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芯片与科学法》的布局下，美国2023年开始打造31家区域技术中心，蕴含着区域科技创新空间生产的战略考量。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分析研究型大学牵头建设的10家区域技术中心发现，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学科资源扩散、包容性人才方案、跨组织创新治理等举措统合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生产，推动区域技术中心形成地区技术产业化、区域空间正义、地方协同文化等空间景观。这体现出研究型大学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的逻辑变化，具体表现为：底层逻辑上，从服务城市更新转向地方产业塑造；运作逻辑上，体现为大学4.0时代的区域创新方法；价值逻辑上，更为关注技术创新的社会正义及其效益。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区域技术中心；空间生产；区域创新

作者：周文伟，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周文伟.美国研究型大学赋能区域技术中心的空间生产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8):84-95.

一、问题提出

历史上，美国研究型大学推动了旧金山、圣何塞、波士顿、西雅图和圣地亚哥等大都市地区的崛起。2005—2017年，以上五大“创新园区”占据美国九成的创新贡献，区域创新失衡现象愈演愈烈。^[1]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两大智库倡导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将有发展潜力的地区确立为区域技术中心（Regional Tech Hubs），通过研究型大学、科技企业等主体发展先进技术刺激地区创新发展。这一设想形成区域技术中心计划（Th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后被纳入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成为拜登政府投资美国议程（Investing in America Agenda）的重要部分。

区域技术中心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旨在从各州的申请中选拔出具有潜力的地区发展区域技术中心。2023年10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正式发布31家区域技术中心名单，涵盖自主系统、量子技术、药物、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先进材料8个领域。^[2]第二阶段，旨在通过资金扶持获批立项的区域技术中心。2024年7月、2025年1月分别有12家和6家区域技术中心获得实施资金；截至2025年初，31家中心已获得超过60亿美元的投资和其他承诺。^[3]

在实施主体上，美国政府延续“二战”以来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视与资助，并将各个领域的合作伙伴汇聚到区域创新联盟中。根据政策设计，每家区域技术中心均由包含高等教育机构、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组织、劳动力发展机构等五类实体组成的联盟组织运营。在联盟治理架构上，研究型大学呈现出“牵头建设”与“核心参与”两种差异化角色。其中10家区域技术中心由9所研究型大学分别牵头建设（俄勒冈州立大学承担2家中心建设），研究型大学作为联盟的领导者承担核心协调与治理责任；其他21家区域技术中心则主要由行业企业、地方政府或经济发展组织牵头，研究型大学作为联盟核心成员承担研发模块、技术转化、人才培养等功能。

由研究型大学牵头的10家区域技术中心主要分布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可以主导联盟的大型企业的地区，且所涉技术领域（如关键矿产、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等）对基础研究依赖程度较高。研究型大学凭借其学科资源黏性和区域协调能力成为联盟建设的核心主体。与以往不同的是，研究型大学并非仅仅赋能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更旨在从整体上协调区域创新失衡矛盾、打造新的区域科技创新空间。如表1所示。

2025年的美国，就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描述的20世纪的法国那样，“包含着一些超发达、超工业化、超都市化的地区，但在很多地区，欠发达状况却正日益加剧”，并且发达的区域周围“分布着一些从属性、被等级化的空间……被统治着、剥削着”。^[4]7区域技术中心计划是美国通过政府的大额投资将研究型大学等关键行动者纳入政策实施体系，推动创新区域的重新布局、开发与重塑，也即区域科技创新空间生产及其再生产的过程。研究型大学作为区域技术中心的牵头建设者，其推动区域技术中心空间生产的举措有哪些？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什么样的新逻辑？对此，通过对美国10家研究型大学牵头建设的区域技术中心展开案例分析，以期明晰其空间生产的过程机理及其逻辑理念。

二、理论视角

空间生产理论主要来源于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认为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容器”，而是社会的产物，^[5]40由社会实践所塑造并持续再生产。彼时列斐伏尔观察到资本主义从核心城市到边缘乡村的空间扩张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于是分析指出“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6]在书中，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s）^[5]viii-ix，将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三种相互关联的类型，分别对应三种空间生产机制。

具体而言，空间实践指向物质空间的生产，是人们日常活动中对物理空间的感知与使用，表现为建筑、设施、地理景观等可见的空间形态。空间表征指向社会空间的生产，是规划者、管理者对空间的构想与设计，表现为制度、政策、社会关系等被组织化的空间秩序。表征空间指向文化空间的生产，是使用者对空间的直接体验与意义赋予，表现为符号、认同、价值观、精神理念等象征性的文化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受到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推动。特别是统治阶级将空间作为一种管理的工具，^[4]8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在空间层面实现流动，从而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空间也成为操纵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同时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可以变卖的商品，即爱德华·苏贾（ Edward W. Soja）所言的“消费和控制的商品”。^[7]

这一理论框架为分析研究型大学赋能区域技术中心发展提供了适切的分析视角。区域技术中心计划是美国历经资本主义城市大扩张后应对区域创新增长失衡的战略布局，承接着巨额资本投入与政治权力关注。作为区域技术中心计划的产物，10家由研究型大学牵头建设的区域技术中心及其辐射范围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科技创新空间。其中，研究型大学作为区域技术中心建设的重要主体，本身也是在区域科技创新空间中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的子空间。通过容纳和发挥大型投资、权力介入的效用，研究型大学统合着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进行生产，形成多元化的空间景观。

三、物质空间实践：以学科资源黏性牵动地区技术产业化

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物质空间的生产是一项基础性条件，表现为空间中要素的重新组合与空间景观的变迁。研究型大学在区域科技创新的场域中以学科为基础单元，聚集人才、创意、资金等要素塑造着技术产业化的空间景观。

（一）依托实体性学科机构，开发技术创新性研发的物理场所

以各类设施设备、资金、人员、土地、建筑构成的空间场所是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必要前提。但空间场所是社会的产物，其内部的空间意义或特性通常由人类社会活动或实体性的机构赋予。对此，研究型大学依托学科资源黏性搭建或强化（跨）学科的实体性机构，赋予区域技术中心内部的技术研发特性，构筑出新的物理场所、形成新的空间景观。诸多大学通过依托或建立实验室、学科系所、学院等实体性的机构，以学科的研发力量助力区域技术中心的研发空间功能。

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基于学科资源推动新的研发机构落地，形成技术创新性研发的空间场所。作为航空航天强国，美国一直致力于开发先进的航空材料，以满足国防和商业的生产需求。对此，贡萨加大学牵头建设美国航空航天材料制造技术中心，在其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信息与应用技术研究所，以发挥材料学科优势推动材料科学与制造、复合材料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探索。^[8]同样地，在先进能源关键矿物和材料技术中心，密苏里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奥基夫关键矿产中心作为其优势学科资源的延展，将建设一个大型试验台以支持工业应用场景模拟。^[9]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发挥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功能性研究设施优势，强化“实验场所”角色。基础研究是研究型大学深厚的底色，并在研究设施上具有其他层类大学难以追赶的优势，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选择区域技术中心时的重要考量。佛蒙特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高端材料和制造研究学科是推进氮化镓技术中心关键技术领域的载体；并且，该中心是在佛蒙特大学与美国芯片企业格罗方德（Global Foundries）合作建立新的器件特性实验室启动之后获批的。^[10]可以看出研究型大学优势学科与关键设施对于区域技术中心的战略性意义。这在纽约新能源电池技术中心有更深入的体现。宾汉姆顿大学的美国东北化学能源存储中心等研发设施，康奈尔大学的康奈尔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碱基能源解决方案中心、联合能源存储研究中心等设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纽约电池和储能技术（BEST）的原型设施……均被纳入该中心的关键支撑条件。^[11]

（二）引入商业化支持手段，构筑技术就绪的资本空间化温床

从技术与创新的关系看，技术研发到产业创新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技术就绪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TRL）最先由美国航空航天局提出，是用来评估一项技术从原理到形成产品、推向市场的成熟度方法，一般分为发现基本原理、形成技术方案、用户验证认可、得到推广应用等1～9级，其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实验验证与市场考验。

为了提升技术就绪度，区域技术中心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引入商业化孵化保障体系，在特定园区构筑资本生产的空间结构，表现为资本在某种空间上的集聚与分化。特别是大学校园、科技园区、科技街、产学研一体化实验室等形态作为区域科技创新空间的子形态，依托大学的一些优势学科形成，是区域技术中心的重要空间景观，推动着资本空间化的实现。10家大学牵头的区域技术中心虽然均以“从实验室到市场”为商业化方法，但这面临着技术就绪的过程与挑战。

正如内华达锂电池和电动汽车材料循环中心第一阶段描述的那样，初创企业通常没有资源获得必要的生产投入能将一项发明的技术就绪度从1级或 2 级提高到 6级。^[12]为弥补这一差距，该中心建立了以创新为枢纽的锂研究设施——锂校园，依托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内华达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机构的研究专长，吸收了诸多的资本，从而成为锂创新的摇篮。而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园将农业科技打造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在提升技术就绪度的同时，园区形成诸多小企业、资本流入的地方景观。具体来看，其不仅以小型企业孵化器培育了350多家公司，推动孵化企业筹集风险资金超过14亿美元，而且通过伊利诺伊州发酵和农业生物制造技术中心的联盟成员伙伴筹集近 6.8亿美元，以实现中心对伊利诺伊州成为生物制造中心的愿景。^[13]

（三）扩大学科性人才规模，强化技术劳动力流动的近邻扩散

在区域技术中心对区域技术资产进行重新规划、重组的过程中，人员特别是创新型或应用型的技术劳动力是其中的重要板块。研究型大学作为技术劳动力培养的蓄水池，在高端技术人才培养培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区域技术中心将研究型大学纳入关键布局时，大学就成为区域的技术劳动力输出的“枢纽”，对周边发展滞后的地区形成创新辐射扩散，即“近邻扩散”。

对此，研究型大学正在扩大学科性人才规模，强化技术劳动力流动的近邻扩散，从而促进技术产业化的增殖扩张。一方面，研究型大学通过增加学位项目、开发学科课程，推动技术劳动力扩展。如俄勒冈州立大学、密苏里科技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在内的牵头高校依据技术需求不断维持或扩大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包括开发新的本科与研究生项目，如俄勒冈州立大学为先进能源关键矿产和材料技术中心建设培养了全美最多的矿产和采矿工程相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通过引导学生本地就业、强化本地劳动力培训，推动着技术劳动力的近邻扩散。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拥有5065名与生物加工相关的领先学位项目学生，不断推动留住本地毕业生，以满足伊利诺伊州发酵和农业生物制造技术中心的技术劳动力需求。^[14]

四、社会空间表征：以包容性人才方案促进区域空间正义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资源偏向某一群体或地区，就会出现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问题，主要表现为空间权益、空间权利在个体与地区间分配的不对等。对此，研究型大学通过包容性人才方案推动少数群体发展，从而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

（一）依托单独治理机构，对接容纳多种社会关系的社区网络

区域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单元，容纳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移民国家。这些不同的种族散落在各州，连同基于不同性别、信仰、身份、经历等形成的各类群体组成美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构件。坐落于美国各州的区域技术中心亦形成充斥着各类竞争、博弈与合作为内核的地方社会，而牵头建设的研究型大学统合着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组织、风险投资机构、劳工组织等主体的资本、权力，构建着地方社会中容纳各类主体关系的“中转站”。为了使各类主体关系在空间层面上的流转更为融洽，一种基于当地社区的治理机构显现出诸多必要性。对此，研究型大学通过建立专门的治理机构处理少数族裔、少数群体在内的各类社会关系，从治理结构层面回应美国区域技术中心的关键使命，促进区域发展的公平性与多样性，实现多元、平等、包容。

一方面，研究型大学以地区服务型的机构关注少数族裔发展，构建种族多样性空间。这种地区服务型机构通常联通着研究型大学校内、校外的族裔关系网络，关怀着学校社区和地方社区的少数族裔。从校内来看，10家区域技术中心的研究型大学均设有类似的机构，诸如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的“原住民关系办公室”、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机构多样性办公室”及其林业学院的“原住民自然资源办公室”。从校外来看，无论是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亦或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均在其区域技术中心建设周期中依托其校内相关机构设立原住民相关项目，或是保障美洲原住民部落的发言权和教育、就业的福利获取权，或是与地区的部落民族建立关怀、创新的伙伴关系，找到支持和赋权原住民及其社区的方法，促进社会正义。^[15]这样，研究型大学少数族裔师生也会在人才输送、资源反哺、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反哺地方社区和少数族裔。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以群体关怀型的机构关注少数群体权益，构建群体多样性空间。如佛蒙特大学等牵头高校为了解和应对发展落后地区的乡村人口、租房者等少数群体进入科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障碍，成立“农村伙伴关系研究所”，并投资1500多万美元。^[16]此外，所有区域技术中心均设置了确保妇女和少数族裔代表参与中心的技术工作和领导职位的相关治理机构或机制。

（二）设置技术培训项目，关注少数群体的“职业阶梯”发展 

为了使区域技术中心范围内的少数群体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研究型大学通常设置各类技术培训项目，既可以在长周期中以高级学位课程强化高深学问对少数族裔的“出口”，使得其掌握技术研发能力；也可以在短周期内与企业、社区学院合作加快学徒制等技术培训项目，从而使得少数群体，特别是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快速掌握技术制造能力。

一是设置高级学位课程项目。10家区域技术中心后续发展中，研究型大学促进STEM技术劳动力的包容性增长均被纳入关键考量。例如，德科索马半导体技术中心“半导体劳动力集群计划”（Semi Corps）致力于覆盖服务非传统学生、弱势学生、历史上缺乏半导体行业相关教育机会的机构，而牵头的南卫理公会大学作为计划的重要执行者，将资助半导体工程高级学位项目，为来自服务不足社区的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17]同样，纽约新能源电池技术中心致力于吸引和赋能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构建一个真正包容的区域生态系统。对此，宾汉姆顿大学投入100万美元支持纽约新能源培训与创新中心，并在公共卫生硕士项目中新增电池制造工人健康与安全相关的“职业健康与工业卫生课程”。^[18]

二是提供技术培训教育机会。诸多研究型大学为应对技能差距并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针对少数群体采取不同形式的综合培训项目和教育计划。一方面，采取灵活的短期培训课程。诸如贡萨加大学等高校技能提升项目在美国航空航天材料制造技术中心中采取非学分短期技术认证和可堆叠学分课程，以满足灵活培训的需求。另一方面，采取个性化的数字培训课程体系。随着区域空间正义面临数字鸿沟的巨大挑战，美国在开发数字资源时吸纳少数族裔的语言和文化、^[19]为少数群体提供数字学习辅助工具，以体现公平与包容的理念。对此，南卫理公会大学牵头建设的德科索马半导体技术中心致力于建立首个数字化职业技术课程模式和学位进阶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从高中文凭到副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再到高级学位/文凭的个性化学习路径。^[20]

（三）联动各大行动部门，推动容纳少数群体的就业机会增长

在区域技术中心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促进空间正义势必涉及诸多不同主体的空间资源、空间权利、空间权益的分配与实现。因此，在推进区域技术中心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型大学在从劳动力供给端推动少数群体“职业阶梯”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联动处于空间资源网络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对空间层面的资源进行倾斜性的配置，在劳动力需求端促进容纳少数群体的就业机会增长。

一方面，区域技术中心的辐射范围均需包含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因此促进就业岗位增长是盘活技术资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些落后地区是以农村为主的收入贫困县，不少县/市的贫困率在全州、全美排名前列。而研究型大学则通过加大培训、吸引投资、拉动就业的方式增加辐射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例如，纽约新能源电池技术中心所在的布鲁姆县贫困率在纽约州排名第三，对此该中心计划在10年内培训超过 5000 名学员，吸引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创造超过1万个新的电池供应链就业岗位。^[18]另一方面，牵头的研究型大学均勾勒着拉动区域就业机会增长、促进少数群体就业的图景，并作出诸多的努力。例如，密苏里大学系统牵头的先进能源关键矿产和材料技术中心计划在10年内将创造342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创造超过 2.3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在密苏里州的贫困社区创造 5000 多个高薪就业岗位。^[21]在贫困社区弱势群体就业岗位扩张的背后，蕴含着研究型大学与诸多利益相关者在空间资源配置上的重新规划与批判。路易斯安那湾海上风电推进技术中心将于10年中创造5.8万个全职工作岗位机会，其中超过一半位于黑人社区/农村地区，由牵头机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联动7 所高等教育机构（包括 2 所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与20多家行业伙伴合作完成。^[22]

五、文化表征空间：以跨组织治理形塑地方协同创新文化

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象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表征空间不仅仅通过将物质空间的物体、人、关系、活动凝结成为一种诸多主体与组织所依据的潜移默化的规则，还生产了一种基于象征（符号）的文化。在区域技术中心，研究型大学组建空间跨组织关系联盟、设立区域创新官重构着文化空间，生产出容纳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公共使命、企业的资本增殖与社会责任、政府的权力集中与权力下放等三种角色象征的协同创新文化。

（一）发挥大学关系网络，以主导性身份组建跨组织关系联盟

文化是个体在一定地理空间层面的集体想象，因而文化空间表征在具体的实践中呈现出个体与不同组织之间、集体之间的张力。研究型大学作为特殊的组织和个体，其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不仅包括知识与人才资本的转移，而且包括与国家、区域的互动。前者作为研究型大学自身的资源属性，使得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具有关键角色作用；后者则是研究型大学资源的延伸属性，体现出大学参与区域创新治理中与其他主体的互动行为，是一种重构组织网络、再塑集体想象的过程。这正如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所设想的那样，区域技术中心正在将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汇集到协作联盟中，专注于推动包容性区域增长。^[23]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与其他社会主体创新网络关系的建构就显得极其重要，需要作为学术合作伙伴参与或主导组建区域技术中心的协同创新联盟。

美国10家区域技术中心由研究型大学作为主导者，分别与30～80余家成员伙伴组成联盟，推动形成区域创新从“共识”到“共同体想象”的文化路径。区域技术中心联盟的治理架构通常是由工业界、风险投资界、教育界、劳动力领域、经济发展领域、政府/部落、社区领袖、金融界等领域的各一名牵头代表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在职责上负责实现技术中心的目标，确保其成功运营并合规。这意味着区域技术中心的联盟成员伙伴来自不同的行业，具有成为“集体”的社会身份基础，每一位成员带着独特的区域创新理念、技术创新身份投身于区域创新增长议程当中。在第一阶段获批立项后，俄勒冈州立大学校长贾亚蒂·穆尔蒂（Jayathi Murthy）表示，科瓦利斯微流体技术中心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将全州的大型公立大学、行业和政府聚集在一起，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的一个例子；学术界、地方社区和行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将提升俄勒冈州商业化和制造新技术的能力。^[24]

（二）设立“区域创新官”，以“游说”型角色协调利益集团

区域技术中心跨组织关系联盟的形成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影子。联盟中，利益相关者庞大且复杂，他们的受益点也各有不同，形成不同主体组成的利益关系格局。在联邦层面，“游说”现象在美国政治舞台较为普遍，作为表达某种利益关系要求的政治工具调整着利益架构。区域技术中心短期牵涉多达上亿美元、长期（10年的建设周期）关涉数百亿、千亿美元的利益网络，势必需要一个协调多方利益集团的个体或组织。对此，研究型大学在支持组建跨组织关系联盟的基础上，通过区域创新官的设置，以一种“游说”型的个体游走于区域利益关系网络当中。

一方面，区域创新官的设置是联结美国商务部与地方创新联盟的纽带。在区域技术中心计划第一阶段，区域创新官是联盟的领导者，负责持续协调其共同的愿景和战略，充当与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的牵头联系人和区域技术中心联盟治理的中心协调者。诸多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在第一阶段的叙述中提出或者规划区域创新官的设置，而且需要在设置时向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提交区域创新官的个人简历。^[25]第二阶段，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要求区域创新官以协调、领导技术中心运营为核心工作；区域创新官的薪酬等治理相关开支需作为非建设类项目经费申报，通常由牵头的研究型大学承担，这一安排也决定了该岗位需深度统筹协调多方利益。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区域创新官需要充分协调少则30余家多则80余家联盟成员的利益，还需要将各种利益诉求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向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对接。

另一方面，区域创新官的多元身份来源凸显着研究型大学利益让渡的过程。如表1所示，10家大学牵头的区域技术中心中，已有8家招募到区域创新官。这8位区域创新官4人来自牵头大学、2人来自地方政府部门、2人来自合作企业，在被聘请为区域创新官后，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关系网络协调开展区域技术中心的创新活动，当好各方利益集团的“说客”。

（三）平衡多方角色使命，以公共诉求凝聚协同创新价值目标

集体想象中蕴含的个体角色象征及其行为反应，隐喻着个体在文化空间重构中所扮演的主体角色。研究型大学则依托一种公共诉求，重构着区域创新的集体认同与文化共识。

一是协调大学学术自由与公共使命的价值悖论。历史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成就依赖于两大基石—— 20世纪初确立的学术自由原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与高校建立的科研合作关系。^[26]然而，随着全球大国博弈的叙事形成更为泛在的影响力，一种基于国家本位的公共干预模式逐渐崭露头角，以美国国家创新增长的公共话语凝聚、引导着地方政府、研究型大学等行动者通过变更使命进行回应。作为区域技术中心的首倡者之一，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倡导以“国家发展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国家增长方案。^[27]而研究型大学作为区域创新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公共干预与公共使命的重要执行者。尤其是公立研究型大学，在资金来源、行政体系、治理架构的公共性使得其在区域技术中心的布局中具有更高的参与度。

二是跨越企业资本增殖与社会责任的价值鸿沟。企业目标和社会责任存在显性的相悖逻辑，过多的社会责任关注会影响资本的集中化扩张。但在区域技术中心，研究型大学组建跨组织关系联盟，获取联邦资助、地方基金会资助等方式给企业及区域技术中心运转带来大量的货币资本。同时，以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及技术劳动力教育培训为企业带来生产资本，帮助企业进行资本增殖。而且，也通过企业资本增殖正效应的释放，扩大经济落后社区的技术劳动力就业岗位，推动企业实现社会责任。

三是平衡政府权力集中与权力下放的政治矛盾。随着政治极化加剧，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国家层面的对峙愈发激烈，国会议程时常陷入僵局；两党已逐渐将目光转向州一级，将州政府转变为影响美国国家政治决策的引擎。^[28]特别的是，“红蓝”州立项区域技术中心数量的相对平衡表明联邦政府权力博弈在州级政府下的权力延伸，凸显着政府权力的集中属性。但研究型大学将州、市、县级层面的政府及相关部门纳入联盟成员体系，体现出“地方自治”的理念。联邦政府难以直接干预该10家区域技术中心的运营，而是在研究型大学领导下发挥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实现创新增长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则通过对企业减免税收、对大学提供资金等举措，支持区域技术中心建设。

由此，研究型大学在区域技术中心的建设中已超越了单一角色，转变为全方位的空间生产角色。正如图1所示，研究型大学以学科资源黏性为抓手开展物质空间实践，牵动地区技术产业化；以包容性人才方案为载体进行社会空间表征，促进区域空间正义；以跨组织治理为纽带重构文化表征空间，形塑地方协同创新文化。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三元辩证，共同构成研究型大学赋能区域科技创新空间生产的完整体系。这一多维度的空间重塑过程，不仅改变了区域创新的地理与社会景观，而且深刻映射出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功能取向的新演变。

六、余论

研究型大学在服务美国区域技术中心的建设过程中表现出对人才、知识、资本等要素的空间配置能力。区别于以往因应区域创新需求的模式逻辑，研究型大学在赋能区域技术中心生产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三种新的逻辑。

（一）底层逻辑：从服务城市更新转向地方产业塑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主要城市更新的核心驱动力较多来自产业的转型、升级或调整。在这场城市的科技创新转向中，大学与产业的互动成为城市经济增长、韧性增强的源泉，推动着城市产业形态的高端化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29]但是产业形态与结构取决于一定的人才、知识、资本、环境等创新要素，不同城市发展的产业有所侧重，从而形成诸多阶段化和差异化的城市产业景观。例如，在转向“创新之都”前，纽约的城市形态为资本逻辑主导的金融业为主；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研究型大学作为纽约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核心组件，赋能纽约从金融中心转向或者叠加科创中心的定位更新。这时候，研究型大学依托纽约原有的医院、医疗中心等生命科学及其他产业基础，以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组建新的大学/研发中心等策略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和其他产业发展，促进纽约城市空间的更新与转型。

这种城市更新、转型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与权力的重构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依托于产业的塑造、转型。而随着发达城市投资收益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资本和权力逐渐调转方向，欠发达的偏远地区逐渐被纳入区域创新增长的新一轮布局，但并非所有的地区均拥有可以承载研究型大学功能发挥的产业基础和空间载体。31 家区域技术中心多布局于美国偏远欠发达地区，当地物质设施薄弱、社会结构复杂、地方文化多样性强。对于产业基础和空间载体薄弱的地区，诸多研究型大学不可能转向纯粹的要素输送，而是连同诸多的大学、企业、地方政府部门、劳动力发展组织、经济发展组织致力于挖掘地方的技术产业化潜力，如可以培训的劳动力、可以挖掘的自然资源等，从而在产业塑造基础上形成可以容纳研究型大学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这表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区域技术中心空间生产过程中将超越赋能城市更新转型中表现出来的参与、服务的逻辑，反而进入塑造地方产业的主导、塑造的底层逻辑，预示着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增长进程中不仅可以促进城市产业更新，而且可以推动地方产业塑造。

（二）运作逻辑：一种大学4.0时代的区域创新方法

作为社会的产物，大学在不同时代承担不同形态与责任，当下正进入大学“4.0”时代。第四代大学恰当地描述了世界各地的大学需要如何应对新经济和相关趋势，与行业、政府、社会深度联结，从而回应数字变革与劳动力市场剧变等挑战。这深刻地表明大学愈加成为包容性创新的倡导者和积极社会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创造繁荣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基于地方的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有力回应着渐趋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

这种第四代大学的身份与方法转向在美国区域技术中心有着深入的体现。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经历了创业型大学的身份转变，但在美国不断倡导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之时，面临着转向第四代大学的角色认知。在硅谷、纽约、波士顿等高度发达的高技术中心区域，研究型大学更多地以传统的古典大学（1.0）、研究型大学（2.0）、创业型大学（3.0）的身份推动着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在区域技术中心计划的政策布局下，以技术驱动的区域创新增长模式走向全美50个州域，形成31个新的区域增长极。诸多的研究型大学超越教育、科研、创业的传统身份，走向以空间生产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第四代大学的运作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型大学不仅强调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科技企业、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强调塑造一种可持续、包容性的区域技术创新增长生态，致力于在技术驱动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愈演愈烈的区域不平等问题。

（三）价值逻辑：关注技术创新的社会正义及其效益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各种类型的不平等问题愈加严峻，特别是以地区发展失衡勾连着收入、种族、性别等问题。以西海岸、中大西洋地区等为代表的创新极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大学数量、风险投资、种族结构等指标上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这种不平等集中地体现在收入不平等。2023年，美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85，接近“差距悬殊”水平。^[30]诸多的不平等推动着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增长转向。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投资美国竞争力》（Investing i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报告指出，美国地区投资不足导致地区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加剧，阻碍美国经济发挥其创新竞争力。^[31]

为了确保所有社区赢得竞争，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法，因此美国商务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落后地区进行所需规模和范围的投资，区域技术中心计划则是典型代表，致力于以技术驱动落后地区的增长。包容性增长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同，其在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将发展成果共享给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在区域技术中心计划中，研究型大学被纳入31家区域技术中心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布局当中，研究型大学通过联动行业伙伴、政府部门、经济发展组织、劳动力发展机构等行动者挖掘当地先进技术产业发展潜力，在推动技术研发、技术产业、技术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本地的少数族裔、少数群体带来职业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发挥着学校的社会功能，^[32]为地方社区生产包容性的区域科技创新空间。

（参考文献和注释见原文）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6年8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