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年过半百之后，遇到了一位难得的崇拜者。此人便是济南的朱缃。两人门第悬殊，年纪也相差甚多，而且又不在一地，交往的时间也不长，自然谈不上密切。然而，他们之间的交往，却与使蒲松龄身后极享盛名的《聊斋志异》广泛流传甚有关系。这就使我们对他们之间的一段短暂的交往，不能不做些考察。
一
朱缃字子青，号橡村。他生于清初济南府的一个颇声势煊赫的豪门大家。祖上原是山东高唐人。伯父朱昌祚，在明崇祯末年被窜入河北、山东的建州兵裹挟而去，隶汉军镶白旗下，后“从龙”入关，清初官宗人府启心郎，顺治末，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康熙四年擢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次年，因抗阻辅政擅权的鳌拜圈换土地之倡议，以藐视上命处绞，籍没家产。（《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九）
朱缃父朱宏祚，为朱昌祚之四弟，明末随家避乱江南，流徙金陵、娄东，清朝定鼎后北归，与兄朱昌祚团聚，遂移家济南府，并于顺治五年应山东乡试中举。康熙五年，朱昌祚初下狱时，要去打点、照料，朱昌祚被处死后，罪人子弟也难于入仕，所以，直到玄烨亲政，惩办了鳌拜集团，给几个冤死的贵族官僚平了反，朱宏祚才在康熙九年以举人就选，授江苏盱眙知县。他由此官运亨通，后行取御史，历官刑部主事、兵部郎中、直隶守道参议，康熙二十六年超擢广东巡抚，五年之后又升为浙闽总督（《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四、王士禛《带经堂集》卷八十四《诰授光禄大夫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墓志铭》）。朱昌祚昭雪后，其子朱绂，以荫入仕，官大理寺卿；次子朱綵；康熙十二年进士，官至湖北郧阳知府。朱缃兄弟五人，他居长，二弟朱绛，以诸生援例授官，由刑部郎中出为湖南永州知府，后来做到广东布政使；三弟朱纲，也是以诸生纳赀授官，为兵部主事，累官湖南布政使，雍正间擢云南巡抚（俱见《历城县志》卷三十八）。济南的朱家，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先后有数名封疆大吏，自然如王士禛所说“家世翔贵，门有列戟”（《带经堂集》卷七十五《云根清壑集序》），声势显赫了。
朱缃是在他父亲开始做官的那年降生的，比蒲松龄小三十岁。他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虽然也读了几年家塾，人也比较聪明，但连个秀才也没有考取，大约是他不十分重视科举，懒得在举业上下功夫。成年之后，他也遵照家长的意思，同二弟、三弟都援例捐了官，但两个弟弟进过学，得的是实缺，进入了仕途，而他自己仅得了个候补主事的虚衔，再加上父亲朱宏祚在康熙三十三年大计时，疏内有“地瘠民佻”（指福建）四字，惹得皇帝不高兴，被免了官，需要他在家侍奉并主持大家族的家务，而且不上几年，父母相继下世，不久他也死了，所以他一生没有入仕。蒲松龄在有关他的诗题中称之为“朱主政”，就是指他捐得的那个虚衔。他死时才三十八岁（《带经堂集》卷八十七《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
朱缃短暂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以群泉著称、又有湖山之胜的济南度过的，生活既十分富裕，又十分悠闲。其家有富丽宏敞的宅第、园林，“花竹窈窕，房廊靓深”，“阶下泉水琮琮”。他还在济南东面章丘县明水乡的橡村，依山傍水，构筑了一所别墅，“百脉之泉，周于舍下；群峰环抱，清晖娱人”（《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好在他虽为豪门公子，却无豪门子弟通常有的那种种纨绔恶习。他在家里，了却了一般应酬事务，便随兴趣读点经史和杂书，或者作画、下棋，或者看花、赏月，有所兴会便吟咏几首诗。再不然，便带上僮仆，或登千佛山远眺，或往大明湖上，“观捕鱼，听采莲”，如他自己所描绘的那样：
湖上风光写不如，白苹香细冷烟疏。
棕鞋桐帽过桥去，独上轻舟看打鱼。
小雨如尘湿地衣，榆钱零落鲤鱼肥。
朝来食指无因动，薄醉骑驴缓缓归。
——《枫香集·湖上捕鱼词》
颇自得其乐。城市里过腻了，就到橡村别墅去住些时间，看看庄稼，观赏田园风光，从淳朴的农村生活里讨些乐趣，也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
桃花流水觅未能，荒村且学住山僧。
敲门俗客如相访，解事儿童笑不应。
——《吴船书屋诗集·橡村杂咏十首》
耕田凿井说丰年，嫩碧凉生树杪烟。
莫笑齐伧太狂放，才得馎饦口流涎。
碌碡场空镜面光，小楼薄醉依斜阳。
老夫诗句多枯涩，添个催租吏不妨！
——《吴船书屋诗集·自题观稼图荷锄小照》
“添个催租吏”，对他那样的豪门自然“不妨”，然对于一般平头百姓，就不那么妙了。这诗活画出他那种富贵文人的闲情逸趣。
朱缃以风雅自命，耽于吟咏，生命的最后十多个年头尤甚，先后编集刊印，有《枫香集》、《云根清壑山房诗集》、《观稼楼诗集》、《吴船书屋诗集》四种，今并存其家刻本。他还喜好结交文士，经常招当地的或来游济南的骚人墨客游宴，联吟唱酬。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称他：“家有园亭之胜，好宾客，日以称觞赋诗为乐。”蒲松龄于《答朱子青见过惠酒》诗里称赞他：“公子风流能好士”，“梁园上客满高堂”。当为实情。以其显贵的门第，自然结识了许多名流，如德州的田雯（山薑）、宋弼（蒙泉）、浙江嘉善的魏坤（禹平）、山东安丘的张贞（杞园）等。王士禛与其父朱宏祚少为同学，又同为高官，算得有世交。他为于诗道有所进益，曾从王士禛学诗，也算是及门弟子。康熙四十年（1701），王士禛请急归里，他同三弟朱纲迎于黄河北的禹城（《带经堂集》卷七十八《赐沐记程》）。王士禛致仕归里之次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有事安德（今山东陵县），途中休于朱缃家中十日，朱缃陪伴他游览了张氏漪园，同泛舟大明湖，并分韵赋诗（《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王士禛对朱缃也颇提携，不仅为其四种诗集作序、题辞，而且对除《枫香集》外的三种诗集里的各首诗，一一作了评语，自然多是称赞之词。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朱缃病死后，王士禛于是年冬为之写了墓志铭，志中说他：
少负逸才，自六经、三史、四库、七略，旁及天官、壬遁之书，无弗习。顾薄科举程文，以为不足为，而独致力于诗歌。其为诗，义兼骚雅，体备文质，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青，彬彬然一代手也。子青既盛有时名，四方胜流名士过历下来者，揽湖山之秀，挹清泉之洁，而未识子青，则犹以为未足也，必停车结驷而造焉。
这显然是谀美之词，有所夸饰，朱缃也只是能诗而已，那能称得上“彬彬然一代之作手也”，但是，其中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朱缃生于豪门，家资富有，生活优厚闲暇，却没有一般纨绔子弟依财仗势、作恶乡里、腐化堕落的卑劣习性；他颇喜欢搞些风雅文事，也确有些文采，在济南城中也算得上一位有头面的名士了。
二
朱缃与蒲松龄发生交往，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朱缃从广东省父归来之后。那年仲春，时任山东按察使的喻成龙，倾慕蒲松龄的文名，饬令淄川县令周统“尽礼敦请”，经馆东毕际有父子的“劝驾”，蒲松龄到了省城喻成龙的官署中，盘桓了数日，并应命在其《梅花书屋图》的画卷上题了一首诗。一位当地宪台大人，竟然对一位困于场屋、受雇于人做馆师的穷秀才，如此赏识、敬重，待之以礼，而且如后人所说的那样，蒲松龄还表现得很清高孤介，最初是不肯来济南的，即使勉强来了，也只是住了几天，并没有满足宪台大人的意愿。这种事不甚寻常，不免在济南文人的圈子里传为佳话，使蒲松龄的名声由淄川一邑，扩展到了省城。即使是当时传闻未广，也不像事后传说得那么有声有色，但朱家门第甚高，地方官员少不了要走动走动，如朱缃诗集就有《癸酉春，鹾使李（兴祖）复建古历下亭走笔纪事二十六韵》（《枫香集》）、《赈荒行，寿李大中丞（炜）》（《云根清壑山房诗集》）之类的诗作，再加上他喜欢结交，与之交往较密的魏坤似乎就在藩臬衙门里作幕，朱缃还是消息灵通，知道蒲松龄的这件事。这或许就是朱缃与蒲松龄发生交往的一个契机。
喻成龙何以要将蒲松龄请到济南来面叙？蒲箬《柳泉公行述》、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均说是“见诗倾慕”。恐未必然，蒲松龄固然能诗，但山东当时能诗者甚多，蒲松龄的挚友张笃庆的诗名就更大一些。引起喻成龙“倾慕”的，不是蒲松龄能诗，而是蒲松龄能文——写了《聊斋志异》。
喻成龙，字武功，汉军镶蓝旗人，以荫入仕，先后官山东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多年，后内转刑部侍郎，官至湖广总督（《山东通志》卷七十四“国朝宦绩”）。喻成龙亦工诗，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二十选录其诗，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二十有传。王士禛曾为之订《塞上集》（《渔洋诗话》卷下）。他闻淄川秀才蒲松龄之名，很可能同王士禛颇赏识蒲松龄，并有《戏题蒲秀才〈聊斋志异〉卷后》诗，有些关系。
喻成龙“倾慕”蒲松龄之文名，必欲一晤，是由于蒲松龄作有《聊斋志异》，更可以从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在乾隆初年向淄川县令唐秉彝递交的一件呈文得到证明。当时，唐秉彝奉命搜求地方耆旧文献，蒲立德将《聊斋志异》誊录了二册进呈。呈文的内容是说明乃祖这部著作的价值和稿本情况，希望得到这位父母官的重视，早日刊刻行世。呈文说到：
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后黄臬台征来一札，旋即领还。
——《东谷文集》卷六
喻廉宪，自然是指喻成龙；黄臬台，也当是指嗣后做山东按察使的黄叔琳。这几句是说，从前喻成龙曾欲以千金收买乃祖的《聊斋志异》的书稿，乃祖未应允；后来黄叔琳又曾来信索取，待其阅毕，乃祖便取了回来。此呈是写给县太爷的，蒲立德恐怕不敢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而且对喻成龙、黄叔琳二人是分别来说，注意了事实之分寸，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这样，也就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原来传说是王士禛“欲以千金易《志异》一书”之事，并非纯属子虚乌有，只不过是张冠李戴，将喻成龙的事，误传为王士禛所干的了。自然，身为按察使的喻成龙，请治下的一名秀才来署中，不会那么赤裸裸地一上来便谈欲以千金购买其书稿的事，那样就太不体面了。很可能是先谈诗论文，进一步对《聊斋志异》表示极感兴趣，非常欣赏，于是委婉地表达出欲以千金购之的意思。喻成龙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念头，是因为他与名位均甚高的王士禛不同，他仅仅是个靠先人的武功而以荫生入仕的八旗官员，虽已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也想以文事流芳，但却不理解一个正直的文人是不会出卖自己心血所铸的文稿的，更何况是秉性孤介和在文学上有个人的追求、抱负的蒲松龄！不过，此人还比较敦厚，他并没有因为未能如愿而恼怒，还是有礼貌地送回蒲松龄。这一事情，虽然当时未必就传扬开来，但也不会没有人知道。不管怎样，喻成龙请蒲松龄来济南臬司署中面叙的消息传布开来，蒲松龄的名声也随之扩大，他著《聊斋志异》之事，也就会为省城不少文人所知了。朱缃正是在这之后，获悉淄川老秀才蒲松龄作了一部令许多名人感到兴趣的书，也欲一读为快，才主动去结识蒲松龄的。
朱缃结识蒲松龄，可能有两个人起了媒介作用。一位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起任淄川县令的时惟豫。时惟豫，汉军镶蓝旗人，与朱家同旗。康熙三十七年（1698）时惟豫罢官时，朱缃有诗相慰藉，题作《酬时雨村明府，时已罢官》，诗为七绝四首，其一、二、三云：
玉价珠声久识君，怀中冰雪手烟云。
朅来峰翠泉香地，盥罢蔷薇读妙文。
软红堆里不堪观，回首休嗟道路难。
十斛香醪书万卷，诗人如此合休官。
浮名身外掷鸿毛，酒盏诗筒兴倍豪。
我亦劳劳厌人海，从君秋水诵《庄》、《骚》。
——《观稼楼诗》卷二
可见二人相识，且有一定的交情。时惟豫任淄川县令期间，曾折柬招请蒲松龄到县署中宴饮唱酬，蒲氏有《饮时明府署中，酬唱倾谈，不觉蜡泪沾衣，归后赋此却寄》。另一位是唐梦赉。唐梦赉与朱缃的父亲朱宏祚同于顺治五年应山东乡试中举，有同年之谊，大约亦于次年同上春官，只是朱宏祚未能登进士第，二人当相识。朱缃《云根清壑山房诗》有《呈唐豹岩年伯》，后两联云：
剪烛秋声细，移樽月影低。
莲湖香一曲，暇日定留题。
说明二人亦有交往。唐梦赉、蒲松龄同时惟豫之间，还曾有一段时间过往较密（参看本书《蒲松龄与唐梦赉》一章）。朱缃向蒲松龄索阅《聊斋志异》稿本，恐怕便是通过唐梦赉和时惟豫之手。
大约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朱缃已收到了几册《聊斋志异》稿本，但二人尚未晤面。这年秋天，蒲松龄来济南，也没有登朱门拜访，只是临返淄川时，才写了个便柬，柬云：
到郡数日，未敢以褦襶相干，今行矣。昨所寄书，如蒙电过，望掷还也。
从语气上看，蒲松龄对这位豪门公子尚不熟悉，也无意深交。如果没有中间人代为说合，蒲松龄是不会借出自己的手稿的。
次年是乡试年，蒲松龄在八月间又来到了省城。朱缃获悉，便主动到蒲松龄的寓所拜访。看来，两人谈得颇融洽，朱缃文质彬彬，态度谦恭诚挚，给蒲松龄留下了颇好的印象。朱缃既不是个一般纨绔子弟，而是个风雅文士，对自己这样一个落拓不遇的穷乡村塾师，又颇为诚挚热情，特别令人高兴的，他还对《聊斋志异》怀有极大的兴趣，表现出一种非常赞佩的态度，蒲松龄怎么能过分冷淡他呢？于是就登门回访了。蒲松龄有《答朱子青见过惠酒》诗写其情事，其一、二云：
镜影萧萧白发新，痴顽署作葛天民。
爱莲舟过明湖水，问舍衣沾历下尘。
狂态久拚宁作我，高轩乃幸肯临臣。
不嫌老拙无边幅，东阁还当附恶宾。
踏泥借马到南城，高馆张筵肺腑倾。
岂以作宾拟枚乘？徒劳入市过侯嬴。
锦堂蕴藉诗千首，褐父叨沽酒一盛。
公子风流能好士，不将偃蹇笑狂生。
看得出来，此次为初会，甚为欢洽。
三
朱缃结识蒲松龄后，仅只过了整十个年头，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六月，便过早地去世了。这十年间，两人不在一地，自然不可能过从甚密，除书来信往之外，就只有在蒲松龄来省城时，间或见面叙谈一下。由于蒲松龄秉性耿介，待人接物考虑分寸，不大肯屈身到富贵人家去奉迎，所以两人面晤的次数也不多。
朱缃的《云根清壑山房诗集》，为其康熙三十五、六年（1696—1697）间所作的诗，中有《简蒲留仙》五律一首，是表示怀念的：
岑山栖托处，谁识鹿皮翁？
床晒一笼药，膝横三尺桐。
蓑衣梦中绿，花影句边红。
此际幽居者，柴门可许通？
鹿皮翁，见《列仙传》：少为府小吏，性机巧，能制器械，隐居岑山，着鹿皮衣，升仙而去。后百馀年，卖药齐市。传为淄川人，《淄川县志》载于卷六“仙释”。朱缃此诗以鹿皮翁喻蒲松龄，显然是将他看作一位高常的隐者。末二句含有欲去淄川造访蒲松龄之意，然没有迹象表明朱缃真的付诸实践。
朱缃的《观稼楼诗集》，收其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数年所作诗，卷一有《蒲留仙过访话旧》七律一首，诗云：
旧雨情深动雁群，西风萧瑟又逢君。
诗吟篱下狂犹昔，书著山中老更勤。
身外浮名空落落，眼前馀子任纷纷。
泉香峰翠勾留处，且共开樽坐夜分。
从蒲松龄近数年诗作看，他只有在康熙四十一年（1701）暮春赴济南，并因事滞留数月之久，八月十九日方归里，这有《过舜庙》、《客秋》、《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题张杞园〈远游图〉》诸诗，及《梦王如水·小序》可证。朱缃此诗当作于这一年。首联有“西风萧瑟”之语，见得时在秋天。末联云：“泉香峰翠勾留处，且共开樽坐夜分。”这又似乎表明蒲松龄是在自济南返回淄川的途中过朱缃之橡村别墅访问的。是年岁在壬午，为乡试年。蒲松龄是年诗《寄紫庭三首》其一云：
良禽高飞尽，吾䣊数何奇！
莫下陵阳泪，三年黍一炊。
其三云：
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
由此揣度，蒲松龄这年赴济南滞留到乡试三场考毕日期之后返里，很可能是又为乡试而来，自然又名落孙山。朱缃此诗中“身外浮名空落落，眼前馀子任纷纷”两句，显然也是为此而发，表示同情、慰藉。
两人之交往，大概就是这样短暂。
朱缃死后，蒲松龄闻讯较迟，没有到济南吊唁，但却有诗挽之：
蕴藉佳公子，新诗喜共论。
如何一炊黍，遂已变晨昏！
历下风流尽，枫香墨气存。
未能束刍吊，雪涕赋招魂！
——《挽朱子青》
诗言简情深，对风流蕴藉的朱缃的谢世，表示深切的哀思。这表明，两人虽然交往时间较短，也不甚密切，但还是有一定的友情的。
为什么两人交往并不甚密切，而友情却颇诚挚呢？这固然可以用“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来说明，但恐怕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诚笃的友情毕竟是要有其形成的条件和基础，至少是思想上的某种契合。
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曾草拟了《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一篇文稿；由于朱氏没有将《聊斋志异》付梓，此文也就仅存于蒲立德之《东谷文集》卷一中。此文稿中说到：
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
说乃祖与朱缃“交最契”，如果不专就某一方面说，这话显然失于夸大，难道与乃祖一生过从甚密的张笃庆、李尧臣，还不如朱缃吗？然而，蒲立德在这里是专就乃祖著《聊斋志异》一书，特别为朱缃所喜爱，朱缃最能理解其谈鬼说狐的深意而说的，即此文中所谓：“盖世有所不知，而（橡村）先生独相赏”，“知之之真，而赏之亦真，橡村之外，求复有一橡村，安可得耶？”这话是真实的。张笃庆与蒲松龄虽为挚友，但他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却很不以为然，曾多次劝其搁笔，实际上也就是泼冷水。李尧臣虽然更是蒲松龄的挚友，但也未见他对《聊斋志异》表示过称赏。唐梦赉、王士禛等人，虽然称赏过《聊斋志异》，唐曾为之作序，王曾有题诗，但也没有更深刻地理解到《聊斋志异》中所寄托的“孤愤”，至少是没有从这个角度上加以揭示、阐述，唐序重在“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王诗重在其谈鬼说狐之情趣，均未意识到其文学价值之高。在这一点上，朱缃比张笃庆、王士禛诸人，显得更为高明。对此，蒲立德在此文稿中有具体的说明：
公（指蒲松龄）之名在当时，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于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异》一书。夫“志”以“异”名，不知者谓是虞初、干宝之撰著也，否则黄州说鬼，拉杂而漫及之，以资谈噱而已，不然则谓不平之鸣也；即知者，亦谓假神怪以示劝惩焉，皆非知书者。而橡村先生相赏之义则不然，谓夫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骚》、《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昌黎无所摅其隐，而托之《毛颖》；《石鼎联句》，是其为文，皆涉于荒怪，僻而不典，或诙诡绝特而不经，甚切不免于流俗琐细，嘲笑姗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则固别有在也。
在蒲立德，他自然是喜欢把乃祖的文学业绩评价得越高越好，这对他们一家也是一种荣耀嘛，但是，他恐怕也不会随己意而杜撰出这样一种评语，强借朱缃之名而出之，当有所依据，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朱缃的文字表述，也只好相信基本符合朱缃的原意。朱缃把蒲松龄放进中国文学史中，与屈原、庄子、司马迁、韩愈等第一流的文学家并列，应当说是卓有见识。朱缃能提出这种卓越的见识，显然表明他突破了传统的轻视小说的旧观念，比唐梦赉、王士禛诸人对《聊斋志异》的意蕴、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理解得更深切。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朱缃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所写的《聊斋志异题辞》得到说明。《题辞》为三首七绝，其三云：
捃摭成编载一车，诙谐玩世意如何？
山精野鬼纷纷是，不见先生《志异》书！
前两句是设问，意在引出下文。后两句是“意如何”的答案，但却不作正面回答，而是把笔锋宕开，说是社会上到处是“山精野鬼”，正等待聊斋先生来刻画载入其《聊斋志异》中。这实际是非常委婉地称赞《聊斋志异》的作者，是借谈鬼说狐刺贪刺虐，揭露丑恶的人情世态。这显然比王士禛《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诗中“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两句，评得更直率，意思也更深刻。
朱缃堪称是蒲松龄生前的一位真正的知音，一位热诚的崇拜者。这也就可以理解两人虽然相识甚晚，过往也不甚密切，却何以相当的契合了。
四
中山大学收藏的一部《聊斋诗文集》旧抄本中所附录的一批总题“寄聊斋”的书札，大都有署名，其次序是：高念东一札、唐（梦赉）四札、王渔洋两札、未署名的四札、杨松年二札、张永跻一札……。中间未署名的四札中，第三札已见于《蒲松龄集》之《聊斋文集》卷末，系朱缃为蒲松龄文之题词。玩味第一、二、四札的内容和语气，审度其编排位置是紧接在王渔洋两札之后，可以断定均为朱缃写给蒲松龄的。由于这一批所谓“寄聊斋”的书札流布不广，多数研究者还没有见到朱缃致蒲松龄的这几封书札，而其意义也不止于可据以了解朱缃与蒲松龄之交往内容，这里有必要作一番介绍和考察。这样，它们何以是朱缃所作的理由，也就自在其中了。
第一札：
岁前曾泐寸缄，想承清照矣。麦信风柔，老莺吭滑，下帘兀坐，时念高雅，惜无大翼如云生也。《志异》七册，前已赵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册，弟未经览者，既得窥豹文之一斑，冀阅虬龙之全甲，祈即付敝年伯（察）入，当寄与一抄，弟决学蔺相如，（不作）殷洪乔也。奉怀一律，书之小箑，幸赐绳削。临池缕缕，不尽欲言。
此札是向蒲松龄索借《聊斋志异》稿本的，写信人前此已经借过一次七册，知道蒲松龄所作“尚有八册”，所以提出“冀阅虬龙之全甲”的要求。写信人致函借书，并要旁人代转，显然其人同蒲松龄不在一地。写信人称中间代转的人为“年伯”，此“年伯”必为蒲松龄之同邑友好，至少也应当是相识者。这样便可以推断：写信人是济南之朱缃，其“年伯”，是淄川致仕居里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因为，蒲、唐、朱三人所在之地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唐梦赉为蒲松龄之同邑友好，又与朱缃之父朱宏祚为同年举人，朱缃正应称之为“年伯”，而且还有《赠唐豹岩年伯》诗可证，同此札中所述情况非常吻合，难于再找到另一位与此情况如此吻合的人了。
这里还可以举出另一件佐证资料，即蒲松龄文集中之《上唐太史济武先生》一札。札云：
叨承大德，感不去心。前因鸿便，聊候兴居，未蒙手教，前字疑有沉浮。其中虽无要紧之事，然所呈司内之书，无有副本，不讨之，恐归乌有耳。暇时留心，不在一日也。其诗一首，视可投则投之，亦非急务，但凭尊便而已。
此札的核心内容是向唐梦赉催讨假其手借出之书。札中所说“司内之书”（“司”疑为“笥”之误），恐怕就是《聊斋志异》稿本。因为，在蒲松龄生前，只有这部谈鬼说狐的书稿，才曾经引起过一些人的兴趣，被多次借出传抄。从上述蒲、唐、朱三人关系看，此假唐梦赉之手借去《聊斋志异》书稿的，当为确曾借、抄过《聊斋志异》的朱缃。据此，此蒲松龄借讨书稿之札，当作于朱缃初次借书稿时。附带说明，关于蒲氏此札，我另有一说，见前《蒲松龄与唐梦赉》，并存之，俟方家鉴定。
再回到朱缃札来。札中所说“奉怀一律”，恐即前面引到的朱缃《简蒲留仙》一诗。诗中“蓑衣梦中绿，花影句边红”二句，与此札中所说：“麦信风柔，老莺吭滑”，在季节上是一致的，都表明时在春末夏初。这又可以作为朱缃之书札与诗为同时所作的一个佐证。这样，也就有理由认为，这封书札是朱缃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夏之交写给蒲松龄的。
朱缃此札的内容是直接向蒲松龄借《聊斋志异》稿本。前此，他已借过七册，并已抄毕送还给蒲松龄，札中所说“岁前曾泐寸缄”，大概就是随着送还那七册稿本而写的。现在，再向蒲松龄借抄另外的八册，说明他对《聊斋志异》极感兴趣，必欲读过和抄毕全稿。因为两人已经有了交往，所以不必再假手唐梦赉了。更值得重视的是，从札中所云，此时《聊斋志异》已有十五册之数。据目睹者云，现存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是分作八册（严薇青《访书工作日志》，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那么全部手稿当分作十六册，与朱缃所说两次所借共十五册之数略相等。由此可见，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手稿之装订，与现在所见装订情况，是一致的。据此，再结合《聊斋志异》中可考知作期的篇章，此后所作篇数不多的情况看，此时，也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聊斋志异》的创作已近尾声了。
第二札：
江蓼白蘋，湖边握别，不觉又西风萧索矣。遥稔年兄，书著山中，诗吟篱下，伊人秋水，梦想为劳。兹以便羽，草候近祉。《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祈付去手。录毕即驰上，断不浮沉也。草不宣。
此札之前半部分，与上一节引到的朱缃之《蒲留仙过访话旧》诗的前四句“旧雨深情动雁群，西风萧索又逢君。诗吟篱下狂犹昔，书著山中老更勤”，两者很有些相同、相近的语句。这种情况表明，两者当同出于朱缃一人笔下。所不同的是，诗曰“西风萧索又逢君”，书札中说“湖边握别，不觉又西风萧索矣”，表明诗当作于蒲松龄来济南相访时，而书札却是作于两人那次相晤分手之后。联系两者均有“书著山中”，“诗吟篱下”两句，出语完全相同，这很可能反映着这样一种情况：那年秋天，朱缃在蒲松龄相访时先有《蒲留仙过访话旧》之诗作，蒲松龄返里后，朱缃为其他事情差人去淄川，顺便也给蒲松龄送去了一札，即如札中所说“兹以便羽，草候近祉”，所以就将诗中称道蒲松龄的话，又写进了书札中。这样的解释，应当说是较为合理。那么，此札自然也是朱缃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深秋写的了。
朱缃在此札中首先表示怀念之情和问候之意，但看得出来，其本意还在于向蒲松龄索借他尚未借来抄录的《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章，也就是前一札中讲过的那十五册以外的篇章。这就表明，《聊斋志异》手稿本不止十五册之数，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后，还陆续写了一些篇章。朱缃诗中说“书著山中老更勤”，虽不专指写《聊斋志异》，但也无疑包括写《聊斋志异》在内。朱缃在札中再次索借《聊斋志异》稿本，只言未经他抄录者，未说册数，这又可见篇数确实不多了，蒲松龄的创作已经近乎搁笔。
第三札：
暑退秋晴，伫望华不注，恍若新晤，奇矣！今披读先生文，苍润特出，峭拔天半，又不费撑弩，天然夷旷，固已大奇；且细按之，幽细刻露，蹙岚滴翠，非复人间有。然则，华不注之形模，惟先生文似之；华不注之神骨，惟先生得之。非但旧契，并获良晤也。先生其许我否？
此札专谈蒲松龄的文章，以济南华不注山的挺拔之势为喻，称赞蒲松龄的文章苍润峭拔。把它作为《聊斋文集》的题词，附于卷末，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觉得朱缃此论赞不必是就蒲松龄的骈散文而发，很可能还是就《聊斋志异》文章之佳而言，至少是也包括《聊斋志异》，因为从前面所述看，朱缃最感兴趣、最为称赏的是《聊斋志异》，这里只不过是抛开其内容，而专就文章而言。
路大荒整理之《蒲松龄集》，附朱缃这段文字于《聊斋文集》之末，有不少异文，如“峭拔天半”作“秀拔天半”，“不费撑弩”作“不费支撑”，“且细按之”作“又细按”，“幽细刻露”作“粗细透削”，“蹙岚滴翠”作“呈岚耸翠”，“非但旧契，并获良晤”作“非但剽窃一二，徒依像貌为”，“先生其许我否”作“先生其许我为知言否”。两者相校，应当认为此抄本是原文，《蒲松龄集》之附文可能经传抄者篡改，粗看起来较为通畅了，实则失掉了本色。特别是“非但旧契，并获良晤”二句，改作“非但剽窃一二，徒依像貌为”，更明显地曲解了原意。原意是以山势比喻文风，所谓“旧契”、“良晤”，是朱缃自言他读蒲松龄文之感受，“旧契”是谓思想契合，感到亲切；“良晤”是谓有新的领会，又感到新奇。这两句正和文章开头“伫望华不注，恍若新晤”两句作照应，改后的文字就走了样，既不甚可解，又失去了同头数句作照应的作用。
此札的作期不可考。或者它就是朱缃第一札中所说“岁前曾泐寸缄”那封已不可见的书札中的一段文字。
第四札：
知己久别，积怀如岳，无由觌面，引睇为劳。近晤谭年兄，得悉道履安和，著述益富，企羡，企羡！弟人事杂沓，笔砚久荒，拙作寥寥。惟客年经渔洋先生点订者，增刻一卷，附寄教削，知老长兄览之，定喷饭满案也。闻新著甚多，急思盥读，知道驾中秋前定会入城，望携示教。《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草泐奉候，惟冀雅照不宣。
札中讲到王士禛点订朱缃诗事。朱缃自刻了四本诗集，有三本标有“新城王阮亭先生评”字样，并附有其评语。这里所说“增刻一卷”，当指《云根清壑山房诗集》一卷。另一种《吴船书屋诗集》，虽然也只一卷，但卷首是王士禛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所作题词，第二年二月朱缃便病死了，恐怕看不到它的刻本。王士禛罢官归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夏，因事去安德（今山东陵县），路经省城济南，在朱缃家留住了十天，并在朱缃兄弟的陪同下游览了大明湖、张氏漪园（王士禛《带经堂集》卷八十七《后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王士禛点订朱缃诗，当在此时。札中谓“客年经渔洋先生点订”，那么此札自然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写的。
此时，朱缃与蒲松龄相交已十年，彼此已经很熟悉，所以札中称蒲松龄为“老长兄”。札中说他知道蒲松龄“中秋前定会入城”，即到济南来，这可能是听札中提到的那位“谭年兄”讲的。此人当为蒲松龄的同邑友人谭再生，此时已入仕数年（《淄川县志》卷五“进士”）。自然，这也可能是由于彼此熟悉，朱缃能料到蒲松龄会来济南。这年夏天，蒲松龄果然来济南了，有本年诗《夏客稷门，僦居湖楼》可证。朱缃在札中要蒲松龄带《聊斋志异》全部稿本来，以便校正自己抄本中的“鱼鲁之讹”。大概蒲松龄照办了，并且两人会面叙谈了。朱缃题《聊斋志异》诗三首，载铸雪斋抄本卷首，署“丙戌橡村居士题于济上”。丙戌，正是这年。其一云：
冥搜研北隐墙东，腹笥言泉试不穷。
秋树根旁一披读，灯昏风急雨濛濛。
见得可能是在这年秋天所作，即朱缃在依据稿本校毕其抄本之时。次年春二月之初，朱缃便病死于家中，蒲松龄闻讯所作挽诗中有“如何一炊黍，遂已变晨昏”之句，形容其谢世之突然。朱缃此札开头说“知己久别，积怀如岳”。如果这年蒲松龄来济南时两人没有晤面，那就会是数年没有见面了，蒲松龄闻朱缃谢世的消息时，也就不大可能产生“如何一炊黍，遂已变晨昏”之感了。
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朱缃在此札中不再问蒲松龄是否还有未经他抄录的篇章，只说要《聊斋志异》稿本校正自己的抄本。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此时蒲松龄基本停止了《聊斋志异》的创作。了解到这一点，对确定《聊斋志异》创作时间之下限，有参考价值。
从朱缃的这四封书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聊斋志异》是朱缃与蒲松龄发生交往和友谊的契机和纽带，朱缃不仅是《聊斋志异》的一位热诚的读者，而且还是最早读完了全书（自然不包括蒲松龄后来又增记的极少篇章），并抄录了全书的一个人。
五
朱缃所以对《聊斋志异》表现出如此之热情，同他的性情、兴趣有关。《聊斋志异》中的《司训》、《嘉平公子》两篇，附录了朱缃《耳录》中记述的同类故事。《耳录》未见传本，大概是没有镌刻。《司训》、《嘉平公子》的附文，也见于《聊斋志异》的二十四卷抄本，不独为铸雪斋抄本所有。这表明这两则附文并非朱家人擅自添加的，而是蒲松龄看过朱缃之《耳录》稿本后亲自缀于自己的作品之后的。《耳录》，顾名思义，当亦为记录奇闻异事之作，类乎一般的所谓笔记小说。由于文笔较弱，篇幅也不多，所以虽经一些人过目，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目，朱缃本人又过早地谢世，遂湮没无闻。不过，这也毕竟表明他同蒲松龄有些近似的爱好、兴趣。
大约正由于朱缃有这种爱好、兴趣，对《聊斋志异》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所以后来社会上也有他与狐为友的传闻。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七记载：
济南朱子青，有狐友，闻声不见形，亦与文酒之会。众必欲见之，意其老，即现老形；谓其少，即现少形。或戏曰：“神人绰约若处子，君亦当如是。”即应声现一美人形。又一人曰：“应声而变，是皆幻耳。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熟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称七百岁，盖阅历深矣。”
这则故事颇类乎《聊斋志异》中的《狐谐》篇，其生成大概与之有些关系。
朱缃既然有此兴致，那么他在同蒲松龄晤谈中，少不了也要讲些他的见闻，为蒲松龄提供一些材料。这在《聊斋志异》里也是留有痕迹的。
《老龙舡户》，载铸雪斋抄本卷十二，记叙朱缃的父亲朱宏祚，做广东巡抚，为当地多发生无头案而忧心，靠神灵的启示，缉捕了假行船伤害商旅的盗贼，“遐迩欢腾，谣诵咸集焉”。文末“异史氏曰”还称颂朱宏祚：“公非有四目两口，不过痌瘝之念，积于中者至耳！”朱缃结识蒲松龄前，曾赴广东省父，滞留数年。此事无疑是朱缃向蒲松龄讲述的。
《外国人》，载铸雪斋抄本卷十一，记康熙“己巳秋”，海上飘到澳门一艘大船，船上有十一个“吕宋国人”；“巡抚题疏，送之还国”。己巳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是朱宏祚初任广东巡抚时。篇中所说巡抚，自然也是朱宏祚了。此篇所记也无疑是得自朱缃之口述。
这两篇有迹可寻，比较明显；无迹可寻的恐怕还有，就不再臆断了。
这里有必要提到另一位曾为蒲松龄提供过材料的人——吴木欣。《聊斋志异》中有三篇同此吴木欣有关系：《鸟使》篇末注明“长山吴木欣目睹之”，《姬生》和《桓侯》篇后均附有“吴木欣言”一段文字。这三篇都载于铸雪斋抄本卷十一。
吴木欣名长荣，别字青立，又号茧斋，山东长山人。他是朱缃之从姊丈，又曾随朱宏祚到广东、浙闽，在总督衙门里参赞公务。康熙三十三年（1694）朱宏祚以大计疏语不称旨免归后，吴木欣随之返鲁，也常住济南，与朱氏昆仲，尤其是朱缃，相处甚洽（张贞《半部稿·娱晚集·待赠承德郎吴君墓志》）。朱缃诗集中多有同吴木欣之游宴唱酬诗，如《秋雨，同吴青立、赵宣四、义俶兄、子骢弟分韵得四支》、《中秋同赵宣四、吴青立泛舟大明湖，分赋十三章》（以上《枫香集》）、《初夏魏禹平过访，兼邀丁兰皋、钟圣舆、吴青立集绿玉堂分赋》、《题吴木欣茧斋》（以上《观稼楼诗集》）、《题吴木欣〈菜根香图〉小照》（《吴船书屋诗集》）等。同吴木欣有关的《鸟使》、《姬生》和《桓侯》三篇，均载铸雪斋抄本卷十一，当为蒲松龄晚期的作品。依此，有理由认为蒲松龄是通过朱缃而与吴木欣相识的，他也是在与朱缃交往的日子里听到吴木欣讲述那些故事后，才写成《鸟使》及《姬生》和《桓侯》两则附文的。
蒲松龄文集中还有《题吴木欣〈班马论〉》、《题吴木欣〈戒谑论〉》两篇跋文。吴木欣此两论，没有见到。据张贞《待赠承德郎吴君墓志》，两书作《班马阙疑论》、《戒谑迂谈》。张贞《半部稿·娱晚集》中又有《跋吴木欣〈戒谑迂谈〉》一文，末署“康熙壬午正月”。这年，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张贞旅寓济南，蒲松龄也于春夏之交到济南，盘桓数月，秋天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诗。可以认为，蒲松龄此两篇跋文，也当作于是年，或者早一二年；《鸟使》和《姬生》、《桓侯》两则附文，亦应如是。
还有一件更值得重视的事情，就是《聊斋志异》后来广泛流传，与济南朱氏抄本有一定的关系。虽然，著名的朱氏抄本指的是朱缃之子的抄本，并非朱缃生前过录的本子，并且，朱缃生前也不会料到，他的爱好会影响及其后人，引出了一系列的良好后果；但是，朱缃与蒲松龄的交往，也毕竟是一种诱因，没有他与蒲松龄的这种关系，事情可能就不会这样。这方面的问题较为复杂，也就留待另外的文章去说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