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投资于人》引言，经出版方授权发表。
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确立了指导纲领，也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行动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是“十五五”时期的一个发展主题，预期成为这一时期的发展亮点，因此，也应该在理论层面得到深入的讨论。
本书拟围绕投资于人的诸多重要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包括作为理念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作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为政策的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及作为部署的实施原则与路径等。在引论中，我尝试对全书的主题做出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进而介绍各章节将以怎样的理论逻辑和结构安排，回答与投资于人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和民生目标
人们关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一个焦点，显然是如何设定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对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定性的方式提出要求，即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应地，“十五五”时期的发展速度要求便是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依据这一目标倒推确定。如何在定量的意义上理解这个宏伟目标，对应“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究竟是多少等问题，需要结合党中央部署的背景、国际组织按人均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组的一般标准，以及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的水平，才能做出确定且清晰的说明。
首先，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目标应该体现一个动态，即从怎样的基数水平起步，通过怎样的路径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党的十九大做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其中以2035年为第一个时间节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为这个阶段确立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可见，实现这个目标起始于“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并且这一目标的设定和分步走战略，既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继续，也体现了邓小平擘画中国现代化宏伟战略的方法论。相应地，以2020年为基期实现实际人均GDP翻一番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虽然以中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目标的方向却是确定的，对应着阶段性经济发展要求。
其次，作为参照系的中等发达国家既有关于发展水平或发达程度的定性意义，也有关于人均GDP水平的定量含义。定性的内容分别在党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十五五”规划等建议中做出明确的表述。这里，我们从国际上根据人均GDP对国家进行分组的标准来认识定量的含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分类中使用发达经济体这个范畴，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相并行。近年来在该机构的分类中，发达经济体包括39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分类标准自有优越之处，譬如剔除了波动性因素、考虑到出口多元化以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度等。然而，在剔除其中非主权经济体之后，存在样本数量偏少的问题，因而作为参照系来说，多样性和信息基础均有所欠缺。
世界银行关于人均GDP的统计数据更加成熟，并且具有系统性，按照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类经济体进行分组，也同我们长期思考的发展阶段问题（如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注）紧密对应。因此，我们可以把高收入组的经济体近似地视为发达国家，并以其中处于中间位置的经济体作为参照样本。
2020年，世界银行分组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为人均GDP 12695美元，中国当年的人均GDP为10627美元。无论包括所有高收入经济体还是剔除非主权经济体后的高收入国家，在进行三等分之后，进入中间一组的人均GDP门槛都落在22000~24000美元。因此，按照2020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水平，可以作为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充分发挥潜力可以达到的目标。
再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按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路径。一方面，在2020年的水平上按照不变价翻一番，意味着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可以达到21255美元。考虑到迄今已经完成的增长任务，即2024年按照202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3188美元，翻一番的目标需要人均GDP在2025—2035年以年均4.4%的速度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我与合作者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展望这个目标的实现情况。基于中方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2035年人均GDP达到21153美元，与翻一番的情形差别不大。然而，基于高方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2035年人均GDP达到21989美元，是一个通过收获改革红利可以取得的更好结果（见图0-1）。
图0-1 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蔡昉，李雪松，陆旸. 中国经济将回归怎样的常态[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1）。
最后，衡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涵和程度，人均GDP固然是一个很好的综合性尺度，但并不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因此，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确定一个更广义的发展目标，可以把公平与效率、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更好地予以统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把各国划分在低人类发展、中等人类发展、高人类发展和极高人类发展四个水平组。自1990年该指数发布以来，中国实现了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到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再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跨越，目前距离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仅一步之遥。由于作为中国人均GDP赶超参照系的中等高收入国家几乎全部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中国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际，应该将达到这个更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投资于人：发展的新主题和新路径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奇迹般赶超步伐和成效，主要依靠人均GDP的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将来的进一步赶超将在继续依靠与人均GDP类似的指数成分——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的同时，更多倚重另外两个指数成分，即教育和健康的改善，方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际，同时跻身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
例如，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全球排名比人均GNI 更为靠后，也意味着仍有较大的赶超潜力，需要更倾斜地对人进行投资，确保发展质量和共享水平得到提高，助推2035年目标的实现。这在逻辑上便提出了投资于人的新要求。
投资于人既反映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性，也是现实挑战提出的紧迫要求。首先，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在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依靠公共品更多、更高质量的供给，是各国现代化经验揭示的一个共性特征。其次，增进民生福祉仍然面临诸多短板和堵点，特别是与“未富先老”特征相关的难点，还具有随时间推移而强化的特点。再次，在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时候，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仅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还将为下一次技术突破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转变为居民消费，也对投资于人提出紧迫的要求。
因此，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民生的投资，有望进一步加快赶超速度，实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设定的“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一目标。
鉴于居民消费是收入增长和分配状况的函数，并且对经济增长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条件。
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开始，中国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同指标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一方面，反映整体收入差距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9年到达峰值后开始缩小，但在2015年降到谷底后则进入徘徊状态。另一方面，各项惠农政策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都显著缩小，并且这个趋势得到保持。这也就意味着城镇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缩小，甚至还显现微弱的扩大趋势，而这同结构性就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劳动就业日益成为投资于人且可以得到显著社会收益的重要领域。
人力资本培养和民生福祉增进涉及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培训和养老等诸多方面，因此，以提供公共品的方式落实投资于人，自然也要渗透各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覆盖全部人口群体，贯穿全生命周期，最终要由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满足程度予以评判。
同发展阶段相关的民生要义及其关键短板，可以作为投资于人的主要方向和核心领域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加大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促进生育率止降回升；其次，利用人口转变过程创造的时间窗口，促进人力资本培养资源的统筹和整合，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再次，应对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人群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最后，加大对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的运用，显著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中国经济如何拥抱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全球迅猛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不仅居于技术发展的前沿位置，而且具有对这一颠覆性技术的迫切需求、广阔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与以往的技术变革不同，人工智能系统和模型不断推陈出新，通用人工智能也被预期不日诞生，智能体将可以自主执行几乎所有的人类任务。在这种格局中，我们既要始终坚守创新前沿，也要突出应用导向。国务院颁布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意见，以促进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为重点，旨在发挥中国的独特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及时且重大的部署。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越来越接近完成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时时遇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堵点和难点，处在一个充满“发展中问题”和“成长中烦恼”的阶段。人工智能强大的赋能功能，可以大幅度增强破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困扰的能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也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破坏。如何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要在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中把握正确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方向，形成一个确保智能向善的良好制度环境。
为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提供新动能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和中度老龄化阶段，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一方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以出口和投资拉动为特征的传统需求结构难以支撑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挑战增强了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紧迫性，提出了必须打破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保持经济在合理合意区间增长，必须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开启新动能。人工智能与科技、经济、社会和治理等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都将有助于新动能的形成。
从供给侧来看，在要素投入驱动这种传统动能减弱的条件下，以技术创新和资源重新配置为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日益成为增长新动能。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加快科技新成果的产生和应用，一方面提高要素的质量，另一方面改善要素配置的效率，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人工智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和无限的潜力，并据此支撑和提高潜在增长率。以当前居于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例，基于数据训练、深度学习和推理能力，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能够以极大的幅度，加快各科技领域的试错、筛选和择优过程，更有效配置和使用资源要素，培养更多、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从需求侧来看，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对于形成强大内需，支撑经济增长需求拉力的意义日益显著。首先，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可望诱导出大规模的智能设施（如数据中心）投资需求。其次，通过把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时促进收入更均等分配，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将显著提高。
最后，人工智能既可以通过效率优势创新产品功能和服务方式，消除现存的消费缺口，也可以通过拓展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范围，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体验提升，创造新消费和投资需求。例如，人工智能利用技术、效率和共享性优势，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以及努力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都可以成为与产业融合的重要领域。
人工智能催化和赋能新质生产力，需要以必要的改革为前提，形成与这种崭新生产力形态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也有赖于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市场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和应用上的均衡性，既决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也关乎生产率能否得到合理分享。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是把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二是使更高的生产率得到充分均等的分享。与之相对应，一方面，着眼于创造要素充分流动和企业自由进退的市场环境，形成创新的优胜劣汰机制；另一方面，在城乡间、区域间、产业间构造均衡发展、均等分享、同步现代化的格局，实现人工智能向善目标。
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民生目标
智能向善这个理念通常体现在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分别衍生出亟待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方面，智能向善的目标包含多个层次：在最终极的层次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应该服务于更好地造福人类这个目标；在一个更紧迫、作为起点意义的层次上，人工智能应该优先应用于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另一方面，智能向善的手段涉及当事人之间激励相容的问题，即如何让人工智能模型、系统、平台和代理的应用，能够像解决市场中的成本收益问题一样，破解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品供给中的外部性难题。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性质已经从总量性转变为结构性，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素质都面临着匹配困难，表现为区域间、产业间和岗位间存在错配的现象。这种就业矛盾涉及各种劳动力市场参与群体，分别表现为青年就业群体遭遇较高失业率，大龄劳动者过早退出就业市场，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不足，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动性减弱、流动范围缩小等。上述种种表现既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改善。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产生双重效应，孰强孰弱则取决于规制、激励和引导。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既创造新岗位也破坏旧岗位，岗位创造往往少于和滞后于岗位破坏，根源也恰恰在于技能的供需不匹配。这就是说，人工智能应用会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蕴含着破解就业难题的强大能力。例如，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作就会引导技术增强劳动者能力，避免劳动者岗位被替代。
此外，只要让技术使用者（雇主）具有像解决市场交易中支付问题那样的动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问题便不难攻克。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改进劳动者技能、增强人力资本与人工智能互补性，在初次分配中仍有很大空间，既缩小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之间差距，也缩小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
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可望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而这个生产率红利的广泛分享就是智能向善的本质要求。从分享手段看，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种常规再分配方式均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鉴于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还可以通过更有效率的方式，把公共品供给在水平、范围、质量和均等程度上都提升到更高层次，以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三部曲”
像任何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应用一样，人工智能具有双刃剑性质。因此，如何达到智能向善的结果，归根结底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规制引导开发和应用方向，以及恰当应对潜在风险。具体来说，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在理论和实践的诸多方面做足准备，特别是做好以下“三篇大文章”。
首先，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社会目标严格对标。所谓对标，就是明确人工智能发展以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运用法律、规制和政策手段，规范和激励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参与方，包括投资人、企业家、研发人员、实验室负责人，以及应用者或用户，均以技术发展遵循有益于社会的方向，防止对人类、社会、劳动者造成损害为行为准绳。例如，要做到岗位创造大于岗位破坏，应选择有助于人力资本与人工智能相互补充、协作而非竞争的领域，优先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其次，塑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技能需求新特征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技术迭代、知识更新、技能升级，进而岗位更替越来越快。一纸文凭，无论学历高低，都不再能够保证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因此，人力资本培养必须贯穿整个工作生命周期。由于就整体而言，大龄劳动者遭遇技能折旧的冲击既非个人之咎，也非一己之力所能应对，因此，开展在职培训项目、构建和维护终身学习体系，应该作为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最后，以更普惠的社会保障兜底和改善民生。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创造性和破坏性是互为条件、相反相成的。因此，无论是事前要求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对标社会目标，还是加强劳动者技能和适应力抵御就业冲击，都无法避免也不应放弃这种优胜劣汰的奖惩机制。此外，鉴于在技术创新和应用过程中充满生死攸关的抉择，每个竞争参与者的行为不能确保是恰当的，也难免造成不希望看到的“合成谬误”。因此，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中心，构建起牢固的社会保护网，既以兜底保障的方式对冲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也利用人工智能达到的生产率提高，确保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得到广泛分享。
加快实现范式转换和模式转变
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固然须以人均GDP达到特定的水平为前提，却不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自动实现，换句话说，“做大蛋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在英美等国长期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坚信所谓“涓流效应”，其基本假设就是：经济增长成果会自动外溢到全社会，终究会使每个人口群体受益。这个假说最终被各国的发展经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各国经验表明，凡是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通常都实施了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
例如，在可以获得数据的35个OECD成员国中，有12个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再分配前0.473的基础上，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小于0.3，算术平均值为0.268，可见再分配幅度（即再分配手段）使初次分配基尼系数降低的幅度高达43.3%。在这些国家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3~0.4的有17个国家，算术平均值为0.326，再分配幅度为32.1%；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大于0.4的有6个国家，算术平均值为0.432，再分配幅度仅为13.6%。
由此可见，通过再分配手段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社会性投入占比，扩大公共品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必由之路，因而也是投资于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落实好党中央这一重大要求和部署，需要实现关于发展的理论范式转换和实践模式转变。在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展开分析之前，我们先从以下方面澄清几点认识问题。
首先，以更大力度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可以淡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而是着眼于实现这一原则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强调的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家财政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对“尽力”提出新的要求，发掘出新的“量力”可能性。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即刻带来或预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分好这个更大生产率蛋糕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从供给侧转到需求侧，居民消费日益成为增长的关键拉动力，而供给和需求两侧动能的开启都要求加大对人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禀赋和人的全面发展水平。
其次，在更高的发展阶段投资于人，要求转换理论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更加注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统一。从根本上来说，发展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社会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解决思路上和手段上是与时俱进、有所发展的。虽然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统一的原则，但在资源约束更突出的时期，“量力”这个权衡更多以“是否可以做”为出发点，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力的增强，“量力”的权衡则更多从“是否应该做”出发。
最后，正如投资于物的落地要以企业、行业和项目为本位，投资于人要求确立家庭本位。由于人口生育和养育、人力资本培养、消费及其平滑化、养老助老、扶贫助困，以及与社会协同互动、树立正确婚育观，都以家庭作为最基本单位进行，着眼于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投资于人力资本、基本公共服务和各民生领域，应该以家庭为基本落脚点。树立家庭本位的意义在于，旨在实现上述民生目标的投资不仅要以人力资本和民生改善为归宿，还要以家庭作为投资的直接对象，才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也正因如此，与促进家庭建设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政府支持措施应该纳入投资于人的范畴，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
全书的逻辑结构和内容摘要
本书按照所述问题的逻辑关系，通过四个板块划分的方式，为各章节设定一个结构布局。第一部分从刻画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开始，在对供需两侧挑战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揭示出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已经成为增长主要制约这一事实。进而，第二部分讨论中国所处的老龄化背景及“未富先老”特征带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以新人口红利打破制约的命题。第三部分从改善民生的各个环节和领域，阐释投资于人和相关制度建设的意义和途径。在第四部分，本书把重点集中到两个发展主题——智能向善和投资于人，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揭示理论和实践分析的政策含义。
第一部分“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着眼于阐释宏观经济亟待实现的范式转换和政策转向，包括如何顺应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变化，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加大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力度，如何把宏观政策目标校正为扩大就业，借此带动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如何紧随服务实体经济方向，发挥激励创新和增强普惠性的功能。
第一章可以作为全书讨论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即短期与长期经济增长的挑战。随着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轨道、劳动力市场回归充分就业状态，中国经济已经从周期冲击中恢复，重归经济增长常态。同时，宏观经济表现出新特点：第一，“菲利普斯曲线”表达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取舍关系接近于消失；第二，岗位空缺率与失业率同时上升，推动贝弗里奇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第三，投资回报率下降和生产率增长减速导致内卷式竞争。本章指出，上述宏观经济新特点是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后果，也是社会对经济感受产生温差的原因。从中国经济新特点和挑战出发，本章提出范式转换和政策转向的建议，为以下章节做出必要的铺垫。
第二章是第一章讨论的继续和深入，也提出全书主题“投资于人”的一个重要理由——打破消费需求制约。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从供给侧转到需求侧，居民消费日益成为增长的决定性拉动力。更好地认识这个变化并相应转变研究范式、政策视角和政策工具运用偏好，有必要借助增长理论对待供给侧因素的分析框架，为认识需求侧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提供一个超越周期的视角。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于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认识，因而在逻辑上也展现了后面章节主题的必要性。
第三章把人工智能这个不可回避的新因素置于宏观经济分析之中，由此也使之成为全书各章无时不在的主题。人工智能赋能科技、经济、社会和治理，确保智能向善，需要从研发到应用全过程对标高质量发展。本章指出人工智能对标的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首先，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供给侧确保现代化目标所要求的潜在增长率。这要求促进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均衡性，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能力，打破资本深化迷思和对应的“投入—产出”数量驱动模式，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其次，通过制度建设确保生产率得到分享，打破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此类赋能包括应对老龄化、以扩大公共品供给增进人民福祉，以及增强消费需求动力。最后，产业政策对标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新定义职业、岗位和就业，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在应对人工智能就业冲击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部分“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重点讨论谋划人口高质量发展需关注的几对重要关系，包括：应对挑战的紧迫感与实施政策的长期性，民生建设与人口支持政策有相同目标和手段，以“一老一小”群体为重点与全生命周期覆盖领域，养老事业发展的公共品性质与银发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应对整体“未富先老”与赋予农村政策优先序。显然，从这些关系中可以衍生出诸多亟待研究的理论和政策课题。
第四章讨论作为现代化过程中最大挑战的老龄化。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密切相关，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以及整体推进的着力方向和重要抓手。深刻理解中国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及其体现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国情，有助于把握应对“未富先老”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和机遇，包括：释放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潜力，挖掘老年人供需两侧贡献，用好老龄化和高龄化之间的时间窗口，等等。本章就应对老龄化的关键领域和关键举措提出政策建议，包括：通过树立家庭本位增强生育意愿，全生命周期培养人力资本，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构建更加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等。
第五章讨论人口趋势性特征的区域维度及其政策含义。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是老龄化的派生结果，也会同区域发展差异形成相互影响的格局，以致在一些地区形成“未富先老”的特征。国家或区域之间的人口转变差异以及人口迁移性质，通常会导致人口特征差异和人口增减分化。本章以国际经验作为参照，分析中国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现状、特点和成因，解释人口重新配置的趋同和趋异效应。在实施区域均衡战略和区域人口分化两种趋势的同时作用下，省际发展差距的因素更加多元化，与人口相关的因素逐渐成为关键制约。作为破解一系列难点的关键理念和举措，本章建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状况脱钩，同时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确保人口净流出地区的社会流动不再受限，为其创造经济赶超的必要条件。
第六章讨论人口趋势性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在“三农”领域的表现。首先，分析人口转变同“三农”改革发展的关系，说明人口红利是在城乡关系演变及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兑现的。其次，阐释“未富先老”特征在城乡人口转变差异上的表现，说明农村人口格局和趋势同时受到人口转变、结构变革和城乡关系演变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三农”工作中人口挑战的格外严峻性。最后，揭示人口趋势性特征对“三农”的政策含义，重点从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方面，着力培养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从数量供给型转向质量提升型，消除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报酬递减现象；另一方面，遵循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变化规律，把“三农”工作重点从资源反哺为主的模式，转向提供更多更好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的模式。
第三部分“加大改善民生力度”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应对和化解人工智能就业冲击需要树立的理念和采取的行动。这些讨论包括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采取政策手段，确保技术开发和应用对标就业最大化原则，以增强劳动者能力扩大就业，尽可能减少岗位流失；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准备度，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减轻就业冲击；通过对生产率红利进行再分配，抵消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结果。
第七章提出一个日益紧迫的课题，通过把中外技术变革就业影响的经验同新的事实相互印证，以劳动力市场现状作为分析出发点，从已经初现端倪的人工智能冲击现象入手，尝试概括一些特征化事实。首先，做出人工智能就业影响呈现J形曲线的判断，政策建议是应该着眼于促进该曲线长期向上的部分，也要应对其短期下行的部分。其次，从若干角度尝试回答岗位创造与破坏为什么不对称的世纪难题，指出新岗位所需技能的培养和匹配需要时间，以及人工智能创新中的就业创造需要制度条件，等等。再次，揭示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就业创造的机理和过程，并据此讨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人工智能准备度。最后，从就业创造与发展过程及相关社会经济板块之间的关系出发，讨论关乎未来就业的若干制度条件。
第八章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出发，揭示当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时，“分好蛋糕”就成为“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这对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出紧迫要求，也意味着设立显著缩小收入差距定量目标的必要性。在描述收入分配现状与预期达到目标之间差距的基础上，本章总结在收入分配变化规律上的一些现代化共性，并从中国国情决定的特殊性出发，揭示需要突破的主要难点和堵点，提出更加突出再分配政策，避免出现皮凯蒂转折点，创造库兹涅茨转折点条件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四部分“智能向善和投资于人”包括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最富有“十五五”时期特征的两个话题及其相互关系。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和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是投资于人的时期背景和现实紧迫性。这一部分将讨论推动从政策部署到政策落实转换的必要理念。首先，人力资本培养具有了更高社会收益率和更强公共品性质，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其次，社会保障乃至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更加普惠，以人工智能创造的更高生产率支撑民生建设。最后，技术进步速度足以跑赢老龄化，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根植于生产率的制度型分享。
第九章结合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和培训模式。本章基于人工智能对工作和岗位的可能影响，概括了人力资本及其培养的若干新特征和新事实。为了推动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转换，我构建了一个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收益率模型，并以此作为理解教育和培训规律的认识框架。基于此，本章把中国人力资本培养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与一般经验相结合，在阐释人力资本培养新模式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指出各级各类教育及培训的改革方向，包括教育期起点的前移、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教育和培训一体化和终身化，以及政府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和投入更多资源，等等。
第十章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在经济上表现为创造性破坏，一方面，必将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冲击就业，进而加重结构性就业矛盾，造成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提出紧迫的制度需求，要求公共就业服务更加积极、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时俱进、社会保障制度更加普惠。鉴于传统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保障对象识别、制度适应和技术红利共享等难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和路径，是从更接近于剩余型安排向更接近于制度型安排的转变。相应地，公共财政（特别是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也需要更新理念，探索以“先分配，助增长”为特征的跨代收支平衡模式，以人工智能达到的更高生产率支撑民生建设。
第十一章阐述中国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特征，构成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严峻挑战，也导致关心该领域问题的各界人士对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担忧。本章指出，反复陷入担心养老金不足的“精算恐慌”于事无补，更为积极的做法是依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巨大可能性和确定性，秉持普惠、均等、及时分享生产率的思路，更加积极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里揭示，即便在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领先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速度，这个领先优势还会倚仗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基于此，人工智能时代养老保险模式的完善思路，包括：强化第一支柱的地位，完善现收现付式的职工养老保险，把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社会养老金，助推个人养老金稳步健康发展，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