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今天我讲讲“学术与生活”这个话题。

一、我是怎样走上学术道路的

1.什么是“学术”，什么是“生活”

我理解，“学术”是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人类尚未解决的问题，或纠正已有的错误结论，或补充已有结论的不足，或发现尚未发现的现象，或总结人类生活及自然发展的规律，这样一些创新性的行为。

所谓“生活”，就是人在社会上生存的主要内容。

2.“学术”与“生活”的关系

生活的模式很多。一个农民，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农业活动。一个工人，其生活主要是在工厂里做工。一个医生，一个演员，一个战士，他的生活则主要是看病、演戏、作战（或准备作战）。由此类推，以从事科学研究为职业的人，他的生活主要是学术工作。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学术生活。

我们还经常提到一个词叫“业余生活”，可见主要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职业关系最密切，职业之外的生活叫“业余生活”，主要职业之外的爱好叫“业余爱好”。

所以要谈生活或者人生，实际上就是你主要干什么，你靠什么活着。这样说可能就比较形而下了，比较能对照自己了。比如各位如果是上学的话，那你的生活主要是上学，学习生活或学生生活。当老师的，主要是教学生活和科研生活。

3.我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

我家是农村，祖父没上过学。但是我父亲、伯父都上了学。父亲初中毕业于滕县一中，四个班第一名。因为上高中要带饭，家里没条件，而滕县师范管饭，不用从家里带干粮，所以考到滕县师范。没想到离毕业还有半年，师范解散了。我父亲回农村当了农业技术员，以后又当了民办教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高中毕业班。主要教语文，也教数学、农业。我见过我父亲教农业课的备课本，上面画了不少的叶片，画的都是非常好的。

父亲整天看书，在东厢房里（我们农村的院子，堂屋我爷爷住着，我父母住在东厢房，西厢房是厨房，还有一个南房间，也是储物的），在床上用手端着书，让书对着小窗户，这样也不用灯光了（农村人也舍不得点灯，就这么端着书躺在那个地方对着窗户）。他不近视，我也不近视。

父亲看的书有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他跟我说且介就是租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租界，所以这个问题就跟没回答差不多。不过我记着他这个解释了，因为鲁迅原来生活在租界。《故事新编》《呐喊》《彷徨》，我父亲说过，说彷徨之后看清楚路线了就呐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当时我很小。《花边文学》，还有《萧红选集》、萧军《八月的乡村》（他当时讲过萧红和萧军的故事），还有《牡丹亭》《桃花扇》这些，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我父亲特别熟，不知道看过多少遍。《聊斋志异》也是他这一辈子最熟悉的书。

在当地这个村子叫陈楼，陈楼小学很厉害，在地主家的大院里（那个房子是旧建筑，现在讲的话就是文物了）。每年春节我父亲为全村写春联。我们村有多少口人呢？我们村在我上大学时候是1800口人，多少户大概能估出来。他们把买好的红纸，也不裁，直接就交给我父亲，我父亲就在谁家的纸上写上名。

快到春节时我父亲彻夜不回家，因为每家有几间房子，有几扇门，几扇双扇门，几扇单扇门，我父亲都清楚，他要用镰刀把纸全裁开，写对联，写门心（就是贴在门上的两边的帘），还有横批。另外，如果剩下这种小条的话，他可以写成比如说“出门见喜”，贴在门外头，人家的墙上，对着自己出门的地方。还有更小的，小方块，就写个“福”，贴在粮食缸上或者什么地方，总而言之一点纸都不剩。

我经常会给我父亲扯着，他写的时候墨可能要流，我给他扯着，他写完之后就找个地方晾着，这家的干了卷起来，用纸绳系上，再写上谁家，等着人来拿。所以每年写春联，不敢说百分之百，但绝大部分人家都是送到小学交给我父亲。

接下来谈谈具体我是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我们刚才解释什么叫“学术”，学习是学习，学术是学术。

1978年父亲通过考试从滕县望冢公社陈楼农中转到滕县师范（后恢复），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半年后，转到滕县一中，教高中语文。父亲曾在滕县一中暑假阶段，根据学校安排做过《红楼梦》讲座，受到热烈欢迎。我对文学乃至国学的兴趣，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

1981年我考到山东大学文学院，当时叫中文系，1981年9月1日报到。报到的地点应该在现在食堂西边的路边上，那时候的食堂都是大瓦房，不像现在那么高级。食堂吃饭都站着吃，没有座位，然后固定这一张方桌，固定这些人就在这个桌上，没有固定的餐具，都是自己的，你吃完了饭刷完了就放在那。所以一般来说，可以弄两个搪瓷盆，可以盛稀饭、买菜什么的，一个可能不够。勺子你吃完了饭刷干净放在那，用两个搪瓷盆扣上，为什么要扣上呢？因为食堂的窗户非常大，麻雀随便进，你可以想象那里头是什么状态，不保险。

因为我父亲是中学老师，他一改改半夜的作文，给学生校作文和校日记，要改很晚。但我发现大学的老师课不多，古代文学老师一个星期来两次，一次上两课时，上完课就走了。古代汉语老师也是这样，他们也不坐班。中学老师整天都呆在办公室里，大学老师不坐班，那么多时间他们在干什么呢？

后来我了解到大学老师主要精力用于科学研究，而研究是在自己家里。他们房子小，但一般是有个小小的书房，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书，非常的诱人，中学老师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对当大学老师有了一个期盼，希望能当大学老师。我看到阅览室里各地的学术刊物，尤其是各大学学报，发表的都是大学语文的论文，大学老师的论文——其中也有山东大学老师的论文，有的就是教我的老师。山东大学《文史哲》非常有名，影响非常大。

我还看到山东大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是名著。例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诸子新笺》《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还有历史系（现在叫历史文化学院）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八本，中华书局出的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等等。王先生著作也多，名气都非常大。

我翻开这些书，我看他们里头写些什么，这书怎么写的，写这些书具体条件是什么？你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写出这些名著呢？显然自己内心里也想写，发现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渊博的知识，第二是独到的见解。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就别写了，那不是学术，没有渊博的知识呢，这个独到的见解大概是产生不了的。

1985年本科毕业，我考上了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是教育部批准招收的，10个名额也是教育部下达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开设的专业课程也瞄准了学术方向：王绍曾先生的目录学，王培元先生的校勘学，张长华先生的版本学，董治安先生的两汉经学与文学，霍旭东先生的《毛诗正义》导读，刘晓东先生的训诂学、音韵学，王绍曾先生的古籍整理校勘专题，刘聿鑫先生的《说文解字》导读，张雪庵先生的《孟子》导读，周民先生的《庄子》导读，林瑞娥先生的《楚辞》导读。

还有专题讲座：颜学孔先生的《楚辞》，周立升先生的《周易》，张知寒先生的《资治通鉴》，蒋维崧先生的书法，吴福熙先生的诗词格律，刘敦愿先生的美术考古。这些课和专题报告，都给我很深的启发。霍旭东先生讲《毛诗正义》，让我们用竖格稿纸繁体字每人抄写一篇，我记得抄写了一篇《大雅》里的《緜》或《大明》，总之很长，自己订起来，一本子。

王绍曾先生上课，忽然有一天把课堂笔记收去，过了几天发下来，有同学说王先生在笔记本封面画了上下连环圈，四个圈为优。我看了自己的本子，四个圈。后来才知道古籍所为王先生留助手，霍旭东副所长推荐了我，王先生收课堂笔记，可能目的之一是要看看我的笔记。

我发现我的笔记有王先生批改，看得很仔细。笔记当中有红色的批改，有我记错的，为什么？王先生是江苏省江阴县人，他当过无锡尚仁中学的校长，基本在江南，建国以后才来到了山东。他的话很多人听不懂。他给我们上目录学课的时候，叫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站起来以后我就答不上来，然后他说你不会回答你就坐下吧，其实我根本没听懂他提的什么问题。

后来我留校给他做助手，他家来了客人，他会打电话说下午有什么客人来，言外之意就是我得去一趟，干什么？当翻译。我就成了内行了。不过我师母是无锡霍家的女儿，她早年因为抗战时期在炸弹附近，被弄聋了，所以她普通话不行。师母前两年才去世，活到107，我导师活到97，我师母到她不在了我才能听懂一半，但我导师的话我能听懂九成。因为我导师属于专业性的话比较容易懂，我师母说的是家庭性的话，是相当难懂。我的笔记到现在还留着。

1986年，我们研究生班去洛阳、西安考察学习，带队的是霍旭东、刘聿鑫、徐传武三位老师。我提前做功课，查考西安的历史地理，抄了一小本。经过实地考察，我发现对“终南太一”，《史记》集解、《汉书》颜师古注、《通鉴》胡三省注、《文选》李善注存在不确，写了一篇考辨文章。经过霍旭东、徐传武先生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我投了《文献》杂志，1987年发表了。这是文献学领域的重要刊物。那时我是硕士研究生二年级，两年毕业，我刚刚留校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987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古籍所副所长霍旭东先生和我正式谈话，安排我跟王绍曾先生当助教，服从王先生指挥。1988年冬，我们研究生班同学在毕业后一年多，进行了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我的论文分配给王绍曾先生指导，题目是《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

为了写这篇论文，我在1987年至1988年间花了十个月，把《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全部仔细读完了，作了十个专题的卡片。硕士论文只写了其中一个专题——“辨伪”。古代存在很多的伪书，流行过程当中的所谓作者和真实作者不统一，就叫伪书。比如说《黄帝内经》是不是黄帝写的，我们可能认为不是，请问谁写的？不知道。这就会被列入有问题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黄帝内经》作为经典的价值，所以伪书和假冒伪劣商品不是一回事儿。

中国的伪书不少，好多都是由于古代对作者问题、著作权问题没这么自觉，造成了这种混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对古书的真伪问题有很多的考辨，大概有六、七百处，我把这些全都拿出来，写在我的毕业论文里，写了六万多字。由于当时要油印，油印没有钱，又压缩到了3万多字，这样就毕业了，拿到了学位。另外九个专题的卡片一直捆着，至今没有打开。

原因是一毕业就跟着王绍曾先生干国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干七年，天天坐班。我们现在导师有科研经费，还可以稍微给学生发一点劳务费，王先生那个时候所有老师都没有经费。王先生对我最大的奖赏就是一年大概有一两次，我和刘心明、王承略两个小青年，到书店里买50块钱的书，从项目里报销。而这个账和钱都是我掌握着的，没多少钱，王先生自己也不买书，他省钱。所以那个时候跟着王先生干是你的工作，是单位安排你的，你不可能再跟老师要任何的劳务费。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还没太结束，1991年我陪着王先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在王府井大街）。原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王先生早年（一九三几年）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到商务印书馆去都已经八十好几岁了。商务印书馆所有的领导都出面，在王府井萃华楼（这是北京的十大楼，都是鲁菜，名馆子）请王先生吃饭，总经理叫林尔蔚，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请他吃饭干什么呢？张元济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留下了一部庞大的手稿有180多册，而这个项目是王先生参加过的，它叫《百衲本二十四史》。

这个手稿一直没有出版过，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唯一活着的就是我导师。在去商务印书馆的楼上我给王先生做了一个提醒，因为王先生手里项目已经够多了，我说：“王先生，这个事你要答应了，还有人干吗？”王先生说：“那咱就不答应。”但是到了王府井萃华楼，所有领导一出来，王先生就说不出一个“不”来。

最重要的是当年的领袖叫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他前身是翰林，参加过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就被开了，进入了民营界，当了商务印书馆的头儿。他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典型的国学大师。《张元济全集》都有这么厚一大摞，商务印书馆出的。张元济先生肯定是不在了。陈毅当上海市长，一解放，张元济是上海市文史馆馆长。这个人地位很高的，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毛主席要陪着逛天坛，现在留下了大照片。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请吃饭，张元济坐在第一桌第一席。

张元济的儿子还活着，他叫张树年，比王先生还大，他从上海坐飞机到了北京，也去了王府井萃华楼。为什么呢？为了他父亲的遗稿。王先生不答应也得答应，就答应下来了。我们山东大学组织了13个人的队伍，其中有的教授现在已经很有名，比如说徐超先生，在当年还都比较年轻，搞了8年才整理完。原稿在商务印书馆，170多册，后来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借用，丢失一部分，还剩下136册（近年又发现若干册，未统计在内）。

所有的原稿都非常贵重，都是我从商务印书馆用背包背回来的，一趟趟陆陆续续背回来的。还得写上欠条，整理好的稿子和原稿又一趟趟送回去，最后这个书就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再干自己的活呢？这个活干不完，那个活又来了。

再后来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国务院古籍整理重大工程），任总编室主任（1994年至1997年）。也不是季先生要主编——季先生也八十多岁了，是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1992年在香山饭店开的（到今天第四次还没召开，我还准备想参加第四次）。

在第三次规划会上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一个叫周绍良，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个叫胡道静，搞中国科技史，是李约瑟表扬过的人物。他们在会上提出来，《四库全书》纂修的时候，一共有一万多部书，其中三分之二《四库全书》没要，但是留下了每一本书的介绍，保存了你的目录，这个书就不要了，叫《存目》。

两位先生说，他们当年放在《存目》里的子书有李卓吾的《藏书》、《续藏书》，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汤显祖集》《袁宏道集》《戚继光集》这些书，认为这东西价值高。我们要把这将近7000种（比《四库全书》多出一倍）书调查清楚，找来，影印出来，和《四库全书》配起来就全了。

这两位先生提完了意见开完会就回家了，北京大学提出来说我们要承担这个项目。北京大学有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提的。分会会长叫刘俊文，他是王永兴的学生，王永兴是陈寅恪的学生。他们又推举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季羡林当总编，而刘俊文先生当工作委员会主任副总编，实际抓工作——季先生年纪大了嘛。你让找《四库全书存目》的书，存目的书在哪里，两百多年过去了，我又从事该项研究，所以我又参加这个项目。

独自承担教育部古委会重点项目《四库存目标注》（1992年至2007年），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2004年至今），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2012年至今，其中《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重大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2017年至今），主持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齐鲁文库·典籍编》（2022年至今），与王学典教授共同主持《山东文献集成》（2005年至2011年），精力全部用在国家项目上，国家项目就是国家急需，从事国家项目就是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所以我的个人研究计划《四库全书总目发微》，始终尘封在那里。

二、我的“项目生活”

我的学术生活，说白了就是项目生活，整天就是干项目，一直干到现在。

1.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这个项目是我参加的第一个重大项目，该项目1983年开始，1993年完成，历时10年。是教育部古委会资助项目，国务院古籍规划“八五”规划项目。我1987年毕业留校就参加这个项目，这年秋天王绍曾先生派我到合肥查阅清代安徽人著作100余部，目的是查清楚这些书的作者、生活年代、书的写作年代、书的内容以及在四部分类中的归类。

我花了半个月，在安徽图书馆、博物馆把这些书初步翻阅完毕，回来向王先生交了差。那时候出差有个规定，如果不住旅馆，剩下的住宿费一半归个人。我借住在安徽教育学院学生宿舍里，半个月节省的住宿费买了一个刺绣的被面，让我母亲给做了一床新被子，用来结婚。

参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共七年。王先生出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我1985年考上研究生时王先生75岁。1987年毕业留校正式成为王先生的助教，那时王先生77岁。1993年《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完成，王先生83岁。2000年该书中华书局出版，王先生90岁。2002年获教育部一等奖，王先生92岁。

参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期间，主要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阅览室坐班，一起坐班的古籍所同事还有刘心明、王承略等人。当年都是刚毕业，王承略还没毕业，现在他们头发都白了。不过我头发没白，这是我母亲遗传给我的，我母亲八十好几，只有几根白发，但是我父亲是一根黑的也没有，全白了，遗传的太厉害了。图书馆古籍部参加项目的还有张长华先生、沙嘉孙先生、李艳秋女士，不在古籍部的成员还有刘泽民先生、苗同圃先生、鲁军先生、祁雅鸣女士等。王先生、张先生都是白头发，我们几个青年整天跟老先生在一起，尤其是王先生，退休返聘，我们三个小青年天天跟着，到了上午十一点半，就从图书馆四楼古籍部匆匆下来，快步走到数学楼古籍所办公室，拿信拿报，再说上几句闲话，从数学楼出来，各自回家了。日复一日跟王先生干，我现在想想王先生这么大年纪，他的精力真不得了。

通过参加王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七年时间，我学会了古籍目录学。在参加项目之余，我还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王先生承担的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渔洋读书记》，要我合作。这个“渔洋”就是王士祯，康熙年间的诗坛领袖。这个人读书很多，留下了很多读书的体会、评论，叫作《渔洋读书记》。我在王先生指导下，翻阅了《王渔洋遗书》十函，把王渔洋的读书题记、评论摘录出来，共640篇，予以标点、分类，形成一部目录学专书《渔洋读书记》。1991年8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第二件事是王先生陆续开出书目，让我读书，写提要，共有100多部，都是中国目录学，尤其是版本目录学的要籍。我一部一部读，撰写提要，交王先生批改。通过这个训练，我对明清近代藏书家、藏书史、中国古籍的重要善本书，有了系统的了解。王先生的计划是编一本《版本手册》，“版本目录举要”是其中一部分，可惜《手册》没完成，“举要”的稿子也还没有系统整理。山东省社科院于首奎先生组织编写《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其中“图书馆学目录学”“综合类图书”两个部分，是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我写的“举要”大都改成词条收进去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吴格先生曾转告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崔建英先生看了这部分提要，曾予以肯定。我跟崔先生一点交往都没有，他早就不在了，他是一位古籍专家。

第三项工作是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为了这个项目，曾跟王先生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海源阁书目》，阅览并过录善本几种，同时分工整理了一部分杨绍和《楹书隅录》《楹书隅录续编》，增补了海源阁藏宋元善本流出以后各家经眼的题跋。其中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赵万里等《中国版刻图录》、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都有涉猎，对版本学和善本书志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2.《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

这就是在王府井萃华楼交给王先生的任务。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那么优秀传统文化在哪里？第一，在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里。现在有标点的古籍总的看是冰山一角，其他大部分还沉睡在图书馆里头。我们山东大学古籍部就有几十万部书，不得了。第二，在地上文化遗存里，如万里长城、故宫、泰山、曲阜、西安碑林等。第三，在地下文化遗存里，通过考古发现，诸如秦始皇兵马俑、安阳殷墟、四川三星堆、龙山城子崖等。第四，在口耳相传的传说和人民的传统生活里。

这其中最系统、最丰富的当然是历代典籍。历代典籍最核心的是《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到《明史》，这二十四部正史是中国历史的最系统的记载、最权威的表述，经过宋、元、明、清各朝不断整理，乾隆时期定型为《二十四史》，由武英殿雕版印刷。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主持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采用二十四部史书的早期刻本汇集影印成一部古本《二十四史》。例如《史记》用南宋黄善夫刻三家注本、《汉书》用南宋初刻本（所谓景祐本）、《后汉书》用南宋绍兴刻本、《三国志》用宋福建刻本（前三卷配南宋衢州州学刻本）等等。

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商务印书馆成立“校史处”， 我现在的项目叫“校经处”，就差一个字，人家“校史”，咱“校经”，哪来的呢？就是整理《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时候，稿纸上就叫“校史处”，所以我们印的稿纸叫“校经处”，这就是个传承。校史处由张元济亲自主持，校史处主任汪诒年，副主任蒋仲茀，王绍曾先生为校史处成员之一。参与校史处工作的还有赵荣长、胡文楷等。

当时以宋元旧本与乾隆武英殿本对校，还参校明代南监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等，形成了173册校勘记手稿。《百衲本二十四史》从1930年到1937年陆续完成出版。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时局长期动荡，《校勘记》未能出版，张元济挑选164则写成《校史随笔》一册出版。到60年代中华书局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主持全国专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标点，这二十四部史书山东大学承担了五部，不得了。王仲荦先生牵头，卢振华、张维华都是主干。王仲荦、张维华都在八尊铜像中。

他们为了点校《二十四史》，从商务印书馆把张元济先生团队的手稿全部借去了，借去之后没有音了。直到文革后王绍曾先生发表文章呼吁《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必须整理出版，当年借《校勘记》的经手人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才发动同人从中华书局找出《校勘记》133册（16种）归还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收到《校勘记》稿本，即委托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

从1993年到2000年，历时8年，王绍曾先生主持完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18册，参加整理者：杜泽逊、刘心明、王承略、程远芬、李士彪、赵统、刘祥柏、邵玉江、徐超、王培元、傅根清、靳永，加上主持人王绍曾先生共13人。《校勘记》稿本内部包括初校记、二校记、三校记。又有蒋仲茀先生整理的“定本”。

例如《三国志》校勘记7册，包括定本4册，参考本3册。其中“定本”是蒋仲茀先生整理的，而参考本3册才是原稿。校勘记主校本是底本宋刻本与武英殿本，通校三遍。参校本则有十种：晋抄本、大字宋本、宋补本、另宋本、元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汪氏校本、清孔继涵校本，加上宋本、殿本，共12个版本。

蒋仲茀的“定本”对参校十个版本的异文材料基本上没有吸收，而影印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改正的底本错误一千三百余处，蒋仲茀定本均不予出校。有鉴于此，整理者程远芬经与王绍曾先生商议，把参考本（原稿）被定本舍弃的全部内容均吸收到整理本中，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三国志校勘记》。至于宋本（百衲本影印本）、殿本，根据王绍曾先生的要求，逐条进行了复核。所以整理工作至为复杂。

我整理的是《史记校勘记》等。全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原稿都是我从商务印书馆一趟一趟用旅行包背回来的，整理后的成果也是我陆续送到商务印书馆的，我还协助王先生分辨这部庞大稿本里头哪些是张元济先生亲笔，对整理大型稿本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2007年《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获教育部二等奖。

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1992年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由周绍良先生提出来的。1992年12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刘俊文、中华书局张忱石等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提出编纂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计划，获批准。

1993年成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刘俊文任主任，我应邀加入工委会。1994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成立，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至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齐，共1200册，收书4508种。我担任工委会委员、常务编委、总编室主任，常住北大前后四年。

我为什么会被邀请加入《存目丛书》工委会、编委会呢？我在1992年1月份到北京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稿子，陆续去送。送完以后去琉璃厂去淘旧书，淘旧书的时候我就买到了《四库全目》单行本。上面有人批注，民国年间（因为里面加了开明书店的稿纸）。这个批注有红色和黑色，其中红色都是从四库提要来的，不值钱，而黑色虽然很少，那是批注者自己查出来的。

他要干什么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都是同行，他要为这6793部书调查下落。他在民国年间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在我那个时候就能办了。于是我花了80多块钱把这书买回来了，而我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60块钱，比现在来说是很大的开支。前人没有做的事情我来做，大概需要弄个几十年。

回到家以后开始做，把《四库存目》全部抄在十一个本子上，隔四行抄一个，这样调查的信息好填。问题在于我刚开干，国务院第三次会上周绍良先生、胡道静先生提出来的的意见登在国务院《古籍简报》，全国有几千个人可以看到，我也看到了。我看到以后心想：国家图书馆如果组织人干的话，还有我的份吗？我找了董治安先生，他去参加了古籍规划会，也是我导师之一，又是古籍所所长。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开几个专家的名字，你给他们写信，把你的设想写下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样我给几位先生写了信，傅璇琮先生、赵守俨先生、复旦大学章培恒、北京大学安平秋，全是古籍界头号人物。我写了这个东西以后，结果被先生大加表扬，傅璇琮先生把我的规划登在了国务院古籍出版简报，俨然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山东大学有人在做。而我的凡例是用文言文写的，我的目的是用来吓唬吓唬外人，他一看我用文言文写的，又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他不会贸然跟我撞车，这是我的“阴谋”。

北大方面要印书，得知道书在哪里。傅璇琮先生收到过我的信，他说你们要印这些书得知道书在哪里，是什么版本，山东大学有人在做这个事情。于是北京大学来信找我们副校长——分管文科的乔幼梅教授。乔老师是历史学院教授，就去文学院问：“有没有个小杜啊？”文学院老师说：“是有啊，不知道他干什么，他在古籍所。”于是又问了古籍所的所长董先生。

董先生听说校领导打听个小青年的情况，于是就和我说：“乔校长问你的情况，你去汇报一下。”我怕见领导，所以我就写了两页纸，把我的情况塞到乔校长信箱，没去。乔校长给北大回了信，说一通好话，说我是王先生的学生，如何厉害。我到现在没见过这封信。北大的人告诉我乔校长对你评价很高。北大方面正式给我来信，邀请我入伙。我到了北京大学参加这个项目，这时候王先生的事还没了，王先生说你到北大快快地了了回来，并不希望我去。我到了那里之后脱不开身，他让我当总编辑室主任，这是国务院的项目，又是校领导派去的，怎么办呢？所以我在北大待了四年，我担任这个《存目丛书》工委会的委员，编委会的常委编委，总编辑室主任，这就是我的角色，整天在那里看书。

机会也来了，人家有国务院批件，有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的批件，你带着批件去图书馆看书，他对你都很客气，想看什么看什么，所以条件非常好。我把《四库全书存目》里的书都过了目，都进行了鉴定，应该说有五千种以上，而时间只有三年多，紧凑得太厉害了。这个过程我就略过去了，不细细地讲了。

《四库全书存目》一共1200册，这么大一本，4508种书，包括古籍大约200万页，每一页看了不止一遍，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而是一个版面一个版面看——我们是搞版本学的。我看书要做记录，不做记录，我的《四库全书存目标注》如何完成呢？我需要把鉴定的依据记录下来，并且要用繁体字楷书，因为我没有机会回去复核了，每天大概只睡5小时。《存目丛书》结束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因为它是国务院项目，有几次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在完成项目之前，工作委员会刘俊文先生说：“杜泽逊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四库全书存目》专家，没有他我们不知道要出多少错。”这是他的原话。所以在竣工大会上编委会委托我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总结发言，我的总结发言是在火车上写的。为什么？因为我要回到山东大学把我的导师接去参加这个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因为王先生是顾问。

我在这边通知好，买好票，夜里来，白天陪着王先生去。我在来的路上带了一些复印的废纸，我在这一路上把总结报告写完了，因为全都装在我脑子里头。王先生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开会，我当天夜里把稿子重新念了一遍，因为他告诉我的讲话是15分钟。15分钟能念多少字呢？5000字。

这个总结报告后来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为什么会发在《文史哲》呢？《文史哲》的主编叫蔡德贵，而蔡德贵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而东语系的负责人是季羡林，而这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主编季羡林，是他老师。所以他说杜老师咱这个东西不要拿到北京去发了，发在咱这个地方，好给季先生看。我说行，就发在这个上头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获得了第一届霍英东贡献奖。当然在山东大学评职称时，《存目丛书》因为是影印，里头没有任何一部书是我写的，而我既非总编，又非副总编，所以给予零分。这当然不足以动摇我的信心。

4.《四库存目标注》

《四库存目标注》这个项目的起因，是1992年1月我奉王绍曾先生之命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稿子。完了之后去琉璃厂海王邨大院看古书，买到一部民国间学者批注的《四库存目》，引发了我的思路。《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单行本，此前还没见过，这是第一次。民国人的批注是版本，红色的来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黑色的是批注者知道的版本信息。

当然，黑色的条目很少，不过动机是清楚的，那就是和清代邵懿辰一样，调查标注各书的传世版本。《存目》书6793种，要一一查清各书版本，是巨大的工程，所以我当时的计划是慢慢来。可是1992年5月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周绍良、胡道静先生那么一讲，我就坐不住了，就有了请教董治安先生，给傅璇琮先生写信，以及1993年我应邀加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工委会。

考虑《四库存目丛书》急需要我的调查成果，我的《标注》工作也就加快了，除了查各家书目，我专门去了上海图书馆。那是1993年夏天，上海极热，我在图书馆走廊站着查卡片箱的卡片，热得透不过气来，图书馆也临时休班了，我走到大街上，买了块绿豆冰糕，咬一口嚼嚼咽下去，透心凉，这才平复下去，回去继续查。吴格先生约我去吃饭，我也没有去。

我在北大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与各图书馆建立了密切联系，对调查《四库存目》各书版本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条件。平时少有人能去的北京市委图书馆也去了，图书馆在市委大楼顶层西边，书相当多，室内书架用厚塑料布盖着，据说因为楼顶漏雨。明版书不少，我们看了一部明嘉靖版棋谱，很罕见。

1996年冬天我陪王绍曾先生去了台湾，15天时间。去台湾，他是老国民党，朋友很多，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儿子也要来，轮流请王先生吃饭，我的任务就是记录、预约明天中午谁家吃饭，后天中午谁家吃饭。台湾大学黄沛荣教授是邀请者，他告诉我一天只能答应一家——王先生年纪大了。

人家来车接，中午吃了饭送回来，基本上是这个状态。送回来之后要睡午觉，趁着睡午觉的时候，我跑步到他们的图书馆看我要看的《四库存目》的书，看了几十种，大多是刘承幹嘉业堂的明版和清初版本，稀见。碰见了一个山东老乡，她叫王秀珍，是黄县人。她没回过家，她父母从大陆逃走的。她一看山东大学来的，说我们是好老乡。

小姑娘刚工作，东吴大学毕业。她说：“杜老师你要看什么书，你把单子全给我，我给你查好书号，取出来放在这儿，你看完一个我给你递一个。”因为我每天只能中午去看，我琢磨着王先生要睡醒了，我得跑回去。

1998年又与罗琳、张建辉、刘蔷、黄爱平、周积明几位专家去台湾参加了两岸四库学研讨会。有一天他们去台中、台南玩儿去了，我这时候去图书馆，带着面包和水。从进去到晚上关门一口水没喝，只有这一天时间，就得回来了。管理的一位女士，她叫我杜先生。她说杜先生你一天没吃没喝，我给你泡一杯水。我说我包里都有，我没有时间。

他们送给了我很多资料。去之前人民大学有一个老师叫宋平生，一个古籍专家，他说：“杜老师你上了台湾，我只给你交代一件事情，你要开口要书，你看见好书就说我要，你会说吧？”我说我会说。他说：“他们是有赠送的义务的，他们拿了国科会的钱，这个东西应该赠送给专家，只要你开口人家很乐意送给你。”

我心想太好了，然后给了我两大箱，书很沉，问我能提动吗？我说提得动。我就提到图书馆门口真就提不动了，打了车就弄到东吴大学去了，住在东吴大学钱穆故居，到了那里就好了，找朋友往大陆寄，就弄了一批资料。

《存目丛书》结束后，我开始写定《四库存目标注》，其间与各地图书馆专家友人写信很多，得到很多支持帮助，《标注》终于在2005年完成。这部书全部繁体字手写而成，有初稿、定稿两部手稿。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八册（第七、第八册索引是内人程远芬编的）。从1992年算起，前后15年。这部书算得上我的代表性成果，2022年获得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

5.《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

《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原名《清史•艺文志》，后清史委改名《清史•典籍志》）都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主体工程项目。

《清人著述总目》开始于2004年9月1日，到了2012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修改，2018年修改工作完成。著录清人著述22万7千种，字数1300万字。

这个项目开始时，网上资料还不那么丰富，所以采用了传统办法——抄卡片。参加抄卡片的师生共300多人，抄制卡片130万张。经过合并重复，计得清人著述22万7千种。工作极其繁琐，2012年完成后，又陆续修订，2023年暑假才由中华书局出来清样，16开40册，共25000页。

这40册清样要审核，我就请了80位专家（大都是原项目组成员），两人一册，审两遍，计划2023年底完成。

《清史•典籍志》是国家新修《清史》的一部分，任务是著录清朝人的重要著作。“重要”也是相对的，我们的规划是从《清人著述总目》中选择十分之一进入《清史·典籍志》。十选一，就算是精选了。如何选呢？我曾当面向《清史》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表示过，我们选择精华，标准是什么？谁来选？包罗百科，数量庞大，例如诗文集就有五六万家，十选一也有五六千家，一位清代文学史家，要从数万种诗文集中选出十分之一，很困难。有名的人物挑出三五百家，其余的就进入“盲区”，不好选了。

我反复考虑，想到钱仲联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前言所说的，清代文学家名单，靠个人见识开不出来。他的办法是开出了二十几种目录，包括《清史稿·艺文志》别集类、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作为根据。

我想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处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各行各业有作为的人物十之七八包括在内了。三十三种清人传记，包括《清史列传》《清史稿列传》《碑传集》等。我又加上三种：一是卫生部主编《中医大辞典》内的清代中医（在医史文献卷）；二是张之洞《书目答问》后边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三是新编《清史》进入列传人名单。共36名单，计二万余人。我们把这二万余人在《清人著述总目》电子表格中加上标记，当然这二万多人有的是武功，不见得都有著作。

结果是，二万余人著述拿出来是58000种。这58000种著述，有的无传世版本，有的仅有残卷，还有的是选本（如魏宪的《皇清百名家诗选》内各家的诗集）与诗文别集（如王士禛《带经堂全集》九十二卷、朱彝尊《曝书亭集》八十卷《叶儿乐府》一卷）并行，还有辑佚书（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每一种均独立一目。于是删去无版本的、仅存残卷的，删去选本，保留全本，删去辑佚书子目，保留辑佚书总书名。经过删减，仅存18000种。

再将这18000种散入《清人著述总目》，加上特殊标记，就发现以下情况：一、著名人物有不在二万人之内的，如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方玉润(《诗经原始》)等，予以增补。二、有的类目特殊，如弹词、宝卷、子弟书、通俗小说等，作者或为化名，或不题作者，或虽实名而其人不显于世，因此入选者甚少，于是按十选一的比例予以增补。三、有的类目入选者超过十选一的比例，例如地方志，主修者大都是省府州县的长官，进士身份，往往进入二万人之列，所以入选者较多。

于是对地方志入选总数进行压缩，每个地方保留一种内容较全的，同时对名家修志尽量收入。除了这三种情况外，还有家谱类，品种较多，按十选一的比例，入选数量偏多，于是调整为二十选一。当然对名门望族仍优先考虑收入。这几个方面调整之后，仍按十选一的比例检验每个小类，发现入选率过高或过低的，同样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予以增减。

清代经学、小学、金石学、历史考据学发达，入选率稍高，也符合实际。经过这样的平衡，入选22万余种，基本实现了《清史·艺文志》的计划。为慎重起见，特殊类目请专家审核，中医类请山东中医大郭君双女士，经部请刘晓东先生，曲类请黄仕忠先生，翻译请郭延礼先生，小说请邹宗良先生，伊斯兰教请马平先生，都给予专业性指导。刘晓东先生看了经部后说：“经部增加二十余种，删去二十余种，改订二十余处。”刘先生特别表示：“重要的著述都在内了。”

这就证明我们根据三十六种传记名单遴选清人重要著述，又根据十选一的比例予以增减调整，方法大体合理。南开大学历史学家乔治忠先生应王学典教授之邀来山大访问，特别问我《清史·艺文志》如何遴选，我汇报了以上的方法。乔先生予以认同。

《清人著述总目》从2004年9月1日开工到2023年暑假中华书局寄来清样，经历了十九年，加上后续的审校清样，加编书名、著者索引（约75万条），正式出版要超过20年。我和我爱人程远芬教授都持续投入这项工作，参与合作者约400人。我们夫妻从41岁，到60多岁，才见成果，在今天的考评体制下，这样的学术项目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主张无论如何困难，都要坚持做这类大项目。在文史学科，大项目可以解决大问题，可以出现标志性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创造更大的成绩，因此学术文化意义也就更大。

6.《十三经注疏汇校》

2012年1月山东大学合组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把原文史哲研究院、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编辑部合组起来，成为规模约60人的国学性质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许嘉璐先生任院长，王学典教授任执行副院长主持工作。合院伊始，学校注入经费1千万元，王学典院长即在山东大学网站发布在全校征集儒学研究项目的公告，范围其实为“国学研究”。结果报了109项，经过学术委员会投票，入选49项，其中重大项目4项，得票最高的是我申报的《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研究》，获得立项经费80万元（后增加到120万元）。2012年3月召开了启动会，项目正式开始，到今天已经11年半了。

《十三经注疏汇校》实际上是清代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升级版。原因是早期重要版本阮元没有见到的比较多，阮元已经校过的十行、闽、监、毛本也有不少漏校。我们把唐石经、宋、元、明、清主要版本进行了通校，校三遍，写成校勘记，再把宋人和清代、近代的校勘成果逐条附于各项校记之下，眉目清晰，源流灿然，极便学者使用。工程浩大，师生合作，坐班校书，从15人团队扩大到今天的39人团队。

已陆续完成了《尚书注疏汇校》（中华书局出版9册）、《尚书注疏校议》（中华书局出版1册）、《周易注疏汇校》（中华书局正在排版）、《周易注疏校议》（中华书局正在编辑排版）、《毛诗注疏汇校》（已完稿，正在主编逐条审订过程中），目前集体从事的是《礼记注疏汇校》（已完成乾隆武英殿本分校记、毛氏汲古阁本分校记），正在从事乾隆间和珅影刻南宋刘叔刚刻十行本分校工作)。我推算了一下，《十三经注疏汇校》，如果按部就班由一个人干，天天干，不能开会，需要450年。如果10个人干就是45年，如果20个人干就是12年半，如果30个人干就成为可能，否则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一开始组织了15人队伍，后来组织20人队伍，现在队伍有39人。你一天能干多少？你不能多干，多干了以后质量上不去。所以第一种《尚书注疏汇校》，中华书局出来了，得了山东省特等奖，国家奖还没评出来，我希望能得个奖，但是也可能得不上，这个就听天由命了。

《十三经注疏汇校》既然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典籍，但是辛亥革命以来就批孔，而十三经反映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人物是孔子，所以上百年来没有机会从事这项工作。真正改变这一局面是习总书记到曲阜发表了个讲话，已经十周年了，那可真是太厉害了，以往的领导都去过曲阜，从来不发表信息。这牵扯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庞朴先生在山东大学当儒学院院长，他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叫“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重大项目在当时是相当领先的。

真正的重大项目要解决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呢？还没解决好，还需要我们继续来研究，要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第二个结合。总书记说了第二个结合只有结合好了，我们的现代文明才有中国特色，否则就谈不上中国特色。而第二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十三经注疏汇校》的整理工作长期以来没人做，用是有人用。我们现在使用的成果还是200年前清朝嘉庆年间的成果，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成果，我们必须得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果，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典籍。

这种工作过去都是朝廷做的，现在由山东大学来做。但是它毕竟是国家的项目，拿的是公家的钱，所以跟在北京做是一样的。这个任务非常大，在我退休之前是没有可能做完的，好在我的学生都成长起来了，愚公移山不是要子子孙孙干下去吗？咱们也要子子孙孙干下去，这个是不能含糊的事情。昔人云：“积日月岁年而后成。”信然！

 7.《山东文献集成》 

这个项目是王学典教授和我共同主持的，王先生为主，我为辅。主编是山东省长韩寓群同志，副主编是朱正昌、展涛、蒿峰、齐涛、陈炎、王学典，编纂处主任王学典，副主任杜泽逊。

这个项目也是基于客观原因，展涛校长告诉王学典院长，说：“学典兄，山东省给了我们不少的钱，我们不要再作为教育部直属学校而不理山东了，怎么能做服务于山东的事情呢？”王院长就给我把展校长的话说一遍，我说：“有啊，咱们做《山东文献集成》。”“你赶紧连夜给我写个报告。”写了以后，王院长是历史学家，他的敏感度很高，经过他的修改，递给展校长。

那时候书记是朱正昌，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他认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你想我们起步有多早？《江苏文库》、《广州大典》那时候都还没有，最后是山东省省长韩寓群亲自批了，让山东省财政直接拨款，一次拨了500万。那个时候各大高校都在贷款，连利息都还不上，居然拨了那么多钱。而且后来拨了第二批300万，那是多少的重大项目能抵得了。

请问，你说你手里还有项目没干完的，山东省的项目咱不干，你能开得了口吗？我给王学典老师说这套书我们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是主编，我们请韩省长当主编，这就是山东大学最大的诚意，活咱干，就是这样。第一批韩省长就参加了首发式，山东大学还在困难之中，韩省长说：“请秘书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他一笔就划了5000万，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不仅赢得了声望，还真正在山东省和山东大学之间架起了桥梁，我们现在服务山东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而在当时教育厅的官们净是山师大的老师，山东大学学生干嘛去了？都跑北京去了，我们班毕业了之后有45%进入了国家各部委。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优越感，“觉得在山东就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现在要改变这个观念，服务山东就是服务国家。

这个项目启动于2006年初，完成于2011年9月，经历了六年时间。共影印山东人著述以及非山东人撰写的关于山东内容的典籍1375种，其中稿本352种，钞本295种，合计647种。刻本545种，排印本52种，石印本92种，磁版本1种，拓本4种，钤印本4种，印本计698种。

就是说大约一半是稿本、钞本。这些典籍沉睡在图书馆、博物馆，很难被人阅读利用。既然不能阅读利用，那么其中记录的先人的活动、智慧、思想、情感、审美活动等内容就不为人知，那么优秀传统文化也就难以被继承下来，更说不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

所以《山东文献集成》4辑200册影印古书1375种，是对文化、学术事业的重要贡献，这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更希望从事创造性劳动，我们也更希望出创新性成果，我们也尊敬那些创新型人才，可是为创新成果做好整理传播工作，使创新成果显露于人世间，并为更新的创造提供材料，这样的工作也同样要有人去做，并且不具备专业水平的人他也做不了，做不好。这是我们引以为欣慰的一点。

我们今天山东省搞重大项目，搞《齐鲁文库》，首先找到王学典老师和我，为什么？连江苏省搞《江苏文库》也是让我参加的，要我们介绍经验。来自复旦大学的信息就是《山东文献集成》是搞地方文献当中最精致的一套书，我们是树了一个标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参加评奖呢？省社联评奖对现任领导主编的书是不接收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官们就不要去评奖了，要不然人家是评你还是不评你，这我是赞成的。

也就是说我们参加这种公务活动，主编省长、副主编校长、书记、教育厅长、副校长陈炎老师，排到我六、七名去了。而且书又是影印的，有一位领导问我：“杜老师，《山东文献集成》很重要，哪本书是你写的？”我说我要写不瞎了吗？我是搞古籍整理的，既然你没写那就零分。

我在当选为山东大学优秀教师的时候，我代表优秀教师讲话，那一年教师节的优秀教师，其中一个人叫李术才，我们两个一块站在台上，并且我代表优秀教师讲话，我比他还“高一级”。我在讲话的时候陈述了我得零分的历史，当时校长徐显明校长、书记李守信都笑，为什么呢？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当校长之前，我这样说是希望他们更英明一些。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后悔过，我们怎么能因为不挣分而后悔呢？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他的文化遗产需要整理，需要继承，怎么能因为这么点事就动摇我们的信心呢？我在上面讲这个事情是当玩笑来讲的。

8.  《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

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2017年12月4日正式启动，到今年已经进行了近6年。本项目的基本方法，是把日本人或中国人已公布出来的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汇为一个联合分类目录。“中国古籍”是指中国人写的书，而版本属于“古籍”范围的，大体上说是辛亥以前产生的刻本、活字本、套印本、饾版拱花印本、铅印本、拓本、石印本、珂罗版印本、手稿本、钞本等。当然也包括中国人著作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刻本、钞本等版本。已采集条目45万条，大体告一段落。下一步，合并条目，把同一书的同一版本合并为一条，注明收藏单位及书目来源。然后分类排序。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他们在调查了海内的古籍资源之后，他们需要调查海外的古籍资源，中国古籍留到了海外，不一定是他们抢去的——咱们不是也买英美的书嘛，人家当年有些书是买去的。从唐朝就买，到宋朝还买，有些书咱们国家没有了，这得到海外寻宝，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找到了山东大学，他们是从复旦大学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日本，因为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最多，研究中国古籍的水平更高，复旦大学说我们不能接这个活，我们没有这个队伍，你上山东大学找杜老师去吧。

人家四个人来到了山东大学，春节以前来的，我说我现在不能干这个活，我现在手里的东西太多了，《十三经注疏汇校》我退休之前校不完，我不能干。当然我们互相认识，他们就走了，就找别人。后来给王学典老师做了汇报，给社科处也做了汇报，社科处副处长是王涛副处长，就在这儿坐着，他说送上门的项目你怎么能推呢？王学典老师也这么认为。多少钱呢？120万，而一个重大项目现在才80万，送上门的项目都不要？王学典老师说：“你不行你不能培养培养青年吗？你不能干你不能让青年干吗？”正好我的助手王晓静博士后留下来了，那就请她来主持吧。

这个项目的采集条目工作靠的是学生团队，工程浩大，耗时甚久，但已可预见其成果。这个项目是对海外中国古籍资源调查工作的重要一环，因为国外藏中国古籍当以日本为第一，研究中国古籍的成果也当以日本为第一。

9.《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

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在2020年的6、7月份，中宣部古籍小组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杜老师关于《永乐大典》还有什么项目可做？我是国家古籍规划小组成员，我认为这种咨询是家常便饭，于是我微信回复了：传世的《永乐大典》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整理。以前都是照大典里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不够的，整理的办法有六项，报上去了。

他当然也同时征求了别人的意见，后来打包报告给上级，最后总书记做了长篇的批示。在7月27日批的，批示之后就通知我们山东大学派一位分管的副校长，也就是王琪珑副校长和我去参加贯彻落实的会，在中宣部的会议上传达了总书记的批示。同时批示的还有王沪宁、黄坤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现在到广东当书记去了）、孙春兰。毫无疑问，传世《永乐大典》进行系统整理这个活直接就派给山东大学了，等于王校长去领回来了。

在暑假里又来了中宣部的所谓密件，为什么叫密件呢？这个批示还没有公布，只能作为密件，密件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活作为重要任务分配给山东大学了，当时郭书记、樊校长都在那做了长篇批示，要提供一些方便。后来在开党委常委会的时候，我说这个项目是我提的不错，但他们一开始找过我，我说我不干，我现在项目干不完。过了一个月又找我，说杜老师这个项目不是个人能干的，需要组织人力，我们经过研究认为组织大型古籍项目最可靠的人就是你。

我给校领导说，我也起了私心，就把这个项目给“搂”下来了。郭新立书记在会上批评我说：“泽逊，你觉悟太低了，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怎么能叫‘搂’个项目呢？”校领导都在那里笑。那次会议决定把文史楼给了我，二层全部给《永乐大典》项目，把老晶体楼的《十三经注疏汇校》，把蒋震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全部搬到那里去，把这个房子全部环起来。文史楼北楼修完之后，你坐在那里南北都是绿树，是神仙之地。山东大学文科哪里有那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把房子给你？因为你承担了光荣任务。你的《永乐大典》项目，你的《十三经注疏汇校》，你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以及刚要清样的国家清史重大项目一律都在那个地方来举行，所以林武书记也来看这个，教育部领导来了也看那个，那个地方成了一个看点了。在这种情况下能说我不干吗？不能。

2021年12月20日正式立项，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永乐大典》存卷标点本，拟于2023年完成。《永乐大典》存世八百余卷444册。参加标点工作的专家200余人，基本分工是，每人标点两册，复核两册。二是完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会校》。办法是把现存《永乐大典》引用的书，全部拆分成单条，再各归其书。每部书的引文条目，进行重新排序。存世的依据原书排。不存世的则推定其应有顺序来排列。无法推定的，依据在《大典》内出现的先后排。

在这个过程中，与相关版本进行校勘，异文写入校勘记，作为参考。不改《大典》原文。对《大典》引用的这些书，按《四库全书》体系分类。形成一部《大典》存卷辑本，叫《永乐大典分书重编会校》。对读者利用《永乐大典》有较大的便利。整个“《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工程计划十年完成。

10.《齐鲁文库·典籍编》

这是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齐鲁文库》的一个分部，是山东省省委常委会通过的一个决议，要启动山东文脉工程。为什么叫“文脉”呢？赓续中华文脉，这是总书记说的，江苏叫做“江苏文脉”，咱叫“山东文脉”。山东文脉干什么？第一件事情把山东省历朝历代的文献，包括红色文献找来印出来，印出来之后才能看，才能电子化。你连书都看不见，搞什么现代性转化？

所以书籍影印是第一步，分九编，其中古籍部分叫《典籍编》，我担任《典籍编》的主编。2022年底正式启动。目的是搜集影印山东文献。《典籍编》收集影印的是辛亥以前山东人著述以及非山东人著述而内容与山东直接相关者。2023年9月《典籍编》已出版100册，影印古籍二百多种，其中儒家经典、重要子书、名家诗文集收入一大批，标志着山东省在中国文化奠基阶段先秦两汉时期居于领先地位。

本辑收入的历代名家著述的重要版本也很可观，例如：梁刘勰《文心雕龙》明弘治十七年冯允中刻本、宋赵明诚《金石录》明崇祯五年谢恒钞本、元代东平王祯《农书》明嘉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司刻本，元张养浩《元张文忠公归田类稿》清乾隆历城周永年、毛堃刻本，清陈介祺稿本《潍县陈氏宝簠斋金文册目》二卷、《潍县陈氏宝簠斋藏刘集金文目》一卷、《潍县陈氏宝簠斋藏李许集金文目》一卷、《利津李氏集金文目》一卷、《簠斋金石墨拓释存》一卷、《陈簠斋释齐刀拓本》一卷，共计六种，都值得特别重视。

近年地方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形成高潮，山东省在地方文献整理方面，前有《山东文献集成》《孟子文献集成》《孙子集成》《墨子大全》《孔子文化大全》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而《齐鲁文库》的编纂出版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上一层楼，值得关注。

以上共介绍了10个重要项目，这之间往往同时进行，齐头并进。我自1987年工作以来，几乎没有脱离过集体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国家和山东省的重大项目。我的生活主要是学术研究和教学，而学术研究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时间，不分上班下班，不分白天与夜晚，没有周六与周日，也没有寒假与暑假。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学术生活，也可以说是项目生活。这样的生活不见得适合很多人，但对我来说是相对适合的。我没有想过更好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没用的问题。一有时间我就考虑赶紧干项目，完成科研任务，可是项目却越干越多。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团队，以学生为主的团队，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友谊，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才是我们的希望。

2023年10月10日夜起草。 

校经处同学录校，陈浩、丛方怡、苏悦整理。

10月11日在山东大学明德楼二楼报告厅讲。

苏悦据李蒙蒙、李亚男速录稿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