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推出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政，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塑美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框架。新政是特朗普从右翼民粹主义视角出发，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开出的“药方”，旨在重塑利益在不同群体、种族和国家间的分配，对内排斥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边缘群体，维护白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对外逼迫盟友和贸易伙伴对美国让利，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和安全新格局。新政在目标和手段上显露出诸多内在矛盾，且面临民主党和自由派掣肘、国内经济形势和基本盘选民反应约束、国际社会抵制等多重障碍，实施进程面临巨大挑战。在右翼民粹主义理念驱动下，特朗普2.0在坚持本土优先的同时推行对华战略竞争，谋求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加强对华高技术封锁，继续对华地缘政治施压，但较第一任期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交易性特征。特朗普新政通过鼓吹身份政治和民族矛盾来解决美国自身问题，这种转嫁危机的策略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将加快美国的衰落进程。

【关键词】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美国优先”、中美关系

2025 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推出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政，推动美国政治与社会加速右转，对战后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造成颠覆式冲击。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2.0延续对华战略竞争，在经贸和供应链领域对华施加更大压力，对中美关系稳定构成新一轮挑战。在此种危机情势下，系统梳理特朗普2.0的新政举措，分析其施政逻辑、内在张力及实施阻力，对认清特朗普新政本质及研判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特朗普2.0新政的主要内容

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推行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政，重塑美国内外政策基本框架，触及美国深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

（一）减少干预的经济政策

特朗普2.0力图通过减税、削减支出和放松能源管制等方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使用“3-3-3”计划概括特朗普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即通过放松监管实现3%的经济增长、将财政赤字率降至3%、到2028年每天增产300万桶石油。在减税方面，2025年7月4日，特朗普签署《大而美法》（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将 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中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减税条款永久化，使其在2025年底到期后能够继续生效；削减小费税和加班税；扩展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在削减支出方面，特朗普设立政府效率部，负责放松监管和削减支出，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制定了每年至少削减5000亿美元联邦支出的目标。《大而美法》大幅削减联邦社会福利支出，提高获取医疗和食品补助的门槛，预估将分别削减70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在放松能源管制方面，特朗普在就职当天便签署多项行政令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鼓励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开发利用。

（二）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

限制移民是特朗普2.0新政的优先议题。特朗普执政后，推动旨在打击非法移民犯罪的《莱肯·莱利法案》落地，签署了保护各州免受入侵、保卫边境等10余项关涉移民的行政令，并在《大而美法》中嵌入多项反移民举措，多管齐下收紧移民政策。一是加强边境管控。特朗普指示美国军队协助国土安全部维护南部边境安全，阻止非法移民从南部边境进入美国。二是加大驱逐非法移民力度。扩大执法权限，特朗普批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学校、教堂等“敏感区域”抓捕非法移民，要求司法部、国防部等机构配合ICE执法；加大拨款力度，《大而美法》拨款1500亿美元用于驱逐非法移民、建设边境墙、扩建拘留设施等；鼓励自愿离境，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返乡计划”，为自行离境的非法移民提供离境协助和津贴。三是收紧合法移民接收政策。特朗普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寻求庇护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法庭审理前留在墨西哥等待案件处理；签署行政令，废除非法移民及合法临时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四是增加移民美国的成本。《大而美法》新增或提高多项移民相关手续费用，包括新增100美元庇护申请费、5000 美元非法入境被捕费、550美元首次办理工作许可的申请费等。

“反觉醒运动”是特朗普社会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特朗普主张保守的宗教和家庭理念，在美国掀起一场旨在反对“多元、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的“反觉醒行动”。一是捍卫基督教价值观，打击跨性别意识形态。特朗普签署多项行政令，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宗教自由委员会，保护基督徒及其宗教信仰免受歧视。特朗普打击跨性别意识形态，宣布美国政府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竞赛，将跨性别者驱逐出美国军队。二是取消对边缘群体的特殊性政策。特朗普签署多项行政令，要求建立以能力和绩效为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取消在教育、就业和晋升过程中给予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的特殊性照顾。三是建立促进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体系，停止向继续实施DEI项目的学校提供联邦资助。

（三）“小政府”的机构精简政策

特朗普2.0以“削减开支”“提升效率”为名，对美国联邦政府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减了一大批联邦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与国家安全、对外援助和对外宣传相关的联邦机构。特朗普裁撤了负责实施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裁减国务院15%的工作人员，撤销或重组其数百个国内办事机构；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雇员人数从300余人削减至约150人；裁撤统筹“美国之音”等多个“外宣喉舌”的美国国际媒体署。二是落实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联邦机构。特朗普宣布裁撤旨在推进DEI项目的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商务部少数族裔商业发展局、国务院多元化与包容性办公室、全球妇女问题办公室等。三是偏向民主党意识形态的联邦机构。由于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消极立场，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减了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员工，削减对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的拨款。为配合其福利削减政策，特朗普政府裁减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美国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理事会等福利机构。为配合其放松管制政策，特朗普计划裁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金融监管机构。

（四）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2.0的贸易政策更加激进，加征关税幅度更大，针对目标范围更广。特朗普已经实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汽车、钢铝、铜半成品、药品等特定产品征收行业关税。二是以芬太尼、移民等议题等为由，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特定国家加征关税。三是对57 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1%～49%的“对等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税率为34%。四是对除上述57个贸易伙伴外的其他贸易伙伴加征10%的普遍基准关税。中国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对美国进行反制，遭到特朗普政府癫狂式的关税报复，一度将对华关税加征至145%。

自2025年5月以来，为减轻激进关税政策面临的内外阻力，特朗普调整了关税推进策略。一方面，特朗普暂缓推进部分“对等关税”，与主要贸易伙伴进行一对一的贸易谈判，视情况对谈判对象提出差异化的谈判条件。中国是特朗普贸易谈判的重点对象。5月，中美在日内瓦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美国取消对华加征的部分关税，暂缓实施24%的“对等关税”90天，保留20%的“芬太尼关税”和10%的“对等关税”。10月，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达成联合安排，美国将对华“芬太尼关税”降至10%，暂缓实施24%的“对等关税”一年，中国也相应调整针对美方上述关税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除推进国别关税谈判外，特朗普政府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加大对特定行业的加税力度，以减少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关税面临的司法阻力。

（五）“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2.0“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着眼国内，重视现实收益和军事力量，表现出整体收缩和局部扩张的复合型特征。

一方面，坚持国内优先，在国际责任、对外干预和武力使用上秉持审慎立场，总体上呈现较强的收缩性和内向性特征。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已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条约或组织。在国际安全方面，特朗普不愿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尝试从热点问题中抽身，一度撇下欧洲单独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极限施压方式胁迫乌克兰和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前。在盟友关系方面，特朗普指责盟友“搭美国便车”，要求以公平为原则重新划分与盟友之间的防务责任，甚至以退出联盟为筹码胁迫盟友提高防务责任。在美国的压力下，北约同意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占成员国GDP比例提高至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在国防战略布局上，特朗普聚焦本土防御，斥巨资打造旨在保护美国本土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收缩性特征。

另一方面，坚持实力优先，表现出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在亚太和美洲等地区呈现扩张性和冒险性特征。在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美国前沿军事部署，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加快与日本、菲律宾等关键地区盟友之间的军事合作，试图打造所谓“印太威慑计划”。在美洲地区，特朗普发表“夺取巴拿马运河”“控制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等出格言论；以打击贩毒集团为由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威慑力度；借移民和芬太尼问题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特朗普将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大幅度提高2026财年国防预算，集中体现其“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

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施政逻辑

特朗普新政根植于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右翼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和保守政治糅合的产物，除了具备民粹主义反精英的特征外，还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本土理念和排外特征。与左翼民粹主义关注利益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分配不同，右翼民粹主义更重视利益在不同群体、种族和国家之间的横向分配，对内排斥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边缘群体，维护白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对外逼迫盟友和贸易伙伴对美国让利，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和安全新格局。特朗普通过鼓吹右翼民粹主义，有选择性地将右翼政治光谱中的多种保守理念嫁接在民粹主义的根茎之上，糅合反干预、反精英、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义、反自由贸易、反全球主义外交等政策理念，最大限度地整合并动员了共和党的基本盘，赢得白人蓝领阶层、政治保守派、白人福音派等“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群体的大力支持。新政正是特朗普从右翼民粹主义视角出发，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开出的“药方”，旨在全方位清除导致美国衰落的“顽瘴痼疾”，打造有利于美国MAGA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新格局，为维系美国霸权地位提供长期稳固的力量支撑。

（一）刺激美国经济，重振本土制造业

在国内经济治理层面，右翼民粹主义秉持自由放任理念，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诱发经济衰落，主张以减少干预的方式来刺激美国经济，重振本土制造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影响下，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严重，出现制造业衰落和制造业岗位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尤其以MAGA群体中的白人蓝领阶层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要求变革的呼声最高。面对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秉持右翼理念的特朗普将矛头指向经济管制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左翼政策主张，指责这些举措增加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抑制经济创新活力，加剧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导致美国经济的衰落。特朗普试图通过供给学派和“涓滴经济学”振兴美国经济，主张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通过放松管制来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推动《大而美法》落地，旨在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来降低国内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能源成本，为本土制造业发展创造低税负环境，把美国打造成“制造业超级大国”，回应白人蓝领阶层“把制造业和就业带回美国”的利益诉求。

（二）捍卫白人的社会文化地位

在社会文化领域，右翼民粹主义将美国的衰败归因于自由派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斥责其过度偏袒边缘群体，冲击了白人在美国社会文化参与中的主导地位，造成美国在价值观层面的衰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争取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的支持，自由派精英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以DEI为目标的“觉醒运动”，使尊重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等边缘群体的身份诉求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文化观念变迁的同时带来资源分配格局的重塑，美国逐渐发展出一套基于配额制或定额制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使边缘群体在竞赛、教育、就业等领域得到特殊性照顾。自由派对边缘群体身份权利的强调和资源分配的倾斜，损害了白人群体的保守价值观念和优势社会地位，使本就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白人群体感受到“反向歧视”，催生了白人群体的身份焦虑和怨恨情绪。

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将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归因机制，把白人群体的身份焦虑和经济困境归咎于移民、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通过排斥“他者”成功实现对白人群体的政治动员，赢得白人保守派的大力支持。特朗普在执政后自然要“投桃报李”，捍卫白人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利益诉求。移民问题因兼具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而成为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议题。特朗普认为，以有色人种为主体的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后，不仅会抢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破坏美国社会秩序，也会对白人新教徒信奉的美国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因此，特朗普通过收紧移民政策,减缓移民涌入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就业机会及社会资源的冲击和挤占，维护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文化结构。同时，特朗普通过“反觉醒运动”捍卫基督教保守价值观念、取消自由派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给予边缘群体的特殊性照顾，同样是为了抵御左翼思潮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消除“觉醒运动”和“肯定性行动”在文化心理及资源分配方面对白人群体造成的“反向歧视”。

（三）削弱自由派力量

在政治层面，右翼民粹主义秉持反精英、反建制的基本政治主张，斥责“腐败的精英垄断了本属于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但与左翼民粹主义不同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反对的“精英”并非掌握巨额财富的经济精英，而是亲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特朗普看来，华盛顿存在一个由自由派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官僚机构等深度勾连的“深层政府”，该群体秉持移民宽容政策、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倡导全球主义外交，控制了美国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方面面，导致美国的衰败，是特朗普新政“革命”和“清算”的主要对象。

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以“民众代言人”自居，誓言“抽干华盛顿的沼泽”，还政于民，从腐败的自由派精英手中夺回美国的民主制度。特朗普授权政府效率部裁减不必要的联邦机构和支出，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预算平衡或提高政府效率等浅层目标，而是要拆解亲自由派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削弱联邦政府中的自由派力量，破除损害MAGA群体利益的顶层设计，本质上是对美国联邦政治体系的“政治清洗”。特朗普2.0所裁减的联邦机构是有选择性的，大多是自由派推行全球主义外交、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及福利政策的行政载体。特朗普所谓的“还政于民”，是要把权力从自由派手中夺回，交还给其代表的保守派群体。

（四）塑造所谓的“公平贸易”关系

在国际经济领域，右翼民粹主义尤其关注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将美国衰落的症结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格局。在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看来，冷战后美国精英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致使美国在对外贸易往来中陷入利益受损的境地。特朗普签署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指出，在自由贸易理念影响下，美国一直对贸易伙伴保持低关税和低贸易壁垒，而美国的贸易伙伴却对美国商品加征高关税，通过提高市场准入、抑制国内消费、提供补贴等不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相对于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在特朗普和右翼民粹派的叙事中，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关系使美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本土制造业企业遭遇外国廉价商品冲击而破产，大批美国工人因失业而陷入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描述的悲惨境遇，而以中国、墨西哥、越南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接了美国的制造业，“抢占”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共和党2024年竞选纲领指出，美国政客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协定和对全球化信条的盲目推崇，把美国人的工作和生计出卖给海外出价最高的国家，侵蚀了美国的经济基础。

在右翼民粹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特朗普试图通过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平衡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为美国企业和工人塑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新格局。特朗普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抬高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的成本，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增加企业离岸生产的成本，从而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达到削减贸易逆差等目的。同时，特朗普将“对等关税”作为一种谈判策略，胁迫贸易伙伴减少或取消对美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做法，从而实现所谓的“公平贸易”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性。特朗普之所以对钢铁、汽车等产品加征高额的行业关税，是因为与美国钢铁、汽车等行业相关的白人蓝领阶层受外来产品的冲击最为严重，要求采取保护性关税的呼声最高，对特朗普的支持力度最大，特朗普因此实施更加激进的行业关税来回应该群体的利益诉求。

（五）削减霸权护持的成本

在外交领域，右翼民粹主义认为建制派精英奉行的全球主义外交，使美国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侵蚀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在海外维持了庞大的驻军和基地网络，在联盟中承担了较高比例的防务责任，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随着霸权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内问题的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霸权负担”过重的不满逐渐累积。

“美国优先”外交理念是右翼民粹派对全球主义外交的反思，旨在削减霸权护持的成本，以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式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作为“美国优先”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天然带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强调国家主权和安全优先于全球主义制度安排，反对美国在海外的过度扩张和不对称的责任分担。这一理念呼应了MAGA群体的认知与诉求，该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对全球主义外交产生严重质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优先解决国内事务和本土安全，推动美国从“世界的美国”回归到“美国的美国”。特朗普2.0采取的“退群”“减负”“抽身”等收缩性外交举措，与其第一任期保持高度连贯性，清晰回应了MAGA群体要求减少海外干预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美国优先”绝非意味着美国要放弃领导世界的目标，而是要以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式维护领导地位。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多次强调，“美国要继续领导和管理世界”“美国优先并非美国独行”。无论是右翼民粹派抑或是传统保守派，均主张使用武力保护美国国家主权和全球重要利益，但要求美国在使用武力时考虑成本和收益比例，削减美国霸权护持的成本，在全球权力格局变迁中寻求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战略调整。某种程度而言，“美国优先”外交是特朗普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为削减霸权成本而采取的“选择性霸权”战略，即美国必须领导世界，但美国资源有限，不应扮演“世界警察”，而应把本土安全置于首位，把资源集中投放至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印太”和西半球，在这些地区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只有在维护重要利益时方能使用武力。

三、特朗普2.0新政的制约因素

特朗普新政虽目标宏大，但充斥诸多内在矛盾，且面临民主党和自由派掣肘、国内经济形势和基本盘选民反应约束、国际社会抵制等多重障碍，实施进程面临较大挑战。

（一）充斥诸多内在矛盾

特朗普新政充斥诸多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若处置不当，将进一步反噬美国经济，加剧美国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侵蚀特朗普的执政基础。第一，削减赤字是特朗普2.0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其减税政策和新增支出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大而美法》的减税政策在未来10年将使美国财政收入减少约4.5万亿美元，即便抵消了支出削减所节省的1.1万亿美元开支，联邦赤字仍将净增约3.4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无疑将加重美国债务负担，长期以往将拖累美国经济，诱发新一轮债务危机。《大而美法》引发的赤字之争也导致特朗普与马斯克这对政治盟友反目成仇。

第二，特朗普的加征关税政策和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特朗普寄希望于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但其激进的、普遍性的加征关税举措将抬高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比如，美国对进口钢铝加征50%的关税，对汽车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无疑将提升本土汽车制造业的成本，影响汽车产业回流。

第三，特朗普政府削减贸易逆差与其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目标相悖，将加剧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一种全球货币，须同时满足“流动性需求”和“币值稳定”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正是因为贸易逆差的存在，大量美元流向海外，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美国才得以动员全球资源。特朗普政府力图通过激进的关税政策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势必影响美元的流动性，这与特朗普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目标相悖。

第四，特朗普声称代表美国白人蓝领阶层利益，而《大而美法》“劫贫济富”的做法无疑将损害该群体的利益，侵蚀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过去数十年来，市场无节制扩张及其带来的金融“掠夺”问题是造成白人蓝领阶层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特朗普采取的减税、放松管制、削减福利支出等政策，打开了束缚在资本之上的枷锁，将助推新一轮的市场和资本扩张，拆解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安全网。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损害了包括白人蓝领阶层在内的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加剧美国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

（二）民主党和自由派掣肘

针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策，民主党和自由派主要通过阻挠立法、借助司法和利用州权等方式予以抵制。

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中团结一致，在参议院表决《大而美法》、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等多项重大议题上均投了反对票，致使表决多次陷入僵局，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依靠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万斯的关键一票来扭转被动局面。

民主党和自由派还借助司法工具阻挠特朗普政府多项施政。在废除“出生公民权”议题上，美国22个民主党执政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分别发布全国性禁令阻止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尽管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地区法院法官无权发布全国性禁令，提起诉讼的各州仍以违宪为由暂停执行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民主党力量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起诉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违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先后裁定特朗普援引IEEPA 加征的关税超出该法授权范围，使其多项关税政策面临被叫停风险。

民主党还利用州权制衡特朗普政府代表的行政权力，阻挠联邦当局驱逐非法移民。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和非法移民人数最多的州，自然成为民主党抵制特朗普激进移民政策的前沿阵地。2025年6月，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在洛杉矶逮捕非法移民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特朗普政府绕开加州政府直接部署国民警卫队维护秩序。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对此表示抗议，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破坏州权的违宪行为。

（三）国内经济形势和基本盘选民反应约束

特朗普对贸易伙伴发动关税战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压能力。2025 年4月，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震荡，美股指数、美元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美国国债遭遇疯狂抛售。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压力下，特朗普政府暂缓实施“对等关税”90天。同月，特朗普对华加征145%关税的做法同样对美国经济造成反噬，使美国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迫使特朗普政府主动向中国发起谈判邀约。

特朗普政府还必须关注其基本盘选民对新政举措的反应，这无疑增加了特朗普施政的观众成本。比如，特朗普打击伊朗、宣布重新援助乌克兰等外交举措，引发MAGA群体的不满与指责。在特朗普政府轰炸伊朗核设施后，MAGA 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塔克·卡尔森、班农纷纷质疑轰炸伊朗将使美国卷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是典型的“战争贩子”行为，是对“美国优先”外交理念的背离。面对质疑，万斯被迫出面澄清“特朗普2.0优先使用外交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只有在外交手段失效时才会使用武力，且要通过压倒性军事力量来避免事态长期化”，以缓解MAGA群体对特朗普政府回归全球主义外交路线的担忧。

（四）国际社会抵制

特朗普2.0的关税讹诈政策遭到一些贸易伙伴的有力反制，其通过关税胁迫贸易伙伴的企图被局部挫败。2025年4月，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滥施高额关税的做法，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反制举措，有理有据地回击了美国关税霸凌行径，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对华加征的部分关税，不仅维护了中国自身正当利益，也揭露了美国关税霸凌的讹诈本质，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除中国外，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同样对美国的钢铝关税、移民关税等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反制，迫使特朗普政府调整对这些经济体加征的关税。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同样引起部分国家的抵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尽管特朗普曾声称将在短期内解决，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胁迫双方开启谈判，但俄乌并未完全屈从特朗普的压力，打破了特朗普短期内从乌克兰危机中抽身的设想，促使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极端加征关税方式向俄罗斯施压。面对美国在国防支出方面的施压，西班牙直接拒绝特朗普关于增加国防支出的要求；日本曾一度取消美日外交和防务“2+2”会谈，拒绝就国防支出问题同美国进行磋商。

四、特朗普新政视角下的对华政策

在右翼民粹主义理念驱动下，特朗普2.0在坚持本土优先的同时推行对华战略竞争，通过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强化对华高技术封锁和继续对华地缘政治围堵等方式确保美国对华权力优势。同时，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对华施压给美国自身造成的反噬，争取为对华经贸谈判提供更多筹码。因此，其对华政策较第一任期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交易性特征。

（一）坚持本土优先的同时推行对华战略竞争，对华政策更具灵活性

右翼民粹主义天然的本土主义倾向，决定了特朗普2.0在聚焦国内事务和本土安全的同时继续推行对华战略竞争。右翼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倾向要求美国减少海外干预，集中资源处理国内事务。从特朗普2.0的施政重点来看，美国的优先事项是要刺激国内经济，捍卫传统价值观，应对“移民危机”，同时加强本土防御，保护美国边境安全。但是，本土优先并非意味着美国将改变或弱化对华战略竞争。右翼民粹主义因其本土主义倾向尤其关注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分配，要求改变中美在国际经贸格局中所谓的“收益不对等”局面。受此种理念影响，特朗普把中国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要外部挑战，污称中国是在牺牲美国利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美国国内问题的症结部分归咎于中国。因此，特朗普2.0在聚焦国内事务和本土安全的同时，继续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国防部将威慑中国和保卫美国本土安全并列为2025年国防战略的优先事项，表明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

特朗普政府坚持本土优先，其在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国内承压能力，在稀土供应、芬太尼禁毒合作、农产品贸易等特定议题上寻求中国配合，这也使其对华政策较第一任期呈现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为逼迫中国对美让利，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和供应链等领域对中国施加重压，这在2025 年4月美国对华多轮次疯狂加征关税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对华施压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反噬，避免由此引发的中国反制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和供应链安全，侵蚀特朗普的执政基础。自2025年5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施压的同时，时而释放对华缓和信号，在对华经贸谈判、芯片出口管制、TikTok封禁、稀土供应链等议题上间或展示出灵活姿态。此种表现是特朗普政府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保障关键供应链稳定以及争取对华后续谈判空间的策略性手段，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方向。一旦特朗普政府腾出手来，就会继续对华全方面施压。

（二）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逐步减少对华依赖

经贸和供应链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议题。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倾销过剩产能、宽松的劳工和环境政策等“不公平竞争”的贸易政策，获得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导致全球制造环节过度集中在中国，损害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利益，造成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致使美国在供应链领域高度依赖中国。因此，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征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等手段谋求中美经贸关系“再平衡”，以实现削减对华贸易逆差、推动中国对美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等多重目标。2025 年4月,贝森特在国际金融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美实现经贸关系‘再平衡’尤为必要，中国应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美国则需要加强本土制造业。”可见，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考量。美国在2025年4月对华关税施压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将在关税豁免期结束后继续通过胁迫式手段谋求中美经贸关系“再平衡”。

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激进的对华关税政策将反噬美国经济，美国短期内难以彻底摆脱对华供应链依赖，其下一步将根据国内经济的承压能力来调整对华施压节奏，采取分类征税、联合盟伴和非关税性措施等渐进方式来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在分类征税方面，为避免激进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和引发中国强有力反制，特朗普政府继续暂缓实施“对等关税”，通过加征更多行业关税削弱中国输美产品的竞争优势，削减对华贸易逆差。在联合盟伴方面，特朗普将延续拜登政府做法，将关键供应链嵌入美国主导的盟伴体系网络中，减少美国对华供应链依赖，削弱中国利用供应链优势实施对美反制的能力。尤其是在稀土供应链方面，美国正在加强与盟伴的合作，企图构建独立于中国的全球稀土供应链网络，挤压中国的全球稀土市场份额。同时，美国将原产地规则条款嵌入美国与盟伴的贸易协议之中，限制中国借道第三方向美国转运商品。美国要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贸易伙伴加强原产地规则监管，对转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给予第三方的优惠关税获益。此外，美国通过非关税性限制举措削弱中国在关键供应链领域中的地位。2025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对中国海事、物流及造船业301调查措施，拟分阶段对中国企业拥有或经营的船舶、中国籍船舶及中国造船舶加收港口服务费。此举将削弱中国在远洋物流和造船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抬高中国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

（三）加强对华高技术封锁，维护美国技术优势

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污称中国通过操控对美投资、强制技术转移、人文交流等方式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在战略产业领域的对美优势，挑战美国的技术霸权。为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延续拜登政府时期的“小院高墙”战略，多管齐下加强对华高技术封锁。第一，继续强化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不仅将更多的中国高技术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还计划实施所谓“穿透性规则”，将与受制裁清单内实体存在50%及以上股权关联的实体自动列为管制对象。第二，收紧投资审查机制，阻断因投资产生的对华高技术转移。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在鼓励美国盟伴对美技术投资的同时，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严格审查中国实体对美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领域的投资和收购，严格限制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等领域以及所谓受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影响领域的对华投资。第三，收紧中美人文交流，限制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202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称将吊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签证申请的审查。

（四）在地缘政治领域继续对华施压，展现较强交易性

在地缘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进“联盟制华”战略，在涉华关键议题上继续对华施压，但将展现较强的交易性。

在联盟制华方面，特朗普2.0在加强对华军事威慑的同时，将推动盟友在遏制中国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一方面，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特朗普2.0将继续推进“印太战略”，有选择性地延续QUAD、美日韩等小多边安全机制，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和前沿军事部署。另一方面，为减少美国的资源投入、回应国内MAGA群体的政治诉求，特朗普2.0将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增加地区国家的恐慌和不安全感，通过重申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推动地区盟友在遏制中国上承担更多防务责任。2025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呼吁亚太国家增加国防开支，效仿北约将GDP的5%用于国防开支，称“随着地区盟友分担责任，美国将更加关注印太地区”。这充分展现了美国既想遏制中国，又不愿投入更多资源的矛盾心态，以及美国通过提供安全承诺换取盟友在遏华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的交易性策略。

在涉华关键议题上，特朗普政府可能利用台海、南海、东海等议题继续对华施压，以此作为筹码迫使中国在经贸议题上作出让步。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崇“以实力求和平”，通过对台勾连、同日、菲军事合作等方式加强对华军事威慑。自特朗普2.0以来，鲁比奥、赫格塞斯等多次强调协防台湾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美国加快在菲律宾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还公开支持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滋事，派出军机军舰为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挑衅行动“撑腰打气”。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秉承“美国优先”原则，强调以现实收益作为衡量外交政策的主要标尺，与中国爆发冲突不符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施政目标及右翼保守派的诉求。特朗普2.0对台湾、南海等议题关注度相对较低，特朗普本人极少就台湾和南海等议题发表正式观点，可见特朗普施政重点仍在国内事务和经贸议题之上。当美国对华经贸谈判遇阻时，特朗普极有可能将安全领域对华施压作为对华经贸谈判的“交易工具”，视对华经贸谈判的情况调整在安全领域对华施压的节奏。

五、结语

特朗普新政根植于美国深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反映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结构性困境、白人对自身社会文化地位的极度焦虑以及美国对霸权衰落的深度担忧。特朗普尝试用右翼民粹主义新政疗治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理念给美国带来的“创伤”：对内通过收紧移民政策、捍卫传统价值、削弱自由派力量等方式排斥外来移民和边缘群体，维护白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地位，重塑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对外通过关税讹诈、退出外交、胁迫外交等“美国优先”举措迫使其他国家对美国让利，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和安全新格局，重塑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

然而，由于特朗普本人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特朗普未能也不可能触及造成美国衰落和极化的根源性问题——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集团与日益贫困的中下层民众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特朗普通过鼓吹身份政治和凸显民族矛盾的方式来掩盖和转移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把矛头指向外来移民、边缘群体和其他国家，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将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速美国的衰落进程。2025年9月，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特朗普政治盟友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为保守理念辩护时遇刺身亡的悲剧事件，以及10—11月联邦政府因两党对立而陷入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停摆危机，足见特朗普保守新政对美国国家共识的撕裂程度之深。

特朗普新政不仅反噬美国自身，也对中美关系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结构性影响。在“美国优先”理念的驱动下，特朗普2.0在经贸和供应链领域集中对华施压，在高技术和地缘政治领域围堵中国，对中美关系稳定造成新一轮冲击。长此以往，中美经贸依存关系面临重构风险，两国在关键领域的“脱钩”进程将加速。特朗普2.0激进的关税政策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开放合作的国际经贸格局造成颠覆式冲击；其“美国优先”的自利本质和胁迫式外交，不仅加剧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态势，还扩大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赤字，对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维系的国家主权、规则规范、正义责任等基本原则造成系统性侵蚀。

危机中蕴藏着转机。特朗普新政对华危害颇深，但在中美激烈交锋之后，特朗普政府已清楚认识到，激进的对华关税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美国无法承受对华“脱钩”的沉重代价，通过极限施压威逼中国屈服的企图不可能得逞，这为中美在战略稳定、经贸、禁毒等领域的对话合作提供了潜在空间。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和中美经贸团队通过吉隆坡磋商达成的成果共识，释放了中美加强战略沟通对话的积极信号。同时，面对特朗普的关税霸凌，国际社会仍保持着足够的理性和克制，绝大多数国家仍致力于维护多边合作与开放包容的全球秩序。为此，中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作者：宫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转载自《国际问题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