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元文化语境下人类共存路径的差异，折射出不同的传播观念与价值取向。差等秩序是人类关系传播的普遍形态，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植根中国社会结构，蕴含以差异为前提维护关系秩序、达成“和合共生”的本土传播智慧。本研究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思想溯源、逻辑分析与理论建构，提出中国关系传播的“水波纹”模式。该模式以“推己及人”为交往伦理，形成主体双向建构、情境化传播、圈层动态调整的内在逻辑，彰显中华文化以“伦”为基因、以“和”为旨归的传播特质。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扩大同等的类存在、构建弹性调适的传播边界、平衡差序伦理与平等价值是中华传统传播智慧为破解数字时代关系传播困境提供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差序格局；水波纹；关系传播；推己及人
“差序格局”概念自费孝通提出以来，学界多将其与西方“团体格局”展开比较研究，聚焦中西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区别和关系向度等议题，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然而，差序化是每个人同他人交往并想象其生活世界的自然倾向和必然结果，从传播的角度而言，差等秩序并非文明特例，而是中西方关系传播的共相。相较于社会学侧重社会结构、关系形态与制度逻辑研判，传播学视角的差序研究更聚焦信息流动、圈层互动与情感表达等如何在传播实践中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全域普及进一步消弭文明边界的当下，微信圈层分组、可见权限划分、社群圈层聚合和算法个性化推送等日常传播实践，集中体现了差序交往特征。数字时代下“中国为差序格局，而西方为团体格局”的差异逐渐消解，基于统一的技术传播模式差序化互动的全域普及连接，在全球范围内趋同，差序传播成为中西学界需要共同回应的普遍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意味着关系传播研究既要强调普遍性，也要增强主体性；既要面向世界汲取养分，也要立足本土文化根脉；既要把握当代传播图景，也要深挖传统交往思想资源，方能为建构中国特色关系传播理论筑牢本土根基。因而，在承认差序传播为全球共性的基础上，更需厘清中国本土文明特质，这也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中国差序传播依托亲缘伦理关系，形成以自我为中心，逐层外推的“水波纹”式差等传播秩序。信息选择偏好、传播互动规则和情感表达强度均随圈层亲疏而差异化，“重责任、明差序、尚和合”的差序传播形态构成中华文明关系传播的底色。这种根植乡土、适配本土交往实践的传播范式，是其他文明语境下差序互动难以复刻的传播理论资源。
中国本土的差序传播，并非建立在权利制衡与契约约束之上，而是从“差序格局”中提取关系传播结构，跳出表层的话语技巧和行为姿态分析，聚焦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层面，以互惠包容为交往旨归的传播范式。这份崇尚和谐交往、良性共生的价值追求，是中西学术对话的起点，亦是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交往愿景。因而，“差序格局”所内嵌的传播理念既根植中国本土社会结构，具有在地阐释力，亦可为全球共通差序传播提供兼具温度与实践的中国思考。
基于此，本研究以“差序格局”为理论依据探讨中国关系传播内在逻辑，挖掘“水波纹”隐喻的学理价值，系统建构中国本土化“水波纹”关系传播理论。该模式以“己”为中心、由内向外圈层延展，恰切呈现了中国关系传播“推己及人”的运行逻辑与差序实践；其理论视域超越了简单信息传递与权力约束的分析框架，侧重阐释个体如何依托伦理自觉，在差异化的关系网络中实现与他者、社群及社会系统的互依共存。具体而言，研究立足中外差序传播的共通特质，凸显中国“伦理本位”的独特属性，东汉刘熙《释名》曰：“水小波曰‘沦’，沦，伦也，小文相次有伦理也。”以“沦”通“伦”的思想义理辨析，开展“水波纹”关系传播模型的学理建构，并进一步深挖其以“推己及人”为内生动力的交往伦理。同时，本土关系传播理论需立足数字时代传播变局，研究在赓续中华传统交往智慧的基础上，为化解数字社会关系建构难题提供学理思考。
一、共相与殊相：关系传播的普遍差序与中国本土的伦理底色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了人天然为关系性存在，并始终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传播是人类关系性存在的方式，既受制于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又在互动实践中影响社会关系形态。跳出信息传递的单一视角，关系传播被视为“以建立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交往模式或理论环境”，将传播视作人际关系生成、协商与维系的互动过程。
（一）差序传播：中西关系传播的异源同构与跨文化普遍性
以亲疏远近为标准来应对和想象世界的倾向是一种超越文化的普遍主观倾向。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在1964年提出亲缘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帮助与自己基因相似的亲属，从而间接提升自身基因的传播概率，这使得动物具备了识别亲疏并予以优待的能力。因而，对亲属进行识别和偏爱倾向是进化的结果，让血缘圈层内部形成更紧密的联结模式，也为人类差别化的交往与传播方式奠定生物基础。“内群体偏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先天心理倾向，个体在社交互动中会自发对内群体成员更为亲近、合作意愿更强，并直接体现在沟通频率、情感表达和信息分享等关系传播实践中。由此而言，对外群体的警惕和对内群体的亲近，是一种无须后天学习即可自主激活的先天倾向，这种根植于进化与人性的亲疏分层逻辑，在日常互动与社会交往中形成了差序的关系传播状态。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时提出的差序格局，并非仅存在于某一文明形态中，“差序格局在人类社会似乎是普遍存在的，西方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格局”。谢立中进一步明确差序格局的跨时空特征，“‘差序格局’不仅是一夫一妻制度产生之后，包括西方古代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中亲属关系结构的基本形态，更是包括西方现代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之一”。即便在以“团体格局”为标签的西方社会中，秉持制度层面的平等原则，也无法覆盖真实的关系传播实践。社会运行中仍会主动建立差序化交往规则，尤其在资源稀缺的现实场景中，差序化对待成为常态，除了对老人、妇女、儿童、残疾者等特殊群体优待之外，也会基于国籍、年龄、性别等划分交往边界，形成内外有别的互动模式。
与将差序视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相伴，关系传播亦围绕着差等秩序互动展开。西方关系传播理论体系中，诸多经典研究也暗含并印证差序化的交往前提。帕罗阿尔托学派是西方首个明确将关系互动作为传播学核心研究对象的学派，其提出的互动理论揭示了传播与权力的内在关联，指出交流可以塑造权力关系，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与弱势、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人际互动格局。互动里的地位落差、权力差异与不对等控制，通过具体的交流互动不断显现并逐步形成交往差序。与此同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提出的人际距离理论，从空间符号维度划分亲密、个人、社交与公共四种层级化交往边界，构建了以自我为圆心的空间差等秩序与权力界限，映射人际传播互动中依据关系亲疏形成的差序区分互动。
进入互联网传播语境，差序传播的跨文化普遍性进一步得到印证。一项跨国比较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网站用于关系目的及其带来的社会资本和关系受文化驱动，美国大学生社交网络规模大但联结松散，韩国大学生网络圈层偏小但关系更为紧密。另有覆盖73个国家，以社交媒体互动为观察窗口的大规模跨文化数据分析也表明，无论在何种文化中社交网络均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化结构，并且用户的内容消费偏好受到个人主义、关系流动性与文化松紧度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依据圈层亲疏形成信息选择差异与传播偏好是跨文化的普遍存在，虽然其权重程度受个人主义、地理人口流动性和社会约束的文化调节，但是无法改变差序传播本身的逻辑。
因而，差序的关系传播具有鲜明的跨文化普遍性，存在以“亲密内部”与“陌生外部”的区隔为传播前提，随亲疏程度层级递变的“共相”特征。但也必须看到，中西的差序传播在历史成因、表现形态与关系基础上仍存在显著差异。“差序结构”能否，以及如何从先天生物本能上升为自觉的文化道德规范，恰恰划分了不同文明传播形态的边界。中国语境的差序关系传播形态，其特殊性并非对人类普遍传播规律的否定，而是普遍规律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呈现的殊相。那么，中国差序关系传播的独特内核是什么？其中蕴含哪些可与其他文明互鉴的普适性智慧，又能够为当下社会传播实践提供何种现实启示？
（二）本土特色：中国关系传播“伦”的推衍与和合旨归
作为自然事实层面，差序化是个体与他人交往并想象生活世界所共有的天然心理倾向，但差序化所内含的伦理准则与道德取向并非人类普遍禀赋，而是特定文化形塑的产物，体现的是特定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中西文明虽共享着以自我为中心、亲疏有别的差序传播普遍表象，然普遍共性不等于文化同质化。在西方传统社会中，团体格局的普遍主义和差序格局中的特殊主义两种行为原则并存，二者存在内在矛盾和冲突，而这种价值矛盾在传统中国社会基本阙如。因而，西方差序传播将亲疏圈层作为关系选择与互动调适的补充，而不具备伦理义务的强制性；中国社会则以家庭或家族作为先在伦理框架，“差序”的关系传播以家庭为中心自然顺次推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家庭角色既是人伦秩序与社会交往的起点，关系亲疏也成为人际互动中是非研判、权责分配和价值评判的伦理依据。由此而言，中西差序传播虽有着圈层化结构的共同表象，但背后的道德生成动力与社会秩序来源却不同。
中国差序传播的“殊相”，在于其在侧重伦理根基与情感化交往的倾向。梁漱溟将中国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始于家庭亲子血缘的伦理关系，被广泛涵化到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中，其衍生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亦成为国家政治、社会道德和秩序的根本原则，由此中国关系传播自然以“伦”为基础。费孝通将“伦”解释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产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阎云翔进一步补充，差序的本质并非“人”而是“人伦”，即交往行为的内在纲纪。因而，“伦”是以“己”为中心、以差序为结构规约着人际传播的价值导向。这构成了中西差序关系传播的显著区别。同时，梁漱溟进一步指出，“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即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也就是说，这种伦理化的关系传播方式不止是信息互动，更是依托情感联结践行人伦义务的交往过程。
依托伦理本位的内在规约，共情体认构成道德实践基础，“推己及人”则成为家庭伦理社会化推扩的核心观念。中国差序传播实践，便是“推己及人”这一交往伦理的推衍：从修身、齐家延伸至治国、平天下，仁心与礼序在层层向外的关系传递中得以扩散至整个社会网络，塑造了中国关系传播的内在特质。在关系结构上，个体通过置身于差序化的人际网络，在持续的伦理践行中完成自我身份定位，形成关系性传播主体；在交往实践上，以差序格局与人伦尊卑为准则，依据亲疏远近动态调适沟通方式与信息披露程度，呈现出鲜明的情境化传播转译特征；在圈层边界上，柔性重构与拓展成为可能，公私传播之间的刚性界限趋于模糊。这种植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播思维，有效维系了社会秩序，形成以“伦”为内核的本土关系传播形态。
“伦”的推衍旨向了“差等秩序”的和谐共生状态。“和”的观念不是仅仅诉诸个人主义的自主价值与简单的平等，而是以差别和不同为基础，在学习他人与坚持自我之间取得平衡，最终促进公平、多样性与分享幸福。这一观念与中国关系传播的伦理导向所契合，“伦”以差序为结构，本身就承认亲疏、尊卑的客观差异，其推衍过程正是通过伦理义务的层层传递，在差异基础上建构共生关系的过程。因而，其核心并非“说服”或“告知”，而是通过“伦”实现关系的建立、维持与强化，其最终指向是“促成不同心灵‘和合共生’式共振共融”。因而，既保留了各圈层的差异特质，又通过伦理共识维系整体和谐，实现社会共生的相互成就。这一传播思维在当代延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理念：将国家关系类比为“亲若善邻”“兄弟之交”，暗含休戚与共的价值内涵，其在承认各国发展差异与文明特质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对话与意义协商实现国际社会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格局，这是“伦”的差序推衍在全球传播场域的延展与升华。
“伦”的推衍以“差等秩序”为目标，并借“水波纹”传播模式得以具象落地。每个人的圈层以“己”为中心、由伦理关系编织而成，此类关系具有个别性、独特性与情感纽带属性，每一重伦理联结都指向专属的特殊他者。因而，解读差序传播不宜简单套用同心圆“内聚式”的圈层框架，也有别于西方社会结构隐喻中彼此分立、边界固化的“筷子式”隐喻，水波纹模式的核心要义不在于规整的圆形边界形态，而在于涟漪逐层泛开所呈现的伦理推衍、关系联动与动态外拓过程。在这一网络中，个体并非被动受制于圈层划分，而是通过“推己及人”的交往伦理驱动，在传播互动中不断生成、调整与重构关系边界。这种互动让水波纹传播模式成为动态的意义共同体：既以梯度化圈层保留了个体主体性与关系差异性，又通过伦理共识的传递维系了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文化认同。从人际传播的情感共生，到群体传播的归属形成，再到公共传播的价值凝聚，水波纹传播模式的动态运行逻辑贯穿始终，既体现了中国“关系本位”的传播特色，也构成维系社会整合、促进文明互鉴的本土传播哲学。
因此，剖析水波纹传播模式的结构与内涵，挖掘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的基因、推己及人的推衍逻辑与“差等秩序”的共生特质，既可厘清普遍差序传播的中国殊相，亦能从其中萃取可资全球借鉴的思想资源。这是推进中西理论平等对话的重要依托，也是立足本土思想、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二、差序和合：中国关系传播理论视角下的“水波纹”模式
作为差序格局的经典隐喻，“水波纹”并非单纯的形态表征，而是统合了个体如何与世界建立关系的动态传播模式。其不仅具象描摹了中国关系传播由内及外的圈层延展特征，更承载着儒家伦理构建和谐秩序的文明智慧，成为解读本土关系传播具备意象性与实践性的分析框架。
（一）“水波纹”与“同心圆”之辨
费孝通将“水波纹”界定为以“己”为中心，形成由内向外逐层延展、亲疏有别、差别有序的社会结构。翟学伟进一步指出，以水波纹喻指“差序格局”水到渠成，所谓格局，正是被‘伦’格式化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形成的互构循环。这一表述突破了“水波纹”静态结构的解读，解释了差序格局兼具结构规约与行动指引的双重属性。王铭铭等学者则将差序格局与中国传统伦理结合，提出水波纹的圈层延展过程，本质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圈层化扩散；差序格局并非单纯对社会关系的事实判断，更被儒家思想赋予了界定贵贱、上下、长幼的等级伦理内涵，具备历史延续性。
如果以传播的视角重新思考以上研究，可发现费孝通论述的是关系传播的圈层结构与亲疏标尺，翟学伟厘清了个体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构逻辑，王铭铭则揭示了水波纹背后的伦理规约。三者共通之处，在于均以水波纹意象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关系传播，具有在差等中形成稳定秩序的特点。因而，“水波纹”意象精准契合了本土关系传播的特征，统摄圈层结构、人际互动和伦理规约多重维度，成为阐释中国差序交往模式的理论隐喻。
与之形成理论参照的是“同心圆”生命－传播结构模型。吴予敏植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与家国同构观念，构建以个体生命为原点，沿“身-家-国-天下”逐层外推的同心圆传播结构；该模型阐释了中国文化中个体生命价值的层级安放逻辑，也揭示了这一结构对民族内聚性、观念封闭性和人格伸缩性的影响。然而，“同心圆”呈现了层级化和内敛性的刚性伦理结构，其圈层边界清晰、层级不可逾越，适用场景是宏观层面的生命价值与文化伦理传播，难以适配微观关系传播的动态阐释。相较而言，本文提出的“水波纹”传播模型，从以下两个维度弥补了同心圆模型局限。其一，圈层性质与边界。同心圆模型的圈层是固定的层级划分，无法解释本土社会中关系边界的流动性与传播主体的身份交叠性；而水波纹模型的圈层是柔性边界与动态生成的关系网络，呈现连续渐变的过渡形态，并非非此即彼的层级割裂，能够精准覆盖本土传播中的复杂关系场景。比如，传播实践中“视君如父”“亦师亦友”的身份交叠，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忠孝、敬善等伦理的多重性；其二，传播方向与互动性。同心圆模型以向内收敛为主导矢量，“为了自我或‘圈子’的生存，必须对外部保持高度的防范的警觉，协调内部关系的平衡”，强调内圈对信息的控制与解释权；而水波纹模型以向外扩散为基本形态，同时包括回流的传播互动，“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体现关系的维系在反馈与回报的传播中保持平衡。
（二）“水波纹”传播模式的运行特征与关系技艺
一种文化模式必然是与的传播结构共存。作为本土的“水波纹”传播模式，其本质是依托“伦”的差序传播。潘光旦基于文字本源厘清“伦”的三重内涵，即普遍秩序、类别差等与人际互动关系，他指出“类别或差等的伦是具体而静的，要靠理智来辨认；关系的伦是抽象而动的，要靠情绪来体会与行动来表示”，呈现了中国社会的伦常架构。这一架构转化为传播逻辑，便形成以“推己及人”为交往伦理，在差异中形成稳定关系秩序的传播准则，使传播行为始终围绕伦序展开。从内涵上，“水波纹”以“伦”为核心，兼具结构性与伦理性。在结构层面体现“静的差等”，以“己”为行动原点，依血缘、地缘、人情亲疏划定差序边界，形成逐层推展的关系圈层，是差序格局在传播实践中的具象化；在伦理层面体现“动的规范”，以亲疏尊卑的伦常为准则，以“推己及人”的观念指导传播行为，传播的尺度、信任与互动方式，由关系的伦理准则所规约。从外延来看，“水波纹”传播模式是“伦”主导下的本土圈层关系传播形态，其圈层无刚性边界，依托“伦”的互动关系弹性延展、伸缩交叠。因而，这一模式是理解差序格局下中国本土关系传播何以形成、怎样运行、如何呈现的有效凝练。
邱泽奇认为，“差序格局是一幅关系图景，波纹涟漪是一种“沦”，与人际关系的“伦”同源、同音”。基于对“水波纹”传播模式的概念溯源与本质界定，可以发现“水波纹”传播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第一，梯度性，以“己”作为传播原点，依托伦序划定关系亲疏，信息、情感与信任随伦常圈层由内向外梯度衰减，形成“差序化”的传播实践；第二，渐变性，传播圈层呈连续渐变态势，无绝对割裂的边界壁垒，契合儒家“爱有差等”的伦常逻辑，关系亲疏、情感浓淡仅存程度差异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第三，伸缩性，传播圈层随着主体势能强弱动态调整，势力强时圈层依伦序外延扩张，衰弱时则主动回缩至核心圈层，恰如石子入水波纹随力道伸缩；第四，情境性，传播主体的伦常身份并非单一割裂，而是随关系场景交叠共生，同一主体兼具多重伦常身份，对应的传播准则也随之适配，凸显本土关系传播灵活圆融的特质。
“水波纹”传播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伦”为基的“关系技艺”。如沈毅所指出的，差序格局暗含和合性“人缘取向”，其立足于“情境中心”的道家立场，形成了依不同情境展开先“义”后“利”、由“义”及“利”的“关系”技艺。传播并非发生作为个体主义的人之间，而在亲疏有别、尊卑有序和内外有分的“伦理本位”差序圈层中展开。传播主体依据伦序位置明确权利与职责，根据传播情境调整行为策略以平衡义利和融通人情，走向“差序和合”的交往旨归。然而，支撑这一差序化的传播模式有序运行的交往伦理是什么？驱动圈层外推、差异化传播与关系融通的内在动力源自何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建构中国本土关系传播模式的关键，亦是下文进一步分析的内容。
三、推己及人：“水波纹”关系传播模式的交往伦理
“伦”的可推广性，使中国传统社会从一对一的差异性关系规范出发，以推己及人的伦理逻辑形塑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推己及人既是差序格局从“己”为中心向外延展的驱动力，亦是“水波纹”传播模式的交往伦理。其中，“推”构成圈层推衍的“辐射力”，激发水波纹的力度与方向的差异，在群己之间形成或大或小的辐射“态势”。
（一）关系性传播主体的双向建构与伦理生成
差序格局下的“己”不是先验和固化的，而是嵌入多重关系网络、在人际传播中生成的关系性自我。与由内向外逐层推展的单向外推不同，“水波纹”的互嵌特点意味着个体既是自身差序圈层的原点，同时也归属他人圈层的某一位置，形成相互嵌套、彼此归属的形态。推己及人之道，有内道和外道两个方面，一方面内求于己，一方面外施于人，在双向建构的传播过程中形成关系性主体。
1.“己”为圆心：“设身处地”的内向传播。个体以“己”为中心，将他者纳入差序圈层并赋予特定的关系位置，并非是个体本位的等级化区隔，而是本土传播伦理与交往行动的起点，这使得传播主体“即使是平民之身亦可在伦理层面做同心波纹的差序延伸”。“己”是嵌入多重人情网络与社会结构的动态节点，所有的认知、伦理践行与社会性传播行为，均以此为原点，如涟漪般地由内向外逐层推展。在此基础上，依托“设身处地”展开内向认知校准，调适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差异，为建立良性传播关系打下基础。“设身处地”区别于简单的礼貌性换位思考，本质是传播主体主动发起的内在立场悬置与认知重构。因为自我与他者天然存在性情、好恶、心志、价值观的客观差异，而群体生存属性决定了个体无法脱离他者独立完成社会化存续，必然依托对他者的认识和了解，这意味着传播主体需在内心对话中主动摈弃偏见、自我立场与情绪执念，代入他者的真实处境与价值诉求。因而，以“己”作为圆心时，“设身处地”是调和人我张力和维系传播平衡的重要策略，“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是传播向善赋能的高深智慧与品德。
2.“己”为他者：“立己达人”的外向伦理。“水波纹”传播并非简单的以“己”为圆心单向外推，“己”在推扩自身伦理观念的同时，也嵌入对方的差序关系网络，成为社会性关系节点。周飞舟认为，差序格局中与“私”相反的力量是“推”、其本源为“孝”、机制为“敬”，实践路径为礼制，这一论断隐含了“推”的双向性，即“己”向他人推扩时，亦被他人的“推”所容纳与定位，形成双向嵌入与认同。刘忠魏进一步点明“己”的二重性，其既隶属于社会文化与规则系统，是被社会结构规训的文化个体；又是主动建构人际关联的行动者，维系、建立各类主体关系，具有个体性和能动性。这要求传播主体既要遵守社会规范约束，又要主动适配圈层互动规则。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了个体德性并非闭门自修而成，而是在立人、达人的关系实践中不断显现与完善。这是一种外向的伦理实践，是“仁”强调伦理关系中他者优先性的体现。所谓优先指的是在交往的特定场域中，主动关照他者的态度优先于自我德性证明的个体诉求，这是良性外向传播的前提。
（二）关系传播伦理原则的情境化转译
普遍主义下的认识论，试图寻找跨越不同语境的统一机制或原则，却难以解释各种文化情境的多样性。差序格局下的水波纹传播模式，依托关系亲疏、圈层远近的差序结构，将伦理适配至不同传播圈层，摒弃统一化的传播范式，以语境化、差异化的传播实践，维系差序关系网络的互惠共生。
1.伦理的圈层传播：礼仪体系的情境化落地。伦理内核依托礼仪体系，完成差序化的情境转译而融入日常传播实践。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这一特质通过分层化的礼仪实践，将“孝、慈、礼、敬、公”等伦理嵌入对应圈层，实现价值的浸润式传递。
差序格局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某些圈层更加硬和实，另一些圈层则更加软和虚。这种虚实差异直接决定了伦理原则的传播形态。在核心家庭圈层，依托刚性的血缘联结，伦理规制紧实稳固，以“孝慈”为核心，依托宗族礼仪、家庭仪轨完成传播，“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礼记·大传》）。通过亲疏有别的礼仪规制，将孝道伦理内化为传播准则，实现情感共情与伦理恪守。在地缘、业缘构成的熟人中间圈层，依托柔性社会联结，伦理表达更具弹性，转译核心为“礼义”，通过序齿、尊贤等日常仪式流程，将“敬”“让”等伦理融入人际互动，话语表达、行为举止均贴合圈层身份，兼顾人情与规矩，实现熟人社会的关系调适。在陌生公共圈层与家国场域，伦理转译升华为公共秩序与道义共识，依托祭祀、礼制等仪式，将抽象伦理转化为公共行为规范，维持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这种圈层化的礼仪转译，让伦理原则摆脱抽象性，成为适配不同圈层的传播准则。
2.符号表意的差序化：隐性共识的动态化传导。差序格局下的情境化传播转译，更体现为隐形符号的差序化表意，人情、面子等符号随圈层远近发生语义流变，成为维系关系互惠、校准圈层边界的载体。王铭铭指出，差序格局暗含与等级关联的互惠义务，以及与之相对称的权利。这种权责对应通过隐形符号的情境化转译实现，信息传递退居次要，关系性隐性共识再生产成为传播要义。
关系距离决定符号语义，同一符号在不同关系层级具有差异化的价值意涵。“人情”作为本土传播的核心符号，其表意随圈层差序动态转变。核心圈层中，“人情”是无条件的伦理义务，体现为患难相助、亲情扶持、无功利算计，是伦理情感的具象表达；中度熟人圈层中，人情兼具情理与工具属性，礼金往来、人情往复等是关系维系的媒介，暗含互惠预期；外围圈层中，人情褪变成为一层极薄的“面纱”，其本质是完全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为了特定利益的理性选择。与此同理，“面子”的生成与交换也是典型的关系层级映射。核心圈层指向道德人格的自我坚守，其维护依赖家族内部的情感支持；中间圈层则关乎身份认同与社会评价，通过社会展演实现关系增值；外围圈层则成为社交礼仪的符号化表达。因而，符号表意通过差序化转译校准成员间的情感、义务与预期，使传播行为始终贴合圈层情境。
（三）关系传播伦理推衍的调适与拓展
“水波纹”并非单次成型、一推即逝的静态扩散，而是在伦理推衍的过程中依托各圈层主体间的传播互动实现反馈、互构与拓展。换言之，“水波纹”虽是单向外推走势，但过程是互动性的；传播互动并非扭转波纹向外的脉络，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情感往来，动态调整波纹的疏密、强弱与覆盖范围，最终让差序圈层在稳固伦理根基的同时，保有弹性空间。
1.伦理推衍的动态调适。水波纹的伦理外推依托于圈层之间反馈回环实现，这是其动态调适内在机制。差序传播中，圈层主体并非被动接受信息与践行伦理，而是基于自身立场、情感与义务作出回应，这种外推、接受、反馈与再调适的过程，构成了水波纹传播的内在弹性，让关系与伦理在传播互动中持续调整、动态适配。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初始关系场域中，孝悌伦理的传递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教化，而是“推”与“应”的互动实践。父辈以家训、仪轨和身教为载体推展伦理规范，子辈则以侍疾尽孝和敬顺守礼予以回应，“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务”（《朱子家礼》）。这种互动不仅巩固了“孝”的伦理纽带，更强化、修正并细化圈层内部的伦理准则。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伦理并非倡导无原则的“愚孝”，而是主张子女对父母的合理谏诤亦为孝，如“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孝经·谏诤章》）。父母若有不合道义的言行，子女当以委婉方式劝谏，这是子辈基于伦理准则对父辈的理性反馈。而父母对子女合理谏诤的接纳与反思，亦是对自身伦理践行的校准，让人伦规范在谏诤与接纳中得以落地、检验与调整。
这种动态调适，还体现在中国本土关系传播以“关系距离”为标准。差序圈层并非由血缘、地缘等先赋因素固化，与“己”的亲疏远近同样由主体间实际的传播交往定义。无血缘的朋友可因高频互动、深度共情成为“亲如家人”的核心圈层，有血缘的亲属也可能因互动缺失、伦理联结弱化而趋于疏远，这一特征在关于“自己人”的本土关系传播研究中得到印证。“自己人”是先赋性关系与交往性关系的集合，交往自己人要实现关系的稳定存续，需依托上下尊卑的交往伦理与“报”的循环法则，完成从平行协商关系到庇护-顺从纵向关系的转化。这一研究揭示传播反馈在圈层弹性伸缩的重要作用：当主体间情感共鸣强烈、伦理践行到位，圈层边界便向内收拢、关系更紧实；若互动频次降低、伦理联结弱化，圈层则适度外扩、关系趋于松散，这种随互动调整的结构特性，让差序圈层摆脱僵化桎梏，始终保持生命力。
2.差序伦理的边界突破与场域拓展。“推己及人”从私人场域向公共场域的延展，经由价值类推得以实现。具体而言，以家庭中孝、慈等伦理共识的推衍，将基于血缘的特殊信任拓展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交往准则，伦理共识逐步转化为社会场域的交往准则，实现圈层边界的突破与关系网络的扩容。
“在孝基础之上扩展的仁爱、忠义以及忠孝伦理中固有的平等观构建了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机制的道德框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是跨越公私领域层级的传播主体。士大夫身处“上、等、下、民”的多层权力网络中，在“承其上、接其等、临其下、备其民”中作为家与国的沟通节点。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以家国同构为重要的伦理特质，君臣关系被拟作父子伦常，君主为君父、辅臣为股肱至亲，朝臣亦以“子谏父”的伦理范式践行忠君之道，士大夫的政治权威建立于“与父同体”的人伦根基之上。士大夫依托跨域传播互动，实现私人伦理与公共治理的衔接。其以“父母官”的拟亲缘身份，将家庭孝慈转化为为政仁心，通过赈灾济民、教化乡民等公共传播行为，将法定的社会治理权利转化为道德声望，推动差序伦理延伸至公共治理场域，实现圈层向更广阔社会范围的拓展。黑格尔（Friedrich Hegel）曾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做是属于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这一论断点明了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文化特质。当差序圈层拓展至天下场域，通过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逻辑，差序圈层由个体关系网络升华为家国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既保留了差序格局的亲疏特质，又实现了关系网络的全域延伸。
四、差序共生：数字时代“水波纹”传播模式的当代价值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国文化“差序格局”的形态已发生深刻变迁，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个体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但其特色仍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也可以防止社会因个人主义过度发展而面临碎裂与瓦解，其超越性价值可以扩充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以补现代文明的不足。这使得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水波纹”传播理论，获得了重新审视交往伦理培育的理论空间。
（一）技术差序的伦理虚无：扩大同等的类存在
在数字技术构建的关系传播体系中，平台以互动频率和兴趣标签等参数构建以技术差序实现的关系联结，抽离了传统差序格局中蕴含的伦理义务与责任关怀，导致交往沦为工具性的匹配。尽管“地球村”式的连接在形式上拓展了关系的覆盖范围，但人的“类存在”意识却日趋弱化，他者被简化为数据节点，而非与自我同等的主体。“水波纹”理论的关系传播前提是“情境预见”，依托同类共情的内在逻辑。这种“类”并非僵化的名分界定，而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共同感知，唯有浸润于其中，切身体会“社会底蕴”，才能体察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以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理解“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这也是中华文化中极具生活气息的“同理心”实践，它强调个体能如体验自身精神世界一般，感知他人情感，相较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移情理解、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主体间性及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双向理解，更加贴近人类差序的生物性与实践性。
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交往伦理是“推己及人”，这里的“己”是承担伦理责任的关系性自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一种扩大同等的类存在的智慧，即由己及人，承认他人与自己是同等的主体。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不应仅为效率而构建差序，更应在共情实践中塑造更大、更包容的“类存在”空间。一方面应将日常生活的共情逻辑“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参数。有研究主张建构“情感道德智能体”，在共情模拟中嵌入情感价值与透明度机制，在情感对齐中通过多目标强化学习平衡算法关怀，并引入“设计摩擦”塑造“模拟互惠”的双向关怀关系。让算法学会识别日常生活的共情要素，通过多目标优化，在算法效率与伦理关怀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在技术设计的环节为“类存在”意识留出生长空间。从系统化的价值认知框架出发的价值观对齐，将技术目标、多元价值体系与应用场景的实时交互纳入统一治理框架，让共情在情境流动中持续生成并实现伦理校准。
（二）数字关系黏稠与区隔：传播边界伸缩适度
传统差序圈层的“伸缩性”是适应乡土熟人社会的生存智慧，彼时圈层伸缩受地缘、血缘的自然边界约束，亲疏远近清晰且稳定。但在高流动社会与数字化场域中，这种伸缩性突破了原有边界，展现出显著的矛盾性与破坏性。一方面，差序圈层过于向外扩展。“数字交往空间不断逼近‘透明社会’，‘零距离’互动逐渐替代了传统保持适度距离的交往模式，导致交往的物理与心理边界被弱化甚至消弭”，造成数字关系黏稠与社交倦怠。另一方面，为对抗这种无孔不入的渗透，差序圈层过度向内收缩，个体被迫采取“匿名隐身”“分组切割”等极端防御性实践，引发新的数字交往悖论，“关系层级的固化加剧核心关系与边缘关系的权力结构；预制朋友圈让传受双方感知到‘所有人都是人设’的信任消解；分组加剧情感连接的符号化”，人际信任与公共交往遭受破坏，个体陷入“越隔离越孤独”的困境。
任何关系的构建都需保持“伸缩有度”，“水波纹”理论为之提供了关系调适的动态法则。以“己”向外推及，圈层之间既有距离之别，又有连续递进之序，即亲近者往来密切，疏远者并非隔绝，而是保持礼敬与可能的互助。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由近及远、由厚转薄，但“薄”并非“无”，差序中的每一圈层都保留着基本的道义连接。更重要的是，“水波纹”的伸缩不是随意的，而是以“伦”为基础、以“推己及人”为动力的伦理调节。这对当代数字关系或“黏稠”或“区隔”的把握提供启示，即避免过度捆绑，也防止彻底疏离。适度的社会交往的确有助于降低人们的社会隔离感，但过度社交反而会增加社会隔离感。因而，技术设置需注重建立弹性空间，强化边界管理功能，使其能够针对不同关系层次和交往情境实现精细化的边界控制，帮助用户在隐私需求与社交目标之间实现协同。同时，倡导用户理性使用工具，倡导适度连接的理念，培养主动管理关系边界的自觉，既不滥用传播工具进行无边界渗透，也不依赖工具进行极端防御，建立健康的人际互动。
（三）多元文明对话壁垒：平衡差序与平等的传播张力
全球化与数字化本应促进跨文化交流，现实却是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回潮，社交平台上的群体激化与“我们-他们”二分法日益尖锐。多元文明之间的话语壁垒和信任赤字构成了宏观“壁垒”，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群体要么相互无视，要么激烈对抗，难以展开建设性对话。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全球交往场域中长期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规范，一项是源于西方启蒙传统的普遍平等主义，另一项是源于各文明自身传统的特殊主义。二者常被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之中，导致要么强求无差别的平等而忽视文化差异，要么固守特殊的优越而拒绝平等对话。
“水波纹”理论的智慧在于并不将“差序”与“平等”视为对立的两极，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情境化的张力平衡，兼容特殊主义实践规则与普遍主义公共价值。以“仁”为最高价值预设的儒家伦理，既以差序性的内外分野为日常交往框架，又在根本上以“天下大同”为旨归，形成共生混杂的传播形态。同时，“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差序与平等的共处提供了基础，和合不以取消差异为前提，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美美与共”。梁漱溟指出“中国伦理明著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各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这是一种关系中的相互成就。这一思路在全球文明对话中体现为不必在“普遍平等”与“特殊差序”之间做单选题，而应探索二者平衡的动态机制，既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群体的独特身份与价值序列，又在基本权利与尊严层面给予底线平等的承认，并在交往过程中通过对话不断调适二者之间的边界。在跨文化传播中注重“差序化共情”，鼓励人们在保持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试图理解他者文化内部的价值排序与情感逻辑，而非机械陷入“普世价值”或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在全球传播治理中，则借鉴差序与平等动态平衡的理念，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梯度合作”框架，对核心关切深度协商，对次要分歧包容搁置，避免一票否决式的对抗逻辑，立足“水波纹”全域联动的整体性传播特质，坚定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立场，在差序与平等的张力中持续寻找共生的可能。
结语
立足全球学术平等对话语境，推进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非要割裂中外学术关联、拒绝理论普世性，而应“研究各个领域中的‘人类共相’及其演变规律，尤其是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中检查‘人类共相’”，从普遍知识的使用者转变为普遍知识的共同生产者。“差序格局”作为中国本土概念，常被置于个人主义逻辑的关系理论中加以解读，在缺乏公德、公共性缺失等问题上被诟病，深层学理价值被长期遮蔽。事实上，差序乃是人类关系传播的共相，中华文明的特殊经验，既是丰富了人类传播共相的理论谱系，也能修正甚至推翻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共相”普适性论断，推动中国经验深度融入全球普遍理论对话与共建。
“水波纹”的传播模式虽植根中国差等秩序与伦理传统，但具有超越本土语境的普世价值。面对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引发的道德碎片化与公共精神消解困境，该模式破除空谈宏大社会理想，回归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实践路径，承认差等秩序的客观结构性差异，将个体视为嵌入共同体的关系性存在，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构成“互惠共生”的关系建构逻辑。这一模式立足中华文明根脉，从伦理智慧萃取解决方案，为破解当代社会关系疏离、数字圈层割裂提供了传统智慧，提炼出差等秩序下多元主体和谐共处的中国思路。这既丰富了中国关系传播的理论建构，也为全球治理与跨文化传播，贡献可借鉴的本土理论范式与实践智慧。
作者：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吴晓俊，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厦门361005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