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美国兴起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调和性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缘起于美国自由派和进步派推动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体现在詹姆斯·克罗蒂、马修·麦克马纳斯和迈克尔·沃尔泽对市场与政府、个体与集体、自由与平等的调和上。三人的共同目的是综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点，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为美国社会发展指明新的路径。要达成这一目的，作为理论调和物的自由社会主义还需克服两个难题。理论层面的难题是其内在张力、理论辨识度及其制造的新问题，现实层面的难题是其社会基础的匮乏。为此，美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需在“反思平衡”中构筑更加融贯、更易落实的理论体系，走向社会，引导左翼政治力量以自由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
关键词：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自由社会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 调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危机发生后，美国左翼思想界致力于探寻替代性方案，试图综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自由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近年来，美国学者詹姆斯·克罗蒂、迈克尔·沃尔泽、马修·麦克马纳斯先后在自己的著作《反对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为优良政治而斗争》《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明确倡导自由社会主义。美国其他学者如约翰·朱迪斯和塞缪尔·莫因，虽未明确以自由社会主义者自居，但二人在各自的著作《社会主义者的觉醒》《反对自身的自由主义》中提出的方案也可被纳入自由社会主义的范畴。
端赖众学者的努力，自由社会主义现已成为美国的一股重要左翼思潮。实际上，自由社会主义的影响不限于美国。在2015年的著作《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理念》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阐发了一种以社会自由为旨归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同年，澳大利亚哲学家伊安·亨特在《自由社会主义：以罗尔斯和马克思为基础的另一种社会理想》一书中综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思想，把自由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当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主导社会理想的替代方案”。在2018年的著作《为左翼民粹主义辩护》中，比利时后马克思主义者尚塔尔·墨菲提出可用“自由社会主义”一词来指称她倡导的激进民主方案。可见，自由社会主义的影响已波及多个国家。
自由社会主义思潮的典型特征是调和性。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学者克罗蒂、沃尔泽、麦克马纳斯对自由社会主义的探索处于前沿，以他们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调和性，有助于揭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思潮的新动态。
一、调和性的缘起
早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们就意识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非截然对立。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弊端的显露，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晚年对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持日益开放的态度，被视为自由社会主义的开创性人物。密尔的思想倾向体现了当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合流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左转。受其影响，霍布豪斯明确指出：“可能既有一种反自由的社会主义，也有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自此之后，自由社会主义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卡洛·罗塞利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趋势做了更为清晰的论述。
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是自由主义。在以路易斯·哈茨为代表的共识学派看来，正是自由主义阻挡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所以，长久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是对立的。近年来，自由社会主义思潮让人颇感意外地兴起于美国有着特殊的原因。总体而言，它是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背景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合流的结果。从思想趋势看，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范式正经历从“身份”到“阶级”的再转变，美国社会主义正经历进一步美国化的过程。美国自由派希望借社会主义之力拯救自由主义，进步派则希望借自由主义之力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双方的理论探索共同造就了美国自由社会主义思潮的调和性。
（一）美国自由派的理论探索
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是最具号召力的价值观念。埃里克·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说道：“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所以，美国的政治斗争常常表现为自由解释权之争，自由在美国历史上也展现出多种面相。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主义取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社会对自由的理解。
在《关于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以赛亚·柏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指的是成为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不受干涉的自由。里根主义推崇的正是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它视个体自由为最终目的，认为任何对私领域的限制都是对自由的侵犯。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它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里根倡导小政府的理念，他曾说道：“政府在履行其法定的职能时，没有一样像私营经济做得那样好或者节省。”在里根主义的视域下，政府推行的国有化、施加的管制、构筑的福利制度都是对自由的侵犯。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去管制、拆解福利制度等举措先后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这些举措削弱了工会集体谈判的能力、增加了年轻人的学费负担、打破了社会底层依赖的社会保障网、抬高了资本收入的上限，总体上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下层的不满。
另一方面，它助推了美国左翼的身份政治。尽管里根主义重视传统价值观以及维系传统价值观的家庭与宗教，但当里根主义把个人自由置于本体论层面时，它客观上助推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把重心放在了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诸多维度的差异性上，本身就具有分裂性的特征。个人主义则引导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进行排他性的自我定义，导致他们不再关注共同的目标，不再通过跨种族、跨性别、跨党派的合作实现这些目标。当里根主义与身份政治交织时，二者会相互强化。马克·里拉在《分裂的美国》中提到了这一点：“里根时代令人惊讶的是左翼身份政治的发展，这种身份政治成了两代自由派政客、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记者、运动积极分子和民主党官员的实际信条。这并不是历史的意外。因为被身份所深深吸引，然后沉迷于身份不能自拔，这些都没有挑战里根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它强化了这个原则：个人主义。”
以上两方面后果的叠加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物质层面，由于左翼身份群体是民主党的票仓，所以民主党推出了许多优待少数族裔、妇女、性少数群体的政策。这冲击了白人中下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在文化方面，左翼身份政治营造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氛围，结果是文化越小众越受推崇，反而是持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白人中下层被扣上了“白垃圾”的污名。白人中下层因之希望回到传统的美国社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左翼身份政治导致的逆向歧视更是令他们难以容忍。特朗普利用金融危机后的有利时机，把传统美国等同于伟大的美国，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掀起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
右翼民粹主义具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特征。它与里根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危机，引发了自由派内部的反思。其反思的进路有两条：一是返回公民自由主义的传统，代表性学者有弗朗西斯·福山、马克·里拉和迈克尔·J.桑德尔；二是向社会主义靠拢，从社会主义中吸取有益的因素，借助社会主义性质的财富再分配手段恢复自由主义的影响，克罗蒂和麦克马纳斯就属于自由主义中的这一支。他们都看重社会主义内含的价值理念和制度举措之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克罗蒂借凯恩斯之口强调政府应担负起维持充分就业的责任以及充分就业政策的平等效应。他反对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认为经济和社会正义是目的，用自由社会主义代替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目的。麦克马纳斯指出，内嵌于新自由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导致的严重不平等会让霍布斯和洛克都感到震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统治阶级制造了个体竞争会带来自然平等的迷思，受其影响，他们并不感到对社会底层有所亏欠，认为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他希望借社会主义之力纠正自由主义的弊端，宣称要与社会主义者联手拯救自由主义。
（二）美国进步派的理论探索
在美国，持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政治家、学者、专栏作家、新闻工作者等常被称为进步派。长久以来，社会主义在美国被污名化，人们讳言社会主义。南希·弗雷泽在《食人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几十年来，这个词被认为是一种尴尬——人们鄙视它的失败，认为它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残余。”但2016年桑德斯竞选运动取得的成绩改变了这一点。自那时以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联合会的成员数量大幅增长，成为美国最大的左翼组织。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的发行量也水涨船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支持社会主义。桑德斯回忆说：“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几乎在每个州都获得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支持，他们是美国的未来。”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8月，有44%的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评价的态度，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
美国进步派欣喜于社会主义归来的同时，也意识到右翼民粹主义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获益更大，社会主义的复兴仍面临难题。美国年轻人支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成长在冷战后的年代，较少受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宣传影响，但对冷战存有记忆的人却仍持有偏见。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和保守派针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攻击更是助长了这种偏见，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将社会主义置于自由的对立面。2019年2月，特朗普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将矛头对准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美国，有呼吁采纳社会主义的声音。美国靠自由和独立立国，而非政府强迫、支配和控制。我们生而自由，也将永葆自由。今晚，我们再次表明决心——美国决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20年7月，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威斯康星州里彭学院发表演讲时特意讲到了社会主义的危害：“特朗普总统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在引领我们国家走自由和机会共享之路，但是乔·拜登却想将我们带上社会主义和衰落之路。”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是著名的保守派智库，他们延续了奥地利学派的思路，试图再次把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捆绑在一起。传统基金会2021年7月刊文指责社会主义“否定个体的权利、自由和理性不及之处，压迫人民”，称赞资本主义“对人的本性有清晰的认知”。美国企业研究所2024年7月刊文指出：“苏联葬送了俄国的伦理，每一个亲身经历过它的人都变得自私和虚伪。”类似言论阻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进一步传播。
面对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攻击和抹黑，已故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欧林·赖特曾提议换一个词语来指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美国多数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保留社会主义这一词汇，主张通过吸纳自由主义改变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助推社会主义的复兴。这一思想脉络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泽。他认为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已变得教条和僵硬，需要自由主义的修正，“自由的”这一形容词可使社会主义变得更为多元和包容。而自由派的麦克马纳斯在《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沃尔泽这一主张的支持。
二、调和性的体现
克罗蒂、麦克马纳斯和沃尔泽在对自由社会主义进行界定时，都强调它是一种兼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理论主张。他们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核心概念，使二者相互成就。具体而言，美国自由社会主义思潮的调和性体现在调和市场与政府、个人与集体、自由与平等三个维度上。
（一）调和市场与政府
作为经济学家的克罗蒂是借回顾凯恩斯的思想历程而提倡自由社会主义的。见识过极端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后，凯恩斯提出建立“美好社会”，但克罗蒂强调凯恩斯指出的建立美好社会的途径不是改良资本主义，而是践行自由社会主义。他认为主流的看法是错误的，凯恩斯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自由社会主义者。
1939年1月，凯恩斯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所谓的自由社会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在其中作为有组织的集体为着共同的目标和增进经济社会正义而行动，与此同时，个体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他有做选择的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拥有事业和财产的自由。”克罗蒂据此认为，凯恩斯的自由社会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前者体现在效率和自由上，后者体现在尊严和平等上。凯恩斯指出的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是让国家以控制大额投资的方式干预市场。国家控制2/3到3/4的投资，既不影响市场活力，又能实现充分就业、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建立普惠性福利国家制度的目标。
充分阐释凯恩斯的自由社会主义，克罗蒂指出，具有独裁倾向的寡头集团正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崛起，虽然时代变迁使完全落实凯恩斯的自由社会主义方案变得不可能，但为了限制寡头集团、维护民主制度，美国应从凯恩斯的主张中汲取教益，践行现代版的自由社会主义。现代版的自由社会主义立足于四条基本政策。第一，为实现充分就业和长远的社会目标，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应掌握更大比例的投资支出，特别是要协调年度资本投资支出。克罗蒂强调，美国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清洁能源、教育等需要政府更大规模的投资。第二，政府应对金融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克罗蒂看来，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相当于一个赌场，虽短期内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扩张，却更易导致破坏性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金融市场的去管制措施。第三，政府应把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作为主要施政目标。第四，国家不能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完全失去自主权，唯有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国家才能对抗大公司和财富集团的影响，变革制度和结构。
（二）调和个人与集体
麦克马纳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改变基本社会结构，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解放，以使人们永享繁荣的政治理论，它包含三条相互关联的原则：一是融方法论集体主义和规范性个体主义于一体；二是通过资源共享和制度改革促进人的发展，让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过上美好的生活；三是不仅要在政治领域，而且要在经济和家庭领域落实参与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建立没有任何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结构。其中，第一条是最基础的，后两条都是从第一条中引申出来的。
麦克马纳斯把个人主义区分为规范性个人主义和占有性个人主义。规范性个人主义是经济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条原则，它预设个人在价值层面上是高于集体或社会的，因此个人应有自由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行事。而对占有性个人主义最为经典的解释来自加拿大政治学家C.B.麦克弗森。他指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预设由七个命题组成，其中最核心的是前三个：“（1）使人成其为人是免于依赖他人意志的自由。（2）免于依赖他人的自由是指免受任何与其他人的关系约束的自由，但个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自愿加入的那些关系除外。（3）个体实质上是他自己人身和能力的所有者，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相较而言，规范性个人主义不排斥集体，当个人认为加入集体于己有利时，它就是自由的表征；而占有性个人主义视集体为一种束缚，即使有人自愿加入，那它也不过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
为调和个人与集体，一方面麦克马纳斯声明自己反对占有性个人主义，拥护规范性个人主义。他说道：“自由社会主义者主张具体的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此而言，自由社会主义者就是规范性个人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声称自己坚持的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即个人只有在集体或社会中，才能实现规范性个人主义所看重的自由。集体之于个体的重要性又体现为：一是人是彼此依赖的，具有社会属性，人际交往对个人来说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二是唯有通过集体或整个社会的努力，个人才能摆脱各种各样的压迫关系，实现自由。
（三）调和自由与平等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沃尔泽是通过调和自由与平等来论证自由社会主义的优点的。
沃尔泽把自由主义的优点框定为一种反偏执反暴虐的道德原则：“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常被总结为‘和平共存’，这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不是相对主义者。我们承认道德原则的多元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偏执和暴虐。”这样的界定赋予了自由主义纠偏补弊的功能。接下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优点是“激进”的平等。自由主义内部有自由平等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之分。不同于自由至上主义，自由平等主义看重平等之于正义的重要性。沃尔泽认为社会主义内含的平等有别于自由主义之处就体现在“激进”二字上，即社会主义不仅追求政治领域的平等，还追求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平等。但他也以苏联的历史为例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主义者在追求激进平等的过程中有可能排斥异见，展现出独断性的一面，而当他们寄希望于强权来实现目标时就更是如此了。
沃尔泽认为可通过民主制度调和自由和平等，防止对平等的追求走向极端。这样的民主制度适用于各种主体。首先是政党。沃尔泽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离不开先锋队政党的领导。“当你相信终极性后，你不会允许‘各种政党轮流执政’——因为有些政党会减缓行进的速度、调转行进的方向或朝其他的方向行进。”但他紧接着强调自由的意旨就是为先锋队政党设限，要求先锋队政党面临反对时，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而不是把对手消灭或投入集中营。其次是国家。沃尔泽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差异，所以不平等是常态，对不平等的纠正在历史中也屡见不鲜，唯有国家出面才能保证社会平等。但为了防止国家的财富再分配行为走向极端，对财富的再分配同样要在民主制的基础上运行，因为非民主的政权不能维持长久的平等。最后是社会组织。他以自己在《异见》杂志的工作经历为例，指出社会组织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被极端情绪主导、排斥异见，而自由社会主义可以让社会组织更具多元性和包容性。
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常常沦落为权势团体的工具，沃尔泽提到了美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自由主义者’也反对全面批评旧秩序和不平等。他们认为作为形容词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不激进’，它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想象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社会主义之于自由主义的益处就在于它能赋予自由主义以激进的一面。沃尔泽赞同托洛茨基的说法：是“自由的”修饰的名词——“社会主义”——让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具吸引力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和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学合力导致的压迫，是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那么，如何维持自由与平等的平衡，让自由主义拥有激进性的一面?沃尔泽给出的答案依旧是民主制，即把选择权交给民众，让民众决定自由社会主义的样貌和实现路径。
尽管沃尔泽把选择权交给了民众，但他也规定了自由社会主义的一条核心原则，那就是落实复合平等观。他在之前的著作《正义诸领域》中阐述了一种复合意义上的平等观：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规则，允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自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一来，尽管各个领域存在着因自由而产生的不平等，但当把各个领域复合到一起时，社会总体上就依然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复合平等的社会。尽管会存在许多小的不平等，但不平等不会通过转换过程而增加，也不会在不同的物品之间累加。”沃尔泽认为，落实复合平等观的两个前提条件是防止经济领域中的等价交换原则越出边界主导其他领域，防止政治领域中的权力法则越出边界主导其他领域。他设置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为了防止对自由的追求压倒平等，设置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为了防止对平等的追求压倒自由。
三、调和的难题
自由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是理论与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美国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现实促使自由派和进步派进行新的探索。但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易事。
（一）理论层面的难题
麦克马纳斯等试图通过理论建构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成就，但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面临三个难题。
一是自由社会主义的内在张力问题。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美国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互相排斥的政治思想，调和两者以构建融通的理论叙事是件棘手的事情。这里主要以麦克马纳斯的自由社会主义为例进行分析。他是通过模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边界使二者相互交融的。麦克马纳斯认为没有单数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复数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不止一种，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盖棺定论式的定义，因此可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享的价值中找到结合二者的基础。他先是分析了约翰·格雷（John Gray）等对自由主义的定义，从中提取出了自由主义的两条核心原则：一是作为个体的平等性，二是作为公民应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实际上，可把这两条归结为一条，即个体应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他后又分析了彼得·兰姆（Peter Lamb）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从中提取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以合作和互爱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麦克马纳斯综合这两个方面后指出自由社会主义的内核就是以集体协作的方式实现个体同等程度的自由。麦克马纳斯的意图是积极的，但这样的调和没有消除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同等程度的自由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对自由的感受因人而异，即使通过集体协作实现了个体物质层面的平等，这种客观意义上的平等也不必然带来主观上对自由的同等感受。而一旦集体更进一步，干预个体主观上对自由的认知和感受，那结果就不是个体和集体的调和，而是集体对个体的压制。麦克马纳斯在《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一书中并未就集体协作如何确保个体主观上对自由有同等程度的感受做出回答，这说明他也意识到了个体与集体在这个层面上的张力。
二是自由社会主义的辨识度问题。虽然美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界定了何谓自由社会主义，但是其理论辨识度仍不够突出。这里主要以克罗蒂的自由社会主义为例进行分析。凯恩斯主义助力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大萧条”。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右两翼先后达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凯恩斯主义。即便是新自由主义也支持最低限度的财富再分配措施，如政府构建的社会安全网。克罗蒂对凯恩斯的思想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从中提取出了四条教义，其核心是政府应加大对市场的干预，而非变革所有制。然而，自由平等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内含着类似的要求。例如，在为社会民主主义进行辩护时，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彼得林指出：“借助税收和缴费介入基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收入分配，这是保障所有人自由、安全和产权的必要工具。这里并非在整体上取消了所有权，而仅仅是设置了它的优先顺序。”就此而言，自由社会主义不具有足够的理论辨识度，它难以有效替代自由平等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它没有在理论层面就自由平等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遇到的难题如市场和政府的再平衡问题给出有辨识度的解决方案。
三是自由社会主义制造的新问题。自由社会主义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新的问题。这里主要以沃尔泽的自由社会主义为例进行分析。《正义诸领域》一书诞生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推崇“差别”原则，并据此攻击社会主义价值观。沃尔泽的复合平等观吸纳了“差别”原则，通过证明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与自由并不是对立的，为社会主义作了辩护。他在《为优良政治而斗争》一书中阐述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延续了既有的主题。就此而言，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主张更为融贯。但他在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同时制造了新的问题，即一元与多元的再平衡问题。沃尔泽认为正义法则是在特定时间、由特定共同体创建的，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正义法则。由于特定时间的特定共同体对正义的理解是不一致的，这就可能导致文化相对主义的后果。面对相关质疑，沃尔泽特意声明有些正义要求是贯穿所有文化的，比如禁止谋杀、欺骗和暴虐等。尽管沃尔泽解释说这些属于底线性的道德范畴，但一元与多元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沃尔泽提到《为优良政治而斗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但他在这部著作中也未给出解决一元和多元之间矛盾的可行方案。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被沃尔泽转移到了一元与多元之间。
（二）现实层面的难题
美国自由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克罗蒂感慨时代变化之巨，称社会民主主义处于退却的态势中，权威主义的寡头势力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兴起，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变成为巨型公司和富人服务。沃尔泽批评特朗普，称他2016年至2020年内唯一的立法成就是通过税改令美国前1%的富人变得更富，其狭隘民族主义主张是在分裂美国。而麦克马纳斯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和社会保守道德主义汇合成的强大意识形态带来了分裂和愤怒，促进了唐纳德·特朗普之流的崛起。
从克罗蒂等人欲达成的目的来看，从理论层面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只是第一步。要有效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还需扩展。美国自由社会主义者想进一步扩展的社会基础由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组成，即沃尔泽所说的“弱势群体的跨种族联盟”。只有当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都意识到彼此在财富再分配议题上存在利益一致性时，沃尔泽等人向往的联盟才能建立。但在社会结构和历史积弊的双重影响下，目前这两股力量仍处于割裂的状态。
一是社会结构的影响。美国社会出现的中产阶级萎缩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趋势，激活了结构性排外心理，加剧了白人工人阶级与非白人中下层在文化和利益上的冲突。美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相比于欧洲，美国人更认可通过个人的艰苦奋斗而非国家干预实现阶层跃升。所以，美国社会中下层之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竞争。排外是人天然具有的一种社会心理倾向，就像英格尔哈特观察到的：“不平等很难被视觉化，也很难被测量。对大多数人来讲，计算或解释测量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很难，而谴责外国人造成了生活的不稳定要容易得多。外国人很容易被视觉化。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外国人（特别是在电视上），但我们看到他们出现的方式，强化了我们将外国人视作危险分子的看法。这种做法掩盖了当代高收入国家的重大经济冲突存在于99%与1%之间的事实。”美国历史上不乏排外主义的典型案例，如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当中产阶级持续扩大时，这种排外心理还能受到遏制。而一旦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拉大，这种结构性的排外心理就会被重新激活。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公布的《美国中产阶级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由1971年的61%降至2023年的51%，低收入人口则由1971年的27%升至2023年的30%。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变得比之前保守，团结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的难度加大。
二是历史积弊的影响。在二战结束后的约30年内，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凯恩斯主义达成的共识，也使得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中下层。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这“黄金三十年”兼具繁荣与平等两大特征。在此期间，美国白人无产者经历了“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建立在经济匮乏和不平等基础上的阶级议题淡出美国公众的视野，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围绕身份议题展开的斗争成为社会主流。
美国的身份政治经历了从追求身份平等到追求身份差异的转变。在第一个阶段，身份群体争取的是平等的权利。黑人等少数族裔渴望以南北战争为代价换来的《重建法案》落到实处，女性争取的是同男性一样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性少数群体渴望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利。但现实的处境使他们认识到仅是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改变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平等，一是因为历史上遭受的不公限制了他们现下把握公平机会的能力，二是因为主流群体相对于身份群体的优势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它渗入人的潜意识层次，弥散在各项制度之中，具象化为美国社会的积习。为进一步改变自身的处境，他们爬梳独属于本群体的历史，要求补偿性的优待政策，构建并宣扬独特的身份文化，从而造就了身份政治的分裂性特征。
西方世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宣告了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既改变了共和党也改变了民主党。20世纪上半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组建的“新政联盟”以跨身份的社会中下层为主，就像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提到的，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具有明显的阶级差异性，在大众的印象中，民主党是普通人的政党。而新自由主义展现出的应对经济滞胀的效能，令以比尔·克林顿为代表的新民主党人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技术理性而接受。为弥补经济政策右转导致的原社会基础的流失，民主党既得重铸自身的社会基础，还得保证重铸后的社会基础不因新自由主义议题而发生分裂。在美国两大党的博弈之下，身份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主党的工具。推崇身份自由主义既可使民主党在文化议题上维持相比于共和党的左翼政党形象，将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外来移民等纳入自己的阵营，又可将他们的关注点引离经济社会问题。这样一来，民主党仅是通过展示少数族裔、女性等通过自身努力跻身社会上层的个别案例，就可使身份群体、文化左翼和受益于新自由主义的亿万富翁们和平共处。共和党则利用民主党对身份议题的炒作，不断地在身份群体和白人工人阶级之间制造隔阂，收获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
从白人工人阶级方面看，他们深受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对身份群体的疏离感尚在加强。一方面，特朗普延续了共和党的传统策略，即“通过谈论‘福利计划’和‘贫困文化’来煽动情绪，暗示黑人和棕色人种与想象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不符”。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叠加使用了“象征性阶级斗争”策略。他常模仿白人工人阶级的言行，借此表明自己是他们的代表，同时遮蔽自己推出的不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实际收入缩水，生活水平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使民众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但特朗普将其归咎于“他者”的竞争，并承诺使制造业回流以满足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偏好。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自2016年特朗普参选总统以来白人工人阶级对共和党的支持维持在高位。民调显示：在2016年至2024年的三次总统大选中，分别有66%、67%和66%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
从非白人中下层方面来看，他们依然囿于身份政治的框架。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曾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有过良好的合作。但当非裔美国人凭借《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案》授予的权利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展现出竞争力、影响到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时，后者的态度则转向保守，这埋下了非裔美国人对白人工人阶级不信任的种子。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杀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信任感。所以当白人工人阶级的敌对情绪增强时，非裔美国人往往报之以同样的态度。以今天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为例，“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延续多年，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黑人运动，它依然把纠正身份层面的不正义作为主题。该运动的参加者曾打断桑德斯的演讲，称其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不正义上，对种族不正义的关注度不够。弗朗西斯·福山评论道：“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应以自己之所是为荣，而不是以社会望其所是为荣”，这阻碍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总之，在社会结构和历史积弊的综合作用下，目前非白人中下层与白人工人阶级的裂痕在持续加深，这对自由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利的。如果有望支持自由社会主义的两股力量仍然是割裂的，那么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挑战的努力就难免落空。
结语
美国左翼思想界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调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现财富再分配的制度和政策工具，如国有制、普惠性福利制度、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充分就业等。通过吸纳社会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才能克服过度重视身份的弊端。而自由是美国人信奉的最为核心的理念，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自由，反而把真正的自由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在美国讲明这一点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正因如此，自由社会主义才成为当前美国的一股重要左翼思潮。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面前，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对彼此来说都是有利的。
目前，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受到两个难题的制约：一是理论体系不够融贯、不易落实，二是缺乏足够的社会力量作为支撑。这两个难题绝非不可克服。对于第一个难题，赖特的《真实乌托邦》可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启示。《真实乌托邦》致力于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实现“反思平衡”，其理论主张建立在对世界范围内诸多现实案例的深度考察上。美国自由社会主义者可尝试在这种“反思平衡”中建构新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而第二个难题的解决需要自由社会主义者走向社会，实现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两种身份的合一。就此而言，威廉·J.巴伯二世领导的“穷人运动”提供了范例。他意识到“种族主义迷思的目标就是要使黑人和白人保持隔离，这样他们就无法通过联合的方式改变一个只服务于少数人的体制。如果我们要反对种族主义，并为所有人重建一个更好的美国，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现实”。在该运动的影响下，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已在一些议题上展开合作。如果自由社会主义者在从理论层面阐明自由社会主义优点的同时，能够以智库、媒体、社会组织等为据点宣传自由社会主义，使白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中下层意识到他们在反对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上有着共同的利益，那么自由社会主义将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陈晔，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