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战略性政策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对于提振消费的重要性和重点方向的认识尚存在分歧，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方式或因此受到影响，产生偏差。
为什么要提振消费：问题根源与认知偏差
为什么要提振消费？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一方面，社会公众常认为，消费无需提振，收入增长自然会带来消费增长。即便存在消费不振的问题，也主要是因为人们缺钱，这部分人主张通过发放消费券或钱来激励消费。另一方面，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主要依赖于投资，而消费并不能带来长期经济增长。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分别来自于普通社会公众和学术界，但本质上都存在着同样的认知问题：即假设当前的消费已经处在最佳状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首先，社会公众对收入增长的感知本身就和产业结构的扭曲状态有关。关于这一点是不能强求社会公众去理解的，但是仍有必要解释一下。经济的结构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这里暂时不讨论农业），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其他国家历史同期相比，制造业的占比比较高，而且大量通过出口消化了国内的产能，这就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体现为依靠投资于制造业和基建拉动。因为制造业是比较偏资本密集型的，而这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在收入端就体现为劳动收入占比偏低，反过来，这会制约人们的消费增长能力。因此，政府最近一直强调要提振人们的收入，这包含了双重含义：宏观经济要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至少赶得上GDP增长速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又体现出大量依赖于出口，而出口的结构里又大量依赖于一些新兴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国内由于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部分制造业的劳动产生了替代作用，这当然就会使得普通社会公众感觉到GDP的增长数据跟自己的实际收入增长数据不相匹配。所以，提振收入的确是提振消费的首要任务，但是这件事情不只是让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问题，也不只是在同一产业和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因为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活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更加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大发展才能让GDP增长更多地带来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就业岗位的增加，然后再进一步地转化为人们的消费能力，使得经济的结构得以优化。
认为消费不能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其实我们已经多次撰文澄清了。如果中国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最优的状态，那么从长期来讲的确拉动经济的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句话等同于经济处在投资和消费进行分割的“黄金律”上，也就是说今天投资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未来正好被消费掉。而事实上，从中国的实际背景出发，投资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偏高，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比重比较高。出现这样的情况，表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并不是最优的，而是跟中国转型期的背景有关。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滞后：制度性成因与约束
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不仅与欧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发展水平阶段相比是如此，即使与近邻日本和韩国历史同期发展水平阶段也是如此，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具体来说，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都是更加有助于制造业发展和投资，而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
第一，在税收制度上，中国当前的增值税率对制造业等货物销售一般为13%，而对大部分现代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则为6%（交通运输、建筑等部分服务业适用9%），这使得地方政府更加愿意发展制造业来增加自己的税收。同时，当前的增值税按生产地征收，产品在什么地方生产就在什么地方缴税，这从税制上强化了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的激励机制。过度依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共享税的税收分成体制，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强化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倾向，引发财政资源配置优先导向有利于制造业的方向，比如建设工业园或补贴制造业企业。
第二，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讲也更加能够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因为制造业本身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投资本身就在GDP统计里。同时制造业又是可贸易的，它可以卖往全国和全世界；相对来说，服务业大量局限在本地发展，市场交易范围有限。而地方政府一旦想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就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去实现，包括提供比较便宜的土地、资金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持，比如出口退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政策在近些年的公平竞争审查之下，已经越来越难做了）。
第三，在金融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相对来说银行贷款占的比重较高，而债券融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直接金融占比相对来说比较低。间接金融体系要求融资者能够拥有相应的抵押物，这时制造业因为其资本密集型和“物化”的特征，可以把厂房、设备、产品等作为抵押，就比服务业更加能够得到支持。而且平均来说制造业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大，金融体系更喜欢把贷款给大企业，而服务业里的小企业往往被认为规模不够、财务状况不清楚、风险控制比较难。
第四，服务业产品的消费相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中国“内卷式的加班”非常不利于服务业消费的发展。服务消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现场性和即时性特征，消费过程需要占用消费者时间。商品消费不受时空限制、可通过网购实现，而服务消费高度依赖闲暇时间。然而，当前中国劳动者如果要消费服务，面临严重的时间约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长达48.6小时，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如此长的劳动时间不仅不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更严重挤占了服务消费所需的时间。尤其对年轻人而言，“挣了钱没时间去花”（甚至没时间恋爱、结婚和生子）成为普遍困境。此外，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也对服务消费的时间形成制约，例如与夜经济相关的娱乐等行业仍存在经营时间的管制，体育消费还受到场地制约。可以说，时间匮乏与闲暇不足构成了制约服务消费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
面向未来，要对服务业的大发展形成充分思想共识，要避免认为服务业占比提高是制造业空心化，恰恰相反，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集中于服务消费，而且服务业本身也将制造品作为投入（比如餐饮要买桌椅），服务消费本身可以间接拉动制造品需求。不仅如此，中国要保持制造业的国际地位，甚至未来制造业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能再依赖低成本，而是要更多地靠创新，包括技术进步、品牌和消费者服务等，因此，制造业的强大反而意味着为制造业赋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得更快，相应地，制造业的占比适当下降反而是制造业更强大的表现。
此外，现实中的服务业发展和家庭生产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许多本可通过市场提供的服务（如烹饪、清洁、育儿、养老等）只能由家庭内部完成，抑制了消费多样性和分工深化。而且，家庭生产质量多不及专业市场服务，人们常常忽视了服务消费具有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如，如果充分发展家政服务业，则消费者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和工作。城市（尤其大城市）因人口密度高、市场规模大、社会分工更细，消费者更容易获得更多、更好、更多样的服务，从而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直接催生和壮大家政、餐饮、配送等服务业，还能节省家庭自我服务的时间，用于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促进经济发展。
制约当前中国服务消费的主要因素
前面我们从生产侧分析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制度性成因，即使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消费仍然面临现实条件的约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当前服务业面临的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尽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已将事项数量由2018年版的151项压减至106项，但部分服务行业仍保留许可准入管理，限制了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和竞争活力，削弱了消费选择空间。此外，服务消费领域还面临供需失衡（人口流入地供给不足，人口流出地供给过剩）、信息不对称（服务质量难以事前甄别）和监管滞后（新业态缺乏规范）等结构性矛盾，又反过来抑制了消费意愿，降低了消费可得性和满意度，共同构成了制约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制度性障碍。一些与民生有关的服务行业，如教育、医疗、养老、幼托、体育、文化、娱乐等面临诸多行政管制，其服务的供给数量和品质还远未达到让人们满意的水平。
第二，消费场景供给不足。服务消费的释放高度依赖丰富、可及、有体验感的消费场景，而当前消费场景供给不足已成为重要瓶颈。以体育消费为例，体育设施数量虽有增长，但分布不均、运营效率低下，大量资源未能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场景，群众“想健身、愁场地、缺赛事”的困境依然突出。同时，消费门槛偏高、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削弱了居民消费信心，单一场景形态难以匹配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此外，体育与文旅、科技等产业的融合仍较浅层，尚未形成“以场景促消费、以消费带产业”的良性循环。这一现象并非体育领域独有，其他服务消费领域同样面临场景供给不足、体验感弱化等问题，制约了服务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甚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如游艇、高尔夫球）也面临供给侧的制约。
第三，制度政策与规划制约。这一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户籍制度抑制了大城市服务消费的释放。当前人口迁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流动方向、规模和结构不断调整，持续重塑服务消费需求的空间分布。大城市服务消费品质更高、种类更丰富，更具消费潜力，但现行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大城市的持续集聚。即使是已经流动起来的人口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长期面临缺位，这部分人群对未来定居在所在城市的意愿不够强，在行为上则倾向于为未来多储蓄，从而削弱了其消费意愿（尤其是服务消费意愿）。另一方面，粗放的城市规划制约了消费场景的营造。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偏重“宽马路、疏路网、大街区”模式，城市扩张过快且追求低密度，导致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大幅下降，中心城区消费活力被削弱。低密度环境下，服务业供给不足，居民需长途驾车出行消费，通勤压力增大，消费的便利性和即时性大打折扣。有研究表明，街道密度对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和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密度、窄密路网的城市形态更有利于激发服务消费活力，但现实是城市规划和建设对于密度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认知。
第四，劳动时间过长。工作时间过长，隐形加班现象普遍，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各地虽积极推动夜经济或消费发展，但过度加班的职场文化使劳动者难以在晚间或周末拥有完整的闲暇时间，这不仅损害职工身心健康，也直接抑制了服务消费的活跃度。我们团队利用中国某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城市日度服务消费数据，发现2025年浙江和四川实行的秋假显著提升了居民服务消费，本地同城服务消费增长约12%，跨城外出服务消费增长约92%。这说明，适当延长假期、灵活安排休假制度，能够有效释放被时间约束所压抑的消费需求，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政策抓手。
关于生活性服务业与消费的几个误区
关于发展服务业，另一个流行的误区是看重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贸易、研发和设计），但对生活性服务业却相对轻视。而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三个结构性问题，都和服务消费有关。第一，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讲，服务业的占比同其他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偏低，说明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生活性服务业没有充分发展也是服务业占比偏低的原因。第二，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讲，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力也低于其他国家历史同期，随着制造品的消费出现饱和效应，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越来越多的体现在服务消费上。第三，从消费的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的服务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46.1%，这个比值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同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是偏低的。
关于生活性服务（或者服务消费）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认识误区，需要特别澄清：
第一个误区是觉得服务消费不重要，是浪费，是低端，甚至有人认为服务消费是虚拟经济，不是实体经济。事实上，服务消费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且服务消费的供给，需要把制造品作为中间品，从而能够消化制造业的产能，还能减少中国制造业对于出口的依赖。只要能切实增加人民福利水平的经济活动，都能创造实际价值，都应归于实体经济范畴，而服务消费正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替代制造业中的部分简单劳动岗位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才能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第二个误区是不认同服务消费占比偏低这个现象。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服务业非常便宜，生活非常便利，不认为中国存在服务消费受制约的问题；另一种相关的观点则直接从统计出发，认为中国服务价格比较低，而实际服务的消费量并不少，因此服务消费占比较低在统计上被夸大了。
首先，中国的服务业价格比较低是个事实，但是在统计上这是跟中国现有的不合理产业结构之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状况有关的。服务业价格比较低，是建立在服务业从业人员收入低的基础之上；而制造业同样存在价格比较低的问题，它的基础也同样是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较低。中国经济真正的结构性问题不在于服务消费被低估了，而在于当上述状况存在的时候，中国制造业通过低价格在出口上获得了竞争力，从而支撑了中国的制造业和GDP增长，而服务业价格低，却不能通过出口同样消化产能。
更加重要的是，服务消费的价格低本身就是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的体现。当前中国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仍然受到很多传统遗留问题（包括政策限制）的制约，这就必然会使得服务业在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远远没有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潜能（研究表明，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同其他发达国家历史同期发展水平相比偏低10个百分点左右），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制造业里，机器不断替代劳动，把劳动者推向服务业，而服务业因为没有充分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仍然不够理想，这种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服务业的价格便宜。试想一下，如果那些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全部被去除，服务业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那么它对于劳动者的需求就会上升，在均衡状态下的服务业工资水平就会更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从消费者的角度认为服务业价格低是好事，而应该更加从全局的一般均衡角度来思考，看到服务业价格低是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和表现。
与服务消费占比偏低相伴的另一个常见观点是，服务业发展会拖累整体生产率增长。学术界对这类问题的讨论通常围绕服务业发展和鲍莫尔成本病之间的关系展开。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曾指出，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会从生产率提高速度较快的制造业转向生产率提高不快的服务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鲍莫尔成本病。相应地，有人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了整体生产率提高速度的下降。而这进一步又引出一种观点：要保持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就不能让服务业来拖后腿。事实上，这种观点误解了鲍莫尔成本病的含义，鲍莫尔成本病虽然被称之为“病”，但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真的病，而只是一种现象。劳动力转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是由服务业本身更多投入劳动，相对节省资本的特性决定的。制造业部门由于资本密集型的特征，相应地较少利用劳动力，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力的价格也必然逐步上涨，而劳动力价格越贵，越会促使制造业采取资本和机器替代劳动，包括当下的人工智能替代劳动，这就使得服务业反而成为吸纳就业的唯一通道。因此，鲍莫尔成本病不是病，而恰恰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当然，随着技术进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也是好事。但是总体上来讲，只要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产生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速度高于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就仍然会产生，经济的服务业占比就会持续提高。在此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不让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的服务业发展，而是恰恰需要通过服务业的大发展来吸纳从制造业里不断被挤出的劳动力。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服务消费的滞后并非源于需求不足，而是根植于生产侧的制度性约束与需求端的现实堵点。与此相伴的，是社会各界对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认知偏差——将其视为低端、非实体、拖累增长的负担，这些误解若得不到澄清，将延缓结构调整的步伐。
令人鼓舞的是，2026年，服务业发展已迎来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调整。尤其是4月份中央层面开展的服务业大会，已经把服务业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被提高到关乎民生改善与消费促进的战略性位置。7月13日，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置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之前。
然而，从政策方向的明确到社会共识的凝聚仍有距离。正是因为上述的政策取向符合发展规律，使得当下亟需加快对消费及服务消费的认识统一，改变社会公众和地方政府对于发展服务业的消极态度。这也许就是本文写作的一点社会意义。
（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钟粤俊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