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本土科幻批评是根植于本土经验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脉络，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呼应中国的时代语境，反映特定时期的文化诉求。本文选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范式进行系统分析：一是科普批评，二是科幻现实主义批评，三是“后革命”批评。这三种批评范式不仅深植于中国本土的时代经验，亦具备全球视野下的理论普适性，既为研究中国科幻文学提供了必要路径，也为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批评理论提供了有效依据。

作者：吴岩，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李锦华，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博士生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4期

中国本土科幻批评是根植于本土经验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脉络，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呼应中国的时代语境，反映特定时期的文化诉求。纵观中国科幻文学的演进历程，从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共和国提倡“向科学技术进军”，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和拥抱全球化，中国科幻文学始终立足于彼时的社会文化需求，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创新与建构。正是这种文学实践与社会语境之间的深刻互动，为其“扎根时代、扎根现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挪用域外理论、术语及热点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与解析中国科幻作品，但也不免削足适履，遮蔽中国科幻创作与西方模式的许多差异。本土科幻研究必须立足更为开放的理论高度，挣脱既有西方热点批评的束缚，才能构建起兼具本土价值与世界意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视角。本文旨在进一步整合中国科幻发展史中由作家、读者反复申明的批评观念，将其提炼、汇聚为具有本土特质的科幻批评理论丛系。我们发现，针对本土科幻的批评实践自该文类诞生之初便已存在。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家和读者所表达的创作理念、文学用心和阅读感受的走向，确实也呈现出时代共性。一旦这个整体的理念、用心和感受方式发生改变，主导性的批评流派亦随之转向。本文尝试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汇总中国科幻不同发展阶段涌现的、具有群体性的批评观念，并精要阐释其核心主旨及所承载的哲学思想。

科普批评

科普批评是在中国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也最有影响力的科幻批评方式。这种批评的根源性文献是鲁迅先生1903年发表的《〈月界旅行〉辨言》。1949年之后，凡尔纳的作品被系统化译介并广泛传播。1959年，杨宪益指出，诸如凡尔纳这样的科幻小说，对我国青少年读者大有益处，既可以增加许多科学知识，又可以提高对学习科学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科幻文化兴起的年代，极端需要评论的支持。郑公盾呼吁大家关注鲁迅先生的科幻及其对科幻的看法，认为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是很好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的源泉。1983年，受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委托，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等主编《科普创作概论》。在这本专著的第七章《科学文艺》中作者作如下论述：“在我国，科学幻想小说是在科学普及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在评价《〈月界旅行〉辨言》时作者写道：“这就已经明确指出，提倡科学小说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破除迷信。”

在通过《科普创作概论》建构科幻小说的科普批评原则的同时，一系列有关科普批评的实践也通过《中国青年报》和《科普创作》展开。从这些批评实践中可以完整地抽取出科普批评的主要方法：第一，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灵魂，没有科学的科幻等于灵魂出窍；第二，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准确的科学性是科幻小说的核心；第三，科幻小说必须是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第四，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含量必须恰当；第五，对国外认定的科幻名家作品必须持有尊重的态度。

科普批评将知识问题当成科幻小说评论的核心问题。应该肯定的是，科普批评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它有效防止了那些不关心科幻构思独特性、仅在普通故事中加入一点新发明的作品的蔓延。但必须指出，这种批评范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对知识准确性的批评极大地偏离了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对科幻文学较为全面的认知。抛弃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等重要思想，仅仅从知识准确性角度去批评科幻，有以偏概全的危险。鲁迅一直采用“智识”来描述相关问题，把智识简化为知识，已经极大压缩了鲁迅先生对科幻作品认知价值的范围。其次，科普批评忽视了鲁迅确立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对一个叙事文学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从历史前进角度定位的科幻批评，才是从鲁迅科幻思想中提取批评观念的合理模式。

科幻现实主义批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科普批评范式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批评范式显然忽略了叙事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更多的文本性和社会性。此时，在科幻创作革新实践的内部需求和伤痕文学兴盛的外部影响之下，科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随之科幻现实主义批评范式也崭露头角。这一批评范式的立论起点，是将科幻跟现实的关系作为批评的主体，借鉴纯文学领域中已有的现实主义理论，结合科幻特有的想象和叙事方式，建构一种以文学而不是科学元素为主体的科幻批评方法。

1980年，郑文光在对金涛科幻小说《月光岛》的评论中指出，这篇小说既是科幻小说又是社会小说。他指出，科幻不只是描写新奇器械，而且是去反映时代的情绪；不只是写未来如何美好，而且是提供人们思索真实方面的思想启发。一年以后，他直接把社会小说的观点上升到创作理论，指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作科幻现实主义”。这一观点包括两个核心：一是科幻小说虽然畅想天外但终归是当前社会的反映，二是这种反映不应该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变形或幻化方式完成的。两个核心中，第一个强调科幻小说创作和批评要向传统或“主流”文学转向，第二个强调在转向过程中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郑文光一代人的思考只是肯定了科幻跟现实的关系应该成为科幻创作和批评的主要内容，但行业内对科幻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共识已经达成。20世纪80年代末，韩松遵循科幻现实主义的方法发表作品，并在《想象力宣言》中把郑文光等人没有真正展现出的运作方法进行了独特运用。韩松的方法归纳起来，核心就是科幻小说应该重塑民族性格，而这恰好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对“鲁迅遗产的继承”。这样，一条从鲁迅到郑文光再到韩松的通路被成功地勾画出来。

到21世纪，人类生活的主体已经从传统的工农业生产转移到推进科技进步，科幻现实主义再不能忽视科技的影响力而仅仅考虑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敏锐地看清这一点的人是作家陈楸帆。2012年，他高调重提科幻现实主义。他指出，科幻现实主义是一种“话语策略”，是关于真实性的探索。“科幻是当下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在他看来，现实正被科学的强势介入而改变，科幻创作和批评必须恰切地嵌入对现实的思考。科幻现实主义要提供一种解读当前现实的工具，这种工具无论在过去的科幻批评工具箱还是主流文学现实主义工具箱中都从未存在过。

2016年，《中国科幻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圆桌会议。其中姜振宇指出，当下技术产品已深度重塑现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辩证逻辑：越科幻则越现实，而现实自身越发需通过科幻文本来阐释。此后，李广益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出发，将科幻现实主义定义为以陌生化手法揭示现实深层法则、以想象替代未来的创作范式，强调应超越符号化的“中国性”，更多汲取全球南方经验，激活对技术文明出路的想象。

总体来看，科幻现实主义批评倡导将科幻批评的方法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但也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一些人缺乏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内涵独特性的认知，常常给人一种戴大帽子的感觉；第二，由于现实主义的批评不重视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与结构，常常会把科技环境化或隐喻化，这其实改变了现实的构成；第三，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科幻文学也有很强的在地性，科幻现实主义还不能解决各民族文化作品中的特殊问题。

“后革命”批评

王瑶明确表现出对科幻现实主义的警惕态度。在她看来，过分强调现实主义背后隐含着削弱科幻文类多样性的风险。2012年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上，一位美国听众询问中国作品的“中国性”在哪里，这引发了王瑶的深度思考。以往的批评理论仅仅注意到东西科幻文学国际共性的侧面，而本土科幻的个性又在哪里？一种从普遍现代性到中国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成为建构新的批评观念的起点。

2015年，王瑶指出，科幻小说深刻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对人类情感与价值观的塑造，是一种处于文化、社会与知识交汇的“边疆文学”。它通过不断挑战大众常识，维持其激进性，从而连接了“革命”与“后革命”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后革命”是土耳其裔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提出的观点，这一批判话语很好地将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启动之后的中国的历史转型和社会重构表述成具有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的独特过程。

“后革命”批评可以定义为从全球化和动态的视角，通过科幻小说去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经验的批评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做法，就是把握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特殊语境，聚焦科幻文学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坐标和时代症候之间的互动，并通过文化政治的批评方法捕捉科幻文本中潜藏的革命历史、记忆与想象，进而诊断并阐释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时代经验。例如，作品怎样通过“田园”与“丛林”的二元空间隐喻映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有明显的表现。通过后革命视角去观察飞氘的《苍天在上》，能发现作者通过神话故事重塑具有行动力的崇高主体，试图在现代性困境中呼唤支撑民族精神的做法，其实跟鲁迅《故事新编》是一脉相承的。

许多当代科幻批评家也从“后革命”批判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戴锦华指出，刘慈欣的创作虽表现出某种“滞后性”，却借此形成跨时空的后发优势，为穿透被文化工业遮蔽的20世纪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李广益也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并非去政治化，而是受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深刻塑造。

对“后革命”批评范式，本文有几点总结：

首先，“后革命”批评致力于剖析科幻文本中本土人民主体和民族国家主体遭遇现代性的独特经验，为中国科幻批评更好解析中国作品、发现其中的本土特色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对比两个时代的重要作家叶永烈和刘慈欣时，王瑶发现，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消解了劳动的政治性，而刘慈欣在《中国太阳》中则强调体力劳动在建构“人民”政治主体性与激发其能动性方面的作用。上述差异既展现了中国科幻小说中相关问题的探索广度，也从某种意义上挖掘了内容深度。在民族国家方面，王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将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转化为灾难叙事，最终折射出当代中国面对全球困境时的复杂情感政治。“后革命”批评热衷于发现普遍的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差异，对我们认识和展现中国科幻小说中有关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创造了条件。

其次，“后革命”批评更多聚焦科幻小说中与革命相关问题的表述，乐于分析其中的观念流变，而这恰恰符合国际上对科幻文学本质是一种关于变化的文学这一点认知。例如，王瑶分析了郑文光《共产主义畅想曲》怎样将“革命”从生产关系变革转向改造自然，此举消解了“革命之后”与“继续革命”的张力。李广益提出，《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家庭化技术想象应该被纳入进步时间观，其中隐含了个人主义逻辑被并用于激励当时的民众。

最后，“后革命”批评作为一种在地的批评实践，以一种文化政治批评的路径模式，试图从中国科幻文学文本中挖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体的实践与互动。该批评范式突破了长期以来主宰中国科幻研究的“科普”范式与将其视为单纯“类型文学”的局限，将中国科幻提升至一种具有深刻文化政治意涵的理论高度。在此基础上，该批评范式首次实现了与创作活动的分离，确立了批评自身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主体性活动。值得探讨的是，该批评范式在聚焦“人民主体”/“民族国家”等建构时，其分析视野相对集中于特定维度，若能引入性别研究、生态批评等多维度视角，或将使该理论框架更具包容性。近期汪晖指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呈现“位移”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这一革命经验不仅为中国科幻文学探讨现代性等议题提供了深层思想资源，也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关键代表的独特性。基于此，“后革命”批评凭借其内向性的批判视角与对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聚焦，在当代中国科幻批评中展现出显著阐释力。

结语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关注中国实际的批评路径不但对于建构中国科幻文学批评主体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有着世界性的意义。既然中国的科幻实践已经成为世界科幻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科幻批评也自然而然地必须在世界科幻批评的版图上占据相应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梳理的这三种本土科幻批评流派虽然聚集于“边缘”的中国经验，但也具有全球普适性。科普批评关注科学以及更为抽象和广博的学理，与当下的科学教育、人工智能等议题切实相关，这一批评范式事实上为新的科学范式的变革提供了话语与资源。科幻现实主义批评让科幻文学的关注点回归社会，这一批评范式不但成功地将科幻文学跟主流文学共同置于相同的空间，也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科幻自身确实具有非主流性或独特性，涵盖了主流文学所不能包容的许多议题。“后革命”批评既展现了国际认可的科幻是“变化的文学”的观念，抓住了革命这一变化的典型方式，又强调关注本土文化的政治经验，这一批评范式为国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从中国本土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提取有效的经验，不但是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必要路径，也是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合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