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系统阐释了物和人的关系，强调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历史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相互构建，推动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性机制，使物的投资定向服务于人的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党对经济工作的系统性总结和规律性认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投资于物 投资于人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提出“五个必须”的指导要求，指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是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系统性总结和规律性认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广义投资视角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代表了两种在投资对象与侧重领域上有所区别的资源配置取向，共同构成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两翼”。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范式变革，要将发展重心从单纯追求物质增长转向统筹供给能力与需求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新时代以来，我国“物”“人”协同投资的政策促进了人的现代化，但就中国式现代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范式所提出的新要求而言，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生成发展的历史图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价值旨归是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从“物质生产活动（实践基础）—生产方式（动态演进）—人的全面发展（价值旨归）”三个层次递进式地认识物和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路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物和人的关系的阐释，要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基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演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价值旨归。

一、对物和人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与物质生产活动相联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去理解“现实的个人”，认为物和人的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的辩证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系统阐释了物和人的关系，强调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历史的。可以从“物质生产活动（实践基础）—生产方式（动态演进）—人的全面发展（价值旨归）”三个层次递进式地认识物和人的关系。

（一）物和人的关系的展开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实践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即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活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条件出发，才能深刻揭示现实的人和社会的本质。当人开始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之时，人本身也就开始区别于动物。为了全面揭示“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首先就要考察物质生产活动，考察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物和人的关系。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物，物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载体。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人（劳动者）与物（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合称）的矛盾运动，推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的持续变革中不断发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物和人的关系是实践客体和实践主体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现实的人只能借由一定的社会形式才能实现对物的占有。物质生产活动必然产生生产关系，它规定了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方式。

（二）物和人的关系的演进是生产方式发展的中心线索

马克思所提出的“三种社会形态论”是以“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为中心线索展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特征在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物的依赖性”是一种与个体自身存在对立但又具有独立性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内部展开的交换关系、生产关系，独立于人并与人自身相对立，构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二大社会形态促进了劳动主体自身的发展，物的发展不仅推动主体确立自身的多元发展需要，也塑造出主体实现自身的能力体系，但交换价值仍以物的形式存在，成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第三大社会形态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不再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主体间直接的社会性联结取代了以物为中介的间接交往形式。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结合旨在促进劳动主体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是从第二大形态跃升至第三大形态的必由之路。

（三）物和人的关系的价值旨归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尊重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并非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在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动态生成的历史过程。物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物”向“人”的回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深刻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价值方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不仅改造了世界，推动了社会现代化，而且改变了自身，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征程中，应当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指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双引擎”。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价值意蕴及其结合路径

“生产是总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的一个重要论断。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基于“肤浅的表象”“外在的联系”所把握的“生产”进行了批判，从社会有机整体的角度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动态系统进行了抽象概括。在对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物质生产”的理解中，要厘清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关系，搞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结合“十五五”时期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是总体”的论述中，我们尤其要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进行重点审视和思考。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物质生产活动四环节中的价值意蕴

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生产”指的是“生产总体”，包括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这四个国民经济循环的环节。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首先是“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其次，“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最后，两者不仅可以直接成为对方，也中介着对方，每一方的实现都能够创造出对方，每一方也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从生产的本质规定来看，马克思认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对不同时代生产中“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的抽象，就是“生产一般”。生产一般包含的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由许多部分组成，也有不同的规定。这些不同的部分和不同的规定，有些是属于一切时代共有的，有些是属于几个时代共有的。没有这些基本的部分和规定，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例如，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就是生产中这样的部分和规定。将生产一般的种种规定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至于因为生产一般中的“统一”的规定，而忘记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生产的“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进行的辩证分析，既有助于把握分工、流通与市场的一般性作用，也为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服从于资本利润而非消费需求的误区提供了指引，为理解《纲要》中关于新供给与新需求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可以把《纲要》中的“供给”理解为生产，这种生产既是作为客体性（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生产，也是作为主体性（人才）生产消费的生产。作为主体性消费的生产，意味着投资于人能够促进供给质量的提升；生产资料被使用和消耗是一种客体性的消费，这种客体性消费意味着投资于物亦能够促进供给质量的提升。我们可以把《纲要》中的“需求”理解为生活消费，它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创造出对生产的新需要。供给和需求可以直接成为对方，并能够中介着对方，生产本身是物的供给，而对物的消费再生产出作为劳动者的人，并创造出人对物的生产的新需求，投资于物既能促进生产效率又能提升消费需求。人既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同样，投资于人既能提升生产效率又能提升消费需求。这是经济活动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具有目标一致性的根本原因。生产和消费的精准对接要求投资于物要提升供给质量，投资于人要激发需求潜力，从而形成“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新供给—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新需求”的良性循环，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才能让发展成果在分配端更公平地惠及所有人。

在生产环节，劳动者（人）和生产资料（物）相结合促进生产力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在于以劳动者的科技创新来拓展物的要素、以物的要素的丰富发展来促进劳动者智力和技能的提升，推动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优化组合，从而促成生产力的质态跃迁。在交换环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使得物的交换价格趋近于人的劳动投入，使私人劳动能顺利转化为社会劳动。这就要求供给和需求精准对接，投资于物要提升供给质量，投资于人要激发需求潜力，增进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在消费环节，物质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和物的关系逐渐从使用转向认同，消费既是劳动力的物质再生产也是劳动力的精神再生产。人通过物实现自我表达和社会连接，而物则因人的使用和赋予意义而超越其物理属性。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在于两者都要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在分配环节，物的分配关系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于生产的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投资于人的结果，也为投资于物提供消费动力，而投资于物又有助于收入总量的增加。在分配关系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在于两者互为因果。从整体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物质生产活动各环节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二）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马克思看来，在对“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中，已经内在包含了对“物质生产”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理解。生产一般是对生产特殊的抽象，生产一般寓于生产特殊之中，生产特殊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方式。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促进我国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战略谋划，既体现出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的统一循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等“物质生产”的一般性，也体现出生产目的、所有制基础、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方式等“物质生产”的特殊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挑战，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错配、资源要素流动障碍、创新短板及内外循环衔接不畅等问题。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总体的论述认为，要通过协调物质生产活动四环节的关系以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要求，对马克思“生产是总体”理论的赓续探索与创新发展。

对物的投资通常具有建设周期明晰、资产可见度高、经济拉动效应快的特点，对人的投资成效往往存在时滞，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代际传承性。受二者属性差异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投资结构失衡的状况，物质资本投资占比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投资，财政资金分配存在“重物轻人”倾向。应对增长动力转换、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亟须通过全面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消费力，以投资于人撬动和优化物质资本投资，实现消费、投资、供给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也是扩大国内需求、激活国内大循环动能的关键抓手。投资于物聚焦基础设施完善与产业供给升级，通过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夯实国内大循环提供物质支撑。投资于人则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投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能，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注入主体动能。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的价值意蕴及其结合路径

作为狭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将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称作生产力，将其社会形式称作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另一种含义则是指生产的物质方式，侧重讲人们运用生产力从事劳动的方式，强调生产的分工和协作的方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发展使得硬件投入和人才成长互相促进，形成“工具突破—生产力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优化组合—社会分工变革—生产关系调整”的运动机制，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又为进一步突破束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制度藩篱提供了条件。这一运动机制促进了生产工具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新的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下的有机统一。为了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的新要求，必须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堵点和行政壁垒。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的价值意蕴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人们的普遍交往也推动了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资本论》蕴含着丰富的生产力理论。《资本论》第一卷强调生产所需的劳动总量是否减少是衡量生产力提高与否的标准，指出劳动生产力终归是一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资本关系是劳动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资本论》第二卷侧重从不变资本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衡量标准和在流通过程中的表现：一是生产资料的增加，二是生产过程的延续性，三是非生产费用的减少，四是以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三卷侧重分析生产力变化所引起的商品价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和利润率等量上的变化，从动态上审视生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各环节及其相互关联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内涵来看，《资本论》将生产力的本质解读为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不过是劳动生产力的外在表现，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从提高生产力的具体方式来看，工人的劳动能力、科技的发展、劳动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是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五个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资本论》还对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进行了量化阐释。由此可见，生产力的三要素可以概括为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构成物的因素，劳动者则属于人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占据主导位置。在生产力体系内部，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体现了对生产力主客体要素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劳动者的科技创新来拓展物的要素、以物的要素的丰富发展来促进劳动者智力和技能的提升，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自觉运用。分工作为连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桥梁和中介，其作用主要是通过生产工具的进步得以实现，而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发展生产工具的前提条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发展使得硬件投入和人才成长相互催化，投资于物为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硬支撑”，投资于人为颠覆性技术创新注入“软实力”，形成“工具突破—生产力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优化组合—社会分工变革—生产关系调整”的运动机制，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又为进一步突破束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制度藩篱提供了条件。这一运动机制促进了生产工具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新的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下的有机统一。

（二）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体系仍然面临着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先进技术设备创新与劳动者技能不匹配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持续推动着生产力从传统向新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内部各要素的新质升级和新质组合，其本质是人更高阶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我国正处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阶段。投资于物侧重推动生产力客体要素的系统性迭代，通过能源转型、设备迭代、材料升级、数据赋能等路径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投资于人强调对生产力主体要素的能动性培育，系统激发劳动者创新潜能与主观能动性，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筑牢人才根基。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推进产业项目投资与人才引育，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优先投向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关键领域，加大城乡区域均衡投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将“物—人”联动投资嵌入国家及地方产业规划，确保物质项目（如新基建、先进制造）与人力项目（如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同步布局。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要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堵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尤其要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持续用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行政壁垒是阻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推进的制度障碍，其导致的部门分割、区域壁垒及政策碎片化削弱了产业政策和民生政策的衔接效能，这些壁垒主要存在于政策设计、资源配置和跨部门协作等环节的结构性矛盾中。当前政策体系往往将投资于物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与投资于人如教育、医疗分置于不同部门管理，缺乏统筹规划。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需要跨领域政策整合，但现行体制下跨区域资源配置失衡、政策执行碎片化及要素流动受阻，缺乏联合绩效评估和资源调配机制。要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对物质投资与人力投资进行有机整合，避免重物轻人或重人轻物的片面倾向。财政金融协同是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专项债券与税收优惠、均衡性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建设等财政政策工具创新，以及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结合、人力资本证券化等金融政策工具创新，破除包括物和人在内的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引导社会资本和资源配置流向“物”“人”融合领域。要树立系统思维，以系统观念构建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衔接机制，将投资于人深度融入新型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物”的投资规划，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升级联动，促进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自由流动和协同增值，推进财政、金融、产业、科技、人社政策联动。

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价值意蕴及其结合路径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构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性机制，使物的投资定向服务于人的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党对经济工作的系统性总结和规律性认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认为，旧式的劳动分工使人的发展偏离了全面发展的轨道，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这也使人的发展与生产发展之间产生割裂。只有废除了旧式分工，个人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可实现快速发展，生产的目标是实现所有人的富裕而不是个别人的富裕，这将使人们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才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在于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变为现实。投资于物创造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项目扩大就业机会，而投资于人通过稳岗扩容、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等政策增加居民收入，稳定消费预期。投资于物侧重于生产资料更新、物质财富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与历史前提；投资于人聚焦于人力资本提升、民生福祉改善与人的全面发展，锚定着向“自由个性”的人本社会跃迁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导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使物的投资定向服务于人的发展，围绕全体人民在全生命周期上的全面发展进行投入和资源配置，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通过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克服“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应对人口发展格局转变、释放内需潜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我国民生保障和社会领域投资以公平、均衡、普惠为核心，通过政策创新和财政倾斜，系统性提升民生福祉，推动民生保障从“保基本”向“促公平”升级。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方面的限制，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实现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民生工程政策使得人力资本积累显著增强，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突出，既提振了消费需求，又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以投资于人为投资于物提供动力支持。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为多方面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更加注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获得充分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新时代以来，我国构建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持续提升全民综合素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持续统筹破解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难题，历史性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任务，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推动共同富裕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劳动者专业能力根基；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医疗卫生、普惠养老等民生公共服务供给，全方位赋能人的全面发展。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依托以投资于物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基础设施网络，为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总量与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张，过度依赖投资于物的弊端日益凸显，环境资源约束趋紧、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新旧动能转换不畅、扩大内需动力不足等难题，逐渐演变为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战略地位及其互动关系也将发生动态调整。

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系统阐释了物和人的关系，强调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历史的。物和人的关系的演进是生产方式发展的中心线索，人的全面发展是这种辩证运动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的动因、标尺和目的。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需经由“十五五”“十六五”两个五年规划来接续推进。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动态优化资源在物质资本更新与人力资本培育、物质积累与民生改善之间的配置结构与投入比重，促成物的质效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循环，构建起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增长、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发展格局。

胡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7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条件和政策研究”（24AZD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