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德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常悦悦，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自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生产力是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及其对象化成果，表现为诸生产要素在现实生产实践中进行互动所凸显的力量。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束缚下，生产力概念始终内嵌着物化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倾向。进入人工智能社会，新兴生产要素的涌现为超越生产力概念的可能局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生产力要素和主体需求的变化呼唤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新质生产力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新型概念不仅蕴含着社会存在变化的整体逻辑，而且集中反映了人存在状态转变、人与自然关系转化、生产力范畴拓展的具体逻辑，是对生产力概念的一次“术语革命”，为进一步推动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深刻的理念指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 术语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
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１]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就是新时代实现理论创新的一种“术语革命”。这一“术语革命”不仅是新时代实践逻辑的使然，而且是将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客观力量和主体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进入人工智能社会，生产力要素和主体需求的变化呼唤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新质生产力概念应运而生。对此，学界现有研究多就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展开剖析，[２]也有学者试图揭示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３]然而从生产力的要素出发阐明其“术语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及其意蕴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变化的整体逻辑，以及人的存在状态、人与自然关系和生产力范畴变化的具体逻辑出发，阐明新质生产力概念对生产力概念实现“术语革命”的内在逻辑，将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这一新型概念的内涵及其重大的时代意义。
一、社会存在的变化逻辑
从概念的原始发生来看，生产力概念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同步，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衡量社会财富的关键术语。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最先使用“生产力”一词，他率先将“人”（尤其是农业劳动者）和“土地”视作生产力的两大要素。随后，亚当·斯密提出“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将其描述为工人“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４]李嘉图和萨伊都对斯密的观点作出了拓展。李嘉图着眼于论证机器的应用会使劳动生产力提高；萨伊则发现斯密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只归属于劳动的缺陷，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者是创造产品所不可缺少的因素”。[５]这三大要素最终成为19世纪经济学文献中衡量生产力内涵的标准。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不断扩充着生产力的外延，但他们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客体或物质的层面，未能触及生产力的社会与主体本质。这一共同的理论局限，恰恰构成了马克思进行批判与超越的起点。
基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观点的批判与继承，马克思形成了对生产力概念一般特性的理解。马克思一方面将生产力视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６]另一方面将其置于“劳动过程”中加以具体化，将其看作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７]这两方面的统一性在于：生产力的“能力”必须通过劳动过程的要素结合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虽未明确提出过生产力的“要素说”，但它与“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相比，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提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说生产力是由“两要素”构成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８]但更为常见的是所谓“三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９]由此，马克思将生产力总结为“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１０]这意味着，生产力并非静态的要素堆砌，而是一种动态的、系统的能力或物质力量。显然，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一般特性的分析主要聚焦于生产力范畴，而未扩展到生产关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仅仅停留于对生产力一般特性的肯定层面。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尽管仍使用生产力概念（也许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习惯），但他始终将其置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加以运用，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遮蔽生产关系的做法，并据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特殊性和破坏性。在马克思看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农民与“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１１]等客观现实要素相分离，曾经“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１２]被瓦解，劳动者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单一物质力量，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而将人单纯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生产力概念的这种运用，显然成为资本主义物化逻辑产生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生产力概念的这种运用不仅作用于人类社会内部导致人的物化，而且作用于自然领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马克思“证实了资本主义积累建立在破坏所有财富——人类及其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１３]显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将人单纯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生产力概念的运用，成为人物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扭曲的主要原因。可见，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这种片面的应用所导致的消极性的揭露，本质上蕴含着超越生产力概念可能局限的内在要求，即在不同历史阶段赋予生产力新的规定性。概言之，他并不排斥使用新型的生产力概念来反映新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而实现超越生产力概念的目的。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１４]这或者是新型生产力概念所要蕴含的主要理念。
诚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一直使用生产力概念，但这与曾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成功地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一般性的规定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对匮乏的生产力要素始终制约着这一概念范畴的超越。人工智能时代为实现这一概念超越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存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愈发凸显，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为了反映这一社会存在的根本变化以及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得以产生。
二、人存在状态的转变逻辑
显然，从生产力概念到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孕育在社会存在的整体变化当中，就具体而言，它还体现在从物化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存在状态的转变逻辑当中。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的诠释，始终以“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为起点，在方法论层面揭示了主体向度在生产力系统中的本质地位，这一理论特质本身就蕴含着对生产力概念物化逻辑的超越要求。但是，这种超越并非抽象的道德呼吁，而是需以特定的社会存在条件为前提。如今，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劳动的普及、算法治理的渗透以及生产过程的数据化重构，暴露了传统物化逻辑的深层矛盾，同时，借助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跃升，为人从受资本支配的劳动力要素转化为引领技术革命的历史主体提供了更多条件。
从要素层面来看，生产力概念自诞生之初就隐含着把人等同于物的内在属性，孕育着物化的可能性。最初，生产力通常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视作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叠加，核心是通过要素的投入实现财富增长。在发展生产力的立场上，李嘉图探讨了生产力诸要素间的互相替代关系，直言“以马代人，当然于我有利”。[１５]诚然，就生产力的一般属性而言，人作为一种物的力量是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也认为这种替代不是“罪过”，而是“科学上的诚实”。[１６]然而，这种人作为物的可能性一旦获得某种外在规定性，就会成为现实性。
一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劳动力被当作商品，就使得生产力概念中人成为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事实上，一旦从劳动力买卖的交换过程进入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者就从一开始的“商品出售者”被贬低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１７]其价值仅限于维持个体生命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存资料，即资本家支付给他的工资。因此，就资本家的视角而言，劳动过程无非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１８]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与社会层面，机器体系将这种物化逻辑深化为一种全面的支配。极具“完美形象”的机器造就了单向度的社会，塑造了劳动者去人格化和去人性化的时代，整个社会表现为“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１９]的景观。在传统手工业中，每一件劳动产品都凝聚着不同劳动者的奇思妙想，而在受资本逻辑操控的庞大的机器体系面前，人则被视为机器的辅助材料。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日复一日地以技术标准重塑自身，丧失了个体劳动的独特性。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力概念的运用所蕴含的物化逻辑，并试图对之加以超越，从而为人类解放奠定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化的生产力是“死的生产力”，它剥离了社会历史性与主体性，将人降格为工具，掩盖了“劳动异化”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压抑。诚如弗洛姆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２０]追求人的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那么，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理应成为“现实的人”摆脱“物的依赖”并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非仅仅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人不光是生产力概念中唯一“活的要素”，也是生产的目的，其现实劳动蕴含着矛盾产生及其克服自身的因素，共同指向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解放之路。然而，这一超越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一种理论的批判与未来的愿景，其完全实现有待于生产力本身发生一场足以重塑劳动本质的革命。
毫无疑问，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为超越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物化逻辑，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首先，在认知拓展上，人工智能在“习得性”算法迭代和日趋完善的电子器件、机械元件的驱动下，催生出新型学习平台和知识图谱工具，并具备将庞大数据转化为新知识的能力，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在传统经验归纳、理性推演等路径基础上，增加“通过单个通用学习算法来从数据中获得”[２１]的新范式，主体意识由此被重新界定为人类意识与算法认知的辩证综合。其次，在技术替代上，作为全新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拥有更高效的指令、更强大的算法，致力于消灭的是重复工作而非高质量工作，孕育着数智劳动等一整套新的职业谱系和工作需求。这一进步将激活人类理智探知世界、实践检验成效的行为能力，使其拥有更为充裕的时空条件聚焦于深度创造、战略规划以及复杂问题的系统性解决等。最后，在价值重塑上，人工智能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又是生物进化的延续”，[２２]它能够模拟人脑活动，并逐步从生产工具变成我们的伙伴。这就从根本上推动“低阶自动化”模式下“人依附于生产”的逻辑，转向“高阶自动化”模式下“生产服务于人”的逻辑，帮助人类在与“脑机接口”的双向互动中发挥对象化自我的本质力量、扩展自我的自由能力和改造对象世界的主体价值。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因此，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对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物化倾向的超越，其核心要义在于将生产的终极目标从“物质财富的单向积累”转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传统工业文明框架下，人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理解为与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相分离的生产力。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逻辑，决定了人被降格为“机器的附属品”，人的创造性、自主性等特质被完全消解，个体“畸形”发展沦为“局部的人”。[２３]与之不同，新质生产力概念将劳动者从“生产要素”提升至创新创造的“生产主体”，推动生产尺度从“以物为中心”升华为“以人为中心”，从而真正锚定了“见物更见人”的生产目的。在这层逻辑下，技术不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物化力量，而成为承载并外化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价值诉求的核心载体。人的创造性实践也不再受资本逻辑的片面裹挟，转而成为驱动生产力迭代升级的根本动力。这也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概念蕴含着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现实确证，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主体性重塑。首先，它反映了劳动者的角色正经历从“被动操作者”向“主动创造者”的深刻转型。其次，它反映了劳动资料“从‘肢体延伸’的机械装置跃升为‘智能代理’的认知载体”。[２４]最后，它反映了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资源，而是延伸至知识、数据、创意等“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其开发与利用进一步强化了生产工具与生产主体的有机结合。至此，新质生产力概念集中体现了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要素的主体向度，打破了生产力概念内含的物化可能性，实现了“术语革命”。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逻辑
从生产力概念到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还具体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逻辑中。马克思指出，自然不是脱离于人类生产活动之外的自在之物，“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２５]是一致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概念应蕴含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实现这一思想的一种努力。
生产力概念本身就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倾向。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秉持主客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将生产力视为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以换取物质资料的能力。据此，在要素结构中，广袤的人化自然被系统地纳入“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的范畴。譬如，古典学派的李嘉图、斯密都坚信，未经人类劳动介入的自然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具备使用价值，但无交换价值，“空气，水，以及各种无限量的天赐物，使用了都不须代价。同样，无限量的土地，亦不能有地租”。[２６]诚然，就生产力的一般特性而言，自然作为物质生产活动得以展开的客体对象，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构成根基性的作用。对此，马克思也加以肯定与运用。然而，当自然作为客体存在的属性被窄化为“唯一属性”，或者被赋予某种外在规定性，就有可能陷入把自然当作纯粹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
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自然直接成为资本支配下的自然”，[２７]使得生产力概念中潜在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化为一种工具性、破坏性的现实实践。正如福斯特等人所说，“资本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其方式包括“随意地占有自然界以及把整个世界吸纳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去”。[２８]然而，这一切扩张，最终都落脚于对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２９]一方面，资本由于其“效用原则”，必然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使之成为工具。确切地说，自然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力量”，而仅仅是以资本为核心构成的普遍的效用关系网上的一个要素而已，即“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３０]另一方面，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资本对交换价值无限增殖的欲望转化为对使用价值的无限生产，这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掠夺。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中，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倾向理应被克服和超越。显然，将主客体截然对立的生产力概念的运用，直接导致了其他非人类生命存在物被视为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对象和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对立状态。为克服和超越这一困境，马克思指出，只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做实践去理解”，[３１]才能理解二者处于对象性的共生关系之中，才能实现“人向自然而生”与“自然因人而美”的动态平衡。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及其地位的先在性。他指出，不光人是“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３２]而且自然界也是生产力中的“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３３]所以尊重自然的客观性、遵循自然规律，本质上是维护人自身实践活动可持续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强调认识和能动地改造自然是使一般形式的“可能生产力”发展为“现实生产力”的内在前提。他指出：“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３４]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生产力概念应当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意蕴，但唯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才能使理想照进现实。
毋庸置疑的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为超越狭隘人类中心主义进而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首先，在时间尺度上，通过算法建立“特征与结果”的数学关联，人工智能能够更高效地“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总结出规律，然后用规律再来预测现象”。[３５]这本质上既是深度学习系统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形成的功能建构，更是以符号化、数字化的技术方式表征感性经验的形上性与科学性。[３６]而这种对规律的把握与呈现，恰恰为社会生产提供了遵循自然节律的技术支撑，进而引导生产活动主动适应乃至模拟自然的周期律动，将“压缩自然时间”的掠夺逻辑转变为“遵循生态时序”的共生逻辑。其次，在信息维度上，学习是实现人工智能的关键，面对持续涌入的新数据，人工智能凭借内置的“自适应”算法可自主激活增量学习机制，通过调整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重甚至重构部分网络结构，完成对新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与整合。这就从根本上定义了智能体与外部环境非线性的交互方式、对各类信息的处理逻辑，能够适配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关联特征，足以将自然生态的复杂数据纳入决策，从而在操作层面为生态关怀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最后，在系统层面上，人工智能跨领域的自主融合与功能适配能力，是以“技术革命定义了一个新世界”。[３７]这一特质能够打破原本的“数据孤岛”“边界壁垒”，生成更为复杂的模型并构建系统目标，推动实现从追求“局部、线性的”效率至上，转向维护“全局、非线性的”生态韧性。显然，这些条件为新型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３８]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概念集中反映了对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倾向的超越，并深刻揭示了传统生产力“人对自然支配”的单向度生产理念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生产理念的升华。传统工业文明下对生产力概念的运用，本质上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线性、扩张式的“征服性”生产力。其实质上是对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的一种反映，这种发展方式以最大化地产出物质产品为目的，自然被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库”和可以无限容纳废弃物的“垃圾场”。与之不同，新质生产力概念将“生态环境”视作新的“生产对象”，进而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产理念升华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和谐”的思维方式。由此，自然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有生命的、须臾不可离的有机整体。人类的责任从“控制自然”转变为引导并参与自然的演化，维护其健康与活力。这也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新质生产力概念内蕴着“能动的、全面的人”[３９]（作为主体的人）与“人的无机的身体”[４０]（作为客体的自然）共生共在的逻辑，集中反映了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绿色重塑。首先，反映了劳动者的角色正经历从自然的“征服者”向具备生态意识的“协调者”与“守护者”的深刻转型。其次，反映了劳动资料从高能耗的机械体系，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精准化系统的演进，这种演进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最大限度地节能减耗。最后，反映了劳动对象范畴的拓展，劳动对象不再只是被攫取的资源，更被逐步纳入为需要维护其健康与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至此，新质生产力概念集中反映了生产力要素的绿色属性，超越了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倾向，实现了“术语革命”。
四、生产力范畴的拓展逻辑
从生产力概念到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最终体现在生产力范畴的拓展逻辑中。长期以来，生产力概念被严格限定在与生产关系相对区隔的范畴之内。这种理论上的“划界”尽管具有历史必然性，却也将“价值无涉”的预设连同其内在可能的物化逻辑与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一并合理化，构成其固有的局限性。人工智能时代的革命性在于，为打破生产力概念可能的局限性提供了现实基础与全新的方法论指引，即通过生产力要素的不断丰富，推动内涵与外延向生产关系范畴拓展，从而为超越旧有范式提供新的可能。当前，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正是在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的相互推动下，对这一深刻变革的自觉回应。
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生产力概念的运用被局限于生产力的范畴，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以之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刚刚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理性人”还原为只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奠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从而生产力概念被塑造为一个纯粹技术性、工具性、中立性的概念，隐含着物化逻辑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风险。起初，这种建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行为只是为了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４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保护，以萨伊为首的经济学家逐渐走上了庸俗化的道路。而这种庸俗化的最终体现，便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公式的确立。[４２]一方面，它将资本、土地、劳动这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直接并列为生产力要素，忽视了其背后所具有的资本权力、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等特定的社会形式和关系。于是，对于生产力的探讨，便自然而然地被限定在如何优化这些“物”的配置与效率的技术性问题上。另一方面，这一公式为每一种被物化的“要素”指派了一个天然的“报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被完美地遮蔽。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遮蔽其背后生产关系的使用方法不同，马克思始终将生产力概念置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加以使用。尽管马克思将生产力视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绝非“生产力决定论”。诚如他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４３]因此，绝非生产力本身在发生作用，而是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非单纯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矛盾。显然，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方式，为提出新型生产力概念以超越生产力概念提供了指引，即通过生产力范畴向生产关系范畴的拓展来加以实现。事实上，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也经常使用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和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或许可被视为实现这种超越的一种方式。诚然，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是与其不够发达的社会存在状况相适应的，其相对匮乏的生产要素或许是制约其突破的现实根源。
然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生产要素的丰富化及形态革新，为生产力概念从生产力范畴向生产关系范畴延伸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这恰恰构成新质生产力“术语革命”的重要逻辑。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应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使然。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４４]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既揭示了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所溢出的“头雁”效应，也凸显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往往能引发生产力要素的性质革新。其中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数据、信息、管理、知识、数字技术、算力等优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力系统内的占比显著升高。相较于土地、厂房、机械设备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强排他性”与“竞争性”，这些新兴生产要素具有“公共性”“富集性”和“增益性”，能够实现跨主体的流动和共享，从而带动其他要素的开放与协同，进而倒逼生产关系作出适应性调整。随着要素间交流融合的深度、广度、强度的不断推进，生产力传导延伸的场域得以拓宽，最终为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融合，从而超越生产力概念的可能局限奠定了现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传统生产方式向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的演进。其一，新质生产力概念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一方面是生产力向生产关系的渗透。数据、知识、算法等要素对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能力和自主思维能力的实质提升，将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基于劳动实践的“生活世界”产生多维度、立体化的社会影响，使“人—人”关系派生出“人—机”“机—机”“机—人—机”等客观形式。[４５]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向生产力的渗透。在人和技术相互交往以及共同进化的过程中，人将自己的情感、意识、目的等投射到机器上并使其逐步呈现出“无生命之生命化”[４６]的特征，助推生产力具备“超人类”的智慧属性。正是在这种渗透作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故而，“决不能把生产力看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单纯堆积体，而应该看做通过社会劳动的人力与物力的统一运动体”。[４７]其二，新质生产力概念进一步凸显了在生产方式当中“人—人”关系的重要性，即活劳动的重要性。人工智能通常被定义为“大脑模拟的创建”，“是创造人类大脑的虚拟副本”。[４８]新质生产力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一系列主体性维度，表征着在智能技术的赋能下，人的创造性、智力型劳动以及“人—人”关系，从生产要素的“单纯的活的附件”[４９]提升至控制、改造社会生产的主体位置。其三，基于这种相互融合以及对“活劳动”地位的凸显，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为提升生产力提供理念指引。可以说，这一新型概念既有助于摒弃将“物”与社会关系剥离的物化逻辑，也有助于打破“主客二分”的传统认知，使得观念、经验、知识、劳动者的状态等非物质因素被正式确认为驱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５０]历史唯物主义仍是理解当代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理论基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生产力不是静态、永恒的概念，它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展。就整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在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存在变化尤其是生产力要素变革中对生产力概念的超越与发展。就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概念不仅超越了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物化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倾向，而且拓展了生产力的范畴，促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了活劳动的重要意义，从而实现了对生产力概念的“术语革命”。这一“术语革命”不但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刻意回避和马克思未充分展开的生产力概念的社会属性问题得以解决，进一步实现了生产力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而且为新时代促进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理念指引。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２]参见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期；许恒兵：《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３]参见刘同舫：《以唯物史观理解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4期；侯惠勤：《试论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４]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
[５]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9页。
[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9页。
[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7-208页。
[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5页。
[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0页。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1页。
[１３] S. Amin, Modern Imperialism,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and Marx’s Law of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 p.85.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１５]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8页。
[１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6-217页。
[１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
[２０] [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赵鑫珊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２１] [美]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黄芳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２２] [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
[２４]丁一、白显良：《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人民主体性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２６]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6页。
[２７]仰海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及其生态学意蕴》，《学术研究》2024年第1期。
[２８] J. B. Foster, B. Clark, R.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p.408-409.
[２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页。
[３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
[３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３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
[３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28页。
[３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4页。
[３５] [法]杨立昆：《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李皓、马跃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３６]涂良川：《深度学习追问学习本质的哲学叙事》，《学术交流》2022年第11期。
[３７]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2页。
[３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192页。
[３９]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４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４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页。
[４２]王峰明：《马克思〈资本论〉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现代哲学》2025年第3期。
[４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４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4页。
[４５]孙伟平：《人机交往、机机交往及其社会后果》，《学术研究》2025年第10期。
[４６] [英]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陈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xx页。
[４７]平心：《论生产力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43页。
[４８] [美]凯文·拉古兰德、詹姆斯·J.休斯：《未来的就业：技术性失业与解决之道》，艾辉、冯丽丽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４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6页。
[５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