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山东文风甚盛，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者颇不乏人，如诗中之汪琬、王士禛、赵执信，词中之曹贞吉，戏曲中之孔尚任，小说中之蒲松龄，以及兼备多体之丁耀亢，都是载入文学史册之大家。而蒲松龄与王士禛更要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蒲松龄与王士禛的情况大不一样：王士禛生前是达官，四十五岁上，康熙帝召对于懋勤殿，授翰林院侍讲，以后一帆风顺，历官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兵部侍郎、户部侍郎，至刑部尚书致仕，同时又很早就有诗名，特别是为扬州司理之后，海内尊为诗坛圭臬，嗣后更有一代文宗之誉。仅以遭际而言，在中国历代文人中，王士禛可谓得天独厚。然而，在其身后，却颇多微词，至袁枚有“一代文宗才力薄”之讥。蒲松龄却与之正好相反，一生困于场屋，仅以岁贡生终老，未能遂青云之志，长期靠舌耕笔耘维持生计，著述虽不少，《聊斋志异》一书尤为杰出，生前虽在本邑有些文名，然并未能显扬，倒是死后才成大名，而且进入世界优秀文学家之林。
蒲松龄与王士禛生当同时，王士禛仅比蒲松龄年长六岁，又里籍相距不远，同属山东济南府，一为淄川，一为新城（今桓台县），不过八九十华里的路程。再加上蒲松龄长期坐馆之毕家，与王士禛之家有“三四世姻亲之好”，两家自然断不了往来，这就使这两位身份地位悬殊、成名有迟早之别的大文豪，终于得以相识，并结下了让后世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段文字之交。
遗憾的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记述其间交往情况的文献资料不多，人们所熟知的不过是王士禛的《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首诗。蒲松龄诗文中虽然留有一些有关篇什，但由于长时未得刊行，能读到者甚少，自然也未能探究其中所蕴蓄的实际内容。《聊斋志异》风行之后，一些文人笔下记述的多半是些道听途说之词。如谓王士禛慕蒲松龄之名，三次专程造访，蒲松龄均避而不见，说：“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邹弢《三借庐笔谈》）实际上，蒲松龄对王士禛是颇尊敬的，哪里如此清高孤傲！又如谓蒲松龄作成《聊斋志异》后，曾“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倪鸿《桐荫清话》）。王士禛致力于诗，文名甚高，怎么会做出这样失身份、不名誉之事！欲重金购买蒲松龄原稿之事，确乎是有的，但却不是海内宗仰的大诗人王士禛，而是及王士禛之门的一位弟子，曾做过山东按察使的喻成龙。长时期来，文人中流传着这类不经之谈，自然是由于对《聊斋志异》的作者怀有敬重之意，极力把他说得很高大，然而，蒲松龄与王士禛之间真实的交往情况，反倒被遮蔽了起来。
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开始做了一些考察，国内如侯岱麟有《蒲松龄与王士禛》一文（载《读书》1980年第2期），国外如日本东京大学前野直彬教授之《蒲松龄传》，中有《渔洋山人》一章。然而，这些考察都还只是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不甚具体细致。所以，还有必要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资料，进一步做些烛幽索隐的工作，弄清这两位大文豪交往的事实真相。这既有助于认识他们两人之为人，且可了结此文学史上一段公案。
由于有关的文献资料不甚多，王士禛的各种著述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首诗，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只是在蒲松龄的诗文中保留下来一些，为此本文采取对蒲松龄致王士禛的四封书札作笺释的办法，联系其他有关资料，特别是蒲松龄的诗，进行分析、探索。
一
第一封书札是：
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生平。而既见遽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载辱瑶函，悚仄弥至！溽暑困人，良不可堪。粲花之在目也，想源上仙居，门近清流，序依碧荷，南窗一卷，下候垣娥为剪绿衣，亦快事也。若老熊见月欲喘，当此溽暑，倍益龙钟，云汉之忧，近亦复相同耳！几许阿堵物，何须尚存念念！然欲却而不受，又恐无以见，昧君子一介不苟之高节也。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无不相寄者。蒙遥致香茗，何以克堪？对使拜嘉，临池愧悚！
由开头“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数句，可断此札写于两人初次会面之后不久，显然是蒲松龄致王士禛的第一封书札。所谓“一快读十年书”，当取人们所常说的“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意。札中两言“溽暑”，无疑是在夏天写的，十之八九是农历六月。也可由此推断，两人之会面不会早于那年之年初。札中云：“当此溽暑，倍益龙钟。”“龙钟”，虽非必状老态，但也肯定不适于青壮年，至少也当在中年以后。“想源上仙居，门近清流，序依碧荷”数句，这可能是指王士禛所居新城王氏旧第。王士禛《池北偶谈自序》云：“予所居先人之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椽在其北。予宦游三十馀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屋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类画舫曰石帆亭者，予暇日与客坐其中，竹树飒然，池水清澈，可见毛发，游儵浮沉，往来于寒鉴之中……”（《带经堂集》卷六十五）蒲松龄未必曾到过新城王家，但从毕际有及其夫人王氏口中，会略知其大概，故札中推想如此云云。值得注意的是，这表明王士禛那年正在里中，而不在京中。这样，两人初次相会面的年代，也就有迹可寻了。
王士禛长期在京中做朝官，得以自春徂夏居家之年，除晚年致仕归里后不计，只有两次居丧期间：一次是丁母忧，时在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一次是丁父忧，时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前一次，为时过早，蒲松龄才三十四五岁，王士禛也才刚年及不惑，似乎不应用“倍益龙钟”之语，此其一。当时，蒲松龄刚南游作幕归来，正处在他一生中生活最困苦之际，《聊斋志异》的写作虽早已开始，但篇什较少，尚未初步结集，初步结集当为康熙十八年春作《聊斋自志》之时，在本县还没有多大名气，并且也还没有到与王士禛家有姻亲之好的毕家去坐馆，似不具备结识王士禛的条件，此其二。后一次就情况不同了：蒲松龄已进入毕家坐馆多年，与馆东毕际有相处甚融洽；《聊斋志异》已初步结集，并有本邑请假或谢职归里的官僚文人高珩、唐梦赉二人先后为之作序，文名日起，还受到县令汪如龙之垂青，被邀去作客，答诗云：“青衫白帢久飘零，羞把文章占盛名。敢请筑台先郭隗？漫劳悬榻待徐生。”见得他已成了本县知名的秀才。这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具备了得以结识朝官兼名诗人王士禛，并且王士禛不仅肯同他会面、把杯、畅谈，而且会在事后不久竟主动致书的条件。
这不只是理所当然的推论，而且还有蒲松龄的诗可以作证。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
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馀年怅别离。
曩在游仙梦里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前二句是说二十馀年前，两人曾经在春日里会面谈诗，别后一直非常想念。此诗作于戊子年，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此上推二十馀年，就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后，正当王士禛第二次居家守庐期间。这既是在年数上相符合，而且在季节上也相吻合，诗中“花辰”二字，与上面由蒲松龄作此札之时间推断二人初会在当年之春天，恰相一致。“花辰把酒一论诗”一句，当是指二人初次之会面。
除了这首戊子年的诗，还有蒲松龄在康熙五十年（1711）王士禛逝世后作的挽诗，可以佐证。诗题为《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其二首联云：
遥忆黑头已珥貂，相逢快语彻清宵。
“黑头”，白头之反义，意谓头发未花白，尚未至老年。“珥貂”，冠饰；汉代侍中、中常侍的帽子上得插貂尾为饰（《后汉书·舆服志》），后引申为做皇帝近侍之官。如左思《咏史》诗云：“七叶珥汉貂。”王士禛丁父忧的前一年，刚五十岁出头，由国子监祭酒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这前一句无疑是说王士禛头未花白便已做了皇帝的近侍之官。后一句“相逢快语彻清宵”，见得当时两人谈得颇融洽热烈，与前引“花辰把酒一论诗”之句，当是指的一件事，即康熙二十六年前后两人初次之会面。
蒲松龄与王士禛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蒲松龄在书札中只说是“得借公事”。所谓“公事”，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公门之事，犹说官府衙门之事；一是公众之事。当时，王士禛虽为朝官，却请假守制在家，按理是不得受人请托，干预地方公门之事的；而蒲松龄当时还只是一位秀才，在当时秀才不入公门还是一种“美德”。所以，这里所说“公事”，当是后一种意思，即地方公众之事。
上面提到的蒲松龄挽王士禛的诗，第三首的前两联是：
驴背红尘久惮劳，频烦尺一降林皋。
穸台深已掩松露，卤簿喧犹入枕涛。
第一联是说自己长久苦于驴背奔波，害怕再外出，言外之意是没有能够在死者生前去拜访，致劳大驾曾多次颁赐书札。第二联是说王士禛虽然“已捐宾客数日”，但自己犹梦见王士禛屈驾来访，醒后还仿佛听到其随从仆役的喧呼声。“卤簿”，古时皇帝、后妃、王公大臣的仪仗队。这自然是想象之词，极言思念之深。但是，这也表明蒲松龄的头脑里确实留有这类印象。王士禛是到过蒲松龄所在的地方，蒲松龄也才会留有这类印象。据有关资料表明，王士禛在丁父忧期间，是来过淄川的。其《蚕尾诗》卷一有《宿唐济武太史志壑堂即事》，诗云：
新竹捎檐夜气清，忽闻山鸟报寒更。
单衾唤起潇湘梦，落月已西天未明。
——《带经堂集》卷五十三
据王士禛自序，《蚕尾诗》为其“甲子使粤以前及丁卯以后诗”。此诗后第二题为《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此诗当为丁卯年作。惠栋编《渔洋精华录》，注明为“丁卯居庐诗”，正合。丁卯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唐济武太史，即为《聊斋志异》作序的致仕归里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由诗中“新竹捎檐夜气清”一句，见得也是在春天。前一年之春天，王士禛丧父仅数月，大概不大会出访。后两年又无暇，康熙二十七年春，太皇太后崩，他奉诏赴京谒梓宫；康熙二十八年春，皇帝南巡，他迎驾于德州，陪驾至济南，回来便办理父母安葬事，也不会来淄川（《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据此可断，王士禛是在康熙二十六年春天来淄川，从而见到了蒲松龄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毕盛育（毕际有之侄）病死，其子毕世持哀毁卧病。王家与毕家有数代姻亲之好。王士禛与毕盛育父子均有过往，对康熙十七年举山东乡试第一名的毕世持，尤为器重，所撰《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结末云：“孝廉君以文行有名于时，馆阁方虚左席，乃秀而不实，未见其止。悲夫！”便足以证明。王士禛极有可能是为吊唁毕盛育而来淄川的，同时也顺便到淄川城里造访唐梦赉，对唐梦赉前年冬天到新城吊唁其父丧，表示答谢。毕际有是王士禛的从姑夫，长了一辈。蒲松龄是毕家的西宾，又是一位在当地有了些文名的老秀才。在王士禛来淄川毕家吊唁时，蒲松龄被毕氏族众推出陪侍；或者还被淄川县学诸生推出向这位曾做过国子监祭酒、文名甚高的官员表示敬意，对其丧父之痛致慰问之意，甚或还有别的陈述，都是很有可能的。就后者而言，自然可以谓之“公事”。不论情况如何，由“花辰把酒一论诗”和“相逢快语彻清宵”两句诗，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只能是在毕家，而且曾对饮、谈诗论文，并非匆匆见了一面而已。
蒲松龄在书札中说：“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载辱瑶函，悚仄弥至。”这表明两人会面相识之后，主动致书的是名位均甚高的王士禛，并且未等蒲松龄回信，又派人送来第二封书札。是什么缘故促使这位有文名的朝官竟主动一而再地写信给一位落拓不遇的穷秀才呢？这显然不是出于礼节，如果只是出于礼节，有一封书札也就足矣。再次来信，内容之一自然是还钱，即蒲松龄书中所说“几许阿堵物”。这件事很有意思，但具体情况现在无法知道了。有人据此认为两人有通财之谊，恐怕是言重了，贫富悬殊，富有的向贫寒的借钱，只能是在极特殊、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完全排除这种极特殊、偶然的情况，认为在王士禛与蒲松龄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则又似乎把人世间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金瓶梅》中就有言：“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第七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王士禛到淄川吊唁并访友，停留数日，看上了一部书或一件器物，蒲松龄给垫付了费用，这钱自然是要还的。另外，除了这一件事情，无疑还有别的事情，促使王士禛一而再地写信给蒲松龄。据蒲松龄札中所云，很可能是索阅《聊斋志异》的稿本。
蒲松龄札中云：“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无不相寄者。”“梅屋”，疑即《聊斋志异·李生》篇末所说“王梅屋言：李，其友也”之王梅屋。蒲松龄友人中，王姓者颇不乏人，惜乎不知此王梅屋为谁何人氏。但札中这几句话的意思，还是可以揣度的，就是告诉王士禛他所要的东西尚未索回，稍缓几日，中元节后一定索回寄奉。推想王士禛所索取的，就是《聊斋志异》。作这样推想的理由有五。第一，王士禛向蒲松龄索取的，只会是文字之物，不大可能是别的器物。第二，王士禛在同蒲松龄会面时，即所谓“花辰把酒一论诗”，显然是看到过蒲松龄之诗作。现在可以看到的王士禛的几条评语，如评蒲松龄之《挽淮扬道》：“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评《为友人写梦八十韵》：“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可能就是当时随手批点的。王士禛是诗坛泰斗，以神韵为尚，对蒲松龄之诗作不会感兴趣。当时，王士禛正在撰著其《池北偶谈》，其中“谈异篇”亦记神仙鬼怪之事，与《聊斋志异》颇相类似。他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感兴趣，是很可以理解的。第三，蒲松龄之诗文稿，在他生前不曾像《聊斋志异》原稿这样屡次为人借去阅读、抄录，以至必须向前一个借者索还才能再给另一个借者。如果王士禛向蒲松龄索取的是其诗文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必在复信中说什么“以索无期，姑缓之”了。第四，王士禛于此后之一两年，便有《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而且撰成于康熙二十八年冬之《池北偶谈》，又采摭了《聊斋志异》数篇，载于卷二十六之《小猎犬》篇末注明了：“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显然王士禛是这期间读到的《聊斋志异》，而且不是一目即过，而是有较充裕的时间从容阅读、采摭的。如此，则不是在会见时，而是会见后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采摭的。第五，王士禛《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顾名思义，是题于《聊斋志异》原稿卷后，蒲松龄的酬答诗，题作《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当作于王士禛阅毕归还原稿之后。在《聊斋诗集》六卷本中，此诗系于康熙二十八年，时间正合。
蒲松龄有题作《偶感》之七律一首，诗云：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诗中抒发的分明是作者在自感穷途末路、不为人所理解赏识的境遇中，忽然受到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的奖誉而产生的感激、欣慰的心情。由“千秋业付后人猜”句，可见这里所说“穷途”，并非单指身世的落拓不遇，也包括为创作《聊斋志异》不为人所理解的苦恼。在这之前，尽管先后有高珩、唐梦赉为之作序，但并未能使他根本改变落拓不遇的境况。有人，如挚友张笃庆，还是认为这种创作是“谈空”，意即“可怜无补费精神”，而且还影响科举上的进取。因为，在那个时候，小说毕竟是小道，算不得“千秋大业”。所以，他也不能完全丢开“所恨无知己”的苦恼。现在，又意外地受到一位有名位的人的奖誉，自然会大有“知己”之感。值得玩味的是，这首《偶感》中所表现的情绪，显得特别激动，很有点绝路逢生之感。末联云：“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好像是受到了这个人物的奖誉，就心满意足，“纵不成名未足哀”了。这位称赏者显然比高珩、唐梦赉，以及县令汪如龙诸人的名位更高。此诗作于康熙二十七年前后。他不是达官兼名诗人王士禛又会是谁呢？
二
第二封书札是：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老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欬者，不能为此言也。近于玉斧年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烦，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深愧谫陋，不堪受宣城奖进耳。
由开头一句，可知作此札的时间是蒲松龄和王士禛于康熙二十六年会面后十年左右。
更令人高兴的是中山大学所藏旧抄本《聊斋诗文集》里所附“寄聊斋”诸札中，有王士禛收到此札后于当年所作的复信。其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
今春拜手示，兼之上疏请急，未遑裁答，匆匆归里，宿疾未痊，亦当稽尺一申候。雨后新凉，遥承起居清泰。近刻数种，附呈教削。因舍侄行，草草申候，不一。
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王士禛请急迁葬，皇帝准假五个月。他于五月出京，在家办理过祖墓、父墓的迁葬事，十月返京。足证蒲松龄这第二札是这年春天寄往北京的，王士禛返里后拖了数月才写了回信。这距两人的那一次会面，正好是十馀年。
此外，蒲松龄在札中称颂王士禛“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与其仕历亦正相合。据《年谱》，王士禛于前三年，即康熙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总领宪台；前二年，又迁刑部尚书，位列九卿，自然要算是台阁大臣了。
何以见得王士禛此信所复者就是蒲松龄的这第二札呢？还可以看王士禛复信的前半部分：
流金炼石，倍于往前。惟坐卧把寄书，当青松短壑、赤脚踏层冰耳！二册璧还。尚有几卷，统望惠教。圈出三十馀则，并希录寄也。嘱序，因（固）愿附不朽，然向来颇以文字轻诺，府怨取诟，遂欲焚笔砚矣。或破例一为之，未可知耳。
很显然，王士禛信中所说“寄书”“二册”，当即蒲松龄札中所说随札“呈进”的那二册照王士禛圈出之篇目过录的《聊斋志异》，所谓“嘱序”云云，也就是答复蒲松龄札末“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数句所委婉表示的请求。这两封书札之间的呼应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并读蒲、王此两札，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中一段话：
吾淄蒲柳泉《聊斋志异》未尽脱稿时，渔洋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来往书札，余俱见之。亦点正一二字，顿觉改观。先生笔墨之妙，端由心细工深。
看来，蒲松龄的这位同邑后学所说，绝非杜撰，他确实曾经看到过蒲松龄与王士禛的这些书札，其中也一定包括这两封一来一往的书札。尽管其中所说“渔洋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数语，固不免失于夸张，蒲松龄和王士禛两人长期不在一地，哪能一篇一篇地索、还，这无疑是王培荀领会错了，把两人信中所说“点志其目”、“圈出三十馀则”之语，误以为是经常性的了，但是，虽不经常，又毕竟确有其事，至少是王士禛曾经两次阅读《聊斋志异》，一次为稿本，一次为选抄本，并两次“点志其目”，而且还询问“尚有几卷，统望惠教”。可以看得出来，两人自相识以来的文字交往，《聊斋志异》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只是王培荀囿于世俗之见，偏重渔洋先生“笔墨之妙”，谓《聊斋志异》稿经他“点正一二字”，便“顿觉改观”，不大合乎实际。
从蒲松龄此札中可以看出，他对王士禛是颇为敬重的，以至自谓“窃附门墙”之“私淑者”，完全不是像后世文人所传说的那样清高孤傲，嫌王士禛有“贵家气”，不肯与之相交往。那完全是附会之词。但是，蒲松龄对王士禛的敬重，也并非因为王士禛位高望重，非常显赫，通过趋从奉迎，便于夤缘以进，而是由于王士禛“虽有台阁位望”，却“无改名士风流”，能以文相交，并不摆出一副达官贵人的臭架子。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只重举业的社会风气下，连诗词都被视为读书人的分外事，蒲松龄致力于写谈鬼说狐的小说，更被一般人看作是不务正业，甚至加以诋毁，王士禛能够别具慧眼，给予了他褒誉、鼓励，使他增添了继续创作的精神力量，坚定走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纵不成名未足哀”，王士禛堪称是一位知音。所以，蒲松龄对王士禛非常敬重。
自然，蒲松龄向王士禛“呈进”其《聊斋志异》，不仅仅是由于王士禛索取，推辞不得，“惟先生进而教之”，也希望鼎鼎大名的渔洋先生能够为之宣扬，使自己半生苦心经营之作品得以流传。他在札末说：“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深愧谫陋，不堪受宣城奖进耳。”话说得十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请王士禛为《聊斋志异》作序。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看作是“正和他孜孜于科举一样，同出于一个心理”，即热衷于功名，从而认为这种行为并不高明。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认为，是因为任何作者总是希望其作品能够广泛流传，不独流传于当时，而且流传于后世，成“千秋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蒲松龄在当时那种小说不被视为文学的社会环境中，想使自己半生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孤愤之书”得以公诸于世，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这不正表明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一位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不愿随分从时，想违背世俗之风气，在文学上有所追求，要别树一帜，并取得社会的公认，是多么不容易啊！更何况即使是热衷于科举，力求博得一第，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关键在于一个人有什么作为，其所作为对社会、对本民族的进步，是有益还是有害。
遗憾的是，王士禛虽然对《聊斋志异》颇为欣赏，这表明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鉴赏力，不同于一般的拘墟小儒，但是，他也并未慨然允诺为《聊斋志异》作一篇序言。他在复信中，话说得十分委婉，而且还留下了一句活话，说什么“或破例一为之，未可知耳”，而事实上他后来并没有为蒲松龄“破例一为之”，似乎也没有特意地予以推荐和宣扬。看来，王士禛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考虑到他那朝廷显宦和诗坛泰斗的身份和名望的，等级观念和传统的文学观念多少还起着作用。假设蒲松龄不是一位微不足道的老秀才，或者其作品不是算不得文学正宗的狐鬼小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王士禛便有可能为他所赏识的人的作品，挥笔作序，公开加以奖引。自然，其中还可能包含着一些政治因素，即《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有些触犯时忌的内容、词语，作为朝廷大臣的王士禛更不敢冒险了。
这里还有必要谈到在蒲松龄和王士禛的交往中间起过联系作用的一个人物，这就是蒲松龄此札中所说“玉斧年兄”和王士禛复信末尾提及的“舍侄”。
玉斧，是王士禛从弟王士骊之子王启座。《国朝山左诗续钞》卷三小传云：
王启座，字玉斧，新城县诸生。前钞（指《国朝山左诗钞》）士骊子，有《莲香亭诗草》。家传：玉斧性不嗜帖括。伯父司寇公爱之，谓群从风雅，将在此人。每评点其诗，辄为色喜。其后耆旧凋谢，遂为一邑老成文献，垂二十年。李露园云：“玉斧早岁得名一时，有‘小尚书’之目。”
蒲松龄有多首同王启座有关的诗，见得二人曾一度过往较密。如《别王玉斧》云：
相聚已四年，相晤止六月。计此一年中，实有十月别。曩日经岁恒相违，别时犹云此暂归。今日虽订他日晤，云是别离我心悲。……
诗中说“相聚已四年”，表明前此四年王启座客居淄川，可能是在西铺毕家另一房坐馆，因为不在一处，故下句接着说这四年间“相晤止六月”。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称王士禛此族子为来从蒲松龄游学者，恐未必然，从蒲松龄诗看不出有这种性质。蒲松龄这首《别王玉斧》，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那么王启座来淄川的时间，当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右。蒲松龄同王士禛这次书札往来，正是在这期间，所以他在二人之间起了传递书札和口头讯问的作用。遗憾的是未能见到王启座的《莲香亭诗草》，否则还可能从中知道更多的一些情况。
三
第三封书札是：
久拟一亲杖履，辄虑仓卒不能竟所欲谈，思近通德之门，觅一居停主人，侨寓五日，庶朝夕蹈隙，得以罄所怀来，荏苒因循，而舍人已趣装矣。近不能晤，远复如何？望树瞻云，只有怅切。松留心风雅，虽固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七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则进之耳。《送别》一首，所谓贫别在骨，止足以供笑资，不堪笺奏。统俟挥掷，临池翘切！
这显然是以书札遥相送别，表不胜依依之意。
札中说到同时寄上的还有包括《送别》一首在内的部分近作古体诗，敬请批教。特别标出的《送别》一诗，当即路大荒先生从王启磊绘《系河饮饯图》诸题咏中录出的蒲松龄一首五言古诗，题作《俚言奉送大司寇先生假满赴阙》。因为，不仅诗体、内容，与札中所说正相合，而且其中一些诗句，如“恨无双飞翼，飘堕随几杖”；“喜近子云居，得奇冀参赏。忽复远违乖，中心殊怅惘”；“舍人促行装，大地尽瞻仰”，等等，在此札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语句。显然，蒲松龄此诗与此札，都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王士禛请急迁葬假满，即将还朝的时候。
蒲松龄这次送上数首近年所作古体诗，请王士禛削正、批点。这种事情，本来是一般文人之惯技，意在借大人物之声望提高自己的文名。蒲松龄自然也不能免俗，亦无可非议。因为如他所说，自古以来便是“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批点、品评正是游扬的一种办法。然而，对此又不能作如此简单的理解。蒲松龄与王士禛纯以文字相交，在蒲松龄一方，是尊敬和信任王士禛，在王士禛一方，是赏识蒲松龄之文才，与一般的仅仅为了图点虚名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蒲松龄在此札中，首先说明的是，在王士禛这次请假居家期间，自己本拟前往新城就教，但由于没有居停之处，无法多待几天，“庶朝夕蹈隙，得以罄所怀来”，因而未能成行。从两人之关系看，特别是从蒲松龄对王士禛的尊敬态度看，这大概是实情，并非言不由衷的应酬话。蒲松龄此后数年间，诗中曾三次写到梦见王士禛，如《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王玉斧赐〈蚕尾集〉，久许不与，偶因渔洋惠近诗，夜梦索之，戏柬一绝》、《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可谓“梦寐思服”。友情既如此之深，那就不会言不由衷了。然而，从这里面却也可以看出，蒲松龄对王士禛虽然非常尊敬，视为知音，但又颇为自重，在这样一位大人物面前，并不像有些浅薄文人那样自轻自贱，趋之惟恐不及。
王洪谋写的《柳泉居士行略》中，曾叙述到王士禛与蒲松龄的关系，说：
新城王士禛司寇，以诗名天下，操翰墨者竞附其门。公与先生相识且相赏也。公既休致，每托其族子从先生游者道公意，欲先生一造其门，必为品定诗文，且序所编著，而先生不往也。
这里所说王士禛之“族子”，当为王启座。这类记述，也见于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中：
新城王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屡寓书，将一致先生于门下，率以病谢，辞不往。
王洪谋和张元，都是应蒲松龄子孙之请求而为之作行略、撰碑文，旨在表彰其文行出处，自然不免尽量往好处说去，从而有些不甚确凿之处。王士禛完全可能希望蒲松龄“一造其门”，也可能欲致之于门下，照我的理解，所谓“一致先生于门下”，意思是邀至其门下做西宾，佐助文墨事，却未必采取以“品定诗文，且序其所编著”为诱饵的市侩手段。因为，当时蒲松龄和王士禛均已进入老年，王士禛及门弟子中已不乏名士，不必定要仰赖于蒲松龄。不过，值得称道的是，蒲松龄确实是一次也没有往新城拜见王士禛，王士禛这次请假归里迁葬期间没有去过，后来王士禛致仕归家后也没有去过，其挽王士禛诗中“角巾归后羊裘老，芒屩办成李杜遥”（《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其二）、“驴背红尘久惮劳，频烦尺一降林皋”（其三）数句，便可证明。事实就是这样：这一对文学上的知交，虽然“相识且相赏”，不断有书札往来，但会面却只有一次，即两人开始相识的那一次会面。
王士禛对蒲松龄确实很赏识，并以平易的态度待之，没有以其地位之高、名望之大，而自相尊大。他不仅屡次致以书札，还多次寄赠所刻自己的著作。他请假居里时曾让王启座带来“近刻数种”；尔后又从京中遥寄其《古欢录》，蒲松龄有《谢阮亭先生遥赐〈古欢录〉，用黄太史〈题放鹇图〉韵》诗；致仕后，仍寄赠新刻著作，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诗。凡此种种，他对终身怀才不遇的蒲松龄，可以算是非常友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对王士禛自然也不会以孤芳自赏的姿态，表示冷淡。王士禛这次假满还朝时，他有诗、札遥相送别；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禛致仕归里，他闻讯后又有《阮亭先生归思二十四韵》，对王士禛极尽称颂之能事：
玉皇香案吏，谪位冠中枢。海内称三绝，东鲁止一儒。羽仪表朝宁，名字满寰区。不羡穿针巧，宁甘抱瓮迂。倾筐时倒屐，待漏尚操觚。文章驱屈宋，明允佐唐虞。名士风流在，良臣气概殊。眼中辽海阔，胸次点尘无。
按王士禛是“坐王五、吴谦狱罢”。《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本传载：“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狱，拟王五流徒，谦免议。士禛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司马世泰状。士禛以瞻徇夺官。”《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记云：“此案，司官委咎于堂官，满官又委咎于汉堂官。”“或曰：此事自有本末，公当辩明。山人曰：‘吾年已迟暮，今得返初服足矣。’”此事，王士禛并无牢骚不满形之于诗，而蒲松龄却于此诗中为之鸣不平：
胡乃麑裘谤，忽成薏苡诬？
事方理蝌蚪，人自吓鹓雏。
蕉鹿终难判，马牛任所呼。
当他接到王士禛寄赠之著作时，“至夜梦见之”，更见得其心中是如何的敬重、感激。
尽管二人如此契合，所居相距又仅数十里的路程，蒲松龄毕竟没有去新城拜访。《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其二云：
自从供帐角巾还，春树萱云日日看。
不是梦魂迷中道，徒缘惫骨怯征鞍。
年纪大了，惮于奔波，这未尝不是一个理由。但是，这也只是一个理由，并非主要原因。此时，他每年还要往返于蒲家庄和西铺村数次，其间的距离并不比去新城近多少，后来，他年逾古稀，还曾去西铺吊唁毕际有夫人。他不曾一造王士禛之门，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与其性情有关。他不喜欢趋从，攀附显贵。譬如，山东布政使喻成龙曾见诗倾慕，饬淄川县令尽礼敦请，他开始托病推辞，经馆东毕际有父子劝驾，方肯一往，数日即还（蒲箬《柳泉公行述》）。他自己解释说：“生平寡亲合，至老同婴儿。羞见城市人，口吃不能开。”（《送喻方伯》）这里面显然还有些修饰辞令的成分，不好把话说得太直，说穿了，就是他秉性孤介，在社会交往中注意分寸，懂得自尊自重，所以不愿意同高官、大人物交接，也就是既不肯丢掉人格的尊严，仰人鼻息，也不肯让人家屈尊，不冷不热地对待自己。譬如，本邑的杨万春，原有亲戚之谊，曾交往较密，用蒲松龄自己的话说，“无三日不聚，一见殷然，握手磅礴，惟恐其去”，可是，杨万春进士及第，出为县令之后，他就不再登其门了，也如他所说，“自飞黄腾达，竟未一践潭府，诚属缺然”。他解释说：“所以然者，素有褊心，即生平关切之友，迨其既贵则远之，更不敢以衣裾复撇其门，不待其以老生见绝也。”（《与杨松年万春书，寄舞阳》）他在那封有名的《上孙给谏书》中，还说过类似的话：“古人云：‘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闻名多而见面少。’某于此处，学得半边圣人，幸知我者勿讶也。”他对待王士禛，恐怕也没有完全丢开这条处世准则。尽管他非常敬重王士禛，王士禛也对他颇友好，可谓“相识且相赏”，但是，二人毕竟身份较悬殊，所以也很注意交往的分寸，仅只是有书来信往，而未曾一造其门。这就是蒲松龄的性情和人格。
四
尺书久梗，但逢北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剌剌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萦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宁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
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
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贫民，皮内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阖县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中数人，直欲登龙赴诉。某恐搅挠清况，故尼其行，而不揣卑陋，潜致此情。康役果系门人纪纲，请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此亦好事，故敢妄及。呵冻草草。
在现存的蒲松龄的文章中，计有四封书札和七篇呈文是为淄川县漕粮经承康利贞事件而发的。此札同《与孙爻文转示吴县公》、《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与李希梅》，及《请清漕弊呈》，载于《蒲松龄集·聊斋文集》。另外六篇呈文，见于近年发现之旧抄本《聊斋呈稿》，它们是：《又投俞县公呈》、《恳减米价呈》、《投粮衙缓征呈》、《请明米价呈具布政司》、《求革蠹漕康利贞呈投吴县公》、《祈审察漕费呈》。依据这些文字，基本可以获知这一事件的事实真相。
原先，淄川县漕粮只征收正米，每石折银六钱，不附加席、草、脚价诸名目的杂费。后来，每换一官便增加一二分，康熙四十七年（1708）知县韩遇春病终前，已达到每石一两六钱。当地士绅聚会商议，于是蒲松龄草拟了《祈审察漕费呈》，但未有成效。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利贞充任漕粮经承，“妄造杂费名目”，更每石增派至二两一钱有零，“阖县皆为切齿”。蒲松龄大约先有《恳减米价呈》投向县府，同时又会同县学生员向康利贞进行面质，康利贞支吾搪塞，声称事不在己。于是蒲松龄便以个人名义，向当时来兼署淄川县事的俞文翰（利津知县），递交了《又投俞县公呈》。然而，俞文翰并没有约束康利贞，将应征漕粮米价减少。蒲松龄出于义愤，又只身赴济南，向布政司告发了康利贞。“四月中旬，藩台访其蠹状，行文到县，使不得复入公门。”（《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康利贞闻讯，便腰缠所征银两赴德州不返。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蒲松龄已撤帐归家，又与挚友张笃庆、李希梅一同被举为乡饮介宾，成了秀才领袖，又向继任淄川县令的吴堂，递交了一封书札——《与孙爻文转示吴县公》，希望他在议定漕粮米价的会议上“一发直言”。这年，康利贞又返回了淄川，扬扬得意，声称已得到王士禛的荐举，明年复任漕粮经承，全县士绅大哗。为此，蒲松龄又先后致书王士禛、谭再生（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湖广溆浦知县，时方家居），直陈其事，劝他们切勿帮助康利贞复职，以平息民愤。与此同时，蒲松龄又写了《求革蠹漕康利贞呈投吴县公》，请县令吴堂“剪恶除根”，将康利贞“永行褫革”。在淄川县这次反蠹吏的斗争中，蒲松龄可谓身当士先，有益乡里。
现在再回到蒲松龄写给王士禛的这封书札上来。此札写得颇艺术，开头一段是从王士禛的健康谈起，并就年老“重听”之事发了一通妙论，说什么耳朵不大好用，正可以心安神宁，并非“恶况”。当时，王士禛已年近八十，蒲松龄自己也年逾古稀，老友之间就切身之事表示慰藉，非常自然、得体，话说得又颇有风趣。这表面上似乎同后文要讲的正题并无关系，其实又不然，稍稍品味一下便可以体会出来，这岂不正是巧妙地劝告王士禛：年纪大了，还是以少管闲事为好！
这封书札，措辞是委婉的，并不激烈。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对王士禛一直是比较敬重，而且也不一定是王士禛已知康利贞有如此恶迹还要推荐他。然而，蒲松龄也没有避忌什么，康利贞之事和他个人的意见，都讲得很清楚，连此事已引起公愤，“学中数人，直欲登龙赴诉”，“恐搅挠清况”的话，都说出来了。这会使王士禛感到震惊的。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讲到乃父：“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乡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这自然并不专指此一事，但也无疑应当包括此一事，敢于向王士禛这样的大人物“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更见其秉性之伉直。
王士禛接到此札，大概没有以为不敬，而是接受了蒲松龄的意见，不再推荐康利贞复任淄川漕粮经承。蒲松龄《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中，有“始知利贞即叛渔洋而营窟于先生之门者”之语，似可证明。此后不久，王士禛逝世，蒲松龄有《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七律四首挽之，亦可证明。
蒲松龄挽诗之第二、三两首，主要是追忆了两人的交往：说到了“相逢快语彻清宵”之初次会面，也以惋惜之情言及王士禛致仕归里后未能晤面叙谈，更感激曾蒙王士禛多次惠函惠书，其中还提到“久以家传贻小许，犹遗剩馥溉群曹”，这是说虽然王士禛曾应许为作家传而未果，但为自己的诗文（包括《聊斋志异》）所作题辞、评语，也可泽及后人了。所以，诗中对王士禛的逝世，极表悲痛，还要相从于九泉之下：
讣乍闻时惊欲绝，怀无倾处恨难消！
衰翁相别应无几，魂魄还将订久要。
挽诗之第一、四两首，更从整个文坛的角度，表示深切哀悼：
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
海岳合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
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高轩闻作玉京游，老泪横披不自由。
国士忍看埋玉树，达人已自乐瑕丘。
只深骚雅垂亡惧，不比寻常死别愁。
道远未能将絮酒，垂缨屣履恨千秋！
这里面凝聚着由失去一位自己所景仰的文学大师而生发的悲哀，确实是“不比寻常死别愁”！这也表明，直至王士禛死去，蒲松龄仍然是对他非常敬重的。
五
上面通过蒲松龄的四封书札，考察了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始末，下面极有必要补充考察一下王士禛题、评、采摭《聊斋志异》的情况。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对研究《聊斋志异》来说，显然较前一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
王士禛的《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是《聊斋志异》的最早的一首题辞，载于各种抄本、刊本的卷首或卷末，流传甚广，也堪称脍炙人口。诗云：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士禛作诗主神韵一格，不抽象地发议论，也不直露地叙写现实事物，要求升华为一种含蓄朦胧的诗的意象，如“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分甘馀话》卷二）。此诗亦然。前两句是从作品的角度而发，以农村雨天里群众于豆棚瓜架下听讲狐鬼故事这样一种景象，隐喻《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言之无稽，听之有趣。后两句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以揣度的口吻，谓蒲松龄厌谈人世间之事，喜欢讲鬼怪故事。从逻辑关系上说，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其间的关系及诗之意蕴，就暗含在两者所用的语词典故的一致中。“姑妄言之”，用的是苏轼的故事：苏轼因反对变法，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心中不满，便不问政务，经常与人谈鬼怪事，有人没有可谈的，他就说：“姑妄言之。”（叶梦得《石林避暑诗话》卷上）“秋坟鬼唱时”，化用李贺《秋来》诗“秋坟鬼唱鲍家诗”一句，亦用其意。前后两联对应起来，也就意蕴深永，含蓄地道出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底蕴。
蒲松龄读到王士禛的题诗，亦有诗酬之，题作《次韵答王阮亭先生见赠》，诗云：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他是就王士禛的诗意而发，不同的是更为直率地倾诉了自己落拓不遇的境况和创造《聊斋志异》的苦衷，同其《聊斋自志》末段所说：
盖有漏根因，未结天人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意思、情绪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王士禛诗的补充、申述。
王士禛还对《聊斋志异》作了评点。综观诸抄本、刻本，王士禛评了三十一篇，计三十六条批语。
首先说明一下，这三十馀条批语中，有两条仅见于青柯亭刻本系统的刊本。一条是《口技》尾批：“颇似王于一（猷定）集中《李一足传》。”手稿本、康熙抄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无此条批语。而且，此批与本文显然不相吻合，王猷定《李一足传》与《口技》篇，事不相符，文体亦不相类。另一条是《青梅》尾批：“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在闺闼耶？青梅，张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传矣。”手稿本仅存半部，无此篇本文，然上面所说诸早期抄本，亦均无此条批语。青柯亭刻本的编刻者是依据什么加进来的？是否果系王士禛所批？这些问题颇值得研究。
《聊斋志异原稿研究》的著者杨仁恺，依据献出半部原稿的蒲松龄后裔蒲文珊提供的情况，在其《〈聊斋志异〉原稿与“青柯亭”刻本校雠记》里说到：王士禛读过《聊斋志异》后，“为礼节所囿”，批语是“在另外的纸笺上分条写下”，蒲松龄为了尊重王氏，“再亲笔把它分别抄录在原稿上面，每则都冠以‘阮亭曰’一语，成为原稿的组成部分之一”。此说当符合原稿实际。杨文恺书中还直接引用了蒲文珊的话：
从前在原稿内还附有王渔洋手稿数十纸，不知何时散佚无存。
如果属实，那么这两条的出处，以及《口技》尾批与本文不相吻合的问题，似乎也就可以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了。
王士禛此三十馀条批语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补注或辨明本事者。如《喷水》尾批：“玉叔（篇中所写之莱阳著名诗人宋琬）襁褓失恃，此事恐属传闻之讹。”《蒋太史》尾批：“蒋，金坛人，金坛原名金沙。其字又名虎臣，卒于峨嵋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予壬子典试蜀中，蒋在峨嵋，寄予书云：‘身是峨嵋老僧，故万里归骨于此。’寻化去。予有挽诗曰：‘西风三十载，九病一迁官。忽忆峨嵋好，真忘蜀道难。法云晴浩荡，春雪气高寒。万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盖用书中语也。”
二、品评篇中人物者。如《侠女》尾批：“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莲香》尾批：“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红玉》尾批；“程婴、杵臼，未尝闻诸巾帼，况狐耶！”《连城》尾批：“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狐谐》眉批：“此狐辩而黠，自是东方曼倩一流。”凡此为称赞，然亦有所微词者。如《阿霞》眉批：“忽景忽郑，阿霞亦殊草草。”
三、赞赏文章之佳者。如《张诚》尾批：“一本绝妙传奇，叙次文笔亦工。”《连琐》尾批：“结尽而不尽，甚妙。”《促织》眉批：“状小物瑰异如此，是《考工记》之苗裔。”
四、就题旨而发感慨者。如《于去恶》尾批：“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啖名即垄断，脱有桓侯，亦无如何矣，悲哉！”
王士禛三十馀条评语，多片言只语，确如后来继起的评家冯镇峦所说：“渔洋评太略”，“评语亦只循（寻）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读聊斋随笔》）。这原因有二。（一）他是正宗文人，不懂得传奇小说固不必纪实，以“批经史杂家体”的眼光评点《聊斋志异》，自然不免有失，如谓《喷水》所写“恐属传闻之讹”，特别是还就《促织》篇的故事背景，作郑重其事的辩说：“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蹇、夏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就使今人感到很可笑。（二）他是朝廷官员，受皇帝知遇，地位、生活、经验感受，同蒲松龄很不一样，他不可能完全理解、接受、称许《聊斋志异》的内容和底蕴，所以评语简略，比较一般化，“搔着痛痒处”者少有。
另一方面，王士禛的评语也并非无可取处，全无甚意义。（一）王士禛对《聊斋志异》基本上是称赏，而非贬抑，这是其评点的基本倾向。在当时以举业为上、以诗古文辞为正宗文学的情况下，以王士禛名位之高，他能对《聊斋志异》垂以青睐，拈笔点评，予以称赞，这就很不简单了。应当说，他较之后来的纪晓岚更有文学眼光，文学思想也更开阔一些。（二）王士禛的一些评语，也有中肯之言，不无可取。如他指出《连琐》篇的结尾有馀韵：“结尽而不尽，甚妙。”确乎其然。他称道《连城》的主人公“雅是情种”，是《牡丹亭》的主人公的后身，这就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他赞扬《红玉》篇中的狐女红玉，不顾个人得失、恩怨，为受豪绅欺凌的秀才冯相如重整家业，抚育幼子，犹如春秋时候献子并舍身救护赵氏孤儿的程婴、公孙杵臼，这是用比喻的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符合这篇作品的实际。这些评论，固不必待王士禛而发，但他毕竟是最早说出来的，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可以谓之有发明之功。（三）特别应当指出，王士禛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位评点者，后来的何垠、但明伦、冯镇峦接踵而起，比王士禛要晚一个世纪。尽管后来居上，但明伦、冯镇峦二家多从小说写作的角度着眼，较王士禛评点得更详细、具体，更多“搔着痛痒处”，但王士禛的开创、诱发之功是不应抹杀的。（四）就社会效果而言，自然诚如冯镇峦所言，“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读聊斋随笔》），然而，王士禛之评点，在清代却客观上成了《聊斋志异》流行的金字招牌，试看几乎所有的《聊斋志异》的抄本、刊本，全都附有王士禛的评语，就可以领会出这个意思了。可以这样说，最初刻书者是为了借重王士禛之名，抬高《聊斋志异》，而将其评语刻入书中，于是，王士禛的这些“亦只循（寻）常”的评语，也就附《聊斋志异》之骥尾而长留后世了。
这里也有必要探讨一下：王士禛这三十馀首批语，是什么时候批的？
从上面作的考察可知，王士禛曾两次读到《聊斋志异》的稿本：一次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前后，也就是他同蒲松龄仅有的那次会面之后，到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返京之前；另一次是康熙四十年（1701），春天他在京收到蒲松龄抄成的两册，秋天他在家中将此两册通过其侄王启座还给了蒲松龄。而这两次中，又以前一次的可能性最大。
王士禛之杂著中，有与《聊斋志异》所记为同一事者十数则，除了《分甘馀话》卷二记“金和尚”事一则，其馀均见于《池北偶谈》，兹将与《聊斋志异》相应篇目（用铸雪斋抄本卷数）开列如下：
池北偶谈 聊斋志异
蒋虎臣（卷八） 蒋太史（卷八）
薛忠武（卷八） 阳武侯（卷五）
记前生（卷二十） 邵士梅（卷八）
啖石（卷二十） 龁石（卷二）
林四娘（卷二十一） 林四娘（卷二）
剑侠（卷二十三） 王者（卷十一）
男子生子（卷二十四） 男生子（卷八）
五羖大夫（卷二十六） 五羖大夫（卷三）
贤妾（卷二十六） 妾击贼（卷四）
心头小人（卷二十六） 张贡士（卷九）
天上赤字（卷二十六） 赤字（卷七）
小猎犬（卷二十六） 小猎犬（卷四）
据于盛庭、李时人《〈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明清小说研究》第二辑）一文考证，《蒋虎臣》、《薛忠武》、《记前生》、《啖石》、《林四娘》、《剑侠》、《男子生子》七篇，与《聊斋志异》相应的篇目，乃王士禛与蒲松龄各自就个人的闻见所记，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而最后五篇则不同，文中说：
王士禛《五羖大夫》、《贤妾》、《心头小人》、《天上赤字》、《小猎犬》五篇，同在《偶谈》卷二十六，且依次排列。它们与《聊斋》对应的篇目，不仅题材内容相同，连标题、语句也大多相同，应该说它们是同出于《聊斋》的一组作品。其最后一篇《小猎犬》说“事见蒲秀才《聊斋志异》”一句，很可能是当时几篇抄在一起最后的说明，并非仅指《小猎犬》一篇。
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康熙二十八年（1689）：
冬十一月，赴京师。撰《池北偶谈》，成二十六卷。
又，王士禛《池北偶谈序》云：
因忆二十年来官京师，所闻见于公卿大夫之间者，非甚不暇，未尝不笔之简册，散在箧中，未遑编划。一日，乃出鼠蠹之馀，尽付儿辈，总次第为一书，略区其条目，曰《谈故》、曰《谈献》、曰《谈艺》、曰《谈异》，其无所附丽者，稍稍以类相从，凡二十六卷。
末署“康熙辛未秋”，即康熙三十年（1691）秋，这就是书编成之后二年。既然书中已采摭了《聊斋志异》原稿中《五羖大夫》等五篇，那么他采摭之时也就当在书编成之前，也就是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前后第一次阅读《聊斋志异》的时候。
再看王士禛采入《池北偶谈》卷二十六的《五羖大夫》等五篇在《聊斋志异》原稿中的篇次位置，都是王士禛作了批语的篇章所在的部分，如《五羖大夫》、《贤妾》、《小猎犬》三篇，载今存半部手稿本以《刘海石》为首的一册，这一册的《阿霞》、《青梅》、《促织》、《柳秀才》等十一篇，有王士禛的批语；《天上赤字》，载今存康熙抄本以《董公子》为首的一册，与其相邻的《阿英》篇，就有王士禛之尾批；《心头小人》，即《聊斋志异》中之《张贡士》，载铸雪斋本卷九，前有《于去恶》，后有《王司马》、《郭安》，均有王士禛之尾批。这种采摭和作批语共出于《聊斋志异》相同部分的现象，极有可能表明两者是一个时间里进行的。采摭既然可定为王士禛康熙二十七年前后第一次阅读《聊斋志异》的时候，那么批语也当是那个时候做出的。
谓王士禛批《聊斋志异》以这第一次阅读时的可能最大，也因为其时王士禛正在作《池北偶谈》，对传闻逸事，包括怪异之事，饶有兴趣，阅读《聊斋志异》时，便不免捉笔写上几句；以他那种非文学的稗史观念，看到同他所了解的情况不相符时，更会禁不住要作些辩说。如《池北偶谈》中有两则记述邵士梅自记前生事者，一为卷二十之《记前生》，一为卷二十四之《邵进士三世姻》。后者开头称“同年济宁邵士梅”，结末云：“康熙己未在京师时，屡为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扆）、潘吏部陈伏（飏言）言之。”意即文中所记系得自邵士梅本人之口述。因为王士禛自信其所记不误，所以读了《聊斋志异》中的《邵士梅》篇，便批曰：“邵前生为栖霞人，与其妻三世为夫妇，事更奇也。高东海（邵士梅之前生）以病死，非瘐死，邵自述甚详。”（此批载二十四卷抄本卷十一）后来，王士禛对此也就不一定再有兴趣了。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知蒲松龄和王士禛，两人一生仅只有一次会面，主要是书来信往，以及诗歌赠答。由于两人身份、名望之悬殊，交往也并非平起平坐，与中国文学史上的李白与杜甫、韩愈与柳宗元的情况不同。在王士禛一方，他是以一位朝官、文学名流的身份，对一位本来不出名的文学作者发生了兴趣，赞赏其文才，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在蒲松龄一方，他是由于在落拓不遇和文学创作的困惑中，受到了这位高官、文学名流的褒誉，而感到非常欣慰，颇有知己之感，自然对王士禛非常钦敬。又由于地位之悬殊，一生遭遇有穷通之别，两人虽然在一个共同点上交汇在一起，但文学观念、旨趣又毕竟有内在的差异，王士禛对《聊斋志异》之采摭和批点，就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他固然赏识《聊斋志异》，但却未能更充分地认识到《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料想不到蒲松龄及其谈鬼说狐的作品，会在后来发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超越自己的地位和声名。所以，他对同蒲松龄的交往看得并不十分重，既未慨然应允为《聊斋志异》作序，也未实践自己已应允的为蒲氏作家传的诺言，并且在他自己编定的诗文集里，也没有保存与蒲松龄相往来的文字，仅只留下了一首题于《聊斋志异》卷后的诗而已。相比之下，蒲松龄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显然比较珍视，不仅诗中经常有所表现，而且还大都保留了下来，丝毫不讳言他对王士禛的敬重。不过，虽然如此，王士禛身为朝廷显宦和极负盛名的诗坛泰斗，能够垂青于一位靠舌笔耕耘为生计的穷秀才，经常致以书札，屡赠以自己的著作，又毕竟是颇为可贵的。他对《聊斋志异》的赏识、褒奖，虽然是有限度的，但客观上却也发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蒲松龄既尊重崇敬王士禛，而又颇为自重，并未存任何非非之想，一直把两人的关系限制在文字的往还上。所以，两人的交情，可以称得上是淡而不俗的君子之交，故而也有始有终，与一般市俗的势利之交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