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蒲松龄与高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14 次 更新时间:2023-07-21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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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  

最先为蒲松龄《聊斋志异》作序的,是淄川的两位缙绅——高珩和唐梦赉。高序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与蒲松龄作《聊斋自志》差不多同时。唐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仲秋,仅迟四年馀。其时,蒲松龄还只是写了部分篇什,进行初步结集,远远没有辍笔。自从蒲松龄将此二序置诸其清稿本之卷首,它们也就随《聊斋志异》而流传下来,各种抄本、刊本,几乎没有一部弃置不用者。

自然不应夸大此二序的作用,认为《聊斋志异》是赖之以传。为别人的著作作序,本意自然不外是称扬其优点,阐明其价值,以引起读者的注目,推而广之,但是,从来没有一部蹩脚的书是靠名人的序言而风行一时的,更不要说长期流传了。长期以来,人们喜欢读《聊斋志异》,绝不是由于受了高珩、唐梦赉二序的影响,现在的绝大多数的读者,恐怕是开卷即读本文,并不去看序文是怎样讲的。然而,却也不能抹煞高珩、唐梦赉二序的作用和意义。要知道在当时小说是被排斥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之外的,根据《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那句话,谈鬼说狐之文更是违背圣人之言,蒲松龄就因此而受到过朋友们的规劝,乃至非难。身为领袖本邑衣冠的高珩、唐梦赉,一个是谢病家居的刑部侍郎,一个是罢官的翰林院检讨,能够垂青于一个穷秀才写的谈鬼说狐的小说,执笔为之作序,这本身就是对初步结集的《聊斋志异》的肯定,也是对蒲松龄作《聊斋志异》的支持和鼓励。当蒲松龄作成《聊斋志异》之后,特别是《聊斋志异》刊行问世之后,这种肯定和鼓励自然是不再发生什么作用了;可是在蒲松龄还在创作这部小说之际,特别是他的创作还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自己也为此而困惑、苦恼的时候,这种肯定和鼓励就不是没有意义了。

我们还记得,蒲松龄的《聊斋自志》最后是以一段极感伤的话作结的。他说: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可见他的悲哀,不仅在于半生蹉跎,境况凄凉,也不仅在于将舌耕之馀暇,殚精竭思,全付于结撰此类与功名完全无涉的狐鬼小说,一无所得,更主要的还在于无人赏识、无人理解其中所寄托的忧愤,人们往往视之为无聊之作、无稽之谈。

高珩和唐梦赉无疑是读过《聊斋自志》,也看过蒲松龄已作成的部分篇章,对作者的悲哀是理解和同情的。所以,他们为之作序都是重在破除所谓俗儒拘墟之见,为《聊斋志异》张目,阐明《聊斋志异》虽曰志异,“大要多为鬼狐怪异之事”,然而却又是“以天常民彝为则”,“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亦可与六经同功”。这种论调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道学气味,不尽完全符合《聊斋志异》的实际内容,有些篇章就颇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但是,高、唐二序毕竟都是大破“子不语”之论,高序更以设问辩难的方式,驳斥了对《聊斋志异》持怀疑、否定态度者的种种口实,揭示了《聊斋志异》的基本特点:表面上是谈鬼说狐、记妖志怪,而内容却关乎世道,题旨是正大的,绝不可以视为无稽之谈、无聊之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珩所作之序。平心而论,他对怀疑、否定《聊斋志异》的诸种论调的反驳,并非全都能够数语破的,有的问题讲得很不透辟,不能使人心折,但有的地方却谈得颇精辟,如:

或又疑而且规之曰: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滥觞乎?

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卮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而况勃窣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可也。

这不仅触及了文学创作不弃细事,不废寄托,总少不了虚构的问题,而且肯定了《聊斋志异》的意想与结撰之佳,还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些狐鬼形象形神皆美,可爱可敬。他所谓的“佳狐佳鬼”,无疑的是指当时蒲松龄已经创造出来的娇娜、莲香、婴宁、聂小倩,以及陆判、王六郎等狐鬼形象。可以想象到,高珩不仅很欣赏《聊斋志异》中的那些狐鬼故事的奇情异采,而且对那些美丽多情的狐鬼女子,也很感到兴趣,并不把她们自动委身于人视为有乖风化,不把《聊斋志异》中这种描写视为有伤大雅,他的头脑并不那么冬烘、顽固。

高珩在序末说:“君将为魍魉曹丘生,吾何辞齐谐鲁仲连乎?”曹丘生是汉初辩士,曾为季布作宣扬,“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这里即取其能游扬之意。鲁仲连是战国齐人,曾与人曰:“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高珩此二句是说,你蒲生要为鬼狐精魅立传颂扬,我怎能不为《聊斋志异》排难解纷,进行辩护呢?

高珩和唐梦赉应该算作是蒲松龄的最早的知音,最先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就这一点说,他们比张笃庆更高明一些。他们的支持,减轻了蒲松龄思想上所受的压力,更有勇气继续创作下去,对《聊斋志异》得以迅速流传开去,恐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高珩字葱佩,别字念东,自号紫霞道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生,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起为秘书院检讨,旋即请假归里。顺治四年(1647),高苑人谢迁起义,攻陷淄川县城,高珩曾入清兵库将军幕,协助解决兵士的食宿问题。乱后入京补原官,历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吏部左侍郎,寻左迁太常寺少卿,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最后以刑部左侍郎致仕。康熙三十六年(1697),老死于家。著有《荒政考略》、《四勉堂笺刻》、《栖云阁诗文集》等。事见王士禛《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带经堂集》卷八十三)

高家是淄川县的名门大族,明清之际特盛,科甲相继。高珩祖父高举,明万历进士,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高珩群从兄弟,成进士者四人,即长兄高玮、从兄弟高琭、高玶,及其本人。其子高之(字冀良),顺治十八年进士,授贵州平越县知县,三藩之乱中遁归。高家与这一带地方之缙绅大族,如新城王氏,本邑张、韩诸家,均联络有亲。高珩与王士禛为表兄弟,其二女,一适王士禛之侄王启沆,一适张笃庆。

蒲松龄与高珩也有姻亲关系。蒲松龄诗有《哀梓岩》一首,小序云:

高之梓岩,吾甥也。文章道义,一时所推,不幸早殁。孤嫠失所,爱莫能助,为哀此以伤之。

诗前半伤高之之早逝,后半伤其遗孀遗孤受人欺凌,竟至不能归家。诗云:

忆昔颜春卿,所遗子与女,婚嫁一付平原。东陵跖,日食人肉,不闻脍禽肝。胡乃同巢鸟,不抚其雏?及化鸱与枭,破巢毁子相摧残。寡妇孤儿,亡不敢旋。家中无鸡鸣,瓮盎罄尽墙壁穿。十月向尽,禾稼无人收,雀鼠啾啾场圃边。宗人俱束手,戚里但傍观。遂令闺中嫠妇,伶俜诉宰官。官慈乃不为断,帝阍遥遥何处问青天?尔有司马忧,何遽不复?噫,梓岩!子未壮,胡遗畀豺虎?噫,梓岩!

蒲松龄称高之“吾甥”,二人显然有甥舅之谊。诗中,前说“同巢鸟,不抚其雏”,后又说高之有“司马忧”,用《论语·颜渊篇》“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之意,可见欺凌高之的遗孀遗孤的,就是其亲兄弟。由于是祸起萧墙,而且高家势大,连县官都“不为断”,蒲松龄自然是不便于干涉,“爱莫能助”,只好以诗伤之了。

《国朝山左诗钞》卷三十三选录高之诗十一首,第一首为《题舅氏屏风》,诗云:

城市厌嚣尘,卜筑黉山麓。曲壑抱幽村,乱峰插茅屋。闲庭风日佳,清梦在濠濮。壁上耒耜横,事业惟麻菽。南亩问耕还,夕阳牧青犊。架上多异书,时时课儿读。潜德却闻达,士人乃刮目。翻笑郭林宗,虽隐未绝俗。

情况不类蒲松龄,抑或高之并非蒲松龄亲外甥。

《国朝山左诗钞》卷三十三小传云:“之,字梓岩,自号槐安客。之诸弟。有《梓岩遗诗》。”卢见曾按云:“梓岩诗,为予亡友胶州高西园所录。为言:‘梓岩幽忧侘傺,所遇多恶,年不及四十而死,搜其遗稿,属沂水高君梓之。’”这里所说之,为高珩次子,字仲治,监生,有《强恕堂集》。卢见曾谓高之为“之诸弟”,也就是高珩之从子了。所以,蒲松龄《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诗有“曾向三生联旧约,喜从累世续通家”之句,高珩在写给蒲松龄的信中(见后)也称之“亲家”。不过,高之之父,名字不见诸邑志,可见最多也只是个庠生。高之生平遭遇不佳,卢见曾谓“所遇多恶”,死后连遗孀、孤儿都不能自保,可见他们这一家在高氏大家族中地位之低了。

蒲松龄既然与高珩同邑,又沾亲带故,所以两人虽地位悬殊,但还是有所交往。

蒲松龄文集中有《上高司寇念东先生》,是为丈量土地,县吏催逼地亩册甚急,求高珩出面向县里说情。结末云:“今即不能减去一二本,为里下造无穷之福,莫若先以二本慰其去,而续以五本备其来。少缓须臾,则阖县安生,皆老先生覆载之恩也。”

《淄川县志》卷二“田赋”未载清初清丈地亩事,卷七“艺文志”载高珩《量田行》七古一首,诗云:

今年楚饷催何早,一月征输三月了。方伯飞符长吏愁,鼓吹两部心如捣。司农檄下竞量田,父老争谈万历年。心计江陵原了事,吏胥鼠辈胆为寒。今日文来止挂壁,不能按里增十一。一路啼号我未闻,止闻主爵将加级。仙令王乔故不同,铃阁似听缑山笙。履亩细询父老苦,鲁之旧贯务相仍。作法于凉百世则,树德雷封如稼穑。细咏舂陵太守行,不有君子能其国?

诗中言及“楚饷”、“司农檄下竞量田”,当为顺治十一年(1655)起王弘祚为户部侍郎,主持订正《赋役全书》,各地清丈地亩事而发。蒲松龄致书高珩,请他出面抑制地方胥吏催逼丈量册;高珩又有诗讽咏官吏不恤民苦,那么其时高珩必请告居里期间。又,高珩作《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志铭》,举出王樛为乡梓办了些好事,其中一件与清丈地亩有关,云:“淄川兵燹之馀,地以抛荒缺额,奉檄均丈,步弓旧为三尺二寸,吏竟私缩一寸,阖邑忧之。公率众申请上台,具题改正。其后地额不亏,版籍以定。”(《栖云阁文集》卷十四)可见其时王樛也正居里。高珩、王樛请假归里,曾同游联吟,时在顺治末年。蒲松龄致书高珩,当亦在此时。

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七记,当清丈地亩时,蒲松龄曾作《督丈词》讥讽督丈人之鄙态,云:

国初邑令某,清丈田亩,乡派一人司事,谓之督丈。里中无赖贿胥吏得其选,大肆威势,高下其手。蒲柳泉先生年方稚,编《督丈词》,皆市井俚语,形容鄙态,令人绝倒,然即此足见当日情事,作韵语阳秋观可也。……《督丈词》皆以七字为句。《县志》有云旧步弓长若干,今骤减若干,为害匪浅,未知即此时否?

王培荀在道光年间还读到过《督丈词》,惜乎今已不存,我们无法读到蒲松龄的这篇“形容鄙态,令人绝倒”的“韵语阳秋”了。

蒲松龄又有《与高司寇念东先生》:

新令尹旧传衣钵,循良可以预卜。遂蒙骨肉关情,业已屋乌相托,心中激楚,不可言状。宝瑟之僵,代为悼叹,况复伤其所怜,更何以为情耶!闻之悒悒。忽闻晋秩秋卿,金瓯之覆,行不远矣,为之鼓舞。遂因便羽寄土物二种,愧不成贺,聊将函信耳。……

高珩晋升刑部侍郎,时在康熙十年(1671)。札中云“忽闻晋秩秋卿”,又有“愧不成贺”之语,见得是蒲松龄这年所作。开头几句说明,前此不久,高珩曾示意淄川县令对蒲松龄要别加垂青,给予些关照。

《蒲松龄集·聊斋诗集》卷一有《用高少宰题》七绝二首,诗云:

风流令尹鹤琴过,座上忽闻白雪歌。

桃李满城春色遍,楼台傍水月明多。

其二:

把酒征歌晚更宜,烧残红烛漏迟迟。

东篱摘菊才盈把,正是篮舆引醉时。

《聊斋诗集》卷一为蒲松龄康熙十二年(1673)以前的诗,与上面一札作期相合,而且诗中明白地点出了“高少宰”三字,高珩前此曾为吏部侍郎,可以推断诗中所说“风流令尹”,恐怕就是高珩所嘱托要照顾蒲松龄的那位淄川县令。据《淄川县志》卷四“秩官”,其人当为马德真。他确曾对蒲松龄别加青睐,表示特别赏识、友好。蒲松龄诗中“桃李满城春色遍,楼台傍水月明多”两句,就表明他对此是心领神会的。

从现存文献资料看,蒲松龄与高珩之间发生较为频繁的往来,是高珩晋升刑部左侍郎之后不久便请急归里居家八年期间。关于高珩这次告假家居,蒲松龄在《为韩樾老祭念东先生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身登台阁之尊,志在江湖之侧,委笏而去,拂袖遂东,乐烟霞之啸傲,睹剑舄之雍容,已忘龙尾之道,不怀长乐之钟。”话自然要这样说,做祭文只能是颂谀,而实际上高珩之“弃笏”并非如此之清高,其心理是相当复杂的。高珩曾事明、清两朝,自觉难免贰臣之讥,入清后做了二三十年的朝官,经历过政治风险,尝过宦海升沉的苦味,顺治末曾升为吏部侍郎,不久便因事左迁,现在复晋升为刑部侍郎,也难免再得罪贬官,随着年事渐高,思想上不免有些消极,诗中常常流露出宦情淡薄、向往归田之意,说什么“晚节功名终嚼蜡”,“十年宰相亦堪怜”(《栖云阁诗集》“拾遗”卷二《忆华东先生语》);有时还微露内心的隐衷,说:“累生尘垢何由洗?岂独残年未拂衣。”(《栖云阁诗集》卷十三《自适二首》)他告假家居,显示不热衷于做高官,个中无疑有借以逃避政治风险和沽名邀誉,弥补心灵的创伤之意。

高珩这次告归家居,摆出了一副清高的样子,在自家的菜园里,“筑载酒堂三楹,破茅不补,椽桷不斫,素木为几,棕皮为,束书行灶,翛然独往。置小舟池中,与客觞咏泝洄,自以为濠濮之趣,不减江湖。棘篱无门,苦竹蔽亏,人望之如方壶圆峤。时行吟于野,或跨驴入市,舍者不避席,炀者不避灶,夷然自适”(《王士禛《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康熙十三年(1674),早已罢职归里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写了《载酒堂题壁诗》,歌咏高珩之高雅,当地的一些文士也来凑趣,纷纷和之,就颇投合高珩的心意。蒲松龄闻讯,也写了《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自然也是极力谀颂,盛赞高珩园林清幽和文士题诗之盛,说是“霞觞共泛兰亭酒,石鼎新烹谷雨茶”(其一);“篮舆载酒游莲社,遥羡德星聚一方”(其三),还说高珩“角中自有东山乐,何必镜湖水一方”(其四)。其中也表示自己未能参与唱和,颇以为憾,说:“锦水仙舟蹴浪花,龙门咫尺似天涯”,“无缘得预习池饮,枯守寒窗愧物华”(其一)。

在高珩这次告假家居期间,蒲松龄曾与之同游,还可能入其家为西宾。康熙三十六年高珩死后,蒲松龄有《挽念东高先生》三首,其中就透露出他们之间的一些情况。其二后两联云:

春梦婆能传哨遍,澧阳月已见云开。

当年邀我从杖履,日日蹉跎愧不才。

由这后一联,可见蒲松龄曾应邀从高珩游,一度生活在高珩身边,并非一般地过从,一年中仅有几次相晤。所谓“日日蹉跎愧不才”,只是自谦之语,说自己才短,不配“从杖履”,并非敬谢不敏,没有“从杖履”之意。因为,康熙十一年(1672),他确曾随同高珩、唐梦赉诸人游崂山,有“从杖履”之事。关于他们崂山一行,后面还要作具体叙述,暂不多说。这里要着重说的是,“当年邀我从杖履”句,恐怕并非单指那年他们同游崂山一事,还包括另外的内容。康熙十八年,即高珩为《聊斋志异》作序的那年,蒲松龄又有《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四首,咏载酒堂园林景色清幽,“参差柳榭王孙路,仿佛桃源处士家”(其三),及“主人逸兴广栽花,小结茅亭傍水涯”(其三),“醉吟白雪诗千首,笑坐金鞍人一行”(其二)之情趣。这是身临其地而咏,非如上次之“遥和”了。全诗最后两句说:“何当再续十年约,蜡屐从君采石华。”意思自然是行将离去,不胜依依。这里既云“何当再续”,显然表明前曾如此。据此推断,前此一二年,蒲松龄有可能应邀在高家做西宾,陪侍高珩游眺,茶馀饭后聊天,或者还充当抄手(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曾说高珩“作诗唾口而成,小史代书”),至少也是经常出入其门。

高珩邀蒲松龄来家,恐怕主要是因为蒲松龄工诗能文。蒲松龄的文学才能赢得高珩的赏识,显然是靠《聊斋志异》已完成的篇章,其思想和文采均不同凡响。高珩工诗能文,还有人誉为山东的文章宗伯,自然有些文学眼光。就这一点而言,他比张笃庆、孙蕙诸人都高明些。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首先为《聊斋志异》作序,充当为这种狐鬼小说排纷解难的鲁仲连了。

中山大学所藏《聊斋诗文集》旧抄本附有一批“寄聊斋”的书札,首篇就是高珩写给蒲松龄的,书云:

别来数日,想进修益复骎骎也。

往年看《志异》书未细心,今方细阅,卓然新出《艳异编》也,而尤胜之加倍者,则结构有法,点染多姿,四六、诗词无不佳妙,至跋语动人之劝惩,乐己之崇修,方知序中前身菩提,非漫语耳。

来书收讫,即悉刷送也。而净土一门,尤出生死捷径。初八日,王公睿来,亦已与之粗言大意。公睿向来只知练气口诀,而未知换身妙道故也。他日与亲家相晤,当畅言之耳。

《志异》四册,在敝斋方摘抄其有益于世者,数日内亦即送还也。

此札中提到《志异》书名,且已有四册,还言及《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自云前生似为“一病瘠瞿昙”之意,作期当在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那年腊月,高珩应召晋京复职,一年馀便以老病辞归,家居终老。札中云“别来数日”,高珩显然在家,而不是在朝。札中所讲及之王公睿名考献,同邑人,贡生。其兄王考祥,进士及第,官山西翼城知县,卒于官,亏帑银三千馀两。王考献曾三走京师,两赴太原,为之擘画,卒得免于追赔,将王考祥的灵柩运回淄川。事见《淄川县志》卷五“选举·续贡生”。他大概见于其兄的不幸结局,以及自身功名无望,有些灰心,便寄希望于成仙得道,烧丹练气。蒲松龄有《大悲庵访王公睿》,为康熙三十年(1691)诗;又有《王公睿烧丹,戏赠二绝》,作期大约稍后三四年。后诗云:

闭门丹灶火烘腾,云得仙传正可凭。

莲舍故人齐伫望,大家白日看飞升。

仙家故鼎妙如神,铁石投中化作银。

异日丹成飞去后,留将破斧赠同人。

对王考献炼丹,妄想成仙飞升,嘲讽之极。高珩在札中还只是谓王考献“只知练气口诀,而未知换身妙道”,意思是讥其肤浅,而蒲松龄对道家方术这套东西,则根本不信。据此揣度,高珩此札大约就作于康熙三十年左右。

高珩此札评论《聊斋志异》,与十多年前所作《聊斋志异序》有所不同。现在是重在其文章结构、点染、诗词之妙;还特别看重其劝惩作用,要“摘抄其有益于世者”,言外之意就是其中还有非有益于世者。这无疑是反映了高珩晚年的思想状态。

《聊斋志异》里有两篇与高珩有关的迷信神仙的故事:一为《上仙》,一为《侯静山》。《上仙》记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蒲松龄与高之(字季文,高珩兄高玮次子,后于康熙三十六年拔贡,选授山东茌平县教谕,未任而卒)同赴济南,高珩时已告归,也到了济南,因高之忽病,他们一起到南郭梁氏家求狐仙医药,并询及菩萨、阎罗诸事。《侯静山》是记述高珩谈的一件事:明崇祯年间,高珩兄弟二人尚未入仕,其祖父高举病重,经人介绍,遣仆马从河间府请来了号静山的猴仙所依托的一位老叟。猴仙预言高珩兄弟二人“云路不远”,但却不明确回答其祖父的病情如何,只云,“生死事大,其理难明”。不多久,高举便谢世了。这两篇均见《聊斋志异》现存半部手稿的第二册,作期当在高珩告归后的晚年,高珩很可能曾读到过。它们所记当不会是蒲松龄随意编造的,《上仙》为实有之事,《侯静山》必为高珩所述,否则,对高珩就有不恭之嫌了。看来,高珩虽然官位甚高,文名甚大,但还是颇迷信神仙,比起“只知练气口诀”的王考献来,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已矣。这大概也是由于年事日高的缘故。

康熙三十四年冬,高珩病逝后,蒲松龄有《挽念东高先生》三首,小序云:“栋梁摧折,风流顿尽,此吾所共哀也。闻讣泫然,因成长句。”其一云:

文章口泽满乾坤,老卧东山望更尊。

千里几无文献在,十年赖有典型存。

魂归关塞枫林黑,星陨台垣日色昏。

灭度元求无病死,九原乐否更何论!(自注:仆尝问先生何修。答云:“我非祈福,但求无病死耳!”)

称颂之极,俨然是一位文章德业并重的伟人。而蒲松龄代韩逢庥(字樾依,援例通籍,官至定州知州,以病乞归。《淄川县志》卷六“续循良”有传)所作《祭念东先生文》,对高珩致仕后的情况,写得更能见其人之真相:

迨夫圣朝赐休,角巾还第。绿野携觞,东山载妓。书卷怡情,笔床寄兴。名山系马,清流转鹢。遍蜡屐之芳踪,树文坛之赤帜。慧业文心,尤阐宗义,降魔尼于兜率之天,散空花于琉璃之地。且欲使苦海澄波,慈灯照世;寓劝惩于俚谣,皆慈悲之妙谛。

意思是说高珩晚年,既不放弃世俗的声色之乐,不废文士之风流,又寄精神于佛理,弘扬佛法。唐梦赉所作《紫霞先生传》中,也讲到高珩嗜书、好游,又信佛、信道,甚至“与黄冠老衲游,虽宾从杂沓,蒲团跏坐,若不闻也”(《栖云阁文集》卷十五附)。王士禛为之所作墓志铭文也特别讲他的这种情况:“谓公为慧业文人,而遗其糟粕;谓公为经济名臣,而志存丘壑;谓公为道学真儒,而不名濂洛;谓公为人天导师,而已解禅缚。世出世间,天游寥阔;八十六年,不愧不怍。众香国中,游戏去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带经堂集》卷八十三)除了“不愧不怍”四字大可商榷外,整个铭文却是颇耐人寻味:高珩亦官,亦儒,亦道,亦佛,究竟表明了什么?王士禛谓之“众香国中,游戏去来”,虽不能说寓有讥讽之意,为人作墓志铭总不应悖乎隐恶扬善之理,但也未必是由衷的称颂,因为将世俗的功利与仙佛的飘逸集于一人之身,毕竟给人一种“四不象”的滑稽感。高珩为什么要这样?蒲松龄的挽诗中“绿野堂中蕉鹿梦,碧莲花上宰官身”两句(《挽高念东先生》其三),虽然亦意在颂扬,但却对我们颇有些启发。“绿野堂”,唐宰相裴度别墅的堂号,喻富贵而风雅。“蕉鹿梦”,用《列子·周穆王》中的故事:郑人击毙一鹿,藏于蕉叶下,旋而忘其处,以为是梦。古人常用以喻人生得失如梦,表淡薄功名富贵之意。莲花,佛菩萨的标志。高珩居富贵风雅之中,却表示淡薄得很,要超凡出世;他身为朝廷宰官,长达数十年,老来却又要皈依佛祖,谈禅说法,以慈灯照世。这恐怕正反映了他内心的空虚、不安。高珩先后做过明、清两朝的官,在当时算作名节有亏,内心难免有其矛盾和隐痛,对自己的功名、德业都没有自我肯定的信心,行为上、心理上有此种不协调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蒲松龄和高珩的交往中,还有一条联系的纽带,就是两人都对通俗俚曲有兴趣。

蒲松龄自幼年便喜欢当地民间流行的歌曲,也曾写了一些抒情小曲词,以及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载《墙头记》等通俗俚曲十四种。这是众所周知的。

高珩虽然名位甚高,属于正统文人,却也曾染指于通俗俚曲。蒲松龄挽高珩的诗中,有“春梦婆能传哨遍”(《挽高念东先生》其二),“俚歌亦足颇微尘”(其三)之句;蒲松龄代韩逢庥作的《祭念东先生文》中也说到:“欲使苦海澄波,慈灯照世;寓劝惩于俚谣,皆慈悲之妙谛。”这显然表明高珩也曾作有旨在劝惩的通俗俚曲。因为蒲松龄兴耽此道,不以为不雅,所以挽诗、祭文中并不讳言。

高珩所作通俗俚曲,总题《醒世戏曲》,北京图书馆藏有旧抄本。唐梦赉《志壑堂文后集》卷下有《醒世戏曲题辞》,中云:“先生著述之富,可以充栋,不肯以之问世,而独以其出世之学,无可告语,于热闹世情中,作此清凉之曲,若嬉笑怒骂而出之,一以为子夜钟,一以为涂毒鼓。”可见高珩所作《醒世戏曲》,一如蒲松龄之俚曲,描摹世态人情之炎凉,不避俚俗,还颇为生动。题曰“醒世”,自然也寓劝惩之意。以此老之身份、经历,他大概对民间曲调并不很熟悉,也不善于用通俗的口语行文,他的《醒世戏曲》极有可能是受蒲松龄作俚曲的启发,并在蒲松龄的指点下完成的。

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蒲松龄俚曲《琴瑟乐》抄本,卷末有署名高念东之跋语,兹全录于下:

文字论神理,不论皮毛。即如此卷《琴瑟乐》曲,固皆家人儿女常设。若论其结构之法,有步骤,有起伏,有照应关锁。慧思绮语,时时点注;渲染补衬,处处勾连。时而冷间传神,时而妍热含态。波委云屡,穿经度纬,一气宕折,中章法精。色浓味永,骨秀圆韵。此是松龄作赋之才,小试于香奁一脉,必传何疑?

文字要有主宰。主宰一定,任有千头万绪,都不能乱。如曲中,凡父母、哥嫂、极(梅)香、夫婿,无数说话,都以女郎贯去,不可断续打成一片。若悟得此法,真可以挥洒万言。

文字灵活,须用机括,方拈得转。如曲中一梅香,一嫂子,从旁冷敲斜插,生出无数妙文,此即机括所生也。若(无)此二人,通篇便板煞,法更无转动处矣。然机括,有题外架起者,又有靠题拾得者。若嫂子之日与梅香(女郎)相习,梅香之日与女郎周旋,岂有不知岂(其)心性?岂有不密语调笑者?一经括动,恰是切身分,此即靠题机括也。作者之才非不能题外生机(括),但深闺处女,除相爱之嫂子,与相知之青衣,更有何人可以深谈也者!其必用靠题机括,是其心细密,相题有识处也。

文字最要有体,无论庄语,即亵狎语亦然。即如此曲中,须要处处看他女儿身分,其急于嫁也,以为琴瑟乐中定即殊味,嫂嫂之言若不甚分明,及至亲尝受创,至于浃洽,定情之后,虽恣意沉酣,而娇态自见,写情窦日开之女郎,都有分寸。若是下手为之,早已是娼妓想嫖客伎俩,其丑岂可复耐?金粪之别,于此立判,作者可谓有体如我。或不信吾言,请试举一书以证之。且如《金瓶梅》一书,凡男女之私类,皆极力描写,独书至吴月娘,胡僧药、淫气(器)包,曾未沾身,非为冷落月娘,实要高抬月娘。彼众妇皆淫媪贱婢,而月娘则贞良淑女,后众妇皆鹑奔相就,而月娘则结发齐眉,一概溷浊,岂辨贤愚?作者特用泥污莲之笔,写得月娘竟是一部书中出色第一人物,盖作者胸中横着“正经夫妻”四字,故其下笔自尔大雅绝伦。凡此皆所谓体也。乐府有理(俚)质一派,后世渐变而成此体质。不知俚质最难处,成语难得恰合,一也;驱遣不见痕,二也;就中入情得窍,趣味横溢,三也。篇中不及举,如“呸!笑着把他吐一口”,娇态如见;“这们(么)几年,你还没看够?”冷处传神。又有蕴藉极深之句,如“婆婆的模样倒不丑”,“蛇钻的窟笼蛇知道”,是也。娇态横溢如画如活之句,如“几乎错失就答应”,“摆着尾摇着头儿搂一搂”等句,皆呕心吐(沥)血而后得之,不得以寻常口头语,草草读下,浪掷作者之苦心也。夫读书而负人苦心,罪至不小。

通篇只有两大段:前是望嫁之急,后乃琴瑟和调(之)深。非其望之急,必不知其乐之深。譬如打鼓,边上敲得多,心内点得少,其实敲边时,皆为震动鼓心而设。此古人妙诀也。写到交欢之际,难得如此胞满,又难得如此雅训。最(撮)古人词曲之妙,莫至于董解元《西厢记》,其天真烂熳,纯以俚质行文,较实甫更为真切,此望(圣)叹所以欣赏不置也。此篇中鄙俚处见大雅,琐屑处具精神,真与董解元而神似者。世无怪(圣)叹其人,乌知余言之不谬乎!

今人不善读书,每将奇文忽略,看过如此篇,必有以小词忽之者,不知文无大小,看相结构如何耳。篇中起伏顿挫,呼应关锁,绝似《水浒传》;摹景写情,杂用方言,绝似《金瓶梅》;至其镂心刻骨,秀雅绝伦,则兼《西厢》、《牡丹亭》之长,而能自出机杼,不肯抄袭一笔。食古而化,乃有斯文。

文字有丑处,须避之。如《孔雀东南飞》一篇,写至芝兰(兰芝)陨命处,便轻轻提过,诚不忍细写其状也。词中如女郎出室、母亲悲啼一节,轻轻点过,不惟省却笔墨,且回(可)作一色吉祥文字,亦避丑之法也。又有安顿法,如女子之爹妈、哥嫂与夫婿、梅香、媒人,皆宾也,爹妈只于埋怨时用之;办嫁装时用之,媒人则于定亲时用之;嫂子、梅香则于行聘、归宁时用之;至于哥哥,则于陪新郎时一用而已。其祥(详)略疏密,一一有法,非同浪设。新郎在何时用?曰此主也,彼非所谓不可须臾离者也。

此词有正笔,有反笔,有偷笔,有补笔,有暗度笔,有宜樆(离)故纵笔,有似断实连笔,有轻逗笔,有极冷笔,有略点笔,有大落笔,有对照笔,有及形笔,有缩脚笔,即藏针,真乃无法不真(具)。

有怪此词剥尽女儿面皮者,此弗思之甚也。天下上等事,只见人说,不见人做;天下极下等事,人都肯做,坚不许说。伊虽不说,谁其不知。肯做肯说之人,还是天真烂熳,况女儿须嫁,夫妇之间人之大欲,纵复急于结缡,亦自无伤风化,非终不可告人者也。请问词中情事,那回(个)女子能尽摆脱?第不许人说耳!女不许说,而忽一男子代吐其肚(肝)膈,正如犀炬一燃,水怪毕现,正恐天下红妆心爱此郎君解事,亦恨其饶舌伤人,将有群起而以香唾唾何郎之面,奈何?我知阿蒙善学古人,必能令其干也。一笑一笑。

《牡丹亭》传奇出,娄江俞二郎(娘)读之伤心而殁。在读者为情痴,在作者为慧业文人,未必能生(主)天下耳!

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署)题于栖云阁。

此册《琴瑟乐》是三十年代淄川人王丰之所抄,文字多错讹,署题也像是抄者揣度为之,足见其人只是粗通文字而已。但是,此跋写得有相当水平,于原著体会入微,评论颇多独到,并且还旁及《金瓶梅》、《牡丹亭》诸文学名著,绝非一般三家村夫子、乡村秀才所能办得到的。高珩与蒲松龄有文字交往,曾为《聊斋志异》作序,并且也曾染指于俚曲。依据这种种情况,可以相信此跋是出自高珩的笔下。

《琴瑟乐》,顾名思义,写新婚女子闺房之情事,摹写情窦初开之女子盼嫁、新婚,特别是初次合欢之心理、娇态,淋漓尽致,自然是时涉狎亵之形容,一般文士是不肯为文赞赏的。此跋文不独大加称赏《琴瑟乐》结构有法,描写入情入理,直与《董西厢》、《牡丹亭》、《水浒传》、《金瓶梅》媲美,而且末后还就此等“剥尽女儿面皮”之文字大发议论,批评世上对男女之事“人都肯做,坚不许说”之矫情、虚伪,认为此等事并非“终不可告人”,“肯做肯说之人,还是天真烂熳”,“亦自无伤风化”,真可谓发道学之伪药,有胆有识。这同明末清初的那股“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中语)的世风,自然不无关系。

高珩曾为朝廷大臣,又负文名,晚年还崇道、礼佛,可谓道貌岸然。他能够公开称扬写闺帏私情的俚曲,挥洒这等与其位望极不相称的文字吗?并且,跋末署“康熙岁次乙亥”,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是年高珩已达八十有四的高龄,行将就木。他还能够有这等少年兴致和精力吗?看来,作跋时间或未必确实,有可能早上数年。但是,从蒲松龄的笔下透露的情况看,如《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咏其园林幽雅,高卧其中,“醉饮白雪诗”,“逸兴广栽花”,高雅之至,而其四便有“踏青伴去鱼窥沼,载妓人来鹦唤茶”之句;《为韩樾老祭念东先生文》中也说:“迨夫圣朝赐休,角巾还第,绿野携觞,东山载妓……”,此人的私生活并不那么古板、冬烘,他也有其庸俗的一面。怎能断定他不会欣赏,称扬《琴瑟乐》,不能挥笔写出这样一篇跋文?自然,他是不会将此跋文载入其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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