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这直接表现为研究人员规模迅速扩大、研究梯队完备和研究方向日益丰富。同时，新闻传播学学科仍存在若干突出问题：经验议题缺乏积累，成果沉淀性不足；新问题与新概念层出不穷，但尚未形成本土化理论突破；新闻传播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新闻传播学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之间对话不足。当然，新闻传播学学科亦面临新媒介技术和学科积累互动所带来的诸多发展契机，这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作者：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志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宗益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6期。
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缺乏长时段和整体性的学科发展综合评价，这对于洞察和反思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与趋势颇为不利。本文依托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开发的人文社科综合指数，以2009—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进展为研究对象，对十年间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期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学的内在规律与发展方向。
一、十年（2009—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综述
2009—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研究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研究梯队逐渐完备，研究方向日益丰富。在这一时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关注度较之过去十年（1999—2008年）有显著增长。
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变迁与多种因素相关，比如国家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新理论的引入、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媒介产业的扩大等。十年间，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传播现象，塑造新的传播权力格局，因而引发国家重视和更多资源的投入。各类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纵向课题，无论是立项数量，还是资助金额，都有快速的发展。大量新的理论概念被译介到中国，用于解释这些传播现象。新闻传播学科的总体发展情况是研究队伍代际更替、研究议题更新频繁。就研究队伍的代际更替而言，“80后”的学者开始进入新闻传播学界，海外留学博士开始较大规模回国任教，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力量。他们主要来自美国、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等国与我国香港地区，研究取向以量化研究为主，有助于增加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新媒介技术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亦不例外。这一阶段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试图回应这一问题。相关的主要学术问题是：新媒介如何影响了公众的舆论表达、新媒介对国家治理带来了什么影响、新媒介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此外，媒介理论、“媒介化”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者对媒介理论在中国的落地和推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过去十年（1999—2008年）处于焦点位置的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在这十年间逐渐衰落。这与媒介场景变革密切相关。在网络媒体时代，“受众”概念面临着挑战，新媒介时代的公众不再单纯是信息的受者，通常也是信息的传者，“用户”“内容产消者”等概念被用以指代新媒介时代的公众。与“受众”概念衰落相应的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下滑。经典传播效果理论，比如使用与满足理论、涵化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都在新媒介环境下走向衰落，相关成果已经较为少见。学界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开始转向对新媒介用户的传播行为研究。传统媒体经营能力的式微也导致媒介经济与管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收缩。当然，媒体融合是这一领域新的增长点，得到学界的关注。一些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化，诸如物质性、具身传播等媒介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都得到推进。新媒介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后真相”“群体极化”“信息茧房”“算法”等领域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并且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概念或理论都被用来批判性地分析中国的传播问题。新闻传播学也越来越多地吸纳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概念，跨学科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二、新闻传播学科结构性关系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传播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凸显其重要性。从发文数量看，2009—2018年，第四轮新闻传播学学科评估评级为B+及以上的16所高校（参见本文第五部分），共发表C刊论文8124篇；从影响力看，“互联网”作为关键词已经逐渐渗透到其他学术领域，成为不得不讨论的“场景”。因此，过去十年间，新闻传播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可见性有所提升。其中，高校在学术研究机构中占有绝对中心的地位。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力量通常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的高等院校中，这些院校构成了本学科最主要的学术生产和知识创新力量。
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包含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与其他一级学科不同，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边界较为模糊。在历史上，新闻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由新闻史和新闻理论构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学由美国和日本引入，扩大了新闻学的内涵，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如今，由于两者共同关注传播媒介及其表征，因此相互渗透，边界趋于融合。
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词上。首先是新媒体，可以说2009年以后，新媒体成为本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其对照的是由广播、报纸、电视所构成的“传统媒体”，互联网诞生以后，新闻传播的业界和理论都进行了重构，由此新媒体成为一个流行词语，甚至这个词语还渗透到历史研究中，譬如有人提出“报业作为晚清社会的新媒体”之类的说法，可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十年中，网络或平台成为最重要的新技术，尤其是微博，其作为社会中新的公共讨论平台，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随后不久，随着脸书、推特、微信等新兴技术媒体平台的兴起，一个新的概念被引入——社会化媒体或社交媒体。2015年以后，社交媒体逐渐把掌媒、三微一端等概念吸纳进自己的概念体系中，因此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
在更为具体的研究议题中，媒体融合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关键概念，2014年以后，围绕该概念形成的学术论文数量繁多，该主题讨论的是新媒体的兴起对传统新闻传播行业的冲击。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等各自分殊的媒体必须在互联网平台上相遇融合，由此对新闻传播的生产方式、信息呈现、传媒经营、新闻人才培养等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国际传播是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发展，新媒体进一步突破了地理的限制，因此“地球村”隐喻在技术层面越来越成为一种迫近的现实，由此也带来了政治和文化的新挑战。全球新闻传播、国家间交往等愈发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在此背景下，数字主权、国际舆论、国际新闻成为本学科重要的知识空间；“国家形象”“一带一路”等带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议题，也成为本学科的重要知识增长点。
在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以外，计算传播与智能传播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尤其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有：大数据研究以及与之关系紧密的数据新闻研究；算法的运用与人们认知环境的变革研究；后真相社会的研究；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课题说明新闻传播学科具有与时俱进、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
随着研究者从经验转向理论，以更具学理性的方式探讨这一阶段的变化，“媒介化”这个新术语逐渐成为本学科重要的理论概念。“媒介化”概念较为清楚地表达了新媒体兴起后对社会各行各业的渗透，其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因此学者常常引用该概念，用以阐述新媒体自身作为一种机构的兴起及其对其他社会关系的重组。但随着使用者增多，这个概念亦有泛化和常识化的倾向，以及与中介化概念混为一谈的情况。
以上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在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学科中较为凸显和活跃，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新闻传播学院中。
新闻传播学作为新兴学科，议题活跃，因此全国性会议十分频繁，规模最大的是本学科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下设二十余个二级分会，每年举行年度学术年会，参与人员达千人；除此之外，各二级分会按照研究方向召开的二级分会年会，亦在各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除了学会的年会外，还有一些具有自身特色且定期举办的会议，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每年主办的“中外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每年举办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由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自发倡导举办的“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等。同时，还有分布在各高校小规模、主题集中的论文工作坊，如南京大学“传播与历史”研究小组春秋季工作坊和长三角青年传播学者论坛等。因此，规模涵盖大中小型、主题全面或聚焦的学术研讨形式已经全面覆盖新闻传播学科。
新闻传播学科的论文以往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很少出现。2014年，荆学民、苏颖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一文实现了突破，显示出本学科逐渐在顶尖期刊上获得发表机会的趋势。而从总体上看，在入围C100的顶尖核心期刊中，目前有三本期刊收录来自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论文，其中包含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学术月刊》，以及两份专门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论文的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国际新闻界》。
三、新闻传播学科历时性演变进程分析
（一）十年来高校科研院所各方面经费投入增加值的结构性改变
十年间，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的总体投入比此前十年有较大增长。这种增长不仅表现在经费投入量的增长，而且表现在经费投入结构的多元化，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985”“双一流”经费等，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量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9—2018年新闻传播学学科立项情况表
注：数据整理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和国家社科基金官网。
通过对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单位的数量统计不难发现，获得立项数量前24位的单位中，高等院校占据了23个，占比95.83%，是新闻传播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副其实的立项主力军。其中，立项最多的是中国传媒大学，高达60项，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41项，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暨南大学分别为39项、34项、34项、31项，均超过了30项。这6所学校共承担了239项（高校承担共计1584项），占比15.18%，接近总量的1/6（具体数据见表2）。这说明6所学校在该领域学术实力雄厚，也说明了这些学校在推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上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立项数量有24个，排在第13位，雄居非高校类研究机构的榜首。
表2 2009—2018年新闻传播学学科单位立项情况
注：数据整理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和国家社科基金官网。
（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学科队伍发展变化
十年间，新闻传播学学科队伍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稳中有升，师资队伍的代际更替相对平衡，是新闻传播学科队伍发展的黄金十年。一方面，近十年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老教师相继退休，给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和科研院所的师资和科研队伍补充带来一定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经费投入的持续增加，各高校院系和科研院所引进优秀人才的待遇条件不断提高，引进人才的渠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和多元化。
目前各高校院系和科研院所的新进人员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国内哲学博士点培养的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乃至计算机等领域的博士，这批青年学者比上一个十年有所增长，构成了新进人员的主力军。二是在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或者通过阶段性的国内外联合培养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学成归来，加盟各高校院系和科研院所。这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构成了新进人员的新生力量。三是部分高校院系不断加大外籍学者的引进力度，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国际化学术水平和交流程度。在总体上，尽管老一辈学者的退休带来了师资队伍波动，给各高校院系的师资队伍建设带来了较大压力，但是，高质量、多元化和国际化的人才后备军将有效缓解前者带来的压力，并促进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师资队伍的稳步增长，同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师资队伍的代际更替平稳发展。随着各高校院系引进人才力度不断加大，学科队伍建设的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不同层次的高校、院系在师资队伍规模和质量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三）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学科不同学术机构学术地位高低变化
教育部学科评估在评价相关机构学术地位变化方面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参考第二到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变动情况，可以对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界不同学术机构的学术地位高低变化总体状况进行分析（见表3）。
表3 新闻传播学学科第二至第四轮学科评估情况
注：●表示该校评估所在档次，表示该校本轮评估在下一档。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在第二至第四轮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评估中有6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稳居前8，3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复旦大学）稳居前4。但也有一些学校在前8的榜单中进进出出：“A类方阵中有2所高校2次进入前8名（北京大学、暨南大学），3所高校1次进入前8名（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总体来看，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代表的老牌新闻传播学科院系领军地位稳固，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新闻传播学科则迅速崛起。在第三轮评估中两所理工类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表现突出：“华中科技大学第二轮评估是并列第7，第三轮上升为并列第5，第四轮和复旦大学进入A档（俗称并列第3）；上海交通大学第二轮评估并列第13，第三轮评估并列第10，第四轮评估进入A-档（俗称并列第5）。”
（四）十年间新闻传播学学科二级学科主次秩序更新
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划分为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传媒经济学以及网络与互联网7个二级学科。十年来，在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中，传播学、广告学、传媒经济学、网络与互联网这4个二级学科在师资队伍规模上处于明显上升和扩张的态势；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这3个二级学科的队伍建设在全国层面上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相比之下，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的队伍建设和研究活跃度在总体上处于明显下滑状态。这些学科变化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实践息息相关。
四、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与原创性评估
（一）十年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
根据分析每年新闻传播学最重要C刊的焦点议题，大致可以发现，在传播学领域（见表4），尽管经典的效果理论仍然有顽强的市场，但符号学、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带有批判性色彩的理论在这十年的影响非常大。媒介环境学的重要性被不断放大，加之学界2016年前后开始系统性地关注媒介化理论、媒介学理论和媒介技术哲学理论，为传播理论前沿转向媒介入射角和媒介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在新闻学领域（见表5），传媒机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与社会环境变迁，以及主要由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催生的技术环境变迁，在这十年中迅猛而深刻重构了中国新闻业的内容生产方式，从业者的角色身份与职业认同相应发生变化，“新闻”的体裁、形式和社会角色也随之一新。在剖析这些新实践、新现象、新问题的过程中，本土新闻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也相应拓展，研究方法更加规范，理论深度也有所增进。
表4 2009—2018年传播学研究历年热点议题与理论焦点
表5 2009—2018年新闻学研究历年热点议题与理论焦点
（二）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原创性贡献
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的主要原创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详见表6和表7）：其一是通过对本土传播实践（包括城市空间与乡土空间）的田野调查和媒介考古，深入地讨论和实践了如何深化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其二是通过传播学史和传播思想史的视角试图对西方的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对话与反思，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理论提供创新思想资源。
表6 2009—2018年传播学研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表7 2009—2018年新闻学研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年度/新闻学研究原创性理论
五、新闻传播学科学术生产的知识地图
根据南京大学研发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资源库”进行数据提取，围绕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中“B+”等级及以上的16所高校（具体名单参见表8），在“作者”“关键词”两部分进行呈现，同时，选择TOP10关键词进行列表罗列。将16所高校2009—2018年间论文发表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放在一起，去除其中与出版相关的关键词，以及新闻传播、数字化等内涵较为泛化、适用范围较广、不一定指向特定议题的关键词后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为十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生产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地图”。
表8 第四轮学科评估B+以上的学术机构地理分布
从地理位置的分布上看，新闻传播学科排名较前的高校集中分布在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在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但都在GDP超过万亿元的大城市和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见上表）。这些城市和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城市扩张与城市化速度较快，常住居民与外来人口众多，为这些地方的传媒业发展积淀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受众市场。大都市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断对信息传播提出更高期待与更复杂的需求，使得这些地方的传媒组织表现尤为活跃，新理念、新实践、新问题不断涌现，从而为这些地方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机构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田野和经验素材，吸引业界与学界的新闻人才向此集聚。
而透过高频出现的研究关键词，可以看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趋势的高校，十年间关注的焦点在有所聚焦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特色，形成了一幅由若干中心议题与“次中心”议题交织而成的研究版图（见表9）。
表9 第四轮学科评估B+以上的学术机构研究版图
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媒体形式与新媒体实践是上述这些高校共同关心的中心议题，尤其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勃兴打破了以往传播活动的“中心—边缘”关系，改写了“传者”“受众”之间的力量对比与互动模式，给新闻传播学既有的研究视角、阐释框架和诸多经典理论带来全方位的冲击，引发学界的普遍关注。
政策导向下的传媒机构“转企改制”，以及随后的媒介融合或“三网融合”同样备受瞩目。它们重塑了传媒机构的组织架构，以及传统媒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的结构性位置。这类与媒体转型相关的议题连接着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它一方面观照曾经支撑着本土舆论引导与内容生产体系的传统主流媒体，如何适应市场化环境与技术迭代之下的身份角色转变；另一方面展望旧有的媒介技术形式如何嵌入数字技术敞开的全新媒介技术座架。
在16所学科评估B+以上的高校普遍关心的中心议题之外，“大数据/数据新闻”与“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新闻报道”两个“次中心”议题，某种程度上是从“新媒体/社交媒体/网络媒体”和“转企改制/媒介融合/三网融合”两个中心议题的交集中衍生的更具体讨论。北京、上海的高校对大数据和数字新闻业有较为密集的讨论。在“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新闻报道”这个议题上，除京沪以外，江浙高校的表现也较为突出。
与对新技术和新现象的观察相比，“新闻教育”和“近现代中国新闻史”更多是对新闻学研究中经典议题的延续与传承。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在这两个议题上深耕多年，将其打造成自身的研究专长与研究特色。除上述讨论较为集中的议题以外，一些高校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专长，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环境新闻报道与国际传播研究、四川大学的传播符号学研究等，都是典型代表。
六、新闻传播学科主要发展问题归纳及未来研究展望
在取得学科发展成绩的同时，新闻传播学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十年间，这些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传播学积极面对现实社会的变化，但新媒介带来的现象日新月异，新闻传播学过于跟着现象跑，追逐热点现象，描述性研究居多，学理性研究偏少，导致一些经验议题缺乏理论关怀。真正沉淀下来的优秀成果并不多。
第二，新闻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的贡献不足。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受益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但很少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有所贡献。从引用关系来看，新闻传播大量引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而其他学科则较少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第三，新问题与新概念层出不穷，这虽然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把捉变动的现实，但也会造成理论的连续性和积累性不够，很难形成真正本土化的理论突破。
第四，研究方向日益细分，研究的对象和议题过于琐碎，不同方向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变得更加困难。
未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发展趋向可能有如下几点：
第一，新媒介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算法塑造着人们可以看到的世界。在不久的将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沉浸式传播技术、可穿戴设备等也会更深入地影响人们的信息接收和对世界的感知。可以预料的是，数字化智能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后果，将是新闻传播学未来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二，新媒介技术不仅重塑着社会，也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方式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各级党政部门将非常重视传播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和后果。新智媒介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数智媒介与国际传播的效能必将是未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第三，新闻传播学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会在媒介本体论与媒介认识论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物质性、具身性、媒介基础设施等研究议题，媒介化社会理论等研究领域将极大地推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化进程。
第四，计算传播学近年来异军突起，引发学界关注，也成为一些高校重点支持的方向。这一领域的研究群体较为年轻，后备力量也比较多，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因此，它会是下一个十年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五，跨学科研究是未来研究的趋势，这一点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学科交叉的领域，比如政治传播、媒介社会学、健康传播、科技传播、数字人文等，未来可能会出现知识爆炸。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及其反思研究”（23AXW012）、南京大学文科卓越研究计划“十层次”项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南京大学教授袁光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卞冬磊、重庆大学讲师谌知翼对本文做出的贡献。〕
