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梳理工作不但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而且贯穿了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可以说，我的学术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文献梳理，另外一条就是学理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或许正是因为两条腿走路，所以我的学术之路才走得踏实、稳健，学理研究所得的结论也较为坚实可靠，不致自误误人。
中华书局引我进入古籍整理大门
我的研究工作是历史所的大家带我的，我走上古籍梳理的道路，也离不开老先生们的提携厚爱。最初则是中华书局的老编审先生们带我的。
我最早做古籍梳理就是中华书局约我点校颜元、李塨《年谱》。我进入古籍梳理工作也由此开始。这个事也事出有因。
这就要感谢中华书局的一位老编审。这位先生叫胡宜柔，是胡先生把我引进古籍整理大门，并且像带徒弟一样带我出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晗先生生前主持《中华历史小丛书》,胡先生负责具体工作。对于其中的《顾炎武》,他们认为原来的本子不理想。胡先生知道我是专门做顾亭林研究的，就约我重新写。因为那套丛书是普及读物，不能太深了，不能依据我们学术文章的风格，而要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要让群众愿意读，所以我写完后，胡先生亲自改——按照他们历史小丛书的体例改。由此，就让中华书局了解我了，我也与中华书局开始结缘。胡先生觉得我可以往古籍整理的路上走，才把颜元、李塨《年谱》交给我点校。这位老先生已经过世了。如果还在，当过百岁了。
做完这两个书后，他们就放心了。随后中华书局就开始交一些大的项目给我做。首先是稍微大一点的《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大概七八十万字，还有《杨园先生全集》。这两套书都是比较大的书，过去没有谁整理过。这两个书也得到认可了。这几本书点校难度高，尤其是《榕村语录》和《续语录》难度极高，从来没有人做过。特别是《续语录》,是晚清才开始印刷出版，很多人都没看过。
说到《榕村语录》,还有一件让我颇感意外和有趣的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有一次我接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老所长,也是院士的席泽宗先生的电话。席先生突然给我打电话,我很意外,因为我们以前没通过话。席先生很客气,称我“陈先生”——实际上他还是老师辈——说,“陈先生啊,我很感谢你啊!”我赶快说,“先生啊,我没有做什么事啊。”他说,“你点校的《榕村语录》我用——引用了其中的话,并且在新加坡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了。大家反应还好。谢谢你!”他就是打个电话谢谢我。这可能是因为《榕村语录》中有很大一部分谈天文历法,记录李光地与康熙皇帝的那些经历。康熙皇帝提出问题让他们讨论,涉及天文历算问题。
一个自然科学家、科学院院士关注这本书，这虽然是一件意外的事，但也从中可以看出点校《榕村语录》及其《续语录》的难度。
《榕村语录》和《续语录》的点校难度很大,因为内容很博,涉及面很广。这本书是李光地的弟子做的,目的是要把李光地打扮成朱子的形象。有鉴于李光地在清初,特别是康熙朝的崇高地位,所以《语录》走的路子就是《朱子语类》的路子,是像《朱子语类》那样的高规格。如果你只懂宋明理学,而不懂宋明的政治史和学术史,就无法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知道我点校后,来向我约稿,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榕村全书》。现在《榕村全书》又纳入了《八闽文库》。
我曾经给贵州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建议过，贵州可以借鉴兄弟省份的经验，像过去编《黔南丛书》那样整理出版贵州的古籍，做一个《贵州文库》。很高兴，《贵州文库》出来了，首发式我也参加了。我很关注很关心《贵州文库》。但是一定要注意质量，一定要选准人。谁来点，这个很重要。点校者一定要把点校工作当作一个“事业”来做。
杨园先生的人品很高，但学问不算是很大的第一流学者。在明末清初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引领风气的作用。他是从阳明学中走出来的，因为他们那一批人在阳明学中看不到前途，最后只有向朱子学回归，“由王返朱”。另外，他又不是搞门户之争的理学家，不去为谁争正统地位。他是主张从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出发，思考如何来稳定这个社会，解决这个社会的危机。在张杨园先生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朱子学，所以才“由王返朱”,向朱子学回归。另外，他也很博大，他作《农书》,在农学史上影响也很大。
《清儒学案》则是我自己主动点校的。因为我跟杨向老读书时，老先生要做《清儒学案新编》,我自然要了解老的《清儒学案》。从70年代末跟杨向老念书，就开始读《清儒学案》,读了几十年。我知道这个书的价值，我就有点校《清儒学案》的计划。后来河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就问，因为《清儒学案》没有出版过，只有民国时的刷印本，能不能出个点校本，由我来点校?他们欣然同意。点校《清儒学案》用了我几十年的功夫。从1978年开始，我就开始读，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点校，到21世纪初才开始出版，所以是几十年的功夫在里面。毕竟这套书太大，清代的学问太大，有些东西我未必把握得准，所以这个书我自己都认为还有很多还可以斟酌的地方。
也是老天爷关照，有一年突然九州出版社来了一位总编，带着一个人来看我，就专门谈我点校的《清儒学案》再版的问题，让我重新做。那当然好啊。新版开本也改大了，改成16开本，而且也做了两本的清样。我又花了功夫，逐字逐句地把这两册做好了。我很满意。结果一拖十来年了，渺无音讯。后来我曾经打过电话问九州出版社，原因是这书不是他们出版社的计划，而是一个挂靠在他们名下的民间出版机构的计划。该机构因为经费问题而没出版。九州出版社再三给我解释，说不是我们不愿出版，而是因为没有经费，等这个机构有了经费后还会出的。那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啊!
古籍整理的艰难与辛苦
中华书局后来也出了《清儒学案》,点校者是比我年长的一位老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很辛苦。从这个本子出版后的反应来看，我们也可以更加了解古籍整理的艰辛和难度。
朱鸿林教授在台湾的成名作品是《〈明儒学案〉点校释误》。顾名思义，该书就是专门纠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版《明儒学案》的失误和不当，共有上千条。我去台湾认识朱鸿林教授，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我从台湾回来后，就把这个书交给中华书局，就是交给当年约我做《榕村语录》的那位先生。他是我们贵州同乡，是兴义人，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比我还长，长两三岁。我说，这个书台湾批评得很厉害啊，指出失误上千条，我们能不能好好斟酌一下，重新出一个《明儒学案》修订本?结果没有下文了，这位先生也不还我书。我不计较，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计较。听说后来中华书局也吸收了朱鸿林先生的批评意见，重新修订出版《明儒学案》。
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观念，认为点校就是简单的断句加标点，不是的，不是谁都可以做的。还不说“点校”,就是仅仅是“标点”都是一项很难的工作。点校是一个复杂而辛苦的工作，长年累月，黄卷青灯，字斟句酌，甘苦自知，辛苦而寂寞，惟有亲身经历者方知其中之艰难困苦。它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还要有视之为庄重之事业的敬业精神。
“一人劳而万人逸”,点校不仅对于学术研究很重要，可以方便其他人的研究，而且对于个人的学术成长也有好处，有志于传统学问的年轻同志,不妨从点校一部古籍开始。这是一条最踏实、最有效,而且最能培养人才的路子。陈援庵先生当年在辅仁大学讲“史源学”时,就是如此。陈援老上课用的书也是没有点校过的古籍,如《日知录集释》、《 结崎亭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陈先生就叫跟他的弟子断句,找每一条文献的出处,这就是“史源学”。这样就把学生培养出来了。陈援老培养出多少高才弟子啊,但方法恰好是非常朴实,也是非常有用的。陆宗达先生当年跟黄季刚先生念书时,黄先生的方法就是让他连点三部段注。第一次点完了,交给黄季刚先生,黄先生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他再买一部来点,这样连点三部。陆先生是《说文》大家,但先生的起点恰好也是从基本的标点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之下,开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工作,由顾颉刚先生主持,参加者都是当时史学界的大家耆硕、饱学宿儒,我的恩师郑天挺先生也参加了其中的《明史》,张政烺先生参加了其中的《金史》的标点工作。由此可知点校工作之重要和难度,其要求之高,标准之严,一般人难以想象。
另外，标点本《资治通鉴》自1956年6月出版，当初《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由范文澜、顾颉刚二位先生统领，参加标点的有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何兹全等著名学者。即使这样，吕叔湘先生都还撰有《<资治通鉴〉标点斟例》,指出部分标点讹误。更可见点校工作之艰难。
古籍整理很重要，但目前我们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所以需要从长计议，着眼于人才培养，这是百年大计，不可忽视。应该把古籍整理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实行“传帮带”的形式，让老专家与年轻人结合。与其让古籍束之高阁，久等适合的点校者，不如让年轻人参与，从容培养，假以时日，一定会有好的专家学者。具体来说，可以在老专家的指导下，让年轻人做第一道工作，然后请老专家逐字逐句地看，但老专家不能只是挂个虚名，名义上是“某某审读”,其实没有看稿子，那是误人子弟，也是对国家学术不负责任。我这一辈子也是老一辈在培养我，是史学界和古籍整理界的大家前辈在培养我。古籍整理界的很多大家我都见过，也曾有幸得到他们的指点。
从90年代中叶以后，我就被吸收进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会议了。古籍小组先是让你参加工作会议，了解你后，才让你正式成为规划小组的成员，这也算国家和老一辈的认可和荣誉吧。这样我就得以接触到很多老一辈的古籍整理大家，比如顾廷龙、任继愈、刘乃和先生，还有陈援老门下的弟子史树青先生，当时我也见过。还有好些其他的老先生。我得以参加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和最终进入小组，也算获得老一辈的认可吧。
我的古籍梳理工作
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文献之重要。我做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就发现由于文献不足,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许多主张,尤其是若干关系到把握全局的认识,尽管新意迭出,然而往往缺乏充分的文献佐证,所以一直注重文献的梳理工作。
可以说，古籍梳理工作我从未中断过。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出版了《颜元年谱》《李塨年谱》;80年代中,应中华书局的邀请,我整理《榕村语录》及其《续编》,于90年代出版。当时《清儒学案》我也整理完毕,但出版拖到了2008年。进入新世纪,从2000年开始,我带领一批年轻的同志编撰《乾嘉学术编年》,历经四载,终于完稿。其初衷不仅是为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份资料,同时也是想培养一批年轻人才。2009年,承福建人民出版社错爱,约我整理《榕村全书》,2012年整理完毕,次年出版。
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近年。
叶衍兰先生与叶恭绰先生祖孙二位合著之《清代学者象传》凡作二集。第一集为叶衍兰先生著,上起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下迄道咸间姚燮、魏源,共著录清代前期学者169人。所著录学者,大抵人各画像一帧,撰小传一篇,像传辉映,相得益彰。第二集为叶恭绰先生著,上起清初钱谦益、孙奇逢,下迄清末民初江标、李希圣,共著录有清一代,尤其是第一集所缺之晚清同、光、宣三朝学者200人。除去与第一集重出之侯方域外,实为199人。
经顾廷龙先生编辑安排,于1953年,在安定珂罗版社影印出版。惟国家多故,世变日亟,虽经恭绰先生20年之苦心搜辑,而是时所影印问世者,仅为江西画师杨鹏秋摹绘之各家画像。至于二百家之传文,则尽付阙如。20世纪20年代中,清史馆所修《史稿》争议正炽,董理一代学术史风气方兴。《象传》第一集的问世,顺应潮流,引领风气,颇为四方瞩目。一时学坛及社会名流,若康有为、王秉恩、樊增祥、沈尹默、冒广生、蔡元培、于右任、罗振玉、谭延阁等,皆有序跋或题签。20余年之后,《象传》第二集出。时当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困难重重,虽由叶先生自费仅印二百部,但亦得郭沫若、陈叔通二位先生题签。据悉叶先生曾以此集一部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有答书致谢,且索观第一集。恭绰先生原拟续事纂辑,将第二集所缺各家传文补齐,然而迄于1968年8月病逝,此愿终未得一践。
1986年1月,顾廷龙先生将《象传》之一二集合为一编,亲笔题写《清代学者象传合集》书名,敦请潘景郑先生撰序,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潘二位先生此举,一则是对两位叶先生卓著业绩的纪念和表彰,再则亦把传承文明,完成前辈文献大家未竟事业的任务,交给了后起学人。我早先读《象传合集》,既于两位叶先生之筚路蓝缕而深致景仰,亦以《象传》之未成完帆而惋惜。此后20年间,将《象传》续成完书之想,每每萦回脑际。2008年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卸去兼任行政职务,得以专意读书问学。恰逢商务印书馆丁波博士来询《象传》整理事宜，于是多年夙愿得此机缘遂告付诸实践。
2016年4月，在《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竣稿后，未作停歇，旋即开始《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的整理。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于2021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我已七十有八，身体已然衰老，但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文献之重要。
清王朝灭亡后，“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清史稿》。然而清史馆开，正值民国肇建，军阀纷争，社会动荡，并非史家潜心修史之时。故而蹒跚十四载所成之《清史稿》,错讹甚夥,争议不绝。《清史稿》成书之后，迄今曾经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集中整理。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自50年代末起，国家集合四方专家，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系统点校。第二次则是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众多清史专家合作完成的《清史稿校注》。
同《清史稿》全书相比，《儒林传》本来基础很好，既有《清国史》旧文可据，又有晚清国史馆耆硕缪荃孙先生提供之初稿，理当脱颖而出，独步全书。缪先生过世，在其后的八九年间，如果后继者能够勤于比勘，精心校核，则不难订讹正误，去非存是，编就上乘信史。恰恰相反，由于史馆管理无章，统稿乏人，加之后期急于成书，斧钺随意，以致酿成《儒林传》的过多失误。
《清史稿》的两次整理，于《儒林传》用力重点各异。前者系具有开拓意义的创举，做了可贵的传文分段，并施加新式标点。后者乃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原则，利用存档史稿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校勘，出有校记476条。之后，以传主著述、碑传、年谱及《实录》《会典》《起居注》等官私史籍为据，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逐传精心校读，遂成前辈师长交给后起学人的为学功课。
我对《清史稿·儒林传》早就很熟悉。早在1978年10月，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追随先师杨向奎先生求学时，《清史稿·儒林传》就置于案头，作为入门史籍而随时检读。光阴荏苒，转瞬40年过去，当初所购《清史稿·儒林传》,而今装帧已多破损，然从中所获教益，则受用终身。我读的时候，每有疑问，就录之专用卡片，置诸纸质硬盒。久而久之，苦于卡片盒无处放置，便径记于各传天头、地脚，乃至字里行间。岁月流逝，字迹漫患，早年之所记竟有难以辨识者。因之晚近以来，就有将历年所记整理成帙之想。感谢商务印书馆，他们不仅给我提供了专用的稿子，而且在完稿之后，还出版我的手写稿。
始料未及的是，近年我身体健康急剧下降，几乎不能思考、读书，无法继续学术研究。若天假我以时年，馈我以康健，我仍愿继续从事古籍梳理工作。
来源：《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