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历史应当怎样书写？是把它当作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地方注脚，还是从这里出发，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相遇的过程？历史文化学者吴志良教授以“九连真人”为笔名创作的网络小说《澳门风云：海上争霸300年》与《龙吟虎啸十字架》，正是以文学叙事回应这一问题。

《澳门风云：海上争霸300年》沿着葡萄牙人东来、欧洲列强争逐中国沿海、海商与海盗角力的线索，把澳门写进早期全球化的海洋网络，呈现它作为贸易往来与文明交流节点的历史分量。《龙吟虎啸十字架》则从天主教围绕祭祖、祭孔等问题展开的“中国礼仪之争”起笔，借3个家族的命运，串联澳门、香港与台湾在历史变局中的不同际遇。作品探讨文明相遇时为何产生误解与冲突，又如何走向相互理解，寄托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宏阔思考。

两部作品的叙事重心虽不同，却都提醒我们：澳门、香港不止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更不是可以忽略的文明边陲，而是组织历史叙事、理解文明交往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两地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亦能够为中华民族探索中西相处之道，提供重要而有益的文化资源。

起点与原点

澳门不止是中西相遇的背景，也是近代早期中西持续交往的重要起点。这里所说的“起点”，并不否认此前已有中西往来，而是着眼于澳门作为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枢纽的历史作用：经由这里，人员、货物、知识与信仰，得以在世界范围持续流动。至于说澳门为理解中西交流的“原点”，也不是要把复杂的文明交流归于单一源头，而是以这座小城为观察的出发点，理解中国与世界如何相遇、如何对话。

数百年间，商人、传教士、译者、学生与普通居民往来澳门，商品在此汇聚转运，知识与信仰在此交流传播，翻译与文化再创造也在这一过程里持续进行。从澳门望向世界，可以看到海上航路的延伸与跨地域人群流动；从世界回望澳门，则可以看到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又如何在接触与互动之中得到理解和回应。吴志良教授的书写，正是通过具体的人物、事件与生活场景，令这段跟澳门密切相关的交流史变得可感可知。

书写澳门的意义，不止于讲述一座城市的历程。贸易航道同时也是文化通道，海港所连接的不止是不同地域，还有各具特色的知识、生活方式与精神传统。循着澳门的历史经验，我们得以追问：中国如何走向海洋、认识世界，又如何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当中重新认识自己。澳门作为“原点”的价值，正在于为宏大的中西关系史，提供一个具体观察位置，让文明相遇回到真实的人与生活之中。

从海洋到信仰

《澳门风云》的题材意义，首先在于转换了观看历史的位置——它把读者视线从内陆引向海洋，从疆域边界引向不断延伸的航路。在葡萄牙人东来、欧洲列强争逐、海商与海盗角力的历史图景里，澳门不再只是历史画卷的一角，而是多种力量交汇之地。由此回望，一个港口城市的命运，既与本地社会息息相关，也受到远方市场、海上秩序与跨地域人群流动的牵动。从澳门出发书写这段历史，便能够把中国史与世界史放在相互联系的进程里理解。

《龙吟虎啸十字架》则把视线从海上航路，转向信仰、礼俗与文化认同。于这一层面，文明之间的分歧不止是观念上的争辩，更牵涉人们如何安顿信仰、维系家庭伦理，及理解自身所属文化传统。理解他者的困难，往往正在于一方视为理所当然的礼俗，在另一方眼中则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若说《澳门风云》着重书写不同力量如何在海洋世界中相遇，那么《龙吟虎啸十字架》更关心相遇之后，人们如何理解差异，又如何于冲突与变动中寻求共处。两部作品题材各有侧重，却都把宏观的历史进程跟个人命运联系起来，使文明交流的书写既有历史之广度，也有生命经验的温度。

恢复交往中的主体性

吴志良教授对澳门历史文化的书写，启示我们：以澳门为重要节点的中西交往史，不能只写成“西方带来，中国接受”的单向故事。重新看见中国社会在交往里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回避殖民扩张、权力冲突与利益失衡，也不等于说交往双方始终处于对等地位。关键是在辨认这些不平等之同时，看见中国社会如何参与规则的形成、回应外来观念，并在协商与辨析之中做出自己选择。

因此，值得追问的不止是外来者带来了什么，还有本地社会如何理解和回应这些外来事物：接受了什么，拒绝了什么，又如何把其中一部分转化为自身生活内容。主体性不是拒绝差异，而是保有诠释自身传统、表达自身诉求的能力；文化自信也不是贬低他者，而是在开放交往当中，仍能够自主判断、做出选择，并与他者沟通。

澳门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交往与调适的痕迹，至今仍留存于海港、街巷、语言、信仰与日常风俗当中。外来文化在此留下印记，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也在此延续。不同文化并非静态陈列于同一个城市，而是在接触、碰撞与调适之中彼此影响和不断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不止是两种文明并列展示的橱窗，其历史也不能简化为“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故事。它让我们看见——保持文化主体性与理解他者，并不矛盾，开放未必失去自我，坚守也不必走向封闭。这也呼应了吴志良教授对澳门文化特质的概括：“古今同在、中西并举”，“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文学的温度

以网络小说书写澳门历史，有助于让更多读者接触这一题材。在史学考证与辨析之外，小说还可以通过人物、情节与命运，将遥远年代里的航路、制度与社会变迁，转化为读者能够感知的生活经验。当海上贸易的历史，具体呈现为航海者面对的风险、商人必须做出的抉择，当历史变局进入家庭遭遇与城市日常，读者便更容易走近这段历史。文学毋须取代史学，它的力量在于打开一扇门，让人愿意继续追问：谁曾在澳门往来？知识如何传播？不同群体如何相处？这座城市又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化面貌？

阅读《澳门风云：海上争霸300年》与《龙吟虎啸十字架》时，我们不妨在追随故事起伏之余，留意作品如何把人物命运跟更广阔的地方史、国家史、文明交流史联系起来，又如何呈现不同人物在历史潮汐当中各自面对的处境与坚守底线。历史里的人物，不是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也受时代、身份与见识所限，常常要在不确定之中做选择。

大众历史写作愈追求感染力，就愈需要尊重历史的复杂。若只写传奇，澳门容易沦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布景；倘只写对抗，长期往来、协商与共同生活的经验又可能被遮蔽。好的书写，既要令故事引人入胜，也要为理解历史保留足够层次与空间。金庸小说将人物的江湖际遇融入时代变局，正展现了可读性与历史感相互成就的可能。于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也是理解吴志良教授这两部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角度。

从澳门出发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相遇，不止是重估一座城市的历史地位，更是重新思考中华民族如何在与不同文明交往当中保持自我、理解他者、开拓新局。澳门的历史经验启发我们：文明之间的理解，不必以抹平差异为前提；文化主体性之确立，也不必以拒绝交流为代价。从这个小城的历史深处，读者既能够看见中国与世界相遇的曲折历程，也能够思考“制度可共存，文明可共生”如何在真实生活当中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中，澳门数百年往事不再只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更成为当代世界思考人类共处、文明共生之道的宝贵思想资源。

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

（刊载于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明报》B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