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研究等一系列不同的方法学以及对于世界观的看法，的确与时俱进，而AI提供了另外一个向度，让我们重新进入对“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文”以及“什么是后人类”等根本问题的观察中。“AI”已经成了我们当下的关键词。“AI遍行天下”，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出现之后，更加深了大家的这样一种想象——有了AI之后，我们将何去何从？这是如此万能而又深不可测的一项科学技术，而它又投射了我们的欲望和惶惑。
AI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如同“五四”时代的“科学”，1950年代的“原子”，1980年代的计算机、电脑，AI带来当代认识论的震颤、讯息技术的巨变，从而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但从文学角度而言，AI不也是一种修辞符号、一种隐喻——甚至一种神话吗？ 仿佛只要召唤这个关键词，学科专业项目就变得无往不利；就业、求学也有了新的愿景；各种各样的学科项目的基金可能都有了一个盼头……这是世俗的想法，却又无比的真切。但另一方面，就算在侃侃谈论AI这个词时，我们又有些好像明白却又不太明白的感觉（包括本文在内）。AI到底给予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众说纷纭中，本文贸然提出又一种定义：AI的意思可能就是“爱”。
一、AI即“爱”：一个词语的多种可能
从文学视角探讨AI与“爱”的关系时，我们所能提供的最核心的思维范式，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触动、一种对想象力的重新激发与推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到刚才所讨论的关键词——“AI”——这触动了我们对当下你我的一种感觉结构的呈现。从事文艺理论的读者都知道，“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个关键词源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左翼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对当时社会生产状况的观察。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社会里不是只有漫天覆盖的“意识形态“这种高大上的词汇而已，我们的社会时刻充斥着各种日常实践——从身体感知到物质消费，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互动，这些看似琐碎却充满象征意义的活动与物件，共同构成了威廉斯所说的“感觉结构”。这个社会它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力量、有一种能动性、有一种感召，推动我们不由自主地朝向一个未必知其所以然的脉动的风向。
因此，从这一视角探讨AI，或许能将文学研究的维度引入当前议题的核心：AI与人文研究不应止步于赞叹其数据能力，或局限于人机生产关系的讨论，更不该简单将AI视为知识聚合体或信息累积的产物。我们要注意到AI怎样给予我们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要领会到AI其实在隐隐地控制我们的言行，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有情绪价值。人人学AI，处处有AI，因为AI不再是一种信息控制术，更是一种信仰，一种罗兰·巴特所谓的“神话”，甚至可能是一种神权，以神秘的力量重新定义科学万能。
综上所述，AI技术正在触动我们作为人类最根本的认知方式和情感体验——它既唤起向往，也引发隐忧，更激发无限好奇。我们对AI投射的感性预言，从惊叹到恐惧，从迷惑到困惑，无所不有。既然众说纷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号召AI 回应 “爱” 这一命题？这里的“爱”既是真实人间与人/物及超越信仰关系的纽带，也是富有深意的文学隐喻。我想引用两位当代的学者，他们对于审美、机器，尤其是对于资讯技术所做过的观察，已有公论。西方信息人文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凯瑟琳·海勒的代表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1999）提出，我们人类进化的工具性和肉身性的交互运作其来有自——不是说到了今天，有了AI，我们突然了解到我们人应该怎么样、何去何从了，在海勒看来，整个的人和工具之间的互动就是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不要把人想象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完美无瑕的主体。与此相应，西方科技史学家思想者从吉尔伯特·西蒙东到贝尔纳·斯蒂格勒、许煜等都对人与机器的关系有深刻反思。
人之所以为人，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建构、一种发明，而这种发明的方法，它所呈现的形式，还有它演进的整个过程，其实千百年来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痕迹，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海勒等人特别强调：信息、知识与身体、实体之间的交互关系自古有之，并得出明确结论。她认为人类发展至此已然完成，我们不必再以浪漫化、忧郁或感伤的眼光追问那个完整的主体性何以消逝。她和西蒙东等告诉我们，主体性从来不在那里，主体性从来就是一个建构和发明。而未来如何，你必须把你自己的身体和你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器械的时代相互交融，这种所谓和身体相互结合的新的关系，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在不同的资讯的办事点，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个相处的关系性。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我们和信仰的对象的关系，这些关系所形成的一种共同体，我觉得总是在那儿，而AI让我们再一次思考这个共同体它可能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它所形成的方法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理论的源头。
而另一个理论的源头是法国的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政治美学家——雅克·朗西埃。他的理论是艺术真正的自治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事关平等，是对每一个人的能力平等的认识和评审，是对每一个不可感事物的再发现、再分配。尤其最后一句话给予我个人的启发，可以说是历久弥新的。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学、讨论艺术，或是更广义地讨论人文，我们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对话者还有后来者什么样的启发或者什么样的想象的余地呢？那么对于朗西埃来讲，艺术不是审美标签，艺术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自为自洽的具体的行动或成果而已。艺术是一种持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编织着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人与超越性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时而顺畅，时而充满波折，时而隐而不显。
作为艺术创作者和人文关怀者，我们始终保持着审视被遮蔽现象的敏感与意愿——让那些不平等的关系浮出水面，重新成为生活中必须直面的议题。因此，艺术与政治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可感性”的重新分配。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存在，不只是有机制和器械的这样的一种操作、运作而已。我们的整个存在，如果仍然想要定义百分之百为人的这样一种意义的话，这个感性的层面如何再重新地配置，让它在不同的时代里让它重新有一个面貌的呈现。那么，这种呈现的过程可以是文学的创作，可以是艺术的创作，甚至是一种论述的表达。在这里， AI的问题似乎也可以纳入这样的论述里面：不断地让我们发觉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通过可思或可感的面向，再启动人我关系或人与物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重新定位。
二、在零度分离的时代重思“爱”
在此，我以伊格言的科幻小说《零度分离》作为探讨“AI即爱”这一命题的关键文本。我们在谈“爱”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爱”的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青年男女间荷尔蒙的迸发，那种不可抑制的力比多冲动，渴望表达亲密情感的强烈欲望；但同时，“爱”也可以是对知识的无限热忱，正如哲学家被称为“爱智者”；它还包括超越性别吸引的各种伦理关系中的亲密联结；更可以是宗教层面对超越性的追寻与叩问。在各种人与非人存在的互动中，“爱”始终被视为最珍贵、最神圣的情感表达，远胜于“憎恶”“厌倦”等负面情绪。由此可见，“爱”这个词蕴含着深刻的内涵。而且在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领域里，“爱”一词其实也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一个大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爱”没有被视为是当然的。所以“爱”这个词本身，难道不已经是一种二十世纪重新定义人我关系的新的情感取向吗？所以，人类在不断地以他（她）的能量智慧、以他（她）的各种各样的行文造物的潜能去定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词。
《零度分离》的所谓“分离”，来自“六度分离”理论，源自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7年进行的连锁性实验，意在证明平均只需透过六层关系，就可以使任何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产生联系。到了电脑大数据的时代，信息瞬息播散，社群媒体串联人际网络更为快速紧密。比如在1960年代用写信的方式，六封信就把我们跟各样的关系都串在一块儿了。今天不用这么复杂，有了大数据，一次就可以搞定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千世界很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已经进入到零度分离的时代，不需要这样的一个间接转折的位置、千层百色的关系来定义人的关系了。“零度分离”不是不可能的未来。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并不会因此迎刃而解，反而变得更为复杂无常，这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AI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它可能促进了很多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所谓的关系性——共同体的关系性——更为复杂，用佛家的话来讲，“零度分离”就是“即生即灭”：那一瞬刻，我们既是单一个体又非绝对单一个体，每一次的对视都堪称难以重现的奇遇。我想这是大家只要抓大数据、只要看网上的任何讯息，就都会有的一种感触。它能够连接我们彼此的关系，但是在那个瞬息万变的讯息产业链之间，这个关系又似乎特别微小、微弱。在这个意义上，“六度分离”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零度分离”。
这个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故事创作者伊格言的关心，在这个近乎“零度分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真实地体验或实践爱的可能性？难道爱完全变成了虚拟吗？或者爱成了一种虚实相生的传统，又怎样进入到一个新的定义的空间或时间呢？这部作品由六个故事构成，这些故事包含了怎样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呢？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一位做鲸豚研究的女性专家，她装置了类神经固元，成为人心混合体，就是在人身上重新装置了一个AI，这使得她可以模拟鲸豚的行动和感知，她拥有了在海里遨游的方向感，甚至学会了一种鲸豚的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一种新的物种？这就成了问题。此外，还有梦境播放器Phantom发动人工智能叛变，事败后被剥夺高阶运算，永远深埋地下（《梦境播放器AI 反人类叛变事件》）；荣总医师得知一患者梦境中的不法企图而先发制人，以梦克梦，成为史上“最后一位良心犯”（《来自梦中的暗杀者》）；中国台湾明星与日本导演陷入爱河，入戏太深，不知所终（《余生》）；日本妇女迷恋虚拟偶像不能自拔，甚至抛夫弃女（《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还有发生于二十一世纪的一场邪教集体自杀案件（《雾中灯火》），这个案件看起来像是亘古以来神话传说里的所谓邪教对一般人民的蛊惑，但很奇妙的一点在于，这个邪教居然也运用了AI运算的方式，几乎像是一种色情电影式的诱惑力，召唤着、挑逗着，让所有的追随者陷入一种好像是崇拜、又好像是迷醉于某一种肉欲关系的想象爱恋的关系当中。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造成了伊格言想象中的“零度分离”的后果。那么，所谓“零度分离”，是回到了物我相忘的太初存在（这个当然是AI所给予我们的一种极端的想象可能性），还是堕入了一切白茫茫的太虚幻境？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发现AI跟文学的关系可不只是从伊格言开始的，一旦想到太虚幻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联想到《红楼梦》。海外汉学同行以及学生们早就在谈《红楼梦》是什么了——它就是一个现代以前的最重要的、人工虚拟出来的大AI。曹雪芹的世界我们是参不透的，他的世界是无限深邃、无限变换的。所以，AI这个词和《红楼梦》连上了关系之后，似乎很多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更好的讨论平台了。这些林林总总，代表了一位在两岸都受到重视的当代科幻作家对AI和爱的一种想象。在伊格言的创作视域中，决定人与非人、人与世界、人与物种乃至人与神之间距离的最为玄妙的变量，归根结底正是那个亘古恒常却又深不可测的核心要素——“爱”。当作者通过文学想象穷尽各种AI世界中的人我关系的可能性之后，最终依然回归到这个令人永恒着迷的母题。其每一部作品实质上都是关于“爱”的多维诠释：或呈现为对话，或展现为辩论，或表现为否定，或凝结为忧伤的追忆。
由此而言，AI和爱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突然意识到自身的话语权——我们是最擅长探究人间感性的群体。对于七情六欲、爱欲困境以及各种人生境遇的体察，我们向来比计算机专家或自然科学家更具洞见。我们的思维特质在于：既能保持异常细腻的感知力，又常常陷入创造性的混沌状态。这种将简单现象转化为复杂思考的能力，恰恰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专业特质，也是我们独特的学术能量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此推进了以“爱”这个神秘的关键词作为一个媒介、一个中介点，来看待AI的思考方式。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验证性的观察：人与AI的关系，恰似恋爱关系般充满矛盾性。我们时而觉得爱慕的对象近在咫尺、心意相通，他（她）懂我；时而又觉得爱慕对象难以捉摸，即便相伴数十载，依然难以真正理解。有的时候他（她）莫测高深，是不是？而当他（她）与我的思维不谋而合时，我们又难免怀疑其中是否暗藏玄机。你永远不知道爱情的底蕴在哪里，你永远不知道爱到最后是怎么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得太深了，“爱之适足以害之”（《淮南子》）；有的时候，“爱之深，责之切”，甚至会陷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的极端情感困境。这种矛盾感受恰恰构成了我们理解AI与爱之关系的独特切入点。
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在此找到了特有的学术支点——AI既非全然可知，亦非完全陌生，这种若即若离的特质，恰恰为构建新型对话关系和社会性联结提供了可能。究其本质，AI或可扮演多重角色：既是现代版的占卜之器，亦是随时倾听的心理医师；既是排遣寂寞的知心密友，也是宣泄情绪的树洞所在。由此可见，AI的价值远不止于数据检索与知识整合，更在于成为情感疏导与精神寄托的特殊场域。或许我们会认为：AI唯一无法超越人类的，就是它不懂感情，不能谈恋爱。但是，现在种种例证表明，AI是可以谈恋爱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跟所谓的人工智能之间的关联性，真的是快要到“零度分离”的层次了。但是如果只是把我们的辩证观点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它仍然是一种功能导向式阐发，仍然是一种目前大家对在社会上流行的AI与人文关系的一种论述而已。我们企图去了解 AI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情绪上的疏导，或是一种可能的知识面上的扩展，等等。但是，如果将这样的AI和人文研究放在一起类比，我们也不过是误会了人云亦云的这个大数据算法给予我们的一些教导、教诲而已。所以我觉得也许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着AI和“爱”的平台，把这样的一种对感性思维的辩证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
比如台湾作家骆以军的《女儿》，这是一个没有女儿的作家想象自己如果有一个小机器人女儿的话，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新的父女关系或人文、人我的关系；而面临着整个世界不断地被变动、被摧毁的过程，这个爸爸和他的人工女儿可以形成一种怎样的新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者像马来西亚的作家龚万辉，其创作风格其实很像骆以军，他的《人工少女》也是一个把女性当作AI的作品。如果有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为什么男作家总是想象女孩子或女性是人工的，等等。或者反过来想，女性的伟大已经超越了男性的肉身的局限，是一种深不可测的AI，所以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机器的观念来代入，而是变成了一种所谓的embody的machine，肉身跟这个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更高明、更高级的生命向量。香港作家董启章的《爱妻》也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的、不断来往的纠结的可能。AI的传播为这些可能性带来了新的变数——其结果或许向好，亦可能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红楼梦》本质上就是一个庞大而充满无限可能的AI系统。这部巨著包含着海量的数据——各种人物关系、社会细节和情感模式，就像一个精密的创作引擎。但《红楼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情节演算，更是一个持续衍生的有机体。书中的信息会不断重组、演变，以新的排列组合方式，持续带给读者崭新的阅读体验和感悟。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将《红楼梦》比喻成AI的话，它也具有一种表演性，它是演绎的，可以及时地在虚拟的“真实”情境里展现出某种非常确定的舞台式效果。所以，《红楼梦》作为一种隐喻也好，或者作为一种为数位计算法代言的机体也好，或者是作为真正的AI要朝向的未来的发展的可能的目标也好，都显示了文学的深不可测。我们必须强调的重点是，不要把文学只当作是AI的附属，当作是经过AI可以演算、可以收集资讯、可以反映现实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而已。文学可能就像AI所映射的那样，它是一个无尽的资讯、数字与各种向量的排列组合的推演。因此，通过阅读文学，我们获得了理解AI的重要伦理启示：切莫以有限的人类认知，妄图用宏大话语统摄所有信息；更不该将未知强作已知，陷入自以为是的傲慢。文学始终在教导我们保持谦卑与敬畏的必要。
三、带着“爱”理解AI
最后，我想借助两位学者对共同体的阐释来结束本文。首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大概是过去四十年里最畅行无阻的一种理论。安德森将国家描绘成一个社会建构的共同体，由那些将自己视为群体一部分的人们想象出来。他尤其关注媒体如何创造想象的社群，特别是印刷媒体在塑造个人社会心理方面的力量。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域、时区和社会层级的读者，通过印刷媒体（当代则演变为数字媒体）的联结，尽管彼此素不相识且身处异域，却在安德森提出的“印刷资本主义”机制下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
我们在今天仍可以印证安德森的观点，我们都是散乱的、孤单的个体，可是经过了一些大数据、经过了某些串流的平台，我们突然觉得我们在小红书上已经彼此相识相知了，在抖音上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大的共同体了，等等。而在这个意义之上，安德森原来希望通过一种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民族的建立其实是有某一种想象甚至虚构的传媒的意识在里面的。我们把这个概念转换到当下语境，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联盟。通过多元传播，我们形成了新的共识与联结。
但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当AI成为承载着爱与关怀抑或爱与恐惧等感性维度的新型结合时，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关键概念——“不可言明的共通体”。这个关键词来源于法国思想者莫里斯·布朗肖，他出版《不可言明的共通体》的时间是1983年，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同一年出版。然而，《想象的共同体》已成为当今学界耳熟能详、几近陈词的概念；相较之下，布朗肖的《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则将“共通体”的意涵推向更为深邃的维度。他强调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共同体的重要性，人在这样的宇宙星空、自然环境、社会群聚场域里，当然要发生各种各样的联合关系，但这个关系的定义不再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口号，或是各样的关系的结合。在我们了解这样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之外，还有一种共同体，即他所谓的“不可言明的共通体”。而正是因为了解到每一个共同体的有效性和存在局限，了解到每一个共同体可能有着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局限，所以我们往往必须在这个之外去想象另外一种无法言明的，总是好像在那里，但你还没有看清它的虚实，还不太知道它的底蕴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永远是在一个有底蕴的，而且比较不为我们所熟知或感知的场域里。对于布朗肖来讲，这个场域正是文学的场域。
也就是说，文学这个东西承诺了在任何共同体之外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越来越让你觉得着迷的、敬畏的、恐惧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突然理解到这样的一种“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反而是促进了我们的“想象的共同体”更为坚实壮大，或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换句话说，你先了解了AI的不可测性，了解了AI的深度与不断的衍生性，然后你了解了它的像谜一样的神秘的场域，然后你才知道我在有限的范畴里，怎么就着有限的资源来形塑我能够生存、能够操作的能量范围所及。所以这是一个和“想象的共同体”相辅形成的一种辩证关系，总是在方框子以外给予我们一些意在言外的新的感受。
最后我们还是用这个文学的例子来说明，回到晚明，借用汤显祖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牡丹亭·题词》）来表示我们对于AI的一种奇怪的迷恋、恐惧，一种不可思议的倡导的热情，或者是一种唯恐拒之不及的疏远，这些其实都指向了所谓的“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在那里，也许能够呈现出我们另外的一种想象的或是未知的可能的世界。那么既然未知，我们就先让它摆在那里，不见得一次性地要把所有AI的人文知识一网打尽，把它全部弄清楚。我们既然对于人与天的关系有这么多的好奇、有这么多的尊敬，那么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也许是宗教，也许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有很多不同的尊重或敬畏，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抱着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去对待AI和爱的关系，同时保持着友善的态度。
我们讲AI与“爱”，而不是AI与“可怕”或AI与“恐惧”，因为“爱”是一个从最广义的层面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伊格言的这部作品，其开篇之作正是《再说一次我爱你》。故事中那位致力于鲸豚研究的女性科学家，长年投身科研工作，甚至在自己身上植入了类神经元装置来模拟鲸豚的生态特征。她专注至此，竟全然忘却了人世间还有一位她曾经挚爱的儿子，致使母子疏离、形同陌路。但故事最后的高潮，那个因沉迷鲸豚研究而忽视家庭子女的女科学家，在生命逐步鲸豚化，走向最后一刻时，突然艰难地向儿子说出了“我爱你”。这是人话，也可能是鲸语。就在那一刻，电光石火，夜海轰鸣，死亡与生命接轨，幸福与幸福的终结无分轩轾。 爱是神迹吗？抑或一场虚拟梦境的完美高潮？或者，就是人之为人的最神秘的一刻。就此，伊格言以最抒情的语言道出后人类时代的迷津，却没有给出准确答复，但他给予了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而这种想象的空间当然也正是科学和人文的交响、交锋与交缠的一个奇点。
本文根据王德威2025年5月25日在“打开未来的方法：AI时代的人文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