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珊瑚岛上的死光》是童恩正初创于1964年、发表于1978年的科幻小说，在引发读者广泛阅读兴趣的同时，也以其华侨科学家形象和科学救国主题赢得了主流文学评价体系的认可，在发表伊始就被多种媒介技术所改编。女科学家形象、女性解说声音、驾驶机车的现代女性与拯救者形象以及情感因素等在广播剧、电影中的添加，凸显了童恩正小说中纯粹由男性角色、男性叙述者构成的高科技发明与帝国霸权斗争故事中所体现出的现代科技、帝国霸权与男性气质三者合一的科学—性别体系。女性编导的改编一方面体现了广播剧、电影等大众媒介技术对于性别的渴望，另一方面，女性人物、女性声音在科幻世界的嵌入，也暗合了新时期对被压抑的人性、人情世界的呼唤，悄悄改变了小说对于科学的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解，而呈现出这个“和尚剧”及其改编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内涵。女性主义的科技研究视角，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科幻的本质。
作者：马春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靖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3期。
1978年8月，考古学者童恩正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发表。科学幻想小说的类型标注、华侨科学家形象以及科技救国的爱国主题的叠加，使其在发表伊始，在引发读者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获得主流评价体系的认可：与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刘心武《班主任》同获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当时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尽管在25部作品中，《班主任》排名第一，而它则位居最后。这部初创于1964年、原定在《少年文艺》发表却最终被撤稿的作品所遭遇的巨大变化，一直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界的标志性事件，并引发一场“科”“文”之争。
与新时期很多小说一样，《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发表之初，就立即被改编成广播剧、电影、连环画、话剧、木偶剧等更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这些改编本身的媒介技术虽不同，改编幅度大小有异，但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都保留了原著小说之名，“珊瑚岛”，关涉绮丽玄幻的南太平洋，“死光”则与高科技自身的能量及其带来的恐惧有关，改编中的这种不变，无意识中回应了人们对于高科技与别一世界的想象，“珊瑚岛上的死光”将神秘世界、未来世界、科技世界三者合一，挑动并满足了大众对于科幻小说的心理预期；另一个则是女性角色及其血缘亲情等因素的自觉添加，不管是电影中的赵谦女儿、话剧中的女间谍，还是广播剧中由赵谦转换而成的女科学家陈洁、连环画中女性的陈天虹，这些性别方面的改变凸显了原著小说中人物设置全为男性的不同寻常。作为一部在新时期中国科幻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童恩正将高科技、科学幻想与男性人物绑定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性别科学观？各种大众化媒介形式的改编，为何都不约而同添加了女性角色？这种添加凸显了性别与科技之间怎样的关联？本文考察的即是科幻话语、媒介技术与性别政治之间在时代转折之际的复杂关联。
一、谁是科学英雄：童恩正与高科技的阶级性
《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的“死光”，即是激光，隐居于珊瑚岛上的物理学家马太博士发明的测距仪、掘进机、全息电视等，利用的都是激光技术。童恩正对能击沉军舰的激光器的想象，可能来源于1960年美国物理学家梅曼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激光技术，被认为是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人类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除了马太博士发明的这种具有强大摧毁能力的激光器之外，小说中的另一重要发明是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虽并未在题目中出现，但却是体现小说爱国主题、贯穿小说始终的结构性之物。它是核物理学家赵谦教授委托其助手陈天虹献给祖国的礼物，也是受某大国操纵的跨国公司在收买专利不成转而暗杀赵谦教授的起因。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解决了激光器的能量问题，正是两项高科技发明的联合，最终击毁了携带激光器设计图纸的某大国的军舰，摧毁了他们称霸地球和宇宙的帝国殖民野心。小说极力展示激光器的威力、高效原子能电池的重要，以及它们若落入某大国将会给人类、世界甚至是宇宙所带来的毁灭性威胁，重申了和平、正义的科学精神，同时警惕并批判了科学的商业化与帝国化走向。总之，不管是从高科技的想象，还是对科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揭示，初创于1964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都溢出了当时还属于儿童文学范畴的科普文艺，而汇于科幻文学的世界潮流之中。再加上珊瑚岛的旖旎风光、实验室的现代化设备、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等所带来的异类书写，以及暗杀、逃亡、无名小岛的秘密等颇为惊悚的因素，使这部科幻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它能在短时间内被广播剧、连环画、电影等大众媒介形式改编，也并不令人意外。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叙述者“我”陈天虹，是物理学的硕士，赵谦教授的助手，小说始于“我”驾机坠入太平洋的一则报道，结束于“我”携带原子电池驾小艇向祖国飞驰。小说以“我”之眼、之行串联起两类科学家：一类是爱国科学家赵谦教授，他放弃能成为百万富翁的专利，而要把发明献给祖国，爱国热情一直是支持他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另一类是“不关心政治，也没有考虑过自己工作的直接后果”，“以为自己是在为造福人类的崇高科学事业服务”的马太博士，与大陆分离的孤岛“珊瑚岛”，既是科学实验室的物质实体，也是其与世隔绝、纯科学的“世外桃源”的精神象征，无名的珊瑚岛因此也被命名为马太博士岛。而受某大国操控的跨国公司副经理布莱恩，正是利用了马太的悲观厌世和独立于政治的科学观，以科学实验之名，将“马太博士岛与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完全隔绝起来”，把他塑造成“单纯的科学工具，为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最终，马太博士醒悟，用其发明摧毁了某大国的阴谋。马太博士岛的爆炸与消逝，象征着单纯的、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科学世界的无法存在。自然科学与科学家，也不可能独立于阶级社会之外，科学，也有其意识形态性。
这两类华侨科学家及其高科技发明，是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叙述重心，但小说主角却既非赵谦教授，也非马太博士。赵谦教授虽发明了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而且具有爱国的热忱，但出场不久即被暗杀；马太博士，是小说中最复杂的科学家形象，这个原名为胡明理的科学界神秘人物，虽发明了激光器，而且为人正直、坦率，追求和平与正义，希望以科学造福人类，但他的悲观厌世与不问政治，使其沦为跨国公司与帝国霸权的科学工具，如果不是陈天虹流落岛上，那么，他的发明，很可能正如某大国舰队海军上校沙布诺夫所言，将“随心所欲地击落敌人的卫星、导弹、飞机，击沉敌人的军舰，消灭敌人的坦克。到那时候，我们不但要做地球的主人，而且要做宇宙的主人”。这样，真正体现科技救国与爱国主义的科学家英雄角色，就落在又专又红的陈天虹身上：既是理性的科学家，又具有爱国热情和行动能力，更难得的是，他还有沉迷于技术的科学家所不具备的政治敏感性，对将科学当成工具的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某大国时刻保持警惕。他在小说中的位置也极为特别：既是故事内的行动者，也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的声音与作者声音在小说中高度重合，这决定了他在故事内外的叙述权威：肯定赞扬赵谦教授的爱国行为，揭露跨国公司与某大国以商业为掩盖的霸权阴谋，让马太博士领悟到科学的政治性，判定与马太博士融为一体的马太博士岛是“悲剧性的”。他既能驾飞机翱翔天空，也能驾小艇驰游于大海，还逃过了死光机的追杀，最终将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这一“在军事、工业、宇宙航行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前途”的发明带回祖国。他才是真正的小说主角，年轻的科学家英雄。
陈天虹而非赵谦教授和马太博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体现在对其出身的特别强调上。将三位科学家的出场及其叙述方式比较一下即可看出。先看陈天虹，他是小说中最早出场的人物：
我是一个华侨，出生在南太平洋中的N国。我的祖父原来是广东的一个贫苦农民，由于在旧中国无法谋生，所以流落国外。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收入虽然不多，但由于终岁勤劳，省吃俭用，所以勉强能维持我入学的费用。加以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利用假期寻找临时的工作，赚一点收入来补助学费，这样，虽然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仍然读完了大学，并取得了物理学硕士的学位。
赵谦教授第二个出场，由叙述者“我”/陈天虹介绍：
赵教授也是一个华人，全球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他除了在社会担任公职以外，还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建立了一座小型的，然而设备很好的实验室，进行一些适合于个人兴趣的研究。
马太博士最后出场，虽是自我讲述其前半生的故事，但却以转述方式介绍：
马太出生于一个原来定居在日本的华侨家庭。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个教师是个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残军人。这个教师的全家都死于原子弹轰击下的广岛，他本人也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最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也只剩了一只手臂。就因为这，他痛恨战争，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战争残酷可怕的思想。这种教育，在年幼的马太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从叙述方式来看，陈天虹的自我叙述更具权威性。马太博士的身世本来是自我讲述，但小说中却是以第三人称转述的方式来呈现其身世，这种转述也剥夺了他作为叙述者可能具有的叙述权威。从内容来看，三位科学家中，陈天虹的阶级出身引人注目。农民的祖父、工人的父母，以及因旧中国无法谋生而流落海外等叙述，使其华侨、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写作的1960年代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庇护。“严格遵守中国古老的风俗传统”，终岁勤劳、省吃俭用等叙述，也赋予其爱国热情一定的天然性与自发性，所以他早就“下决心申请回国，将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而赵谦教授和马太博士的出身，在小说中则语焉不详。担任社会公职，有一座设备很好的私人实验室，意味着赵谦教授在N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好的经济条件。而马太博士只被简单描述为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反战思想来自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伤残、全家都死于广岛的小学教师，这种抽象的反战思想，在A国碰壁之后就悲观厌世，他是一个天真的、亟待政治启蒙的科学家形象。而陈天虹，小说对于其科技作为的着墨其实并不多，他主要是作为科学家助手形象出现的，比如“帮助赵教授装配出了第一具高效原子电池的样品”，帮助马太博士把激光器拆分藏到寝室最后推到窗前炸毁了某大国的军舰等。但在对科学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解以及敌我斗争关系上，他却最敏感、坚定、理性。如果说小说如童恩正所言，绝非科普启蒙而是阐明科学的阶级性的话，那么，对陈天虹阶级出身的强调也正是作者阶级性的科学观的体现，作者声音与陈天虹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声音由此也高度重合。
小说一方面是对高科技成果的想象与展示，另一方面则是爱国主义与商业主义、霸权主义的殊死斗争，在科技、商业与军事领域外，小说基本不涉及私人情感领域，也不涉及男女性别关系领域。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男性，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派人物，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公司经理、某大国军舰上校、暗杀赵谦教授的黑社会混混，甚至是珊瑚岛上的忠仆阿芒，这个南太平洋中的珊瑚岛和岛国N国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由男性讲述的、关于男性世界的科技斗争的故事。科学家英雄陈天虹，与其说是在男男的性别关系中塑造，不如说是在阶级与敌我关系中塑造。如果说科学是有阶级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一个只有男性却缺失女性的科技世界的性别意识形态是什么？当不同媒介形式的改编都不约而同地添加了女性角色时，这部看来无关性别的科幻小说的性别意识形态也将因此凸显。
二、她声音的出现：女编/导与声光影改编
对于小说的改编，几乎与发表同时。1978年8月中旬，距小说发表不过半个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即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广播剧则在1978年底就播出，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广播在中国的辐射广度，广播剧的改编对小说传播的作用巨大。1979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同名连环画，此后以小说为脚本改编的连环画多达21个版本。同年4月，由程化改编的五幕话剧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剧目上演，意味着这部科幻小说在政治上获得的认可。1980年初，由沈寂、童恩正编剧，张鸿眉导演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上映，这是新时期中国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此外，小说还被沪剧、木偶剧等地方性艺术形式改编。如此大规模的改编，在新时期主流文学界虽并不特别，但在科幻小说界却是空前的，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对于科技现代性的集体性渴望。
最早出现的改编是广播剧《珊瑚岛上的死光》，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著名配音演员乔榛、邱岳峰等演播，导演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蔡淑文，编剧为古文娟。这个主要由女性组成的编导团队，改变了小说中由清一色的男性角色与男性叙述声音建构起来的科学世界，将女性角色与女性声音嵌入其中。广播剧最大的改动，是将男科学家赵谦改编为女科学家陈洁。这种性别转换首先取决于广播剧本身的媒介特点。广播剧是声音而非视觉的艺术，以声音区分人物、表达情感、推动故事。全为男性角色事实上会造成听众在人物角色辨识方面的困难，增加女性角色、将声音性别化，因而首先是媒介与技术的需要。其次，转换赵谦教授的性别还应与小说内容相关，他甫一出场即被暗杀，对其性别身份的改动，对小说主体，即珊瑚岛上发生的斗争故事的改动也会相对较小。不过，如何添加、添加一个什么样的女性角色，却反映了编导者的女性观。因此，这种很可能是出于技术与内容的性别转换，却带来新的可能性。首先，赵谦教授的身份整体性转移给了陈洁，她作为核物理学家，发明了高效原子电池，这意味着一个女性科学家的诞生。其次，将科学家陈洁，设定为英雄主角陈天虹的姑妈，以及激光器的发明者高理教授——小说中的马太博士——的恋人，原小说中缺失的亲情、爱情这一被认为是情感的私人领域的添加，使原来理性、客观的科技世界具有了情感色彩。情感戏码的加入，也与广播剧的受众有关，广播剧面向的是普通大众而不仅是科学迷，情感纠葛而非科技展示才是其吸引点。媒介传播本身的因素外，亲情与爱情的添加，也暗合了新时期中国对私人情感的渴望。如果说原小说有意表现的是对祖国的“大爱”，那么广播剧更有心表现的却是革命年代受批判的个人“小情”，将其嵌入到被认为是客观冷静或曰“无情”的科学世界。
不过，作为陈天虹姑妈与高理恋人的这种女性的、情感质素的添加，会不会掏空陈洁的科学家身份，再次将女性贬低为科学场景中的类母亲、妻子角色呢？在这个以女性为编导主体的广播剧中，有两个关于陈洁教授的场景值得分析。一是陈天虹的回忆场景。他们在高效原子电池装配成功后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宴会后，陈洁将陈天虹带到实验室，向其展示高效原子电池，并让他带回祖国；在英文互道晚安时，陈洁说还要在实验室工作两小时。深夜还要再工作两个小时的习惯，由赵谦那里平行移动到陈洁这里，这与向陈天虹展示原子电池这一小说中没有的细节，凸显了陈洁作为科学家的主体身份。另一场景是高理对陈洁的回忆：
陈洁：“高理，你不应当这样消沉，还应当好好学下去。”
高理：“洁，我恨透政治，我不愿意继续下去，家没有了，研究出来的东西，还给别人用于战争。”
陈洁：“高理，家没有了，我们还可以组织新的家，你说是吗？”
高理：“谢谢你，洁。”
陈洁：“我真担心你现在的状况，你答应过我要振作起来。”
高理：“好，我一定尽力。”
陈洁：“我明天就要回P城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真叫人不放心。”
高理：“别说这些，洁。你的研究项目很顺利。”
陈洁：“很顺利，高理。我一直在想，那小小的电池如果能成为高效原子电池，那该有多好！你的激光测距仪怎么样了？”
高理：“快成功了，但是最近我又放下了。”
陈洁：“不能放弃，答应我。”
高理：“答应你。”
陈洁：“等我们的研究都成功了，我们一起回祖国，一起回到我们美丽的家乡四川，回到那迷人的嘉陵江畔。”
高理：“跟你在一起总是乐观的。”
陈洁：“你的同学布莱恩来了。”
布莱恩：“Miss陈，你明天要走了，我就要成为高理的保护人了。”
陈洁：“我是要把他交给你，他的悲观情绪很厉害，你一定要让他的激光测定仪的研究工作进行到底，等明年暑假我向你要人要成果。”
在高理的回忆中，陈洁既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乐观向上又成为他精神和科学工作的支柱：是她，安慰和鼓励自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将激光研究进行下去；是她，规划两人今后的生活——研究成功后回归祖国、故乡，她是他的“保护人”。在这对科学家伉俪中，女科学家陈洁才是主导者，正如在陈天虹的爱国行动中，姑妈陈洁也是那个隐在的推动者。集科学家、姑妈、恋人于一身的陈洁，在广播剧中的作用，是小说中的赵谦所不能比拟的。正是听到陈洁被暗杀的消息后，悲观厌世、不问政治的高理，才最终在陈天虹的劝说下幡然悔悟。
在塑造了一个有情有爱的女科学家形象外，广播剧还增加了一个解说和旁白的女性声音，从而改变了小说中角色声音、叙述者声音与作者声音三位一体、具有无上权威的男性声音。广播剧很可能出于技术原因的改编，事实上却造成了作者声音与叙述者声音的分离，而将隐在的作者声音赋予一个女声，在削弱男主角陈天虹第一人称叙述权威的同时，也凸显了女声在科学之声中的重要性。女性解说的“她”声音与女科学家英雄角色在广播剧中的浮现，在凸显原作小说男性角色设置的不同寻常之外，也提醒人们关注科幻写作与改编中的性别问题。
广播剧中女性角色的出现与情感桥段的添加，很可能影响到后来其他媒介形式的改编。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拍摄，导演是费穆《小城之春》中妹妹的扮演者张鸿眉。《珊瑚岛上的死光》是张鸿眉拍的第一部影片。之所以由一个新人女导演来拍新时期中国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据说是因为汤晓丹、谢晋等著名导演都“不敢拍”，而张鸿眉则是第一次拍片，“失败了也不要紧的”。对当时还不知道科幻片为何的电影人来说，如何将小说中那个由激光器、水翼艇、机器人、可视电视、能量枪等高科技之物，以及激光打鲨鱼、打潜水艇，晨星号被击落，珊瑚岛爆炸等场景构成的科技世界表现出来，由虚幻的文字世界进入视觉化的影像世界，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如何呈现科学世界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怎么理解何谓科幻电影的问题。张鸿眉后来回忆道：“现在想来当时一股冲劲，‘科幻片’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去实现？尤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就困难重重。”电影拍成后，虽影院票房不错，却面临来自各方的指责，比如“体现不出先进科学技术”，比如虽以科学幻想为题材，实际上却以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为主，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时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的钱学森也批评道：“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科学幻想作品不科学就成了污染。”对电影的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批评，也印证了谢晋等拒拍时的隐忧。好在这是女导演张鸿眉的第一部电影，对影片的批评并没有波及导演本人，1982年她还完成了一部以洲际导弹发射为背景的电影《飞向太平洋》，电影中的艾华女扮男装突破性别限制参与远洋打捞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与广播剧注重声音的改编不同，电影的拍摄主要落在科技场景的视觉呈现上，童恩正对编剧的介入以及沈寂的改编，都决定了张鸿眉不可能在内容上做过多改动，女导演在女科学家形象的塑造上发挥的余地有限。不过，电影还是添加了一个女性角色赵梦娜，她被设定为科学家赵谦的女儿，原子能电池实验室的参与者，主角陈天虹的爱人。电影以梦娜开着小汽车在高楼林立、颇具异国风情的宽阔街道上行驶作为第一个正式镜头，导演的镜头之眼、女性角色之眼与观众之眼在此重合，观众跟随梦娜一起进入城市、街道、实验室，进入珊瑚岛的故事。实验室场景中，依次出现的是男女实验人员、由陈天虹陪同的赵谦教授和卡点出现的梦娜，她大波浪的头发、预先买花为实验成功庆祝，以及庆祝宴中的轻盈舞步，在显示这是一个有个性、有活力的现代女性形象。电影中的她是“洋”的载体，“华侨在国外生活的特点和异国风味”借由这个角色加以呈现。但当她戴着变色眼镜、两次驾驶水翼艇飞驰在南太平洋的海面上，并在最后时刻将陈天虹带离即将爆炸的珊瑚岛时，现代时尚女性与拯救者形象就合二为一了。梦娜驾驶小汽车、驾驶飞艇的动态长镜头在影片中约占5分钟，“异风情”视觉影像展示的同时，是由女中音歌唱家靳小才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我怎能把你遗忘》，深沉优美的声音与旋律，为以冷战为背景的敌我斗争的科技世界增加了抒情的气氛。
总体而言，广播剧和电影都以不同的方式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并以其为线索将小说中原本没有血缘亲情的男性科学家串联起来，同时增加了爱情戏份，尽管实际上爱情并没有展开。广播剧中塑造了一个女科学家形象，电影中的年轻女性则主要承载对现代世界与现代生活的想象。两个女性角色的出现，都弱化了男主角陈天虹在小说叙述中的权威地位。与广播剧中解说的女性声音不同，电影中的画外音还是陈天虹，但一个在南太平洋驾着飞艇将爱人陈天虹从即将爆炸的珊瑚岛上解救出来的女性，在中国的科幻电影中却具有象征意义。另外，广播剧和电影都删去了小说中陈天虹的阶级出身，小说结尾句“充满了仇恨，也充满了信心，我驾驶着小艇向着祖国的方向飞驰，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中显示上一个时代斗争意识形态痕迹的“充满了仇恨”与“斗争”字样也被删除。这也意味着，广播剧和电影在添加女性角色、女性声音的同时，也悄悄地抹除了小说作者有意呈现的科学的阶级性烙印，而更着意于新时期所倡导的人性与人情。由男性角色、男性叙述者、男科学家英雄组成的“无性”“无情”的科学世界，在女编导为主的声、光、影的技术加持下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三、科幻有性别吗：重思科学的意识形态/性
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中，童恩正从三个方面区分科普作品与科学文艺：科普作品以“介绍某一项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文艺形式仅仅是一种手段”，因而“必须忠于科学”，“以逻辑思维为基础”，遵循科学规律；而科学文艺则属于文艺作品，遵循艺术的规律，它“是宣扬作者的一种思想，一种哲理……一种科学的人生观”，科学内容则是手段，他特别提到《珊瑚岛上的死光》，说“它的意图绝非向读者介绍激光的常识，而是想阐明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家必须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这样一种道理”。在此，故事性和意识形态性是科幻区别于科普的重要标志。在新时期初期，童恩正是比较少地强调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性的作家。在《古峡迷雾》中，作为考古学者的童恩正明确指出西方的科学考察、探险活动与帝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珊瑚岛上的死光》则警惕于科学发明被以跨国公司面目出现的帝国霸权所利用。实际上，疑惧科学发明的后果，警惕其对人的替代与奴役，一直是科幻的一个世界性主题。不过，在《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童恩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和平正义在科学领域的思考，被有意表现为阶级问题，因为在1960年代，阶级出身的血统论被认为是更具有自然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要素，而在新时期，则是自然化的性别。删除阶级痕迹，增加女性因素，也体现于不同媒介形式的改编中。
不过，着意于阶级的科学观，或者说科学的阶级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童恩正对科幻世界的书写就是无关性别的。当小说将科学家的性别形象全部设定为男性、将科学与帝国霸权的世界完全与男性世界绑定时，意味着在科学和帝国的文化象征领域，女性被排斥其外，这种设置体现了一种习焉不察的性别化的科学观。清一色“和尚剧”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个关于性别与科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性别与科学”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978年。1991年，在《“性别与科学”的起源、历史与政治》一文中，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学者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回顾了她早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男性气质与客观性之间普遍的历史联系，尤其是男性气质与科学的联系，是学术评论不屑于严肃谈论的话题。为什么会这样？如此熟悉、如此牢固的联系仅仅被看作是非正式的话语、文学的隐喻和大众批评的话题，这不是很奇怪吗？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竟然未能在这里发现一个值得分析的话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非女权主义的学术共同体事实上的沉默至少表明了，男性气质与科学思想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神话，它不能也不应该被严肃地探讨。它同样也具有某种“自明的”和“无意义的”性质——之所以是自明的，是因为现有的常识（即人人都知道）所使然；之所以是无意义的，是因为它并未为正式的知识所接纳的，的确，它与在感情和性别上是中立的这样一种科学形象相冲突……在科学中存在神话似乎是一件特别不应该的事。它在科学中起什么作用？它来自何处？它如何影响着我们关于科学、客观性或者性别的观念？
凯勒，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第一代女性主义科技研究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她开始研究科学中的性别问题，提出了“科学—性别体系”概念，指出在男性气质与客观性之间、男性气质与科学之间存在一种普遍性的牢固联系，以致形成一种关于科学的男性气质的神话。而女性主义的科学分析，就在于发现性别观念与科学观念在这个科学—性别体系中如何相互沟通、运转，分析支撑科学与男性结合而与女性分离的合力网，从而为所谓的客观、中立、无关性别的科学话语提供一种理所当然的可能性。
凯勒之后，另一科技与性别研究的重要学者是珊卓·哈丁（Sandra Harding），她在20世纪80年代将“科学界中的女性问题”（The Women Question in Science）转换为“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90年代以后，又将“性别与科学”的问题与后殖民主义研究相结合。1999年，在《多元文化与后殖民世界中的女性主义科技研究》的演讲中，哈丁梳理了女性主义科学科技研究的六个焦点问题，包括科学社群结构、科学与科技“应用”、科学“内容”、科学意涵（MEANING）、认识论层次以及科学教育层面上的性别歧视。她认为，对科学的文化的刻板印象——强硬、严谨、理性、客观、竞争和冷漠——与男性的性别认同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这表明“科学的”和“男性化的”是相互强化的文化建构。哈丁梳理了科学一词在历史中的出现，科学原来被称为自然哲学，牛顿在他的时代也用自然哲学一词，如此一直到18世纪晚期才结束，而科学家这个词实际上到19世纪初才出现。结合后殖民研究中的“科学与帝国研究”学派，哈丁认为欧洲的扩张发现之旅与欧洲现代科学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因为帝国殖民扩张要以现代科学的知识来支撑，由此她认为需要重新定义科学，将科学看成是“在地知识体系的概念”，“是生活于某特定环境脉络下的居民发展出来的认知自我与自我关系的特定知识体系”。
女性主义科技研究者不仅打破了科学与男性气质合一的神话，指出科学领域——既包括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也包括科学的文化象征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而且还重新定义了科学，像哈丁的“在地知识体系”的概念。凯勒则认为生物遗传学家麦克林道克的遗传转移的发现，将原有科学研究中排斥的认知和情感内容纳入其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科学观与自然观，打破了女性和科学为两个互不包含的范畴的神话。其他研究还包括从注重科技的发明创造到注重科技的使用与使用者等，像白馥兰（Francesca Bray）、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艾杰顿（David Edgerton）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重新省思新时期中国科幻小说开端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及其媒介改编中的性别问题提供了启发。
首先，从科技的发明成果、使用领域、科学的性别化形象来看，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表现了现代科学世界中的男性神话，体现为注重发明的科学、注重殖民扩张的帝国与英雄化的男性气质的合一。小说中的高科技载体主要为激光器、小型高效原子能电池，其应用领域主要为与航空、航海相关的军事领域，这也是赵谦教授、马太博士的发明被某大国控制的跨国公司竞相争夺的根本原因，童恩正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再现了现代科技与帝国霸权、宇宙殖民的紧密关联。在由赵谦教授、马太博士、陈天虹构成的体现理性、客观、崇高的科学精神的高科技世界中，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处，体现高科技形象的只能是具有男性气质的男性英雄。科学世界的另一端，是利用科学发明的帝国霸权，与商业、军事领域相连，是作者着力批判的所在，这个世界也全由男性组成，这呼应了康奈尔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康奈尔认为跨洋帝国的建立，对男性气质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帝国作为男性职业——从军和贸易——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男性领地。只不过在童恩正的小说中，这个跨洋帝国不仅想统治人类世界，还要统治整个宇宙。由此，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文学化了那个高科技、宇宙殖民与男性气质三位一体的“科学—性别体系”。
其次，对小说不同媒介技术改编中的性别质素的加入，既呈现了童恩正小说科学意识形态中的男性神话，也具象化了性别与科技之间的关联。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媒介技术改变了科技世界的性别形象的设定。广播剧、电影中女性声音、女性形象的加入，首先关联于媒介技术本身的美学与情感因素。科幻小说的受众可以局限于迷恋高科技的科学迷与技术迷，但受众为普通大众的广播剧和电影，却不得不从技术使用者而非发明者的角度来考虑相关的美学与情感问题，弱化所谓“硬”科技的一面。二是性别主体的介入也改变了原有的科技—性别体系。广播剧的女性编导团队、电影的女性导演，借用媒介技术，有意无意地从女性的角度去呈现一个有女性的科技世界，改变了科技世界是客观、理性、无性、无情的刻板印象，在文化象征的层面将女性科学家、女性的机车驾驶者与拯救者角色嵌入男性的科技世界。女性作者在科幻小说改编中的作用，与话剧改编比较一下的话就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程化编剧的五幕话剧《珊瑚岛上的死光》，也添加了一个女性角色艾利，但她是一个女间谍，有“舞场歌女的姿态”，受跨国公司经理布莱恩的指使，以美色和爱情引诱赵谦教授的儿子赵宁忠窃取原子电池设计图纸。女间谍角色的添加不仅没有改变科学的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形态，而且强化了女性与危险的性欲之间的关联。女间谍、女特务，在清教主义的革命时代，承载的正是这种被压抑、批判的性欲望的功能。
由此来看，科幻艺术领域中女性角色的添加并非仅仅是故事性、艺术性的问题，也涉及性别观与科学观的意识形态问题。女性编导在广播剧与电影中对于女性角色与女性声音的添加，既有对科学—性别体系的僭越，但又要消除这种僭越所带来的不适与威胁：女科学家陈洁出场伊始即被暗杀，情感戏的增加表明她既要是科学家，还要是承担情感慰藉角色的女性；梦娜是作为科学家女儿角色出场的，她的时尚与现代功能远超其作为实验室中的科学工作者的功能，她作为科学世界中的拯救者的角色并不明确，而且基点也落在爱情上。与情感、自然等女性化的文化设定紧密相连的女科学家或女科学工作者形象，也表明了广播剧、电影的性别僭越的有限性，这正如哈丁所言：“在家务和照顾儿童的‘情感劳动’和‘智力和体力劳动’被认为是所有男性理想的人类活动之前，科学和公共生活的‘智力和体力劳动’不会被认为是所有女性潜在的理想活动。”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几十年之后，也常被科幻研究者、科幻迷和科幻作家所提及。中国现在最大的科幻IP刘慈欣曾这样评论电影中的技术呈现和女性角色添加：
电影中的特技也是十分简陋，我印象最深的是试验核电池时，电脑屏幕上出现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还有那个杀手用的啾啾叫的手枪，最后像一个大爆竹般爆炸的潜艇……当时电影流行把爱情当作料（与现在的科幻相似），曾有一部描写对越战争的战争片让男女主人公在战场上的坦克里谈恋爱，一时成为笑柄。《珊瑚岛上的死光》也不能免俗，原小说是好像是没有女性的，电影中加了一个，此女无作用无性格，连姿色也没有，在最后驾驶一艘比公园中的小船大不了多少的小艇，越过大洋从原子弹下救出了男主人公。我记得很清楚，同学们对她戴的那副变色眼镜很感兴趣，因为当时社会上的人戴变色眼镜都不撕商标，可人家撕了。另外，影片末尾那首爱国歌曲当时流传很广，但人们大都不知它的出处。
相比对小说的肯定，刘慈欣对电影更多持批评态度。除了批评电影技术的错误与可笑之外，他也嘲笑了电影中添加的爱情元素与女性角色。“此女无作用无性格”之言，很可能来自梦娜在科技上的无所发明，不过，小说与电影的主角陈天虹又发明了什么呢？再加上对小艇的嘲笑，刘慈欣的评价体现了一种理工男自认为是的“硬”科学观念。而“连姿色也没有”的戏说，更将这种强调高科技的硬科幻的男性无意识暴露出来。不过，对从原子弹下救下男主人公以及变色眼镜细节的关注，还是表露了梦娜这一角色在当时的年轻人、未来的科幻作家心中的位置。科学幻想，不仅仅是纯粹客观实在的技术品的展示，更是对现代、未来与别一世界的想象，梦娜体现的正是这一功能。科幻渴望性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妇女思想史与女性文学的建构研究”(24&ZD23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