斟，所以迟迟未作成，致使唐梦赉在札中要催询几句。“久不成，亦当有以示我矣”，意思就是好长时间未见作成，无论作成作不成，都应当告诉他一下。这个假想性的描述，大概距离事实不会太远。
更使人感到兴趣的是第三札：
昨此公重约看梅，座中分韵为花、影七律各一首，据案捉笔，不知在灯纱下亦承蜡泪左袖淋漓时，何此公之毋怪乎？蒲子有司马青衫之感也。再读耳词，附及一笑。
此札疑有文字上的脱、误，但并非不可理解。蒲松龄有《饮时明府署中，酬唱倾谈，不觉蜡泪沾衣，归后赋此却寄》七律二首，其一云：
初绽官梅廨署清，漫劳折柬召狂生。
快成佳句才情敏，洞启重门肺腑倾。
马踏月明人半醉，香流墨气夜三更。
青衫蜡泪淋浪在，留表贤侯下士荣。
将唐梦赉札和蒲松龄诗并读，显然可以看出：唐梦赉札中所云“此公”，就是蒲松龄诗题中的时明府——淄川时姓县令。先是梅花初绽时，蒲松龄应邀到时县令署中宴饮酬唱，可能唐梦赉也被邀去了，事后蒲松龄便赋七律二首，对时县令表示感激，称颂时县令之贤。不久，待到梅花大放时，时县令又邀唐梦赉过署赏梅酬唱，故唐梦赉说“重约看梅”；唐梦赉知道上次蒲松龄曾“蜡泪沾衣”，并且曾读到蒲松龄给时县令的诗，所以便由自己这次衣袖“亦承蜡泪”，联想到蒲松龄诗中“青衫蜡泪淋浪在，留表贤侯下士荣”之句，于是札中写了“蒲子有司马青衫之感也”一句话。蒲松龄此七律二首，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之作，当在岁暮，则唐梦赉此札当作于后数日中。
《淄川县志》卷五“续秩官·知县”载：
时惟豫，镶蓝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任，三十七年劾去。
时间正相合。蒲松龄所称“时明府”，唐梦赉所谓“此公”，无疑就是时惟豫。
蒲松龄文集中，有《祭时夫人》一文。现存蒲松龄所作祭文手稿中，《祭时夫人》题下注有一“徐”字，当为时夫人之姓氏。此祭文中云：
惟孺人玉台宋子，金屋齐姜。谢安石之闺门，能吟飞絮；左太冲之娇女，早倚轻妆。世习礼官之容，为清门之第一；少受蓝田之聘，见白璧之成双。举案如宾，奉裳衣于公子；授巾沃盥，谨搔抑于姑嫜。迨夫从凫舄于般阳，辞燕云于畿甸，官衙冷淡，守桓、孟之高风；铃阁清严，出郝、钟之家范。为闺中金兰之友，佐吟诵于青灯；以堂上锦屏之人，襄劬劳于昧旦。知来赠佩，体风流尹好士之心；温德仁言，济神明宰如霜之断。……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这位“从凫舄于般阳”之时夫人，就是时惟豫的妻子。“凫舄”，典出《后汉书》卷一百十一：王乔为叶县令，其舄（鞋子）可以化作凫，乘之飞往京师。后世遂用作做地方官的意思。淄川没有过另一位时姓县令，此文中“凫舄”二字，非时惟豫莫属，受祭死者也只能是时惟豫之夫人。这位时夫人识文墨，能诗，不仅常佐丈夫“吟诵于青灯”，体谅丈夫“好士之心”，解囊接待治下的名士寒儒，而且还能私下里佐助丈夫审理狱案，可以称得上时县令的贤能内助。蒲松龄是时惟豫的治民，曾以文名而蒙时惟豫垂青，邀到署中“酬唱倾谈”，大概与时夫人是见过面的。且不说时夫人之贤能，仅凭能诗这一点，就足以使蒲松龄对她印象颇佳。时夫人死在淄川，蒲松龄不辞作此祭文，对时惟豫来说，可能出于应酬；对时夫人来说，也不无寄托哀思之意。看祭文写得如此之认真，他对时夫人确实是颇为敬重，并非出自不得已的应酬。
这里有必要提及蒲松龄文集中《上唐太史济武先生》一札。札云：
叨承大德，感不去心。前因鸿便，聊候兴居，未蒙手教，前字疑有沉浮。其中虽无要紧之事，然所呈司内之书，无有副本，不讨之，恐归乌有耳。暇时留心，不在一日也。其诗一首，视可投则投之，亦非急务，但凭尊便而已。
札中所说“所呈司内之书”，恐怕是指《聊斋志异》稿本，因为在蒲松龄生前，只有这部谈鬼说狐的书稿，才曾经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先后借阅借抄。然而，札中所说借书人是谁？蒲松龄没有写出姓名，现在也未发现有力的资料，难于遽定。最初曾疑为济南朱缃，朱缃确曾通过唐梦赉或时惟豫借去过《聊斋志异》稿本，“司内”疑为“笥内”之误。继而又玩味札中“暇时留心，不在一日也”之语，似乎其人不在远处，唐梦赉随时可以见到，不必致函或派人去索取。这样，时惟豫的贤能内助，识文墨的时夫人，便进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考察对象的范围。联系札中“司内”二字，时夫人有可能是蒲松龄札中含而未露的借书人。这样，札末“其诗一首，视可投则投之，亦非急务，但凭尊便”云云，也似乎可以理解了。时夫人识文墨，有贤能之名，大概并不终日深藏金闺中，慕名而索阅有文名的老秀才之书，不无可能；蒲松龄遇到一位知音，送上书稿，并投之以诗，也不无可能；蒲松龄毕竟又不能不有所顾及，请唐梦赉转投，并要唐梦赉斟酌，投或不投，但凭其便，更是很合乎情理的事。可惜的是没有旁证材料，不敢肯定，这里只能作此推测而已。所以本书中并作两说，俟方家斟酌。
更有意思的是蒲松龄还将时夫人写进了他的小说，这就是《聊斋志异》里的《周生》篇。《周生》篇开头几句，铸雪斋抄本是：“周生者，淄邑侯之幕客。令公出，夫人徐，有朝碧霞元君之愿，以道远故，将遣仆赍仪以代。使周生为祝文。”“淄邑侯之幕客”句，青柯亭刻本作“时邑侯之幕客”。不知是已佚之原稿就如此，还是青柯亭本之改字？即使是后者，大概也是经过考订的。因为下句既然清楚地点明了“夫人徐”，上句也就勿容讳之了。
《周生》写时夫人遣仆人去泰山朝拜碧霞元君，周生写的祝文“颇涉狎谑”，有“淫嫚之词”，对神可谓大不敬。事后不久，周生、朝山的仆人和时夫人，都遭到“冥罚”，接连死去了。三个人接连死去，自然不无可能，更何况篇中已经点出来时夫人是死于“产后”。但蒲松龄将三人之死归因于“冥罚”，显然是要从此事引出劝诫之旨，这就是本篇后半段所写周生死后托梦告诫其子的话：“文字不可不慎也。”表面上看来，似乎此篇之立意就在于此。然而，玩味篇中所举周生作的几句“颇涉狎谑”的祝文：
栽般阳满县之花，偏怜断袖；置夹谷弥山之草，惟爱馀桃。——此诉夫人所愤也。
不难察觉其中是有文章的。“偏怜断袖”是用的汉哀帝宠幸董贤的故事，见《汉书·董贤传》；“惟爱馀桃”是用的弥子瑕见爱于卫君的故事，出自《史记·韩非传》。两者都是过去人们熟知的好男色的典故。《聊斋志异》里的《黄九郎》篇，写黄师参好男色，与狐少年黄九郎同性相合。蒲松龄于篇末写了一段“笑判”，中云：“男女同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也是并用这两个典故。那么，《周生》篇中借周生所写之“颇涉狎谑”的祝文，写进这样几句，岂不是向人们透露出时惟豫有“断袖”、“分桃”之丑癖，全篇有发时惟豫无行之意吗！
让我们再回到唐梦赉第三札上。此札先讲时县令邀去赏梅酬唱，末后说到：“再读耳词，附及一笑。”耳词，就是传闻之词。这是指什么事情？联系《周生》篇所写，不难揣度出，这十之八九可能是指时县令有“断袖”、“分桃”之丑行，在社会上已有所传闻，或者是蒲松龄已据传闻作成了《周生》篇。所以，唐梦赉在札末紧接着又有“附及一笑”之语。玩味此札，只曰“此公”，而不称“时公”、“邑侯”；“蒲子有司马青衫之感也”一句，也似乎含有嘲谑、调侃的味道，可见他们对时县令并不甚尊敬。蒲松龄赋诗称颂，只不过是由于他是父母官，表面上不得不应酬而已，私下里就未必然了。蒲松龄大概也因此而对时夫人有几分同情心。此后一年馀，时惟豫就被“劾去”，也可能与他有此丑行并在当地传扬开来有关。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被《蒲松龄集》的编者将题目标点错了的诗，得到印证。在《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里，诗的题目是《雪后时候，深夜过毕韦仲家，蒙见招，时已寝矣。次日赋四律即寄》，甚不好理解。是谁“深夜过毕韦仲家”？从诗中“枕上更残人续梦，村中年少夜窥官”（其一）；“板桥霜雪贤劳苦，宦海风波介节难”（其二）；“日言投老眠高卧，漫将垂青问草庐”（其三）；“愚民不解居官苦，望似江流彻底清”（其四）诸句，可见这是一位官员，而且是作者相识的官员。另外，诗题下小注云：“时报驿正急，处处惶惶，恐是北征州邑官滥冒而不进也。”诗中还说到：“村村簿籍征骡马，凫舄奔波午漏迟。”（其三）；《聊斋志异·鸮鸟》篇开头云：“长山杨令奇贪。康熙乙亥间，西塞用兵，市民间骡马运粮。杨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联系起来，可知是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之事。而此时正是时惟豫任淄川县令期间。那么，此诗中所写就应当是时县令为征骡马“深夜过毕韦仲家”，题目应为《雪后，时侯（不应是“候”）深夜过毕韦仲家，蒙见招，时已寝矣，次日赋四律即寄》。县令召见，蒲松龄竟以已寝为理由不应召，或者是真的已寝，竟然不起床见一下，也说明他对时县令并不太尊重。再玩味第三首“支遁还愁将数马，浩然窃幸不征驴”，第四首“流俗口能为谤誉，男儿志要在勋名”数句，也颇有讥讽之意。这自然是就时惟豫不恤民苦，夜出征骡马事而发，但也说明蒲松龄对这位县令确实不满意，不敬重。
五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一下，就是《蒲松龄集·聊斋文集》中有四篇文章，也收进了唐梦赉的《志壑堂文集》：《钱粮比较说》载《志壑堂文集》卷一，《屋漏赋》、《蝗赋》载《志壑堂文后集》卷中，《禁籴说》载《志壑堂文后集》卷下。这四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是唐梦赉，还是蒲松龄？
先从版本的角度看。《志壑堂集》为唐梦赉生前所刻，《志壑堂文集》刻于康熙十九年（1680），《志壑堂文后集》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皆为唐梦赉亲订。即使为别人所订，也是他提供的稿本，并经过他同意才付梓的，不大可能混入他人的作品。而蒲松龄的文章，他生前未曾刊行，现在看到过的几个旧抄本，如中山大学藏《聊斋诗文集》、北京图书馆藏耿士伟订《聊斋文集》、淄博蒲松龄纪念馆藏孙济奎涂改本《聊斋文集》，以及1915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聊斋文集》、路大荒1925年编《足本聊斋全集》（世界书局印行），都没有收入这四篇文章。路大荒于五十年末最后整理《蒲松龄集》，收进了这四篇文章，不知根据什么本子，有可能是误收。
再从作者的角度看。唐梦赉能为文，且有一定的文名。王士禛曾称其“文近于蒙庄”。他曾被推出主持纂修《淄川县志》、《济南府志》。姜宸英特别称赞其经济文章云：“读其经世之言，所为筹饷、积谷、铜钞、改漕之法，皆凿凿可见之施行。”（《志壑堂集序》）《钱粮比较说》、《禁籴说》一类文章，正是他所擅长者。蒲松龄也屡次称颂其能文，说他“文如金翅擘海，什如明锦铺地。大业垂于千秋，声施及乎百世”（《为众绅祭唐太史文》）。唐梦赉既然能文，又何必倩人捉刀？再说，他长期家居多暇，并非如达官权要，忙于官场应酬、角逐，无暇为文。而且，《志壑堂文集》付梓时，唐梦赉仅五十馀岁；《志壑堂文后集》付梓时，也才刚满六十岁。这四篇文章显然都是他六十岁之前写的。据蒲松龄说：唐梦赉“年过七秩，足履犹健，纵饮尚能一石，挥麈每至三更”（《为众绅祭唐太史文》）。所以，他也不会是由于年老体弱，精神来不及，而请人代笔。蒲松龄固然能文，也受到唐梦赉的赏识；蒲松龄还经常代人为文，现存的文章中就颇多代人之作，并非完全不可能代唐梦赉写这四篇文章。但是，现在并没有发现任何可证明这四篇文章出自蒲松龄笔下的材料或有启示性的线索，怎么好将这四篇文章归属于蒲松龄呢？
最后就文章的内容看。《屋漏赋》写自家“山居老屋”，“夏霖滴漏，丁丁夜闻”。但并非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自伤困苦境遇，说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而是写自己仍“高卧于重茵”，由于滴漏丁丁，觉得如同“泛鄱阳之湖”，“回帆点鼓，阗阗冬冬”；然后又写梦中有许多来客扣门，“剥剥啄啄，声举四壁”，“马策间敲，或一或二，俄传鞭而弗前，聊掷瓦以相戏”，致使自己“怪候门之无词，久逡巡而不至”，醒来觉得很有意思，便“爰呼童以洗爵，且陶陶而取醉”。《屋漏赋》表现的生活、情趣，与谢职山居、家道富裕的唐梦赉的身份正相符，而对于位卑家贫的蒲松龄就不很合适了。《蝗赋》赋的是康熙二十五年五月淄川发生的一场蝗灾。前有小序云：“丙寅五月，余方居里，有蝗蔽天而东，过余村不留，即留者亦不为灾。盖数十年不见此物矣。然今岁蝗灾数十里，狼藉田禾最甚，感而赋之。”“居里”，犹“里居”，常指致仕居田里。“余方居里”，显然是唐梦赉的口吻，蒲松龄用之则不伦不类。而且，这年蒲松龄有《蝗来》、《捕蝻歌》二诗，前诗写蝗来如风骤雨急，末云：“薨薨飞来犹未尽，我观此状心悲悯。吾里三月困骄阳，禾黍无苗草黄陨。只有高粱才齐腰，叶焦不堪入唇吻。蝗兮蝗兮勿东飞，诳尔东行吾不忍。”最后两句是故作调侃，实则是为蝗虫东飞恐怕灾及己家乡的庄稼。这表明蒲松龄当时并不是居家，而是在西铺毕家，与“余方居里”句也不合。
《钱粮比较说》、《禁籴说》是两篇经世之文。唐梦赉关心时务，不忘经济，为人所称道。《钱粮比较说》为《志壑堂文集》卷一首篇，作期最早。文中说：“钱粮方今第一要务，而夏税秋粮，屡见陈条，正在复议。在庙堂硕画，自有妙略。”又云：“查现今报部由单，皆后开四季完粮。由单可查也，但未尝实在奉行耳！”见得作者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唐梦赉有此条件，而蒲松龄却未必。文章结末云：“刍荛之言，伏惟俯赐采施行。”显然是写给有司官员看的。唐梦赉有此资格，仅仅是个秀才的蒲松龄就无此资格，假若如此，弄不好要革掉青衿的。《禁籴说》无明显与蒲松龄不合处，然王士禛所作唐梦赉墓志铭中，曾举到此文，高珩读后曾写了一段批语，云：“此真酌时济世之文，韩柳何足复言哉！而纵笔所如，无坚不破，则又文人之乐事也。闲窗读之，斗酒顿尽。”末署“紫霞道人题”。这显然称誉过分了。但是，这也表明王士禛、高珩诸同时人，都把《禁籴说》看作是唐梦赉之宏文。
所以，《钱粮比较说》、《屋漏赋》、《蝗赋》、《禁籴说》四文，不应收进蒲松龄的文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