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6期

技术乐观主义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重要特征，中国科幻因此呈现出以“希望”为核心的发展、变革过程。中国科幻作品大多“对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往往力图对新科技发展作出深刻洞察，其独特的家国情怀与民族韧性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技术向善信念。纵观百年中国科幻发展史，其技术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四个相互关联的叙事视角得以体现，即晚清民国时期“科学救国”的民族主义希望，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定胜天”的社会主义乐观精神，改革开放后回归理性和实用的技术发展主义，以及当下畅想多元未来、通过技术想象重塑人类共同命运的“方法性希望”。因此，中国科幻的技术乐观主义既是揭示现实世界中潜在可能性的阐释方式，亦是推动未来变革的驱动力量。

技术乐观主义传统与中国科幻的启蒙维度

科幻是最能体现人类想象力的典范。 通过将科技描绘成推动发展、改良社会或实现人类宏大愿景的可能性路径，科幻的技术乐观主义想象被赋予能动性的方法论意义。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明确将科幻视为独特的认知“方法”，即一种通过想象未来而理解当下的历史化手段，以间接的方式将现实世界位移到假想的未来时空之中，使得读者在返回现实之时可以重新审视当下。宋明炜亦强调科幻已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认知、表现、生成世界的“方法”。这一从“文类”到“方法”的地位转变表明，科幻中的技术想象可成为能动的批判性理论工具和形塑未来的方法。

中国科幻是舶来的文类，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的晚清，其技术想象自诞生之初便与“启蒙”“救亡”与“进步”的政治历史语境紧密相关。作为一种现代性叙事，技术乐观主义在中国语境之中首先被赋予了“启蒙”的社会功用，在模仿西方与自我重塑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逻辑的希望理性。正如布洛赫（Ernst Bloch）所言，真正的希望是一种“具象本真希望”（concretely genuine hope），它并非对未来的主观幻觉或空洞憧憬，而是扎根于现实物质条件并积极投身变革实践的前瞻性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行动力量,即哈贝马斯笔下“在既定条件下检验文化传统中乌托邦内涵之可实现性的尝试”。可见，乌托邦想象并非虚幻，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现实动力。

出于民族救亡的迫切需求，科技因而成为晚清时期民族复兴的工具、重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方法。布洛赫笔下最具创新的概念“尚未意识”（Not-Yet-Conscious）指向那些在当下尚未被完全言明的未来可能性，揭示出历史主体在现实语境的约束之下仍然能够保持面向未来开拓的能动性。晚清与五四时期的技术启蒙思潮正是这种“尚未意识”的历史化实践，进步知识分子译介与创作“科学小说”，试图借助技术想象来改变现实中的民族困境。鲁迅在翻译凡尔纳作品时写下著名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称赞作者“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为科幻想象成为推动进步希望之方法奠定了理论基调。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到随后的未来系列如《未来世界》（1907）、《新纪元》（1908）、《光绪万年》（1908）和《新中国》（1910）等，晚清科幻洋溢着科技进步定能推动民族复兴的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首部长篇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以气球作为飞行器开启月球探索的技术乌托邦想象。小说中的气球可被解读为一个暂时逃离殖民压迫和文明等级体系的“技术庇护所”，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文中对伦敦气球公司得知日本推出新式气球的描写极具象征意味，“博物学士”“政府专差”均摩拳擦掌想学习这新技术，担心“黄种的文明日日进步，白种的文明便日日减色，将来灭国灭种”，实则以气球技术的竞赛隐喻全球文明秩序的重构。在此，技术成为衡量文明优劣的标尺和决定民族命运的机制。这部小说通过想象尚未到来的技术，唤起对民族未来的集体希望，中国科幻技术乐观主义初具雏形。

晚清科幻的技术想象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新中国未来记》畅想六十年之后我国科技进步神速、诸邦来贺的盛况，还是《新法螺先生谭》主人公用灵魂炼成比太阳还强万倍的光源，均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寓言式书写。而《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游历的“文明境界”科技昌明、道德完备，这一蓝图式构想描绘出一个伦理自足、文明共生的技术乌托邦。值得关注的是，晚清科幻的技术书写大多缺乏精确的科学推演，更多是将科技符号化、奇观化。比如，作为贯穿全书主线的飞行器“气球”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仅被描绘为“玲珑”，气球腾空的描写也仅是“忽听得气轮鼓动，那球早腾空而起”，并未解释动力来源或操控原理。大量志怪式的科技描写，比如“脑电”“灵肉分离”以及中西合璧的各种“法宝”，都表明技术本身并非作家关注的重点，技术想象只不过是未来希望、民族自信的象征性载体。

在坚船利炮的武力侵略、经济文化的全面碾压之下，近代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未来”仍保持乐观心态，可见“亡国灭种的危机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同在一条发展脉络中，既揭露了现在的落后不堪，也保证努力之后可以达到无限乐观的‘未来’”。这些作品通过技术想象将民族命运投射到未来时空之中，指向的是尚未到来但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未来图景。如此，推动民族复兴的希望就从抽象的主观情感转化成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方法。

社会主义乌托邦与技术发展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幻叙事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十七年”时期，科幻创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计划经济等宏大叙事体系，呈现出对工业生产、气候掌控、太空探索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系统性构想。技术乐观主义也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叙事的重要一环。195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了译介外国科幻文学的高潮，聚焦社会主义理想未来的塑造，比如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叶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以及胡捷的科幻理论著作《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等。这一时期苏联的科幻创作理念对中国科幻影响深远，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科学乐观主义”，科幻小说渗透着“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创作呈现近未来、纯技术、青少年化的特色，中短篇小说占绝对主流，承担起科普教育功能。太空叙事是一个重要主题，天文学、火箭技术成为激发公众科学兴趣的重要手段。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0）、薛殿会的《宇宙旅行》（1951）均兼具天文幻想与少儿科学教育的功能，而鲁克的《到月亮上去》（1956）和杨子江的《火星探险记》（1957）则赋予太空探索以集体使命感。郑文光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膺大奖的《火星建设者》（1957）更是将传统的太空探索题材塑造成太空建设叙事，以“人类成为地球以外自然界的主人的时代开始了”宣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心壮志。

农业与工业技术的应用发展也是科幻创作关注的重点。比如，刘兴诗的《北方的云》（1962）、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与《大鲸牧场》（1963），以及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1962）和《奇异的机器狗》（1965）等作品，聚焦气象调控技术应用、先进工农业技术发展、海洋资源开发等主题，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直接描绘共产主义蓝图的作品。黄友三的《共产主义社会旅行记》（1959）最具代表性，这部小说直接带领读者游历了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结尾主人公乘坐原子火箭飞向北京。而郑文光连载于《中国青年》的未完结之作《共产主义畅想曲》（1958）亦是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想象。可见，技术想象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理想未来的工具，反映出对国家制度的信心。然而，这一颇具功利性的创作理念同样会带来作品文学性、审美性的平庸化，反过来扼杀想象力。尽管如此，“十七年”科幻是技术乐观主义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环，体现出从民族主义启蒙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科幻想象不再诉诸宏大叙事，而是逐步转向科技进步的务实理性。如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技术进步的未来全景，侧重向青少年读者普及科学知识。科幻叙事中的科技想象在渐进式发展的基础上展开，不再表现为革命式的跃迁。比如，王晓达的《波》（1979）、《太空幽灵岛》（1980）、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1979）等许多作品均将科学知识与社会责任交织在一起。1980年代，郑文光提出的“科幻现实主义”正是对这一创作趋势的回应，强调科幻既要激发理想，也要体现责任。很多作品在颂扬科技进步的同时开始反思其技术后果与伦理边界。比如，肖建亨的短篇《沙洛姆教授的迷误》（1980）通过沙洛姆教授发明育儿机器人并让其承担育儿任务的实验，反思人工智能介入家庭伦理与人类情感成长时的技术限度。可见，科幻开始以技术想象为载体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之间的张力，这种反思带来技术乐观主义的重构，在坚守科学信仰的同时又引入改革年代的理性精神，技术崇拜转型为一种基于伦理反思的科技人文主义思潮。

1990年代，中国科幻“新生代”崛起，哲学性反思成为技术想象的重要命题。比如，王晋康的《生命之歌》（1995）与《七重外壳》（1997）通过人造生命意识、人工智能等议题，思考生命与技术之间的界限问题；韩松的《宇宙墓碑》（1998）以近乎荒诞的反乌托邦笔调，揭示技术文明的终极焦虑；星河的《决斗在网络》（1996）与柳文扬的《断章：漫游杀手》（1998）探索虚拟网络空间中的身份与秩序问题。在赛博文化和科技伦理的双重影响下，科技仍然承载希望，但对技术进步的想象被认为应当是理性的、有条件的，科技发展必须在人文主义伦理观的引导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中国科幻的技术乐观主义也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反思理性的发展。

从技术乐观主义到方法性希望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中国科幻的技术叙事也溢出了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建设等主题，而转向一种世界性乃至星球性尺度的构想框架。当代中国科幻在海外影响力日盛，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其叙事风格往往兼具中国气度与世界格局。技术乐观主义内涵进一步发生转型，宏大宇宙工程或者星际征服不再被简单视为“进步”的象征，反乌托邦、星球灾变、非人类等科幻叙事出现，不断探索人类如何在技术异化与生态危机的压力下维系共同体的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向下滑落，正如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新古典主义流派”始终坚信技术能够引导人类走出愚昧，其在宏观叙事层面又保留着人文情怀。可见，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技乐观主义在叙事形式和价值立场上逐渐复杂化，不再流连于对技术的无条件赞美，但也并未简单滑向技术悲观论。“希望”成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引导读者在危机与失序中思考并重构意义。

换言之，技术乐观主义不是来自对完美未来的确证，而是源自对现状之“不可持续”的认知，乌托邦“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精神与意识形态上所受的禁锢”，因此最有价值的乌托邦书写正是那些失败得最彻底的乌托邦。21世纪的中国科幻即使描绘末世危机，也始终闪耀着希望之光，这具有方法论意义。由此，在21世纪以来的科幻想象之中，希望叙事经历了显著的重构，技术既是人类主体性延伸的工具，也是反思人性与文明边界的方法。比如，刘慈欣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高呼“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想象用一万二千台地球发动机“飞出太阳系”的计划看似天马行空，却象征着人类在绝境中仍然以技术为手段、以生存为信念的“战斗的乐观主义”（militant optimism）。小说也并未将人类的技术发展潜能浪漫化，因而“希望”也并非确定的终点，更是一种在危机行动中不断奋进的过程，即便最终不能进入“新太阳时代”，“人类将自豪地去死，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三体》三部曲又为中国科幻的技术乐观主义谱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反思视角。在“黑暗森林法则”构成的宇宙秩序之下，技术的极致发展反而暴露出文明生存的伦理困境，高级文明以改变物理维度的方式摧毁低级文明，人类也从历史的主体滑落至宇宙力量链条中的偶然存在。刘慈欣以生命持续性的哲学思辨推动读者去反思技术理性，正如《三体Ⅲ：死神永生》的开放性结尾所暗示的，真正的希望在于直至宇宙尽头却仍然点亮的微光，在于一种极限处维系生存和意义的希望。

许多当代科幻作品将技术乐观主义转化为对当下社会结构的批判性介入。比如，韩松的“轨道三部曲”、《红色海洋》等作品通过反乌托邦叙事，揭示了技术与权力、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复杂纠缠，其叙事呈现的“阴郁性”可以理解为詹姆逊所言的乌托邦否定性功能，迫使我们直面“断裂”本身进行思考。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批判了技术沦为维护社会不平等的手段，而对老刀等个体情感冲突、伦理抉择的描写又似乎表明，即便在强大的系统压力之下仍能自下而上生成希望。总之，当代中国科幻将“希望”从技术万能论中抽离出来，转化为一种尚未完成的但具可操作性的社会历史实践。由此，中国科幻叙事完成了从技术乐观主义向方法性希望的深层转型。

“人从本质上被未来所决定”，在当下的全球格局之中，想象未来的能力正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竞争、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一场“想象力之战”已然打响，想象的能动性关乎谁能掌握未来话语、塑造集体愿景的博弈。科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描绘可能世界的同时，亦在重构人类的感知方式与价值立场。于是，如何展开想象至关重要，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言，“未来属于乐观者”，但“成为乐观者并不意味着忽视问题，而是要想象提升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然“希望终究是一种实践性、战斗性的情感”，那么，技术乐观主义也并非对科技无条件的信仰，而是积极介入未来的方法。中国科幻经历了近代启蒙、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全球化语境的发展变革，当代科幻作品转向更为广阔的宇宙维度与伦理视野，展现出一种思辨的技术乐观主义，既对技术支配逻辑进行批判反思，又推动技术想象成为重塑人类命运的“方法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