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蒲松龄与孙蕙

——南游行迹与顾青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99 次 更新时间:2023-07-21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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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  

蒲松龄一生中仅仅有过一次远游。康熙九年(1670)仲秋,他离家南行,出青石关,过莱芜颜庄,经沂水县,于江苏淮阴王家营渡过黄河,到达宝应县为人作幕;次年初秋,辞幕返里,来去差不多整整一年。幕主是当时做宝应知县的孙蕙。

孙蕙字树百,号笠山,也是淄川人。孙蕙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长于蒲松龄八岁。孙蕙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中举,顺治十八年(1661)成进士,进入仕途。蒲松龄是顺治十五年进学,当时孙蕙还没有出去做官。两人同邑,同是科举中人,又同是受知于当时做山东学政的著名文豪施闰章,有同学之谊,自然是相识,彼此比较了解。

蒲松龄的挚友张笃庆,晚年作有《同邑八哀诗》,中有哀孙蕙的一首,序中谓:“伤同学也。”这首诗的开头,先称赞孙蕙少有才华,说是“藻思傅清泉,绮丽颜光禄。振笔走千言,泉涌来万斛”;接着又说到孙蕙在中举后、入仕前数年间,曾同本邑的一些文士,时作诗文之会,原文是:“清谈刘真长,风流苏伯玉。采采纫湘兰,怀之动盈掬。余亦忝同游,方阵操夏菔。鼓旗竞中原,鄢陵与城濮。”这些风雅之举,年纪稍长于张笃庆的蒲松龄,可能也参与了。

孙蕙成进士,殿试二甲,例选刑厅;康熙八年(1669)裁刑厅,孙蕙改授宝应县知县。他赴任的次年,便邀蒲松龄入幕,显然是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他初任地方官,人地生疏,也不谙此道,衙门里总该有几名亲信师爷。蒲松龄为同邑友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第二,蒲松龄文笔极好,前曾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文名藉藉诸生间”,到衙门里帮办文牍,也会是一把好手。蒲松龄在孙蕙衙门一年间,主要干的就是文牍师爷的差使,现存《鹤轩笔札》手稿两册可证。第三,蒲松龄进学十多年了,数应乡试未中,家境又非常贫困,让他到自己的衙门里办事,有个糊口的差使,也算是对处在困境中的朋友的一种照顾,对落魄文人来说,做衙门师爷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蒲松龄在宝应县写的《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诗中,有“赖有孙阳怜瘦骨”之句,巧妙地用了伯乐在虞坂见一骐骥负盐车而登,力尽气竭,倒伏于地,不禁动怜悯之情,抚之而哭的故事,这表明他是领会了孙蕙邀他来宝应作幕有同情、关照之意,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由于两人有这种关系,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官员与幕宾,所以,蒲松龄在孙蕙的衙门里做文牍师爷的一年间,主宾相处得非常融洽,直如好友一样亲密无间。他们之间,无论是商量县政大事、官场应酬事务,或者是议论衙门内部的纠纷,彼此都不必有所顾忌,孙蕙不摆县太爷的架子,也无须讳言官场中的隐情;蒲松龄也不必谨小慎微,处处揣摩长官的本意,生怕丢了这份差使,而一切事情自然而然地是协助孙蕙往好处去做。蒲松龄在文牍方面颇有才干,而且又极尽心,孙蕙自然是满意的。除此之外,两人在生活上也过从甚密,公务之馀暇,时常闲聊,时相唱酬;逢到节日、诞辰,孙蕙设家宴,也是邀蒲松龄入席的。孙蕙外出视察灾情,巡视河工,或者有事前往府治所在的扬州,蒲松龄也时而相随从,且不说公务上的赞助,即便是旅途中两人对酌、唱酬,也能使孙蕙不感到寂寞。蒲松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诗,便是很好的说明。诗云:

沽三白酒供清饮,携岕山茶佐胜游。

分赋梅花漾轻桨,片帆风雪到扬州。

我到红桥日已曛,回舟画桨泊如云。

饱帆夜下扬州路,昧爽归来寿细君。

严寒风雪中舟行河上,日去夜返,来去匆匆,由于两人于舟中饮酒、品茶、清谈、赋诗,饶有兴致,也就不感到旅途寂寞了。诗里表现了一派轻松愉快的情绪,最后还诙谐地作了一句调侃,见得孙蕙也心情颇佳。

有的研究者曾认为此诗末句所说“细君”,指的是蒲松龄自己的爱妾,恐怕是误解了。且不说蒲松龄是否有爱妾在身边,仅就诗论诗,这是随孙蕙出行的诗,无论如何是不好把自己的爱妾扯了进去,何况还用了个敬词“寿”字?其实,这个问题从蒲松龄诗集中是可以找到注脚的。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中,此诗的下一题为《寿赵夫人》。赵夫人是孙蕙的第二位妻子,这有高珩所撰《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栖云阁文集》卷十四)可证。“细君”,源出《汉书·东方朔传》,后为妻之代称,既可以指称自己的妻子,又可以指称他人的妻子,后者如王直方《诗话》云:“此赵德麟细君王氏所作也。”蒲松龄诗中说的“细君”,显然是指赵夫人,这样方与用一“寿”字相合。蒲松龄此诗最后落在“寿细君”上,一方面是实情,他们连夜自扬州返回宝应,确实是为了不错过赵夫人的生日,孙蕙也确实特别热衷搞寿宴这类热闹事,这有蒲松龄《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寿赵夫人》诸诗可证;另一方面个中也有点调侃、凑趣的意味。蒲松龄另外还有几首诗,就更大肆调侃、戏谑,如《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中的一首:

丽人声价重红楼,日日弦歌近五侯。

莫把金槽弹夜月,恐将春恨恼江州。

《戏酬孙树百》前二首:

芳草青青院柳长,一庭春色近东墙。

狡鬟不解东风恨,笑折花枝戏玉郎。

琅玕酒色郁金香,锦曲瑶笙绕画梁。

五斗淋浪公子醉,雏姬扶上镂金床。

这些诗固然表现着作者的情趣,也无疑反映了孙蕙性之所好,生活上耽于声色,不那么严肃、古板。身为县令的孙蕙是这样,作为充当其衙门里的师爷的友人蒲松龄,自然也可以在私下里不拘形迹地同他调侃、戏谑了。这也见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很亲密。

孙蕙在宝应做了七年的县令,中间曾一度兼署高邮州事,颇有些为人称道的政绩。

宝应县地处苏北淮河下游,地势低洼,经常有水患,并且又濒临大运河,过往官员络绎不绝,供应繁巨,称“冲疲灾邑”。据《宝应县志》卷三《灾祥》记载,康熙七年(1668)大水,沥青沟决口,决口之次日地震,“又狂风十馀日,卷巨浪至城下,村落庐舍俱为巨浸”;次年,高邮清水潭决口,宝应县境内“淹没如前”;康熙九年,清水潭决口仍未堵塞,宝应“田庐仍没于水”,百姓流离失所,哀鸿载道,一派大灾之年的混乱景象。

孙蕙于康熙八年来任县令,满目疮痍,不能无动于衷,有《安宜行》诗。安宜,宝应古名,南齐置县,唐改今名。诗云:

安宜罹灾亦云酷,鱼龙竞夺农夫屋。

千寻巨浪漫荒塍,落日西风闻野哭。

水田一线才可耕,勘荒使者责长牧。

征粮下令严催科,不管贫家卖黄犊。

去年卖女叹伶仃,今年卖儿更孤独。

阿妻阿母还佣人,岂但医疮与剜肉。

牵牛出门牛不行,空腹哀鸣何觳觫。

低头语牛牛且去,官税差完免鞭扑。

我闻此语增叹吁,仰视皇天白日速。

呜呼贫家,母妻子女还无期,谁能恋此卑官禄。

正是由于孙蕙能有这样一种同情百姓疾苦的心肠,所以到任伊始,便奋力救灾:为邑民请蠲请赈,招来抚绥;广设粥棚,并不假手胥吏;并且着手革除旧有的马户、更夫、长接、马饭等名目的杂税滥役,立石永禁,还就恢复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

孙蕙在宝应七年的惠政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康熙九年冬天,他曾为河工事强项抗命。当时,由于洪水泛滥,运河河道淤塞,严重地影响了漕运。河道都御史罗多严令宝应县征集七千民工挑浚,限四十日竣工。孙蕙念百姓已困苦不堪,不忍驱迫,只征集了一千名民工,进度自然比较缓慢。罗多很恼火,声称要弹劾孙蕙。淮扬道副使张万春劝孙蕙“以贿营救”,孙蕙不肯。宝应县百姓闻知,自动聚集起来,多达万人,奋力挑浚,数十里长河仅六日就竣工了。罗多说:“向闻宝应令能声,果非虚语矣。”据说,宝应百姓还绘了一幅《浚河图》,以志不忘。此事在高珩所撰《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乔莱所作《孙给事蕙传》(《碑传集》卷五十二),均有记述。孙蕙事后也非常得意,有《浚河行》诗,后半段云:

督河使者妄庸人,不解河防气桀奡。鞭挞小吏严程期,岂知畚锸皆疮痍。县令陈情不得达,自矜白简吾能持。柳下何曾畏三黜,百姓喧呼趋事疾。一夜荒城走万人,两月之工六日毕。安宜水涝原苦辛,力役谁复嗟劳人?犹幸三代直道存吾民,呜呼,犹幸三代直道存吾民!

蒲松龄初到宝应,就碰上了这件事。在孙蕙受到河道都御史罗多的威胁时,曾表示关切,为之气愤,有《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诗:

西风策策雁声残,酌酒挑灯兴未阑。

星斗夜摇银汉动,芙蓉醉击玉龙寒。

故人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

吾辈只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河工事使孙蕙更增添了贤能之名,为上官所器重。孙蕙早先同江苏布政使慕天颜便有一面之交。康熙九年十月慕天颜莅任时,孙蕙有书致贺,中云:“遥忆少年游冶,夜雨钱塘,真不啻隔两世也。种种渥遇,何敢忘之。”(《鹤轩笔札·上藩司慕小启(十月初二日)》)慕天颜巡视淮扬,曾接见孙蕙,孙蕙在康熙十年二月的书中说:“前者彩鹢北飞,舟中得承色笑,诲言谆谆,不啻父子,人非木石,能不耿耿于心耶?”(《鹤轩笔札·二月廿四日上布政使书》)所以,孙蕙在这年春天又奉命兼署高邮州事,用他的话说,这是“以浮名而贾实祸”(《鹤轩笔札·上钞关周礼部郎庄》)。所谓“浮名”,即指宝应河工事;谓兼署高邮为“实祸”,是表示不愿意兼这份困难差使,个中也许含有点牢骚。

康熙十年春大计,孙蕙可能存有些幻想,以为自己会以卓异闻,蒲松龄大概也有此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孙蕙不敢公然表示不满,蒲松龄却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诗,为世道不公,大发感慨。诗中云:

但馀白发无公道,只恐东风亦世情。

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人踪迹可怜生。

戚戚然,悻悻然,见得很动感情。

蒲松龄有一首歌行体的《大人行》,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中是被作为不能确定年次的,编在诗集“续录”中。其实,根据诗的内容,其作期是可以考订的。

《大人行》是写一位钦差大臣过境,“鸣钲喤聒高盖张,旌旆摩戛鸣刀枪”,气派很大,随从的仪仗、卫士甚夥,以致“河道填咽塞康庄,黄河壅蔽波不扬”。家丁们逞威肆虐,恣意殴打驿站的驿吏、圉卒,大闹县衙公堂,对县令“唾面诟骂等获臧”。他们穷凶极恶地敲诈勒索,“部定乘传有定额,目努索奢十倍强。十倍半折金钱入,橐中万蹄千帆樯”,致使“农人榜人废生业,上下骇窜真仓皇;可怜大令虽强项,库储搜竭民亦殃”。他们过后,如同遭受一场“兵燹”一样。结末慨叹说:“游人闻此心恻怆,井绠何短汲何长!既责清介望循良,卖儿贴妇安足偿?”

《鹤轩笔札》二册,为蒲松龄代孙蕙所拟书启的誊清底稿,显系蒲氏手迹。“鹤轩”二字,是孙蕙宝应官署的斋名,取《左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事,喻滥厕禄位,取以为斋名,自然是自谦兼自励之意。《鹤轩笔札》第二册最末一启是为高邮驿站事上江苏按察使的,题下注明“四月拟”。文中讲到:

高邮当水陆之冲,南北差使,势若云集,头站一到,家丁四出,登堂叫骂,鸡犬不宁。夫船有供应矣,而又索勒马匹;廪给有额数矣,而又索勒折干。稍不如意,凶焰立生,轮鞭绕眶,信口喷波,怒发则指刺乎睛,呵来则唾及于面,曾是缙绅之奴婢所不屑受,而以朝廷之职官,竟吞声受之而不敢辞。为官如此,愤恨几不欲生!此等苦状,亦谁念之而谁知之?

结尾处还有这样几句:

现今南北供应,如遭兵火,典衣鬻物,括凑数金,如火燎毛,一烘而尽。倘大差复到,挞辱当前,既不堪其叱詈,又无以作应酬,势必投环刎头,而他无所复之矣!

可以看出,上面一诗一文,虽然体裁各别,诗是形象的描绘,文是一般的陈述,但内容、倾向性是一致的,中间还有些相同的词句。两者虽然行文的角度不同,诗是假目睹此事件的“游人”之眼,作客观的叙述,并发表感慨;文是直接以县令孙蕙之口,向上司诉苦,但都是出自蒲松龄的笔下。可以肯定地说,《大人行》就是为书启中所说高邮驿事而发,是当时过往官员骚扰驿站,大肆行凶勒索,官民不堪其苦的真实情况的艺术写照。诗中那个受钦差大臣爪牙凌辱的“大令”,无疑写的是当时正兼署高邮州事的孙蕙。诗末出现的那个发表感慨的“游人”,其实也就是诗作者蒲松龄假托的人物,假托其口极言做清官之难,为孙蕙叫苦,实际上也是一种称扬。孙蕙是康熙十年三月奉命兼署高邮的。《鹤轩笔札》第二册《四月五日示》上题“后高邮稿”,下注:“三月二十八日到任。”《高邮驿站》启作于该年四月。《大人行》也当作于此时,前后差不了几天。

蒲松龄在孙蕙衙门里约一年间,孙蕙待之较亲近,居官还敢于为民请命,有循良之风,所以,蒲松龄也视他为知己,不独文牍方面黾勉从事,而且颇为敬重,极同情其做地方官之苦,曾为之担忧、愤慨,还曾表示要休戚与共,帮助干到底,说是:“我有涪洼刀百炼,欲从河海斩长鲸!”(《呈树百》)

 

蒲松龄从少年时便喜欢作诗,与同学友人结社唱酬。但早年的诗作惜乎全都散佚不存,流传下来的,始自“南游草”。大概是由于生活上的显著变化,他南游伊始,便诗兴大发,无论是行旅登眺,交往应酬,或者是有感于时事,大都有所吟咏,一年的光景就写了一百数十首诗。

在他这一年的诗中,记游咏景物的篇什最多,也颇多佳什佳句。这是可以理解的。苏北水乡的景物,与丘陵地带的故乡不同,触目便感到新鲜、秀丽。他极富文学家的气质,着笔便能凝练、贴切地勾画出眼前景物的特点,传达出他独特的感受,新鲜别致,饶有情趣。如《河堤远眺》其四:

湖外含烟烟似水,湖中凝水水如烟。

滩平细浪移沙岸,日落孤村系客船。

渔艇暮灯犹泛泛,桃花春色自年年。

长河北去帆无数,低尽寒空绿接天。

可谓描绘如画。再如《扬州夜下》:

梦醒帆樯一百里,月明江树密如排。

舟中对月拥窗坐,烟舍村楼尽入怀。

真切淡雅,非常有韵味。

宝应、高邮一带地方,当时正闹水患,灾情严重。蒲松龄自然有很多见闻感受,所以也写了一些这个方面的诗,如《清水潭决口》、《再过决口放歌》、《挽船行》等。《大人行》也属于这一类的诗。这些诗与咏景物的诗不同,大都写得比较质朴,不求蕴藉,不加藻饰,直书所见,还总要抒感慨,发议论,表现了蒲松龄对百姓疾苦的关切,对不恤民苦的官僚的愤恨。

这里附带交代一下,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收进了《清水潭感赋》一首,诗云:

废塍残坝隐湖天,民困东南已七年。

转饷漫劳农部策,持筹几费水衡钱!

林间细雨生寒柝,野外疏钟上晚烟。

力役频烦功不就,日听鼛鼓夕阳边。

此诗亦见于孙蕙《笠山诗钞》(山东图书馆藏二卷抄本),及《国朝山左诗钞》卷二十六、《般阳诗萃》卷六所选孙蕙诗中,但在蒲松龄诗集的几种早期抄本中却未见。据此可断,此诗是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时不慎误收进诗集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这一年的许多诗篇,都流露出自伤落拓不遇的感伤情绪,即使是行旅登眺诗也不例外。如《途中》二首,写初到苏北,眼前别是一种风烟,有“一声欸乃江村暮,秋色平原绿接天”,“人家绿树寒烟里,秋色黄流晚照馀”之句,绘声绘色,见得他确实感到可爱。但是,异乡美丽景色引起的,还有他“风尘飘泊竟何如”之叹,尽管此际刚离家不久,对出游还有几分兴致,即所谓“湖海豪襟气不除”,而最后还是以“钓艇归时鱼鸟散,西风渺渺正愁予”之句作结,调子是低的。再如他为孙蕙鸣不平、作慰藉的篇什中,也往往联系着自身的落拓不遇,《三月三日呈孙树百》诗就是这样,中云:“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人踪迹可怜生。”

至于那些以抒情言怀为主的诗篇,就更直接、更强烈地表露着他那种感伤心情。如《寄家》:

年来憔悴在风尘,貂敝谁怜季子贫?

瑟瑟晚风吹落木,萧萧衰柳怨行人。

秋残病骨先知冷,梦里魂归不记身。

雁足帛书何所寄?布帆无恙旅色新。

“貂敝”句用的是苏秦未遇时“黑貂之裘敝”的故事,言其境遇如苏秦未遇时一样。“布帆无恙”用的是晋顾恺之的故事,言旅途平安,只不过是让家中的妻孥不必挂念之意。再如《旅思》:

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

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

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

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

首联和尾联都明显的是自伤老大,事事皆不如意,而根本在于困于场屋,科举未能博得一第。这里所引两首诗,抒发的都是半是羁旅思乡、半是科举不第的悲哀,如果说还有些区别,那就是:前者还只是他感情表层的东西,后者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苦衷。

《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一诗,表现的情绪尤为激烈,调子也特别低沉。大概正因为这样,诗题后来又改作《感愤》。诗云: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燐恨不休。

蒲松龄来宝应是为孙蕙帮办文牍,与孙蕙甚相得,他对孙蕙是感激的。他所以接到家书后如此之激动、愤懑,感到愁恨难消,恐怕就是由于家书中讲到了家中妻子、儿女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触发了他对自己的境遇的不满。他自少年时便抱有青云之志,有强烈的功名心,然而,现在却落得与人作幕,为他人做嫁衣裳。虽说与孙蕙关系很好,可谓宾主相得,但毕竟不合自己的志愿,为人作幕实在是一种万不得已的出路,这既不能有助于在功名上有所成就,也不能使家庭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凭自己的才学竟不能博得一第,现实是太不公平了!所以,他气愤填膺,不能自已。

即使不从功名利禄的角度考虑,蒲松龄将其文才尽用在官场的文牍上,也是太不值得了。蒲松龄在这期间,代孙蕙拟了八十篇书启、文告。他用文章家之笔,写官场应用之文,确实与众不同,不仅辞达、得体,随内容、对象之不同而口吻各异,或曲或直,或刚或柔,而且大都文辞雅洁,时杂骈俪之句,有一定的文采,绝非一般衙门里的文牍师爷能够作得出来的。然而,这岂不是用非所用,浪费了文学家的才能!

蒲松龄当时才及而立之年,他还不甘心以为人作幕了此一生,对科举也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孙蕙能进士及第,进入仕途,难道自己就真的是才短文弱,大不如人?他还想再作一番努力。于是,康熙十年(1671)初秋,来宝应、高邮仅约略一年,他便辞幕北返了。

蒲松龄南游作幕一年,是他一生中行程最远、时间也最长的一次出游。这次远游,尽管没有使他的境况得到一些改善,就实际利益而言,可以说收益甚微,但是,亲自领略到苏北水乡的风光,了解了淮扬一带地方的风土人情,身居宝应、高邮县衙之中,自然熟悉了地方官场的许多内情,总之,可以说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体察到了许多困居家乡所体察不到的东西。这对一位作家来说,却是至为宝贵的。《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篇描绘江村景物如画,《晚霞》篇写江南斗龙舟之戏,并由此生发出一个瑰丽的爱情故事,《白秋练》、《庚娘》诸篇都以江上为故事背景,等等,恐怕都与他这一段生活有关。

在这一年中,蒲松龄也还在写后来总题为《聊斋志异》的狐鬼故事。从许多迹象看,这是肯定无疑的事情。他南游途中写的《途中》诗,中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遥意欲仙”一联。如果说“言鬼”还只是“言”,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作”,那么上引《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中“新闻总入狐鬼史”一句,“入”字恐怕就应该理解为记入、写进之意了。“狐鬼史”,他本一作“夷坚志”。虽不能肯定在《聊斋志异》定名之前,作者曾以“狐鬼史”名其集,但至少可以认为此三字和“夷坚志”一样,都是借指他在陆续创作的、后来才定名的《聊斋志异》。“新闻总入狐鬼史”一句,不可能有其他意思。至于他在南游一年间究竟写了多少篇,自然无法一一考证出来,但少数篇还是可以确定下来的。如《莲香》篇末作者自云:

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馀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

《巧娘》篇末作者自云:

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地名遗脱,亦未知所终矣。

尽管刘子敬、王子章、高邮翁紫霞诸人,均不可考,也未必尽实,然亦未必尽虚,至少故事得之于南游期间,也作于南游期间,大概是可信的。否则,“新闻总入狐鬼史”,岂不就完全落空了?

蒲松龄是康熙十年八月回到淄川家中的。这有其《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招饮,感赋得深字》诗可证。觉斯名振铎,螽斯名振趾,为蒲松龄的近支族侄,兄弟二人均为秀才,蒲振趾还是《蒲氏世谱》的创修人之一,事见《蒲氏世谱》。他们叔侄同为学中人,对饮自然要谈到科举前程。蒲松龄于诗中说:“盘错不销惟瘦骨,消磨未尽只雄襟。吾家子弟晨兴少,前路勋名望子深。”后来修订,将此四句缩为二句:“羁旅经年清兴减,消磨未尽只雄心。”前者是互勉,后者则改为自励,表示必欲博得一第。

 

蒲松龄与孙蕙,虽然有过上述一年间较密切友好的关系,但是后来却逐渐地疏远了,乃至最后断绝了关系。

康熙十年(1671),蒲松龄是带着孙蕙的荐书回来的,以期在次年的山东乡试中不再被屈煞。然而,孙蕙的荐书并没有生效,康熙十一年的乡试,蒲松龄依然名落孙山外,铩羽而归。在那种苦恼之际,他写了《寄孙树百》七律三首,寄往宝应。其一云:

君疲马牛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

三年行藏真落水,十年义气已阑珊。

不堪蟋蟀愁中听,但把茱萸醉后看。

千里踟蹰何所寄?惟凭尺一劝加餐。

其二云:

帐外西风剪剪吹,屋梁落月不胜悲。

途穷只觉风波险,亲老惟忧富贵迟。

九月山城闻塞雁,五更梦魂绕江篱。

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辞。

连同这里缺引的其三,内容主要是自伤科举失意,情绪特别低沉,同时也向居官他乡、疲如马牛的孙蕙表示慰问。

孙蕙收到蒲松龄的诗、札后,不久便写了回信,说:

异乡落寞,满拟好友蜚翀,少添意兴,不意芜椷无灵,致误云翼。文章憎命,不其然乎?抱歉抱歉!来什怜及牛马,传语加餐,足纫至爱。……吾兄为亲老忧富贵迟,纵使非迟,亦无奈亲日老也。惟期砥砺进修,祈宽过以报春晖,于愿足矣。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

先是对自己的荐书未生效,表示歉意,进而安慰、鼓励,最后是劝蒲松龄“敛才”。所谓“敛才”,就是要专心于举业,不要兴趣太广,任性而作,分散了精力。孙蕙的意思,无疑是认为蒲松龄好写谈鬼说狐的文字,影响了举业。这个意见,同张笃庆的规劝是一样的,现在看来并不可取。蒲松龄如果不写狐鬼故事,肯定是名与身俱灭,早已为人所遗忘了;即便是能够博得一第,也未必有什么作为,留名后世。自然,他们对蒲松龄的前途表示关切,心意还是好的。

康熙十二年(1673),孙蕙的儿子死了。蒲松龄闻讯,颇为动情,又立即寄诗相慰,诗题是《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侘傺不成寐,破戒作三律即寄呈教,聊当慰藉,想为我千里一笑也》。诗开头是表示震惊,说:“闻君失所爱,惊坐汗交颐。”接着劝孙蕙宽心节哀,说:“但愿加餐饭,英雄性不羁。”(第一首)第三首的末一联,劝孙蕙“还应鞅掌酬圣明,切勿灰心决去留”。感情还是质朴、诚挚的。

康熙十三年(1674)冬,孙蕙以卓异闻,受江宁督、抚的推荐,行取入都,擢给事中。次年春,蒲松龄闻知孙蕙离宝应晋京,将假道归里,依然有《喜树老卓异离宝赴都,将便归省》诗,云:

朝步芙蓉陂,扬帆采芳草。置之怀袖中,将以贻所好。所好在江滨,重云隔远道。三年长别离,沉忧伤怀抱。循良望治深,形容为枯槁。长江多风波,安舟何能保?闻君策高足,忽如获重宝。宁必据要津,聊以脱烦恼。

——《聊斋偶存草》

内容主要是为孙蕙终于离开了那个风波多险之地而庆幸,并非为其升官而大加颂扬、祝贺,也还是情真意切,表明作者感情上还如过去几年一样。

然而,此后两人的关系却逐渐拉开了距离。康熙十五年(1676)、十八年(1679),孙蕙曾两次返里,后一次还营造了他的万仞芙蓉斋别墅,居留时间不会只有数日,但却未见蒲松龄和他晤面的迹象,连文字方面的往还都很罕见了。这个中原因,由以下一诗一文便可以得到解释。

康熙二十一年(1782),蒲松龄有《过孙谏芙蓉斋》诗,从遣词、语气看,与往日甚不相同。诗云:

有人搔首忆京华,绿竹丛丛荷未花。

园静如山骚士业,门清似水谏臣家。

圣明无待攀朱槛,痛哭应烦裂白麻。

此日果酬鸣凤志,书生引领望殊奢。

孙蕙于前年擢户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掌言职,传达纶音,勘鞫官府公事,以注销文册”(《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唐时诏书,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讨伐等,用白麻书写,所以诗中有“谏臣”、“裂白麻”之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首诗比起以前写给孙蕙的诗,颂谀的话多了,真情实意语少了,也就不那么亲切了。特别是诗末还谦恭地自称“书生”,这表明两人的地位进一步悬殊,感情上也就有了些隔膜,至少在秉性耿直、懂得自重自爱的蒲松龄这一方面,是颇为自量了。

在蒲松龄的文集中,有一篇为论者经常提及的名篇,这就是《上孙给谏书》。此书一开头就说:

年年落魄,有负故人,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古人云:“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闻名多而见面少。”某于此处,学得半边圣人,幸知我者勿讶也。

可见,他与做京官的孙蕙,确实是多年没有往来了。所谓“疏节孔多”,自然也包括书札候问、诗歌言怀。这是可以理解的。蒲松龄积半生之阅历,深悉置身青云、无忘贫贱的人是不多的,“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语见《聊斋志异·王六郎》篇“异史氏曰”)孙蕙没有书札来,蒲松龄是不会主动寄札投诗的。

《上孙给谏书》中说道:

先生铮铮朝堂,真为闾里生光,真为苍生造福。比读闽中闱墨,见月旦中具有深心,乃知河干竭蹶时慷慨之心,未尝稍变也。

孙蕙于康熙二十年(1681)奉命入闽,充那年的福建乡试副主考官,返程曾在家乡停留了一段时间,次年春方返京。康熙二十三年(1684),孙蕙又丁父忧归家守制,服未阕,便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病卒于家(高珩《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上孙给谏书》中言及“闽中闱墨”,可见蒲松龄作此书是在孙蕙典福建乡试之后。此时,孙蕙恐怕正在家中,而不是在京,否则就不会说什么“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之类的话。从“比读闽中闱墨”句,以及书中并无劝慰节哀语,可见又非作于孙蕙丁忧返里后。看来,推定此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冬,也就是孙蕙从福建归来于家稍作停留时,是比较合适的。

《上孙给谏书》是有感于孙蕙亲族、奴仆仗势武断乡曲,横行霸道,劣迹累累而发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要孙蕙“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蒲松龄于每项之下,虽然只是笼统地讲了一些恶劣现象,并没有点名道姓地直接揭发,但是最后一段文字却很厉害。他郑重声明:

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其事不敢言,非实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

蒲松龄为文,往往是间杂一些骈语,而此文却非那样。这表明他确实是很激动,直抒胸臆,也就顾不得讲究文辞了。他自谓是以“诤友”的身份向“良友”进忠言,心里也存有顾虑,“真与谏臣挑灯属草时无以少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直陈其事,并不顾及孙蕙的面子,确实是表现出其性情之刚正伉直,很有正义感,为了乡里,不怕冒犯权势,得罪朋友,不可不谓难能可贵。

这件事在当时当地颇有些反响,很多人是知道的。蒲箬为乃父所作《柳泉公行述》、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就都讲到了。蒲箬说:“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漫,不以为迕。”所谓“情乖骨肉”,显然是指郢中社友王甡(鹿瞻)听任其妻将其父赶出家门,以致死于旅舍中事,蒲松龄曾致书责之(《聊斋文集·与王鹿瞻》)。所谓“势逼乡党”、“累幅直陈”,恐怕即指此致孙蕙书事。张元更明书其事,云:“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时间更早的是,与孙蕙、蒲松龄同时代的唐梦赉,在其所作《县西关义市碑记》中,也曾讲到孙蕙族人跋扈事,谓“孙给谏树百严发禁示,以戒族人”(《志壑堂文后集》卷下)。高珩在为孙蕙所作墓志铭中,特别点出孙蕙有“闻过则喜”之长,恐怕也与此事有关,表明孙蕙生前确有亲族横行乡里、蒲松龄致书直陈之事,而且传遍邑中,人已经死了,也只好隐恶扬善,如此云云。

不过,事情恐怕并不完全如此。从一些迹象看,蒲松龄与孙蕙的关系本来就已疏远了,此后好像更是断绝了交往。按照二人过去的关系,孙蕙丁忧居家,蒲松龄应该有诗相慰;孙蕙病死在家中,蒲松龄也应该有诗挽之。然而,从现存蒲松龄的诗文中,却不见有这样的篇什,也不见有这方面迹象。举另一人对比一下,有个刘孔集,邻县长山人,亦可能为浙江武康人,曾和蒲松龄同在孙蕙衙门中当过师爷,用蒲松龄的诗句说:“千里莲花幕,连床经岁馀。”(《伤刘孔集》)按说,刘孔集与蒲松龄的关系应远不如孙蕙。可是,蒲松龄听到刘孔集死去的消息,有《伤刘孔集》诗哀之,末云:“忽闻讣音至,惊坐涕涟洳。四座寂无声,哀风冷四隅!”而孙蕙死在家中,相距不过二三十里,为何蒲松龄却未哭吊,没有悼诗呢?这表明孙蕙生前接到蒲松龄的书信后,可能真的“严发禁示,以戒族人”,使家下人等有所收敛,否则名声太坏,但不见得对直陈其家下人等之恶迹的蒲松龄,就完全谅解,更加敬重和友好。如果真的是那样,蒲松龄也会对他更加敬重和友好,他病死时,蒲松龄也会像哭毕际友、挽王士禛、伤刘孔集一样,有诗哀之的。

 

在考索蒲松龄与孙蕙的交往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一位颇令人感兴趣的人物。这就是孙蕙的姬妾顾青霞。

孙蕙虽然做官有循良之名,但却也有声色之好,他在号称冲疲灾邑、流民载道的宝应县做父母官时,仍然没有放弃宴乐,并非终日忧国忧民。这有蒲松龄的《树百宴,歌妓善瑟琶,戏赠》、《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诸诗可证。蒲松龄在南游期间和返里后头二三年里,还写了一些赠妓、闺情之类的艳诗,多数明白地标有“戏赠”、“戏酬”孙树百的字眼,显然是写给孙蕙看的,可见与孙蕙这种所好有关。

孙蕙性耽声色,还可以从前面提到过的张笃庆哀孙蕙的那首诗,得到有力的证明。张笃庆的诗为其《同邑八哀诗》之一,写得比较特别,并非全是对下世友人给谏孙公的赞颂,个中颇有微词,与其说是哀悼,倒不如说是婉而多讽。诗的前半部分,称赞孙蕙少年时已露才华,做宝应知县颇有循良声,然而,言及他擢给事中,就只一笔带过,未赞一语,接下来便转而为讽,大作文章了。请读一下吧!

麻衣返故里,幽忧自相属。渐衰沈腰瘦,未老江花秃。怪君素清贫,颇厌膏粱福。金粉黛螺丛,狼藉方空縠。妖姬一十二,伐性亦何速!如彼蠹食桂,中虚何能淑?弦急何悲哀,上声知柱促!雕梁映画栏,飞甍照林麓。广厦千万间,曾不一伸足。何曾下一箸,一饱惟啖粥。鼹鼠饮长河,不过满其腹。一朝归山立,平生空碌碌。我来过空堂,依旧山如沐。秋溪不见人,落叶风肃肃。燕飞燕子楼,笼开笼水澳。翠袖避天寒,无复依修竹。春随樊素归,人伴杨枝宿。散作北海宾,谁作西州哭?大梦转毂间,黄粱犹未熟!

“妖姬一十二,伐性亦何速!”这明显地是说孙蕙姬妾众多,淫欲过度,损伤身体,所以寿命不长。“雕梁映画栏,飞甍照林麓。广厦千万间,曾不一伸足。”讥讽之意非常明显:孙蕙不惜资财,营造了宏丽的万仞芙蓉斋,自己何曾享用几日?最后,作者又说孙蕙人逝堂空,姬妾也散去了。“春随樊素归,人伴杨枝宿。散作北海宾,谁作西州哭?”这几句说得够辛辣的了。由这首诗可见,张笃庆对孙蕙生前最后几年造别墅、贪声色的行径,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蒲松龄并没有对孙蕙这个方面表示过非议,《上孙给谏书》完全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事情。当他们的关系尚好之际,蒲松龄倒是投其所好,写了一些描摹闺中情态的诗词,并且秾艳之极,其程度并不下于他的那些写人与狐鬼之恋的小说。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蒲松龄写的一些艳情诗词看,他对孙蕙的一位能吟诗的姬妾——顾青霞,颇有兴趣,很有点感情。明显是写她或为她而写的,就有以下六题十三首之多。它们是:《听青霞吟诗》、《又长句》、《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八首)、《伤顾青霞》、《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

要了解顾青霞其人,有必要先读一下《西施三叠》。全词迻录如下:

秀娟娟,绿珠十二貌如仙。么凤初罗,那年翅粉未曾干。短发覆香肩,海棠睡起柳新眠。分明月窟雏妓,一朝活谪在人间。细臂半握,小腰盈把,影同燕子翩跹。又芳心自爱,初学傅粉,才束双弯。

那更笑处嫣然,娇痴尤甚,贪耍晓妆残。晴窗下,轻舒玉腕,仿写云烟。听吟声呖呖,玉碎珠圆,慧意早辨媸妍。唐人百首,独爱龙标《西宫春怨》一篇。

万唤才能至,庄容伫立,斜睨画帘。时教吟诗向客,音未响,羞晕上朱颜。忆得颤颤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无限。恨狂客兜搭千千遍,垂粉颈,绣带常拈。数岁来,未领袖仙班,又不识怎样胜当年?赵家姊妹道:厮妮子,我见犹怜!

此词未明言所咏为何人。但题作《戏简孙给谏》,当为孙蕙所纳之姬人。再者,《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诗所咏顾姬,也工诗,善吟诵,能画,诗有“吟调铿锵春燕语,轻弹粉指扣金钗”、“书法欧阳画似钩,谁知才思倍风流”之句,与词中所咏当为一人,其人姓顾。那么,她无疑就是蒲松龄曾听其吟诗、为之选唐诗、后来有诗伤之的顾青霞。

从蒲松龄这首长调可见,顾青霞自幼年便沦为妓女。如果她不曾为妓,词中说“分明月窟雏妓”,就是大不敬了。顾青霞年轻貌美,更与众不同的是特别聪慧,学会了作诗、绘画,吟诗宛妙动听。她尤其喜爱吟咏王昌龄的那首著名的“宫怨”。她在为妓时,时常被唤出吟诗娱客,孙蕙见而爱之,便纳为姬妾。

蒲松龄接触顾青霞,开始于他南游作幕期间。由于同幕主孙蕙为同邑友好,时常出入内宅,特别是在孙蕙和赵夫人的寿宴中,蒲松龄有机会见到顾青霞,听到她吟诗。蒲松龄有《听青霞吟诗》、《又长句》两首。前诗云:

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

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鹂。

这是赞扬顾青霞吟诗,美妙动听。后诗云:

旗亭画壁较低昂,雅什犹沾粉黛香。

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

这是用唐代诗人旗亭听诗斗胜的故事,谓王昌龄千秋之后还有这样一位女性知己,最喜吟诵其《西宫春怨》,实际上还是欣赏顾青霞能吟诗、懂诗,堪为诗人之知音。因为顾青霞有此慧心、雅致,所以引起了蒲松龄的好感,为她选录了唐人绝句百首,并有诗云:

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诗调麝兰馨。

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

“可儿”,用《世说新语·赏誉》篇桓温过王敦墓之语,意为称人心意的人。《聊斋志异》里有《连琐》等数篇写了喜吟诗的狐鬼精魅的少女,大概与顾青霞有些关系。因为,她是蒲松龄一生中相识并且建立了一定的友情的一位能吟工诗的女性。

《西施三叠》词、《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诗,均为蒲松龄南游归里后所作。前者约作于康熙十三年,后者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中系于康熙二十一年。这表明孙蕙入都做了给事中,并没有将顾青霞带往京邸,而是留在了淄川家中。所以,诗中有揣摩顾青霞思夫之意,诗云:“今日使君万里遥,秋闺秋思更无聊。不知怀远吟诗友,拈断湘裙第几条?”

张笃庆哀孙蕙诗中云:“春随樊素归,人伴杨枝宿。”不难理解,孙蕙死后,其众多的姬妾是会被放出去的。顾青霞似乎没有离开淄川,大约数年之后便死了。蒲松龄并没有留下挽孙蕙的诗,但却留下了一首《伤顾青霞》,诗云:

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

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看来,蒲松龄对这一位曾一度沦入烟花巷、后来成了官僚姬妾的女子,是有一定的感情的。他既没有用道学家的眼光歧视她,视为下贱之人,也没有对她产生非非之想,或者在同她的接触中表现出某种粗俗卑污的亵玩态度。因为,顾青霞是乡里友人的姬妾。蒲松龄在诗词中两次说到顾青霞爱吟王昌龄的《西宫春怨》,这是一首宫怨诗,诗云:“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孙蕙有好几个姬妾,帏中的纠纷是少不了的。顾青霞爱吟《西宫春怨》,可能就凝聚着她在孙家颇感寂寞的哀怨。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成了蒲松龄的“吟诗友”。蒲松龄对她,一方面同情其寂寞的境遇,一方面爱其能吟工诗,有一般妇女所没有的风雅情致,听她吟诗感到一种愉悦,为她选唐诗也有一种为她而尽心的快感,这样在数年的接触中,感情上便自然而然地萌生了一定的爱悦之情。这种感情中的细微、隐秘的东西,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许多人都是曾经有过的,自然往往是如同一缕云烟,飘忽即逝,成了无果之花。从《聊斋志异》中许多写花妖狐魅的爱情的篇章,可以想象出蒲松龄的感情是丰富的,他对男女关系的体察、理解是很细致的,并不是把男女之爱仅仅看作只有“颠倒衣裳”这一种内容。脍炙人口的《娇娜》篇,就直接表明了这一点。孔生雪笠与狐女娇娜,虽然因为实际情况,不能结为夫妻关系,但却互为知己,相互救护,完全不顾男女大防之嫌。篇末“异史氏曰”:

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这恐怕也可以用于作者蒲松龄与其“吟诗友”顾青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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