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熙五十三年（1714），蒲松龄在耄耋之年，不顾老眼昏花，亲自执笔撰成《毕母王太君墓志铭》。这恐怕是他临终前最后作成的一篇近千字的长文了。文章开头一段说：
余与毕世兄韦仲，同食三十年。甲午，王夫人故，余往执绋。韦仲以余客门下久，习知家事，以墓志相属。呜呼！余安忍志夫人，顾义不容辞，谨疏崖略，以铭隧道。
王太君是毕际有的元配夫人。韦仲是毕际有的仲子盛钜，韦仲为其字。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蒲松龄在本邑西铺村毕际有家坐馆长达三十年之久。
蒲松龄辞馆归家的年代，是可以肯定的。他自己在《述刘氏行实》中说：“松龄年七十，遂归老不复他游。”其长子蒲箬所作《柳泉公行述》中也说：“迨撤帐归来，年七十矣。”蒲松龄七十岁，时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次年，他有《斗室》（康熙抄本作《面壁居》）诗，末六句云：
怜我趁食三十年，辜负此君殊可惜。
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亦适。
癯儒相习能相安，与以广堂我不易。
刚刚结束三十年之趁食生涯的恬然心情，溢于言表。这也可以证明他是上年岁暮才撤帐归家的。
然而，蒲松龄是何年去毕家坐馆的？此问题研究者却有异说。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定为康熙十一年（1672），时蒲松龄三十三岁。其根据是王洪谋所作《柳泉居士行略》。此文先叙述蒲松龄应孙蕙之聘，南游作幕，有《南游草》一卷，紧接着就说：“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王洪谋此语原不误，只是说得囫囵，并没有明确地说“自是以后”便到毕家去坐馆了。如果蒲松龄从康熙十一年便设帐于毕家，那么到康熙四十七年岁暮解馆，就不止是三十年，而是近四十年了。所以，后来有研究者著文提出异议，如国培之《关于〈蒲柳泉先生年谱〉的几点辨证》（《文史哲》1962年第4期）、劳洪《〈蒲柳泉先生年谱〉辨疑》（《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他们依据蒲松龄本人的诗文，如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留别毕子帅》云“咫尺相从已二年”；作于康熙三十三年（1693）的《哭毕刺史》其七云“最悼十年同食友，不曾言别已分襟”；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赠毕子韦仲》其三云“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以及前面所引《毕母王太君墓志铭》，推定蒲松龄是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到毕际有家去做塾师的。从这年到蒲松龄解馆，正好是三十年。现在，经过进一步考察，蒲松龄南游归来之后到康熙十八年这期间的行迹，也大致有了眉目，例如他在康熙十二年前后曾在本邑丰泉乡王家坐馆，还可能一度居高珩门下。这样，蒲松龄始入毕家坐馆的年代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蒲松龄一生活了七十六岁，也算是享年甚丰了。而他在毕际有家坐馆，就度过了三十个年头，将近半生。他的大部分诗文、杂著，使他名垂后世的《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毕家的绰然堂或石隐园中写出来的，其中，不少诗文，特别是那些贺吊往还的应酬文，还是代毕家主人、族人，或为毕家主人、族人而写的。这种情况就使我们极有必要对他在毕家的处境、生活状况，以及与他有关系的毕家一些人物的情况，作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
西铺村位于淄川县的西鄙，距离县城约六十华里。
毕氏是当时淄川县的名门望族。它最兴旺的时期是社会大动乱的明代末年。蒲松龄之馆东毕际有的祖父叫毕木。《淄川县志》卷六“义厚”称他“读书多妙解”，“工诗文、真草书，困于棘闱，仅以诸生终老，有《黄发集》行于世”。有子八人：“二登甲，一登科，一明经，一食饩，馀青衿。”这八子中，登甲者，一为毕际有之父毕自严，一为其八叔毕自肃。毕自严字景曾，号白阳，行四。明万历间进士，始授松江府推官，升陕西按察使，备兵榆林，继以佥都御史，防海天津，官至户部尚书，卒赠少保，赐祭葬。他还雅好诗文，有《石隐园集》行世。《明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毕自肃字范九，号冲阳，进士及第，历官定兴县令、礼部主事、宁前道参议、太仆寺少卿，复以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因兵变恚愤不食而殁（《浦川县志》卷六“循良”）。这是毕家最显赫的两个人。登科者为毕际有的六叔毕自寅。毕自寅字畏甫，号旭阳，以举人选授吴桥知县，升南京兵马司、南京户部主事，因在吴桥任上有过失职事而被追论罢官。归里后，构筑了拱玉园，诗酒自娱，过着富裕闲散的缙绅生涯。有《选石斋诗》、《志隐集》（《淄川县志》卷五“举人”）。只简单地介绍毕家这三兄弟，也就足见其门第之高了。
入清后，随着老一代人的先后下世，毕家不如在前朝显赫了，但仍然不失为官宦人家。毕际有字载积，号存吾，明末荫为官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升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1663），“以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罢归”（《淄川毕氏世谱》）。这时期，毕家进入仕途的还有毕际有的二伯父毕自耘之孙毕盛赞、毕自肃之孙毕盛青。毕盛赞字芳闻，顺治十八年（1660）进士，授山西芮城知县，官运不佳，因事罢归（《淄川县志》卷五“进士”）。蒲松龄有《代毕芳文（闻）贺叔母王孺人八十大寿序》。毕盛赞死后，蒲松龄又有《族祭毕芳老文》（《聊斋文集》手稿）。这表明两人是有交往的。毕盛青字子山，与毕盛赞同榜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随某亲王入闽，参赞军务，后为赣州同知，抵任三月，卒于任所（《淄川县志》卷五“进士”）。蒲松龄入毕家坐馆时，毕家已无人在朝内外做官，自然声势已大不如前，田产也随着屡次分家而化整为零。但架子却还未完全倒塌，特别是毕自严这一支，这位“白阳尚书”的遗响尚存，毕际有还是淄川的一位有头有脸的缙绅。他的三弟毕际孚、儿子盛钜，又都以贡生考得了县教谕、后补州同知，虽然是虚衔，但也算得上是衣冠中人，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身份，非一般富裕乡民所可比的。
这里应当特别讲到的是，毕家与本县的几姓名门大族，如明末官户部侍郎、降清后以原官招抚山东河南的王鳌永家，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居相位数年的张至发家，明末登第、入清累官吏部、刑部侍郎的高珩家，以及益都颜神镇官至工部侍郎的孙廷铨家等，皆联络有亲。与新城显宦王士禛家，更是有“三四世婚姻之好”，毕际有与其早逝的长兄毕际壮，娶的都是王士禛的从姑母，毕际有的女儿又嫁给了王士禛的堂弟，儿子盛钜、长孙世洎也都娶的是王家的姑娘。正如蒲松龄代毕际有写的《祭王陇西（士骥）文》中所说：“念我两门，姻娅重重，虽云二姓，无异一宗。”这些官僚地主大族，各自支脉繁多，又彼此以联姻为纽带，盘根错节，在这一带地方形成了庞大的势力，连地方官吏都趋承逢迎，惟恐不及，更不要说一般的村野小民了。
蒲松龄代馆东毕际有父子写的一些应酬文字，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如《与邑侯张石年（嵋）》，是为请求豁免在毕家做西宾的王宪侯乡约之职而写的。蒲松龄《绰然堂会食赋》之小序有“两师六弟，共一几餐”一语，王宪侯当为毕家的另一馆师，此书札当为蒲松龄代毕际有写的。书札中云：“治弟于大造之中，独承眷顾，钱粮之纳，免其督催，感切之极。”张嵋字石年，仁和人，康熙二十五年来任淄川县令，很有些惠政声名，康熙二十八年升任巩昌府同知，淄人“立祠尸祝之”（《淄川县志》卷四“续秩官”）。蒲松龄亦有《送别张明府》、《悲喜十三谣》诸诗，及《颂张邑侯德政序》讴歌之，并且作《聊斋志异》也不忘顺带赞颂几句，如《王十》、《王大》诸篇。就是这样一位蒲松龄心目中的清官，对毕家还是很优待的。再如另一位县令韩遇春，也曾颇关心毕盛钜的第八子毕世汸的进学一事，还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寄名于毕盛钜之“儿辈雁行之列”，起名世淄，以公般为字。事见蒲松龄所作《代毕韦仲为羲仙韩邑侯寄子记》。这位县令年逾花甲才得子，寄名于多男之家，意思自然是托毕家的福泽，保佑孩子成人，但个中也不无联络巨室之意，文末就说得很清楚：“无论异日阿万腾壑昂霄，庶可追溯曩好；且我两门世泽弗替，倘子若孙有特达而仕进者焉，邂逅之遭，亦当有手足之爱也。”这岂只是为未来着想，当前就要彼此有所照应嘛！孟子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信矣。
也正为这样，蒲松龄自设帐毕家之日起，便有机会接触到淄川的县令，以及与毕家有关系的名流。他本人又有文才，也很自然地受到他们的青睐。康熙二十年（1681），县令汪如龙邀他到署中做客，这恐怕是他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有《答汪令公见召》七律五首，自陈落拓迂疏，表述感激之情。其二后两联云：
岂同弹铗三千士？聊附处囊十九人。
偃蹇自拚人不伍，忽逢青眼涕沾巾。
于称颂汪县令“仙令仙才”，礼贤下士之后，其五前两联又作了一番自谦：
青衫白帢久飘零，羞把文章占盛名。
敢请筑台先郭隗？漫劳悬榻待徐生。
与此同时，他又有《上健川汪邑侯书》，中云：
松，载笔以耕，卖文为活。遍游沧海，知己还无；屡问青天，回书未有。……受廛为氓，叨在覆帱之下；依楼得月，幸处照临之中。于今鸡犬皆宁，鼓腹而感噢咻之赐；从此衣冠有主，高枕而安衡泌之栖。结绿青萍，咸望薛、卞而定价；龙文骥子，一睹伯乐而哀鸣。若残甲剩鳞，敢污巨斧？而秋虫春鸟，愿聒清闻。惟冀放极大之光明，烛兹酸态；幸勿以无端之歌哭，笑此狂生。一语游扬，重燕石于鼎玉；片言照抚，变寒谷于风烟。略录旧篇，用代鼓掌；附呈小品，聊博哄堂。庶王事鞅掌之馀，一开笑口；而仁人仰屋之夜，小破愁颜。不揣侏㒧，数首妄求冰鉴；弗嫌谫陋，八股尚俟陶钧。如或青眼窥人，谬荷栽培之眷；万一蓝衫利市，宁忘高恩之厚。
文中“数首”之语，当指《答汪令公见招》诗。可见诗与启是同时寄给汪如龙的，并且还送上了包括《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章在内的一些作品，意在求得汪县令的照顾、“栽培”。
继任淄川县的张嵋，出身虽非正途，但却是位文学之士，与蒲松龄也接触较多，更加赏识其文学才能，曾屈尊请蒲松龄这样一位治下的老秀才为其诗集《古香书屋存草》作序，离任时又让蒲松龄为他代拟《上巩昌府知府书》，就表明他确实很契重蒲松龄，并非居高临下地“垂顾”而已。蒲松龄《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末云：
初入驿舍接清尘，荣已拟于下榻；再向荒阶迎玉趾，迹直近于式庐。方欲识荆，倾风自想；遂劳说项，戴海难戡。抱刺三年，旧箧开而灭字；歔枯片语，寒谷变而生春。践阮籍之穷途，方将涕泪；邀孙阳之小顾，便欲骄嘶。
“初入”二句，是说二人初见于驿舍，当为张嵋下车伊始之际。“再向”二句，是称张嵋曾屈尊造访，有礼贤下士之高风。“式庐”，殆义同“式闾”，出自《尚书·武成篇》“式商容闾”句，比喻礼敬贤士。“遂劳说项”，是说张嵋曾为之游扬，还可能意味着张嵋曾为蒲松龄应科举事向人作过关照。“歔枯片语”，自然是指张嵋对他的褒誉、勉励之语。如此种种，就无怪乎蒲松龄写了那么多称颂张嵋的诗文，当张嵋升迁离去时，蒲松龄是那么的动情：
留鞭挽辔，千尺潭水之情；把酒临风，三叠阳关之曲。折一枝之杨柳，步步留连；遗满县之桃花，年年开放。别词欲就，无限徘徊；望甩将捐，是何情绪哉！
——《送别张明府·小序》
蒲松龄，一个贫寒的秀才，受到当地县太爷的如此礼遇，固然与其非凡的文学才华有关，但最初与毕家的门第也不无关系，至少可以说是毕家给蒲松龄创造了结识当地官员、名流，乃至像王士禛那样达官文豪的机会和条件。
三
蒲松龄的馆东是毕际有及其仲子毕盛钜。
毕际有兄弟三人。长兄毕际壮，殁时年未及而立，身后只留下一个八岁的儿子。三弟际孚，没有入仕。这样，毕际有就分得了尚书第的正房，并作了一番改建：移振衣阁于厅事左侧，作为藏书楼；将绰然堂，作为接待宾客和延师教子孙读书的场所。他还把已经荒落的石隐园废掉，在原石隐园之南，宅第之北，垒石凿池，结亭筑室，构建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新石隐园（《淄川县志》卷二“园林”）。这就是蒲松龄在毕家三十年间起居活动的场所，所以诗文中屡次言及或描写到它们。
毕际有是位自命风雅的人，颇喜欢读书。蒲松龄曾说他“志欲读尽世间书”，“书如欲买不论金”（《哭毕刺史》）。蒲松龄还在《贺新凉·读宣四兄见和之作》词中，对住在石隐园协助主人编订毕自严的《石隐园集》的袁藩说：“书充栋，凭君剪。”可见毕家藏书甚丰富。蒲松龄在这里自然是读到了已往没有读到过的书籍。
毕际有还颇喜欢以文会友，饮宴唱酬。在南通州做官时，就在政务之馀，广泛结交骚人墨客。扬州遗老孙枝蔚曾说他：“可怜性情与时违，夜夜名流满高宴。”（《溉堂集前集》卷三《陆放翁砚歌，为毕载积题》）他与江南名士陈维崧、杜濬、龚贤、孙默等人，都曾结识，与陈维崧的交往尤深切。康熙十八年，陈维崧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后，还曾有书致候，可见还没有忘掉他。他让蒲松龄代拟之《答陈翰林书》中，就追述了两人当时的亲密情况：
忆昔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间，我未暍阴，君犹齿茂，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成文，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疲。
据说，康熙三年（1664）他被放归时，扬州名士“送至江干，握手不肯别，绘《江干系马图》，且争为诗歌，吟叹其事”（《淄川县志》卷六“续循良”）。
毕际有罢归田园后，死了一条做官的心，拥有丰富的资财，足以优哉游哉地度其馀年，也自然少不了要以诗酒琴棋来充实极其闲暇的生活。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毕际有病卒，蒲松龄沉痛地写了《哭毕刺史》七律八首，还写了《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其中颇能见其晚年的生活和性情。如《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说他归田后：“楸枰争道，无非乡里之亲；灯火张筵，不忘布衣之旧。佳客在座，辄以永夕成欢；国士临门，不以在亡为拒。彭泽菊花之种，流布乡邻；潇湘橘柚之香，分贻闾社。二疏归去，散尽囊金；五老相逢，遍游春圃。”这里固然有过誉的成分，但基本事实大致不错：毕际有好客，爱下棋，喜种植花卉，特别爱菊花，兴致高了，可以同友人“永夕成欢”，确是一副富贵闲人的样子。
蒲松龄的挽诗和征挽诗启，都写得很有感情，绝非勉强应酬。如《哭毕刺史》其二：
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
人逢死别情怀苦，数定前生饮啄悭。
一榻琴书馀画阁，万年魂魄恋青山。
西州门外回肠绝，恨不将心似石顽！
其三：
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丘对晚晖。
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
雍门一哭宾朋散，羊仲重来杖履非。
在世早知有今日，墓田松树已成围。
其六：
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
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
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
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
真情实感，没有半点雕饰，如泣如诉地表露了一种失掉知己、感到无所依傍的悲哀情怀，可谓歌哭情深。可见他们主宾之间，同食十馀年，相处得非常融洽，毕际有对他友好、契重，他也把馆东毕际有当成了可信赖的知己。
毕际有之所以对蒲松龄非常友好、契重，不摆主人的架子，不仅仅是由于塾师在那时属于“天地君亲师”之列，理当尊重，更重要的还是由于蒲松龄学识比较渊博，有非凡的文才，在他家有多方面的用处。毕际有要算是富贵中人，罢官居家，养尊处优，虽然喜欢文墨，有著作之心，但老来也不肯再吃那种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写应酬文字之苦，也没有耐心亲自教子读书和研习举业，否则也就不用聘一两个塾师来家坐馆。蒲松龄除了为他教众多的孙儿读书，还可以陪伴他在夏日的黄昏、冬天的夜晚“商今略古”，更可以代他写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蒲松龄一生留下来的文章，有不少是为他代笔的，如《代毕刺史际有答陈翰林书》、《代毕刺史祭新城王十二太翁（与敕）文》、《代毕刺史祭王陇西文》、《代毕刺史祭王长人夫人》、《代毕刺史复新城王启》、《代毕刺史复颜山赵启》，等等。毕际有的亲友，不乏文学之士，粗劣的文字会贻笑大方的。蒲松龄文笔极佳，又饱读经史，词藻典故可信手拈来，故所为文不仅能歌哭曲尽其意，而且文采斐然，绝非一般俗手所能写得出来的。毕际有对蒲松龄也确实佩服，今存其《晋游日记略稿》手稿，就曾经蒲松龄朱墨批点，便可证明。这样，他也就很自然地将一切应酬文字，仰赖于蒲松龄了。毕际有身为当地缙绅名流，日常少不了一般的应酬活动，如接待亲友的来访和当地官吏的拜谒，由馆师出面迎送、作陪，蒲松龄谈吐风雅，又老成持重，并且还有一定的文名，会给主人增光，至少是不辱门楣。乡绅迎送县令、学师的莅任和离任，或者受亲友请托而说项、打点，蒲松龄以其家西宾的身份出面，不必自己屈尊，也颇为得体。如蒲松龄《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中所说“初入驿舍接清尘”，恐怕就负有主人毕际有的使命。可以这样说，蒲松龄在毕家逐渐成了不可少的人物。所以，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钜仍然留蒲松龄待在其家。
毕盛钜是毕际有的仲子。由于其长兄毕盛镃早逝，其三弟毕盛后也早殇，毕盛钜便成了主持家政的人。
毕盛钜大概比蒲松龄稍小几岁。他的性情虽不甚恶劣，还比较厚道，但也免不了有些富家子弟的纨绔气。蒲松龄初入毕家不久，曾戏赠其《少年游》一词，颇能见其性情：
深沉庭院画楼光，净几爇沉香。萱椿犹健，年华未老，玉树已成行。 茂陵不惹白头怨，心地更清凉。终朝三醉，闲调双鹆，大是酒禽荒。
上片说毕盛钜父母健在，儿子甚多。下片说他生活上还比较严肃，但好酒贪杯，喜欢玩鸟。这是他“年华未老”时的情况。《淄川毕氏世谱》中说他：“天性聪慧，读书善解，通晓诸家，精于翰墨，真博物君子也。且又一物不遗，克扩先业，居家勤俭，与人和蔼，而乐施予焉。镌少保公传立于祠壁上，以示后人。著有《石隐园倡和集》。享年七十四岁。”这是志其一生。两者联系在一起，可见他人还算聪明，杂书读得不少，但只是从兴趣出发，也不甚希图有所专攻，所以终生一事无成就，未能仕进，只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考得府拔贡，后选授黄县教谕，未就（《淄川县志》卷六“重续孝友”）。毕际有死后，他要主持家务，守着家产过舒心日子就行了，又何必出去做那种清冷的学官。他在文学上也远不及其父，其《石隐园倡和集》，顾名思义，恐怕主要的还是编辑亲朋好友的唱和之诗。儿子们读书习举业，以及一切文字应酬，也就放心地交给了居门下十馀年的西宾蒲松龄了。蒲松龄文集中，为他捉刀的就更多于为其父代笔的。
康熙三十六年（1697）岁暮，蒲松龄在毕家已经待了近二十年了。年近花甲的老翁还要长期在外，不免有所感慨，“偃蹇风尘四十秋，长途款段不能休”；“家门暂到浑如客，瓮米将空始欲愁”（《东归》）。然而，近二十年间，在毕家宾主相得，已有了深厚的感情，欲去又难舍。此时，他有《赠毕子韦仲》五首，表述了这种心情：
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
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
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
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
马头三尺软红尘，东去西来道路频。
早径山高岚似雨，浅滩风过水生鳞。
居斋信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
生徒抱子皆如许，犹当童蒙提耳嗔。
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
博士乘车依鄠杜，冯谖弹铗老平原。
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无芥蒂存。
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
寒窗相对几何辰？握手惊看白发均。
每忆少年如隔世，偶谈往昔易沾巾。
梁鸿垂老因人热，鲍叔深交念我贫。
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
凝寒不雪昼长阴，百感中来自不禁。
愁趁衰情添白发，贫缘痴绪梦黄金。
半窗照影梅花月，数载连床夜雨心。
落木萧萧冬又暮，一堂灯火两情深。
意真情深，全是发自肺腑之言，宛如与老友围炉叙旧，较之挽老馆东毕际有的诗还亲切。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同毕盛钜，虽有宾主之别，但二人身份差距不大，年龄上又相近，十八九年间同桌共食，夜雨连床，确实是“曾无芥蒂存”，颇像兄弟一样，彼此有了感情，自然是“垂老意难分”了。
从蒲松龄与毕家的这两代馆东的关系，便可以完全理解：蒲松龄何以能在毕家坐馆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古稀之年方才撤帐归家，在七十五岁的那年，他还不惮奔波之苦，亲自去西铺吊唁毕际有夫人，又不顾老眼昏花，撰写了《毕母王太君墓志铭》。
四
蒲松龄在毕家充当其家塾的教师，教的是毕盛钜的八个儿子。
据《淄川毕氏世谱》和蒲松龄所撰《毕母王太君墓志铭》，毕盛钜八子是：
世洎，字公远，雍正甲寅首贡。
世演，字公范，增生。
世渡，字公筏，增生。
世浣，字公衣，附生。
世澂，字公见，附监生，候选州同知。
世涵，字公纳，早卒。
世㴶，字公雨，监生。
世汸，字公舟，附生。
蒲松龄有《绰然堂会食赋》，小序云：
有两师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食情状可哂，戏而赋之。
赋中描写这六位弟子每到开饭时候：
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小者飞忙而跃舞，大者矜持而徘徊。迨夫塞户登堂，并肩连袂，夺坐争席，椅声错地，似群牛之骤奔，拟万鹤之争唳。甫能安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齐噪动兮仓皇。袖拂簋兮沾热沈，身远探兮如堵墙。箸森森以刺目，臂密密而遮眶，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净光。或有求而弗得，颜暴变而声怆。或眼明而手疾，叠大卷以如梁。赤手搏肉，饼破流汤；唇膏欲滴，喙晕生光。……
情状如绘，极为生动，不止“情状可哂”，文笔亦足令读者一笑。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蒲松龄写其做塾师不得安食之苦，显然是理解错了，其实是他觉得这事很有趣，故“戏而赋之”。此赋当作于他到毕家坐馆之初期。汸当时，老大毕世洎才刚接近成年，最小的两兄弟——世㴶、世汸，还未到入塾的年龄。
蒲松龄在毕家三十年，不少时间是同这八个弟子打交道，先后为他们开蒙，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和律诗，科试之年还要陪着去济南应试，以便使他们能博得一第，以副其祖、父之意。遗憾得很，毕盛钜的八个儿子，也都像乃师一样，未能顺利地打通乡试一关，最佳者也只是拔贡入监，选了个州同知的职衔，更多的是连个正额的秀才也未考取。《聊斋志异·叶生》篇，写淮扬叶生怀才不遇，悒郁而死，还不死心，又游魂入世，教出了一个进士及第的弟子，自我安慰地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这是蒲松龄自写其困于场屋的心迹。然而，他教出的弟子竟然一个也未能使他得到他借幻设之词所表达的这种精神安慰，比起叶生来，就更加可悲了。幸而，他并未受到馆东的埋怨。这恐怕是由于蒲松龄虽然未能博得一第，但是他确实能文，在毕家时就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名声，毕氏主人也就较为想得开，能否蟾宫折桂，殆亦命也。对蒲松龄来说，他生前就有了文名，身后更名扬四海，用不着有个蟾宫折桂的弟子替他洗辱。可是他这几个弟子径直是一事无成，不仅未能博得一第，连诗文也没有学好。名师未能出高徒，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是富家子弟，从小就由优裕的生活，养成了娇惰的习性，也不思有所专攻，有所成就。
蒲松龄的诗文中，极少为他的这几个毕家弟子而发的篇什，也极少讲及他们。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是晚一辈的少年人，但也表明蒲松龄没有发现他们八人中有堪造就的英才，没有像他赞誉过的“羁丱入场屋，挥毫成巨章”的沈惠庵那样的后生。所以，在他们先后进学时，他也没有作诗志喜。在其现存的诗篇中，除了他带着他们到济南应试时作的《门人毕子与沈惠庵昆仲泛舟大明湖，骤雨沾衣，践泞而归，戏成二绝》之外，再就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毕世浣死后作的《伤门人浣》六首哀诗。《伤门人浣》自然写得还很有感情，如其三：
交久情难已，年衰感易生。
涕含犹未堕，五内已摧崩！
其五：
白发哭年少，生人乐趣无。
方期君葬我，兰蕙竟先枯。
其六：
文写初成册，丹黄尚未施。
忽然一开卷，沉痛切心脾！
一位老人对自己教过多年的弟子早逝的悲哀，溢于言表。然而，诗的开头却从这位弟子的缺点谈起：“怪尔常晏起，朝游课尔程。”（其一）富家子弟往往难免娇惰。毕世浣如此，他的兄弟们恐怕也多少有这样的习性。
蒲松龄在毕家还有个非正式的弟子，关系却比毕盛钜的八个儿子还亲密，更受到器重。蒲松龄诗词中屡有赠答，便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毕际有的三弟毕际孚的第五子——毕盛钰。就堂兄弟论，毕盛钰是行八。蒲松龄在诗文题目中，或称其字——振叔，或呼之毕八兄。
毕际孚字信涉。他也是尚书公子，本该以荫得官，由于明清易代而未能，入清后仅拔贡入监，后归里，没有进入仕途。他有十子，与蒲松龄有交往的，除毕盛钰外，还有老四毕盛钥。毕盛钥字莱仲，庠生。蒲松龄有《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诗。毕际孚晚年为图清心，将田园分授诸子，自己移居“山重水掩，人迹罕至”的东阿村，筑了个逸老园，隐居其中，过其清静日子。事迹见王士禛所撰《明经毕君墓志铭》（《带经堂集》卷八十八）。蒲松龄曾代他作《逸老园记》，并写了《征毕信涉逸老园诗启》。征诗启中云：
松，谬厕杂宾，叨陪二仲，系马先生之柳，脱屦长者之门。除折角巾于雨馀，速命作黍；加曲柄笠于顶巅，便供游山。
又，康熙三十八年（1699），毕际孚下世，蒲松龄挽之，下联云：
每聚首议论横生，謦欬犹存耳际。叹华屋零落，空于黄垆外，永悼山河。
——《聊斋文集祭文卷手稿》
可见蒲松龄同他是有交往的。
毕盛钰，《淄川毕氏世谱》载：
公生而颖异，好学多文。弱冠游庠，连三第一。乡试十有六次，竟不一第。康熙己卯副榜，雍正癸卯恩贡。年七十有三，选莘县训导，未履任而卒，命亦穷哉！
蒲松龄同毕盛钰的关系，可由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从毕家解馆归家时所作《答毕振叔》诗，知其大略。诗云：
君方弱冠时，我如僧挂锡。謦欬时相闻，馀明分邻壁。握手倾肺肠，挑灯亘遥昔。谬备师事行，实同袜线折。大才自不群，所向久无敌。仅乃中副车，狂老为愤激。论交三十载，辄与数晨夕。不觉年荒髦，忽如驹过隙。垂翅已倦飞，思归卧蓬藋。感君送别情，潭水深千尺。
由“论交三十载”句，可知二人交往始于蒲松龄初到毕家时，毕盛钰年方弱冠。据家谱小传，他也正是此时进学。由于是“连三第一”，所以颇为蒲松龄所器重，称之“大才自不群”。毕盛钰居住的房子，大概距蒲松龄设帐之绰然堂不远，从而朝夕相见，并且情投意合，结下了友谊。毕盛钰为了进取功名，也就经常到绰然堂同蒲松龄研讨时艺，虚心求教，所以蒲松龄诗中说“谬备师事行”。毕盛钰也能诗，二人亦时相唱和。譬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蒲松龄病足未愈，毕盛钰亦染病初起，二人互赠诗慰藉，蒲松龄诗有“自分穷愁惟我甚，何期憔悴与君同”之句（《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蒲松龄与毕盛钰交情深厚，还由于毕盛钰曾一度住在济南，蒲松龄到济南应试或办其他事，有时便住在毕盛钰的寓所。蒲松龄《稷下毕振叔斋中》诗末联云：“儿童久住能相识，门外赊麦共客餐。”特别值得举出的一件事，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乡试，蒲松龄在考场中一时兴奋，文思如涌，“得意疾书”，不料卷子上误隔了一幅，被黜出场，其懊恼可想而知。此时，他得到了毕盛钰的劝慰，于是有《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一词：
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痴坐经时总是梦，念当局从来不讳输。所堪恨者，莺花渐去，灯火仍辜。 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闷里倾樽，愁中对月，欲击碎王家玉唾壶。无聊处，感关情良友，为我欷歔。
此词主要写被黜时丧魂失魄的情状和出场后痛心疾首的懊丧心情，末后三句自然是对毕盛钰“关情慰藉”表示感激。人在不幸时受到的关心、帮助，往往会刻骨铭心。再加上，他们二人同是屡次应乡试不中，自不免同病相怜，感情上又渗入了一种粘合剂。所以，蒲松龄与毕盛钰的友情，要比那几个正式受业的弟子深切得多。这也难怪蒲松龄后来为毕盛钰应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乡试仅中副榜而大为不平，表示“狂老为愤激”了。
这里也有必要讲到毕氏家族中与蒲松龄有交往并见诸其诗文的两个人物——毕盛统和毕世持。
毕盛统字子帅，是毕际有的叔弟毕际彦的长子，增生。他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病死的，蒲松龄有诗挽之，题作《久不晤子帅，三月十七日相过，流连日暮，分手曰：别矣，五月四日可再晤耳。至念九日，讣音忽至，而窀穸之期，适是所订再晤之辰。悲哉奇矣》。诗为五律二首，其一云：
胸中无宿物，胜志老犹坚。
夙订金兰好，论交四十年。
久要成语谶，一别判人天。
谁意齿差少，先余已着鞭。
从挽诗可知，毕盛统比蒲松龄小几岁，即所谓“齿差少”；两人在四十年前，也就是康熙初年，便已结“金兰”之好了。康熙初年，那正是蒲松龄刚进学不久，与张笃庆诸人结郢中社之际，也是开始进入困顿之际，可能毕盛统也刚进学。挽诗第二首说毕盛统“壮心宁觉老，伟抱耻言贫”，见得他也是多半生受阻于场屋，到老还没有死了这条心。
蒲松龄到毕家坐馆之第二年，有《留别毕子帅》诗，其二：
相违五日便相思，每到相逢未忍离。
遥忆他年君念我，南来独到小桥时。
其三：
君昔送我在桥北，我昔送君在桥南。
桥上依然南北路，千条杨柳尽鬖鬖。
此诗写出了二人昔日就曾一度交往密切，现在居处相距不远，大约是邻村，二人又像昔日一样经常聚首，每次彼此相送，不胜依依，友情是那么深厚，竟至达到“相违五日便相思，每到相逢未忍离”的地步！
毕世持字公权，毕自肃的曾孙。据王士禛《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带经堂集》卷四十三）、赵执信《饴山诗集·怀旧集》，毕世持自幼聪明过人，十一岁应童子试，“压其侪偶”，有神童之誉。康熙十七年（1678）举山东乡试第一名，居赵执信之前。后三上春官不第，愤郁成疾。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其父毕盛育病死，他哀痛过甚，数月亦卒，仅得年三十有九。
毕世持工于文。王士禛称：“其文传诵海内，不胫而驰，自齐鲁、吴越、秦晋、闽楚岭峤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观如市。四十年来，文章之盛、倾动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赵执信也说：“其文清深幽异，流俗浅识莫能窥也。”（《饴山诗集·怀旧集》）王士禛之称誉，显然有些过分，不如赵执信所说比较有分寸，但是，毕世持能得到这两位大名士的称赏，表明他确乎是善为文。
蒲松龄年长毕世持十来岁。他来毕家之前，无疑曾与毕世持同应山东乡试，二人自然是相识。他进入毕家后，由于毕世持已中举，要忙于晋京应会试，居家时间较少，二人交往似乎不多。但是，蒲松龄对其文才颇赞佩，对其怀才而不遇，特别是他的早逝，更深为同情。毕世持卒后，他有挽诗八首，其一云：
才人声望压何刘，遽去修文白玉楼。
文字论交如一日，溪山回首竟千秋。
魂能填海终遗恨，土到成花亦含愁。
未至东皋先涕泪，于今不敢过西州。
其五云：
生将玉树委荆榛，海内谁能步后尘？
百绪俱劳肩重荷，小成宁足结终身！
死原宇宙难堪事，君自国家可惜人。
薤露一曲山色暗，燕齐名士尽沾巾。
——《挽毕公权》
事后，蒲松龄还辑其遗诗，并写了跋文：
公权天分绝人，而其生平多病善思。……生平口不言诗，偶一作，亦稿而投之箱簏，不甚示人，故人亦罕见之。今人琴去矣！搜得其吉光片羽，读之锵然，悲凉尖颖，直将前无古人也者。使假之数年，逸以翰苑，王、李之帜何足拔，钟、谭之坛何足登哉！才人之生，适值般阳文劫，宁非天耶！诗中喜用愁恨鬼死，亦长爪不年之谶也。呜呼！
——《毕公权〈困佣诗〉跋》
挽诗和诗集跋文，都是突出地赞扬毕世持之文学才华，为这位才人之早逝而惋惜、悲哀。这无疑是惺惺惜惺惺，故言之痛心，以至很自然地联系到自身沦落之悲哀，如挽诗最后一首所云：
仙人跨鹤白云乡，剑履虽遥姓字芳。
沦落只应悲老大，穷通元不系存亡。
枯蓬密掩麒麟冢，湿土长埋翰墨香。
君已成名我尚贱，未知生死更谁强！
——《挽毕公权》其八
五
在蒲松龄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虽说做塾师并非贱业，为人师表还是颇受尊敬的，但是，做塾师者多半是科举路上跌落下而又家资不丰的读书人，生活比较清苦，对学生宽严还要看馆东的眼色，并且还受人轻侮。蒲松龄就作有《闹馆》、《学究自嘲》两篇通俗作品，故作诙谐地描写了塾师的困苦和受轻侮的难堪情状，表面上是“自嘲”，而骨子里是自诉苦衷。
蒲松龄是由于家境贫穷，无以为生，才到缙绅人家去坐馆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如果家庭比较富裕，妻孥无冻馁之患，像其挚友李尧臣那样富有，便尽可以在家里读书自乐，躬自教子，不必年复一年地外出坐馆。年年客居他乡，不得与妻子晨夕相依，自不必说；对于孩子们的读书事，就更顾不上了，先是“长男幸可教诸弟”（《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而后则是“文事惟凭子教孙”（《家居》）。当他看到有的孩子不肯勤奋读书的时候，教训中也不免带有一定的内疚，如《子笏》诗教导行年十九的蒲笏要勤读，对四子蒲筠“十五尚冥顽，高卧止解拥三竿”颇不为然，结末说：“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就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再说，他长期寄人门下，也实违本愿，到老也不甘心，他还是想在科举上有所进取，以遂青云之志。然而，他年逾花甲，仍然无所成就，还不能居家安度晚年，年年还得数次冲风冒雪往返七十馀里山道上，每年三百多日就住在馆东家里，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雪刺可怜生双鬓，犹随马迹转秋蓬”（《九月晦日东归》）；“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家居》）。这对他说来，自然是很可悲的。
然而，比较起来，蒲松龄在毕家的境况，如前所述，还是不错的，宾主相得，逐渐有了感情，乃至如他诗中所说“居斋信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赠毕子韦仲》），与他在《闹馆》、《学究自嘲》中所形容的那种三家村塾师的情况，大不一样。《闹馆》、《学究自嘲》所形容的，大概是他早年做塾师的情况。
首先，蒲松龄的家庭生计由此而日益好转。他一生最困苦的时期，是康熙初年与兄弟分家之后，到他康熙十八年入毕家之前，诗中屡有叹贫之作。他进入毕家坐馆之后，同弟子们一同用餐，纸墨灯火也全由馆东供应，每年的束修虽不见得特别丰厚，最初大概也仅只“哉生魄”之数，但却多少可以贴补家中妻子儿女们的衣食之需，逐渐摆脱了康熙十一年前后所作《日中饭》诗所反映的那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从蒲松龄的诗作看，他到毕家的次年，母亲病故，靠借贷才办理了家事（《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怀王如水》）。在毕家的前十几年里，他还时常为家徒四壁而忧叹，特别是年成不好、“家贫况值珠为粟”的时候，其心情更特别恶劣。到了后十馀年里，大概也由于儿子们先后成人，各谋一馆，能自糊其口，情况便有所改善，家里先后盖了些房子，诗中也就少有黔娄之叹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淄川发生了严重的灾荒，百姓纷纷逃亡，饥馑载道，蒲松龄一家便安然度过，没有发生离散死亡的情况。到他康熙四十八年（1709）撤帐归家的时候，家里已有“养老之田五十馀亩”（蒲箬《柳泉公行述》）。归家之次年写的《斗室》、《课农》诸诗，都反映出一种无衣食之忧，栖迟偃仰，抱卷自适的情状。兹举《课农》如下：
沃田种秬黍，大旱热其壳。雨晚无丰收，聊足供杯酌。两税仰诸儿，无须愁空橐。卧听稚孙读，心境殊不恶。斋居浑无事，扫径拾陨箨。东阡课农归，瀹茗浇剧渴。嗒然坐南窗，习习清风作。两餐有馀富，瓜壶杂豆角。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
时值荒年之后，虽谈不上富裕，却也颇为自足了。而后更有《老乐》诗，后半篇云：
架上书堆方是富，尊中酒满不为贫。老妻供客挑新菜，小仆篝灯网细鳞。幸有男儿知纸笔，可无庆吊苦风尘。陶公雅在羲皇上，邵叟真为快活人。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世间乐地盈天壤，何用劳劳役此身！
陶公，指陶渊明。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指上古之人，喻心无俗念，身无俗尘。邵叟，指宋代邵雍。邵雍为著名学者，曾两次被荐、授官，均不赴，读书共城苏门山百泉上，名其所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在这首诗里，蒲松龄极写其晚年生活之安乐，并以陶渊明、邵雍生活之清高、闲适为喻，更加表现出其自满自足之境。可以这样说，蒲松龄靠半生舌耕笔耘，终于摆脱了贫困，赢得了一种“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的小康生涯。
其次，蒲松龄在毕家得到了一个读书、著书的良好环境。毕家是尚书门第，房舍宽敞，又有园林之盛。蒲松龄在毕家三十年里，平时住于绰然堂里，冬日有炉火取暖；夏日炎热便移居东园的效樊堂，或石隐园里的霞绮轩，更是一般读书人很难得到的清静幽雅的处所。他住于其中，自然感到非常适意，屡有诗咏之。如《逃暑石隐园》、《读书效樊堂》、《五月十九，移斋石隐园》诸诗，都是以一种恬然适意的心情，写园林之清幽、花木之繁盛、夜晚清风明月之静寂，以及园中奇形怪状的花石之可爱。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天，同邑举人袁藩应毕际有的邀请，抱病来毕家编定毕自严的《石隐园集》，就住在石隐园里。蒲松龄还曾在同他相唱和的《贺新凉》词里，以石隐园之幽雅宜人，劝慰袁藩安心住下来，词云：
名园台榭红窗显。远心亭、鸾惊鱼奋，墨文粉遍。幽似武陵溪畔路，止少村庄鸡犬。高士卧，尘嚣可免。齿上飞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凭何典。
——《喜宣四兄扶病能至，挑灯伏枕，吟成四阕，用秋水轩唱和韵》
这样幽雅的场所，岂止是可供“齿上飞花”，意即谈天说地，谈鬼说狐，还更宜梦笔生花，进行文学创作。蒲松龄就是在这里写出了许多的瑰玮奇丽的狐鬼花妖的故事。如《聊斋志异》里的《绛妃》篇，写作者在梦中为花神起草声讨封氏的檄文，即使篇首没有“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数语，读者也可以想象得出，这篇作品的构思就凝结着蒲松龄对石隐园中众多花木的深情。
蒲松龄在毕家的最大的收益，恐怕就要算是他得以继续创作他来毕家之前早已开始创作的《聊斋志异》，最后达到了近五百篇之数。这不能不认为与他在毕家所处的环境有关。他坐馆之绰然堂，以及石隐园，无疑成了他在授业之馀，与友人，特别是毕氏子弟，讲说奇闻异事，他自己在灯下驰骋幻想，结撰狐鬼花妖故事的场所。馆东毕际有很有些文学头脑，并不古板冬烘，既不歧视小说家言，也不以他家的塾师讲、写狐鬼故事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对子弟有不良影响，不仅不加反对，可能还颇为欣赏。《聊斋志异》中就有两篇——《鸲鹆》和《五羖大夫》，末署“毕载积先生记”或“毕载积先生志”。事情可能是这样：毕际有读了《聊斋志异》已完成的部分篇章，一时兴致萌发，便记述了这两篇的故事，蒲松龄又加以文字润色，纳入了《聊斋志异》中来，为了尊重馆东之兴致及其草创之功，便于末后注出了其姓名。此外，《杨千总》一篇，写“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千总杨化麟”之事，所说“毕民部公”，即馆东之父毕自严，可见也是毕际有提供的材料。为蒲松龄提供材料，实际上也就是在赞助了。
毕际有的称赏、赞助，无形之中也就鼓励了毕氏家族众多的子弟。《聊斋志异·狐梦》中写的那个读了《青凤》篇而心向往之的毕怡庵，恐怕就是一位对《聊斋志异》非常感兴趣的毕际有的从侄。毕怡庵何许人也？从《淄川毕氏世谱》中，未发见有号“怡庵”者。《狐梦》的故事自然也是子虚乌有之事。然而，这也不妨毕怡庵是实有其人。因为，《聊斋志异》中便多此等半真半假的笔墨，即主人公实有其人，而故事却是假事，如《考城隍》、《狐嫁女》、《鬼哭》等篇，都是如此。更何况篇首就明言：“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篇末又云：“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蒲松龄不会为馆东杜撰出一位侄儿来。更有趣的是，篇中还写到狐女对毕怡庵说：“曩有姊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今尚未醮。”又扯进一位毕氏子弟。这自然是游戏之笔，给毕怡庵的那位叔兄开点玩笑，但也反映了被扯进《狐梦》篇中来的毕氏子弟，也是像毕怡庵一样读过几篇《聊斋志异》，而且对狐鬼故事颇感兴趣。联系蒲松龄戏赠毕盛钜的《少年游》一词，以及县志小传中谓毕盛钜“性英敏，于书无不读”的特点，有理由推断被蒲松龄扯进《狐梦》中来的，就是这位少东家。
《聊斋志异》中还有《马介甫》一篇，结末云：“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这表明有神童之誉的解元毕世持，也对《聊斋志异》有过兴趣，以至动笔助成此篇。《马介甫》写一个惧内的故事，大名诸生杨万石有季常之惧，其妻尹氏奇悍，直将杨父当作奴仆，衣败絮，食不果腹，甚至“批颊而摘翁髭”，杨万石不敢置一词。其父不堪其苦，逃到外地当了道士，杨万石“亦不敢寻”。这篇故事，同蒲松龄《与王鹿瞻》札中所陈王鹿瞻“不能禁狮吼之逐翁”以致父亲死在外乡之事，颇相类似。王鹿瞻为蒲松龄之郢中社友，也是一名秀才，其容忍悍妇逐父之事，自然会引起县学中秀才们的公愤。《马介甫》之作，无疑是为王鹿瞻事而生发。毕公权时已中举，名气更大，出于义愤，补撰成篇，亦是情理中事。蒲松龄有意让毕公权补撰成篇，并特于篇末注明，大约也是有所用心，一来是故作迷离，将真事隐去；二来是假解元毕世持之名，使王鹿瞻无法向自己兴问罪之师。
这些情况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蒲松龄进入毕家坐馆的初期，其《聊斋志异》（自然是已完成的篇章）引起了毕家包括毕际有在内的一些人的兴趣，一度以奇闻异事为谈资，从而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些创作的素材，也为他继续进行创作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事物总有两面性，有益也有损，有所得也有所失。蒲松龄能文，使他赢得了馆东的信任和礼遇，受到地方官的青目，但也惹来了无穷尽的麻烦。他不独要代毕际有写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毕家其他房系的人遇有婚丧庆吊之类的事情，也往往托他捉刀代笔；地方上修桥补路、修庙塑神像，更要他来写募捐疏或碑文。一部《聊斋文集》，这类代人捉刀的文字就占了相当大的比数。这就难怪他有《戒应酬文》之作了。这篇文章写得颇生动幽默，但却极真切地自绘出经常寒夜为人作文的苦况：“严寒侵烛，霜气入帷，瘦肌起粟，枵腹鸣饥”，“吟似寒蝉，缩如冻龟，典春衣而购笔札，曾不足供数日之挥”。文中更表达出他内心的苦恼：“人生世上，具有须眉，无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为笑啼？无谓矣哉！”“愚哉！愚哉！既非孙康之映雪，又非董子之下帷，前无钓饵，后无鞭箠；利既不属，名亦罔归，连连作苦声于终夜，诚可笑而可嗤！”当时，蒲松龄还只是从“无端而代人歌哭”，对自己并无实惠的角度，言其“无谓”，表白内心的苦恼。而在我们看来，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将许多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写这类无任何文学价值的文字上，实在是一种文学才能的巨大浪费！如果他能够将这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用之于文学创作，那么《聊斋志异》可能会再增添一部分富有光彩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